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听文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于仲达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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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听文学试读：

第一次看的鲁迅的照片，大约是他临死之前拍摄的，照片中的鲁迅带着浓重的病态，清瘦、冷峻、犀利而不可触犯。

鲁迅的著作中，那些硬朗的文字温暖而又犀利，真切而又冷峻。读起来让人一方面可以感受他内心的苦痛与挣扎，另一方面可以感受他炽热的情怀。

我是从个体生命体验这一角度去阅读鲁迅的，获得的当然是一个心灵意义上的鲁迅。从散文诗《野草》来看，鲁迅的艺术形象更加能穿透视网膜印在你的心灵上，这就是强硬、坚决、执拗、韧性、叛逆、屹立、洞见、正视、荒寒、奇峭、对抗、焦灼、孤独、苦痛、凄寒、苍劲、虚无、野性、深沉、粗犷、冷寂、绝望、枯槁、僵死、燃烧、冷峻……《野草》中的鲁迅形象是最丰富、最触动人灵魂的。当然，不同的文章所折射出的鲁迅的形象是不同的，比如：小说《伤逝》所透射出的是凄楚、低回、缠绵、哀婉、亢奋；《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里更多的是寂寞、颓丧、孤独、受伤、挣扎等失败者的形象。鲁迅的形象实在太丰富了，当你于无边的黑夜之中静静阅读他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复杂的、难以言喻的。

读鲁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任何言语都不能穷尽鲁迅，我试图获得的只是一个我所认识的鲁迅，能否是真实的鲁迅，谁又能说得清？当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有谁敢说自己研究的是原本意义上的鲁迅？大家都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钱理群说：“读鲁迅，是需要灵魂的‘相遇’的。……而灵魂的‘相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要建立在相似（相近）的‘体验’的基础上。不仅是人生的经验、阅历，还要把这外在的经验上升（转化）为个人主体生命的内在的体验，同时伴之以一定的理性的思考，成为一种自省（自我灵魂的震动），从而进入精神的深层面，灵魂的相遇正是、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个领域。”

我真正和鲁迅“相遇”，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那时是在S城，当地官场政治生态的失衡、生存环境的恶劣、思想的压抑、狼道逻辑的横行，所有的一切都超出了一个书生的承受能力，这样的环境足以彻底摧毁一个善良人的幻想和理想。更为可怕的是，一些在专制的“苦水”中熬过来的人一旦走上权力岗位，肚子里积攒的一肚子的坏水，便不断朝弱势群体源源释放，冷血的奴性让我不寒而栗！那时，我拼命地复习英语，想通过考研走出S城，不料却因遭到孤立而失败！一个孤零零的年轻人，没有人可以倾诉，每天怀着苦闷的心情，度日如年，仿佛置身铁笼一般。这个时候，哪敢写诗？在这样黑白颠倒的情况下，我一时失语了，被迫沉默，没有自己稳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和判断力，连言说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精神资源。这时，鲁迅闯入了我的精神视野，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勇气，鲁迅“反抗绝望”的勇气顽强地支撑着我，陪着我走过将近十年的艰难岁月，如果没有鲁迅，我的存在便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

对于我而言，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每当我处于困顿中时，我便能感到他的存在，他硬是逼着我克服自身的缺陷成为独立的自己。鲁迅最能触动我灵魂的是，他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以及对困境中的灵魂的关注。

多少年来，鲁迅以他独特的精神魅力，影响着每一个不愿停止挣扎的“人”。鲁迅研究学者中，诸如钱理群、王晓明、林贤治、李新宇、郜元宝等，都从鲁迅那里获得了启示。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鲁迅以自己的人格力量，默默地鞭策着他们。清醒而又苦痛的鲁迅，不知援助了多少困窘、自闭的心灵。的确，鲁迅只属于少数对自身所处的境遇较敏感的人。一个中庸或逍遥的人，一个温顺没有苦痛感的人，一个被环境磨去棱角和锋芒的人，一个没有主体意识甚至昏睡麻木的人，一个丧失记忆习惯和没有耻辱意识的人，一个不敢直面残酷现实的人，一个没有经过生活坎坷没有遭受挫折的人，一个孤坐学院空谈理论的人，是无法从本质上靠近鲁迅的。郁达夫在鲁迅之后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的旧学根底很好，他的古文和旧诗也是同时代人中的翘楚，但是他又坚持批判传统。在鲁迅身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非常激烈，造成了一个矛盾的鲁迅和丰富的鲁迅。我曾想写一篇《现代中国最丰富的灵魂》来分析这种“丰富”，可惜一直没有写。鲁迅也曾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的“中间物”，这一语包涵着鲁迅对自我与社会、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我是“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断裂的一代”，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小，不存在鲁迅所说的身上背着苦闷的精神包袱。没有了新旧冲突造成的矛盾，容易轻装前进。但是，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的资源。我面临的问题，正如学者汪晖所说，是思想的多元化带来的选择的艰难，对传统的怀疑加强了无所适从的痛苦，深刻的不信任感使得我们这些生活道路相对单纯的知识分子成为精神上最不单纯、最为复杂、最为矛盾以至混乱的一代。

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一个精神上的惶惑者，一个流浪的奴隶，对苦难的体验刻骨铭心。当加缪从苦难中走出，置身于地中海的微风和阳光之间时，苦难能消失吗？多少人在罪恶中疾走，多少人的内心世界彻底崩溃。没有人可以不经历苦难，人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种哭是撕心裂肺的哭，是一种脱离了温暖母体的恐惧。个体的痛苦，别人无从知道。个体所遭遇到的打击，尤其是那些棱角尖锐的个体，一旦置身漠视个性的群体之中，所遭遇的敌视、挤压和凌辱一想便知。面对那种战栗与疼痛，对于一个民间底层的写者，应该怎么办？再卑微也要有尊严，再贫贱也要自由地表达意志，再羸弱也要拒绝那些强加于己的东西。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荒谬之中，他将如何面对？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的“正常”生活和追求不被蹂躏、不被吞没？这一问题，令我深思。

我不认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拯救的资源，它不仅谁也不能拯救，反而还会加重写作者的苦难。带有拯救意义的，只可能是写作背后的东西，譬如信仰，譬如爱，譬如生活。的确如此，鲁迅固然带给了我精神启示，在心灵匮乏的时候，给了我有力的精神资源，但是鲁迅如魔幻教义，诱使我坠入心理绝境，让我时时感到突围的无望。因此，我只能躲在黑夜里独自舞蹈，任由自己碰得头破血流。高亢、绝望、尖锐地抨击和持续地追索，眼前是一片精神的废墟，一片冰冷的灰烬。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又何尝不知道，鲁迅“反抗绝望”的背后，其实掩蔽着无尽的悲凉呢！

为了真正读懂鲁迅，读通鲁迅，我曾在S城蛰伏了六年：白天辛苦辗转，混迹于S城的角落，到处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体会国民性的麻木和民生的苦难，洞察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隐秘手段。晚上读鲁迅，体会那种难以言说的厚重苦痛，内心盘绕着寂寞的大毒蛇，或模仿着鲁迅的文字重复铁屋中的呐喊，内心时刻渴望着“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不过终于还是明白了，我不是什么“精神界战士”，而是一个奴性社会的“失败者”。

后来，我到北大旁听鲁迅研究，也到过北京鲁迅故居，到过绍兴鲁迅故居，又忙碌着搜集国内国际各位鲁迅研究学者的研究著作，认识了各种以鲁迅名义出现的所谓“名流”“学者”“专家”和“战士”，甚至把一些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称作“精神兄弟”，学着鲁迅发几句幼稚的呐喊，这些其实与接近鲁迅的心灵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地谬托知己罢了。直到最近，我似乎越发明白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流血自己包裹，自己阅读、自己思考、自己接受、自己阐释就足够了，既无须什么指导，甚至也无须交流。还是鲁迅说得好：“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我因此醒悟，鲁迅不仅不可学，非但如此，过分迷恋鲁迅很有可能中了鲁迅的“毒”，因此也更满足于自己求索自己证悟。二

在S城时我苦闷、沉静和颓唐，半夜里有时突然醒来，坐起来，一个人看着白白的石灰墙壁出神，想象着那个魏连殳，困顿的眼神在黑暗中发着光。

那几年，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精神困惑的时候，总是翻翻鲁迅的书，试图找一些破解精神困境的办法，不料，这个方法在去年5月份遭遇了失败。原因之一是，当我阅读《野草》时，这种疼痛和焦虑感更强烈了，阅读鲁迅往往给人的不是一种获得智慧以后的满足，而是洞察到缺陷无法解决的焦灼。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只要稍微观察，阿Q依然健在——怯弱、懒惰而又狡猾，一天天地满足着，却又的确堕落着，用瞒和骗造出逃路却自以为是正路。“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身边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习惯了老成持重的生活，一言一行之间都投射着传统的影子。《野草》里蕴含着鲁迅的哲学。钱理群说：“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置身这种群体之中，如何突围呢？不如垂死挣扎！在这种半幽闭的生存状态中，我尝试着独立思考，因为我深深明白：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如果停止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就是倒退。我总是在心情不大好时阅读鲁迅，周围的种种人事，让我对人性的恶劣估计一降再降，心情不由变得激愤起来。在现实的社会中，见过了种种卑劣的表演以后，心情还能十分温和，这样的心态是十分可疑的，但是一个人长期浸淫于这种愤激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怕的。

阅读鲁迅，体验到的是那种深广无涯的苦痛，那种一觉醒来仍置身肃杀寒冬的苦痛。鲁迅对痛苦的感受异常敏感，阅读他作品的人也深深体验着这种痛苦。在鲁迅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充分搏斗过程中，人的素质的惊人潜力及无法避免的缺陷。他的生存，可以概括我们民族的生存，以至人类的生存——一种永远带有悲剧色彩的生存。鲁迅永远是大荒原上的“过客”，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茫茫的旷野中艰难前行。他那“过客”般的执着、坚韧的精神时时感染着我，使我丝毫不敢倦怠，我因此也在时时寻找着出路。我的心灵时时背负着精神上的劳役，排除了所有可以藏身的避难所和休养地，把外在于己的全部虚妄的依托和希望一一撕得粉碎，只剩下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荒原。真正体验到鲁迅的这种痛苦心境，是我在经历了很多之后，每天上班，又要面对那些奸诈的嘴脸，心里痛苦极了之时。

是的，在这个封闭匮乏的小城，虽然我努力学习着爱，但每一次努力，遭遇到的都是世俗最深刻的嘲弄和敌意，收获的都是心灵最疼痛的煎熬。幸运的是，我在网络上也接受过一些有益的心灵启示和精神援助，他们中间有年龄大的，也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和他们交流，真是无比的幸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内涵，“知识分子”中也未必没有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的，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鲁迅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告白。我因此怀念在江南读大学的日子，那时读了大量的诗歌，满腔热情地办诗歌报，和诗友探讨的都是如何拯救个体的事儿，那时远没有现在这样浮躁。“过客”的声音在心头回荡太久了，想抹也无法抹去。我想极力忘却鲁迅那严峻的神色，走自己作为一个凡人的路，但千真万确的是中国实在没有鲁迅式的知识分子，我更不可能是。我要把自己和鲁迅分开，在我看来，鲁迅只是那个陷入深重危机和苦苦挣扎的人，他比我多的是韧性与智慧。我承认半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和无意义的，因此有了紧迫感，暂时把那些精神困惑留下吧，我要去谋生。

那些日子，扯不断的痛苦如影随形，不知道多少个日子，我在城南的植物园伫立，孤零零地眺望着内心的落日。从S城汽车站出发，冷雾笼罩着颍州大地，不知有多少个日子，我的心在绝境里打旋。脚下的这块地是怎样的一片地哦，这是元末农民军领袖刘福通擦拭战刀的地方，这是曾国藩镇压李秀成的地方，苦难的颍州大地，记录了一个青年长久的跋涉。前面有“过客”的声音，我该上路了！

那是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在灯下读鲁迅。窗外雪花纷飞，深冬的巷道落满厚厚的积雪，雪越下越大，行人逆行于风雪之中，天色灰暗苍黄，房屋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飘忽不定的罗网里。我端坐于寂寥而漫长的夜里，心绪平静了许多，此时只听到窗外风雪和内心的跳动之声。窗外，雪依然在下，从书房里抬头可以望见车站附近高杆灯散发着的昏黄的光线，呜呜的风声像要把静寂的寒夜淹没。在苦难的底层，有多少个个体在痛苦中打磨、毁灭，日常生活中琐屑而残忍的悲剧是怎样扭曲了一个个单纯的灵魂？ “我还是走吧……”过客的声音，响在耳边，催我上路，我只好踉踉跄跄地在雪地上行走…… 三

人的毁灭，是精神的毁灭。离开了人的学术，大可怀疑。一些学者打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招牌，玩弄概念，炫耀知识，消解价值关怀和情感介入，逃避当下的责任，沉溺于一己世界，学术研究与生命体验脱节，而纯然成为“啖饭之道”，最终导致学术品格和精神的萎缩。

鲁迅提出了“人”的问题，并且一生始终围绕着“人”做文章，前期提出“立人”思想，除小说以外，他在1918年到1925年的杂文中继续就“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展开思考：《朝花夕拾》里的世界是与“绅士”和“名教授”的世界相抗衡的；《野草》里探索了“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里关注的是走向世俗生活中的“英雄”和“圣人”，有着后现代的世俗色彩。此外，鲁迅一生与复古派、现代评论派、创造社、太阳社、左联内部领导人之间的诸多论争，都是立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人”的具体生存权利而打笔仗，这一切都使鲁迅身上烙下了鲜明的“人间情怀”。

与以“娱乐、消闲”为主要目的和追求的通俗小说、大众文化不同，鲁迅所写的是严肃的“为人生”的小说——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的，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真的文学是关注下层人民，着重揭示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病态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而它最终指向的是绝望的反抗。

有学者认为，鲁迅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钱理群说：“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萎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后鲁迅时代里，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谈论鲁迅成了不合时宜的探险。那么多人激烈地批评着鲁迅，他们又何曾真正了解鲁迅呢？鲁迅的一生，很苦很苦，很累很累；在那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旧时代，他四面受挤，八方碰壁。他在“铁屋子”里的命运，除了失败还是失败，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从没有屈服于现实命运的不公，而是跨进荆棘丛中求索，像一个始终处于爱与憎、生与死、抗争与绝望、明与暗撞击所形成的巨大精神阴影中的精神战士，像不屈的拉奥孔奋力反抗毒蛇的纠缠，又像不知疲倦的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地推石上山，他的大孤独、大寂寞、大悲悯，像喷发的火焰，烧痛人的心肺！

鲁迅厌恶中国的“正人君子”“雅人”、扭扭捏捏没有人气的所谓江南才子，对那些窃取思想文化界领导地位、控制舆论的所谓“英雄志士”也加以

抨击，他推崇拜伦、雪莱、裴多菲、密支凯维支以及易卜生、尼采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尤其欣赏原始、硬朗和野性有生命力的人与物。鲁迅将自己的文学追求归结于“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写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同时展露的也是作家自己的灵魂。

只要鲁迅所说的“真的人”和“第三样时代”没有到来，只要社会还存在压榨，鲁迅就永远不会过时。是的，相比那些虚假的灵魂和渴望不朽的“圣贤”，鲁迅一直活在我们的思想血肉之中，活在被压迫者的反抗性格之中。　

鲁迅不单有一腔孤愤，更有满怀幽默，不单嬉笑怒骂，也很热爱生活。

鲁迅先生没把自己的写作具有多少文学性当作最高原则，他的小说也是根源于他的启蒙主义，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他写作是为人生。看看他笔下的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闰土、华大妈、狼子村的佃户，这一类是农民；还有一类是知识分子，像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陈士成。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特别关注中国底层那些被剥夺了话语权利、处于被压抑的“不幸的人们”，关注病态社会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的种种精神毒害，他要揭示精神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写农民，写底层人民，绝不是居高临下地去同情他们，也不是当代言人，相反地，在某种程度上，他带着责任感、有罪感去写，但是这种有罪感又没有把知识分子降得很低，更没有将农民理想化。

鲁迅的创作，从不自我重复。比如散文，《朝花夕拾》是“任心闲谈”，《野草》是拷问自我，杂文是观察社会做清醒的批判，演讲词是袒露自己的思考与困惑，与听众一道探索。除了《野草》，鲁迅的最深刻之处也表现在《故事新编》里，书中荒诞的故事反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这些改编的故事比现实主义的《呐喊》《彷徨》和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有更深刻的意义，但是着眼于此的不多。

这的确是一部荒诞怪异、深刻无比的作品，像《野草》一样，我感到无人能将其中的精髓阐释清楚。一般而言，《呐喊》和《彷徨》是讲人生的，杂文捍卫个体的具体权利，《野草》探索“人”的存在状况，《故事新编》到底想说什么呢？鲁迅将“英雄”和“圣人”置于一个荒诞的情景下，凸显他们的尴尬、狼狈、无奈，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的存在一旦与世俗层面接触，便成为荒诞的悲剧。鲁迅的《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性，《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世俗婚姻生活的复杂性；《理水》中大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采薇》中“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在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中自我否定、消解；《铸剑》中的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出关》中的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思想受尽戏谑，窘态百出；《非攻》中的墨子陷入无名困境；《起死》中庄子因其哲学思想“齐生死”“无是非”，遭遇汉子纠缠不清的责难，处于“失语”状态，只得逃离。庄子不但不能教化人，反而把人置于荒诞无助之中，哲学家/汉子成了一种悖论结构，哲学家的权威话语被解构。已经有论者指出，鲁迅在这里破坏了历史正常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它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完成了历史的四种解构：神话英雄解体、古来圣贤解体、传统文化解体、理想精神解体。“人”不仅仅是物质的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人，精神的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而在所有生命都萎靡的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也必定是萎靡的。读《野草》时，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在黑暗的上方升腾。阅读《野草》，我能感受到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深感他内力很足，精力充沛，气质沉稳，他的精神主体形象总是大于他的作品，他的魅力是靠矛盾和紧张建构起来的。依我的体验，读鲁迅，必须采取悟读的方法，用心体悟作为诗人、哲学家的鲁迅的飞扬极致的生命状态。阅读鲁迅，渴望恢复一种未经中国太监文化阉割的、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灵魂和生命状态，呼唤具有承担社会担当精神和创造使命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我向往鲁迅那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独自进行精神和生命探索的精神。当下很少有人具有鲁迅在《墓碣文》中所体现出的灵魂的深度、知识者的精神状况，生命意识的麻木、对个体生命的漠视，十分普遍，在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我读不出人在价值层面的思考……有一些学者十分时髦地谈论着信仰问题，实则缺乏正常的情感和人性状态。如何改变这种灵魂无深度的问题，是个沉重的话题。 

从生命意义上体察鲁迅内心的黑暗和虚无，我觉得造成这种黑暗和虚无的原因有三：一是外部生存处境的严酷；二是爱的匮乏；三是意义感的缺失。在这三者之中，前两者不是主要原因，对于一个觉醒了的鼓吹“精神界战士”的存在主义者来说，他对外部处境的黑暗有充分准备，但是对于人的罪性估计

不足，关键是意义感的缺乏，但是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上帝死了”和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动摇的时代，鲁迅的孤独是免不了的。作为一个信奉知识分子精神、不放弃意义寻找的存在主义者，信仰上帝和选择存在主义式的担当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条路是艰难的。

我觉得，一个内在灵魂尚未开启，不会审视拷打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信仰及信仰实践的作家，是不具备济世能力的。个体灵魂的拯救，是社会拯救的先决条件。当前不是知识者如何启蒙拯救大众的问题，而是如何自我认识、自我警醒、自我救赎的问题。一个真诚而对当下生活怀有疼痛感的作家，应该把对人生的感受（痛苦、绝望、深渊、地狱）转化为对自身超越感及对人类苦难的通感经验。而我以为，当下的不少作家，既缺乏自救意识又缺乏救世意识。要想成为鲁迅意义上的独异个体，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个丰富却又充满本体性的困惑的灵魂，鲁迅是在真实与说谎的矛盾的张力中来进行写作的。从1908年到1918年，这中间是长长的十年，十年之间鲁迅是沉默的。1908年发表《破恶声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鲁迅完成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精神蜕变。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这一段时间鲁迅有一个“回心”的过程。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的，最真实的鲁迅是存在于沉默之中的！这十年，鲁迅主要有什么收获？ 钱理群认为，沉默的十年的鲁迅的内心世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鲁迅在酷烈的沉默与荒原感中，通过“反省”打破了将自我神圣化与英雄化的神话，生发了有罪感，找到了作为“中间物”存在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的彻底的批判、怀疑精神使鲁迅必然地走向五四；另一方面，鲁迅在文网密织下的自我麻醉，使他“沉入古代”“沉入民间”，在魏晋、浙东文化中寻到了自己的根，并获得了对生命本体的黑暗体验，这又是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这正是鲁迅的独特性所在。个人觉得，还应加上对于佛教的研究。十年沉默，鲁迅已经把外在的黑暗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把经验性的遭遇转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哲学的思考，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鲁迅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充满了对生命本体性的黑暗感受体验；同时，他又质疑于这样的生命本体性的黑暗感受体验，这就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鲁迅式的命题：“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后来，就形成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过客》中所塑造的过客形象，拒绝了传统，也拒绝了集体性的归宿，产生一种被放逐感和孤独感，过客行走的动力来源于对黑暗、残酷和丑陋现实的憎恶，也因为他的灵魂缺乏安身立命的家园；而在西方，尼采在1882年宣告“上帝之死”之后，西方人因此被抛入无家可归的荒诞的状态，即处于本体论意义上的流浪状态。过客和戈多同是生活在与传统的断裂中，不约而同地遭遇到这个问题：如何面对上帝死了以后的人世和人生呢？

在《野草》中，我感受到一个真实鲁迅的形象，那就是承担痛苦与反抗虚无，鲁迅的不凡之处在于，面对痛苦和绝望的重重包围，拒绝一切，对未来全面、绝对、永恒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杜绝一切逃避的道路，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路。要想靠近鲁迅，必须直面鲁迅受过的全部苦难。一个连自己痛苦和绝望都不能直面的人，更谈不上“反抗绝望”。具有承担痛苦和反抗虚无的能力，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我总觉得，一个在生活中受过磨难，而主体又不够强大的人，不适合读鲁迅的书；一个只读了一些书，还没有和社会过几招就败下来的书生，自然也不会理解鲁迅的“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不是退缩在书斋咀嚼失败的无奈与顾影自怜的自恋，不是掩上房门吹灭灯火独对黑夜的叹息，而是置身风沙扑面、群魔狂舞的社会里做心灵搏斗所留下的强音。四

鲁迅曾在散文诗《过客》中写道：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一足给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这是我最喜欢吟诵的片段，它寄托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在一个令人绝望而又窒息的环境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处处存在的“名目”“地主”“驱逐”“牢笼”“没有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泪”，因之，过客绝不“回转去”。在行走的路上，过客流了许多血。这里的血，是生命的养料（物质资源），也可以理解为精神资源，没有血无法维持生命继续向前行走。但是，他谁的血也不想喝，只得喝些水，来补充他的血。这里的水是与血相对的东西，肯定不如血的功能。的确，中国恶劣的现实环境和精神处境，造血能力实在太差了，四周都是吸血吃肉的面目，没有真的人。过客要行走到什么时候，不由让我们忧虑。

苦难是一种噬骨的药，鲁迅是一个有着苦痛经历的人。他的灵魂是建立在苦痛之上的，诸如“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彩。意识到社会改革的艰难和个人力量的有限，在不可摆脱的孤独和绝望中，鲁迅自觉地承担起普度众生的工作，以自我的牺牲和毁灭换来众生的幸福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方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阴暗面》中认为鲁迅是“一个深刻而带病态的人”，吴俊也在《暗夜里的过客》一书中如此说过。在我看来，从鲁迅一生来讲，除了后期几年外，他基本控制住了自己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实现了“精神创伤的升华”，并没有将其源源不断地传给别人，这一点是当代的一些文化批判者应该努力学习的。再说，正是病态的社会扭曲了鲁迅的性格，鲁迅也为这种性格付出了代价，应该诅咒的是这个社会。生活在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的寒冬季节的旧中国，到处都是压抑、衰败、枯朽的气息，你能要求鲁迅健康生活吗？再说，谁敢说自己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呢？今天的中国，更需要一个有着活力的刚健的鲁迅。

鲁迅认为人只有在无所希望中才能得救，他依靠个体意志不断反抗着黑暗，自觉地承担绝望，把握人生。面对个体的生存困境，鲁迅既不选择走向宗教拯救，也不选择道家的逍遥，而是拿肉体去与存在的暗夜搏斗，在对绝望的抗争中，被迫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态度。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王乾坤语）。”在鲁迅那里，生命个体无一例外都是中间物，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有限的，一切都是“由此到彼”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人生哲学，糅合了中西传统的精华。在鲁迅那里，有道家的任达，有儒家的入世，有佛家的解脱和无畏，有墨家的救世热忱，有尼采的坚执，有韩非的犀利，有嵇阮的恸哭，有摩罗的诗力，有安特莱夫的阴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有珂勒惠支的苍冷阴郁，有启蒙学说和人道主义，有希腊悲剧，有汉唐的刚健，有寂寥的心、枯涩的灵，有反抗，有悲辛，有人间情怀，有旷野意识，有约伯式的对造物主的怨恨，有“真的人”，有“真的文”，有复仇的女吊，有无法排遣的人生大苦痛，却没有心造的幻影，没有一己的悲欢。鲁迅像一位寻路的人间行者，他讲做工筑台和掘坑造坟，讲历史的“中间物”，讲抉心自食、窃火煮肉，讲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讲“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讲心中的“鬼气”和“毒气”……所有这些，仿佛巨大的灵魂旋涡，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血肉相连，造就一种强大的健全的人格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还只是停留在政治、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层次上理解鲁迅，这种认知水平自然无法靠近鲁迅。是的，从2001年开始阅读鲁迅，一直到现在，在饿狼成群、风沙扑面的世界面前，只有鲁迅时时给予我做“人”的生存本领。

鲁迅的思想本质在于反思加反抗，即“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只强调反思而忽略反抗不合理，只强调反抗而忽略反思也不合理。鲁迅——一个独异的精神个体，在社会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绝望地反抗，他无法拒绝前面那个陌生声音的呼唤，通过反抗绝望，承担起个体的责任。他走在大地上，虽然“在而不属于”任何依靠，然而“走”就是他的意义。鲁迅的意义不在于给人提供一种精神的屏障，他是在对无限的消解中，担当起作为“中间物”的意义，是的，他是一个苦度者，一个介于神界和俗界的苦度者，他要成为自己，就要不停地抽打自己，不停地啃噬那个陈旧的内心。一切个体，要走向新生，都要接受这种蜕变带来的痛苦。墓碣背面残存的文字——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从个人角度、从不那么美妙的一面来表现生活的。如果文学具有一种社会作用，也许那就是要展示人的最大参数、人的精神的最大值。布罗茨基首先指出，文学与政治是不同的，文学有其自身的活力、自身的逻辑和系谱，它比政治和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人的概念。

我第一次读鲁迅的《野草》，就为作品所表现的不朽的现实性所震惊，感觉就像是鲁迅为当代人写的。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化应为自己的蒙昧状态负责。这种文化不是对痛苦的拯救，而是对痛苦的消解。正是这种活在当下的哲学，造成了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其根本的原因却是这种专制主义的精神。它使得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有智谋而无灵魂，缺乏对苦难的感觉。

鲁迅不是“愤青”，而是具有一种强烈的内省气质，他的《野草》最终落到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灵魂状态的解剖上。《野草》呈现了一个充满昏暗、敌意、冷漠的世界，其时间、空间也都是暧昧不明的。

到处充满了阴冷的意象：坟丛、墓碣、荒野、蛇、影、地狱、墙、铁屋、夜、死火、灰土……而体验到的感觉是烦腻、疑心、憎恶、愤怒、气闷、烦厌。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他的存在论感受：地狱的替换、无量的悲苦、四面的敌意、八面碰壁、不得体味的人生、生前死后的纠缠，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存在论感受，解释他心中的黑暗。依存在哲学的话说，这恰恰是人回到真实中，是存在的敞亮去蔽。打开《野草》，一股阴森之气扑面而来，强迫人回到真实之中，存在的痛感一下牢牢抓住了人心。传统意义中那种和谐的抒情方式，已被鲁迅疯狂、荒诞、迫害、牺牲、悲凉、惊悸等复杂的现代意象所取代。《墓碣文》上的“死尸”被裸露于一片苔藓丛生的荒墓孤坟，无表情、无心肝。幽暗阴森的意象画面中，一股恐怖冰冷的气息迎面扑来，人像闯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被灵魂深处巨大的孤独和恐惧所裹挟。在这块本应该铭刻着死去者名字、生卒年、身份和亲缘关系的墓碣上，主体的历史被磨灭了。意象的深处使我们震惊的，不仅是个体挖掘自身生命根源的深切创痛，而且是在蜕变转型中受历史之命去实现变革的思想先驱者所经受的时代痛苦。在《影的告别》中，孤独的“影”在明暗两界挣扎，进退两难之中惶惑。它不愿依附于“人”的形态，它渴望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成为它自己。相比《求乞者》中“求乞者”的依附性人格，《秋夜》中“枣树”的意象保持着个性独立与自由，而《过客》中“过客”的意象把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张扬推向了极致，鲁迅突出了自我行动和选择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

鲁迅的旷野意识，鲁迅敏锐的怀疑主义，与现代普遍泛滥的廉价的希望和乐观主义区别开来。大多数人总在热烈地拥抱所谓的“黄金世界”。然而，鲁迅却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并且鲁迅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的确是一个痛苦和尖锐的起点，他的国民性批判继续往前走，最终就要拷问出民族及其文化的原罪意识。回到他那里，就是把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一面批判一面忏悔。或许绝望会转为盼望，内心的深渊就如死荫的幽谷，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耶和华说，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在我看来，鲁迅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他是中国文化里面，第一个绝望得如此彻底的人，绝望得让送葬的人都不好意思。

鲁迅极力把被习惯化的现实变形，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墙”，“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鲁迅不断地失望也不断地寻找，独自一人反抗君临、物役、众治、平均化、死亡和绝望等。《过客》中过客说：“我还是走好。”勇敢地向前走本身就好，把“走”本身当意义，正是基于对一切希望的消解，或者基于绝望。过客通过行走反抗虚无，在没有超验维度支持的语境里，只有让生命的自由意志膨胀起来，才能对抗无处不在的桎梏。过客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它把人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主体出于以人类本身固有生存状态的内省，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被抛入状态”的领会，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处在异己力量中，处在空虚与无意义之中，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匮乏的、无助的，是一个有限的并且终有一死的存在，人与神（无限）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鲁迅从中明显地洞察到了“存在”的被无情剥夺，必须挣脱精神铁枷，进行绝望的反抗，“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通过“抉心自食”反抗虚无，渐渐靠近了存在的真实。鲁迅堪称是“中国现代最苦痛的灵魂”，但在痛苦、绝望的重重包围中，先生始终选择了一条承担痛苦、反抗虚无的道路。先生对痛苦不逃避，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独自承担了所感受到的一切，先生的痛苦是深沉的，但先生始终都竭力自己去承受而不把它传给别人：“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这句话正是甘于承受黑暗现实的痛苦的决心的体现。拒绝了一切对未来绝对、全面、永恒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杜绝一切逃避现实的道路，鲁迅唯一的选择是：“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及短暂、速朽，并从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由于生活在麻木的国民中，鲁迅一再强调“韧”的精神，他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是负重承担的人，对于文学的作用抱有很深的期待，太用心力，损心伤性。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自己也说自己的文字有“毒”，这种“毒”来源于他的极端，他憎恶公允圆滑，“严”而近“酷”，这些对付敌人自有合理之处，但于精神是有害的，因为人不能老是让自己陷入承担的焦虑和无边的敌意中，这是对生命的戕害。

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依照西方的理论和书本的理论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陷入名实不符、观念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好的真理孕育出恶的实践。鲁迅是一个特例。他对中国现实、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以及人性、人心弱点的批判，达到了人所难及的深度，他所显示的犀利性、洞见性超过了20世纪中国所有思想家。鲁迅是中国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性的剖析。

鲁迅的“破”，实在是他的无奈，现代以来中国以鲁迅精神为代表，这是一种悲哀。

读鲁迅的书，要有深厚的阅历，要有苦痛的人生经验，要有洞察人情世态的冷眼，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全的阔大的精神世界，否则恐为其所伤害和扭曲。五

靠近鲁迅不是借他老先生的余荫庇护自己，而是用鲁迅照亮自己的存在。

钱理群说：“我以为正是这样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与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构成了鲁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点，这正是当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所需要的。”鲁迅和孔子的道，都在人间。他们执着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屈不挠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浩然正气、韧性精神、理性实践精神，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这些对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对我而言，对鲁迅的研究，首先是用鲁迅精神鞭策自己，逼着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摆脱各种依附，正视自我的局限，独掌自己的命运，在狭小紧张的生存空间里，利用智慧战胜生存困境，挑战各种力量对我的桎梏，这个目的快要实现，这种研究确实有些实用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联想到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我注重的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实际行动，也就是说，通过对鲁迅著作的研读，加强了我对现实生活改造的力度，我迫切需要用自己独立的眼光处事，在这之间，鲁迅这一精神资源带给我的是强烈的内省。

我是个生于贫寒之家，长于草莽之间，艰难谋生的乡下人，对社会的不公和灾难异常敏感，从学校毕业工作十多年了，虽然经常陷入经济困境，却从来没有丧失过做人的基本底线。在当下知识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首先从明白事理，具备怀疑精神、批判态度，做点滴建设工作开始。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还不如冷静思考。其次才能谈到做文化大师和文化巨人，应该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不要昏头。真正的知识分子总要付出沉重代价，因为现实诱惑太大。

我曾经把自己界定为“民间知识分子”，这是由我的生存状态、写作状态和人生规划所决定的；在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这里的“民间”是与官场和学院相对立的一个精神空间，随着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独立，是肯定存在的，虽然，当下仍然有“民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但是，不可否认存在个体的“民间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总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为独立、自由、公正而写作，与普通民众联系较深。“民间知识分子”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对立的，只是由于学院体制的约束，“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得不遵循评职称和晋级等“体制内”规则，一个学院学者如果不遵循这些“规则”则无法生存。“民间知识分子”没有这样森严的规则压制，他们更多地从自己的喜好出发，针对学术和社会展开自由的研究和写作，对他们而言，可以不必考虑为“职称”而写作，发言的立场较为公正，不是忧虑重重的。当然，“民间知识分子”这样的群体也比较芜杂。

一些学院派对鲁迅的理解，因某些方面囿于书本上的那些套路，离开资料，便要失语。“民间知识分子”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来理解鲁迅本人，当然能理解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必要的时候需要借助学院学者的研究成果。鲁迅也十分讨厌某些学院学者，深具“人间情怀”的鲁迅一旦到了某些学院学者手里，便成了一堆枯燥的考据材料，就与真实的生命无关了。“民间”是与官场和学院相对立的，并不表明“民间知识分子”没有在“官场”和“学院”里生活过和经历过，不融入体制如何改造体制？不融入社会如何改造社会呢？中国的社会问题十分复杂，思想家大多产生在“民间”，“民间”的姿态是自由、公正、独立的。这里的“思想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能奉献一套理论体系的理论家，而是能独立提出改造社会的系统理论和方法的“思想家”……

对某些人肆意诋毁、栽赃和攻击谩骂的下作行为，鲁迅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就早有预言：“有些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若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悲愤之言”，“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对鲁迅先生的地位，郁达夫说得好：“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鲁迅不是不能批评，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不能先入为主、断章取义地肢解鲁迅，更不能别有用心地贬低鲁迅，我特别讨厌那些不问是非、头脑僵化、二元对立思维严重的人。这些我称为“半吊子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他们书生气十分浓厚，工作经历单纯，对社会的了解多停留在书本或局限于狭窄的领域，除了可怜的书本知识再无其他深入实际的了解，习惯的是由书本到书本的运动轨迹。当理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条件反射是缩回书斋中，在自己人的狭小圈子内，伸出手来，拿着他们坚信不疑的、唯一正确的那把尺子，就着灯火，丈量世界。

我觉得至今许多人之所以贬损鲁迅，与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走入不了鲁迅的精神世界，所以就谩骂和非议鲁迅。六

鲁迅的意义，在于他将残酷的真相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的面前，逼得你无路可逃，让你不得不重新打量自己，重新打量这个世界。鲁迅给予人的永远不是获得智慧之后的惬意，而是看到真实的缺陷之后产生的痛苦，不是跳出蒙昧而产生的救世主般的自足，而是陷入永远存在的矛盾而产生的焦虑，不是得到药方而产生的快意，而是无可疗救所激发的迷惘、徘徊。在一个陷入欺与瞒的大泽中并且常常不自知，反而从欺与瞒中挖掘出“美”与“真实”来的民族，只有充分体验痛苦、感受焦虑，在迷惘与徘徊中挣扎，才能催发一种充分正视现实的惨烈与缺陷，充分理解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充分体味摆脱与拯救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勇气和力量的导向，就是诞生一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品格的精神。

鲁迅曾于1926年11月11日夜写下《写在〈坟〉后面》：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与某些“传承者”不同的是，鲁迅已经警惕到有可能要给读者“若干毒害”，他表示化为烟埃的愿望，他所做的不过是“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他一边做事，一边造坟，就如佛学所言“假名施设，随扫随立”一样。我常想，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某些鲁迅研究者们随处宣讲所谓鲁迅的思想，传播鲁迅的痛苦，扰乱老实青年的好梦，这样是否误解了鲁迅？在耶稣那里，坟既是埋葬之地，也是身体复活的地方；而在鲁迅那里，坟里“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

近年来，“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日益为学院学者所追捧，鲁迅研究被“经院化”了，被专家、学者规范化，失去了独特的生命力。鲁迅本人是个直面苦痛人生的人，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和当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那是没有意义的，当今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我所阅读过的鲁迅研究著作大多是书斋里弄出来的，当然我并不是说学院学者的研究没有丝毫意义，而是不赞同把研究鲁迅当成一门“学问”的态度。鲁迅是鲜活的，而且许多学院学者只是从学院到学院，严重匮乏生命体验，是不能从根本上靠近鲁迅的，他们用理论和资料研究鲁迅的时候，实际上把鲁迅彻底学问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读一些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研读鲁迅的心得。所谓民间情怀，简言之，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自觉观照民间苦难时所伴随的一种情感取向。这种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了。

研究鲁迅的目的贵在像鲁迅当年学习西方文化一样“窃火煮肉”，从对于“失败”的反思中开掘出一条路，而不是把自己阐释成“鲁迅”，如果真把自己的幻觉当作鲁迅，这是有害的文化自恋心理。

一直以来，鲁迅被意识形态化、学院化、棍子化，如何再现一个真实鲁迅的形象，这是应该深思的。有些人厌恶鲁迅，其实厌恶的是一个被歪曲的鲁迅，是一个个谬托鲁迅为知音的“活鲁迅”“小鲁迅”们，而非鲁迅本人。我陆续读过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其中不乏新颖独到的见解。但是，我觉得也许更应该避免“鲁迅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悲剧。七

在读者与鲁迅之间，存在着一个叫鲁迅研究学者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对于鲁迅的阐释形成了一个顽固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阐释下，鲁迅要么是振臂一呼的“精神界战士”，要么是金刚怒目的“斗士”，要么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要么是“存在主义者”，要么是极端怀疑一切阴郁的“怀疑论者”，要么是“学者”，要么是“翻译家”和“作家”，有人说他是四面一体的“智者”……他们各取所需，截取了鲁迅的某一侧面，并且放大，更有“后现代主义者”将鲁迅解构成碎片，让人无法靠近鲁迅。

我开始追踪鲁迅的心影踪迹，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我翻阅那些关于鲁迅研究的各式各样的论文，各种角度切入研究的著作，中国人的、日本人的、韩国人的，还有美国人的。我不禁发出疑问：鲁迅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隐约觉得，虽然置身多元语境之下，要想真正理解鲁迅，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首先，理解鲁迅需要精神足够深刻与丰富。就精神高度而言，依旧靠近先生不得。就知识结构而言，由于大学文科文史哲的分工过细，现当代学者注定不能靠近鲁迅。单看鲁迅的佛学藏书目录，就让人大吃一惊，先生阅读过的佛学书籍几乎囊括佛教两大体系（中观学、如来藏），就连出家人也未必读过这么多。因此，鲁迅与佛教这个专题连许多鲁迅研究专家也不敢碰。原因很简单，从事鲁迅研究的这些人都缺乏深厚的佛学素养。鲁迅研究已经进入了非要花费大工夫的时候了，否则难以摆脱琐碎和重复的命运。

其次，就气质而言，鲁迅先生兼具“作家”“学者”“思想家”与“翻译家”多重气质。作家巴金、邵燕祥、林斤澜、孙犁、张承志、余华、残雪、莫言、张炜、刘恒、刘震云、李锐等虽然也从精神气质与写作心态上与鲁迅靠得近一点，然而，不得不说，他们的精神境界、学识、人格力量都与鲁迅相差太多。学者王瑶、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厚、汪晖、王乾坤、邓晓芒、郜元宝、李新宇、张梦阳、王晓明、王彬彬、旷新年、彭小燕诸人，都从某些学理的层面认识鲁迅，而缺乏鲁迅身上的那种作家的艺术气质，即便如此，由于知识结构中严重缺乏哲学、宗教、历史与美学整体方面的素养，他们也与鲁迅有隔膜。兼具“作家”“学者”与“批评家”气质的孙郁、林贤治，他们敏锐的艺术感觉虽然为我追捧，但也在知识结构上有所欠缺。更不要说摩罗、余杰、孔庆东等人了。这里顺便提一下，李零先生知识渊博，兼具“作家”与“学者”的综合气质，他的思想力不可小看，他的那种孤愤的气质颇与鲁迅的个性相应，然而，李先生似乎不像鲁迅那样长久关注人内在精神与灵魂的更新，他大约没有在佛教与基督教等领域深入探索过。所以，要想靠近鲁迅，非要在“作家”“学者”与“思想家”三个层面下工夫了，可是这样的人到底在哪儿？鲁迅确实走得太远了，后代学人与作家无不笼罩在他长长的历史影子里。

再次，就我的感觉而言，鲁迅是一个集时代各种优势于一身的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师出名门（比如章太炎），归国后先后在教育部任职，担任北京大学教师，与名流学者都有交往和“过招”，无疑精神高度超越一般人。重要的是，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是因为其置身一个动乱的大时代，他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深有感触，有一种学院学者没有的“人间情怀”。除了在教育部做公务员外，他先后在绍兴、日本、杭州、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都生活过，可以说，他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于书斋学者的，而是自觉感同身受，同时代的学者中，有谁像他这样对苦难的感受超过名流？王晓明说他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学人”，确实如此。

是的，鲁迅作为一个人的精神传统，本质上是没有精神传人的。重要的是，在我们聚焦鲁迅的一刻，我们发现有一束精神亮光照亮了自己，虽然这亮光幽暗。这里，针对那些以鲁迅“精神传人”自居或以鲁迅精神作为依归的学人，他们除了欠缺上述东西以外，还有至少某种欠缺，那就是，他们欠缺鲁迅身上那种强烈的“失败”的精神自觉。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交代得很明白，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带有“失败”记忆感觉的人，“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也就是说，鲁迅对于从事启蒙或搞文学创作都是有所保留的，更重要的，他有一种先觉者的警觉，“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虽然老朋友金心异说服了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但是，鲁迅的内心是很矛盾的：“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

我认为，这正是鲁迅高于一般肤浅乐观的“精神传人”的地方。因为，鲁迅真正在苦痛的生活中沉浸过，他深知没有什么“出路”，苦于无法摆脱痛苦，“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鲁迅曾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对鲁迅来说，忏悔、反省和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鲁迅具有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对人性的幽暗面也有深刻的认识。鲁迅曾经说过，他希望独自扛下痛苦，好让青年朋友们能往光明大道前进。

所谓的鲁迅“精神传人”钱理群、林贤治、余杰、摩罗、孔庆东、范美忠等，曾经有段时间都在发扬鲁迅精神。在知识分子丧失尊严沦为精神工具的背景下，他们借助阐释鲁迅来建立自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把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过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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