清华名家的做事哲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清华名家的做事哲学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清华名人的做事哲学，告戒后人，做事的准则，做事的艺术。

第一章　自强不息、做事严格

■人生范本：陈寅格

严以律己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是其中最有趣的的要算陈寅格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教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有一位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美国着棉裤、足下蹬丰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格先生了。

进清华后，和同乡们闲谈，偶然提出了一个“谁是清华最好的教授”的不大聪明的问题来。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陈寅恪先生”——一个刚被我认识的名字。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眼力有识见、而且都跟着陈先生上过课的人。他们的话，我自然相信。但奇怪的是，不但同学们对陈先生这样地推崇，就是教授们也一致的推崇陈先生。每回我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辄看见冯芝生先生很恭敬的——好像徒弟对着师父那样的恭敬——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路，一边听话，直至教室门口，才相对的打了一个大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因此，我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像陈先生那样的人，在现在一班自命站在时代前线的人的眼光中，大概是再落伍也不过的了；但是为什么他又是那样的伟大呢？我想也许就是因为他肯落伍，肯不跟着一班只会呐喊不会做事的人去抓住他们的所谓时代精神，所以才这样的。这便是先生的精神，先生不声不响地做学问，不为名昨，严格地奉行着自己的准则。

先生为人在各个方面从不特殊，旧日清华的教授大多数每年开两门课。当时先生开两门课不特殊，也特殊。先生自少年时即体弱多病（见先生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石泉整理，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八年中，颠沛流离，温饱都成问题，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教学研究不辍。后又远渡重洋，双目失明，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在这样情况下，以超人的精神意志，坚持开两门课，似不特殊，实特殊也。

一次午饭后，先生命我去中文系，请中文系安排他授课的时间，他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当时，先生是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从我和先生见面后几个小时，看到先生双目失明和健康不佳，内心一直感到凄苦。听到先生的话，我冒失地说：“您身体很弱，在历史系讲一门课已经够累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讲课？”先生看了乍我，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就这样，先生开了两门课。“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的内涵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是真理。先生是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第四代，渊源于贤者之门，不是偶然的。

我在记述一九四六年寅恪先生在清华讲授两门课，又联系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讲两门课的情况，旨在说明先生一生的教学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不同，每次内容都是新的。先生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作他认为应作之事，他认为平常事，这就是先生所说的“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何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谤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文所云读书为了得到吹捧，为名为利，是俗谛；上文所云先生忠于教学职守，是真理的发扬，下文谨述先生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是极高的史学研究造诣，也是真理的发扬。就先生而言，前者属于做人，后者属于治学；前者为高尚道德品质，后者为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二者同源一体，不可分割。不学习和了解先生的做人及其质直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了解和学到先生的治学和学术成就。

先生的一生都是在自强不息的奋斗，靠着这种精神才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就，三心二意是不可能求得真才实学的，如今还有谁肯像先生那样做学问呢？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道德听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在上课前，我写满两块大黑板。先生准时讲课，我扶着他走进教室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增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沉重听，两节课，中间虽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我做些有关备课和沉重作业的事。

严以治学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也好，×××她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陈寅恪晚年提出这一原则十分重要，这样，他就提前预防了在他死后滥充他的学生的人。本此原则，陈寅恪晚年，真正够得上他的学生为数极少。刘节（字子植，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届毕业生，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是其中一个。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刘节敢于讲出这样“触目惊心”的话绝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有着真正的、陈寅恪式的学术思想为基础。换句话说，他确实受过陈寅格的真传。

在授课过程中，陈寅恪更是一本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在30年代课堂讲授期间，他虽身体瘦弱，但从不辍讲，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一次假；他治学、讲授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央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以武则天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驱使下，纷纷涌去听讲，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学术而来听者获益匪浅，为好奇而来者大失所望而去。在课堂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失太快之感。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可以听上好几遍，仍有新鲜感。

在陈先生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代学究的治学之风，更能看到一种精神，一种民族精神，那就是身处逆境，自强不息。这也是清华的精神。以这种精神处世的人，我认为是了不起的，以这种精神做事，能有什么事做不了呢？

□团结奋斗，不断进取

漫步在清华校园，注意过往的每一个人，你可以发现他们是那样的自信与快乐。如果你仔细体味，更能感到有一种融洽的气氛，仿佛亲情一般连结着你和我。所有的清华人仿佛一个整体，他们互敬互爱，共同奋斗进取。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不断发展壮大。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清华为祖国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9年6月前苏共中央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后就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一切资料；还讥讽中国离开他们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宋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中国人憋着一肚子气，发愤图强，开始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定为“596”。当时国防尖端事业发展非常迫切，按照周恩来的话说，那就是政治任务，还特别成立了核武器研究院，清华校友王淦昌、彭桓武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北大校友郭永怀，三人同时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集聚了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和尖端人才。其中清华校友占很大比例，有不少工作如采样组等都是50年代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为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爆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核事业中的清华人有钱三强、汪德熙、朱光亚、唐教威等均因杰出成就而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还有赵九章、王大衍、陈芳允、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治、刘广钧、胡仁字、乔怡……其中邓稼先还被张爱萍将军称之为“两弹元勋”，这是受之无愧的。应该说，这与清华大学早期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等名师的教育培养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风有很大关系。现在他们终于走出使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重要一步。在原子弹的研制中，众多的优秀科学家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他们的水平与欧美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这是历史事实。

西南联大校歌的最后两句，“待驱逐倭虏复神京，还燕碣”，祖国何时能有威慑敌胆的武器，不再受人欺辱？原子弹的研制，清华学子为它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罗布泊内聚集着多少清华英豪，清华终于励精图治，实现了它当初立下的夙愿：学到先进的科学文知识，以圆祖国繁荣昌盛之梦。

和其它尖端科学一样，核武器的研制也是集体性的工作，50年代中期以后毕业的大学重做具体工作的主力，而清华毕业的学生又占较大比例，新老清华人团结拼搏，克服大西北天冻地寒的恶劣环境，不畏险阻，实现了“爱国、成才、奉献”的新时代精神，这是清华教育的成功，是清华史上一个永远值得荣耀的光辉篇章。

在清华1956年开设的一批新专业中，有工程物理、工程化学、无线电电子学等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专业，其中原子能工程专业是在苏联考察之后，顶住前苏联的压力和反对意见特别创立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支持工程化学系汪家鼎教授与膝藤等同志的建议，向中央申请并获准在200号建设热化学试验室，发展先进的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发展核武器，而200号工地是清华一支平均年龄23岁半的青年师生建造的试验原子反应堆，这个工地为我国发展核潜艇技术完成了屏蔽试验任务，并且开展了新式船用核动为准的研究。200号工地也是清华核工程教育的基地，这个基地随后为国家输送了大批核事业研究的高级人才。而这一点是50年代清华精神的集中体现，那就是自强不息，团结向上，成才奉献的精神。

■人生范本汤佩松锁定目标、全力以赴

自称是“一个清华人”的汤佩松先生现在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了，比我年长七年零十天。这不到十岁之差却把我们两人划成两辈。正因为辈分不同，加上了我又是个学医未成，在生命科学中半途掉队的人，原是无缘和汤先生相识的。当然，正如送我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们两人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同事过，但他住在大普集，我住在呈贡奎阁，南北相距有一天步行的路程，相见自是不易。他的大名却早已灌入我的耳中，那是因为我的老师潘光旦先生和汤先生是莫逆之交。不仅这本回忆录的第一页中有潘先生的名字，而且汤先生在接到我托人带给他赞赏这书的口信后特地签名赠我的那本书的扉页上还写着怀念潘先生的话。

汤先生在清华的教师中念念不忘的是马约翰老师。他说：“我在那时及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在清华八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地说，体坛巨师，已故的马约翰教授的培养起了极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Sportsmanship和Teamwork。这两个字很难翻译，而正是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人的精神内容。

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受过良好运动员训练的人重要的是在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去，使他所处的社会能赖以健全和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汤先生的自传，那就能对他之所以感激马约翰先生有所领会了。

汤佩松先生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使出浑身解数冲向一个目标，有如球员一心一意地要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这个球门就是他所说的“生命的奥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这个比喻像其他一切比喻一样总是有点牵强和出格的，但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我既是个球迷，自容易这样来体会和赞赏他这本回忆录里写下的一生经历。

在汤先生的一生中，他的球门是清楚的，也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十分自觉的。更引人入胜的是他叙述这个目标怎样逐步由模糊而明确，由动摇而坚定，由抽象而具体，由“定情”而坚贞不移。

我们都应像汤先生一样，找准自己的球门并为这个目标全力以赴，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一场精彩的球赛。

超前或敏捷过人是汤佩松先生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再举一个实例：汤先生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完本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九三〇年他受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之聘去协助当时的权威Crozier的研究工作。研究的题目是“种子萌发期中呼吸作用的温度特征”。这是生物科学当时的前哨课题，目的是在找出呼吸这种生理现象和温度的关系，求得在不同温度中生理上化学反应速度的常数。可是我们这位不甘心在时代水平上“人云亦云”的超前哨兵却“对老板的总的思路开始怀疑甚至厌恶”了起来，因为他认为“呼吸作用只是气体交换的表面工作，离开探索生理功能的实质相差甚远”。

汤先生在完成和老板约定的试验工作的同时，私下却做了一些“黑活”。通过这项“黑活”，他“用CO[一氧化碳]抑制和光恢复方法首次证明了在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而且他的实验又突破了当时酶学动力学中的米氏（Michaelis）常数，因为米氏公式只适用于离体单纯的酶本身（in vitro）而不是存在于细胞体内（in situ）的酶活性与氧浓度（分压、底物）的关系。换一句话说，米氏是把细胞破碎后去测定的，而汤氏则在完整生活着的细胞中测定的。这项“黑活”把汤先生真正挤进了探索生命奥秘的大门，而把当时的那些权威一下抛在身后。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专研学问时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建树。

他在一九三三年离美时绕道走欧洲返国，目的是探探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的水平。他访问了三位研究呼吸（代谢）作用的权威。在英国剑桥大学遇见Keilin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这些关于细胞色素在体外氧化还原现象是否能代表它们在体内进行的规律？”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只能由你自己去回答”。这句简单的答语指出了汤先生正在进行的“细胞呼吸作用的动力学研究”将是他在这门学科中“独树一帜”的有自己特色的思路和研究体系。他当即立下决心将为此奋斗终身。这个体系的主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尽可能简单的，并又在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机体（动、植物或其细胞）在尽可能单纯的化学及物理环境（反应体系）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些无组织的（有机）物质是如何通过呼吸代谢、能量转换而变成有形态组构，能进行包括生长、发育在内的生命活动现象（功能）的活生生的生物的？”他明白自己走到了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了。

□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清华要向前，要超越，国人要自强，国家要北大，民族要复兴。我们的祖先说过“知耻者近乎勇”正因为我们还不如别人，所以我们更要勇往直前，去拼搏，去超越。

清华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动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之叹。“五四”时，北大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结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着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洋后却非常敏感于西方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可参阅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的日记与书信），他们远较其他大学的学生蕴积着更深重的对于民族耻辱的痛感；1925年为抗议日军炮轰大沽口而爆发的“三一八”游行示威中惨遭枪杀的韦杰三烈士，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不足惜，但中国要强起来呀！”为纪念这位年轻学生而立的碑是从圆明园搬来的一个被侵略者砍断的石柱，它那宁折不弯的身躯是清华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1928年清华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第一次讲话没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到了1935年“一二·九”，清华终于成为大学抗日救亡的重要堡垒。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的献身意志。

在“文革”中，眼看中国在科技上日益落后居然还在批“崇洋媚外”，一位原来的领导人痛心地说：“什么崇洋媚外？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化为办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中国科技与文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耻清华不如西方的一流大学；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个人学习或科研不如其他同班同学或教研室同人。“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它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我们不怕落后，也不怕别人嘲笑，只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我们就可以赶上、超越。耻不如人只能是我们拼搏向上的动力，清华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更应当知耻而勇，奋发向上。

30年代的清华园便最能体现清华精神的所在。“自强不息，厚行载物”的清华精神，渗透在清华教学的各个方面，在清华的体育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约翰先生是其中的贡献较大者，他时刻告诫我们要自立、自强，要知而勇。

清华学校成立初期，虽设有体育部，但体育并未列入正式课程。直到1919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动的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开始实行“体育实效测验”，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毕业。

清华体育活支斩真正展开，是从1920年马约翰先生担任体育部主任之后开妈的。马约翰，给许多清华毕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活泼可亲，颇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为使学生走到运动场上去，学校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每天下午4时到5时，为强迫运动的时间。这时，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部锁起来，学生都要穿上短衣到操场或体育馆运动，体育教师则到处巡视，加以指导。如有学生仍躲到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走遍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寻找他们。他出于一种责任感和祖国的荣誉感去说服这些学生，要他们好好锻炼，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免到国外时，被人讥为“东亚病夫”，不能给中国人丢脸。马约翰的目标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经过他多次劝告之后，躲起来看书的“小夫子”们也都出来活动了。

马约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这是他勤勤恳恳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主要动力。他幼小读书时，看到周围同学大部分面色芬白，文质彬彬的，心里很难过，就决心要通过体育改变这种状况。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的外籍教师嘲笑中国学生“就是笨，还不如美国的小孩子”！马约翰听了不服，就用事实和那个美国教师“吵了起来”。来到清华后，他常听说中国学生在外国受气的事，外国人把我们叫“东亚病夫”，他很痛心。他后来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他常向同学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他说：“中国学生在外面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抗战期间，马约翰怀着爱国热忱，随校南迁到长沙、昆明，与全校师生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但他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开展体育活动并发展军体项目，教同学以抗敌救国的本领。1937年底南京失陷，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学生纷纷要求从军，参战。马约翰在大会上也大声疾呼，激发同学们的抗战激情。

当然，在旧中国，“体育救国”的善良愿望终究不会变为现实，但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不但使马约翰在业务上取得光辉成就，而且使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满怀信心地把握住方向。

在任何时期，我们都不能忘记去爱我们的国家，不能忘记去奉献，这是清华人讲求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原则。

□自强不息、刻苦勤奋

一个人不刻苦勤奋，自强不息的奋斗，不会有大的成就，一个集体也是一样，清华也正是靠这种精神成为全国各名牌大学的佼佼者。清华的师生们也是靠此才在各个领域成就辉煌。

梁启超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生。后来，这八个字就作为清华的校训，对师生都有深刻影响。也可以说，这八个字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华师生的精神风貌。

清华九十年的历史多灾多难，但“灾难铸就辉煌”。灾难所激发起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清华历史。而其中最动人的我以为是两段：一段是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于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的辉煌。另一段则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在“连洋人的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这两段，一段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下，一段是在经济压力之下，而两种压力都曾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性的边缘。拯救民族的集体尊严意识是清华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源。清华人的个性主体意识是很强的，以致给人以“高傲”的印象。但这种个人意识总是和民族尊严联在一起，并且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然而尊严来自于实力，民族的尊严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强大，要想在外国人面前有尊严，我们就必须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的过程中很少与民族利益联接，甚至是以民族主义为其对立面的。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几乎不存在西方观念中的纯然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的个性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不可移易的。但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个性化趋势将同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精神纠结在一起，形成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解放的独特道路。

■人生范本之

1931年8月，华罗庚带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清华园。这是一位身体瘦弱，面有“菜色”，患有严重腿疾的青年。熊教授立刻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谈话中，他才思捷敏，对答若素。“一匹典型的千里驹”，熊教授很快便作了结论。

到校后的第一个难题，是给他定个什么职称。最理想的莫如给他个助教的头衔。因为在当时的清华做一名助教，实际上就是一名在职研究生，对于进一步培养、深造是十分有利的。但具体到华罗庚，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以他的一点微薄的学历（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初中教员尚且遇到人事上的重重困难，何况是一名大学助教！所以考虑再三，只能安排他先做一名系图书馆的助理员，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在当时，通常一个大学毕业生初到图书馆也只能是这个职务，而一个初中生通常的职称只能是“见习生”之类。但这一切对华罗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跨进最高学府的大门了。在这里，在完成日常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旁听大学课程，业作时间还可“自由”进出图书馆，当时的清华大图书馆，是办内有名的“宝藏”之一。这好比打通了一条通向数学王国的路，华罗庚开始了他的探索行动，俗话说：“一切事物都怕时间，时间惟独怕天才”，以后的事，就看华罗庚的努力了。

华罗庚以极大的毅力来对待他所面临的困难，拖着一条病腿，每天必须首先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整理图书资料、收发文件、代领文具、绘制图表等等。工作之余，他就去听数学系大一的课程。据后来有人回忆，在数学课方面，熊先生本来安排他去听解析几何课。他后来对人说：“当时解析几何对我来说太浅近了，即使熊先生的分析班我也可以听懂，不过，当时因为初到学校，新的环境，新的人事，有些话是不便直说的。”人家问他：“你当时的数学程度究竟有多高？”他说：“有些问题已经了解到如数学系三四年级的程度，有些地方则尚差一点。”但熊先生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做法，免修他的解析几何课，而允许到自己“分析”班上听课了。在“业条”，华罗庚如饥似渴地阅读清华大图书馆所藏的中外数学书籍。他后来对友人说：“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徐贤修：《悼念华罗庚先生》）而实际上，他初到清华时，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不止12小时。当他离垂清华赴英留学时，清华图书馆所有的数学藏书他几乎都读完了。

哈达玛和维纳，是当时清华数学系所聘的外籍数学大师。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法国人，熊先生称他是“国际数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来校时是巴黎大学教授、国家数学院会员、世界数学会副会长、世界数学教育委员会会长，据说他还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所以介绍华罗庚读苏联学派的研究成果。维纳（Norbert Wiener）当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控制论专家，他来清华是受数学系和电机系合聘的，即同时在数学和电机两个系开课。当时清华数学系人才济济，许多后来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当时都在清华作过研究生或助教，两们国际大师能够对一位“助理员”投以青睐，是足以说明一切了。

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他终于在熊庆来先生的力荐下（据说熊先生曾以去留问题在校委会上力争），于1933年被清华聘为正式助教。有位校友感慨地说：须知助理员是职员系统，在当年的清华，由职员系统调任至教员系统，几乎为不可能之事。然而华先生打破了清华的这个相传多年的传统。

■人生范本之二梁启超：刻苦勤勉，孜孜不倦

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的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至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作例子，梁启超自己就足可以说明问题。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痛苦环境中，仍本防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艰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见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此过人之精神相辅成，梁启超也具有超人的毅力，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利用时间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尤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接着，他又发了严重的痔疮，不得不住院治疗。他在病榻读诗消遣时，无意中获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以为可得著述之助，随不俟痊愈，携书出院，于10月5日回天津，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如是者凡七日，至十月十二日，病躯实不能支，乃搁笔卧床。旋又赴北京医院，随以不起”。（同上）他“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同上）。

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尚且如此刻苦勤勉，不肯虚度时日，我辈更应虚心多学，自强不息。

□身体力行，严格教学

可爱的清华，知识与精神的富足之地。在这里，感谢清华的一代代教员，正是由于他们的严于治学，忠于教育，由于他们的勤奋敬业，无私奉献，众多的学子们才得以成为优秀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清华建校伊始即实行“强迫运动”，即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年到五时，图书馆、宿舍、教室一律关门，全校每一个沉重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但这时的“强迫运动”只是一般号召加行政命令的强制，锻炼时间内仍有人躲在树阴、墙角等幽静的地方读书，而到操场的人也不一定都是认真地、科学地锻炼。马约翰来校以后，一到锻炼时间，他就拿着小本子重叠处寻找，不是为了记名字、给处分，而是说服那些躲起来的学生锻炼身体，将来能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他以身作则，和学生们一起锻炼，在锻炼方法上随时加以指导。他提倡锻炼项目多样化，使身体全面发展，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经常按学生的不同特点分别编组，有计划地做些矫正项目，引导他们掌握赛跑、跳跃、器械、球类的基本技术，既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效果。

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5曲尺、100码13秒，跳远14英尺、游泳20码等等，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他严格照章办事。著名的文学教授吴宓在校读书时，功课全是优等，但跳远不及格，被马约翰“扣留”，半年后补试及格方准予出国。新生一入学，马约翰就有一个总的安排，定出计划，什么时候练什么项目，什么时候检查身体，成绩差的如何跟上去，成绩好的如何提高，都有通盘考虑。马约翰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彻底，1952年，学校中有一批结核病患者，集中住在一幢宿舍内，以不动或少动为主，有的是绝对卧床。长期的病房生活使他们精神很苦恼，有的人意志消沉。马约翰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动找校医院大夫联系，对病人施行“体育疗法”。他到病房对大家说：“肺不是纸做的，动一动撕不破的！”每天和大夫一起来病房，根据不同病情组织不同的活动，逐渐加大活动量，后来有的人可以打羽毛球和排球了。经过一段体疗，加上药物配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病人都有好转，有的痊愈后恢复了工作或学习3。特别是在精神上，使病员们都建立了康复的信心。

马约翰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工作热忱，普及体育，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体魄健全的人才。他常引以为骄傲的是许多学有成就的校友在校读书时都是体育爱好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校读书时是三个中距离赛跳项目的全校冠军。

在教学上，国立清华大学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思想上受“自由教育”（“通才教育”）影响颇深，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改办大学之后，学校继承了清华学校时期治学严格的教学作风。清华大学的教师多是严师、良师，教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许多重头课，特别是基本课程，要求很高。例如“静动力学”，被学生称之为“天下第一关”。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对学生的作业、实验、实习、绘图等基本训练，都有严格的要求。考试很多，考题很难，严禁作弊。淘汰率很高，理学院、工学院沉重的淘汰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最低也在30%以上。在学生中养成了用功勤学的作风，在四年大学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一生受益无穷。

从清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经艰难、曲折和战乱，但由于清华师生深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负报国之志，更兼振兴民族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者严于治学，学者勤奋读书，教学相长，确立了清华大学在国内作为名校的地位。名校、名师，也造就了一批成名的学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建立，到1948年清华园新生，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2549人，并选派了一批留美公费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佼佼者。

在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建校初期，还是在二三十年代学校顺利发展阶段，或者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清华始终以执著的爱国精神和严谨的学风教育莘莘学子，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不仅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优秀学者，而且涌现出一批批民主斗士和人民解放的先锋。不少清华学子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永垂不配的烈士。

吴有训（1897-1977）

字正之，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南昌二中任教一年。1921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入学，攻研物理学，深受其师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A.H.Compton）教授的器重。1925年起担任助教，并随康普顿从事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了贡献。

吴有训于1927年回国，初任江西大学筹委会委员，半年后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31年曾代理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一年。1934年后，任物理系主任，至1937年。抗战后，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清华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校长，至1948年底。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部长等。1950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政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主任。长期致力于X射线对原子气体的散射研究，与康普顿合著《经过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d射线的波长》。

号桐荪，教育家和数学界老前辈，清华大学数学系创办者之一，江苏吴江人。

郑之蕃于1905年考取江苏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攻读数学，得学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2年学成回国，先后执教于南洋公学、安庆高等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曾担任安庆高等学校教务长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监。在安庆时，与苏曼殊、沈燕谋共事，合编《汉英辞典》与《英汉辞典》。

1922年夏，郑之蕃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为高等科讲授《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等现代学课程，他是在清华学校中最早讲授数学的中国教授。1925年5月，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郑之蕃即根据学校的规划，着手筹办数学系。1927年，清华数学系正式成立，他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为该系的创建和课程的开设，付出了不少心血。当时全仅有教授二人，即他和熊庆来。1928年清华学校发展为清华大学，熊庆来担任系主任，郑之蕃乃专心致力于数学。1934年夏起，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一年。抗战期间，郑之蕃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仍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数学系教授。1952年因年老退休。他在清华执教40多年，教学认真负责，深得同学们的敬爱，著有《微分方程初步》和《四元开方释要》。

郑之蕃既是数学界的老前辈，又是诗坛名人，遗著有《吴梅村诗释》、《宋词简评》等，作诗论诗都十分精彩。退休后，常与其妹夫柳亚子相唱和，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著名物理学家、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亚栋，号仁杰，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1922年5月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吴士脱大学，1924年获斯坦福大学工学士学位，1925年任吴士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师，1927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西屋电机制造公司任工程师一年。1928年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37年6月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在其主持下厦门大学一跃而为东南著名学府，被李约瑟称为“加尔各答以东最佳学府”，荣获三等景星勋章。1944年赴美讲学，任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校访问教授，1945年回国途中又讲学英国牛津大学。1945年9月回国，应聘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1947年8月，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著有《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交流电路》、《交流电机原理》等书。

吴晗（1909-1969）

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杰出历史学家，坚强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精于明史。他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与闻一多等并肩战斗，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1946年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一边执教，一边在教师中做宣伟组织工作，多次起草教授们的宣言和声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与反人民。1948年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校奔赴解放区。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主要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读史札记》、《灯下集》、《海瑞罢官》等。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动乱中，遭“四人帮”残酷迫害，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

熊庆来（1893-1959）

字迪之，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云南弥勒人。早年就读于云南方言学堂（后改称云南高等堂）及英法文专修科。1913年赴欧留学，进入比利时包芒学院（Institrte Paumant）预科，1915年后相继就读于法国格洛诺布（Gra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Montpellies）大学、马赛大学等校，获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初为云南工业学校及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任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

1926年秋，应聘到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1928年起担任系主任，直到1937年夏。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主要创建者之一，载誉海内外“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就发生在他担任清华数学系主任任期内。1931年作为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1931年至1933年，在巴黎专攻函数论，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1937年秋，出任昆明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夏，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巴黎做数学研究工作，不断有论文发表。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研究员、研究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著有《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等。

钱三强（1913-1992）

原名秉穹，浙江吴兴人，杰出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1937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伊莱纳·居里教授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菲来德里克·约里奥教授领导下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直到1941年。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3-1948年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研究室进行研究工作，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起，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6年曾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钱三强对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核反应三裂变。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任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致力于原子物理研究，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

这些，只是这一群体中的少数几个，近一个世纪以来，清华就是秉承着严格教学的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人材。

□以民族发展为己任

自强不息，以民族发展为己任，又是清华人的一个任务，从清华的前身开始，民族精神就始终贯穿着清华学习的赤诚之心。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从清结的历史变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爱国精神。

清华学子的血是热的。他们身在高等学府，心与人民大众紧紧相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蹂躏东北、虎视华北、妄图亡我中华、侵占全中国的危急关头，清华的先觉者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震撼人心的吼声，鼓舞着大批受国青年积极投身于“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杨学诚、黄诚、纪毓秀、凌则之等革命者为了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姚依林、宋平、蒋南翔、荣高棠、李昌、张承先、康世恩等则在爱国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和骨干。

清华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呼吸共患难，这是孩子对母亲的感情，每个清华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先在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再迁至云南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三校风云际会，和衷共济，艰苦办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永志难忘的一章，三校之间也结也了很深的友谊。

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校风和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和全国人民一起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胜利后，面对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联大师生深感内战威胁，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1945年11月26日，联大宣布罢课，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四烈士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一二·一”运动教育了人民，促进了各阶层人士的觉醒。闻一多教授本来是一位“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学者，在事实的教育下“折案而起”，成为民主的斗士。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教授（七君子之一）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闻一多把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我们要准备像李公朴先生一样，前足跨出了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倒在特务的枪下。闻一多宁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他的道路，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

闻一多的精神，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清华人说：我们都不能丢掉这种精神。因为他是民族的火炬，会永远照耀我们前进。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联大正式宣靠结束。联大期间，三校师生精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和衷共济，献身教育事业，开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我的联合办学之先河，深为教育界、科学技术界人士所赞誉。联大建校后，曾作校歌一首，以鼓舞全校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同仇敌忾，为国分忧，为民族复兴的千秋大业造就栋梁之材，其歌词极其悲壮；寄调满江红也大有深意；联大结束之时，为纪念教育史上这一空前的壮举，三校共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回顾了三校南下联合办学的艰难历程，阐明了联大办学的宗旨、精神、作风和成功的经验。其碑铭则在痛定思痛的痛史既逝之后，对未竟的事业充满希望。现将联大校歌歌词及联大纪念碑碑铭录之如下，以飨读者：西南联大校歌歌词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铭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　臬，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竭；从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办学方针、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作风与战前基本上一脉相承，保持了清华的治学精神和文化特征。复员之初，校方曾力图重整旗鼓，恢复战前清华的繁荣，然而南京政府意在“剿共”，将教育置于脑后。由于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闹得兵荒马乱、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短缺，师生员工的生计难以维持，复兴清华往日的优势难以实现。

由于南京政府倒行逆施，局势日趋恶化，全国经济崩溃，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华师生顺乎历史的必然趋势，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行列，爱国进步力量日益壮大。名重我国文坛的学术大师朱自清教授，虽然贫病交加，但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其高风亮节，表现了我国民族的英雄气慨，谱写了清华学者的“正气歌”。

今天，清华学子在国内外依旧风采如初。中共现职领导人中，有不少是清华学子，朱容基、胡锦涛、吴邦国、彭佩云、黄菊、朱森林、吴官正、肖身分、王汉斌、傅锡寿、陈士能、田成平、伍绍祖、曾建徽等都是清华大学的民族精神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之中，一天天被发扬光大并为清华的发展凭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

第二章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人生范本：吴宓

季羡林是吴宓的门徒。他在回忆恩师的文章中，深刻表达了吴宓先生身上万岁理想而奋斗的闪光之处。即便季先生本人，也不失为进取的典范。“总之，他是一个即奇特又矛盾的人。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畸人，是一个真正的人。”“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他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录，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这处。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十二首《空轩》就是其中之一。这引得编《清华周刊》的学生秀才们把他的诗译成白话，不以为忤。他的旧诗确有很深的造诣，同当今想附庸风雅的、写一些根本不像旧诗的”诗人“决不能同日而语。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掩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忌妒，他在美国时，邂逅结识了陈寅格先生，他立即驰书国内，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或必以寅格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在十年浩劫中，他当然不会幸免。听说，他受过惨夫人道的折磨，挨了打，还摔断了什么地方，我对此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决不会投机说谎，决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反正知识久已不值一文钱，知识分子被视为老九。在黄钟毁弃、瓦金雷鸣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话好说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难，我有意不去仔细打听，不知道反而能感轻良心上的负提。至于他有什么想法，我更是无从得知。现在，他终于离开我们了，走了。从此人天隔离，永无相见之日了。”“雨僧先生这样一个奇特的人，这样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人，是会受到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爱戴和怀念的。现在编集的这一本《回忆吴宓先生》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对他有自己的一份怀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忆。这些回忆的毕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第一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点。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回忆的毕竟是同一个人——我们敬爱的雨僧先生。从这个一样又一样的汇合体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个的性格和人格。”

另一篇写吴先生的文章是这样的：吴先生学术上，思想上，以及做人上的一切主张，我们可从民十一发刊而至今尚继续出版的《学衡》杂志上窥出一斑。吴先生所耗于这杂志上的精力是难以计量的，这里面的“声光与意义”深深地衬托出一位学者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印迹。《学衡》显明的标识是对我国固有文化的拥护，及对新文学的抗争，其为一般人所非难，自也意中事。但我们在这里所得的教训不是事实本身的是非，而是吴先生的那种始终不屈的精神。你说这是傻劲？诚然，但在今日，就是傻劲也已是那样难能而可贵的美德了。

□与成功相约

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人生目标，所以成功也就各不相同了。但这些不同之中，又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成功的人都与成功有一个约定，并通过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进取心奔向成功。

成功的清华人这样向我们介绍：

一个人的认定目标后，只有紧紧盯住目标，并自信自强，执意追求，有自信心，才可以让你产生精神力量，克服成才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向成才目标前进，才会与成功相约。

在奔向成功这路时，要有充分的准备。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更是每位想成功的人士都应具备的品质。

也许你的前进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如果你想不付出劳动，不花费时候的力气，就获得成功，那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

无数的成功者的经历表明，成功必须锐意拼博。你只有勤于拼搏，扬起生命之帆，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信念是你在奋斗目标和理想坚定不移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的意识倾向。它是一种建立在认识和情感之上的思想意识，一个人要有坚定的信念。

这样，你就能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了解社会的发展进程，并把自己的行动纳入自己的认识与理想这中，不断地提高自己，持之以恒，不懈奋斗。

就算当出现干扰与阻力时，你也可以凭着信念让你坚定信心，坚信自己的人生准则，并且竭尽全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直到获得成功。

如果你是一个与成功相约的人，如果你想把理想变为现实，那么他就会必须兢兢业来，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努力。只有艰若奋斗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途径。

一个成功的人要注重现实。社会并不是仅仅为像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展现自我的舞台，社会还将发展的重担压在他你的肩上，这就要求你要重视真正的生活。“理想和信念并非是生活之中的点缀品，若不付出努力，再好的理想、信念也只能是水中月。”这是一位不停地努力奋斗的清华大学生的经验之谈。

清华人都知道对于理想、现实及行动三者的关系，一句格言：“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

有抱负有志气的人必须脚踏实地地走向明天，想要成功就要付出代价。除了艰苦奋斗外，还要面对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奠基石。每一位成功人士的背后都隐念了无数次的失败。

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面对不同的多次失败，失败虽然令人失望，但它同时也能磨练人的意志，还能让人头脑清醒地接受新的挑战。如果你正视失败，在面对失败时，你要意志顽强，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挫折，那么你就会因为不停地进取而抓住了成功的机遇。

人生不是一条坦途，而是一条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的人生旅途。假如没有了失败，人类也许就不会有进步，不会前进。有人曾问爱迪生，他的制造新电池时，失败了那么多次，为什么还要试验，爱迪生回答道：“失败？我可没有失败，我现在已经知道了5万种行不通的办法。”

爱迪生对于成功与失败的心胸及其奋斗的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楷模！

人生好比在作旅行，辛劳和苦难就是我们必须付的旅费。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成功都需要你相应的付出。

如果少年时期不用功读书，怎么可能成为伟大的成功者呢？这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

吴宓在夏日读书的时候，由于蚊子很多，所以脚常常被叮得奇痒难忍。

有一天，他找来一个大口的空坛，并在晚上读书时把两只脚伸进去。

这种办法果然很灵验：蚊子也对他无可奈何，咬不着他的脚了，他便开始专心致志地读书了。

如果没有当年的辛勤劳作，没有不畏艰难自强不息进取向上，就不会有使清华走向繁荣的一代名士了。

一个人要想领略美好的景色，就要登上事业之巅。而在这攀登的过程之中，需要有一种优秀的品质做保障，顽强、执着和勇猛向前的意志。

每个不停进取的人都知识，进取有助于发掘代的内在潜力，激发你的内动力，从而促使你不断地追求成功，使你不囿于世俗，不畏权势，不怕险阻，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使你不停地前奔。“成功离汪开艰苦奋斗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才能促成成功。”

谁都希望成功。因为成功不但给你增加信心，还能提高你的能力素质，但这些是需要艰苦奋斗才能够得到的，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成功者不是遵照此条原则而获取成功的。当然不同的时代，艰苦奋斗的涵交也有所不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头悬梁，锥刺骨”，这些是古代的经验。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成功人士不但要不屈不挠，苦干，还要承担起风险。

工作愈苦，风险愈大，收获就愈大，成功的机率也就愈大，你如果想了解艰苦奋斗与成功的真谛就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不停地学习新东西，不断地向前奋斗，进取不止，那么你就会看到成功在向你招手。做事情，需要有这样的进取心，好么万事都不会是失败的。

□只要不断进取，没有“不可能”

一个一心奔向成功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因为他相信，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被战胜的，只要你肯去努力，肯去拼搏与奋斗。在进取心面前，阻力会和“难”而退，清华的教授就讲了拿破仑的故事：

年轻的时候，拿破仑·希尔抱着一个当作家的雄瓦。但由于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完整，因此，有人就告诉他，说他的雄瓦是“不可能”实现的。

年轻的希尔存钱买了一本最好的、最完全的、最漂亮的字典，他所需要的字都在这本字典里面，而他的意念是完全了解和掌握这些字。但是他做了一件没有“不可能”的字典。以后他把他整个的事业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好就是对一个要成长，而且要成长得超过别人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

要想做成一件事，你要从心里就坚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并且把“不可能”的想法，从你的心中铲除掉。谈话中不提它，想法中排除它，态度中去掉他，抛弃他，不再为它提供理由，不再为它寻找借口，把这个字和这个观念永远的抛弃，而用光辉灿烂的“可能”来替代他。

清华——学者这样告诫暂时失败的学生：永远也不要消极是认定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首先你要认为你能，再去尝试、再尝试，最后你就会发现你确实能。

做事情要有如此的精神，才会成功“一个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逃避不是办法，只有鼓起勇气予以克服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智慧和潜力而获得良好的成果。”

坚强的毅力是成功者的必务要素。而坚强的毅力，来源于对远大目标的执著、渴望和对自己克服困难、战胜逆境的信心，无论是走路还是做事，大部分人都喜欢直红，不喜欢走曲线，但是现实环境有时要求我们遭受挫折，走一段弯路，这时候，就要求我们鼓起勇气，不要气馁，不要中途自暴自弃，财程的曲折并不代表失败，只要我们锐意进取，百折不回的精神向前进，终于会有一天摆脱逆境的困扰。

在事物发展的道路上，总有一些转折点，面临这种突破之前，往往是最困难、艰巨时刻，这种时刻，我们一定要判断形势，确定方向，无论情况多么严峻，也决不轻易放弃，因为只要坚持到底，渡过难关，就会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景。

一位清华学生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用松下幸之助的例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1961年，当时松下正好到松下通储工业去，干部们正在开会。松下问他们“今天开的什么会？”有人苦着脸说：“丰田汽车要求大幅度降价。”详情是丰田要求自松下通信购买的汽车收音机的价钱，自即日起降价5%，半年后再降15%，总共降价20%。丰田作这种要求所持的理由是：面临贸易自由化，与美国等汽车业竞争的结果，日本车售价偏高，难以生存。丰田为了降低售价提高竞争力起见，因此希望供应汽车收音机的松下通信工业也都降价20%。当时的日本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够制造又好又便宜的车子，那时候的情况的确是非常艰苦。在了解情况之后，松下问：“目前我们的利润如何？”“大约只赚3%而已。”“才这么一点？3%实在少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降20%，那怎么得了！”“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开会研究。”会议是要一的，不过松下想这个问题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解决。目前也不过才赚3%，如果再降20%，那岂不是要亏17%？这一般常识而言，这种生意还能做吗？固然松下通信也可以一口回绝丰田汽车的要求，而且大多数人也很可能这么做。然而如果情况特殊，让价20%是否仍值得考虑呢？假如光想着“这怎么可能？”的话，松下认为还昌有欠思考。所以松下先抛开一般的这种想法而站在丰田的立场仔细来看这个问题。松下想，假如丰田换成松下电器的话，在面临自由化的情况下说不定也一样会提出这种要求吧。虽说松下电器听到了这样的要求不免大吃一惊，然而丰田本身必然也为如何才能降低成本以及谋求发展而大伤脑筋。因此，虽然就减价的幅度本身而言，的确是过分了一点，但松下电器也要审慎地考虑到如何才可以降价去配合丰田的要求。方法还是有的，但想法却必须要改变。照现在设计的产品要降低20%事实上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非有新的想法不可，所以松下就指示大家说：在性能不可以降低、对设计必须考虑对方需要的两个先决条件下，大家不妨设法全面更新设计。最好是不仅能够降低成本20%，而且还要有一点适当利润才可以。“在大家完成新设计这前，亏本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不光只是为了降价给丰田，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日本产业的维持及发展问题，无论如何是非做不可的，希望诸位能够努力完成任务。”一年后，松下又问到有关这件事情进行的情况，结果松下信不仅做到了如丰田所希望的价格，而且还能获得适当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因大幅度降价压力而激发出来的一次成功的产品革命。松下想，这才是一种正常经营事业的态度。

由此，松下总结道：“不管是经营事业也好，做其他事情也好，只要是抱着这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想法，我想任何事情永远都不会成功。反之，碰到事情总是应该可以办到，问题只是要如何去做而已，这样想的话，很多困难的工作乍看似乎不大可能办到，结果却居然也做成功了。”许多事情，正上由于你的不懈努力才获得了良好的成果，当你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只有坚持没有“不可能”的事，这样一种态度，那你肯定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很出色。

□探索进取，成功之路

探索进取，是连结你与战功的一条路，一个想要奔向成功的人，他没有别的捷径可以走。只有踏踏实实，不停地探索前进，才会偿到成功的滋味。

一位清华学者讲了，《向前线挺进》的作者马登的故事：马登在7岁时就成了孤儿，生活迫使他不得不自己去寻找生存方式。成为孤儿并没有使他困惑，他找到了炽烈的愿望，发展成崇高的信念，使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值得生活的美好的世界。在1893年经济大恐慌这前的经济繁荣时期，马登开办了四个旅馆。他把这四个旅馆都委托给别人经营，而他自己则把时间用于写书。实际上，他想写一本能激励美国青年的书，正当他勤奋地写作时，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捉弄了他，考验了他的勇气。他相信：“要把每一时刻都当作重大的时刻，因为谁也说不准何时命运会检验你的品德，把你置于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开始检验马登的品德了，把他安排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了。1893年的经济大恐慌袭来了，马登的两个旅馆被大火烧得精光，即将完成的手稿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他的形财产都付诸东流了，但是马登却保持着积极的心态。他相信，不断探索和进取会使他拥有一切。他审视周围：经济恐慌是由恐惧引起的，诸如恐惧美元贬值、恐惧破产、恐惧股票的价格下跌、恐惧工业的不稳定等。这些恐惧致使股票市场崩溃：567家银行和贷款信托公司以及156家铁路公司都破产了。失业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而干旱和炎热又使得家作物欠收。马拿看着周围的人们，觉得有必要来激励他的国家和人民。占据他身心的是一种崇高的信念，马登把这种信念同积极的心态结合在一起，他又开始他前进探索了。他的新座右铭是一句自我激励语句：每个时机都是重大的时机。他告诉朋友们说：“如果有一个时期国家很需要积极心态的帮助，那就是现在。”他在一个马厩里工作，只靠1.5美元来维持每天的生活。他日以继夜地不停工业，终于在1893年完成了初版的《向前线挺进》。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它被公立学校作为教书和补充读本，它在商业的职工中广泛传播，它被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以及牧师、企业家和销售经理推荐为鼓励人们采取积极心态的最有力的读物。

它以25种不同的文字同时印行，销售量高达数百万册。

马登和我们一样，相信人的品质是取得成功和保持成果的基石，相信进取和探索是通向成功之路。他指出成功的秘密，有比谋生重要千倍的东西，那就是追求崇高的生活理想，不停地探索与进取。

那些为了金钱而牺牲家庭、荣誉、健康的人，一生都是失败者，不管他们可以便敛聚多少钱财。

也许马登最伟大的成就这一就是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拥有进取的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他们就可以取得成功。《向前线挺进》有助于全体人民把消极的态度改变为积极的态度，这也许完全可以作为马登的报酬。何况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的那种影响。

马登明证明了：强烈的愿望能够产生动力，引起行动。这是为了取得伟大的成就所绝对必要的。靠勇气和进取才能把崇高理想变成现实。

实现理想是需要勇气的。

你可能会孤军作战和受人讪笑、轻视，就像伟大的发明家、哲学家和天才也可能会被称为“疯子”、“傻瓜”或“怪人”一样。专家们也不能断定你所努力进行的事是不能做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不断的努力终会使你的理想成为现实。

吴宓曾说过，人只有为理想而奋斗坚定不移才可成事。从古至今，凡成大事，对人灯有所贡献的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苏东坡在研究古人的成才经验时，得出了：“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之志”的结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如果你只有进取的勇气而没有志向，那你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你最终也不会成才。立志就是成才的大门，就是你确定的奋斗目标及你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下的决心。“志”反映着你的理想和追求，规定着你的奋斗目标和方向，它是鼓舞你不断前进的力量。你一旦确立了志向之后就不要轻易地改动，更不要见异思迁。

古人云：“志于彼又志于此，则不可名为志，而古谓之无志。”

因此，你立志之后必须专一，你只有把精力全都集中在确定的目标上，勇于探索，不断进取，才会得到成功。

陈景润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数学字，他在他的老师沈元处第一次听到“哥得巴赫猜想”时，就给自己制定了攻克这个难关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确定，使他在以后有限的生命里沉迷于数学王国之中，呕心沥血，探讨着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日以继夜地钻研着“哥德巴赫猜想”最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只有循序渐进，不停地奋斗，每分每秒，才能脚踏实地，取得辉煌的成功。

□获取成功的动力

做任何事憎爱分明，都需要有动力，动力会推关你的思想前进，会使你充满信心，不断前进。成功当然也需要动力。从清华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动力——

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三种人：放弃者、半途而废者和攀登向上者。而这三种人中，只有最一种人才会成与成功有缘。他们对自己要去干的事情具有很深刻的目的意识，并且具有很缋的热情。目的和激情无时无刻不引导着我们。不停地前进、探寻。他们知道如何体验快乐，并且把攀登看作是对他们的礼物和恩赐。攀登者知道那山的顶峰可能是难以捉摸的，它具有一种诱人的、神秘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一个顶峰并且整个攀登也充满了力量。攀登者忘不了那种力量，忘不了整个攀登过程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过他到达目的地的力量。

他们希望获得奖赏和丰收，他们也明白许多不同的奖赏和收获，但他们注重的是长时效的收益，而不是短期收益。他们知道现在每向前跨一小步，都会在将来的成功上起到很大的作用。攀登者把满足放在了将来，而像半途而废者仅仅对现有满足，并不敢去面对未来的可能性。攀登者从来都勇敢地面对挑战，不会退缩，不会停止。

这些人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信念，他们相信某些事比他们自身更强大，这此更具有力量的事物正是他们想去征服的。当他们面对那些具有压倒一切以及巨大威慑的山峰时，这种信念就会让他们充满很大的力量，敢于向最大的危险挑战，并且这也是他们希望的事情。也正是这种信念使攀登者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像登山一样，有人已经确定了某些路线是不能走的，但是攀登者并不信这些，他们恰要从这些路线攀上山顶。攀登者不仅敢于向可能性挑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向不可能性挑战。战胜不可能性，获得真正的胜利，这是攀登者最大的特性。

清华人就是这样的一批攀登者。他们都是坚持不懈的、固执的并且也具有极强的体力和恢复能力。他们在进取中不断排除障碍，找寻攀登的道路。当他们累了，无法再向前跨上一步，他们仍然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使自己在体力恢复后更快地前进，“放弃”不属于攀登者的词语，他们是离放弃最远的人。他们从未放弃过，无论是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他们具有成熟性以及理解偶尔的后退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一哲理。他们拥有深刻的智慧，当然明白失败是进取的极自然的一部分。攀登者并不是蛮干的，他们那各勇敢的生活无不弃满着真正的勇气和科学性。他们是生命的探索者，也是成功者。

攀登者也不能超越人的范畴，在他们前进过程中，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厌倦或提心攀登。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提出了疑问，有些怀疑自己的挑战。但他们与半途而废的人是不同的。他们此时虽然有些停滞，但他们的内心深处正在积蓄力量，等待重新恢复能力，并将开始新的攀登，而半途而废者是不会再去攀登的，他们希望自己就呆在这儿。对攀登者来说营地就只是一个营地，而对半途而废者来说，营地则是温暖的家。他们拥抱挑战，与他们的生活紧紧相连是一种紧迫意识。他们自我鼓励，具有很高的精神动力，并且努力奋斗以获得生命的极致。可以说，攀登者就是行为的催化剂，他们总是让事情的发生。

攀登者总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常常能够鼓舞人心。用自己不懈的大无畏的奋斗精神使成功近在咫尺，这就是攀登者，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持续不断地鼓舞着这个世界。

攀登者热爱行动，他们追求“最好的”、“有效率的”、“不退缩”的行动，这也正是他们的追求方向。

□用进取改变你的艰难处境

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旅行。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身处逆境的时候总是会有的。或多或少，它们都伴随着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而逆境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对待和渡过呢？我们如何走过成功路上的这道坎儿，爬过人生之路上的高山，淌过河流，穿越峡谷从而走上平川大道呢？看一看，清华人是怎样做事，怎样战胜困难吧。“坚持你的进取心，坚定不移，勇往直前，你就会战胜挫折。”这是一位经历了高考失败后，顽强拼搏的一位清华学生的话。“坚定不移，战胜挫折”，人天生就有进取心这种内在动力，也诜你没有发现，但它却的的确确存在着，进取心在这里的一般意义主要指在你的生尖中，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都应把你的目标不断向前推。你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而你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你自己千万的。你会这样认为：你是继续前进，还停滞不前，甚至放弃。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保持着你的进取心。

这位学生举了莎利·拉斐尔的例子鼓励自己继续高考。

莎莉·拉斐尔已忧为自办电视目主持人，曾经两度获奖。但在她的30年职业生涯中曾遭辞退18次，可是她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信念，终于获得成功。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每天有800万观众收看这个节目。她深情地回忆说：“我遭人辞退18次，本来大有可能被这些遭遇所吓退的，做不成我想做的事情。”她说，“结果相反，我让它们鞭策我勇往直前。”

我们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个人进取心的成功者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永不满足的优秀品质。

进取心不仅是做人的优秀品质，同时它也是做事的助推器。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一个人具有不断进取的决心时，这种决心就会化作一股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困难和的挫折都阴挡不了的，凭着这股力量，他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呢？约苏阿·荷尔曼于1796年出生于法国的穆尔豪斯，这里是阿尔萨斯棉纺业的中心。他的父亲就在从事棉纺业的行当，荷尔曼15岁就到父亲的办公室打杂。他在好儿干了两年，业余时间他就从事机械制图。后来，他到巴黎他叔父的银行里当差两年，晚上他一人默默地学习数学知识。他家的亲属在穆尔豪斯开办了一家小型棉纺厂以后，他被指派到巴黎师从迪索和莱伊两位先生，学习工厂的动作知识。与此同时，他成了巴黎机械工艺学院的一名学生，他在那里听各种讲座，研究学院博物馆中陈列的各种机器。在这样勤奋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了阿尔萨斯，指挥在维尔坦新建厂房中的机器安装，并很快完工投入了运作。然而，由于生产遭受了当时发生的一场商业危机的严重冲击后被迫停产，工厂不得不转手他人，这样，荷尔曼回到他在穆尔豪斯的家中。在这段时光里，全身体赋闲在家，但心却没有赋闲，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发现的探索过程中。他最早的设计是绣花机，里面有20根针头同时工作。经过6个月的辛勤劳动后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目标。由于这项发明，在1834年的巴和黎博览会上——他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并被授予骑士勋章。荷尔曼在成功面前并不满足，他要向新成功挑战。此后，他的各种发明接连而来。而最具创造性的设计之一是一种能同时织出两块天鹅绒式的布料或出好几层布料的纺织机，这两块布由共同的绒线相连结，但有一把小刀和切割器在纺织的时候把它们分开。当然，他最具创新意识的发明成果是精梳机。因为原有的粗糙的梳棉机在调制原材料用以进行精细纺织方面效果不理想，特别是在生产更艰经纱线方面，更令人不满意，除了导致令人痛心的浪费外，生产不出优质产品。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阿尔萨斯的棉纺织业主们曾悬赏5000法郎寻求精梳机的诞生。荷尔曼于是开始着手去完成这项任务。其实，他并非是因为这5000法郎才去从事这一发明的。他从事这项发明纯粹是他个人的进取心所促使。他的一句格言是：“一个老是问自己干这能给我带来多大收益的人是干不成大事的。”真正激发他的创造性的主要因素是他那作为发明家所天生具有的一可遏制的冲动。然而，在探索精梳机的发明过程中，他所遭遇的重重困难是他始料未及的。光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花去好几年的时光，与发明活动有关的开销是那么地庞大，他的财富很快就耗费一空。他陷入了贫困的举动渊，再也无力从事改善他的机器的努力了。从那时机，他主要仰仗朋友帮助来度地这危机，从事发明少活动。当他还陷在穷困的呢潭之中苦苦挣扎之时，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她认为自己的丈夫迟早会完蛋。不久，荷尔曼流落到英国，在曼彻斯特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仍不气绥，继续辛勤地从事他的发明洗后来，他返回法国看望自己的家小。期间，他仍然不停地从事把设想转化为现实成果的活动，他的全部精力经花在这上面了。一天晚上，当他会在炉边沉思着许多发明家所遭受的多难的命运以及因为他们的追求而给家人所带来的不半时，他无意中发现他的儿女儿们在用梳子梳理他们那长长的头发，一个念头突然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如果一台机器也能模仿这种梳头过程，把最长的线梳理出来，而那些短线则通过梳子的回旋把它们挡回去，这样就可以使他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了。这一发生在荷尔曼生活中的偶然事件由画家埃尔默先生制作出了一幅美丽的油画，并在1862年举行的皇家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开始努力进行设计。之后，他弄了一种表现上述简单但却实际上最为复杂的机器梳理工艺技术，在对它进行了巨大的改进工作后，他成功地完成了精梳机的发明。这种机器的工作性能的妙处只有那些亲自目睹过它工作的人才能领略和欣赏到。它的梳理过程同梳理头发的过程的相似乎性是一目了然的，正是这一相似乎性导致了精梳机的发明。该机器被描述为“几乎能以人的手指的敏感性来进行活动。”我们从荷尔曼的发明过程中，可以领略一项真正的成功所包含的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更敬佩荷尔曼那坚韧不屈、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的世界在创造中不断地展现出动人的魅力。

□为民族利益而奋斗

吴宓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他“注重根本”勇于奋斗，体现了他一身的浩然正气“他能知耻（不是世俗的个人恩怨的”小耻“而是国家、民族，以及个人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存亡的大耻）。知耻而勇，他幼年即关心国家民族（包括乡里）的命运。15岁时即吟有”探胜寻奇志四方，回旋斗室愿难赏句。这种精神，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民族的。

另一位请华人梁思成，也是一位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勇士。著名建筑学家、古建筑专家，广东新会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不校，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项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执教，为该校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1931年起，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至1946年。1941年起，还担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年处处应清华大学这聘，为清华创办了建筑系，任该系教授兼系主任。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应美国耶鲁大学之骋去美讲学，为访问教授。1948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在清华大学执教直到1972年病故，毕生从事中国古建筑的教学和研究。

1949年，曾参加并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此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城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委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等。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要专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宋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中国艺术史雕塑篇》等。《梁思成文集》正在出版中。

1928年，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各国游学，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怕龙门石窟、敦煌壁画被任意盗卖、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于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梁思成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辰，他怀着激的爱国热诚，愤然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不社，从此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

□不停地奋斗，定有回报

付出了才有回报，没有付出的艰辛，就不会有甘甜的收获。一个不停奋斗、真面生活的人，生活回报给他的，也定是丰厚的。

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战用因难，勇敢前行，生活回报给你的，定是战后的美丽。

困难如果是痧那么进取就是火，而没有进取心的人，就像失去了火，经究会被僵冻。狭路相逢，勇者胜。不便作战如此，做事也是需要勇气的。最能表现一个人的进取心的是勇于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人生的征途中，不可能不遇到困难。然而，面对着困难，富有进取心的人总是能够不断地将它克服，勇敢而坚定。“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努力，最终将能战胜它。”这种不畏困难所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终究会使人获得巨大的成功。

进取心，是成功者的优秀品质，是做事情必不可少的源动力之一。

进取心不仅是一种美德，它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正是重要的动力。一个人在做什么事之前，就能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这就是进取心，它是实现理想的必备要素，它会使你进步，使你受到注意而且会给你带来此断成功的机会。

对于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来说，他即使屡遭失败但仍旧十分努力。在他看来，只有能克服不可思议的障碍及巨大的失望的人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成功的大小不是由这个人达到的人生高度衡量的，而是由他在成功路上克服的障碍的数目来衡量的。

清华学生为自己，列出八种进取精神：（1）只要我坚信自己正确，我决不放弃；（2）我深信，只要我坚持到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3）在逆境中我会充满勇气，决不气馁；（4）我不充许任何人用恫吓或威胁使我放弃目标；（5）我会竭尽全力克服生理障碍与挫折；（6）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做我想做的事；（7）知道了成功的男人和女人都曾跟失败和逆境搏斗之后，我会获得新的信心与决心；（8）无论我面临什么样的障碍，我决不向失望与绝望低头。

进取心是不需要别人提醒，而能主动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虽然这是美国人的各种个性中最优秀的一项特质。

进取心不仅仅是“主动去做应该做的事”，应该说，进取心是一种“不满足”之心。进取心是一种对事业、对人生成功的不断追求。

不满足于现状，不为眼前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就是进取心。只有不满足才能继续奋斗，保有不以骄傲才能看清方向。做到了这两点，人生的成功就不难实现。

清华一学者讲过这样的故事：著名的财务软件公司——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就是一个不满足现状，具有不断进取精神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在单位他还是个工作骨干。他负责起草的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一直沿用到1990年之后。在单位，王文京还曾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王文京在单位可算是个“红人”，他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曾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如果在机关发展可能会很有前途”。但王文京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认为他还有很大的能量有待于开发。于是，在他24岁的时候，决定到实业界去发展，到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去。王文京意识到办企业才是他个人的长远选择。他认为：“计划经济中机关是最好的单位，但市场经济中企业越来越重要。”1988年下半年，王文京正式辞职下海。辞了职的王文京，人事关系转在街道，他成了待业青年。所以，以最低的企业形式——个体工商户注册了“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做企业也有做企业的难度，做企业也有做企业的苦衷，王文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做企业的人一睁开眼睛到的就是问题、困难和压力，但如果你认为问题、困难和压力是一个企业领导人职业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企业领导人的职责就是要外理问题，要解决困难，那么，你就不会感到辛苦了。”1988年，王文京创办用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地软件会像汽车一样成为一个产业。“我只是感到软件是世界上很有前途，财务软件在中国会有发展的机会。”王文京对民族软件从来没有悲观过、失望过。“重要的不是现在的起点是高是低和现在的规模是大是小，重要的是要去做。绝对不要怕，哪个企业都是从小发展起来的，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大发展。”王文京凭他的进取心和和智慧，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把用友公司做成了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2000年11月份，他被福布期杂志评为中国大陆50富豪之一。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进取是生命得以壮大的动力和源泉。世界上关于进取的赞美不知有多少，让我们摘录一些共勉吧？（1）天下真不知有多少人一无所成，原因就是他太容易满足了。要求自己上进的第一步，就是绝对不可停留在现有的地位。不满足于现状可以帮助你不断获取新的成功。——〔美〕拿破仑·希尔（2）如果你不断给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些未知的因素，你的生活就增添了许多调味剂，他也会变得更加充实、上进，而不会选择精神崩溃。——〔美〕威廉·代尔（3）人们应当是你们自己生活和行为的积极的主人，因此，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讲，人们自己应当是自己最好的救星。——〔美〕塞缪尔·斯迈尔斯

生命不进取中生息不止，事业在进取中蒸蒸日上，人类在进取中超越自我，创造卓跃。没有进取，恐怕社会无法前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应只是清华人的做事原则，也应该为大家所共识，才使生活中创造更美丽的现实。

第三章　发展源于创新

■人生范本：蒋南翔

创新是清华的校训，是清华精神。清华人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地进取，不停地探索，走着一条新发展之种，蒋南翔，便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坚实的创新者。

蒋南翔（1914-1988）江苏宜兴人，著名教育家。1932年秋，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参加“社联”、“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主编《清华周刊》和《北方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爱国进步思想，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学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北方局青委委员兼任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中共长江局青委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宣传部长、中共辽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兼任教育局长、中共东北局青委书记等职，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南翔当选为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任收记处书记，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1952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后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4年内，对清华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努力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注意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50年代中期，他高瞻远瞩，积极推动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清华陆续创建了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和学科，对清华大学后来的发展和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教育规律出发，他在清华积极介导“少而精”、“因材施教”、“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学校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努力引导学生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康成长。他重视教职工队伍的建设，提出教师和职工是推动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要求教师“双肩挑”。在他的努力之下，原穿过学校的京包铁路段东迁，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蒋地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于1955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底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仍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主持起草了“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文革”十年，蒋南翔受到残酷迫害。他虽身陷囹圄，仍以开阐明自己的正确观点，坚持斗争。1977年，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教育部部长。在任期间，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颁发执行。离任后，到中共中央常校任第一副校长。蒋南翔为真理奋斗了一生。他是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5月3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等。

蒋先生是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向前看，他深明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道理。怎样才能后胜于今呢？只有创新。他代表着清华的创新精神。

每个创业者都应具有创新精神。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每个人也应具有这种精神个人的进步，国家的北大，民族的振兴，同样离不开它。

□变革创新是清华的一贯作风

穷则变，变则通。凡事只有不断地变革，摒弃自身的缺点和落后，不断接受新的东西，不停融入新的动力，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清华的创建与变革直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清华，有着迥然的差异，这些，正是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结果。

清华的创建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学堂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1900年，西方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清廷腐败无能，在庚子之役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按条约规定，西方列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加上利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美国政府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庚款”三千二百多万两白银。其后，美国承认向中国索取赔款“实属过多”。清政府与之反复交涉，美国同意“退还”部分“庚款”，举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退款办学”的历史渊源。

美国决定“退款办学”，自然是为了施加美国的影响，传播西方文明，其目的不言而喻。而清华建校之后，则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肥壤沃土之中，并能荟萃中西、贯通古今，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民族自强自立，为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并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堂设正副监督三人，由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兼任。同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这就是清华校史的开端。后来，学校把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延续到现在。

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撤消。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管理学校的“监督”改称校长。任第一任校长，为副校长。更名之后，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办学方针基本不变。为了培养合格的留学预备生，清华学校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重视英语训练和体育锻炼，当时在国内清华就以“要求严、外语好、体育好”而闻名。

清华早期虽然渗透着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不断发展的民族救亡运动的影响之下，清华一建校便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13年11月，接任校长后，清华学校开始兴建早期的“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以教学为主的各项事业稳定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并开始考虑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的方案。1920年秋，停招中等科一年级学生，次年改高等科四年级为大学一年级，仍为留美预备生。“庚子赔款”的民族屈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鞭策着清华学子发愤自强，追求真理，振兴教育科技事业，投入到炎黄子孙前仆后继救国救民的历史洪流之中。与当时国内要求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学校着手改办大学。1925年设立大学部，招收大学一年级学生。同时，又增设了国学研究院，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国家研究院”四大导师，第一次招收研究生30余人。

改建大学的工作，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8年8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自此，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学风严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庚款支持，办学经费充裕，清华大学迅速成为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

国立清华大学于1929年秋开办研究院，原有的国学研究院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