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风雨中拥抱自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采文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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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风雨中拥抱自由试读：

序言　光辉岁月

上面的这首歌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没错，这首歌是香港著名歌星黄家驹在生前创作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名字叫做《光辉岁月》。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是1990年，香港的beyond乐队到非洲进行巡演时，黄家驹为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以向这位伟大的、传奇的时代偶像致敬。据说，有人曾经给曼德拉翻译《光辉岁月》的歌词，他听后潸然泪下。

1994年5月10日上午10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行动迟缓的老者宣誓就职南非第9任总统。他就是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纳尔逊·曼德拉。然而谁曾料到，在这之前，他整整承受了27年的牢狱之灾！

长期因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南非，第一次迎来了这么多尊贵的客人：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

这些多年的“宿敌”齐聚比勒陀利亚，只为向新生的“彩虹国家”表示祝贺，向“全球总统”曼德拉表示敬意。

纳尔逊·曼德拉，世界上最著名的囚犯、领导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国父”、名满天下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曼德拉为了推翻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进行了长达50余年的斗争。1964年，他被南非政府以“高级叛国罪”关进罗本岛监狱。直到1990年，他才获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人格写照，曼德拉做到了。他炼狱27年，受尽各种煎熬和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为南非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信念。最终，他从阶下囚一跃而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为南非开创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局面。

但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并不仅是建立了一个号称“彩虹之国”的新南非，而是他对敌人的宽恕与仁爱。27年漫长的牢狱生涯给他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但他立志不向过去的仇敌报复。在就职典礼上，他邀请了3名曾虐待过他的狱警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狱警致敬时，在场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他以善良和仁慈作为新南非国家团结的粘合剂。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曼德拉的著作《与自己对话》的序言中说：“这些年来，我怀着无比谦卑的心关注着他，崇敬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平公正梦想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正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他从一名阶下囚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自由斗士到一位国家总统，努力于促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民主和人类的尊严而奉献自己的余力。他对改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曼德拉说：“在监狱中，我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会被外界塑造成圣人的形象。对于圣人，有一种世俗的定义，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定义，我也算不上是圣人，我从来都不是。”

曼德拉说自己不是圣人，但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人的话，曼德拉当之无愧。

第一章　无可选择的黑色肌肤

我是国王的后裔

在南非的东南部，有一个叫姆卫佐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蜿蜒曲折的姆巴谢河沿着河谷缓缓地由西向东，一直流向印度洋。这里是南非最美丽的地方，同时也是南非最贫瘠的地方。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战争、疾病、贪污已经深深地侵蚀了这片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靠种一些零零星星的玉米类植物和国际社会的救济度日。

这里生活的主要人种是科萨族人。科萨族是南非古老的部族之一，世代居住在南非东南部，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与文化。在欧洲人海外探险与殖民到达南非之前，这个偏安于非洲大陆南端的古老部族同撒哈拉沙漠以南广袤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部族一样，保持着自己的社会传统。

最早来到南非的主要是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他们在17、18世纪以枪炮为后盾，大肆掠夺土著人的土地。而英国人后来居上，在19世纪控制了南非的开普敦殖民地，这些荷兰人的后裔（又被称为布尔人）被迫开始向内陆迁徙，而布尔人的迁徙过程对南非土著部落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虽然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之间打了一场非常有名的布尔战争，但是，黑人在南非的历史命运却最为悲惨，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被迫生活在殖民者划定的保留地内。

1918年7月18日，“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这里。曼德拉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我出生的那年，世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大战中，南非爆发了流感，数百万人在这场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派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代表们在会上控诉了南非人民的苦难。但是，姆卫佐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在这里，生命数百年来一直平静地延续着。”

曼德拉是腾布王朝非长子家族的一员，他的曾祖父努班库卡以国王之姿统治着当地的居民。因此，曼德拉长大后，一直对王室身份感到颇为自豪。

曼德拉的父亲恩科西·穆帕卡尼斯瓦·格达拉·曼德拉（以下称“老曼德拉”）是当地的一位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参加南非军队在非洲西南部和德国人作战。他高大威严，办事干练，在王国内很有威望。按照当地的传统，男子可以凭借家业娶多个妻子，而其家业的多寡以其拥有的牛的数量来判断。作为酋长，老曼德拉有4个妻子，曼德拉的母亲诺塞克尼·法妮是他的第3个妻子。

老曼德拉和自己的妻妾共生了13个孩子，4男9女。曼德拉是父亲4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尽管曼德拉有3个哥哥，但是在他出生以前，3个哥哥都已夭折，所以曼德拉就成了唯一的酋长继承人。

曼德拉回忆说：“我父亲有着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为人正直，姿态严肃。我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他有一头盖在额头以上的簇状白发，孩提时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头发上去模仿他。父亲很严厉，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他意志坚强，这也是他传给儿子的又一个特点。”

曼德拉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为“豪利沙沙”，这个名字在科萨语中是爱惹事、不安分的意思。南非人认为，每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对于这个名字，曼德拉说：“我不相信名字决定命运，也不相信我父亲预测了我的未来；但后来，我的亲戚朋友在回顾我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时候，都说是我的这个名字造成了这一切。”

大约在曼德拉三四岁的时候，一名部落成员因丢失一头公牛而状告老曼德拉。当地的白人法官传唤老曼德拉出庭答辩，但性格刚烈的老曼德拉只回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去，我会一直战斗下去！”

这显然惹怒了白人政府，老曼德拉因“顶撞英国行政长官”的罪名而被褫夺了酋长的职位，还被剥夺了大部分的家产和土地。老曼德拉拒不承认白人对这一区域的管辖权，他以科萨人的传统法律判断，处理这场纠纷是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虽然由此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和牲畜，但是，父亲的行为对幼年的曼德拉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用曼德拉的话说，父亲是在维护作为首领的传统权力和公正，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

库姆村的童年时光

家道中落后，曼德拉和母亲迁徙到姆卫佐北面的库姆村。库姆村位于一个狭长的山谷内，周围被青山环绕，这个小村庄里面仅仅居住了数百人，住的都是茅草屋。这种茅草屋是非洲人传统的民居，屋子呈圆形，墙由泥土砌成，再用木头柱子撑起成角度的茅草屋顶。门非常矮，人必须弯腰才能出入。

在一些比较平整的地段，当地的居民种了一些着玉米、高粱、豆子还有南瓜，这些都是当地居民的主食。种地耕作的活儿，一般都由当地的妇女干，因为成年的男子要去遥远的金矿打工，以换取茶、咖啡、洗衣粉等“奢侈品”。

库姆村里有曼德拉母亲的亲属，因此母子生活得还不错。他们给了曼德拉母子三间茅草屋，一间用来做饭，一间用来睡觉，一间当做贮藏室。在这三间圆顶小茅屋里，曼德拉得到了母亲的慈爱和呵护，感受到了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快。

虽然生于乱世，但曼德拉在故乡的童年生活依然是无忧无虑的。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孩子们仍能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法。他们用木头制作玩具，用泥土捏成各种动物，坐着自制的“雪橇”从高山上滑下来，虽然每次都会摔得屁股生疼，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有时候，他们还会去别人家的玉米地里偷玉米，然后在河边点燃柴火，烤玉米吃。

一直到傍晚，孩子们一个个都像从泥塘里捞出来一样，浑身脏兮兮，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到家后，曼德拉会看到自己的母亲正在那里做饭。晚饭过后，一群孩子又会跑到村头的大树下，听村里的老人给他们讲先辈们浴血奋战守土保家的故事。在罗本岛的监狱中，曼德拉在给友人思思的信中说道：“我们的家庭比白人的大得多，这总是件快乐的事，整个村庄、一个区甚至几个区都接纳你，家族和你在一起，你是一名受到钟爱的家庭成员，你可以随时上门，完全放松，轻松自在地睡觉，还可以自由参加所有问题的讨论，你甚至可以免费得到牲畜和建筑用地。”

1993年，曼德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讽刺的是，童年时代的曼德拉却远称不上一个和平主义者。曼德拉喜欢跟村里的男孩子打架，由于他身材高大，所以每次都是他获胜。曼德拉的妹妹回忆道：“小时候在家的时候，他总是非常严肃，我们不能相互捉弄。那个年龄，他就有领导才能。我们都很尊敬他，还有点怕他。”

更加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小时候的一次“偷猪事件”。在一次访谈中，曼德拉微笑着回忆这件事：“我们喝了点啤酒，然后带着喝剩下的酒随风漫步，让风把我们带到有猪的村子里，我们给猪群尝了点‘甜头’，并用酒来‘诱惑’猪群跟我们走，一旦我们远离村子，我们就走在猪群的后面赶它们进了山谷，最后在那里把它们烤了做野味。”

作为全国最贫穷的地区，这里五分之一的村民是文盲。有一天，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乔治·穆贝基拉来到曼德拉家，对他的母亲说：“你儿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你们应该让他去接受教育，以适应白人社会。”

曼德拉的母亲没有吱声，她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必须得去征求丈夫的意见。曼德拉的父亲最终同意了，他成了全家第一个读书的人。

学校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西式的房子，里面的老师都是白人。到学校的第一天，英语老师问他的名字，他回答：“我叫豪利沙沙。”老师听后笑着说：“这个名字太别扭了，不好记。”于是给他取一个白人的名字：纳尔逊。

回到家后，曼德拉把自己的新名字告诉母亲，母亲念了好几遍，可还是发不好这个音，于是只好叫他原来的名字：豪利沙沙。曼德拉的母亲不会想到，这个她连音都发不准的名字，后来居然影响了整个世界。

上学是个很大的转变，曼德拉改变的不仅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穿着。在上学之前，他和村里的男孩子一样，用一块布裹住一边肩，然后在腰间绕一圈缠起来，这是非洲人传统的服装。为了能够体面地上学，老曼德拉把自己的裤子剪短，给曼德拉穿上。曼德拉在回忆录里说：“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父亲把他的马裤给了我，他把裤子剪短了让我穿，还找了一根麻绳当腰带。然后他还把他的衬衫给了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就是穿这一身去的。”

从此，纳尔逊·曼德拉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在南非，很多有钱或有地位的男士都会有好几位妻子。每位妻子都有各自的房屋、土地和牲畜，她们自己种粮食蔬菜，自给自足。丈夫会轮流到几个妻子家居住，时间不固定。

9岁的一天，曼德拉放学后回到家，发现父亲回来了。他躺在母亲的房间里，大口喘着粗气，母亲和父亲的第四任妻子娜达伊玛妮围在旁边，一脸焦急。曼德拉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

到了半夜，父亲病得更重了，一个劲儿地咳嗽，母亲和娜达伊玛妮一直陪着他。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没有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大夫，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所能做的，只剩下祈祷了。曼德拉依偎在母亲怀里，看着父亲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庞，心中充满了恐惧与害怕。

突然，父亲挣扎着坐起来说：“娜达伊玛妮，给我拿烟来，我要抽烟。”两个女人吓了一跳，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可以抽烟呢？但向来言听计从的她们始终不敢违抗丈夫，娜达伊玛妮装好了烟，点上后递给他。

父亲颤颤悠悠地接过烟袋，一口接一口地抽了起来。在昏暗的月光下，曼德拉只看到烟袋锅里忽明忽暗的光亮，也只听到父亲粗重的呼吸声。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父亲忽然不动了，母亲和娜达伊玛妮大哭起来，只剩下烟袋仍滋滋冒着烟。

父亲死了，这对曼德拉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小小年纪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后来他回忆说，自己从未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悲痛。

父亲简单的葬礼结束后，母亲告诉他：“我将要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曼德拉没有问去哪儿，也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第二天就随母亲上路了。

身后的景物渐渐远去，一切熟悉的东西也渐渐不见了。曼德拉闭上眼，依旧能看到自己与伙伴们洗澡的池塘、一小块一小块的玉米地、村口的大树……

一直走到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可比库姆村大多了，人也要多出好几倍，在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宫殿。宫殿由7个圆形的房子和2个方形的房子组成，宫殿的前后有两个大公园，里面种着蔬菜和果树。宫殿附近是一个白灰粉刷的教堂。这个巍峨巨大的宫殿，便是腾布的临时首府，也是腾布人民的代理摄政王——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的王宫。

容欣塔巴是前任国王的大儿子，但他并非嫡出。国王死后，按照习俗应该是第一夫人的儿子萨巴塔继任。然而，那时候萨巴塔还未成年，无法处理政事。当时老曼德拉力排众议，坚持立容欣塔巴为摄政王。他认为，容欣塔巴不仅受的教育最好，而且仁厚老实，肯定会照顾萨巴塔成人。最后，王室成员和英国政府终于被他说服了，容欣塔巴成为了摄政王。

在老曼德拉去世之前，派人请摄政王容欣塔巴来并把儿子托付给他，对他说：“我把这个仆人豪利沙沙交给您，这是我唯一的儿子。从他和姐妹们的言谈中我可以知晓他的志向是做对民族有益的事。我希望您按您的愿望来培养他；让他受教育，他会把您当做学习的榜样的。”摄政王同意了。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摄政王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他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他也是往这个方向培养我的。”

母亲在王宫里住了两天后就回了库姆村，她没有跟曼德拉告别，因为她不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流露出悲伤和依恋的神情。而这个时候的曼德拉，正沉浸在搬入新家和换了新衣服的喜悦中呢。

王宫中的少年

王宫的生活条件自然和库姆村不能同日而语，自幼在清贫中长大的曼德拉，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新奇又陌生。这里的西方化程度也远比库姆村要高得多，很多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女士穿着长长的裙子和高领衬衫，头上围着头巾。

在这里，曼德拉像一个尊贵的客人，所有人都对他又客气又尊敬。王宫里的人叫他“塔陶木库鲁”，意思是“爷爷”，因为他们觉得曼德拉认真的时候很像一个小老头。

摄政王和王妃将曼德拉视如己出，他跟他们的孩子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睡一样的床。很快，他就和摄政王的儿子佳士提斯、摄政王的女儿诺玛福成为了好朋友。佳士提斯大曼德拉4岁，他有着一张英俊的脸庞和迷人的歌喉，他还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健将，长跑、橄榄球、板球、足球样样都会来几下，迷倒了一大片少女。

曼德拉的新学校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所学的科目有英语、科萨语、历史和地理。由于没有作业本，他们只好在黑色的石板上写作业。学业之余，曼德拉喜欢听摄政王和长老们开会议事。从这时候起，曼德拉萌发了对政治的兴趣。

这种会议是最单纯的民主会议，没有阶级之分，所以每名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会有人直接、激烈地批评摄政王，而摄政王总是在一旁静静地聆听，不发一言。等到对方讲完后，摄政王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曼德拉对摄政王的做法感到很奇怪，他曾私底下问摄政王：“您为什么不替自己辩护，而把话留到最后说？”摄政王笑着说：“当你想把羊群赶到某个方向，你就拿着棍子站在后面。然后一些更有活力的羊会冲到前方，而剩下的就会尾随其后，你是他们背后真正的指挥者。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怎样发挥他的作用。”

这句话对曼德拉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曼德拉在会议上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他先是有条不紊地总结每个人的看法要点，然后再说出自己的想法，最终和与会人员达成共识。

在老师的教导下，曼德拉的英语水平进步非常快。一次，曼德拉放学后，听到远处有摩托车的声音，这对于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是非常新奇的。曼德拉循着声音跑过去，发现路边有一个白人，在用脚使劲地踩摩托车，可发动机就是不动。

曼德拉走上前去，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用英语问道：“您需要帮忙吗？”那白人没料到这个黑小孩居然会说英语，一时间愣住了。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曼德拉终于和那个白人合力把摩托车修好了。白人显得很高兴，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曼德拉回答：“我叫纳尔逊。”白人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点东西塞到曼德拉手里，然后就骑车走了。曼德拉打开手掌，发现居然是3个便士。

在王宫里面，曼德拉还认识了一个叫温妮娅的女孩儿。温妮娅是王宫旁边的教堂里牧师的女儿，她举止彬彬有礼，说话总是笑容满面，一团和气。曼德拉曾想叫她一起玩，她的姐姐诺玛木旁却告诉妹妹说：“他是个野小子，粗鲁又野蛮，不配和你一起玩。”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诺玛木旁请曼德拉去教会吃午饭，想让他当众出丑。在饭桌上，诺玛木旁递给曼德拉一盘鸡翅，还有刀子和叉子。

曼德拉根本没有使用过这种餐具，只好悄悄地看别人怎么用。观察了一会儿，曼德拉也学着别人的样子，用刀割面前的鸡翅。鸡翅没有煮烂，加之曼德拉手法不熟练，他忙得满头大汗，却还是没有切开面前的鸡翅。诺玛木旁看着这一幕，对她妹妹说：“瞧见了吧？我早就告诉你他是一个又蠢又笨的孩子。如果你爱上了这样一个男孩儿，你的一生就毁了。”

后来，温妮娅全家都搬去了外地，她也上了一所很有名的学校，并成了一名教师。

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曼德拉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笨手笨脚，连鸡翅都切不开的小孩了。

我是一个男人了

在南非科萨族，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就是男子长到16岁的时候，必须举行割礼仪式。科萨族人认为，一个男子如果没有举行过割礼，他就不算一个成年人，不能继承家族的财产，也不能娶妻生子。

割礼不仅是一个痛苦的外科手术，更是一个男孩向男人转变的里程碑。在此之前，你可以尽情玩耍嬉闹，但等到举行完割礼仪式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需得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割礼是一种陋俗，但是对科萨族的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比什么都重要。据统计，每年至少有30名科萨族男孩在割礼仪式后死亡，另有约300因伤口感染、脱水、生殖器坏死等疾病入院治疗。

科萨人的割礼非常隆重，举行割礼前，要大摆筵席。在行割礼前的那个夜晚，无数的少年从各个村庄赶来，在一所小房子前尽情地跳舞、唱歌，通宵达旦，因为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成为成年人了。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刚洒到这片古老的大陆上时，少年们就得到寒冷的河水中沐浴，这是在举行割礼仪式前所进行的一种净身仪式。割礼仪式在中午举行，少年们腰上裹一条毯子，排成一队，面对祭司站着。祭司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嘴里念念有词，轮流给少年们行割礼。长刀闪过，几滴血洒在了地上，此时，少年必须要喊一句：“我是一个男人了！”祭司会把泥土和鲜血在手中混合，然后涂在少年们脸上。

割礼结束后，他们必须住在山上的小草房里，过上一段好似隐居的生活。他们裹着仪式用的毛毯，脸上涂着白粘土以示纯洁。他们不允许下山，更不允许见女人。

等伤口愈合后，他们便走下山来，在河里洗掉身上的白粘土，再涂上红色的赭石粉。根据传统，一个人被涂上红色赭石粉，就应该娶一个妻子，妻子要用自己的身体擦掉丈夫身上的涂料。

16岁的时候，曼德拉和其他少年一起，参加了成人礼。他回忆他当年的割礼情形说：“此时，我的心里一片空白，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祭司就已经跪在我面前了，长刀在他手里闪闪发光。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他面色苍白，尽管那一天很冷，他的脸上仍然闪动着汗水。他的动作很快，一刀下去，我感觉好像是掉入了火炉里，一种莫可名状的疼痛感袭来。我死死咬着嘴唇，若干秒后才想起那句话，于是我喊出来：‘我是一个男人了！’”

曼德拉的“隐居”日子结束后，便下山来跟家人团聚，他们各自跟家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互赠礼品。曼德拉收到了2头母牛和4只绵羊，这让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已经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少年变成一个拥有财产的成年男子了。

正在高兴之际，一位德高望重的酋长忽然站起了，面色沉重地对他们说：这里坐着的是我们的儿子，他们健康、漂亮、年轻，是我们部落的花朵，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刚刚为他们举行了成人礼，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因为，我们科萨人和所有的黑人一样，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奴隶，我们没有地位，永远不会受人尊敬。你们以后会走向城市，在那里，你们只能住在贫民窟里，喝着廉价的酒。你们将在深深的矿井中蹉跎掉自己的一生，永远没有翻身之日。而那些白人却可以过着幸福安康的日子，消费着你们生产的东西。在你们这些年轻人中，有的人可能会成为酋长，但那只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来管理自己；有的可能成为永远不去打仗的战士，因为你们没有打仗的武器，更无法为非洲人民的自由而战；有的可能成为永远不教书的学者，因为没人愿意让一个黑人给自己讲课。你们有智慧、有才能，但这些都将被消耗在维持生计的艰难之中，去为白人做最低贱、最不用脑子的工作。你们今天得到的礼物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自由和独立才是最好的礼物。如果上帝从不睡觉的话，那他就能看见这一切。但我怀疑上帝可能正在打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我们统统死去。因为这样做，我们就能唤醒上帝，并告诉他：“你的子民——科萨族的花朵正在枯萎……”

酋长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所有的人都垂下了头，有的妇女开始低声抽泣。他们已经被人奴役了几百年，至今仍然受到受西方殖民者和当地白人的压迫和虐待。即便是身为酋长儿子的曼德拉，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肤色所带来的备受歧视和冷落。曼德拉记得有一位白人官员曾跟他说：“我宁愿向南非投下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让南非沦为多数黑人统治的国家。”

酋长的这番话让曼德拉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久久地站在王宫前面，望着向前蜿蜒流淌的河水，外面的世界他所知甚少，但自由和独立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他心中萌发。或许，这个天性纯良的少年，这时候已经在想：“终有一天，我要给这个动荡不安的家乡带来自由、独立与安宁。”

漫漫求学路

行了割礼仪式后，很多玩伴都去了金矿上工作，或者去城里给白人打工。摄政王荣欣塔巴为了培养曼德拉，决定送他去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继续深造。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是滕布地区最高的黑人学府，它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培训学校。摄政王和他的儿子佳士提斯都曾在这儿学习过。

临行前，摄政王特意为曼德拉举办了一场庆祝会，以庆祝他被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录取。曼德拉后来回忆说：“这是第一次为我专门举办的庆祝活动，我感到非常高兴。摄政王还给了我一双新皮鞋，那天晚上，我把它擦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摄政王亲自用他那辆福特V8把曼德拉送到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并介绍该学校的校长哈利斯牧师给他认识。哈利斯牧师是一个善良的白人，摄政王说：“等萨巴塔老了的时候，我会让哈利斯牧师接任摄政王的职位，希望他把下一任国王培养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所有的建筑都是西式的，这让曼德拉感到非常新奇，像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第二天，曼德拉就抱着书本去上课了。教室在教学楼的二楼，铺着豪华的木质地板。从来没有穿过皮鞋的曼德拉穿上了摄政王送他的那双新皮鞋，由于不是很习惯，他好几次打滑，差点儿摔倒。

当他颤颤巍巍地走进教室后，一个漂亮的女学生看到他的囧样说：“瞧这个农村男孩，他不习惯穿皮鞋。”

这个自作聪明的女孩叫玛托娜，他是曼德拉在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后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成了好朋友。曼德拉回忆说：“我发现，与女人交往不能拘谨，也不能承认自己懦弱和胆小。对于这个秘密，我从来没告诉过其他男士。”

在节假日，曼德拉会回到王宫，并旁听大酋长开庭审判小酋长们提交的案件。当时，酋长的任命要经过当地白人行政官员的同意。一旦他惹恼了白人，就会被解除职务，另立一个酋长。即便是如此，酋长在当地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按照惯例，每年各地的酋长们都要开一次会议。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种扣人心弦的体验。当他看到小酋长们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酋长时，他的心中都会升起对民主的渴望，尽管这种民主有些幼稚和生硬。

在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曼德拉仅用两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初中课程。在这两年里，他已经由一个浑浑噩噩的傻小子蜕变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眼光长远的年轻人，以前身上的那种乡下土气已经消失无踪了。

1937年，19岁的曼德拉来到希尔特敦学院学习。希尔特敦学院是非洲最大的黑人学院之一，有好几千名学生。希尔特敦学院坐落在一出景色优美的高原上，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高山。这是一所由英国卫理公会兴办的寄宿学校，校长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阿瑟·威灵顿博士用雄厚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也拯救了你们非洲人。”顿了一顿，他接着说：“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特敦学院的校规极其严格，学生的生活也非常简朴，是典型的清教徒式的生活。自命绅士的英国人，为了培养男生的绅士风度，规定男生在每天吃完早餐后，必须到院子里集合，排队等候女生从宿舍里出来，然后再一起去教室。

曼德拉承认，在希尔特敦学院里，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直到1938年，当他的论文获得了希尔特敦奖学金时，他的智慧才一点点地显露了出来。

在希尔特敦学院的最后一年，伟大的科萨诗人克鲁恩·姆卡伊来到了他们学校。为此，学校还特意放了一天假，所有的师生都集中在食堂里，聆听姆卡伊的演讲。

姆卡伊站在演讲台上，丝毫不理会台下的英国人，他用科萨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对我们的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这种赤裸裸的“反动”言论使曼德拉震惊了，他后来回忆说：“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曼德拉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在当时的南非，黑人的处境正逐步变得越发艰难。白人当局正着手通过一系列歧视性法律，剥夺黑人仅有的几项权利。继1910年的《联邦法案》后的20年里，又颁布了严厉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性法律，如1923年的《城市原住民活动区域法案》和1927年的《原住民管理法案》。

1938年，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曼德拉从希尔特敦学院毕业，考入福特哈尔大学。福特哈尔大学是南非人的最高学府，在南非学生的心目中，它跟牛津、剑桥、哈佛大学一样有名。

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黑人大学，它距离希尔特敦约20英里，背靠风景如画的阿玛托拉山脉，同著名的勒弗戴尔中学和艾丽斯镇构成了一个交通便捷的三角地带。

福特哈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其中有十来个来自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和希尔特敦学院。在这里，曼德拉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奥利弗·坦博就是其中之一，他比曼德拉大一岁，是后来曼德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奥利弗·坦博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后来在约翰内斯堡市区上学。

多年以后，奥利弗·坦博回忆自己跟曼德拉相处的那段时光时说：“纳尔逊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有良好修养的学生。他的交际圈很广，而且他还是福特哈尔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辩论会上，纳尔逊总是谨小慎微，但他对种族主义非常反感。”

曼德拉的另一位好友叫凯泽·马坦齐马，按照部落血统，马坦齐马应该算是曼德拉的侄子，但曼德拉年纪比他小，也远没有他老练。马坦齐马身材高大，是大三的学长，对曼德拉关爱有加，曼德拉对他非常尊敬。

随着曼德拉社交范围的不断扩大，他和很多同学都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他到舞厅跳舞和参加福特哈尔大学的戏剧社。曼德拉在1960年对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思想活跃，能作为多面手参加广泛的课外活动。”

作为一名新生，曼德拉不免要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欺负。在很多情况下，新生们都会选择忍气吞声，但曼德拉选择了反抗。

在福特哈尔大学，每个宿舍都有宿舍管理委员会，在此之前，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高年级学长来担任，刚入校的新生虽然人数众多，但一直没有自己的代表。曼德拉决定挑战这一传统陋规，选举出自己的代表。

在曼德拉的倡议下，新生们纷纷加入到选举行列中来。只用了几周的时间，新生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新的宿舍管理委员会。曼德拉因是倡导者之一，所以也被选进了宿舍管理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长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开会议，在会上，一名狂傲的学长用英语说：“作为新生，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巴佬击败呢？”他模仿曼德拉说话的口音和语调，周围的同伴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高年级的学长将此事报告给了学监，希望他们给新生施加压力，自动解散宿舍管理委员会。学监把曼德拉等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劝说他们不要和学长对抗。但是，曼德拉等人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学监也没办法，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940年寒假期间，曼德拉将一个名叫保罗·马巴巴内的朋友带回家作客。保罗来自布隆方丹，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主席。

有一天，曼德拉同保罗来到特兰斯凯省的首府——乌姆塔塔。在那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他们站在邮局外面闲聊，这时，过来一个60多岁的白人，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傲慢地要求保罗去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但是，保罗拒绝了。

那个白人显得很生气，气鼓鼓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保罗针锋相对：“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个无赖。”

那人涨红了脸，半天才说：“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然后就走了。

这事对曼德拉的触动不小，因为在那个黑人对白人唯命是从的年代里，像保罗这样有勇气和白人叫板的黑人并不多见。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不必要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回到学校后，曼德拉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是福特哈尔大学最高的学生组织，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只有6位才能真正地成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在选举前，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时候，沉寂许久的积怨爆发了，很多学生对大学里的种族不平等和黑人伙食差的现象感到极端不满，更有人希望增加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

由于学校拒绝了这些条件，于是学生们联合起来，抵制这次选举。在选举当天，只有六分之一的学生投了票，并选出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由于这次投票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学生代表委员会的6人就商议集体辞职。他们起草了一份辞职信，递交到校长那里。校长收下了他们的辞职信，决定第二天重新投票选举。

然而，第二天选举的情况和第一天如出一辙，还是那六分之一的人投票，还是那6个人获得了选票。曼德拉感到这次的选举依然不公平，决定再次号召大家一起辞职。然而，这次其他的5位同学却选择了和校方妥协，曼德拉陷入了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

后来，曼德拉不顾别人的反对，再次将辞职信递给了校长。校长勃然大怒，把曼德拉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要么你接受这个职位，配合校方；要么你就会被开除！”曼德拉后来回忆说：“校长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校长又叫曼德拉去自己的办公室，这次校长的口气缓和了很多，他说：“曼德拉，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哈尔大学继续读书；如果你不愿意，放假后你就不用再来了。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曼德拉思考良久，最终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主见，他拎着简陋的行李走出了福特哈尔大学的校门。回过头来，看着在这里生活过两三年的地方，曼德拉的眼角湿润了。这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我们逃婚吧

回到王宫后，曼德拉将校长的最后通牒告诉摄政王容欣塔巴。摄政王恼怒异常，他根本无法理解曼德拉的做法，甚至还没有听曼德拉解释，他就命令道：“你必须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季开学之后返回福特哈尔大学。”

出于对摄政王的尊重，曼德拉并没有反驳，他决定暂时将这件事放到脑后。

令曼德拉感到高兴的是，自己的好玩伴佳士提斯此时也正好在家。两人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都兴奋异常。

摄政王对自己的养子和亲生儿子很头痛，决定给他俩各娶一个妻子，心思和中国多数家长大约一样：娶妻就等于野马套上了缰绳。

有一天，摄政王忽然把佳士提斯和曼德拉叫到他面前，对两人说：“我的孩子们，我可能来日无多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婚礼过几天就会举行，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吧！”

这话对两个小伙子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愣在了当场，呆呆地看着对方。摄政王又接着说：“两个女孩都出生于非常高贵的家庭。佳士提斯，你要迎娶著名的滕布贵族安卡利巴的女儿；曼德拉，你将迎娶当地滕布牧师的女儿。”

虽然两人的“准新娘”都有着显赫的家世，但他们却打心底反对这门婚姻。曼德拉回忆说：“我的监护人觉得我该结婚了。他很爱我并像我父亲那样对我精心照料。但是他不民主，他不认为娶亲的事值得和我商量一下。他挑选了一个丰腴端庄的女子，下了聘礼，为婚礼进行了各种安排……那时候，我在社会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

眼看婚期越来越近，两个年轻人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他们二人精心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逃婚！

他们二人趁摄政王出游的时候，拿了几样日常生活用品随便往包里一塞，就逃出了王宫。哪知他们刚走到门口，摄政王好像有所察觉似的，离开后又折了回来。二人赶快躲到旁边的玉米地里，一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摄政王问仆人：“你知道佳士提斯和纳尔逊这两个小鬼在哪儿吗？我去房间找过他们了，他们不在。”仆人含含糊糊地说：“他们刚刚就在附近啊！”摄政王对他的话有些怀疑，他又四处查看了一下，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

两人逃出皇宫后，为了凑够买车票的钱，他们偷偷地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商人，并撒谎道：“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那个商人丝毫没有怀疑，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两人得到钱后，马上租车去了火车站，准备逃往约翰内斯堡。

哪知等他们来到火车站，准备买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售票员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刚刚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叫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把票卖给你们！”二人听完此话，大吃一惊。

在这儿买不到火车票，他们只好租了一辆车，继续往下一个火车站进发。下一个火车站距离这里约50英里，他们走了一个小时才到。

好不容易在这个火车站买到了票。上了车他们才发现，这趟车最远只到昆斯敦，根本不到约翰内斯堡。在当时，所有成年的南非黑人都必须在自己的住地办理《当地人通行证》。通行证上详细地写着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走在路上或者任何大街小巷，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遇见官员、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都必须出示这种证件，否则就有被逮捕的危险。

佳士提斯和曼德拉都没有《当地人通行证》，因为摄政王根本不可能给他们签字。到昆斯敦下车之后，两人陷入了迷茫之中。正在两人走投无路之际，佳士提斯忽然想到自己有一个叔叔在昆斯敦，他有可能帮他们弄到《当地人通行证》。

俩人找到了佳士提斯的叔叔，他名叫穆多比尼，也是当地的一位酋长。穆多比尼看到自己的侄子，显得很高兴。佳士提斯谎称自己是出门给爸爸办事的，临走时把通行证忘在家里了。

很快，在穆多比尼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就办理好了证件。就当他们要告辞的时候，穆多比尼忽然说：“这是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管辖范围内的事，作为一种礼节，我必须告诉他们。”接着，他马上给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打了个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对方。

两人预感到大事不妙，穆多比尼忽然回过头来笑着说：“真巧啊！你们的父亲刚好在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那里作客呢。”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电话那头就传来摄政王的怒吼：“把那两个小家伙给我抓回来！”

穆多比尼挂掉电话，阴着脸对二人说：“你们两个小骗子，我要把你们抓起来，送到你们的父亲那里去。”

曼德拉立即站起来，用自己在福特哈尔大学学到的法律知识辩解说：“我们向您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您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的父亲。”

穆多比尼无话可说，但他还是十分生气地将二人赶出了办公室，并骂道：“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们两个的事了，你们也不要再登我的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佳士提斯忽然想到自己在这里有一个朋友，去找他碰碰运气也好。两人在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他，正巧他母亲要开车去约翰内斯堡。佳士提斯问她：“您能否让我们搭个便车？”对方想了想说：“可以，不过你们每人要支付15英镑。”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比火车费要高出很多，两人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同意了。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逃到了距故乡约900千米的约翰内斯堡。时为1941年初。

第二章　战乱中的“北漂一族”

大学生成了金矿保安

约翰内斯堡面积约269平方公里，是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金中心。它位于南非东北部瓦尔河上游高地上，海拔1754米，人口约200万，半数以上是黑人。

约翰内斯堡在恩古尼语中，被称作“伊高比”，意思是“黄金”。1886年的一天，一个名叫乔治·哈里白人在约翰内斯堡北面的一个农场散步，忽然被一块露出地面的石头绊倒，这是一块金块。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来此淘金。随着涌来的淘金者越来越多，这里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聚居地，后来渐渐地便形成了一个城市。

约翰内斯堡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地方，在这里，失业率达到了40%，失业大军中绝大部分是教育程度底、缺乏技能的黑人。由于这些黑人们无以为生，便开始抢劫、偷盗、绑票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加入英、美的反法西斯阵营。由于工业基础雄厚，南非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国家重要的军用物资生产基地，订单雪片似地飞来，经济形势大好，黑人劳动者潮水一般涌进城市。

同时，南非政府还需要12万黑人在军队中担任杂役、雇工和保安等职务。他们没有资格拿枪，只有一杆长矛。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黑人觉得自己成为了反对纳粹和种族主义的一份子。

但是，黑人的涌入让当地的白人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而事实是，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矿洞中做着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工资却少得可怜。每年，不知道有多少黑人因肺结核和矽肺而死去。

在约翰内斯堡，种族隔离政策非常严格。在金矿里工作的黑人矿工们，食宿都是封闭式的，他们睡在粗糙的水泥床上，伙食很差；他们不允许带家属，也不允许与外界城市来往；出门只能乘坐允许非洲人乘坐的交通工具；背地里，黑人矿工还会遭到白人管理员的殴打，甚至被殴打致死也无人问津。

一位曾经造访过约翰内斯堡的美国记者回忆他看到的一件事：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为偷了钻石而遭受35下鞭打。他勇敢地挺着身子站着，一丝丝绽破的肉挂在背上，大滴大滴的血沿着他的大腿流下来。皮鞭鞭飕飕地响，向他的肩膀抽去。他的那双大眼睛布满血丝，嘴唇战栗不停，两只手痛苦地扭曲着。然而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直至鞭子抽到第30下时，他低沉地呻吟了一下，便晕倒了。每逢遇到这种场面，在周围观看的黑人就会非常激动。他们咬牙切齿，用带着威胁的眼光注视着执法官。我常常想，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对他们的主人们报仇雪恨。

曼德拉和佳士提斯来到约翰内斯堡后，很快就被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吸引了，这里巨厦林立，娱乐场所光影缤纷。曼德拉回忆说：“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到了约翰内斯堡。迷人的灯光从四面八方放射开来。对我来说，电总是神奇而奢侈的，而这里却是电的世界、灯的海洋。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在这里，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孩子可以一瞬间变成一个千万富翁。我想起了在割礼期间祭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那里到处都是豪华的汽车、漂亮的女人和横冲直撞的魔鬼。’这是一座黄金之都，我很快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佳士提斯很快就在金矿上找到了一个文员的职位，然后又说服工头皮拉索给了曼德拉一份卑微的工作——矿区保安。那时候，曼德拉一身行头是这样的：“很快，我作为一名值夜班的金矿保安开始工作。矿上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一双皮靴、一顶钢盔、一台闪光灯、一个哨子和一根圆头木棒。工作很简单：站在上面写着‘注意，当地人从这里穿过’的警示牌的矿井入口，检查每个从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证。”

在这里，曼德拉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每天都向工友吹嘘自己如何聪明，如何有本事从部落出逃，如何幸运地得到工头的赏识……他早就将摄政王当年告诫他的“如果让你去挖矿，你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训条抛诸脑后。

终于，两人的身份被皮拉索知晓了。皮拉索找到他们，非常生气地说：“请你出示摄政王让你们来工作的证明。”佳士提斯只好硬着头皮说说：“摄政王已经将证明寄过来了，只是暂时还没有到达这里。”皮拉索骂道：“你们两个小骗子还在撒谎！我已经给摄政王打了电话，他让我把你们抓回去。我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明天就送你们回家！”

佳士提斯反驳道：“你只是我们的雇主，你没有权力为我们作决定！”皮拉索恼怒之下，将两人赶出了办公室。

离开了金矿，两人再次沦落到露宿街头的地步。为了找一份新工作，他们还得去找摄政王的朋友帮忙。他们想到了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医生。舒玛是约翰内斯堡少有的黑人医生，他和摄政王相识多年，在约翰内斯堡很有影响力，为人也极其古道热肠。他热情地接待了两位年轻人，对他们说：“我和你们的工头皮拉索是老相识，我给你们一封推荐信，你们继续去皮拉索那里工作吧！”

两人忐忑不安地拿着信，又回到了皮拉索的办公室。当皮拉索看到他们时，愤怒地喊道：“你们两个小骗子，又回来干什么？”

佳士提斯理直气壮地说：“是舒玛医生让我们来这里工作的，这是他的推荐信。”说完把信放到了桌子上。

没想到皮拉索一点面子都不给，他把信扔到了地下，冷冷地说：“像你们这样的骗子，我见得多了。想继续留在我这里工作，门都没有！你们赶快滚蛋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两人灰溜溜地走出了办公室，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此时街上灯火通明，喧哗热闹，黑人、白人脸上都绽放着快乐的笑容，可曼德拉和佳士提斯两人就是高兴不起来。无奈之下，佳士提斯决定先独自一个人去城里找住所，让曼德拉随后和他会面。

曼德拉收拾了两人还寄存在矿区宿舍里的行李，由于行李太重，他让一个叫比吉萨的工友帮忙，两人一起搬着行李箱朝矿区门口走去。经过大门的时候，保安要求他们打开行李箱，进行例行检查。谁知脾气暴躁的比吉萨马上反驳说：“你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嘛！”

可想而知，这话激怒了保安，保安强行拿过他们的行李箱，认认真真地检查起来。在衣服底下，保安搜出了一把左轮手枪。曼德拉和比吉萨刹那间傻眼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黑人私藏武器，是很严重的罪。保安马上吹响口哨，无数的保安跑了过来，将曼德拉和比吉萨抓了起来，扭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曼德拉向警察解释，说这把手枪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跟比吉萨毫无关系，他只是来帮忙拿行李的。警察听后，马上释放了比吉萨，但曼德拉却因私藏武器而被告上法庭。警察告诉他：“你必须在下周一上法庭应诉，否则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将由你自己承担。”

到了周一，曼德拉果然如期来了。在法庭上，曼德拉运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他缜密的思维和雄健的口才征服了法官，最后法官决定只给他一个警告。

也许正是这件事情才让曼德拉感到了懂法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律师。

从“黄金之都”到“黑暗之城”

失业后的曼德拉一直住在一个堂妹家里。他的堂妹是一个小商贩，来自于滕布的恩科波。在堂妹的眼中，上过大学的曼德拉是他们家族的骄傲。虽然他现在一无所有，甚至快要露宿街头，却仍然无法影响他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后来，一位年轻的黑人护士看到了曼德拉寄人篱下的窘迫生活，便自告奋勇地带曼德拉去见他的一个朋友——沃尔特·西苏鲁。可以说，这次会面影响了曼德拉的一生。

西苏鲁跟曼德拉一样，也出生在滕布。但他没有曼德拉那样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法官，名叫维克多·迪金森。有一次，迪金森喝醉了酒，与西苏鲁的母亲发生了关系。但是第二天，他就抛下西苏鲁的母亲而去了。

后来，西苏鲁的母亲生下了西苏鲁，由舅舅把他抚养长大。西苏鲁的舅舅是当地的一位酋长，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心地善良，乐善好施。

16岁的时候，西苏鲁便离开了学校，一个人去外面闯荡。后来，他漂泊到了约翰内斯堡，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并把母亲接了过去。那时候，她母亲在为白人家庭妇女当洗衣工。西苏鲁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岁月把他打磨得沉稳、老练、自信。后来，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财产代理公司。这对没有上过大学的黑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曼德拉的堂妹称西苏鲁为“约翰内斯堡最优秀的黑人”。

曼德拉见到西苏鲁的第一面，就被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吸引住了；同时，西苏鲁也被曼德拉从内而外流露出来的贵族气质和领袖风度所吸引。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并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曼德拉事后曾说：“西苏鲁比我更聪明，更睿智，他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他永远都不会站在我的对立面。他会成为国王的拥护者，但他自己却不会登上王位。这就如同他会成为教练而不是拳击手一样。”西苏鲁也说：“当曼德拉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就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将来有大作为，因此值得鼓励。他的性格非常坚毅，又很温和，与他做朋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与此同时，曼德拉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约翰内斯堡的卫星城市，著名的黑人贫民区。在亚历山大的周围，全是一些富有的白人居住的地方，所以，亚历山大成了“白色海洋中的黑色小岛”。曼德拉在自传中这样形容亚历山大：“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是南非为数不多的“黑人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产业”的地方。

曼德拉告诉西苏鲁，自己从早就有当律师的志向，于是西苏鲁建议他通过函授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又把他介绍给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学徒。于是，曼德拉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法律，一方面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一个月只有4英镑的薪水。

曼德拉时候回忆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他不但需要生活费，还需要攻读学士的费用。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为了省下车费，就徒步跑到9公里远的地方上班，食不果腹是经常的事情。善良的房东会在每个周末为曼德拉提供一份免费的午餐，这几乎是曼德拉在一周内所吃的唯一一顿热饭。

好在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希德尔斯基是一个很有自由理念的犹太律师，他对曼德拉没有丝毫的种族歧视。在上班的第一天，希德尔斯基就告诉他：“你看，纳尔逊，我们这里没有种族歧视。佣人送茶时，你就从盘上取你自己的茶。我们已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你们必须用它，告诉高尔一下。注意点，他影响不好。”

希德尔斯基提到的这个高尔全名叫高尔·拉代贝，他是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办事员，他是一个眼界极高、精力旺盛的黑人，比曼德拉大10岁。当曼德拉告诉他新杯子的事时，他回答说：“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佣人端上茶来，高尔故意挑了一个旧杯子。曼德拉不愿意得罪人，便假装不想喝茶。

高尔是一个黑人共产党员，曼德拉刚来的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建立新的非洲矿工联盟。他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常在公司当着白人的面大声说：“你们这帮家伙从欧洲一路赶来这里，侵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你看现在，你跟主子似的坐着，我们的首领倒成了跑腿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抓起来扔到海里！”

他还告诉注重教育的曼德拉：“教育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是通过受教育而获得自由的。如果仅仅依靠教育获得自由，我们或许还要等上一百年！如果真等到那天，我们受教育的权力都有可能被剥夺！”

高尔曾劝曼德拉加入共产党，但当时曼德拉正忙于法律考试而无暇他顾。20多年后，这两人的位置居然完全颠倒了过来：1942年，高尔因参与放债活动被清除出党，之后便加入了反共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而曼德拉则与共产党越走越近，常常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捍卫共产主义。律师事务所还有一个打字员，是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子。有一天，她正口若悬河地向一位顾客念稿件时，一位白人顾客走进办公室，径自走向曼德拉。这个女孩子显得很窘，为了表示自己是曼德拉的上级，她从钱包里取出6便士命令说：“纳尔逊，请给我到化学商品店买点香波。”

大城市的光怪陆离让曼德拉应接不暇，同时也闹出了很多笑话。有一次，曼德拉用省下来的一点钱买了一点肉回家，决定送给房东以示感谢。当曼德拉把肉交给房东的小女儿让她去煮时，小女孩很奇怪地望着他，曼德拉则一脸迷惑。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说：“纳尔逊，这是一块火腿，可以直接吃的，不需要再煮。”说实话，这是曼德拉第一次见到火腿。

小小少年，情窦初开

在亚历山大居住的那段时间虽然非常苦，但曼德拉却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恋爱。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曼德拉邂逅了一个叫爱伦·恩卡彬德的女人，她是斯威士人，也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上学。

这一次的会面，让年轻的曼德拉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是他从没体会到的一种触动，好像是黑暗的井底落进去的一米阳光，很耀眼，让自己睁不开眼睛。他感觉自己仿佛赤裸着站在那里，包括心灵也向她敞开了。很快，两人便双双坠入了爱河。

然而，由于自身物质条件的限制，曼德拉只能和爱伦一起散步，偶尔则进行一次野餐。他们会找一个没人的小山丘或公园，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在南非，门当户对的观念也非常盛行，所以很多人都劝曼德拉不要和爱伦来往，而应该娶一个科萨贵族的姑娘。但是在曼德拉看来，爱情是不分种族和贫富的，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主见，不理会旁人的劝告。

在和爱伦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里，爱伦给了曼德拉所有的温暖和感动。她不但承担起了一个爱侣的角色，还承担起了一个母亲的角色。她的温柔多情触动了曼德拉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让他忘记了外面的风风雨雨，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小世界里，肆意沉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恋情被爱伦的母亲知道了。后来，当曼德拉去找爱伦时，她的母亲会故意阻拦，因为她打心底就看不起这个穷小子。而迫于母亲的压力，爱伦也渐渐和曼德拉越走越远，有时候甚至两三个月都见不上一回面。

终于，爱伦一家悄悄地搬走了，这对曼德拉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以前的那些海誓山盟，天长地久，此时都化作了一团若有若无的云彩，飘向远方。曼德拉非常悲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联系”。

不过，曼德拉的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对房东家一个叫迪迪的女儿产生了兴趣。曼德拉非常倾慕迪迪，但令人伤心的是，每次迪迪回家的时候，身边都有一个帅气的小伙子陪着，有时那小子还开着汽车。曼德拉回忆说：“迪迪很少注意到我，她真正在意的是我只有一套有补丁的西服这件事……他的男朋友穿着昂贵的双排扣美式西装，戴着美式宽边帽。”

自惭形秽的曼德拉不敢去跟迪迪告白，只好把这段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我很想告诉她我爱她，但是我又怕她不会认真对待我的求爱。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她会接受我的求爱，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忍受求爱不成功而得到的痛苦。尽管我爱她，但是我不想让她因为拒绝我而得到满足。”

曼德拉在迪迪家住了一年多，直到搬离，他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几年后，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来到了曼德拉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跟他说：“我男朋友不愿意跟我结婚，我要起诉他。”曼德拉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抬头一看，居然是迪迪。

迪迪哭着跟曼德拉说起了这几年的遭遇，并希望曼德拉能够帮助她。然而，迪迪并不想真的起诉她男朋友，她只是来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从律师事务所告别之后，曼德拉就再也没有见过迪迪。

摄政王的葬礼

1941年，曼德拉收到了摄政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将来约翰内斯堡进行访问，并顺道过来看看他。

接到信后的曼德拉又怕又喜。当年，他跟佳士提斯两人瞒着摄政王，一路逃到了这里，心里总觉得愧对摄政王。如今，他已长大成人，再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孩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看看摄政王，向他当面道歉。

见到摄政王后，曼德拉才知道自己所有的担心都是没必要的，因为摄政王对他以前的叛逆行径只字未提。相反，他为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摄政王已经老了，风烛残年的他看到长大成人的曼德拉，高兴得直掉眼泪。他也开始相信，这个曾经叛逆的少年，以后肯定会成就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前途不可限量。曼德拉回忆说：“摄政王对我的理解和鼓舞，让我十分感激。”

临走之前，摄政王告诉佳士提斯：“你必须跟我回家，因为你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佳士提斯却拒绝了。这时候，佳士提斯已经和一个约翰内斯堡的姑娘恋爱了，他根本就不想回去。

摄政王走后，他的一位大臣起诉了佳士提斯。在法庭上，曼德拉运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为佳士提斯辩护，他说：“佳士提斯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辈子生活在他父亲为他设定的条条框框里。”

那位大臣听完曼德拉的话后老泪纵横，他没有反驳曼德拉，只是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小名，忘情地说：“你从小丧父，摄政王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送你上学，供你衣食，不叫你受一点委屈。你不思报答也就罢了，怎么还要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思，跟他作对呢？你这样做对得起摄政王吗？”

大臣的话让曼德拉陷入了沉思，他感觉大臣说得对，佳士提斯迟早是要回去继承王位的，他是家里的长子，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退庭后，曼德拉告诉佳士提斯：“你应该回去，那里是你的家，你要回去继承王位，这是躲不掉的。”但是佳士提斯根本不听曼德拉的劝告，爱情冲昏了这个年轻人的头脑，他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反对的声音了。

令曼德拉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是他们跟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面。摄政王离开约翰内斯堡6个月后，曼德拉和佳士提斯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他们肝肠寸断的消息：摄政王已于几日前去世了！

两人立即赶往王宫，参加摄政王的葬礼。在葬礼上佳士提斯泣不成声，他为之前在父亲面前的叛逆而自责不已。曼德拉回忆这位敬爱的长辈说：“在他的领导下，人们团结一致。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论是改革主义，还是传统主义，不论是白人官员，还是黑人矿工，他们都无限地效忠于他。而他们之所以会听从摄政王的领导，不是因为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因为他察纳雅言，能听进去别人的意见。”

葬礼结束后，佳士提斯便留在了王宫，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而曼德拉则选择了返回约翰内斯堡。他知道，在这片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土地上，一定还有新的挑战在迎接着他。

1942年底，曼德拉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门函授考试，取得了学士学位。同时，他也领悟到：“我在大学学到的东西跟我所处的新环境基本都不相关。”一个月后，他邀请自己的母亲、妹妹和摄政王的王妃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第三章　从“抗议”到“抗战”

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亚历山大的这些年，曼德拉见到了太多的种族歧视。当地的白人将黑人视为“牲畜”“劣等动物”，很多公共事业机构、娱乐场所和运动场，城市里的医院、邮局等地都挂着“黑人不准入内”的牌子。一旦黑人反抗，白人就会用现代化的武器进行残酷的镇压。

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希德尔斯基曾告诉曼德拉：“如果你要做一名成功的律师，就不要卷到政治活动里面去。因为从事政治活动，必然会得罪当局，从而丢掉客户，造成破产，进而导致家庭破裂，自己甚至都会丢掉性命。”

但是，这些忠告对曼德拉没起什么作用。曼德拉回忆说：“我认真地思量了他说的话，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时，我已经开始倾向于政治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倾向于政治，也不知道自己倾向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我徘徊在政治与非政治的边缘，有些迷茫。”

此后，曼德拉会时不时地跟着高尔参加一些交流会，为争取黑人的权益而斗争。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参与1943年亚历山大贫民区万人大游行，抗议当地公共汽车涨价。

在南非，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的限制，工资最低的黑人只能住到离工作场地最远的郊区。在1943年8月以前，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汽车公司以战时物价上涨为由，将车费提高到了5便士。这对贫困潦倒的黑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公共汽车涨价。

第一天，15000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地一家报纸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许多洗衣妇背着沉重的衣物，佝偻着肩，赤着足，拖着脚步往前走。”

经过9天的抗议，汽车公司终于选择了妥协，将价格降到单程4便士。这次抗议活动的胜利让曼德拉第一次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广大的黑人团结起来，才能改善种族歧视的环境。

这也是曼德拉第一次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近距离接触。该组织是南非历史悠久的黑人政治组织，成立于1912年，第一任主席为杜比牧师，当时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该组织主张非洲人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建立一个非种族的、统一的、民主的南非”。

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2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与非洲人工会、南非共产党联合成立非洲人民权利，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和许可证制度；195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起“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

此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声势渐渐衰微，领导人希望走和平路线，恳求白人当局开恩使黑人的处境得到改善。

194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选出了一个颇有能力的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他是个医生，取了个黑人妻子。舒玛主席给死气沉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带去了一丝新鲜的气息。上任伊始，他便说：“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会员制度，没有记录，财务也是亏空的。”为了扭转局面，他到各地去振兴分支机构，并收纳了大量会员。在他的大力振兴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从1930年的1000人发展到1947年的5500人。

1943年，舒玛主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颁布《大西洋宪章》的启发，亲自起草了《南非黑人宣言》，这是一份号召南非黑人独立自主的文件，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1944年，在沃尔特·西苏鲁的引荐下，25岁的曼德拉终于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曼德拉看来，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他一生斗争的起点，他愿意为了拯救在痛苦中挣扎的黑人同胞，为了反对种族歧视，将沿着这条光明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在曼德拉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夜空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名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黑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为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自尊的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从此，我决定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为南非人民的自由与那些压迫我们的统治者作斗争。

新生的“青年联盟”

年轻干练、受过高等教育的曼德拉一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快就成为这一南非黑人最大的政治组织的骨干。舒玛主席非常欢迎曼德拉，特意接见了他。

然而，由于舒玛主席低调、温和的作风并不能立即改善黑人的社会地位。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鲁、奥利弗·坦博、安东·伦彼得等人商议，决定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成立一个组织更严密、执行能力更强的“青年联盟”，以更激进、更有效的手段同白人统治者作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并拿着这份宣言去见舒玛主席。在会客厅，舒玛的妻子玛蒂·哈尔接见了他们。玛蒂·哈尔认为，南非的黑人只能走美国黑人的老路，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资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而舒玛主席看到“青年联盟宣言”后，也认为照此章程，发动群众运动，将和政府正面冲突，是十分危险的。

但舒玛主席的态度并没有动摇他们想要建立“青年联盟”的决心。1944年复活节，“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在约翰内斯堡班图社会中心正式成立，安东·伦彼得任主席，沃尔特·西苏鲁和曼德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青年联盟以“非洲民族主义”为口号，以“推翻白人霸权统治，建立民主政府”为宗旨。其宣言这样写道：在白人的眼里，宇宙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时空中穿梭，走向最终的灭亡；芸芸众生就如同沧海中的一个蜉蝣，各自生存，各自灭亡……而在非洲人眼里，宇宙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一个有机的联合体，不断走向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团结，每个生命都是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

1944年9月，青年联盟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散发名为“吹响年轻人的号角”的传单的方式来预告。从此刻开始，青年联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支新生力量。青年联盟向所有年龄在12～40岁的男女青年开放，满17年会员期后自动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

舒玛主席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他决定想办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5月20日，舒玛主持召开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行证法》，认为：

1.《通行证法》加紧了对南非黑人的政治剥削和经济剥削；

2.使南非的劳苦大众更加贫弱，疾病盛行，无数的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并在监狱里终老一生；

3.使南非各族人民之间摩擦不断；

4.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大会最终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反《通行证法》示威，发起轰轰烈烈的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他们本打算将请愿书于1944年8月交给南非政府，然而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并不多，几个月下来，他们只征集到一万个签名。直到1945年6月，他们才将请愿书递交政府，然而政府却拒绝接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

为此，他们发起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规模之大，在约翰内斯堡前所未见。20万非洲黑人和一些其他种族的人跟在铜管乐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黄三色旗帜之后，口号是“让我们消灭这种勾当”！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很多人还没有从战争的梦魇中走出来，这次游行并没有改变黑人受歧视的现状。

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我

拿到学士学位后，曼德拉搬离了亚历山大，来到离约翰内斯堡12英里的奥兰多。这里在1930年曾被规划为黑人示范区，供“等级稍高的本地人”居住。这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零零星星地矗立着几个房子。奥兰多比亚历山大要干净，但却远没有亚历山大热闹。

随后，曼德拉又报名参加了威特沃斯特兰大学的一个业余法律课程的学习。威特沃斯特兰大学是南非首屈一指的大学，它坐落在约翰内斯堡北边的山上，校园内绿树成荫。高楼成群，非常壮观。威特沃斯特兰大学与南非一般大学不同的是，它允许一小部分黑人和白人一起学习。但是，学校的游泳馆和网球场等运动场所却不对黑人开放。

能够和白人一起一起上课，这让曼德拉很兴奋，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作为“次等公民”的他，依然会受到白人的歧视。当他来到图书馆，在一张桌子前打算坐下时，旁边的同学就会把椅子抽走；当他和几个白人朋友一起去咖啡馆时，会被门卫拦在外面，因为他们中间有个“卡菲尔人”（卡菲尔人是对南非黑人的一种蔑称）；当他和两名印度同学上了一辆白人专用的公交车时，售票员会把他们称作“卡菲尔朋友”，然后让警察把他带走……但是，曼德拉却并没有因此而对白人心存怨恨。50年后，当他再次来到威特沃斯特兰大学时，他对曾经瞧不起他的白人说：“我之所以有今天，不仅要感谢那些尊敬我、帮助我的人，还要感谢那些敌视我、恶待我的人。”

在威特沃斯特兰大学，曼德拉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如白人政治活动家乔·斯洛夫、激进的印度裔南非法律系学生辛格和伊斯麦尔·米尔，这3个人都是共产党人。在宿舍里，他们4个会整夜整夜地讨论政治和社交方面的问题，曼德拉从他们3个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

曼德拉在威特沃斯特兰大学整整待了6年。说实话，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突出。他一方面要做见习律师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处理青年联盟内部的事宜，所以学习的时间很少。

在临近毕业时，曼德拉的法学论文没有得到教授的认可。那位教授说：“纳尔逊，你这也叫论文？你了解我的意图吗？”

曼德拉解释道：“我经常晚上8点以后才能回到学校，又累又饿，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如果我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我的成绩会更好。希望您给我一次重考的机会。”

但性格孤傲的教授一向瞧不起这个黑人小伙子，拒绝了曼德拉的申请。所以，曼德拉最终没有拿到法学学士学位，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由于长期客居在西苏鲁家，曼德拉认识了沃尔特·西苏鲁的堂妹伊芙琳·梅斯，两人迅速坠入情网。伊芙琳年轻漂亮，比曼德拉小4岁，在市立深矿医院当护士。伊芙琳当年的邻居后来评价她说：“伊芙琳是个非常谦虚的姑娘，她目光慵懒，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微笑。”

伊芙琳对曼德拉几乎是一见钟情，她说：“当我看到纳尔逊的第一眼时，我就爱上了他，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

很快，两人就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婚礼。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婚宴，甚至连住房都没有，他们只好一直借宿在西苏鲁家。伊芙琳回忆说：“每个认识我们的人都说我们很般配。”曼德拉回忆说：“伊芙琳是个举止优雅、娴静的女人，她对家中的摆设十分讲究，常常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为了我和家庭，她奉献了一切。”曼德拉的朋友菲利斯·尼坦塔拉回忆道：“与伊芙琳共同生活的那段时光，是曼德拉成长并大放异彩的时候，曼德拉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伊芙琳的帮助分不开。”

后来，曼德拉夫妇搬到一个叫索韦托的地方，住在一个“火柴盒”式的三间小房子里。这里一片荒芜，周围都是从城里倾倒的垃圾，由于白人当局拒绝供电，他们只好用煤油灯照明。因此，这里被政府称为“让黑人自生自灭的地方。”用曼德拉的话来说，是“在泥土路上修建了邮票大小的房子，锡板顶和水泥地板，窄小的厨房和厕所”。

就在这样的地方，他们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出生了。每天下班后，曼德拉就会回家逗孩子玩，伊芙琳忙着做饭，日子过得平静自在。伊芙琳说：“纳尔逊非常喜欢和泰姆比玩耍，给孩子洗澡，喂孩子吃饭。有时候，他还会抢过我手里的厨具，亲自做饭。”

随着事业渐渐有了起色，曼德拉终于有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很快这套房子就成了曼德拉乡下穷亲戚的临时旅店，很多来投奔他的人总是睡在地上，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曼德拉越来越忙了，他每天要出席政治活动，有时候伊芙琳一连好几天都见不到他的影子。

曼德拉的母亲和妹妹会经常过来帮忙，这使伊芙琳在孤独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情，三个女人相处得很好。

1948年，伊芙琳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是不到9个月，她就夭亡了，这让曼德拉和伊芙琳很伤心。

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曼德拉等人的青年联盟组建后，很快便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中坚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很快趋于激进，常常和白人当局爆发冲突。其中最大的冲突，莫过于1946年的黑人金矿工人大罢工。

在金矿上，最苦、最累的人是黑人，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却干着最吃力的工作，还会遭到白人的殴打和辱骂。黑人没有请假和生病的权力，他们每天只能吃到“像猫头一样大”的面包。在1914～1941年间，黑人矿工的工资每周只增加了1分，而白人的工资则增加了10～20倍。为此，矿工公会要求将每天的2个先令提高到每天10个先令。但是这一要求却被矿业协会拒绝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爆发了。

在当时的南非，全国共有40万矿工，其中有7万人参加了这次罢工活动。白人当局对这次的罢工甚为恼火，他们决定进行武力镇压。警察开始用步枪、刺刀和警棍驱赶他们回去工作。在镇压中，有9人被警察打死，数百人受伤。10天后，50位运动领袖因煽动罢工而遭到起诉，其中几名被判有罪，被处以罚金或监禁。

罢工失败了，但是，共产党员在这次罢工中表现出的非凡组织能力和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却深深感染了曼德拉等激进的青年。一位颇受人尊敬的共产党员对白人警察说：“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可以枪杀我们，逮捕我们，监禁我们，但是你们破坏不了我们的精神。”

在这次罢工中，处处可见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影子。罢工刚一开始，青年联盟就在一份传单上写道：“我们和罢工者坚定地站在一起，矿工的抗争就是我们的抗争，我们要使所有的黑人工人获得维持生计的报酬。”

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正在联合国进行游说，他义愤填膺地控诉道：“在我们要求面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枪棒。”

这些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曼德拉，他决定深入工人当中访贫问苦。曼德拉说：“在罢工期间，我看望了他们，讨论了一些问题，并表达了我对他们的支持。”在这些罢工人员的影响下，曼德拉的觉悟又有了很大提高。

很多年后，曼德拉在一次发言中回忆这件事时说：1912年以来，非洲人在家里和居住区，在省里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里，在学校和监狱里，年复一年地谈论着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可耻暴行。年复一年，他们对非洲人难熬的贫困、低廉的工资、土地的奇缺、非人的剥削和整个的白人统治发出了强烈的谴责。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相反，却是镇压的增长和加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亚洲、欧洲的很多国家摆脱了法西斯统治，并有一部分殖民国家获得了独立。然而，南非的黑人却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利，相反，上台执政的国民党推行了更为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

在二战期间，以史末资为内阁总理的统一党执政当局。南非加入了同盟国，并于1939年9月6日正式对德国宣战。为了动员广大黑人和政府一起同仇敌忾，史末资坦言：种族隔离政策已经过时，应当在不久后废除；同时，如果战局进一步恶化，应当给黑人配备枪械。

在战争期间，南非共投入志愿兵33万人，其中包括21万白人，7万黑人和5万名有色人种及印度人，这些参战的南非志愿兵中有近9000人阵亡。

然而，战争结束后，刚上台的国民党却没有兑现战时的承诺，相反，他们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如果再不加紧控制黑人，就会酿成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后果。

国民党于1914年7月成立。创建人为詹姆士·赫佐格。党员绝大多数是荷兰人后裔。国民党代表白人农牧场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主张“白人至上”，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并使之系统化、制度化。

对信奉“白人至上”的国民党当局来说，黑人只不过是开采矿业、清洁城市的工具而已，根本就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1948年，南非矿业部长狂傲地说：“我们把土著居民带进城市应当遵循的标准是：工业是否需要，白种人是否需要……我认为他们的老婆住在城里是令人讨厌的。”

1948年，南非白人大选，国民党打出“维护白种人的纯洁、保证白种人的特权”的口号，以微弱多数战胜史末资的统一党。持极端种族主义的国民党候选人马兰当选总理，进行组阁。上任伊始，马兰立即表示：“实行种族隔离制政策将使非欧洲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如同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自由发展一样。”

接着，马兰政府又有条不紊地制订了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使种族隔离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兰政府颁布的这些“严刑峻法”：

1949年，白人当局颁布了《失业保险法修正案》，它规定此修正案不适用于年薪在180英镑以下的南非黑人。因为很少有南非黑人一年能获得180英镑的工资，所以这个修正案几乎使所有的南非黑人都享受不到失业保险。

1949年颁布了《禁止混合婚姻法》，它规定欧洲人不能与非欧洲人结婚，禁止非配偶同居关系，对“道德败坏的人”进行管制。警察局的密探奉命监视住房的窗户、小轿车或出租汽车。一个牧师要是替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欧洲女人证婚，那么他就要被判10年苦役，哪怕那女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印度人或犹太人的血统。黑人是禁止和白人妇女通婚的，否则就要处以死刑。

1949年颁布了《铁路和港口使用法》，规定黑人和白人不得一起坐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并以“欧洲人同黑人共用一台电话机是一种耻辱”为由，要求电话室里也实行种族隔离制。此外，飞机的座椅、厕所的手巾都开始进行种族隔离措施。

1950年颁布了《族群住区法》，1952年进一步修订，规定南非三大种族：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完全隔绝，一个种族不能在另一个种族区域内拥有财产。一旦白人看上了某个地方，当地的黑人必须无条件搬出。约翰内斯堡的西郊原先是黑人的聚集区，被划为白人区后，有大约6万黑人被迫搬出。

1950年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规定被当局指控为共产党的人，不得在任何机关任职。这个法律很朦胧，凡是对当局有任何反对意见者，都被当局纳入“共产党人”一族，被大肆迫害。

1950年出台了《人口登记法》，把所有的人口分为不同的集团，按种族颁发证件。

1951年出台了《班图权利法》，以法律的形式使得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上的隔离合法化。

1953年颁布了《公共治安与刑法修正案》和《暴乱集会法修正案》，规定任何反抗种族主义法律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政府可以随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953年颁布了《班图教育法》，规定白人当局完全控制黑人自办的教育，以及规定教会学校必须尊重当局的决定。

1954年颁布了《工业调解法》，确定在工业部门中按照肤色招雇工人的规则，几乎所有高工资的技术工种的“文明劳动”全为白人保留，黑人只能承担报酬极低的、非技术性的“不文明劳动”。

国民党当局颁布这些臭名昭彰的法律的目的，显然是要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及其他非白人种族同占人口少数的白人从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分隔开，以维护白人的特权与既得利益。马兰的接任者斯揣敦这样描述道：我们的政策是白人必须保持他们的地位，并必须继续做南非的主人。如果我们放弃民族优越的想法和白种人不得不继续做主人的原则，如果选举权扩及非欧洲人，如果非洲人获得代表权和投票权，而且非欧洲人是在于欧洲人相同的基础上发展的话，那么，白人如何继续做主人……我们的看法是：白人必须在各方面保持统治南非的权利，并且南非仍旧是一个白人的国家。

不做甘地第二

正当白人当局制订日益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时，世界的另一端——印度，圣雄甘地正在带领印度群众发动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6年，由于南非政府通过了极不公平的《反印度人法》，身在南非的印度人决定奋起抵抗，以呼应甘地的不合作主义。他们20人一组在白人的土地上搭起帐篷，表示抗议。

这抵抗运动整整持续了两年，期间，有2000人被捕，运动的领导人被判处6个月劳役。

印度人前赴后继的反抗再次刺激了曼德拉，让他重新审视政治斗争的意义。在此期间，曼德拉接触了很多印度人，并和其中的一些成为了好朋友，甘地的门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是其中的一个。

曼德拉会时常去尼赫鲁家吃印度咖喱饭，大家都是直接用手抓。曼德拉对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抗争手段产生了兴趣，他回忆说：“我们开始抗争的时候，基本没办法从国内领袖阶层处得到任何参考，因为他们的经历没有文字记录，而甘地和尼赫鲁的经历则被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看齐，他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尼赫鲁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对曼德拉的影响要比甘地大得多。曼德拉回忆说：“如果任何人企图阻止他，他都会把他们推开。他是那样的人，我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给我们指了条路，让我们明白了应该怎样对待压迫我们的人，而甘地虽有钢铁般的意志，其表达方式却非常温和婉转，他宁愿承受屈辱，也不会反击。”

1946年，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政府的代表和南非印度人的代表联合把南非的种族主义提交到了议程上。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也加入到抗议的一方。

194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和南非印度人大会领导人约瑟夫·达杜和蒙蒂·耐克尔签署了所谓的“博士协议”，协议承诺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后来曼德拉政府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卡德尔·阿斯马尔说：“这个协议让我们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感觉到，这将会是南非的将来。”

没有选举权的南非黑人，决定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进行民间选举，这是一场力求将选举推广到全国的活动。然而，就在此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却突然宣布退出这场活动。

这让很多人始料未及，曼德拉等人更不知道舒玛主席在想什么。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拉莫哈诺则公开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定。此举遭到了很多人的谴责，更有人要求曼德拉带头谴责他。曼德拉回忆说：“我丝毫没有怀疑拉莫哈诺对组织的忠诚和他对国民的贡献。我也知道，他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高尚的，他认为应该帮助印度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在性质上是严重的。我最终还是同意带头谴责了他。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我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而牺牲整体的利益。”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的总书记，他的政治生活节奏加快了。很快，青年联盟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纲领，号召发动群众，进行抗议示威、工人罢工、抵制恶法等运动。为了获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三人去找舒玛主席商议。然而，舒玛主席自始至终都不认同青年联盟的斗争方式，他说：“我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医生了，我绝不会为了斗争而放弃今天拥有的一切。”

为了能够逼舒玛主席就范，他们威胁说：“如果你支持我们的斗争方式，在下次选举中，我们会投票给你；如果你不支持我们的斗争方式，在下次选举中，我们将会另选他人。”舒玛主席大怒，将他们三人赶出家门。

1949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了选举大会，大会以低调的祷文开场：天父啊，您一次又一次把我们从无知的肮脏和污秽之中拯救出来。您为这个“黑暗的非洲”揭开了暗夜的面纱。

作为主席的阿尔弗莱德·舒玛发表演讲，试图重新争取支持。演讲结束时，现场的掌声稀稀落落。最终，舒玛主席落选，大会选举莫罗卡医生为主席，沃尔特·西苏鲁为总书记，奥利弗·坦博为全国执行主席，曼德拉进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曼德拉已经成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核心成员；二是青年联盟正式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舞台，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中流砥柱。

从这个时候起，曼德拉才渐渐展示出他雄辩的口才和出众的领导能力。在他的领导下，南非黑人为了自由，英勇地同白人当局作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血雨赞歌。

“反共”还是“拥共”？

1950年，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策划于5月1日劳动节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和游行，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和其他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这次大罢工并没有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有开展“抗议日”的计划。

而事实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对南非共产党没有好感，他们认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窃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胜利果实，所以还是对他们敬而远之比较好。

在曼德拉的心里，“反共”还是“拥共”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导他“共产党是反耶稣基督的”；另一方面，他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如布拉姆·费舍尔，他是一名律师，曾帮助舒玛主席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过一部比较民主的章程。

在如此矛盾的状态下，曼德拉对共产党的态度时好时坏。例如，在一次会议上，非洲共产党人马克斯发表了一篇清晰合理的演讲，分析如何推翻白人的霸主地位，他的演讲曾多次被掌声打断。曼德拉事先接到青年联盟的指示，要扰乱这次会议，于是他站到演讲台上，对下面的听众说：“卡拉尔有两头公牛，一头黑的一头白的。马克斯说，卡拉尔必须由白色公牛统治。我说，必须由黑色公牛统治。你们觉得呢？”前一刻还站在马克斯身边的听众，此时马上转身高呼：“黑色公牛！黑色公牛！”

言归正传，虽然大罢工没有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但还是有很多人参加了这次大罢工。他们扔下手中的活，走到街上进行游行示威。

当天晚上，曼德拉看到了让他大为震撼的一幕。当他与西苏鲁一起回家时，突然前方出现了500多名警察，他们无所顾忌地向游行的群众开火。接着，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冲入了人群，挥舞警棍抽打游行的群众。曼德拉和西苏鲁赶快躲到护士宿舍里，稍微一抬头，子弹便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去。

此夜，有18名非洲黑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伤和被捕。曼德拉痛苦地回忆说：“那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亲身体会到了警察的残忍，也因为我被非洲工人对劳动节号召的支持所感动。”

几周后，白人当局出台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强行解散。不仅如此，一旦抓获共产党员，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面对如此苛刻的法律，曼德拉义愤填膺地说：“今天，他们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南非印度人大会，迟早有一天会镇压到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头上来。”曼德拉开始转变思想，他认为：“镇压任何一个自由团体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

1951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主席安东·伦彼得因病去世，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主席。

一天，曼德拉开着一辆破旧的大众车，与青年联盟另外两个成员乔·马修和迪利扎·姆吉一起去纳塔尔。在路上，他们一直在讨论该不该跟被封杀的南非共产党人合作。曼德拉说：“你们看看南非共产党人取得的成就，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加入到了黑人中间，为他们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很久之后，马修回忆说：“我觉得那次谈话彻底改变了青年联盟对南非共产党的看法。”

与此同时，曼德拉也开始接触一些共产党人的著作。他渐渐发觉，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开拓了他的视野。由于工作繁忙，曼德拉并没有时间研读《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但他被《共产党宣言》和西德尼·本顿及比尔·安德鲁斯等南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记所吸引。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更让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震撼，它就像“黑夜里明亮的探照灯，让旅客能环顾四周，发现危险，看清楚前面的路”。

曼德拉的眼界渐渐打开了，他开始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政治远见，他第一次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实需要朋友，而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共产党是当时唯一可以争取的力量。从此，曼德拉决定不再眼睁睁地看着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独自作战，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所有的激进分子一起，拧成一股绳，并肩作战。

很快，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共同召开了一场会议，商量同白人当局斗争的策略。在会议上，众人一致决定，在6月26日国庆节发动游行示威活动，以抗议5月1日大罢工中惨死的18位黑人同胞，并要求废除《镇压共产党条例》。

在当时，罢工是犯罪，游行示威也是犯罪，但游行示威的罪过远比罢工要大得多。为了让此次运动顺利进行，西苏鲁跑到全国各地去劝说各地领导人，曼德拉则坐镇指挥中心，向前来咨询的人员答疑解惑。

6月26日，轰轰烈烈的罢工终于展开了。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格特·希班德带领5000余人在贝索尔进行游行示威。而在其他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多数的黑人要么上街游行，要么在家中静坐。

同前几次一样，这次游行也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他们出动了南非所有的警察，并抓捕了130多人。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

这次罢工在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曼德拉评价说：“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从此，我们有了主动反击的机会，而那些被动反抗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在此次运动中，曼德拉第一次充当了领导人的角色，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此次罢工的工作当中。曼德拉从此跳进了一个更加险恶的海洋，但他的视野也因此而更加开阔。这次运动让他学会了领导别人和斗争的策略，他渐渐从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第四章　抗争，直至生命的终结

藐视运动

1951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35次会议，地点在南非白人大本营、炎热的布隆方丹。

此次会议有300多名与会代表参加，为期3天。在最后一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消极抵制运动的演说。他说：“政府必须废除以下6条不平等法律：《铁路和港口使用法》《族群住区法》《选民代表法》《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人口登记法》和《班图人管理机构法》。如果政府拒绝，我们就要发起‘藐视运动’。”“藐视运动”脱胎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每名志愿者都要承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行动，消极抵抗，不能主动出击，以避免引起报复。曼德拉等人的期望是：通过这次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么可以让政府屈服，要么可以通过投票让这届政府下台”。

1952年1月，计划开始实施，曼德拉与马修、伊斯梅尔·米尔和辛格组成了一个4人的小组，共同向总理马兰上书，要求废除6条不平等条约。

曼德拉在信中写道：“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但遗憾的是，政府从未理睬过这些请求，反而变本加厉地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总理秘书接到信后回复说：“种族间的差异自古如此，并非人为，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信的最后，总理秘书警告道：“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曼德拉再次致信马兰总理。他在信中说道：“这些种族歧视的法律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何种动乱，即使发生，亦不会是我们所为。”

1952年4月6日，是白人压迫黑人30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青年联盟的主席，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上对民众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及到自己受到了美国、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发来的数百封表示支持的电报，他呼吁道：“南非所有爱好自由的年轻人，请你们加入到为和平、自由而战的斗争中来！”

5月31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在伊丽莎白港召开会议，并宣布活动将于6月26日举行。为此，他们举办了宴会。马修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曼德拉说，他将要成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曼德拉已经将自己放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前线的位置，他已经默认自己为志愿者的最高首领。

6月26日，大规模的斗争正正式开始。数以千计的黑人志愿者闯进只有白人才能进入的火车站、公共厕所、邮局，他们手臂上画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色，高高地翘起拇指，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性方式敬礼，并高声喊道：“开门吧，马兰，我们在敲门。”

很快，警察就赶到了，这些志愿者一个个被推上了装甲车。被逮捕的人一路高呼：“非洲迟早会回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警察决定将他们带到监狱时，不得不让载着他们的装甲车通过一座标有“只许欧洲人进入”的桥梁。当装甲车经过桥时，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震耳欲聋的喝彩声。

第一次牢狱之灾

曼德拉很快将迎来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了。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藐视运动”中，曼德拉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热情和非凡的组织能力。刚刚考到驾照的他，开着一辆破旧的大众车到全国各地做宣传。

运动当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服装工人礼堂召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已经过了宵禁时间。散会后，当曼德拉和卡恰利亚急匆匆地往家走的时候，他们被警察拦住了。警察粗暴地给他们戴上手铐，并把他们塞进警车。

在警车上，卡恰利亚开玩笑似地问：“纳尔逊，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卡恰利亚是印度人，按理说，印度人是不会和黑人关在一起的。

曼德拉笑着说：“让我试试吧，我得讨好一下这个家伙。”随即，曼德拉对押送他们的那个警察说：“少校，可否请您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

那名警察同意了，办完所有的手续后，他将曼德拉和卡恰利亚两人投进了一间牢房。曼德拉回忆第一次进监狱时的情形说：我们被塞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并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看那个受伤的人，并给他治疗。得到的回答是要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第二天早晨，狱警送来早餐。曼德拉发现，自己的食物只是水和玉米糊，而卡恰利亚却有面包、果酱和咖啡。曼德拉气愤地问：“为什么我们两人的早餐不一样？”狱警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在监狱度过了两个晚上后，曼德拉等人就被释放了。这时，“藐视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被捕的群众越来越多，监狱里面人满为患。当局的政策这次颇为温和，被抓进去的人一般只会关几天，最多不会超过10天，罚款也不会超过10英镑。“藐视运动”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后来，这些抗议者大多数都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此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有2万名党员，此后瞬间增加到了10万。对此，曼德拉感到很兴奋。1952年8月，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已经决心继续推行运动，直至6条不平等法律彻底废除。如果国家计划委员会表示异议，则非洲民众的抗议活动永不停止。”

这次运动给了黑人前所未有的力量与信心，“入狱”成了他们颇为自豪的荣誉。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壮大到可以推翻政府。曼德拉劝他们说：“想通过反抗运动推翻政府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之所以发动反抗运动，并不是为了推翻政府，而是为了让政府明白我们的苦衷，归还我们应有的权利。虽然反抗运动能够反抗政府，但是想通过非暴力和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来推翻政府是不现实的。”“藐视运动”唤醒了全南非的黑人们，不管是工人、医生还是教师，他们都纷纷走上街去，藐视《通行证法》、宵禁规定和铁路种族隔离政策。白人当局看到这一情况后，不得不放下架子，跟他们谈判。曼德拉回忆说：“他们对我们说：‘先生们，我们认为这不是你们表达不满的最好途径。请收手吧！’遭到我们的拒绝后，他们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在运动的间隙，曼德拉等人抽空去了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阿尔弗莱德·舒玛家，并向他请教斗争的经验。舒玛说：“你们应该在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马上就停止运动，因为任何运动都会有高潮，有低谷。在高潮退去之后，低谷就会随之到来。如果你们继续运动，就会减弱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但是，如果你们在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就马上停止运动，就可以产生极大的新闻效应。”

曼德拉等人并没有听从阿尔弗莱德·舒玛的劝告，他们固执地认为，如果现在将运动停止，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曼德拉回忆说：“我内心想要将运动继续下去，但是我的大脑却用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停下来。不过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坚持让运动停下来，而是任由运动继续下去。”

事实上，阿尔弗莱德·舒玛这次的提议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紧接着，他们就遭到了白人当局的残酷镇压。

白人当局的反击

面对日益高涨的“藐视运动”，白人当局开始了反击。他们用报纸和广播告诉参加运动的群众：“你们的领导在家里舒舒服服地享受，而你们却在监狱里受苦。”然而，这种离间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952年7月，南非警察突然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办公室，他们缴获了大量的文件。不过，警察在搜查他们的房间时，态度十分友好，尤瑟夫的妻子阿米纳·卡茶利亚还给他们端来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带领他们去搜不重要的文件。而尤瑟夫则乘机转移了另一个房间里的重要文件。多年之后，当曼德拉回忆起警察在他们的办公室喝咖啡的情形时，脸上还会忍不住浮现出一丝笑意。

到了7月底，警察的行动开始升级了。他们先后查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并逮捕了20位领导人。后来，这20人都获得了保释，并被通告于9月在约翰内斯堡的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9月，“藐视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个月内，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让政府感到头痛的是，这些抵抗者宁愿在牢里待上一周，也不愿意交区区10英镑的罚款。同时，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马克斯等人在约翰内斯堡受审，大批的示威群众涌向法院门口，将法院团团围住。

在法庭上，胆小软弱的莫罗卡主席为了换取从轻处罚，竟然当众承认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抵制的原则，并承认黑人本应该低白人一等，不配和白人拥有同样的权利。他说：“你们同印度人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让我感到害怕。我不想再参与你们的反抗运动了。我原本就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切事务不感兴趣，当初也是你们劝说我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在，我决定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与你们的反抗行动彻底划清界限……”更为可气的是，莫罗卡竟信口雌黄地说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是共产党人。

莫罗卡的叛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曼德拉起初不愿意原谅莫罗卡，他说：“莫罗卡最大的错误在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集体和人民之上。”但是，曼德拉也为莫罗卡曾经的勇气感到钦佩，他说：“莫罗卡相对比较富裕，比起运动中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他失去的可能更多，而且，他还有很多白人朋友。”

多年后，曼德拉还是原谅了他，在监狱里写成的自传中，曼德拉将莫罗卡描述成一个勇敢而果断的领导人。后来，他还请莫罗卡当自己第一个孩子马迪巴·泰姆比的老师。

当年12月，曼德拉等人被法庭判决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判处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间，曼德拉等人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也不得参加任何会议。

随着白人当局的镇压升级，“藐视运动”渐渐转入低潮。1952年10月，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一带出现暴动。伊丽莎白港暴动的起因是列车巡警想逮捕两个在新布莱顿要下车的黑人，因为他被告知这两个人偷了一罐油漆。这两名黑人大声疾呼，得到了其他乘客的同情。在冲突中，巡警向围观的群众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随后引起很多过路人的围观，并聚集在警察局门前抗议。愤怒的群众向赶来解围的警察扔了石头，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数人。群众只好逃离警察局回到出事地点，并将怒火向白人发泄。4个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修女。在镇压中，警察开枪打死7名非洲人。

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立即对所有的黑人和白人遇难者家属表达了慰问，称这次“鲁莽的、不幸的、欠考虑的行动”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并指责政府故意派出破坏分子。

然而，这次暴乱却给了白人当局口实，他们于当年12月出台了《公安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规定，一旦再出现非法集会和群众暴乱的情形，可判处3年监禁和鞭刑。这一法律的颁布，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曼德拉说：“我们从未想象过如此严厉的处罚。”

白人当局还充分利用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2年年底，政府下令，要求摩西·考塔尼、尤瑟夫·达多、马科斯、大卫·波佩普等人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以及很多其他组织，禁止他们参加政治集会。

在白人当局的残酷镇压和严刑峻法的威胁下，“藐视运动”终于停止了。然而，这次运动却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它释放出了巨大的社会力量，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黑人。曼德拉说：这是让群众发挥政治影响的最有效途径，是我们对政府表达愤怒的有力方法。“藐视运动”能给政府施压，对国家安全与稳定极具威胁。运动激发、唤醒了一批受人压迫、忍辱偷生的“乖乖人”，使他们成为决心投入战斗、永不妥协的战士。整个国家变成了战场，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展开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飘扬在每一处战场，成千上万的同胞聚集在我们的旗帜下。

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

1952年年底，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选举会议。在会上，他们罢免了胆小怕事的莫罗卡主席，并选举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为主席。曼德拉在被禁止出席大会的情况下，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并被全国执委会明确为第一副主席。

阿尔伯特·鲁图利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实权的酋长之一，积极主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

鲁图利是“第七天基督复临派”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南罗德西亚，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鲁图利的个头非常高，也很强壮有力，他皮肤黝黑，笑声爽朗，是一个非常自信和有耐心的人。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会议召开之前，白人政府仿佛已经意识到鲁图利会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们马上禁止他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选举会议，并威胁道：“你必须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否则，你将被撤销酋长的职务。”面对政府的威胁，鲁图利丝毫不动摇，他拒绝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身份，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

作为回应，鲁图利马上发表了一份声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在声明中，他重申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并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栓的大门？”

虽然曼德拉很支持鲁图利酋长，但是，他却并不能出席会议。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禁令是，规定他一次不能会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这导致他严重的心理压力。曼德拉后来回忆说：“禁令不仅是对人身体的限制，更是对精神的折磨。禁令还会导致一种心理上的幽闭恐惧症，被禁止的人不仅渴望行动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脱。禁令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惩罚，因为被禁止的人并没有被关在监狱里。在监狱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违反其中的条例，也可以可以暂时幻想自由。但是禁令则不然，它关住的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内心，让你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巨大的压迫感。”

为了对抗政府的禁令，曼德拉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反抗政府压迫的办法，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曼德拉计划”。“曼德拉计划”的实质是：一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负责人不能自由活动，或者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取缔，就可以展开地下活动，领导人同样可以秘密地领导会员进行斗争。

该计划提出了一种细致的、本土化的形式，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局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以家庭为单位，每10户人组成一个基层组织，设定一位负责人，若干个基层组织由一个街区组织的负责人领导，这个负责人向更上面的区一级领导人负责，区一级的领导人则向省一级组织负责。

尽管曼德拉一直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显而易见可以看出，“曼德拉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共产党组织运作的原理。“曼德拉计划”的目标是：

1.巩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机构；

2.保障全国层面的重要决定，即使不通过号召公共集会、发布媒体声明或印刷传单等方式，也能传达给组织的每一位成员；

3.在地方分部中建立议事会，有效体现人民的力量与意志；

4.拓展、加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巩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

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快就通过了“曼德拉计划”，领导人开始秘密见面，并相互进行学习。在此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专门编写了三本书，以反对种族隔离、争取黑人的合法权益。这三本书分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和《变革的必要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一书中，他们论述了世界和南非之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是一本概括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情况的教材。

虽然“曼德拉计划”的构思很好，但实施起来却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地方的基层组织并没有有效地建立和运作。曼德拉说：“‘曼德拉计划’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还有人认为政府的镇压还远远不会到来。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但是，当政府的铁拳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任何准备。”

创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

当曼德拉在政治界渐渐声名鹊起时，他的法律职业之路也有了新的进展。1952年8月，刚取得律师资格证的曼德拉和好友奥利弗·坦博合伙开办了“曼德拉—坦博律师事务所”，地点设在约翰内斯堡中心的法官大厦。

这是全球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它的创办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他们把“曼德拉—坦博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挂到窗户上时，办公楼里的白人们炸开锅了。“曼德拉—坦博律师事务所”开张后，很快就顾客盈门，前来办理业务的大多数都是黑人，他们触犯的几乎都是种族隔离法律。“从只有白人才能通过的门通过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共汽车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饮水喷头是犯罪；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滩上行走是犯罪；晚上11点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没有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字有误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坦博回忆说，“每天早晨进办公室之前，我和纳尔逊都要摆平那一大片从等待室椅子上站起来涌进走廊里的人……我们每周都会与那些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农民面谈，他们从乡下被赶过来，并告诉我们，他们世世代代在那一片土地上耕作，但现在，他们却被赶了出去……法庭上的每个案件，狱中的每一次走访，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同胞正在忍受屈辱和痛苦。”

作为一名黑人律师，代理案件又多是人权案，可想而知曼德拉和坦博的处境有多艰难。曼德拉回忆说：“在南非，当律师意味着在一种非常恶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种神圣的、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根本无平等可言的法律制度。”

坦博拥有非常惊人的工作能力，他沉默寡言，但思维清晰、遇事冷静，跟曼德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曼德拉身材高大，外表庄严，能言善辩，常常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视台上台下的众人于无物，这也招致了很多检察官的非议，说他太过傲慢。而坦博则说：“曼德拉只需要转身向上瞥一眼，周身立刻就有火焰般的光环出现。”

在办理黑人案件的过程中，曼德拉渐渐意识到：“‘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场所，一个不会被拒绝和欺骗的场所，一个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有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代表而骄傲的场所。这是我首先选择当律师的一个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在法庭上，曼德拉常常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机智和大胆。一次，一名黑人佣人被指控偷了雇主家的衣物。按照法庭的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摆在法庭里的一张桌子上。曼德拉听完那位女士的举证后，马上走到那堆衣服前面，然后用铅笔挑起了一件女人短裤。曼德拉询问那位女士：“太太，这件短裤是你的吗？”那位女士由于非常尴尬而只好说：“不是。”由于她的证词中充满了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

渐渐地，曼德拉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很多人不管是否懂法律，都会聚集在听众席上，争相一睹这位黑人律师的风采。

随着声誉日隆，曼德拉的敌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很多白人律师都主张驱逐曼德拉，理由是他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藐视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标准不合”。然而，法官最终还是认为，曼德拉的做法并没有超出律师的权力范围，作为一名律师，他参加的种种政治活动，都没有和国家的法律相违背。

1955年11月，曼德拉为一名黑人出庭辩护，担任法官的是一名趾高气扬的白人，名叫威廉·多迈尔。曼德拉一到庭上，威廉·多迈尔就要求他出示律师证件。曼德拉随身没有携带证件，于是威廉·多迈尔宣布休庭。等到曼德拉回家拿到律师证件并开始辩护时，威廉·多迈尔又多次打断他。时间长了，台下的听众开始不满起来，发出嘘声表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表示自己无法进行辩护，于是案件被发回重审。

曼德拉回忆说：“那个时候，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悬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事实上，曼德拉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藐视主义”，他也一直没有认同过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在办公室的时候，一旦有白人来访，曼德拉就会大声地说：“请找坦博先生。”这些白人往往会一愣，因为在南非，黑人是不能被称为“先生”的。

当时，有一位叫贝蒂的白人秘书，他对曼德拉颇有好感，觉得他口才上佳，待人又有绅士风度，不像别的黑人那样窘迫。她便常常来找曼德拉和坦博聊天。贝蒂回忆道：“有一次，当我去收拾他们吃完的盘子准备还给咖啡店时，坦博说：‘想象一下如果楼下那些人知道了谁用了他们这些好看的白盘子用餐会怎么办。’我们不禁大笑了起来。”

律师事务所开业一年后，曼德拉和坦博开始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生存危机。在那年，白人当局颁布了《特定居住法》，规定没有政府的特批，黑人没有资格在市中心拥有营业场所。曼德拉不愿去找相关机构申请特批，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这条法律的合法性。后来，曼德拉试图申请一个临时许可证，但遭到当局的拒绝。当局还威胁他，要是不把律师事务所搬出市区，他们就会把他驱逐出律师这个行业。

暴力将成为反抗种族隔离的唯一武器

在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约4英里的地方，有一个黑人聚居的城镇，叫索菲亚顿。索菲亚顿人口众多，又脏又乱。但这里也是南非最国际化的城镇之一，当地的黑人把它形容为“意大利的一座山城”。

一开始，这里并不是黑人聚居区。几十年前，白人当局为了解决一部分白人的住房问题，便在这里盖了一批廉租房。等到房子盖好，验收的时候，白人当局认为这些房子质量太差，不适合白人居住，于是这里便矗立了一座座烂尾建筑。但是，开发商不愿意白白浪费资金，就把房子以很低的价格租给当地的打工者。当地的打工者大多数是贫穷的黑人，于是，这里渐渐演变为一个黑人聚居区。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很快就聚居了近10万黑人，并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有很多诗人和摄影师慕名而来。但是，白人当局很快就后悔了，他们认为只有白人才配住在城镇。于是，当局以“清除贫民窟”的名义强迫索菲亚顿的黑人搬离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而当局则在距离市区13英里的地方规划了一片土地，对搬迁的黑人进行安置。

此举遭到了全体黑人的反对，曼德拉说它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残忍骗局”。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决定联合起来抵抗政府的这次搬迁行为。他们决定在索菲亚顿的欧丁电影院召开会议，商讨决策。此时，曼德拉的禁令终于解除，他终于获得了一段短暂的自由。

当曼德拉来到欧丁电影院门口时，一位警察拦住了他，他得意地说：“曼德拉，你竟然敢在禁令期间擅自出来参加集会！我宣布你被捕了！”曼德拉笑着说：“亲爱的，你要逮就逮捕我吧！不过，你必须搞清楚我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对我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的禁止期未满，我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那名警察仔细掂量了一下曼德拉说的话，恨恨地站到了旁边去。

在电影院里，好几名佩戴手枪的警察傲慢无礼地四处走来走去。当尤瑟夫正在演讲的时候，那几名警察大摇大摆地走上主席台，逮捕了他。然后，他们又逮捕了好几位与会代表。

警察的野蛮行径激怒了台下的民众，他们开始抗议起来。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曼德拉走上主席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们不想搬迁！”“索菲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终于，人们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

此时，曼德拉开始觉得，“藐视运动”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依靠游行示威、自愿坐牢、写呼吁信这些消极的抵抗，根本无法触动白人当局的统治根基。在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在南非，他们的统治者是一群毫无人性的恶魔。曼德拉认为，既然“非暴力”反抗无法造成什么影响，那就应该尝试一下暴力反抗了。

一周后，曼德拉来到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在那里发表演讲。起初，曼德拉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讲话，但当他看到台下义愤填膺的人群时，不禁开始激动起来。曼德拉大声地说：“政府是惧怕我们黑人的力量的，而我们被动反抗政府的时代也已经结束，想依靠非暴力来推翻少数白人统治的斗争是行不通的。暴力将成为反抗种族隔离的唯一武器，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此时，台下有好几名警察，他们带着枪和笔，仔细记录下了曼德拉的演讲内容。

接着，曼德拉又带领人们唱起了“自由之歌”：“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曼德拉指着台下的警察说：“那里有4名警察。”在如此庞大的人群面前，那几名警察看起来有些紧张，他们掏出枪来，威胁曼德拉说：“曼德拉，你要对此付出代价！”

曼德拉的演讲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批评，大家一致认为，他的言行太过激进，会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灾难。曼德拉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地让一切合法的抗议方式变得非法化，致使我们没有表达自己诉求的通道。即使政府知道了我们的诉求，他们也不会给我们解决。不管是合法的，还是宪法以外的规定都遭到禁止，我们除了付诸暴力，没有其他的选择。”

1953年初，曼德拉和鲁图利酋长、马修斯博士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小部分领导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鲁图利酋长告诉曼德拉，他将受邀出席一次政府组织的谈话会。曼德拉听后气愤地说：“你能与政府讨论问题，然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算什么领导人？你是不是惧怕白人？难道你把和白人的合作看得比和自己人的合作还重要吗？”

曼德拉的话也激怒了鲁图利酋长，他说：“如果你感觉我害怕白人，那我愿意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职务！”

听完鲁图利酋长的话后，曼德拉马上后悔了，因为他知道鲁图利酋长说一是一，绝不食言。曼德拉马上向他赔礼道歉，并声称“收回自己对他的指责”。

就在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暴力言论的同时，西苏鲁被邀请去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时间仓促，西苏鲁并没有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请示。曼德拉听到此一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西苏鲁，建议他在归国途中顺便访问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商谈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和为他们提供武器的可能性。

西苏鲁擅自出走的做法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主席鲁图利酋长批评说：“沃尔特·西苏鲁的做法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存在。”而马修斯博士则认为，西苏鲁在没有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出访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动机也值得怀疑。

西苏鲁突破重重阻力，终于来到了中国。在这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西苏鲁将希望得到中国支持南非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告诉了中国领导人，但中国领导人表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西苏鲁：“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若没有万全的把握，一定要慎重使用这个办法。一旦失败，就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西苏鲁听从了中方的建议。最后，西苏鲁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和祝愿回到了南非。

自由之路无坦途

曼德拉身高6英尺2英寸，他相貌堂堂，笑容灿烂，充满魅力。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曼德拉总是刻意与别人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贵族而不是普通平民。

曼德拉还非常注意保持自己的体型，他是个很厉害的重量级拳击手。从1950年开始，曼德拉每个星期日都会去奥兰多的一家健身房去练习90分钟的拳击。曼德拉的女儿泽妮回忆说：“我知道他经常去的健身房在哪里。他说拳击是一项看上去野蛮的文明运动，充满了魅力。并且，它对人们的意志充满了考验。”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是一个城市人，他穿着笔挺的西服，开着豪华的轿车，穿行在市区的大街小巷。然而，曼德拉内心却一直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小伙子，他喜欢蓝天、白云、绿地和草原。1953年8月，当对曼德拉的禁令被解除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开着车去了奥兰治自由邦。

开车从约翰内斯堡到奥兰治自由邦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曼德拉凌晨3点钟就从奥兰多出发了。凌晨3点的路上空无一人，万事万物都在沉睡之中。车窗外飘来青草的香气，仿佛是一股自由的气息。曼德拉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他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望无际的草原，一片又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地，无拘无束的灌木丛。他的思想在天空任意翱翔，越飞越高。

然而，这种美好很快就被打破了。几名警察拦住了他，并向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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