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创意英雄谱》栏目组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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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英雄谱(第1季)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创意英雄谱（第1季）
作者：《创意英雄谱》栏目组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10-01
ISBN：9787550218871
本书由时代数联（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李东田为李冰冰做造型童之磊与中文在线签约作家墙嘻哈包袱铺广茗阁剧场招牌演出中的嘻哈包袱铺演员高晓攀、尤宪超魏楠与尚敬魏楠与《三枪拍案惊奇》海报《印象·刘三姐》剧照《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主创人员：陈尔盖、易中天、大卫·夏柏、谭盾、释永信、易立明、梅帅元、曾力、黄豆豆（从左至右）王鹏于国子监演出郭羿承创办于798艺术区的白石茶馆茶具系列齐白石艺术授权作品——《喜气》瞿广慈、向京与他们的雕塑作品向京作品《我看到了幸福》郭培作品《童梦奇缘》发布会卡门·戴尔·奥利菲斯身着郭培作品《皇后》系列其卡通动画工作室创始人王云飞专注于工作的贾伟游卡桌游创始人之一 杜彬黄恺游卡桌游创始人之一推荐序一 文创力为中国梦插上翅膀
对一个国家来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而走完这段路，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1年7月9日，推出了一档关注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人物的品牌栏目——《创意英雄谱》。栏目将嘉宾锁定为那些以创意为起点的新时代创业者，并把中国的传统评书加以改造，与当代创业者的精彩故事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就在2011年年底，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创意英雄谱》生逢其时。
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创意英雄谱》栏目又取得了一个新成绩，通过文字的形式与更广大读者见面，继续分享这些新锐创业者的励志故事和他们的人格魅力。本书中的12位嘉宾是从节目采访过的上百位嘉宾中遴选出来的，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创意起点，最终殊途同归，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意英雄。
看过了他们的故事，相信读者会受到很多启发。同时我们相信，不管这些创意英雄们在未来的路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他们过去的经历和心得将是一笔值得所有人珍视的无形资产。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文化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我们相信，他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只是未来的起点而已。
另外我想说：所有的创意只是一种表象，是一个结果。创意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一个个鲜活的创意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创意英雄的用心、专注和坚持。
他们或是在发展振兴一个产业，或是提倡一种当代生活方式，或是在恢复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方是创意的源泉。书中所有的人物构成了这样一个群像，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去实现每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实现每一个人的中国梦。如此，则国家复兴、民族强盛的前景更加光明。
在此，我衷心地希望通过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案例，能够给广大读者启示和思考，同时也祝愿《创意英雄谱》栏目能够越办越好，继续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推荐序二 用创意领导力打开创意密码
时下我们最为热衷讨论的“创意”，正是理性管理与感性创造的整合连接。看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意英雄谱》栏目将部分优秀的声音转换成清丽的文字，我感到很高兴。在我看来，《创意英雄谱》是一档有使命感的电台栏目，通过营造一种真实的创意创业情境，为文化产业界输送激发创意的正能量；《创意英雄谱》栏目组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创团队，用一种温暖人心的声音和颇具感染力的热情，为文化产业界年轻的创意人士提供创业的经验，解开创意的密码。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依赖几个核心要素：高新技术、领军人才、多元化的环境、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独特性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产业，即文化产业化；第二个层面是“运用文化、创意元素为企业、社会创造附加价值”的思维，即产业文化。因此，在创意新时代里发展文化产业，就要注重艺术创意与文化保存、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的结合；要注重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的均衡发展；重视地方特色与国际潮流的平衡发展；要注重国民的艺术素养及全社会的文化普及。
然而，要实现这些创意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就要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经营的管理人才，即创意经理人或创意领导人。创意领导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其管理能力是文化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胜任力。在文化产品的创意产生阶段，创意经理人是文化产品的创意价值甄别和创意风险评估的先决保证；在文化产品的创意制作阶段，创意经理人要扮演好创意工作和市场营销的协调者，要保证文化产品的创意“叫好”和商业“叫座”，要平衡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真正保证文化产品的创意价值的实现；在文化产品的创意商品化阶段，创意经理人要准确深刻地理解文化产品的创意内涵，要关注文化产品的细分市场，进行商业决策和商业执行，实施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管理；在文化产品的创意流通阶段，创意经理人是保证文化产品进入流通渠道、实现创意消费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文化产品的创意消费阶段，创意经理人是保证文化产品的创意价值（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完成并确保文化企业投资回收从而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后守护者。《创意英雄谱》所记录的这些创意英雄们，有很多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好友，如李东田、童之磊、高晓攀等。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看似平凡的人，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创意信念和创业理想：将真的事物、善的事物、美的事物，透过无限的创意去突破有限的资源，满足市场的需要，转化成创意产品和创意产业，实现创意转化和创新驱动。这些创意英雄，也就是我所说的创意经理人或创意领导人，都拥有出色的创意领导力，将“创意管理”锻造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创意英雄将艺术创意、现代科技、国际市场和金融资本等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结合在一起，产生意想不到的创意核变，释放出巨大的创意能量。我们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些创意英雄都具有一些共通的能力特质，包括服务意识、组织管理能力、个人影响力、主动性、遵守规则、谈判能力、责任心、注重质量、战略思维、分析性思维、公关能力、沟通、风险意识、敏感性、捕捉机遇、正直、诚信、公平性、团队精神、自我控制等二十项基础胜任力，并兼具文化行业经验、创意价值鉴别力、审美辨别力、创意控制力、文化界人脉资源、文化营销力、政策运用力等七项专业胜任力。
我们将这些能力特质简单归纳，创意领导力的关键胜任力包括故事驱动力、科技创新力和团队领导力。运用卓越的创意领导力，这些创意英雄们实现了著名学者厉无畏所提出的“资源转化”“价值提升”“结构优化”和“市场扩张”的创意升级与产业转型的发展跨越。
其实，这些创意英雄遵循了一种创意战略的前瞻思维。以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竞争战略为代表的常规战略主宰了全世界管理学界三十余年，最近遭遇到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一次是2004年由W·钱·金（W.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ee Mauborgne）提出的蓝海战略，另一次是2010年由克里斯·比尔顿（Chris Bilton）和斯蒂芬·卡明斯（Stephen Cummings）提出的创意战略。
常规战略着眼于红海竞争，遵循价格与价值的互替理论，在产品价格的“鱼”与产品价值的“熊掌”不可兼得的逻辑思维下，企业要么侧重价格创新，要么侧重价值创新。无论是产业环境分析、战略组分析、五力分析、双边市场分析、价值链分析还是波士顿矩阵分析，我们看到了这些常规战略手段的目的只是在已经存在的市场里对现有需求的惨烈争夺。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看到了一种非竞争的市场空间，通过要素剔除、减少、增加和创造，企业可以规避竞争进入蓝海市场，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实现价值创造和价格创新的竞合统一。克里斯·比尔顿和斯蒂芬·卡明斯则以一种优雅和勇气兼具的紫色主义与和平共赢的绿色主义视角看得更远，发现红海和蓝海的融合其实是紫海，这是一种崭新的战略视野。
在自然界，红色和蓝色的融合是紫色。而红色、蓝色和绿色，又是一切色光的基本色，由它们不同比例的组合构成了我们身边丰富多彩的世界。创意战略是常规战略和蓝海战略的结合与超越，创意战略促使了文化产业和非文化产业的跨界与融合。创意战略就是“比红海更安全、比蓝海更创新”的紫海战略，创意战略也是一种“可持续、和谐生态主义”的绿海战略。
愿每位手捧此书的读者，就像紧握一把打开创意之门的钥匙，穿过这扇门，就走进一片勃勃生气的春光，走向一个无限创意的新时代。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田 二十五年，只做一件事
李东田 东田造型创始人，时尚教父。被权威媒体一致誉为“中国彩妆教父”，时尚界的超级明星，亚洲殿堂级最具影响力的造型大师，以其对国际流行元素的敏锐感觉和把握，二十多年来成为无数巨星超模和社会名流的亲密合作伙伴，始终走在时尚前列，执掌造型界牛耳，左右潮流走向。创意英雄说我觉得每一次给别人讲课都是在丰富自己，因为我的主张、方法被自己一次次地验证了。一个好的师父就是要教会徒弟，通过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创造，并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很多人问我，你都做到董事长这个级别了，员工都上千人了，怎么还亲自弄一把椅子，弄一根蜡烛？我会告诉他们：这不是工作，是我的乐趣。做事最重要的是心态，有时候迈出一步或者做一个决定，可能会出错，但同时也是好事。你不去闯，不去碰，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呢？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喜欢为别人鼓掌。有的人喜欢孤芳自赏，但是我喜欢百花齐放。如果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每一个决定都是认真的李东田有很多头衔，比如“国家级造型师”“中国彩妆教父”等，但李东田却说最喜欢别人称他为商人。因为他就是在经营生意，只是在用艺术的眼光经营。在李东田眼里，每一个化妆师、发型师都是艺术家。但他也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做艺术家，会越来越孤芳自赏，而他喜欢百花齐放。李东田今天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最初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彩妆教父、发型大师，而是在为了生计的奔波中“一不小心”成了“中国时尚产业的第一人”。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探亲，正赶上著名导演李少红要拍她的第一部电视剧《雷雨》。在去美国之前，我们在她的电影《红粉》中有过合作，也因为这个工作，我在影视界有了一些名气。那时李少红又找我，问我能不能设计一下《雷雨》的人物造型。我说可以。后来整个戏拍了大概4个月，我就中国、美国两边跑。
1997年，我回国正好碰到另外一位朋友，他希望和我一起开发廊。后来，我们开了一家叫名人坊的发廊。开了名人坊以后，我自己又想做一个副牌叫“东田造型”。“造型”这两个字在中国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那时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其实“造型”这两个字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制造形状，就是东田想制造的一种感觉。
当时我就把这个副牌放在门口。很多人知道李东田，但不知道东田造型是谁开的。我这种崭新的思路，让很多人觉得眼前一亮。当时有很多明星都来捧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们把那条街弄得特别炫。结果这事儿一下子就传开了，大家都说李东田回国开了一家发廊，里面还有咖啡厅。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胡兵、林心如老去那儿。
1998年，正好赶上北京平安大街改造，我们的发廊刚好临街，生意很受影响。我那个朋友问我要不要把发廊关掉，我没同意。当时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拜我为师，我就开设了培训班，而且把原来的名字去掉，真正变成了东田造型。东田造型从此从一个萌芽式的概念变成一个品牌。
我的新合作伙伴叫吴圣。吴圣是我的朋友，他开始对跟我合作这件事很犹豫。他是做儿童摄影的，对于儿童摄影的所有细节，他都很清楚，但我不是很在行。我对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做点事情？我把自己的概念跟他说了，谈了几次后，我们开始合作。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因为做生意如果只有两个人很容易由于各执己见而发生争执。我们需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平衡一下，当时我找到了陈岩。陈岩是我的私人助理，他跟我一起工作很久了，知道我每一个动作的意思，我们之间早已形成了默契。
在公司成立之初，我说过一句话：“虽然我们是三个人，但不是举手表决制，如果发生了争执，大家都可以提意见，但是最终的结果要以我为主，因为这是东田造型。”虽然我说得很绝对，但他们都很尊重我，他们也认为既然叫“东田”这个名字，那么所有的决定也要得到李东田的认可。事实上，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也非常默契。我在公司的股份最多，但我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吴圣，我希望他进入主人翁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要决定公司的选址。我选择了新东安，原本我想选东方广场，但当时那里还没有建好，租金也很贵。我们也没有在新东安商场租门面，而是去了那里的写字楼。当时公司在9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里以前是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东西。但是那里有很多窗户，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阳光的人，光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很多同行都认为我疯了，说你怎么能把工作室开在9层。但我觉得无所谓在第几层——酒香不怕巷子深，只要你做得好，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当然，那时我已经有很多娱乐圈的朋友，所以在客源这方面我还是有底气的。
还有一个问题：原来大家做头发都是找李东田，而公司得让每一个员工都有发展。因此，明明是找我剪头发，我却要推出去让别人来做，做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介绍自己的手下去做，没做好他砸的是我的招牌；如果做好了，别人就不找我了，所以这个平衡关系很难把握。
在公司成立之初，正好赶上几件事。一件事是从1999年到2000年的过渡，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人们对千禧年怀揣着新的梦想和憧憬。另外一件事是，中国的时尚产业正好是在那个时候兴起的，杂志业也从1998年开始转型，拍片子、找模特，慢慢具备正规化运作的雏形。
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我们想注册“东田造型”，工商局的人听了半天，问我们“东田造型”是什么意思？经营业态是什么？我说主要是发廊，还有化妆培训、经纪公司。“造型”这个词他们没听过，经纪公司是什么他们就更不知道了。他们说如果是发廊，就必须注册美容美发，但“东田美容美发”听起来怪怪的，更不是我预想的效果。
后来我说干脆取个新名吧，于是取了吴圣的“圣”和陈岩的“岩”，再加上“东田”两个字，就成了“圣岩东田美容美发”。不久之后，我们又正式更名为“东田造型”。发型师遇上艺术家“世界上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谁都知道，可是，如果你在当年看到吕燕那张脸的时候，会认为她美吗？会认为她以后会大红大紫吗？李东田发现了，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独具的审美慧眼。
在公司开业之前，一本杂志要拍一组以婚纱为主题的大片。模特是一个当年的模特比赛冠军。这个模特有一个缺点，就是太美了。因为婚纱都是比较甜美的，所以找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美女来拍婚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像咖啡加多了糖一样。所以，我建议选一些有点个性、比较特别的模特。
在模特试衣服时，我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儿，觉得她的脸很特别。她说自己是做背景的模特。我让她站起来，看她的身高和身材，又用手摸了摸她的脸，结果把那个女孩儿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你太美了！”她的表情很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我却兴奋起来，认为整组片都应该让她来拍。
这个女孩儿就是吕燕。后来我们聊天，她说一直听到的都是别人说她丑，我是第一个突然站在她面前对她真心实意地说“你长得真美”的中国男人。我是有感而发的，我觉得她真是百年不遇的那种美——身材比例那么好，天生就是模特坯子。我认识那么多模特，不是每个模特都能达到这种效果的。东田造型形象代言人、国际著名模特 吕燕
当时大家都蒙了，认为李东田怎么喜欢这样一个女孩儿。我说她绝对是超级大模，她绝对能红，而且能红遍世界，但当时吕燕只是特别尴尬地一笑。当时那本杂志的主编是赵晋，摄影师是冯海（当时刚毕业），在摄影圈还属于新人，但很有钻劲，他也认为吕燕感觉不错。我说非拍她不可，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个女孩儿拍完就会出名。
最后，大家终于同意了我的看法，让她独挑大梁。一个一点名气也没有的新模特，能拍整组八页大片，现在的模特想都不敢想，那真得有绝对的本领才行。当时吕燕脸上有些雀斑，我就说保留这一脸雀斑吧。很多人觉得不好看，但是我坚持那样做。我说不要粉底，就要这种天生的感觉。
我的这种审美观在去美国之前也不是很强烈，但是到了美国，眼光、感觉、思路就全部发生了转变，所以我才会觉得吕燕的长相，在西方是惊为天人的，但是在东方可能是丑小鸭。当时我就想把这张满脸雀斑妆的照片作为我们新公司的形象照。后来，我把这个照片给吴圣、陈岩看，他们没说赞同，也没说反对，就说觉得这个女孩儿长得很有特点。我还是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最后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把照片放在了大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装修快结束的时候，其他公司的人从那儿路过，就猜东田造型是做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位女士指着吕燕的照片说：“这个女的脸上一脸麻子，这个地方是不是治这个的？”她以为我们是诊所呢！但是随着这个雀斑妆的推出，吕燕一炮而红，顺利进入了时装界。开始她只受很少人的欢迎，但是我将吕燕推荐给了每一个设计师，而且我跟设计师说一定要让吕燕走台。结果她凭借第一场秀就被湖南卫视评为年度最耀眼模特。在整场表演结束后，记者蜂拥而上采访她，吓得她直往后躲。
后来，我问吕燕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她说简直就像做梦。吕燕虽然出了名，但是只有少数人约她工作。当时吕燕和另外两个女孩儿住在一个地下室，大概撑了有半年多，到春节的时候，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在北京生活费用太高，想离开北京。我当时鼓励她，任何人创业都很困难，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么年轻，应该多放一些精力在北京。回到江西（她是江西人），至少市场没有北京大。她最后听从了我的建议，决定再撑一段时间。
有一天，我在公司里正跟人谈事情，吕燕特别兴奋地来公司对我说：“一个经纪人要带我去巴黎工作。”我说：“太好了！是什么样的机会呢？”她说：“我去酒店见几位外国客户，他们觉得我特别棒，问我想不想去巴黎做模特。”
我说：“这不是你的梦想吗？欧洲当然是模特的天堂。”后来吕燕就把那几位外国人都带到我公司。这些人坐在我面前，像是跟我发誓、保证一样地说能给吕燕最好的发展机会。我当然了解吕燕的想法，支持她追寻自己的梦想。
吕燕到了巴黎以后如鱼得水，很快就为众多著名的杂志拍了照片，进入了主流模特圈。吕燕终于走向了国际，她去巴黎没多久，正好赶上一个世界模特比赛。她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了亚军，那是当时亚洲模特界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喜欢为别人鼓掌。有的人喜欢孤芳自赏，但是我喜欢百花齐放。如果能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现在除了吕燕，刘雯也红了，甚至她的业绩已经超过吕燕，当然，吕燕是中国模特史上的代表人物，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我第一次看到刘雯的照片是两三个模特在一起的小图。我当时就说，这又是一个超级大模。我对摄影师陈漫说赶紧找这个女孩儿拍片子，她以后绝对会大红大紫。
当时我负责为资生堂选模特。有十几个模特都被我Pass掉了，最后选的就是刘雯，给VOGUE拍了三个整页的大片，而且全是大脑袋、大头像的那种，漂亮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当时刘雯的照片还是觉得很美。我觉得美是经典，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褪色。只是因为多看了你一眼李东田说，他跟其他摄影师是纯粹的工作关系，但是跟陈漫却是生意伙伴关系，他们一起投资了一个摄影工作室。陈漫是东田造型第一个摄影方面的股东。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青年视觉》的一期封面，化妆我不太喜欢，因为一看就很粗糙，但是拍照的风格很独特，有点像电脑合成的感觉。我看到摄影师是陈漫、张丹。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把他们请到办公室。张丹非常瘦，像营养不良似的；陈漫皮肤颜色比较暗，头发蓬蓬的，坐那儿像个高中生。我问照片是谁拍的，主要是谁掌机。陈漫说是她。
我看着陈漫说：“你还有别的作品吗？”她就给我看了几张在学校里的作品。看了她的作品之后，我说：“我挺喜欢你拍照的风格，但是你照片里的化妆，有一些是后期做上去的。”
她很惊讶，之后我又说有些妆是电脑做上去的。她回答是，我又问她是否愿意跟我工作，她的回答是“当然”。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合作。我解决了她拍照时前期解决不了的化妆问题，她在拍照时加入了一些电脑的后期效果，我们真的达到了合二为一、巧夺天工的效果。她拍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吕燕，以前都是拍外国人。她拍的吕燕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齐刘海，鸭蛋形的脸，黑嘴唇……让人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看到陈漫的作品，就像当年看到吕燕一样，感觉太棒了。
我记得有一次拍周迅，周迅问我摄影师是谁。我说是陈漫，一个特别出色的摄影师，一定要让她拍。当时的杂志主编不认识陈漫，就怕不保险，怎么能让一个不出名的摄影师拍？我就让他相信我，这个事情绝对会成功。当时主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是强调“拍周迅我真输不起”，但照片拍出来以后，所有人全部喜欢得不得了。她把周迅拍得非常灵动，看起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又像一只有灵气的仙物。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陈漫真争气！
陈漫跟我很像，都能通过感觉弥补自己所有的不足。我们合作到今天，经常通过一个眼神、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效率简直太高了。
拍一组片子，我跟其他摄影师要进行10个小时的拉锯战，跟陈漫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而且片子出来以后一定艳惊四座。陈漫用了接近7年的时间做了别人50年做不到的事情，她已经从一个菜鸟变成一位大师了。
陈漫在上海办过个人作品展，她当着很多媒体说特别要感谢一个人，没有这个人就没有她的今天，这个人就是李东田先生。我当时特别高兴，也特别欣慰。因为我对她就像对妹妹一样——我有两个特别给力的妹妹，一个是吕燕，一个是陈漫。我们合作到今天，创造了太多精彩的作品。那些作品，多少年过去后，再看的时候，依然没有一点过时的感觉。新锐时尚摄影师 陈漫一边华丽，一边低调东田造型已经成为中国时尚产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可在这块招牌之后隐藏的却是李东田的经营智慧——缩小自己，放大品牌。毕竟东田造型是一个大公司，不能仅仅依靠李东田发现几个吕燕、刘雯来维持。
创建了东田造型后，很多杂志社的人都来找我，他们所有的摄影师都排队要我做造型，有的人还说不是李东田做的造型就不拍。但是，那么多杂志，不能在同一时间拍，而且人家的杂志都等着印刷，每个月都要出，能等我一天，但不能等我好几天。于是我就把助理们全部推向市场。当年的助理，现在很多都已经成了大师，像唐毅、壮志、田洪禹，还有张人之、君君、琪琪，等等。李东田工作照
我在前面说过，他们做得好，人家就直接找他们；他们做得不好，就会砸了我的牌子。结果是他们做得都挺好，当然肯定也有一些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其中剪发的能力强弱是最明显的，如果化不好妆，还能擦掉重化，但是发型不行，剪刀一下去，头发就没了。
我希望“东田造型”这四个字，在一段时间后能代替李东田。最初人们说东田造型是李东田的公司，过了大概三年，人们问我说：“你是东田造型的李东田吗？”我听到后非常高兴。朋友说：“你怎么会高兴呢？这不是把你淡忘了吗？”我说：“这证明这个品牌被大家认识了。”
要做一个让千家万户都记住的品牌，没有十年的时间根本不行。让圈子里的人知道有可能，但要做到家喻户晓很难。因此，当我听到有人那样问我，就会非常高兴。很多人陆陆续续进入东田造型，而我自己则逐渐从一个造型师、彩妆师、发型师成长到今天，比起这些称呼，我更希望别人称我为生意人。
我现在教化妆课，从来没有耽误过上课，而且越讲我的情绪越激动。我觉得每一次给别人讲课都是在丰富自己，因为我的主张、方法被自己一次次地验证了。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要教会徒弟通过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创造，并且形成自己的风格。
当时我经常让发型师去做杂志的造型，吴圣就急了。吴圣是那种事无巨细、特别认真的人。他说：“你把发型师派出去做杂志，根本没有成本意识。他得到的收入又不给公司。”我说：“这间屋子天天爆满，能有多少客人？如果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杂志上，被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看到，那就不得了了。”吴圣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没再说什么。
那时候，我们虽然有钱开公司，但是没有钱做广告。因此，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打广告了。当年比我有钱，比我有知名度的大有人在，但是若干年后，很多人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而东田造型却还在逐渐成长。
我们的第二家店设在上海，当时很多人认为东田造型在北京的业绩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不在北京开第二家店呢？我则认为想做一个品牌，如果只在北京，就变成北京地区的品牌了。
2002年，我们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但是后来他们退出了，我们就全盘拿下了整个店面。当时，我们决定选址在中环广场，正好在新天地对面。在正对着新天地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巨型广告，把吕燕的大照片挂在那里。这个广告现在还在。东田造型创业初期的发型师们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作为艺术家，李东田始终保持着自己敏锐的审美眼光。无论是选址建外SOHO做旗舰店，启用新设计师装修，还是与苹果、三星的跨界合作，无不证明他的时尚嗅觉和经营头脑。
建外SOHO店是我们在北京的一家旗舰店。店面设在一座独栋小楼里，从一个廊桥进去，特别好玩。这次，我启用了一个新设计师帮我们设计店铺，他叫刘威。当时他还是一个学生，现在刘威在建筑界也是个人物了。他设计了东田造型的很多店铺，开始的时候，公司很多人不同意，说怎么能把这事交给一个小孩儿。我说这个小孩儿的艺术感特棒。现在如果你进入建外SOHO店的一楼、二楼，还是能感觉到他当年的设计经得起岁月的洗礼。
我把门店所有的地下室都改成了摄影棚，二楼改成了咖啡厅。之前没有哪家发廊里面还设有咖啡厅的，我们是全中国第一家。很多人都觉得我的思路不对，说怎么能把咖啡厅和发廊放在一起。我则认为方便顾客，让顾客感受到优质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创造的不是单纯的发廊，而是要创造一种东田式的生活方式——你来这儿可以聊天，喝咖啡，你在剪发的过程中，可以让你的同伴做别的事情。东田造型门店
后来苹果公司与我们合作，赞助了电脑。苹果电脑很贵，也很漂亮，我们把电脑放在发廊里面，让顾客随便玩。当时这是很轰动的事情，没有发廊会这样做。
其实，不仅仅是苹果，还有很多品牌，像三星，也赞助了我们很多产品，包括电视、平板电脑。我还帮三星做了一个广告，相当于我们跨界对这个品牌做了推广。
在海外，我也见过类似的经营模式。我到日本的时候，看到东京也有这样的店，挺漂亮，有很多人光顾；在巴黎、旧金山也有这种店。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方式。
对于建外SOHO的这家店，我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比如顾客坐的椅子舒不舒服，喝咖啡的桌子高度合不合适，我都会亲自过问。后来新开的华贸店也是一样，我对音乐很敏感，要求所有的音乐必须一个季度更换一次。不仅如此，所有装饰画也要有次序地、有主题地更换。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方式在很多人眼里，李东田是个整天乐呵呵、没什么脾气的人。不过，如果真在工作上遇到了分歧，他也会暴跳如雷。
在工作中，与同事有不同意见和分歧是很正常的。以建外SOHO旗舰店为例，这是陈岩负责的部分，他有自己的思路。我这个人属于挑毛病的类型，总有不满意的地方。有一次陈岩突然发火了（他平时脾气很好）说：“你怎么永远在批评别人？一句肯定的话都没有！”我便说：“肯定的话是对员工说的，我就是要给你多提意见，让你改进。”吴圣也经常抱怨我很少赞扬他，我稍微说句好话，他就很高兴。后来，我还对陈岩说：“作为领军人，大家都看着你。我们要给自己挑毛病，如果不自己挑毛病，别人谁又会讲真话？真话有时候会刺耳，但是刺耳的话未必是不正确的。”
有一次，我和陈岩从外面回来，吴圣正因为发型师的事情大发雷霆。我听完后对他说：“你不应该这么想，我们应该尊重艺术家，你要让艺术家过军旅生活，那是不现实的。”当时吴圣可能在气头上，便拍桌子，说谁爱做谁做，准备摔门而去。我指着吴圣说：“你给我坐下！”吴圣吓了一跳，因为他也没见过我发火。
我把门关上，说：“遇到了问题，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就像夫妻间吵架，老喊离婚，说多了可能就真离了。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在办公室商量好，出了办公室脸上必须带着笑容。这样才能做生意。”后来吴圣就不说话了。那天晚上，吴圣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是对的，还请我原谅。现在我们很少吵架了，偶尔会发生一些争执，但很快就过去了。
做事最重要是心态。有时候迈出一步或者做一个决定，可能会出错，但同时这对自己来讲又是好事——不去闯、不去碰，怎么知道外面的世界？我到今天为止工作了25年，人生有几个25年？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充满精彩，充满快乐，每天都应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别人的可以不要，自己的谁也不给信中利的入股，改变了东田造型的经营思路，让这个靠艺术家个人魅力硬闯出一片天地的时尚公司，转型为资本运营的现代化、正规化公司。因为东田造型的良好业绩，风投们对李东田特别信任，投资似乎手到擒来。
从2006年开始，也就是建外SOHO店开业以后，有很多风险投资公司来找我。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他们说公司要扩大经营，就需要外力来支持。后来一点点聊，我总结了一些东西，比如风投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会谈什么样的条件，等等。但不久后就赶上金融危机，很多事情谈到一半就断了。公司的同事有些失望，但我告诉他们，即便没有找到风投，我们也是在前行，也是在凭实力做事。
后来，我遇到了信中利的总裁汪潮涌。信中利的总经理张晶第一次跟我聊天，就问我有什么预想。我说我想做一个二线品牌，现在叫D.T东田发型空间，专门面向15～25岁的爱美，但刚刚毕业经济实力还不强的年轻人。
当时我的规划是希望在一些社区、学校或是地铁等交通方便的地方选址。我们已经有了高端的东田造型，我希望能把未来的重点放在D.T东田发型空间上。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大家一拍即合。后来我和汪潮涌见面，跟他聊了一些细节。汪潮涌说我这个想法很棒，他没有想到我有这种思路。很快我们就得到了第一笔投资。
东田造型原来是自我经营，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正规。从引入投资后，我们就有一种从杂牌军变成正规军的感觉。在这中间，我学会了很多原来听都没听说过的管理知识。有了这些经历，我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一个跟金融圈打交道的人，身边出现了很多企业家，也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企业家。以前出现在娱乐版，现在转到了财富版。我觉得这就像一片新天地。
当时正好是东田造型成立十周年，我们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宣布信中利入股东田造型。那天晚上我觉得时尚和资本终于握手了。
之后过了大概半年多时间，我接到红杉资本创始人沈南鹏的电话。他说自己在美国，过两天回国，希望和我见个面。我当时有事，见面的事情也就耽搁了。隔了没多久，沈南鹏又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抽个时间见一面，哪怕很短都可以。后来就在我自己的咖啡厅里，他对我说特别想做第二轮的投资人。谈过之后，我同意了，之后我们开始了合作。
资本注入以后，我们在短期内同时开了很多家店，各种方案完全按预想的展开，这在独立经营的时期是绝对做不到的。另外，由于资本的注入，公司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将一直在路上资本的介入，让东田造型更迅速地发展起来，盘踞在李东田头脑里的产业链也开始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东田造型是一个有关联性的业态，它不仅搞造型设计，还教人化妆、剪发，其中还经营咖啡生意。对于我来说，咖啡具有服务性的附加值，它可以给客人带来更大的方便，也可以给客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运动是我们提出的新口号，叫Total Look，也就是让人们不仅要做好表面的功夫，比如说衣服、鞋子、配饰、头发、化妆，还要运动。运动可以真正提高你的身体素质、改变你的身材、健硕你的体魄，这样人的皮肤、头发都会好，人也就更美了。
所以，我觉得东田造型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事情，要慢慢地磨合。我们为此在一直努力。现在东田造型的各种业态加一起有50多家。人员也从最初的20人，达到现在的1500人。以后，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再增长，而且会更快！童之磊 数字未来，为我而来
童之磊 中文在线创始人，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秘书长，曾获“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中国CE-MEGA百名最活跃年轻创业家大奖”“十大中华管理英才”“最佳数字出版人”“数字出版先进个人”等诸多奖项。创意英雄说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对于任何一个市场来说，它真正发展起来靠的肯定不是一两家公司，所以我说，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中文在线有两大法宝：第一是我们的精神，一件事能否做成，主要看你是不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而且是不是全力以赴来做；第二是我们的专业性，中文在线是国内最早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企业之一。对产业的情况、对客户的很多需求都是最了解的。对于数字出版产业来讲，对版权的保护就相当于它的空气和水。正是有这样好的空气和水，整个数字出版产业才会健康成长。不管是纸质出版还是电子出版，或是其他的一些出版形式，唯一不变的是它都在传播内容，其实只是变了一种媒介，变了一种载体，归根结底来讲还是内容为王。大家买一本书绝对不是为了买那些纸，而是为了买里面的内容，所以数字出版，内容为王。这个真理是不会变的。创业需要创意，创意需要思考创业需要创意，创意需要思考，正因为童之磊的一点小小的思考，他开创了中国数字出版的先河。
1999年，我和几个同学在清华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大学生门户网站之一——易得方舟。那时候，这个网站非常火，清华、北大很多学生的浏览器首页都是我们的网站。这个网站里有一个读书频道，我当时在这个读书频道上流连忘返，通宵达旦。因为即便我们在拥有几十万册藏书的清华大学，也依然觉得一书难求，甚至租不到书，而买书对学生来说又太贵。互联网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大量内容精彩纷呈的图书。中文在线诞生摇篮——化云坊，清华大学16号宿舍楼519房间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图书被放到网上以后，虽然读者看得非常开心，作者却得不到任何报酬，长此以往，作者可能就没有积极性了，那谁还会写作呢？于是，我就想，能不能把传统出版的模式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我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网络出版，后来这个模式被称为数字出版。
当时有这个想法后，我非常兴奋，但也很忐忑，因为我并不确认这样的想法是否能被大家接受。所以我在想，能不能第一时间去找作者沟通，看看作者对这件事情的反响。我想了很多办法才找到了一些作家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说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想做付费网络阅读，想去拜访您行不行。联系到的几位作家都欣然允诺。
我们最先联系到了李晓林老师。她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是《收获》杂志的副主编，在国内文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专门去上海拜访了李晓林老师，把这个想法跟她讲了以后，她非常认可，答应与我们合作。后来，我专门去看望了巴金先生，也见了李晓林老师。那时，巴金先生已经是重病在床，像巴老这样的世纪文坛泰斗能给予我们支持，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1999年的冬天，我们联系到了著名作家从维熙。从维熙曾经是中国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我们见了从维熙老师，把我们的想法给他介绍了一下。他高度认可我们的想法，当场就和我们签约了。
过了几天，我惊喜地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一篇从维熙老师写的文章，题目叫作《来自天堂的文学使者》。文章里写道：“清华大学的几个年轻学生找到了我，谈到了要在数字时代进行网络出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福音。”他把我们几个人称为来自天堂的文学使者，给了我们很高的赞誉。这件事也给我和我的团队更大的鼓励，让我们觉得能够帮助作家更好地把作品传播给更多的人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2000年5月，我们正式举行了成立中文在线的新闻发布会。白岩松主持了发布会，著名作家余秋雨、余华等文化名人列席参加。那次新闻发布会非常成功，大家都对这种新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些作家说中文在线开创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新时代。比艰难还艰难的时刻童之磊懂得资本的力量，在风险投资还没有被中国人广泛认知的时候，他就得到过风险投资的青睐。可2000年左右的一场金融危机，让风投都离他远去，而他的公司也只剩下了3个人。
1999年，我们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我是队长，虽然我们的内容是以易得方舟为主体的，但很多内容是在讲中文在线的模式。因为这个模式非常新颖，最终，我们获得了金奖，因此也引起了很多风险投资人的关注。在有了中文在线这个创意之后，要把这项创意变成现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寻求资金的支持。因此，在2000年年初，我们去拜访了很多风险投资人，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商业计划。大家都觉得这一创意是革命性的，会改变出版的模式，所以大家都说：“你赶快成立公司，成立公司我们就会支持你。”
2000年5月份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除了文化名人，我们也请了很多著名的投资人。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们去拜访这些投资人，结果他们突然判若两人——很多投资人都说这个项目我们要再看看，再想想，再研究研究。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他们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后来我们才知道，2000年4月份，全世界高科技创业的风向标纳斯达克崩盘了，其股票指数从最高点一路狂跌。很多公司市值最后跌到了原来的5%左右，甚至成为垃圾股，包括当时中国一些很有名的互联网公司的股价也是惨不忍睹。那次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创新型公司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我们的支持主要来自于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的理念是：培育你上市，上市以后就要套现、退出，以赚取高额的回报。童之磊在中文在线成立新闻发布会中文在线成立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白岩松中文在线成立新闻发布会嘉宾余秋雨中文在线成立新闻发布会嘉宾余华
当时我们是学生创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突然碰到这么一个局面，很快就陷入了绝境。那时候很多的创新型公司的预期都是：如果这件事情做下去，后面一定能赚到钱，我们整个计划也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几十个人的团队，每个月光工资、版权成本就要几十万，现有的资金连一两个月都支撑不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自己垫钱，但很快自己的钱就用完了，于是开始想方设法找朋友借钱。再后来，朋友的钱也借完了——不是借完了，是没人肯借了。大家都觉得，借钱创业肯定是无底洞。于是，我就在外面打工，给一家央企做信息化战略咨询，一个月赚几万块钱养着公司。
那时候很多朋友都劝我，这个事情太早期了，根本就没法做成。我的家人也劝我不要做了。他们都说：“你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又不是找不到工作，何必要这么辛苦地去创业？”那时也有很多世界500强的公司老总给我提供工作机会，但是我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要继续坚持下去。
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成员，那时有个人力资源经理，为了减轻公司的负担，他要求主动把自己裁掉。他告诉一些员工，这种情况下公司很难坚持下去了，实际上是替我劝一些员工离开公司。
公司人数最少的时候只有3个人，但我们还在继续和作家谈判，获取作家的版权授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正在搭建网站，也就是中文在线这个网络平台，并把我们的内容推广到了一些终端上。预料之外，情理之中虽然风投都撤了，可还是有人看好中文在线，或者说看好童之磊，但童之磊却阴差阳错地把公司卖了，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一切却也在情理之中。
大概在2001年夏天，我跟李开复先生一起做了一期《对话》节目。做完节目之后，朋友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她说一个香港公司的董事长想找一些像中文在线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寻求合作机会。我们那时是个小公司，听说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想跟我们谈合作，我当然说好，并尽快约定了见面时间。
那个想找我合作的人就是香港泰德时代集团的董事长陈平。我知道他投资了国内最早的中小学网校——景山教育网。因此，我很希望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数字图书推广到学校去，所以在见面时我专门准备了一个PPT。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借助景山网校这样的教育渠道，把我的电子图书提供给他的客户，打开一个新的渠道。
讲完以后，他看着我说：“我这个集团缺一个总裁，你要不要过来？”我当时一愣，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说，这件事情不可能，我自己还有公司呢，虽然人不多，但是我要对他们负责。他就对我说：“要么这样，你把你的公司卖给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哪有这种事？招聘一个人，还要连带着买一家公司？
过了一个星期，我突然接到陈平的电话。他说：“我刚从香港回来，你晚上有空的话，我们聊聊。”结果一见面他就说：“你把公司卖给我，你的人也过来。”我这才发现人家是把这事儿当真了。如此三番两次，我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把公司卖给泰德集团。我自己也进入泰德集团担任执行总裁，负责其内地的业务。为了理想中的伟大童之磊注定不是给人打工的命运，注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在担任集团执行总裁的时候，他仍然惦记着中文在线的前途。最终，他又买回了自己的公司，开始了二次创业的征程。
2004年，我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把中文在线从泰德买了回来，开始了二次创业。进入泰德时，整个团队不到10个人，把中文在线买回来时，整个团队也不过二三十人。离开泰德，我们第一时间选择回到清华，在那里租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开始创业。这个过程落差非常大，因为在泰德时，办公空间非常宽敞，而且我们交流、合作的对象很多都是世界级的企业。但到了清华，我们重新变成了一个小公司。
我记得有一次《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我，后来他们在文章里写道：“童之磊坐在他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里，说话的声音整个办公室都能听见，在谈着他伟大的创业梦想。”
从泰德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那个时候，我们有两项很重要的工作：一是获取内容，也就是获得出版社和作家的授权；二是开拓市场。对于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很难办的。面对一个规模几百人、资金上亿的出版社，他们当然会怀疑我们的能力。所以那时候我们能真正打动客户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执着的精神。
有一家东北的出版社，我们联系了好多年，也谈了好几年，但从来没跟对方负责人见过面。后来他终于决定到我们公司来看一看，见了面就对我说：“我这次就是来签约的。”我们根本没想到谈那么多年，什么进展都没有，一下子就要签约了。他说：“其实，我这次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见见你们那个一直跟我联系的同事。”后来，他见到那个同事后特别高兴，说：“你们这个同事给我打了好几年的电话，几乎每个月都给我打一次，每次都说‘×社长，我是中文在线的……我们很希望跟您合作。您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欢迎到我们公司看看，大家谈谈合作’。”
那位社长还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几年下来，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我真被打动了。我来签约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公司有这样的员工，都一定会成功。”
我们在开拓渠道时也是这样。那时我们在做中小学数字图书馆，而数字图书馆这个理念对于中小学校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因为那个时候中小学校的计算机水平还不高，很多老师还是第一次接触计算机，对计算机根本不了解。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学校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的数字图书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在电话里面给他指导，但他一直说什么都没有。技术人员觉得很奇怪，最后只好过去看了，结果发现对方连电脑都没打开。可以想象，当时在中小学校计算机的应用水平是非常低的。
我们当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理念：你不用去纸质的图书馆里面借书、还书，把这些内容存在你的服务器上，通过电脑就可以看。这在当时是全新的理念。那时，我记得自己跑了20多个省市，针对数万名老师、校长，做了近百场的培训演讲。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学校接受了这个理念，现在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很多学校的标准配置之一。与其说给别人听，不如做给别人看中文在线是国内最早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企业之一，也一直是这个产业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中文在线的存在对这个产业的理解和把握、对内容和数字终端的把握、对解决用户需求的能力等都是最好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专业水准，中文在线打动了自己的客户。童之磊在中国移动“新视界新阅读”论坛发言
2005年，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智能手机的崛起，我们发现智能手机已经变成了一台小电脑，可以延展很多功能。所以，我们就在想，可不可以在手机上做数字阅读？其实，我们在2000年左右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那时的硬件条件完全不具备，到2005年，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到了可以启动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移动。当我们谈了这个想法之后，中国移动的相关负责人有点质疑：这么小的屏幕怎么能看书呢？
后来，我们又找了这位负责人好多次，他一直有这个疑问。我们就在他的手机上安装了手机阅读产品。几次沟通以后，有一次再见到他时，就看到他拿着手机在看。我说：“你在看什么呢？”他说：“看书呢。”手机阅读产品让他体会到了手机阅读的便捷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而且阅读体验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差。所以，他接受了我们的想法，开始在中国移动的梦网上推广梦网书城。
首先，我们准备了大量适合手机阅读的内容；其次，根据手机的屏幕大小，我们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手机阅读产品，尽量让大家看起来很舒适。不同手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叫作适配。为了给不同的手机做这样的适配，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不见硝烟的拉锯战知识产权是数字出版的命门，所以中文在线的成长史也是与侵犯知识产权者做斗争的历史。虽然没有腥风血雨，也算是惊心动魄。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网站截屏
数字出版产业就是版权的交易。这与卖纸质书不一样，纸质书读者还买到了实体的纸张，数字图书却只有内容。因此，版权的保护对这个产业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数字出版产业来说，版权的环境就相当于它的空气和水。正是有了好的空气和水，整个数字出版产业才会顺利发展。
可以说，中文在线12年的发展史就是不断进行版权保护的历史。2005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成立中国最大的在线网络反盗版机构。当时我们联合了十几家出版机构和几千位作家，成立了一个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目的是集聚权利人的力量，通过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数百位作家争取了权益。
成立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以后，我们给很多涉及侵权的读书网站发去信函，让他们把侵权的内容下线。有些门户网站非常强势，对我们的律师函置之不理，我们只好走法律途径，起诉到法院。在起诉的过程中，某个门户网站也很强势，但最后法院判他们败诉、赔款。赔款之后，那个网站上还有很多盗版图书，我们再次给他们发函。第二次发函之后，他们发现这不是一本书的问题，就对整个网站的内容进行了一次梳理，一次下线了几千本没有授权的图书。有些网站后来发现自己的图书内容全都是盗版的，就把整个频道都关了。
我们当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新兴的事物，就是手机上的盗版图书。随着手机的发展，有很多人在上面提供盗版电子图书。有一家当时最大的手机网站上有大量的盗版内容。我们先找他们协商，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只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对方想了很多方式来逃避责任，但我们锲而不舍，最终打赢了官司。这个官司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被称为手机维权第一案。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方面在推动正版图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打击盗版，希望借此让整个知识产权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举报，就会帮助他们维权。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技术保护、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四位一体的综合性保护体系。每条枝上都要开花创新永远伴随着童之磊的创业过程。2008年，中文在线和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非诚勿扰》合作，首创了“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出版”的全媒体出版模式。《非诚勿扰》这部电影是冯小刚导演自己写的剧本，所以冯导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我们当时就和冯导探讨能不能在电影发布时，我们同时推出它的纸书、手机图书、电子图书以及互联网图书。冯导也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主意。童之磊在《建党伟业》全媒体出版新闻发布会
后来，我们在电影上映同一天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五路出击”战略，也就是纸质书、电子书、互联网、手机以及音视频的内容同时发布。这件事情被评为当年出版界的十件大事之一，它甚至是全世界第一本全媒体出版的图书，从此掀起了一个全媒体出版的浪潮。我们此后也出版了很多全媒体图书，比如获得八项奥斯卡大奖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国内的《孔子》《李春天的春天》《鸿门宴》《建党伟业》等。
虽然数字出版是一个大产业，中文在线做的数字图书出版为主的全媒体出版也只是整个数字出版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整个产业又是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的很多作品被开发成了游戏，也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和动漫。
我们有一个叫“5A”的愿景，就是达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数字内容。因为英文都有Any，所以我们叫它“5A”。这种图景的实现一直都是中文在线的理想和目标。做哪种选择，走哪种路无论是全媒体出版还是电子书包，都是未来虚拟出版的路演。童之磊相信，未来的世界是虚拟的，所以数字出版必然会是未来的方向，中文在线也必然会成为世界级企业。
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组委会以“出版业未来形态”为题，通过网络向全球出版人进行了一项出版发展趋势调查。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1000余位出版人参与了此次调查。近一半的参与调查者预测2018年将成为数字出版物销售额超过传统出版物的拐点。当然，与此同时，还有22%
的参与调查者认为数字出版物将永远不会取代传统出版物。80%的参与调查者表示，对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持开放乐观的态度。我们发现，不管对于纸质出版、数字出版，甚至将来的虚拟出版，唯一不变的都是在传播内容。因此，数字出版内容为王的真理是不会变化的。
对于我们这些出版机构来说，数字出版只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有了数字出版之后，大家获取内容更方便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通过数字终端的阅读量是原来买纸书的好几倍，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很多碎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地点看到更多的内容，这对出版社来说，恰恰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和窗口。
中文在线的使命是用数字传承文明。我们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一个传播媒介发展史，人类最早的传播媒介是石刻，后来出现了甲骨，再后来出现了金鼎，再到后来是竹简。一直到东汉的蔡伦改进造纸术，才使传播成本大幅降低。
但是媒介还是有成本的。到数字出版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媒介成本变为零，它让我们为知识付钱的时候不需要再为知识的媒介多花一分钱。我们相信前面有巨大的空间，中文在线愿当先锋，不断去探索，披荆斩棘，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为此，在2010年我们制定了5年的发展目标——211，意思是我们到2015年，公司的利润超过两亿，收入超过10亿，公司市值能过100亿，所以概括起来叫作“211”。但这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我们希望再过5～10年，公司的规模能再上一个台阶。长期来看，我们相信中文在线会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高晓攀 80后的潮相声
高晓攀 相声专业科班出身，80后相声团——嘻哈包袱铺创始人之一，曾被评为“十大80后影响人物”。秉着“为了让你笑，我们可以粉身碎骨”的理念经营嘻哈包袱铺，因相声包袱新颖，时代气息浓厚，高晓攀享有“相声界帅哥”之称。创意英雄说思想家的头脑，文学家的修养，“杂学家”的常识，艺术家的素质，这是衡量一个相声表演者的标准，同时也是作为相声演员的基本素质。心很重要，当我们出发了很久的时候，不要忘记出发的目的。太多人因为忘了出发的目的，就让人们失望了。我可能没有郭德纲、周立波火，但是嘻哈包袱铺每一位演员都会真诚地说好每段相声。我们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现场调到最好的气氛。嘻哈包袱铺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很真诚。相声不是一个名利的行业，而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业，是一个苦行僧的行业。如果你还没干这行，我会告诉你不要干这个行业，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在台上你都要让大家乐，这是你的职业。低头，等于放弃如果说当今相声分为几派的话，高晓攀和他的嘻哈包袱铺肯定算是代表80后的年轻、时尚派。就像所有的非主流相声演员一样，高晓攀的经历中自然少不了被传统相声界的打压和排挤。
我大学刚毕业时组了一个相声青年团，当时我就想，我们没有条件去说相声，不如自己去创造条件说相声。当时年轻，不像现在顾虑那么多，比较冲动。不过后来团里出现一些分歧，有人说我有问题，就和尤宪超说，不如甩了高晓攀单干。演出中的高晓攀与搭档尤宪超
当时尤宪超给我打电话——那会儿我还住地下室，我们通了一个半小时电话，他说：“哥，你道个歉，这事不就完了？”我则认为这不是道歉的事，也不是谁做错的事，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有的人站错了队毁了自己一辈子，有的人站对了队就成就了一番事业。尤宪超最后还是选择了我。演出中的尤宪超（左）
当时我一个人去后海的广茗阁，那帮人在楼上跟我谈话，都说我做错了，跟审讯一样。那时的我才19岁，那帮70多岁的人没给我解释的机会——我不承认也得承认自己做错了。我说谢谢你们，然后就下楼了。
后来，这些人把谎言说成真事，四处散播我的谣言，老先生放出来的话是，高晓攀必须离开相声圈曲艺界。我回了趟保定老家然后又回来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认怂，因为我低头了，那些谎言就会变为真理，我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若干年以后，那些人看到我，要么躲着，要么就和我说，高晓攀真的和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其实，我以前什么样，现在依旧什么样。
那时，我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想要当爷爷得从孙子当起，要做好孙子分内的事，把爷爷哄美了，爷爷才给你钱买糖吃。话糙理不糙，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人要有四识：知识、常识、见识、胆识，缺一不可。
当时离开广茗阁，房东就把我赶走了，因为我欠了他600元钱的房租。
时隔一年多之后，我再次来广茗阁演出，一位观众总给我送花篮，他很欣赏我的相声风格，后来才知道他叫孟然。第一次见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拿一个笔记本电脑，现场上网传东西。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攀，我请你去唱歌。”我说自己很少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后来慢慢地我们熟络起来，觉得我们比较投缘。我这人是狮子座，对方必须得先支持我，之后我才会听从对方的建议，如果对方上来先给我建议，那就别扯了。他就是一个把我的脾气摸得很透的人，所以我们做成了很多事。
那会儿他在学院路开了家水吧，叫绿衣人。后来我们在那里搞了一次演出，演出结束第二个星期他就告诉我，水吧倒闭了。
水吧倒闭之后，他也没事干，我也没事干，我们就商量组织演出。后来我们租了个小院，成天假模假式地上班，其实上班就是我们俩人玩儿，一玩儿就是一个月。当时想得太简单了，就像杜月笙说的那样，人有情面、场面，那时候我们小，哪懂这个。
2008年5月份，剧场的老板康为东找我，说他那里星期五闲着，就让我过去。我身边有一帮朋友，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就觉得实现抱负的时候到了。我联系了小超（尤宪超），还有王惟、连旭，告诉他们有一场演出，半个月后，孟然也过去帮我们拍照片。
后来，剧场换了新老板，他是个纯商人，只在乎自己的利润，也不爱艺术、不理解艺术，所以他觉得能挣钱就行。新老板把楼上改装成情侣座，楼下也分为前席、中席、后席、嘉宾座，而且都卖得很贵。他还逼着我们提票价，如果我们不提票价的话他就不让我们干了。
提高票价之后，我还是承诺给观众每张20元，票价不变。我先是拿自己挣的钱去抵场租，结果实在扛不住，因为这等于我们搭钱白干。最后没辙了，我们找了一个地儿，当时就想完全脱离那个老板，另起炉灶。
不久后，这位大老板又要涨价，把票卖到120元，360元，870元，我对他说：“相声值多少钱我心里比你清楚，你卖那么高的票价根本卖不出去。而且咱的剧场设施各方面也达不到这个价钱。”他不听，他说如果不涨价，我们就得离开。当时为这个，我们真的走了，后来这个剧场老板又找嘻哈包袱铺的一些演员挨个聊。我说一个月一万元钱的保底工资，演一场两百元钱。最终，剧场老板同意了。我们在那里创作了很多好的相声。高晓攀、尤宪超在广茗阁
后来，大部分人留下来跟我干，走的那些人，70%的人不干这行了，30%的人还游存在各个相声园子。老北京有一句话叫：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嘣。这些人既然为了钱来，也会为了钱走。后来，我们去西四胜利电影院演出，场场爆满，这说明嘻哈包袱铺还是有号召力的团队。没过多久，另外一个老板说让我们去广茗阁演出。我们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广茗阁全部租下来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年轻，所以不设限作为以年轻人为主的相声俱乐部，嘻哈包袱铺在创新上从来不含糊。他们不但借助了时尚的话剧形式，还把相声说到了老一辈都不敢涉足的南方，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们很早就想创新，而且一直在研究。在去广茗阁之前，我们做了一场演出，叫《梦之浮桥之新白娘子传奇》，那也是我写的。当时我觉得喜剧形式太多元化了，相声还是两个人说，但可以借助灯光、服装、道具、特效、化妆等工具。
当时我们都不靠谱，谁都没演过戏，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后来通知大家排练，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大家仍朝一个方向努力。到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比很多团队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有激情，而且很团结。
我老跟他们说，咱们都是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不要放弃思考的本能。现在太多的人不爱思考了，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就废了。
后来，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宪超、连旭、王惟这些人集体创造了一个戏，我到现在对这个戏还很有感觉，这也是嘻哈包袱铺的一个结晶。这个戏演出的时候很火爆，那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经历那样的掌声。那时还有老外，他可能听不懂相声，但他能看懂这种纯表演的艺术，所以感觉特别不一样。之后，我们更加觉得这个表演形式挺好的，而且可以再度创作。
后来，我们继续创作了《灰姑娘》《有笑有声》等相声剧。相声剧《新白娘子传奇》剧照
这个剧表演完之后，就发了工资，每人27元钱。连旭拿出账本，把一笔笔开支去掉，结果一算确实就这么多钱。但是这20多元钱的工资没有成为我们的泄气丹，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为，我们靠说相声赚到钱了。
演《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比较仓促，大家心里也都没有底，毕竟从来都没接触过这类表演形式，所以上台之前都有点心慌。不过演了以后，看到效果，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我们和肯德基合作举办了一个酷夏校园情活动，到南方的很多城市巡回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南方，很多相声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是不要去南方，因为那边的语境、幽默方式和北方不同，南方是滑稽，而不是北方的这种幽默。
我们用80后的思维去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感觉应该没什么听不懂的。然后我们就按照平时的方式演出，只不过把语速再放慢一点，说得更清楚、更详细一点，结果效果非常好。过去都说相声过不了长江，过了长江就玩完，而我们过完长江以后还要过大洋，去国外演出。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去哪儿演出都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在香港的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久久不肯退场。他们的习惯也特别好，全是买票，主办方送票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想听，主办方送票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听完之后对相声很感兴趣，还跟我们学习了一段绕口令。因为喜欢，所以执着为什么说相声？这真是一个难题，为了赚钱是不可能的，毕竟能靠相声赚钱的人并不多。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喜欢。可是，对高晓攀来说，仅仅是喜欢也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还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嘻哈包袱铺的运营。
2009年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找我拍戏、主持，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东西都需要尝试，于是我要去做，做完了以后再带领大家去做。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我的人生轨迹，我还是应该说好相声。在2010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剧场里演出，跟大家一起承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嘻哈包袱铺到了上海以后，在开发布会时，很多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是相声？你们做相声为了什么？就算你火了也比不过郭德纲、周立波，钱挣得也没有别人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后来，我在嘻哈包袱铺专场那天说了一句话：“我可能没有郭德纲、周立波火，但是嘻哈包袱铺每一位演员会很真诚地说好每段相声，我们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现场调动到最好的气氛。嘻哈包袱铺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很真诚。”
前些日子，很多观众问我怎么老不在剧场，我说没办法，因为我天天在公司办公，很多事要去处理。毕竟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演员，还有一个是商人。作为演员，我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投入；作为老板，我需要有原则、有态度，要去得罪很多的人。这是最痛苦的，但是你选择在聚光灯下的时候，就要选择承受那种阴影。
我不爱应酬，不爱玩，生活闲下来就爱买书，看书。我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所以说嘻哈包袱铺跟别的相声团体不一样，也没有可比性，我也不愿意去比。我们剧场上座率每天都达到80%，周五、周六、周日买不到票，做专场时也买不到票，我们的观众很多。做生意不能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被人欺。有的人适合当主持人，有的人适合去拍戏，而晓攀传媒更像一个经纪公司，要带领大家共同进步。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相声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是民间艺术，就一直靠接地气活着。一直以来，相声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也因此难免落入俗与雅的纷争。相声，是趋向阳春白雪，还是继续贴近百姓，高晓攀有着他自己的理解。
我曾经给姜昆老师写过14页的长信，在信里说了相声界的现状及问题。我觉得小剧场的生存、发展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小剧场里的演员现在已经变成主流了，你去天津就能发现，听我们的人远远比听那些主流演员的人多。
如果说以商业价值来衡量的话，我们这些演员可能比那些明星大腕儿更具有票房号召力。他们一听到高晓攀就愿意去花钱买票，可一听哪个大腕，可能未必愿意去花钱买票。
我曾经参加过一档让大家看到什么是专业的节目。首先，专业团体的演员未必有业余团体的演员火；其次，以艺术来衡量的话，在小剧场的演员，每天要演出，每天要生存，如果包袱抖不响，观众不爱看就没办法在这个团体混，他的业务应该比那些专业团体的人更加精湛，更具市场号召力。
所以，我觉得以职业与非职业区分是最准确的。说相声第一件事是解放思想，有的相声演员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一等，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平台本来就不好，所以相声需要大改革。虽然我高晓攀没这个能力，但我会一直努力下去。
我觉得曲协应该每年搞一个小剧场相声节，甭管他们说得好与坏，应该把这些人聚在一块儿，搞一个这样的演出。让这些人能够在电视上露脸，能够在电台录音，然后能有媒体大量报道的机会。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发展相声微博，我认为，唱歌、电影、话剧都有自己的微博营销策略，而相声就没有，相声行业这样能不死吗？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适应时代的发展。如果相声还是这种保守的思想一定会死。有一个观众跟我说，相声是小众艺术。我不认同这一观点，相声应该是大众艺术，因为大家都说普通话，都说这些语言，相声怎么就成了小众艺术？大概是我们这些从业者有问题吧。让艺术的生命力像河流一样高晓攀并不想拒绝资本，可他很明白，和资本相比，更重要的还是要把相声作为自己的生存能力。
起初有人给我投资，希望一起做嘻哈包袱铺，可我拒绝了，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都在问：高晓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说就是说好相声。如果这个时代不给我机会让我去说好相声，我就自己创造机会。
虽然我与赵本山老师、郭德纲老师的艺术功底还有些差距，但我与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们都很爱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嘻哈包袱铺还没到拿投资的时候。我还没想好拿了投资以后怎么去花，如果没有做到就属于骗钱了，这个钱应该花在刀刃上。当然了，如果文艺创意基金愿意扶持的话，我们也愿意接纳。
可嘻哈包袱铺跟本山传媒、德云社不能相提并论，嘻哈包袱铺应该在乱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生存，在生存中寻求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的追求还是说什么样的相声，怎样说相声。
我觉得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最不受尊重的。我开玩笑说，首先是大导演，之后还有影视明星、歌手、知名主持人，再次还有各种选秀出来的明星，我们好像早已排在他们的后面了。不管是京剧还是相声，即使你是特别大的腕儿，跟同级别的其他明星比还是弱。我们说相声的，除了郭德纲，所有从业者的粉丝加一块儿，还不如一个选秀出来的歌手粉丝多。于是，很多人会越来越不愿从事这个行业，何谈继承与发展？嘻哈包袱铺广茗阁剧场招牌
小剧场现在处于一片混乱当中，尤其是相声小剧场。混乱有几种，最主要的就是价格战，恶性竞争。我特别支持先有市场后有艺术，谈艺术也是需要钱的，就像本山传媒。其实本山传媒特别简单，他们是靠实业带动的，它通过对艺人的投资，最后变成艺术型的投资公司、艺术型的传媒集团。它的链条也是良性的、健康的，它的剧场、演员、影视剧、本山艺术学院等等，都是一个良性的经济链条。
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小剧场的相声团队不要成为团购的牺牲品。29元钱买张票还送一碗奶，甚至在天津出现了9元钱两张票，这样相声会越来越不值钱，从业者也会不努力付出，最终方便了所谓的商业操纵者。
很多演员也过于浮躁，在台上胡说八道，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从事艺术行业也是要填饱肚子的，可是现在好的平台越来越少，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就不会去考虑艺术，而是先考虑生存了。我发表了几篇文章表达了这一想法，业内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跟我认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说得很在理。
小剧场的整合也很重要。我们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做一个登记，可能大家会说这是被招安，我觉得不是。登记了以后，可以让曲协用它特殊的资源和背景成立一家相声顾问团，这个顾问团具有权威性，可以定期对从业者进行辅导。
很多人在说要成立一个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当年的北京相声改编小组是为了进化语言，重新推出节目。而现在我们这些创新没有任何的方向性，台上台下乱跑不是相声，相声本质是靠语言去打动观众。所以我在顾问团里说，因为有郭德纲的席位权威，不管是商业还是艺术，他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没有必要不承认别人的成绩，而且我相信郭老师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只不过我们没给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机会罢了。
我小时候特喜欢周星驰，后来我学了相声。现在我也很喜欢电影，我们家有一面墙全都是书，还有一面墙全都是DVD。我问很多年轻相声演员，谁知道巴斯特·基顿？我们都在搞喜剧，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喜剧的本质，那怎么去搞好喜剧？我们不是骗人钱了吗？
我很喜欢卓别林的那段话：喜剧就是拿显微镜看这个世界，悲剧就是拿放大镜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在理，如果你认认真真去研究周星驰的表演就会发现，周星驰的表演比任何人都慢半拍，要给他足够的反应时间。作为一个从业者，如果你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你怎么去完善表演？
其实从业第一天我就想出名，就想挣钱。可什么是成功呢？我觉得就是当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我参加过很多节目，都对年轻人说，先有世界观，再有方法论，我们要先确定理想再去寻找方法。比如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相声演员，就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等了解了很多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提升自己的能力了。
我一直对我的队友们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离开去别的公司，而我们这些演员如果不说相声了，是很悲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公司尽最大的努力去完善自己的演艺事业。我写了几万字的商业计划书，最后说到，我们的现在就是在书写相声的历史。
现在的文化创意很多都被那些有背景、有实力的话剧圈走了，而我们如果不把钱花到刀刃上的话，我们很难进步。
我希望文化创意基金能够重视嘻哈包袱铺，给我们这些团体一些合作的机会。多鼓励我们这些民营团体，我们真的很优秀。我也希望文化创意产业能对相声、曲艺以及民族的传统多下一些功夫，我不想等若干年后中国的文化市场上只有西方传来的艺术，而没有本土的文化，那将是巨大的悲哀。魏楠 预告片，让电影赢在起跑线
魏楠 中国电影预告片制作第一人。2010年成立中国首家专业电影预告片制作公司——北京简单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电影和广告融为一体，成功制作《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画皮Ⅱ》《敢死队2》《饥饿游戏》等多部商业电影的预告片。创意英雄说保密是做电影宣传的职业道德，哪怕片方不提、不签任何协议，我们也必须保密。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制作人员，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职业道德。我觉得剪接的理念就是，只要观众不觉得烦、不觉得很难看，用任何违规的方法都是对的。当然也要配好的音乐、好的特效字幕。这就是电影预告片的剪法，当然这些东西光说也没有用，必须得去实践。做预告片最重要的是个人素质和社会阅历。你必须要了解观众喜欢什么，而不是了解导演喜欢什么，因为电影正片要在电影院传达给观众，这是导演的任务，电影预告片是电影的广告，这不是导演的任务，是我们广告人的任务。命运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以前，电影预告片是很容易被观众忽略的。因为它是电影背后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很有学问。魏楠就是一个电影预告片制作人，而他最早的时候却是一个面对镜头的演员。
我从小就做演员，6岁开始就在电影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6岁的时候，我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没文化，未来走进社会，肯定不能立足；第二个是没有自由的生活，永远都是被剧组牵着鼻子走。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不想再做这个行业了。
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得做这个，因为我没有别的经验。但是我没再选择演员这个职业，而是选择了幕后工作，感觉幕后有意思，而且很自由。就这样，在2000年时，我选择了剪辑师这个职业——因为我会音乐，我有拍前期的经验。从此，我转行了。
制作公司的经营模式跟木匠和裁缝是一个道理，都是从学徒开始，学徒的任务就是伺候师傅、伺候客户。我刚开始在那个公司，每个月挣800元钱。大概做了两年的时间，老板对我要求很严格，在那里我也练就了很多技能。
刚到公司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大家就像朋友一样。但公司要求很严格，我在机房工作的时候，每天第一项工作就是把机房擦得很干净，设备上不能有任何尘土。有一次，老板在机房发现了头发，直接扣我500元钱。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懈怠了，所以很多事必须要严格要求才能完成。后来我去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的老板称我为模范。
有一次，剪辑师好像是生病了，恰好来了客户。我对老板说：“让我来试试，我不会得罪客户的，您放心。”其实当时我也是胡乱剪，但是剪完之后，客户觉得很满意，说：“这个小伙子节奏感真强。”老板一看，说：“魏楠，你明天不要打杂工了，你升剪辑师了。”做剪辑师后，我一个月挣2000元钱。当梦想照进现实魏楠并没有创业的野心，可他又不满足自己低水平的状况。所以，当他闯荡完香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创业愿望。也正是因为创业，他有点稀里糊涂地从广告行业转到自己的老本行——电影，虽然从事的已经是幕后工作。
我在香港一个非常顶级的广告后期制作公司学到了一些很新的剪辑理念。香港的市场分工很明确，剪辑就是剪辑、特效就是特效、音乐就是音乐、导演就是导演、摄影就是摄影，不是一个人全干。所以，我回到北京以后，也把剪辑部分的工作分得很细。
在香港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在2006年回到北京开了自己的小工作室。回来以后，我觉得不能打工了，应该自己创业。当时借了27万元，再加上自己的积蓄，一共用30多万元买了一台小设备，开了一个大概六七十平方米的工作室。
我刚成立公司时，主要的业务都来自以前的客户。因为经济危机，生意越做越差，每个片子的费用都在降低。以前做30秒是8000元，后来因为市场不好，降到6000元，最后变成5000元。而且，我越剪越觉得没意思，永远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没有太大的成就感。但是我必须要生活，我得挣钱，所以还是必须面对现实。
到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做广告剪辑师是没有前途的，我要转做电影。但是，我在电影圈没有资源、没有朋友，如果做电影不成功，我就得离开这个行业。那个时候我正好认识一个广告导演，他要拍一部叫《倔强的萝卜》的电影，然后，我开始剪辑《倔强的萝卜》。魏楠剪辑的第一部电影《倔强的萝卜》
春节过完，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只有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再刨去刷牙、洗脸、洗澡等，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8月份。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一个人这么生活，老婆直接把吃的送到公司。有两次早上4点多我开着车在北太平庄路段等红绿灯时，就停在那里睡着了，一睁眼已经5点多了。第一次后面没车，因为别人一看，停在这可能有什么事，就绕过去了。第二次是后面的车喇叭把我吵醒了……
有时候，我开车出去买吃的，回来就忘记开车回来。那个时候一直都是这样，超级疲惫，走路超过5分钟，就非常累，而且那时记性还特别差，已经是50多岁人的身体状态了。
从1月份跟组，直到10月份电影上映，《倔强的萝卜》让我赚了4万元。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有3个助手，后来走了两个，只剩下一个了。我开始还有以前攒的钱，到最后3个月就全花光了。因为这部电影的成本很低，导演最后也没有钱了，还往里面垫了一百多万元，导演跟我关系很不错，在电影没有收回成本之前，我也不能找他要钱。所以，我曾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失望。
那时我没有经验剪得也不好，但是学到了很多电影的工艺流程和方法，为以后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那时的我也不能选择其他职业，因为我没有经验，所以就一直在做电影，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投在这里面。做完《倔强的萝卜》的预告片之后，中国的预告片市场开始发展起来。
做《倔强的萝卜》虽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剪辑的水平和整个感觉还不是很成功。在《倔强的萝卜》结束时，我已经想回家了，我还跟老婆说不做这个了，实在太辛苦了。因为做电影没有经验，而且预告片费用很低，公司最后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人，而且我开公司投资的钱，到那会儿还没还上。一加一等于三电影预告片让魏楠把广告和电影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奇怪的结合反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魏楠给《三枪拍案惊奇》做的电影预告片一下就成功了。
突然有一个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一个新电影，让我剪辑一个预告片。他说这个电影是张艺谋拍的，我当时就没有兴趣了，因为我对自己没信心，已经不指望能做成了。后来，这个制片人和《三枪拍案惊奇》的制片主任到公司跟我谈了一下，给了一个很高的价钱，我没想到他们竟然给这么高的报酬。
过了大概3天，我去导演工作室见到张艺谋。张艺谋非常随和，站起来跟我握手，并跟我说他拍了一个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接着让我把这个电影看了一遍。然后，他说他认识我，知道我以前在做广告，我也知道他找我是想把电影片花变成电影预告片。
张艺谋对我说：“你有做电影的经验，而且你还有长时间做广告的经验，你试试把这两个结合一下，看看会成什么样子？”我当时没太往心里去，但是觉得能见到张艺谋已经很荣幸了。我觉得帮张艺谋导演做这个片子可能会是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做下去。我把以前的经验和一些广告理念，还有自己最擅长的音乐都融合在电影里，用不规则的剪法剪辑。电影都是有规则的，而我就要打破这种规则，比如闫妮在剧情里对小沈阳说的话，我可以变成她对孙红雷说；其实孙红雷（饰演的角色）没有杀闫妮（饰演的角色），我可以让他把她杀了。
在中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剪法，但是海外的预告片有这样做的。我可以把一个镜头剪辑成三个镜头，包括放大、缩小、跳剪。其实跳剪在电影里是不允许的，但这些都可以放到预告片里面。我觉得剪辑的理念就是，只要观众不觉得烦、不觉得很难看，用任何违规的方法都是对的。当然也要配合好的音乐、好的特效字幕。这就是电影预告片的剪法，当然这些东西光说也没有用，必须得去实践。魏楠与张艺谋
回去以后，我把所有学到的广告概念融合到电影里，剪辑了《三枪拍案惊奇》的第一款预告片。剪完以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还挺新鲜，把电影能剪成这样也挺奇怪的。但是我很没自信，不知道行不行。后来张艺谋看完后说不错，很出乎我的意料。
当时我对张艺谋说：“我们是不是还得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广告都会有A版、B版、C版、D版。”后来我又剪了另一个风格的版本，又做成30秒和15秒两个版本。预告片投放以后，得到了大部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这是中国第一部能够带动电影票房的预告片，它已经不是片花了。
没想到“三枪”过后，所有电影的预告片都来找我做，我就随便定了一个价，没想到客户都接受，因为他们觉得预告片的价值就是这么高。
通过做《三枪拍案惊奇》的预告片，我发现自己适合做预告片，因为我做过广告、做过电影、做过音乐。我同时总结出一个道理：其实我是一个懂艺术的商人，我能够把自己会的东西变成生意，但是我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个搞艺术的人。
我觉得再搞艺术，你也得生活，也得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这次张艺谋导演给了我机会，我必须抓住，这让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行业，而且开创了电影预告片的先河。这个行业最适合我，因为我热爱音乐、电影、广告，而且能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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