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春花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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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价值型企业试读：
前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
人类从来没有面对过今天这样重大的问题，无论是哪个人都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犹如加速度运行的高空落体。当世界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发觉你没有了方舟，你所拥有的单方面的知识不足以负载一个沉重的使命。变革的热情如此焦灼地冲击着每个人，成功的渴望如此巨大地压迫着每个人，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变革的大潮中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和时代的成功联结在一起的时候，热情和渴望只能变换成强烈的危机感。
由于历史认识的发展不仅逐渐控制了时间，把我们的时代置于继续了几千年的进步的中心，而且由于国际关系的扩大、信息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我们的精神已逐渐趋于“思考世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产生了较为普遍的认识，一种超越地域、政治、语言、经济、军事对立的概念已经明确起来，我们理解到，我们的未来完全依存于这个概念。
1978年的中国，掌握了这个概念及其性质、将会带来的后果、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了实现这个概念所必须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时代是不同寻常的。观念的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千变万化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这是一场始于经济的变革，带来的变革却不止于经济；这是一场始于中国内部的变革，带来的变革却不止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失时机地成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命题。走到今天，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特色，我们才没有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完全拿到中国来，我们才能在30年间取得高速高效的持续发展；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特色，我们把中国嵌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企业的崛起是全球化的历史必然。
30年前，人们还在观望中国的变革；到了今天，不管人们如何评价、判断、分析中国的变革，我们自己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们形成一种与该伦理道德相悖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互相促进，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韦伯以此观点来考察世界宗教。关于儒教，他认为：儒教是出于理性的，儒教的理性主义试图在一种理性的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儒教信奉者的这种思想方式，正是阻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韦伯依然承认：“中国人很可能有很强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不比日本人更强，也会和日本人相当）吸引在近代文化领域中技术和经济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韦伯的观点有它的局限性，但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30年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冷战体系，开始被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的体系所替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自由市场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得以实现各自的愿望；正如梅里尔林奇认为的：当技术很可能不受限制地被利用时，所产生的能量不仅会在地理上将边界障碍消除，而且还会将人类本身的差异去掉。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建立在依靠通信成本下降的基础上——由于芯片、卫星、光导纤维、互联网的发明，导致今天的世界能比以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技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能向西方国家出售它们的原材料，再进口西方国家的制成品，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能成为高水平的生产者。这些通信技术使得企业能够将其产品的不同部件的生产本地化，在不同的国家研究和出售，同时依然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电话会议紧紧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就如在同一个工厂生产制造一样。计算机和廉价电信的结合使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根据《经济学人》的资料，1930年，从纽约打3分钟电话到伦敦，费用是300美元，而今天，通过互联网，几乎是一分钱都不用。
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信息革命接踵而至，才有可能让如此多的人按全球化观点行事，在全球自由通信、全球旅行、全球贸易中使全球化力量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开始了我们的变革，如果像韦伯所判断的那样，那么中国就是理性地选择了让自身适应世界的方向。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大略，开始用理性的眼界和观点来审视中国自身的状况、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发展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1980年年初，中国面临的第一个转折点——实行市场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该举措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并刺激了经济增长。
温州和中国的很多地方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公社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这是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历史事实。温州地处沿海，人口密集，人多地少；温州是侨乡，没有办工业的传统，也不靠近任何一个工业城市。在“文革”期间，大量外流的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起初是卖工卖艺，并偷偷地按照他们经商的传统本领在地区间进行贩运。1984年，改革的政策承认了长途贩运的合法性，这一大批流动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一支公开的流通大军，在国内开辟了大市场。而后，这支流通大军回乡来分别开办家庭工厂，制造小商品以供应已开辟的市场，在短短的两年里，温州就出现了有名的十大小商品市场，这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温州模式”。
这期间，也就是1992年，我到东莞厚街镇挂职，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东莞，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要致富，先修路”的投入让东莞成为内地的香港和台湾，甚至日本企业的产业转移地。在观察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之后，我们会发现从东莞到中山、顺德、南海，这被人们称为“中国四小龙”的发展，带动的是整个制造产业的腾飞，我们开始看到中国制造的家用电器、世界品牌的鞋子和服装。东莞人就曾经自豪地告诉我：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产品，在东莞都可以找到。
供给的相对富足，是中国第一期工业化的成果。1999年，中国首次面临如何向消费者营销其工业品的问题，需求增长不足首次出现在政策声明中。中国正式告别了所谓的供应短缺型经济。
2000年年初，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第二期工业化进程。无论中国实行的政策是否与时俱进，产业升级都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技术升级，聚焦于地区发展，经济和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注重改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系。
2004年3月26日，联想集团在北京与国际奥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成为第六期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这是奥运历史上中国企业首次获得此项资格。作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联想集团将在接下来的4年内，为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及奥运代表团独家提供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打印机等计算技术设备，同时还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宝钢集团实施国际化经营，形成了由近20个海外和国内贸易公司组成的全球营销网络；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下的哈默斯利公司在海外的合资企业已正式运营。海尔几乎占领了美国小冰箱和酒冻柜的一半市场，并且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办厂。华为技术的出口额已达自身营业额的50%，并且和3Com、微软、高通、松下等公司结盟。美的则在小家电、空调、微波炉等产品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先者。
上述历程，可以视为过去30年中国商业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企业的未来在哪儿？下一个发展机会是什么？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起初我想写些纪念性的文字，但是当我整理思路、不断思考这30年的价值时，我发现成长才是更重要的，而且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好地前行。所以，从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本书既不是关于30年中国企业的总结，也不是关于30年后中国企业的判断，它依然承袭我一贯对中国企业的研究，寻[1]找有效的因素提升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在我的《领先之道》这本书里，我和研究团队从行业先锋企业中获得了中国本土企业的领先模型，我开始尝试到具体的企业中去实践这个模型，当更多的行业先锋企业成长起来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立足点回归到大多数中国企业[2]自身成长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超越竞争》一书中，我提出了在新的经营时代中国企业如何寻找到适合的经营模式的思考。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企业具体实践的深入，我发现，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成为行业先锋的企业以及转型成功的企业都必须面对持续成长的选择，正如30年来的中国一样，当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如何持续成长成为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中国企业成长的方向。
本书的诞生，源于我试图回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企业成就，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本身已经变成了最国际化的市场，这30年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主要厂商从事竞争的主战场。而中国企业站在30年后的今天，更应该思考如何利用本国市场去获取商业价值最大化。中国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本土市场，也是可以孕育、培养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核心能力的场地，或者说是一个了解全球竞争对手的试验场。
因此，过去30年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不一定能应用于未来的30年，本书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价值模型的提出，力图概括30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了解中国企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得以成长的价值判断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构建价值型企业的模型，描述价值型企业的共性特征和核心能力。第二部分提出价值战略的方向，提出价值战略思维的三个基本维度：价值增长、突破边界、回归终端。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完成价值实现，明确必须在中国本土市场领先，融合新的驱动要素，重塑新的管理。第四部分是如何实现价值持续，探讨真正具有全球化的企业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和文化基础。事实上，本书只有第1章和30年的总结相关，之后的章节最终只与一件事有关：在即将到来的未来面前，中国企业如何成长为价值型企业，如何获取商业价值最大化——不管你的企业业绩如何，你都可以让你的企业成为价值型企业。
[1] 此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2] 此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第一部分写在价值诞生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上任半年旋即访华，打破了自法国与中国建交40年来，法国总统上任两年才访华的纪录。是什么动机与因素让萨科齐有如此举动呢？德国议会对德国总理安哥拉·默克尔的批评道出了玄机：“120亿欧元的订单被法国人抢去了！”
2007年，中国的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中国2007年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正是这30年，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商业大国，已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让中国企业有机会了解和认识世界，也让中国企业有基础审视成长的路径和未来的选择，遵循价值增长成为了可能。第1章 撬动世界的中国价值
每一种生物体，每一秒钟都在致力于追求改善其处境的可能性。——卡尔·波普尔
从来没有一段历史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进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们让人们的智慧运用能力和面对压力的承受能力总是面临着极限挑战。
1978年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世人并没有完全认同。到今天，在这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和发展的3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正日益光大。事实和数据证明，中国正在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计划型”经济彻底转向了“市场型”经济。中国确实进步了，人们的经济状况确实改善了，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说到底，这是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30年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的起点几乎不存在私有经济，然而，创造竞争性市场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私有经济。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不触及国有制企业的所有制制度反映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大，在企业中就业人口多（直至1980年城镇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口仍达8019万，占当年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76.2%）。国家财政主要依赖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提供（直至1986~1990年，财政的72.8%还要由国有制提供）。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只能是在保留现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的前提下，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途径来推进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国有制企业比重上升，国有制企业比重下降。国有经济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5.7%降低到1997年的41.9%；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7年的26.5%。各种经济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说明，中国保持较高增长率并有较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其主要的推动力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未被计划经济动用的资源（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被自发地用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没有障碍、不受限制的，所以发展速度极其迅速。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3%提高到1997年的24.3%；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0增长到1997年的32%。对于外资经济，在1979~1997年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2201.62亿美元，到1997年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235681户，已经开业的有145000户，从业人员175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总额993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3.16%（王梦奎，1999）。因此，无论是从百分比还是从绝对数字来衡量，中国在任何其他年代里都不曾创造出如此辉煌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算起的这个20年，是一个充满神奇、充满朝气的时代。
进入2000年，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一直保持旺盛的增长，我们似乎也无法找到一个类似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例子，因为在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地区）遭遇到经济发展困境，而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保持7%~8%的增长速度。2003年以来，中国GDP连续4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并且年度最高、最低增幅间差距仅1.1个百分点，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平均上涨2.1%。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财政收入达38731亿元，比2002年增长105%，4年内翻了一番多；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04亿元，比2002年的5784亿元多13720亿元，4年年均增速高达35.5%；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604亿美元，世界排名由2002年的第六位跃升到第三位；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仍稳居世界前列或位次前移，而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也得到明显缓解。2003~2006年，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20271亿元，是1978~2002年的近两倍；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年均增长11.3%，并在2004年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发电量年均增长14.7%，电力紧张状况得到初步缓解。
2006年，中国GDP达到210871亿元，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20%、60.6%和91.3%。相应地，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也不断提高，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06年的5.5%。2007年中国GDP超过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三。国家统计局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不仅增速快，而且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实现了大跨越。
长达30年（1978~2008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中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有关中国在全球日益重要的地位，至少有两种流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在2030年之前，或者更早，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在过快增长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下，中国的增长将很快放缓甚至会停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很有说服力，但是又都过于简单化。
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一个外来者同样很难真正地了解21世纪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经营环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中国正在迅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许多较有能力的中国企业正脱颖而出，中国的消费市场在日益成长，销售与配送渠道日渐成熟，政策法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而所有这些变化的速度都越来越快。如果说前些年国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实性有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事实证明了中国国家经济仍然健康地保持在整体增长的轨道和方向上。中国变化之飞快、发展之稳健实在可谓“神奇”。30年中国发展现象
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是一个社会总体发展现象，涉及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生产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或人力资本、技术等。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提供的资料：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长11%左右，比经济增长速度高1.7%；投资率平均为36%左右，在经济扩张期投资率往往超过40%。高投资增长率和高投资率来源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较高的储蓄倾向以及外资流入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不仅高于GDP和就业人员增长率，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率之高和快速攀升也是世界罕见的。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了作用。
第二，关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具体地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组织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生产要素投入的技术组合和分布规定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类型，而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反映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表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可以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差距来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高级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统计显示，中国从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约为5%，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以两倍以上的增速快于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
第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状态。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率和绩效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制度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传导性的，它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发生作用，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配置方式从而增加了绩效；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经济的角逐和竞争从而提高了产出总量；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强化了行政干预经济的动力；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开放规则的差别使两地经济的发展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双重的规则、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企业、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推动的双轨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
第四，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类政策。
一是财政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二是稳健货币政策。①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公开市场操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②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③加强外汇监管，保持国际收支平衡；④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消除限制消费的各种障碍是当前消费政策的重点。从政策方面支持和鼓励居民消费，将对国内出现的住房、汽车、通信等新型消费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即期影响也已明显体现。
四是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头戏，在政策上又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外经贸部、科技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国外创业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企业获准可以直接到中国开展创业投资业务。
第五，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消费品市场兴旺，城市消费增长强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持续增长。
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策面影响：继续扩大内需的成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将采取的措施包括：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继续促进投资，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鼓励和支持居民的消费需求；放开投资限制，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促进金融稳定、规范、有序运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
其二，市场面影响：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上升还是止步不前，取决于国际、国内资金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中国在世界经济景气程度普遍走低的环境中，强劲的发展势头，醒目的增长业绩，为国际国内投资者增强信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因此，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合理的调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就能持续增多，为经济增长增添更强的动力。
其三，外向型经济的新突破：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推进和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品档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出现了商品和资本的“双过剩”现象之后，对外开放要将推动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向型经济有新突破。30年中国“新人”
迄今为止，仿佛在某个长时间积蓄压力的蒸汽管道上打了孔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强劲。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快速而蓬勃的发展，这快速发展的经济条件，创造出了中国企业30年的奇迹，伴随着中国30年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也找到了自己成长的机遇和条件，这是宏观的视角。能够推动这30年持续高增长的另外一个动力，是中国人被唤醒的价值意识和需求意识。
邓小平说得深刻：“中国人穷了五千年都穷怕了。如果再贫穷下去，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了。”这一论述既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贫困生活状态，又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私营经济逐步壮大的过程，先后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户、个体户，继而是各类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当时养鸡、养鹌鹑，就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红烧肉，吃饱饭，过上一天舒服的日子。”当改革开放的时机来临之时，人们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奔涌在致富的大道上，“经商创业就是富裕”“改革开放为了富裕”“致富”与一切画了等号，“致富”成为生活的中心词汇。市场充满了机会，人们的需求膨胀，哪儿赚钱就到哪儿去，哪行有利就做哪一行，来不及深思创业的目的，也无须经营的合理性，人们把经营等同于致富，创业等同于掘金。
这个时期，在沿海的城市里，看到的都是追求致富梦想的人群，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改革开放之初的“致富冲动”造就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企业，“经济特区”的成功又进一步推动了创业热潮的持续。
虽然这些先行者由于单纯地把致富作为首要的经营目的，虽然改革初期的经营者和企业也有很多陷入“冒险”“蛮干”所带来的陷阱之中，也有很多“自己打败了自己”，陷入了片面地追求金钱甚至不惜触犯法律的境地，但是更多的企业和经营者完成了从“机会市场”到“能力市场”的转变。
不论是从人类认识史还是个人认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类总是先从认识事物开始，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反思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该事物中的价值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营者和企业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认识对象（经营活动）到认识自我（经营者责任）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家还来不及反思自己的经营能力和经营目的的时候，人们就顺着下海的浪潮扑向了市场，仿佛下海经商“天然”就能赚钱，经营者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没有谁会怀疑自己的目的，赚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没有谁在反思我们为什么赚钱，赚钱干什么。在前10年的时间里，普遍出现了一种财富积累速度超过经营者素质提升速度的现象，也出现了一大批成也匆匆、败也匆匆的经营者和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竞争态势的转换，很多经营者开始认识到自身对于发展的责任。1992年，我到一个乡镇企业去调研，看到这个企业老总的办公室里有松下幸之助的警句：“经营的第一理想应该是贡献社会，以社会大众为经营考虑前提，才是最基本的经营秘诀。企业如同宗教，是一种除贫造富、普度众生的事业。”中国经营者开始从赚钱的自我意识转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曾说人是在事物中反观自己，在实践中造就自己。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腾飞，更是中国人全面发展的腾飞。经营者们从冲动走向成熟，冲动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映，成熟则是对外界刺激的综合反馈。冲动是一种单向的思维，成熟则是对众多影响因素全面考量基础上的决策，也正是这样一批具有成熟思维的经营者使中国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群体——“企业家”。“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带有冒险家的意思。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这样说过，“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幸运的是，在中国同样显现出了这样鼓舞人心的事件。30年中国企业
30年的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重大转变，同样这些转变也必然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世界经济的重大转变，比如金融危机、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全球气候等问题，还有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和军备竞赛。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把这种经济，也像德鲁克描述美国经济那样，称之为“企业家经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开始了企业家和企业推动经济与变化的时代。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乒乓球”带动了中国和美国的联系，那么，可以说，80年代后的30年，中国的产品（商品）带动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
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所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位，绝对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在危机感中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而这一危机感直接产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200多年前，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和1/3的财富，但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由于封闭、保守，中国大大地落伍了，20世纪70年代，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中国，国民总收入竟不足世界的2%。
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现状的重压之下，蕴藏已久的工业化动力喷薄而出，发展重工业成为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8年改革元年，诞生于经济改革发展转折点上的宝钢成为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立项。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宝钢，建设宝钢是历史的选择。宝钢的高档次产品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石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建筑工业等新兴工业的需要，建成宝钢也使中国的钢铁工业拥有了具有当代水平的产品。
1979年年初，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设在中国香港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机构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规划设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实际自主权，这看上去有点儿奇怪。更为传奇的是，1987年蛇口工业区实行企业制，成为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由这家企业诞生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赤湾不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是领军企业，在今天也仍是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中坚企业。
1980年，香港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的伍沾德先生，幸运地成为内地批准的第一个合资者。由此，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了。而这个合资的内地投资方是民航北京管理局（中国国际航空企业前身，简称国航），从那时起，国航似乎就已开始凭借早先引资和重组合作的经验，为现在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今天，国航的市值已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改革初期，中国内地的资金大多来自中国香港，这也就让离香港最近的广东受益颇多。1981年，一家在广东惠阳生产录音磁带的小厂与香港商人合资创办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TCL的前身，26年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和主流移动通信产品供应商之一。2007年上半年，TCL的总资产已达到185.8亿元。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地处中国边陲云南玉溪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领导褚时健因为看到工人生活待遇低而想到了改革，他从分配制度入手，率先打破了“大锅饭”。褚时健可能没有想到，实行浮动计件工资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还让当时默默无闻的云南玉溪卷烟厂成为今天大红大紫的红塔集团。现在仅“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在1997年就达到了353亿元，在当时位居中国榜首。
改革初期的短短5年，以上5个企业带给当时的中国财富上的震撼，已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形容。它们带给中国的，更多的是关于改革的思索：隐藏在企业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变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而制度的创造必须基于现实的物质条件以及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共识。围绕这个思索，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学习、去改变、去探索，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1978~1982年，中国改革的第一个5年，记住宝钢、招商局、国航、TCL和红塔，是它们引领中国经济上路了。
当《第一财经》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5年中国企业经营传奇的时候，2005年1月1日，美国的莎拉·邦吉奥尼一家也展开了一场为期1年的中国产品抵制活动，他们想试试看，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能不能不靠中国（这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过日子。
莎拉·邦吉奥尼的真实世界大冒险，充满了琐碎亲切的小人物趣闻。你可以看到，对她来说，抵制中国，意味着管好想造反的老公，让想买中国制造玩具的儿子屡屡失望。你还可以看到，不管是购买生日蜡烛这种普通物品，还是挑选高档成衣，都成了折磨人的差使，要是家用电器坏了，更会引发小小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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