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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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工业人物传·领导篇2试读：
总序
1951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了整整60年的发展历程。
自1910年清政府在北京南苑设厂试造飞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航空工业整整40年没有建立起可称为独立产业的工业门类，基本限于简单的修理和机体制造，在国家的贫弱与动荡中艰难苟延。
建立一个完整强大并能与发达国家比肩的航空工业，一直是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黎民百姓的呼号与夙愿。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抗美援朝的连天烽火与神州大地的百废待兴中，国家即决定建设和发展民族航空工业，并为此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支持。60年的历程，中国航空工业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初创与快速发展时期；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波折与缓慢发展时期；从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恢复与振兴发展时期；21世纪前10年的崛起与跨越式发展时期。
2008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重组整合不久即做出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航空工业部组织纂修新中国航空工业史的基础上，全面续修中国航空工业史。这个具有历史性、前瞻性的决定，开启了大规模续修中国航空工业史的序幕。
面对这项历史性工程，林左鸣总经理强调这是航空工业的要事、盛举，要做到“无出其右”！在高建设副总经理的领导下，一批长期在航空工业工作、具有较强写作能力的同志参与了撰写。
这次续修中国航空工业史，是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一项浩繁的史料搜集整理工程、重大的文字工程和系统的文化工程，其规模将远远超过上一次的修史。作为一套系列丛书，总编撰与出版量将达百余部书籍，约千万字的容量。
这套丛书本着“尊重历史、史从实出、存真弃虚、功过俱修”的原则，力争留下经得起当代人推敲与后人检验的专史与信史。丛书将分为五个系列。
一、总史部分：将在上次纂修1949—1988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史的基础上，续修其后20多年的行业史，包括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1993年航空工业部分），航空工业总公司（1993—1999年），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1999—2008年，分修）的行业史。为完整反映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程，对从1910年中国航空工业萌芽时期起到1949年这一段的中国航空工业史补充编修。
与此同时，分别纂修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大事记和总纂中国航空工业60年大事记。
二、专业史部分：在上次纂修部分专业史的基础上，续修航空工业各专业史，补修上次尚未纂修的一些专业史。
三、专题史部分：全面纂修以各历史时期航空工业重点型号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史。
四、企事业单位史部分：在上次组织纂修部分企事业单位史的基础上，续修后20多年企事业单位史，同时组织上次未修史的单位进行补修。
五、人物·史料资料部分：作为修史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续修航空工业人物传和回忆录，以及航空工业的各种史料资料，如《中国航空工业老照片》、《百年航空史话》等。
以上五个系列既各有侧重，独立成书，从不同方面反映航空工业的发展历程，同时又互相衔接，互为印证，形成《中国航空工业史丛书》。
编修航空工业历史中所揭示出的规律和规律性认识，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航空工业前进的身影，听到它“咚咚”作响的脚步声，更会使我们善用前人留下的财富，增长推动新发展的智慧。当然，在更新的历史环境与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下，我们也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中找到全部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奋力去进行新的开拓，在建设航空强国的征途中去创造新的历史。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领导小组2011年4月
王西萍
王西萍（1914.12—1993），山东乐陵人，原航空工业局局长。1936年8月弃学从军，到西安参加张学良将军倡建的学兵队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官支部书记，中共东北军51军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友军工作部秘书、驻鄂西北代表。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参加了台儿庄与淮河战役。受党的委派，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努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在中央统战部友军工作科任科员、科长；在中央机关总生产委员会任秘书，并被评为中央直属机关甲等劳动模范。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旅大地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大连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旅大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关东行署农业厅厅长。1949年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任武汉警备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部长。新中国成立后，王西萍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与发展。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分党组书记，主持工作；1955年3月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1963年调交通部工作。王西萍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去世。
王西萍为奠定航空工业的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的领导下，王西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局分党组一班人，艰苦努力，提前完成了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由修理走向制造并开始向自行设计过渡，为航空工业的早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西萍任职期间，航空工业先后建成和基本建成一批企业和学校。其中有：国营第112厂（现中航工业沈飞）等6个主机厂，西安飞机附件制造厂（现中航工业庆安）、西安航空发动机附件厂（现中航工业西控）等18个机载设备厂，1个修理厂和1所航空专科学校、8所中等航空专业学校。
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局长期间，航空工业完成了从修理到制造的过渡。按照国家批准的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初教5飞机及其发动机研制成功；1956年9月歼5飞机及其发动机研制成功；1959年超声速歼击机歼6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自行设计的歼教1喷气教练机及初教6初级教练机也于1958年相继试飞成功；1958年还开辟了战术导弹的试制生产，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王西萍十分重视航空科研事业。1954年12月与航空工业局副局长段子俊赴苏谈判，在莫斯科与苏联航空设计院院长探讨在中国建立航空科研机构问题。回国后又多次与苏联专家研究如何开展中国的航空科研建设。1955年5月，他主持航空工业局分党组扩大会议，研究科研设计问题。提出在科学研究、生产和人才培养三条战线同时展开的指导思想，并向二机部建议，抓紧建立航空科研机构，以改变我国科研落后的状况。1956年5月，他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于航空工业发展现状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科研设计落后于生产的严重矛盾，提出利用已有条件，立即开展工作的具体措施和意见。1955—1957年，他主持建立了科研最急需的二机部6所（现中航工业航材院）、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所（现中航工业制造所）和航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现中航工业发展中心）。1956年下半年开始，航空工业局先后在沈阳、南昌、南京及北京的航空工厂建立飞机、发动机、航空仪表和降落伞设计室。这些设计室后来都发展壮大为设计研究所。1958年前后，航空工业局分别在陕西、沈阳建立飞行试验、空气动力、飞机附件与航空电器的设计机构。同时在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南京航空学院（简称南航）建立航空科学研究室，一批工厂也建立产品设计室。到20世纪60年代初，航空工业共拥有科学研究所6个，产品设计研究所3个，厂、校属设计研究所（室）19个，职工近万名，科研设计人员数千人。在航空工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了科研设计机构的雏形，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为中国航空工业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为了早日填补中国轰炸机的空白，王西萍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赴苏联谈判，引进图-16轰炸机。1959年初，他组织国营伟建机器厂（现中航工业哈飞）和国营东安机械厂（现中航工业东安）承担图-16（中国型号轰6）的研制任务。1959年国庆前夕，使用苏制零件装配的第一架轰6飞机首飞成功。他还积极支持国营洪都机械厂（现中航工业洪都）通过仿制米格-19，开展强5飞机的研制。
1956年制订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出现了飞机与导弹之争，王西萍针对导弹与飞机的发展问题，曾多次向中央及有关领导反映，力陈两者不可偏废的正确见解。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喷气推进和火箭技术同时被列为重点项目。
王西萍十分珍视人才，能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出身和历史问题，特别对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敢于提拔重用，为航空工业延揽和培养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王西萍（前左三）和苏联专家在一起
1958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航空产品质量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从1958年开始试制的米格-19飞机（中国型号歼6）和米-4直升机（中国型号直5）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王西萍较早地发现问题，并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从1959年年初开始，航空工业局连续在南昌、哈尔滨、西安召开会议，强调质量第一是航空工业永远不可动摇的方针，要求恢复一切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1960年年初，他又带队下厂，具体指导质量整顿。
王西萍经历坎坷，在1960年召开的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以“国民党特务嫌疑”蒙冤被隔离审查两年多，1963年重新分配工作。1963年王西萍调交通部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我国交通事业，主持和参加制订了全国公路建设规划及水运工业的规划和布局。1972—1982年的10年间，他努力实现周恩来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大力推进全国交通系统的船舶修造工业。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建成了一批大中型船厂、船坞，改造了一些老船厂，使交通系统10年造船总量突破200万吨。改革开放以后，他力主开发建设蛇口工业区，对招商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西萍于1993年去世。
王弼
王弼（1899.8—1977.8），江西永修人，原航空工业局副局长。1923年毕业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38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曾任苏联空军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副科长、少校总检验师等职。1938年回国后历任新疆航空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8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工程科主任、军事学校工程主任、俄文学校秘书长、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委等职。1949年3月被任命为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1951年6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52年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王弼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7年8月去世。
1949年8月10日，中央决定派刘亚楼、王弼、吕黎平3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关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问题。1949年11月，空军成立，王弼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6月任空军副司令员。
在空军期间，王弼对空军成立与建设，尤其对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建设，花费了许多心血，直接参加了组建新的航校和部队以及组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工作。在建立航空修理网并转而为航空工业打基础方面，成绩显著。他负责航空工程机务工作的技术、组织与条例建设，保证了训练与作战飞行。他重用知识分子，重视技术工作，继承了延安时期鼓励优待技术干部的好传统，以适应空军这个高技术兵种的建设和作战要求。
1952年1月，王弼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二机部、一机部、三机部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及教育局局长等职，主管航空教育方面的工作，为航空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他认为从事航空工业的人员，必须政治思想好，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制造出好的飞机和航空产品。1951年11月4日，航空工程教育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弼任副主任，到1952年8月23日，委员会拟订了飞机制造、飞机设计、发动机制造、发动机设计4个专业的教育计划；保送了700名优秀学生于1952年暑假进入航空系学习；完成了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并入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工作；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在北京成立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8月28日，北京航空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王弼任主任委员。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指示，他积极建议将各大学航空系集中，办成几个独立航空学院，加速培养人才，并积极进行高等院校航空系的合并工作。为了使人才配套，王弼积极倡议筹建新的航空中等专业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航空工业先后办起了北京、沈阳、南昌、上海等15所航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4万多名毕业生。王弼还倡导各工厂开办技工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共培养出毕业生6万余名。
王弼深知办学必须有资金，而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所以他明确提出勤俭办学的原则，要少花钱、多办事。他提出办一所中专，给3个“30”，即30万元投资、30名教师、30台设备。为了办好学校，他不顾年高体弱、四处奔波，选择校址，筹建校舍，解决学生来源、教师配备、器材调拨及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为航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7年2月，王弼会同有关人员亲自深入四川、陕西等地，检查了中专、技校和工厂的教育及员工培训等工作情况。他发现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的经验，及时向赵尔陆部长做了汇报，并积极推广西安航空技校的经验。5月30日《人民日报》以《穷学校能培养出好学生》为题报道了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的经验。当时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一面红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对当时中专、技校办学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弼生活照
王弼对发展我国的航空降落伞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国的降落伞生产，几乎是白手起家。1955年初，航空工业局决定南京降落伞厂（现中航工业宏光）由王弼直接领导。王弼亲率工作组到厂工作，提出了集中力量生产110型降落伞的方针，并亲赴上海帮助解决特纺材料的生产与供货问题，还协助工厂制定了建议上级成立降落伞国家试放鉴定委员会等5项措施。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的士气，发挥了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1955年11月，工厂试造的110型和112型降落伞经上级组织试放、鉴定，双双获得成功。
王弼一贯重视产品质量和检查工作。1953年，王弼负责抓检验处的工作。在王弼的主持下，健全了航空工业局检验处的组织机构，修改了检验工作条例，制定了工厂总装车间检验室的职责范围，制定了有关事故报告的规定。为了搞好航空产品质量，他还强调要开展场外调查，及时反馈部队使用情况。在“大跃进”年代大砍机构时，局机关撤销了检验处，王弼持反对意见。“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弼受到打击迫害。他虽年过七旬，身患重病，仍要下厂蹲点劳动。当时工厂一片混乱，产品质量低劣，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沉痛地说：“质量不好，要自我毁灭。制造飞机，不像制造汽车，出了故障，可以停下来修理，飞机在空中出了故障，要机毁人亡。”他不顾重病缠身，写出上万言的建议书，提出质量是生产的核心。不合格的产品，生产得越多，浪费就越大。王弼至死不渝，坚持“质量第一”的精神，深受航空工业广大职工的尊崇和称颂。
1956年，王弼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并担任航空组副组长。由于导弹的出现，当时有人认为飞机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势必要被导弹全部代替，因此主张在中国应全力投入火箭的研究试制。王弼坚持正确的主张，和徐昌裕等同志提出火箭与飞机必须同时进行，主要力量可以放在火箭方面，但应在生产飞机的基础上搞火箭。
1976年3月，他向毛泽东主席、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提出“组织各部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加强科技建设力量，组织生产高速度、高质量的飞机”的建议，以缩小我国飞机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表现出王弼对党、对航空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王弼于1977年8月去世。
刘正栋
刘正栋（1920.10— ），江苏无锡人，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现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东安）首任厂长。1937年考入无锡公益铁工厂当工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到陕甘宁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同年12月参加中共中央党校职工班进修学习，1942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职工班结业后分配到茶坊兵工厂任厂部秘书，后任机工班长（车间主任）等职。解放战争初期，被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为第二中队队长，指定组织和集合第二批工人干部，后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通化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集安兵工厂总厂副厂长兼机械厂厂长、军工部驻哈尔滨办事处技术室主任、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哈尔滨实验总厂厂长，1949年1月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厂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21厂（现中航工业东安）副厂长，1950年3月调到东北军事工业局任计划处处长，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长、国防工业办公室六局局长、北京国防工业办公室科技组负责人、党委委员，第八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1982年离休。
1945年8月，刘正栋到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任通化二道江兵工厂副厂长，接管通化发电厂，进行民主改造，后任集安兵工厂总厂副厂长兼机械厂厂长，突击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八二迫击炮弹，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1947年2月，刘正栋调到哈尔滨任军工部驻哈尔滨办事处技术室主任，在掷弹筒演习中受重伤，失去了左手，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受伤后，他始终抱着“身残志不残”的理念，与健全人一样，为革命、为建设而努力工作。1947年10月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在哈尔滨成立，刘正栋奉命在哈尔滨组织地方民用工业从事军火生产、支援解放战争。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刘正栋留在哈尔滨，执行军工企业的紧缩和组合，把分散在东北的十几个军工厂，全部搬迁到平房，组建两个大厂。
1949年1月，军工部正式命名平房工厂为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任命刘正栋为第一任厂长，1949年10月1日改名为东北军区军工部第21厂，任命马树良为厂长，刘正栋为副厂长。刘正栋生活照
1950年初，东北军事工业部改为东北军事工业局，同年3月，刘正栋调到东北军事工业局任计划处处长。1953年11月刘正栋调到二机部工作，任计划司副司长，主持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工作。“一五”建设时期，刘正栋与其他组织军工生产的老同志一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56年4月刘正栋作为二机部先进生产者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8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将一机部、二机部、机电工业部三个部合并，成立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刘正栋被任命为计划财务司副司长。1960年9月中央批准新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刘正栋为计划司司长。
在国防工业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为了提高国防工业内部在尖端与尖端之间、尖端与常规之间、常规与常规之间建设速度，要做好与各军兵种的建设直接相关的综合平衡工作，刘正栋提出：要解决军兵种需要与国防工业之间的矛盾，必须在国家给国防工业的控制指标与军队需要军事装备之间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即要成立一个小的机构，如同国务院“三办”一样，在国家计划与军队需要之间事先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即周恩来总理提出在国务院设立一个“口”——国防工业办公室。1961年11月8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正式成立，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刘正栋为国防工业办公室六局局长。
根据国家战略部署进行三线建设期间，刘正栋被下放到贵州011基地，分配在生产组，负责整个基地的生产组织管理，参加并组织了歼6Ⅲ飞机试制的全过程，组织排除质量故障，为歼6Ⅲ飞机解决“掉铆钉、烧机尾”等重大技术攻关问题做出了贡献。
1973年7月，刘正栋回到北京国防工业办公室，任科技组负责人、党委委员。在此期间，刘正栋阅读和研究有关资料，学习和掌握战术导弹有关知识，1974年8月草拟了《关于成立战术导弹工业部建议》，1974年12月写出“我国战术导弹工业的分析报告”，先后撰写《战术导弹的发展和应用》《精确制导武器及其时代意义》等文章在杂志发表。
1975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文成立导弹工业总局（对外称第八机械工业总局），7月26日国防工办党组决定，刘正栋为导弹总局筹备组负责人之一。1979年第八机械工业总局升级为第八机械工业部，刘正栋为第八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1981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第八机械工业部与第七机械工业部合并，10月刘正栋回到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1982年离休。
吴运铎
吴运铎（1916.12—1991.5），湖北武汉人，株洲兵工厂（现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南方）第一任厂长。吴运铎幼年流落到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1950年5月任株洲兵工厂第一任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包头兵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火炮研究所所长、兵器科学院副院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第八、第九、第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吴运铎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被追授“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著有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1984年离休，1991年5月去世。
吴运铎1938年参加革命，从事武器的研制工作，是我军兵器事业的开拓者。他创建了我军第一个军械修造车间，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新式步枪。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和厂长。当时条件十分困难，一无资料，二无材料，为了供应前方的军需，他毅然挑起了重担，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为研制子弹，在敌人重重封锁下，找不到火药原料，吴运铎想方设法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因为火柴头爆炸力太强，他就将锅灶上的烟锅子掺在一起，配成合用的火药。后来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供应不上，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解决了难题。制造弹头的材料缺乏，他就试着把铅熔化注入模型，做子弹头。但铅经不住高热，步枪有炸毁的危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尖头的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工机床，他组织大家利用废钢铁，加工成各种简易的机床，装备了军工厂，突破了难题。吴运铎先后发明、制造了各种地雷和手榴弹。在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军工厂修复了大量枪械。吴运铎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9月24日吴运铎在株洲兵工厂留影
为试制各种弹药，吴运铎先后数次严重负伤，砸坏了左腿，炸断4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疤，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
1950年5月，吴运铎从苏联治病、学习回来后，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何长工指示他去湖南接管原国民党十一兵工厂，担任株洲兵工厂第一任厂长。吴运铎到任后，果断打击了国民党潜伏人员，平息了较乱的局面，稳定了职工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组织职工修建2了临时厂房、宿舍、仓库和食堂等建筑，完成了25000米的基建任务，利用破旧机器设备和厂房组织生产，到1951年4月，工厂已形成了月产10万发炮弹的生产能力，为新中国的兵器工业做出了贡献。1950年12月，吴运铎调离工厂，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
1954—1965年，吴运铎主持了无后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兵工专家，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我军装备做出了贡献。
吴运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数次严重负伤，在手足伤残、左眼失明的情况下仍奋斗不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了1000万册，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教育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2007年10月1日，南方公司精心制作的吴运铎铜像矗立在工厂科技中心，在吴运铎铜像前，干部职工隆重集会，深切缅怀这位为国防工业建设倾注诸多心血的第一任厂长和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英雄。
王世贤
王世贤（1903—1954），河南人，华东军区军需部杭州降落伞厂（现南京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宏光）首任厂长。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随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7年成立华东军区，任某团政治委员，配合华东野战军参加了莱芜、泰蒙、孟良崮等战役，荣立战功。1950年任华东军区军需部杭州降落伞厂筹建组组长，1951年4月任南京降落伞厂（现中航工业宏光）厂长。1954年初任四机部局长。1954年去世。
1950年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需要和空军装备配套，华东军区军需部派遣工作组前往杭州筹建降落伞厂，王世贤任组长。1951年4月23日，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局长段子俊签署命令，在杭州成立降落伞厂，王世贤任厂长。同年6月，降落伞厂由杭州迁往南京，王世贤组织干部员工对南京原空军22厂的厂房进行改造建设，形成面积约21500米适于降落伞制造的厂房，并通过重工业局向苏联购买了40多台工业缝纫机，初步形成了年产1000～1500具救生降落伞的加工规模。
建厂之初，百废待兴，王世贤在航空工业局领导下，带领干部职工采取“边准备、边兴建、边开工、边生产”的方针，在开荒建厂的同时即开始了生产准备。从1951年底，王世贤边学边干，带领“两航起义”的技术人员按苏制样品、技术图样等开始了复制国产第一批110型低速救生降落伞的艰辛工作。当时，工程技术人员匮乏，加之降落伞是一种小市场产品，技术人员不仅国内没有，就是在国际上也不超过50人。面对困难，王世贤并没有被吓倒，而是迎难而上，积极投身到技术资料的消化上。在王世贤的带动下，“两航起义”的技术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复制工作中。经过近10个月的不懈努力，1952年工厂制造出110型救生降落伞13具，经空军试用认可，转入批生产，为苏式米格-15比斯喷气式歼击机配套使用，这是新中国最早问世的救生降落伞，也是中国天空使用的第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降落伞，至此在王世贤的带领下新中国的空降空投事业走上了一条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道路。
1952—1953年，110型救生伞共生产2358具。1953年秋，工厂在试放中发现大批伞衣破损的质量事故，被迫停产整顿。王世贤心急如焚，整夜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苏联产品的启示下，王世贤提出在110伞上增加伞衣套以改善开伞程序，降低伞衣破损率，经试验成功后改型为110A型救生伞。1956年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厂技术员又改型成功110M型飞行员救生伞和1002M型观察员救生伞。到1958年，工厂先后试制成功8型救生伞。1959年，工厂深入西藏地区试验，克服高山恶劣气候，研制成功适应青藏高原的110-2型救生伞，为西藏平叛做出了贡献。
1953年我国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工厂在生产110型救生伞的同时，又开始对112型伞兵伞和113型备份伞组织仿制。为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王世贤向上级提出增加人员、扩大办厂规模的申请。1953年8月，南京市委派来5名管理干部；12月，王世贤亲自到航空工业局接收了120名空军转业干部和地方选送的14名科级干部，至此，形成了13科、3个室、2个车间，全厂职工465人，科以上干部25人的规模化工厂。与此同时，经上级批准工厂进行了第22一次扩建，先后建成4330米的生产厂房和10836米的生活福利设施，初步改善了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建成了生产生活设施较为齐全、科研生产体系较为完善的真正意义上新中国第一所空降空投研发制造场所。
1953年之前，由于受技术和条件的制约，我国无法生产供降落伞制造使用的K字绸、亚麻、软管等材料，严重制约了降落伞的制造，王世贤一边通过从苏联购买材料进行科研、生产，一边积极与上海绸织厂联系协调，组织科研技术人员与绸织厂有关人员进行技术攻关，经过反复试验和对比验证，于1953年秋季基本实现了批生产伞具的材料国产化。为保证材料的稳定性，王世贤又组织了原材料体系的编制工作，初步搭建起了适用于新中国空降装备的航空织造体系雏形，为日后我国特种织造业的建立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尝试。
1954年初王世贤调四机部，任局长。由于战争年代遗留的枪弹伤复发，不久在北京去世。
邓永清
邓永清（1921—1998.1），江苏铜山人，国营第511厂（现金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金城）首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任校长；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所（现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简称中航工业制造所）首任所长。邓永清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连指导员、独立营政委，新四军26团指导员、参谋，淮北泗宿独立团宣传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6纵队48团宣传股股长、24军军部副科长、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后勤部宣传科科长、上海空军接管部学习大队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空军机务处副政委；1950年8月任空军21厂（现中航工业金城）政委；1951年5月任国营第511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2年9月任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兼511厂厂长；1956年9月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57年7月任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所所长；1959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从1963年10月起，历任第六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局长，第六机械工业部科教组第二组长，科技局局长，部党组成员，1979年1月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6年1月离休，1998年1月去世。
1950年8月，空军21厂迁至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任21厂政委的邓永清接到迁厂任务后，组织干部对如何完成搬迁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牵头成立了宁沪两地迁建指挥部。自8月16日开始启运第一批物资起，至9月8日最后一批物资搬迁到位，在短短20余天时间里，共搬运包括航空器材、车辆家具及其他物件总重量约2000吨，运送职工、家属700余人。
邓永清组织完成空军21工厂迁至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又奉命组织扩建华东中心修理工厂。1950年10月，新工厂按上级要求重建了组织机构，职工人数由迁厂时的496人增至662人。生产设备由迁建初期的15台增至168台，兴建工作棚场5个，其他厂房、宿舍130余所。
1951年5月工厂奉命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领导，并改名为国营第511厂，邓永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国营第511厂承担修理54号和55号两型航空发动机的任务，并将工厂改建为适应两型航空发动机任务为主的专业修理厂。自1949年6月至1952年底，工厂经历了接管、创建、迁厂建厂，成为一个综合性修理工厂，共完成飞机修理26架，发动机修理145台，航空附件43项2139件，特种设备46项41822件，邓永清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9月，航空工业局决定将工厂转为航空工业技术学校的实习工厂。11月，根据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的指示，在工厂成立了南京学校建校委员会，由邓永清兼任委员会主任。1952年6月，学校正式定名为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9月邓永清被正式任命为学校校长兼工厂厂长。邓永清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身先士卒、勤奋工作，带领广大教工和第一届解放军学员，发扬抗大精神，贯彻“边建设、边招生”的方针，用了短短一年时间，于1952年10月18日学校建成，正式开学。
邓永清既是厂长也是校长。在办好工厂的同时，他十分重视学校的发展，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爱生”和“学校以教学为主体，一切工作为教学服务”的办学思想。他还把工厂严密计划、分工合作、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督促检查的工作作风带到学校，并成为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的优良传统。
1956年4月，根据教育部的决定，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改名为南京航空学院，同年9月8日，邓永清被任命为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1957年1月任学院党委副书记。从1952年到1957年，南航为航空工业培养输送了近1500名高级科技人才，缓解了当时航空工业建设对人才迫切需要的问题。
1957年7月，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所在北京成立，邓永清出任首任所长。为开创航空工艺研究，邓永清与上级领导商议，认真谋划，一方面计划派遣科技人员去苏联的航空工艺与生产组织研究院学习，另一方面组织科技人员分赴航空工厂锻炼，开阔眼界，让科技人员从实践中寻找任务，尽快开展研究工作。
在邓永清的领导下，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利用航空工业现有条件，协助解决一系列仿制生产中的工艺技术问题，并围绕新机研制中提出的新工艺、新技术和生产关键开展课题研究。1958年，研究所有10个研究项目用于生产，到1959年完成研究项目28项。
这个时期，航空工业局下达《研制钢筋混凝土的装配型架立柱和底座》研究课题任务，由研究所飞机工艺室和标准化室共同负责，国营伟建机器厂（现中航工业哈飞）参加。课题组在分析型架的铸铁立柱和底座的强度、刚度及其承载性能的基础上，设计制造了钢筋混凝土立柱和底座，经强度试验，证明可以满足装配型架的技术要求。1958年，伟建机器厂将钢筋混凝土立柱和底座用于直5飞机的装配型架，经生产试验考验，证明研制的这种立柱和底座能广泛代替型架上原来使用的铸铁件和焊接件。该研究成果编成的技术指导文件，当时在各飞机制造厂和北京航空学院试制厂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节省了大量金属材料，能够降低制造成本达80%。在邓永清的多方协调下，研究所组织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与所技术人员设计制定了机床虎钳、卡盘、弹簧夹具、分度台、钻模等33种航空工艺装配标准，与此同时，还组织有关工厂的产品设计人员共同制定了第一批航空工业产品基础标准76种，为逐步完善和统一全行业标准做出了重大贡献。
按照“边建设边搞科研”的精神，根据上级单位要求，邓永清组织编制了制造所五年规划。在规划初步设计中，提出了研究改进冷加工工艺、编制高效率工艺程序、设计专用设备仪器等，在研究方向上，主要对飞机、发动机、仪表附件生产方面，综合工业工艺和航空生产机械化、生产组织与经济方面，工艺装备与工具标准化、规格化方面，以及综合研究、制造专业化设备设计和试验工作等进行了具体安排。
1959年邓永清调离第一机械工业部第9研究所（现中航工业制造所），任第三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第六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党组成员。1986年1月离休，1998年1月去世。
熊焰
熊焰（1919.1—1996.3），湖北大冶人，国营第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沈飞）首任厂长；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简称试飞院）首任院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3月任延安航空机械学校物理教员，7月任延安军事学院物理教员，1944年1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数学及地形学教员。1946年10月任张家口航空站机场勤务科科长，同年随航空站到东北，先后任哈尔滨酒精厂厂长，东安航校机务科科长、修理厂副厂长等职。1948年11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厂长。1949年调任该校机务处第五厂厂长。1951年6月任国营第112厂首任厂长，1952年7月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6月任副厂长兼总工艺师。1958年8月，奉命组建飞行试验研究院，被任命为首任院长。1970年10月调往上海担任“708”工程设计组组长、办公室主任。1983年离休，1996年3月去世。
1948年11月初，熊焰接到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负责接收东塔飞机场（原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熊焰带队进驻后，将该机场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后称空军三厂）。10多天的招工和整顿，能生产的机床都开动了起来，工人有了活干，个个喜气洋洋。
1949年，为尽快将北陵机场组建成飞机修理厂，熊焰再次受命，组织接收了北陵机场，并在北陵机场建立了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后改称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现中航工业沈飞）任厂长。该厂当年修复了第一架美式P-51“野马”式战斗机，到1949年底，共修复30多架P-51飞机。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熊焰领导工厂经过3个月的日夜苦战，完成了从苏联购置的100架米格-15喷气机的组装任务，使中国空军拥有了第一批喷气式飞机。接着，又完成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交办的3027对副油箱的生产任务，并保证了赴朝作战受损飞机的及时修理。
1951年6月29日，国营第112厂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熊焰由空军第五厂厂长转任112厂厂长。当时，全厂有职工697人，占地22面积30多万米。其中建筑面积近5万米，设备232台。在生产技术条件非常薄弱的情况下，熊焰带领职工战胜了困难，出色地完成了雅克-11教练机、米格-9和米格-15等几百架飞机的修理和几千台副油箱制造任务，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试制成功了米格-15飞机的前起落架和拉-9飞机的机翼，在掌握制造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为此，航空工业局予以工厂通令嘉奖。
1952年7月，熊焰根据航空工业局提出的“熟练修理技术，加强配件制造能力”的工作方针，贯彻执行总工程师顾问的建议，使工厂逐步由大修走向制造的轨道。到1952年底，共试制了63项米格-15飞机组合件，并完成了3034件空军零备件订货任务，为试制整机打下了基础。
1953年5月，工厂被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开始了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和米格-17Ф飞机的试制工作。在米格-17Ф飞机试制中，熊焰主管全厂的技术工作。当时生产准备是新飞机试制的一大难题，大部分工装是苏联提供的，全部要进行清理、检查、对合，有的要经过检修才能投产使用，缺的工装要自行补制，大量的技术资料要翻译、校对，这些都在熊焰的领导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特别是许多重要的技术文件、图样，他逐页、逐张审查批准。
在中共中央和上级领导的关怀及全国的支援下，经熊焰等厂领导的周密组织和全厂职工的艰苦拼搏，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比国家计划提前1年零4个月，于1956年7月首飞成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嘉奖。
1958年8月，一机部航空工业局抽调熊焰负责飞行试验研究院的筹备工作。1959年夏，以熊焰为负责人的筹建组到阎良与空军11航校签订了移交协议，完成了飞行试验研究院原址的交接工作。
空军11航校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基建设施，根本无法满足飞行试验的需要。于是，建设工作一开始，熊焰就带领大家主抓非标准设备建设，因为非标准试验设备无处购买，也无订货渠道，只有自己制造。要制造非标准设备，首先就得要有设备的生产图样。研究院从来院工作的大学生、中专生中物色设计人员，并组建了非标准设备设计室。该设计室组建后，先后设计制造了空中弹射试验机、操纵系统试验台、燃油试车台、推力测量台、各种地面试车台、各种系统试验台等140余台（套）设备及各种研究试验用的工具。
科研试飞是一项比飞行复杂得多、风险性更大的探索性工作，而国内试飞员培训市场空缺。于是，熊焰等领导提出自己培养试飞员！通过飞行试验，飞行员对科研人员制定的试飞大纲要求的飞行动作不断练习，直到能够执行试飞任务，这就从实践中培养出一批试飞员。这些试飞员不仅要按空军的要求来训练，达到几种飞行气象标准，还要编出试飞员的训练大纲、训练科目、训练起落，以适应飞行研究院试飞员的特殊驾驶技术需求。熊焰（右四）在苏联共青城
建院初期，许多技术骨干忙于行政工作而在技术上落伍。为了让这部分人能够跟上技术需求的步伐，院里决定让这些同志留职下放到有关专业组参加具体课题。经过一年左右的基层实践，这些人员再回到行政岗位上时已经如鱼得水了。
建院初期，试飞院使用的测试仪器大多是从苏联进口的。1960年年底，试飞院组建实验仪器配置实验室，承担试飞测试仪器的研制任务。根据熊焰提出的“要技术练兵，先测绘仿制，逐步走向自行设计”的指示，开始了我国试飞测试仪器的研制工作。
1965年5月，熊焰决定测绘研制当时先进的K12-21飞机光学示波器，1966年，K12-21光学示波器批量生产，解决了当时试飞测试仪器严重不足的矛盾。为了替代自记器、光学示波器等容量小、精度低的机载测试设备，1965年2月熊焰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决定集中全所技术力量研制先进的磁记录设备。1965年底，我国第一台用于飞机飞行试验的机载数码式磁记录系统研制出样机，1966年开始试飞。经改进改型后于1971年生产出正式产品，1972年8月鉴定后交付试飞使用。它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航空机载测试系统，为以后试飞测试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10月，熊焰被调往上海担任“708”工程的领导工作，主持运10飞机的研制。熊焰以科学求实态度探索了我国第一架民用客机的研制、试飞，他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组织上都做了许多关键性的工作，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才华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熊焰是我国航空工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1983年离休，1996年3月去世。
张世修
张世修（1911.3— ），河北安国人，国营第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沈飞）首任党总支书记。1937年10月参加冀中人民保卫军，先后任代司务长、特种兵连队文书。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1940年1月，在河北抗日大学二分校学习，此后在冀中八分区任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县支队宣教干事，作战科副科长、科长，蒙民支队副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在“五一”反扫荡中因战绩显著被授予一枚银质奖章。华北和东北解放后，又被授予荣誉证章一枚、解放纪念章二枚。1950年6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五厂第一任党总支书记，1951年6月任国营第112厂党总支书记。1951年12月奉调离厂，先后任沈阳机械厂党总支书记、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副处长、沈阳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沈阳市委干部学校处长等职。1977年12月离休。
1951年6月29日，国营第112厂正式成立，张世修被任命为党总支书记。工厂建立了党的组织并设总支部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具体负责管理党员和干部。当时，党总支办公室只有工作人员3名——副总支书记和2名干事，没有专职办公室主任。
建厂初期的党总支，要负责全厂党的工作，对行政实行保证监督，并领导以党、政、工、团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为成员的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切重大问题。
工厂创建伊始，空军就有大批飞机、发动机亟待修理。但因工厂规模很小，而且技术陈旧，设备也不配套，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抓紧基本建设、安装机床设备、壮大职工队伍、迅速形成修理能力、满足空军作战需要，并为今后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是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破坏，工厂遭受的损失严重，重要设备被抢劫盗卖一空，解放后空军接收的时间又很短，因此修复和扩建的工作非常艰巨。
尽管如此，党和政府对航空工业的建设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党中央、政务院发出“全国支援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在党和国家“要物给物，要人给人”政策的支持下，大大加快了工厂的建设进程。
张世修作为总支书记立即组织厂内干部、职工开展迎接支援工作。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职工，来到工厂后住在条件极差的旧平房和临时工棚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生活非常艰苦。他组织工厂领导研究决定，第一期修建工程，首先是抢修旧宿舍和部分厂房，解决水、电、路三通问题，为安排好职工生活和迅速修理飞机提供了基本条件。并安排除组织一部分对机床设备较熟悉、技术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老工人负责抢修急需的及损坏较轻的飞机外，其余大部分人员都投入第一期修建工程。
1951年，工厂成立之时，正值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高潮时期，在紧张的建设中，工厂党总支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运动中逮捕了9名反革命分子，先后开除和解雇了一部分危害分子，纯洁了职工队伍。张世修带领党总支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并结合当时的政治运动，针对干部、职工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和大城市的特点，他在职工中认真组织开展了“加强职工队伍团结，勇于做一个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和艰苦创业的教育，激励大家的光荣感、事业心和团结奋斗精神。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厂党总支在他的带领下，积极与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沟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妥善解决了职工家属住宿、医疗、子女上学等生活问题，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1年10月31日，航空工业局通知，将东北各航空工厂的企业工作标准由原来的三类改为二类，企业津贴也由原来的5%改为10%。张世修立即组织召开党总支会议，决定工厂从11月1日起实行这一标准，鼓舞了广大职工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的积极性。
1951年12月，张世修因工作需要调离工厂，先后任沈阳机械厂党总支书记、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副处长、沈阳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沈阳市委干部学校处长等职，1977年12月离休。
吴继周
吴继周（1915.2—1990.1），江西萍乡人，国营第321厂（后更名为国营第320厂，现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航工业洪都）首任党委书记兼厂长。1931年到北平读高中，后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先后任民族先锋队小队长、大队长、西郊区队长，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吴继周进入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习，1938年后任长沙市市委委员、区委书记，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中心县委书记、特委代理书记。1941年起吴继周先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出席了中共七大。在东北工作期间，历任中共沈阳市市委委员、沈阳市大东区区委书记，浦河总区区委书记，沈、铁、抚联合县委书记兼县保安团政治委员，中共安东省第三地委、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辽东分局组织科科长、安东市委副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任江西省袁州行署专员兼中共袁州地委副书记。1951年7月任国营第321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6年6月任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1980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成员、顾问，兼任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同年4月离休，1990年1月去世。
1951年4月，中央决定南京空军第22厂移交航空工业局，后迁往南昌建新厂，厂址是原国民党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和航空研究院旧址。1951年7月，吴继周调到工厂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制定了第二期修建工程的主要任务：修复6个旧机棚，新建变电站和锅炉房，修整飞机场并新建混凝土跑道和滑行道，为恢复生产创造条件；同时兴建家属宿舍72栋、单身宿舍8栋以及职工临时食堂、浴室、子弟学校等其他零星工程，为职工提供基本安定的生活环境。
为了加强对第二期工程的领导，吴继周和建厂委员会研究决定成立南昌市南郊工程处，由市建设局直接负责。在修建过程中，地方政府领导经常深入工地，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职工热情慰问。吴继周还率领厂临时党委经常对职工进行加强团结、艰苦创业和勤俭安家的教育，因而工地上大家齐心协力、团结战斗。从1951年10月动土起，到1952年第四季度初，第二期修建工程除机场跑道外大多数已经完成。11月，工厂成立“272工地指挥部”，专门负责机场跑道工程的建设。到1952年12月底，一条宽70米、长1521.7米的钢筋混凝土跑道以及滑行道、停机坪等相应设施胜利竣工。
1951年9月初，航空工业局给工厂下达了1951年第四季度和1952年修理飞机的计划指标，确定工厂主要承担活塞式单发动机飞机的修理任务。空军第一批待修理的8架雅克-18型飞机于9月21日进厂。吴继周组织工厂一边进行建设，一边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修理飞机。到年底，共修好雅克-18型飞机38架，其中交付部队19架。
1952年起，雅克-11型中级教练机、拉-9和拉-11型战斗机以及拉-9型战斗教练机等4种飞机也转到工厂修理。这4种飞机的机构、系统和机载设备比雅克-18要复杂得多。1952年以后，部队送修的飞机损坏程度日趋严重。所以，除了修理的飞机型号增多之外，修理的内容范围也随之扩大。航空工业局针对这种情况，结合飞机工厂的发展方向，向工厂提出了“1952年起应开始研究及准备如何制造配件，以逐步走向全机制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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