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恒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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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研究试读：
前言
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产业发展是其子系统。虽然各子系统的内容和运行规律存在差异，但这一系统本身是完整的。每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运行具有协调性和同步性。如果这一协调性和同步性能够得以体现，整个系统的运行是最有效率的；如果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出现障碍，则经济运行效率会受到影响。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质，尤其是在经济社会领域，就农业发展而言，它不但是工业化的基础，而且受工业化的进程和性质的制约，早在1948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张培刚先生在其获得威尔士奖的博士学位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必然是在农业基础上的发展和转型。从产业升级角度来看，经济社会是从农业社会开始的，农业作为基本产业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并提供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积累，但工业社会并不意味着对农业的排斥，工业越是发达的国家其农业发展水平也越高。美国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创新能力和工业发展走在世界的前沿，其农业生产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言，美国是中国的88倍之多。同时，美国作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大国，其农产品贸易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9.2%，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人多地少，不能像北美及澳洲那样发展现代农场，但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这些现实表明，发达的工业必然有发达的农业，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基础。
在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历史悠久，在沟洫农业长达三千年的耕作史中，人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耕种知识，这些对于农业在现代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农业生产对精耕细作的强调以及一家一户耕种的传统，把农业囿于一个封闭的系统，割裂了它与现代产业的联系。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历程，从一开始的家庭小农经济体系，到集体大生产形式，再到改革开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无法打破家庭经营的体制约束。这也导致农业发展与工业和城市的运行存在性质上的不同，在市场中的行为特征存在差异，这也是导致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工业与城镇化之间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在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文献中，人们更关注结构优化及其效果，并将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增长和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称为结构红利，并在研究中广泛应用。由于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效率低下，缺乏城市工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也降低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整体效率。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片面工业化或城镇化的弊端，一直在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协调问题。到2011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同步发展目标，并对其内涵做了深刻的描述，即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四化”同步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系统，在互动中同步，在协调中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转型。
河南是一个传统农业大省，目前处于向现代工业大省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其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发展基础的典型性和发展道路的代表性，河南对转型发展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2010年河南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的《中原经济区纲要（试行）》指出，必须把城镇化带动“三化”协调发展作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的战略举措，把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在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后，又强调了信息化在推进“三化”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对河南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四化”同步一系列主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是对这一过程中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参与本书初稿撰写的有刘苗（第一章）、李博（第二章）、赵明奇（第三章）、赵耀中（第四章）、李映臻（第五章）、刘琳（第六章）、王变霞（第七章），而研究和写作提纲的拟定、全书的统稿均由李恒完成。博士研究生石琳琳认真通读了书稿，订正了文献、文字、图表和体例，对她的认真工作表示感谢。同时，感谢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出版基金的支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田康编辑，他高效的工作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河南省转型发展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相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能够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由于资料、数据的限制及自身研究能力所限，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同行指教和批评。李恒2017年5月于开封第一章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文献评论一 研究背景
从工业革命开始，机器设备的研发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并向全世界范围扩展。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影响深远。工业发展带动了人口聚集，城市的形成与扩张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经济表现形式，城市化反过来又成为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二者的相互作用机制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和研究者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基数大。依托自身优势并顺应国家发展战略与转型重点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河南省的发展重点。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机制，也成为河南经济转型发展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战略，河南省抓住机遇，以中原城市群为重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推进工业化。与此同时，河南省通过大力推进城乡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努力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聚集了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为城市化奠定坚实的要素基础；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工业上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形成工业化发展的动力保障。两者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协调、稳定、快速、有序发展。本章即以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为主题，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研究河南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并讨论其对河南省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产生的积极促进作用。二 文献评论
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者的互动发展机制研究吸引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较为成熟与协调，已经形成了稳定且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理论和经验；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起步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的处理不当，以至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动态关系，国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其代表人物是科林·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霍利斯·钱纳里、塞尔奎因等。科林·克拉克（1957）指出，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工业与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上升，而农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下降。库兹涅茨（1966）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验证了科林·克拉克的结论。钱纳里和塞尔昆（1989）指出，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变，进一步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二者相互促进，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刘易斯模型以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为基础，分析了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工业与农业间的流动过程，指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进行的（Lewis，1954）。刘易斯理论的分析是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但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失业，以及劳动力增加与经济发展不成比例等现象。随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指出农业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要保持同步，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采用劳动偏向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关系是松散的趋势化过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下存在较大的差别。诺瑟姆（1979）通过分析欧美城市化发展历程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S形曲线。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慢；在工业化中期，城市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隐性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工业化后期，也就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大于70%，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停滞，最终形成动态平衡。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经济越落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越缺乏连续性，二者互动关系恶化；当经济发展稳定且良好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且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显著；到最终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逐渐趋于稳定，二者的互动效应也逐渐弱化。
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的关系类型，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也有三种。一是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王小鲁、樊纲（2004）以钱纳里世界标准为参照，指出中国在不同时期城市化率均滞后于工业化率，且城市化水平较低。杨波（2001）以世界平均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模型，得出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比标准低了17.5个百分点。
二是认为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相对持平，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相对一致。程开明（2000）认为中国城市化是以城[1]市人口统计的显性城市化，忽略了隐性城市化，以二者相加得出的城市化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并没有滞后于工业化率。“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认为在比较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和世界平均水平时，要充分考虑货币价值、区域差异、我国实际发展情况等因素，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持平，不存在超城市化现象。
三是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差异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测度指标的差异导致的。石忆邵（2003）认为，不同的国家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不是十分合理。黄群慧（2006）指出，应该用动态的历史演进角度来分析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在一定时期里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就业人员与城市化人口的转化问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才能达到协调。
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诸多研究成果。胡爱华（2004）立足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辨析，将经济发展理论与城市化相结合，从产业结构和集聚经济的角度分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徐维祥（2005）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机制及运作模式。车莹（2006）基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情况，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动力，并对此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徐和平（2009）构建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机制，并为推动贵州省城乡经济长期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提供建议。肖立军（2012）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由于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殊的规律互动机制出现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应从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重构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机制。
已有文献对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综观现有文献发现，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已有的文献多是基于理论的角度检验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理论成熟且具有多样性；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研究多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标准和经验数据理论，对其复杂发展历程缺少相应的理论研究和解释。第二，国内关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受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我国学者大多关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发展关系是否同步，且争论较大；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而且受政策的影响较为深远，不能单从经济的角度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以规范分析为主，实证分析较少，二者各有优点和缺陷。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扎实，缺少数据支持，对未来趋势的分析预测依据不足；实证分析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侧重从数据的角度分析问题，缺少对政策、制度的研究，说服力有限。第四，已有研究多是基于宏观层面即全国层面研究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缺乏基于中观层面即省际层面的研究，更缺乏对河南省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虽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具有相同的特点和协调的关系，但是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区位条件和重点发展产业也差别很大，因此不同省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就具有了独特的地域性和时序性。第二节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与理论一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概念（一）工业化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化”这一名词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目前对于这一概念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在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文献与论著中，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定义。
一是从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来定义工业化。撒克指出，工业化的转变是从脱离农业结构化开始的，也就是说工业化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收入和就业总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例在国民收入和就业方面的比例不断上升（车莹，2008）。吴敏一、郭占恒（1991）对工业化的定义进行了补充，认为“工业化是指一国通过发展制造工业，推动和改进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而实现向工业国的转变”。
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角度来定义工业化。张培刚（2002）指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种定义下，工业化推动工业发展，更推动社会生产力变革，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
三是从工业化的表现形式来定义工业化，也就是说根据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方面的比例变化来定义工业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工业化定义为表现有以下特征的过程：“第一，来自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一般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
四是从资源配置结构的转换角度来定义工业化，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其资源配置领域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过程。西蒙·库兹涅茨（2002）指出，工业化的过程表现为“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
通过以上观点的对比和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各自的观点和角度不同，但是共同之处就是工业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工业化不仅指工业发展，还表现为，工业生产活动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致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二）城市化
城市化，在外文文献中被译为Urbanization，意指“使……具有城市特性”。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较早，而城镇化是我国在20世纪末提出的，人们也常常用“城镇化”替代“城市化”。因此，本书采用“城市化”的说法更为严谨。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各种文献和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角度或方法，都会定义出不同的范畴，其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从狭义来看，城市化可以理解为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或城市人口的过程。要实现城市化，需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程度、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城市公共建设问题等。
从广义来看，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动态变化的过程。蔡孝箴（1998）认为，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在空间上的聚集，逐渐转化为城市的主要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由此得出，城市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第二，农村土地逐渐转化为城市用地，城市面积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规模变大；第三，城市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的生产方式不断向外传播、扩散，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小，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市一体化。二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推动工业化的变革和发展，所以说技术水平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又积极影响着技术的改进。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在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我们也注意到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手工业为主的生产，到电力机器的生产，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计算机自动化生产。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发现了产业间收入的相对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规律。随后克拉克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不同产业收入的相对差距扩大，劳动力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进而流向第三产业。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分析和比较国家每个时间段经济的增长量和就业结构比例的改变等特征数值的基础上，研究相关因素的关系，得出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将逐渐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制造业主导，进而转变为服务业主导。该结论也印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即产业结构的改变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
随后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钱纳里-塞尔昆模型。从该模型可以看出，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减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则逐渐增大。同时就业结构比例变化也表明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始终是稳定上升的，且比例较大。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相应发生改变。产业结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说生产资源从农业转向工业，这就是工业化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劳动力在零散的手工工厂工作，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模式是一种分散的、不集中的生产模式。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逐渐集中到工厂，工厂规模也逐渐扩大。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稳定的大工业体系形成时，工业已经形成了生产规模，进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人口的集中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效应，进而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所以说工业化的集聚效应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又积极作用于工业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者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前，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工业方面，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带动就业结构的改变，进而促进人口的集中和聚集，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时，产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服务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产生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水平，不仅从物质方面，而且从教育、文化等方面影响城市化的发展。（二）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是人口和资本的集中与聚集，正是这种集聚效应的影响带来的外部效益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本身最显著的特性就是“集聚经济”，最早提出集聚经济概念的是德国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他指出集聚经济是企业通过空间集聚形成新的生产力布局，节省交易成本和运输费用，并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口和资本的集聚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企业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增加利润，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从数量上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种类，从质量上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成本。这就是企业内部的集聚经济效益。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企业既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化水平，又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发展。专业化和分工化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本身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验和知识的传播等溢出效应，间接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效率，推动行业的发展。同时，产品的多样化又加强了对市场需求的刺激，吸引其他行业加入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的外部竞争加大，产业内部的关联增强引起的经济发展又称为“区位经济”。
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巴顿（K.J.Button）在企业集群理论研究中也提到了企业集群与创新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必然会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信息在企业、顾客与市场之间的流动速度会加快，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有利于提高企业采纳信息并进行改进的速度。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行业发展加快，也提高了该区域的工业化程度。
在奥格尔与邓肯的研究中发现，美国1900～1935年的600项创新改革中有50%以上的比例是发生在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由此可见，人口的集聚对创新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
城市化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集聚效应，城市化经济是空间经济的集聚化，是城市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互动发展的机制。这种集聚效应理论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又结合经济地理学、创新经济学、地区竞争优势理论等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地理集聚的内在运行机制，认为集聚力的大小取决于贸易成本和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高低。在创新经济学中，根据罗默的总生产函数模型，创新增量方程和创新速率方程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创新的动力机制，其结果是一方面带来了创新的经济溢出效应——规模递增，另一方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创新。波特的地区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地理的集中可以提高地区的竞争力，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产业的聚集是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以外，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也提出了相应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了山水城市论，指出城市规划要考虑到生态环境，体现“尊重环境”“以人为本”的理念。杨培峰也提出，城乡一体化使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配置，还共享现代文明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在城乡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郊区经济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里既有农业活动又有非农业活动，随着城市经济的成熟，郊区经济也逐渐被城市经济吸收，最终实现城市化的整体扩张。（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模型
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经典模型是钱纳里-塞尔昆模型，该模型通过对1950～1970年的10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解释说明了部门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概括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根据钱纳里-塞尔昆模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也会提高。在一定范围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率之间呈正比例对应关系这一定论也被经济学家称为“钱纳里标准”。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时，都选择钱纳里-塞尔昆模型的对应关系来分析。
实际上，采用钱纳里标准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相对具有参考意义的，但是仅仅采用钱纳里-塞尔昆模型来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就过于狭隘了。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有很多种，该模型所提供的数据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1983）提出了改进的模型：U=0.052+1.882I，r=0.993。式中U代表城市化率，I代表工业化率（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r为相关系数。由公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每变化1%，U也随之变化1.882%，其中定义IU=I/U。参考世界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当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比较适度且二者呈耦合联动、协调发展状态时，IU大致为0.5。以IU=0.5为参考标准，当IU明显低于0.5时，说明城市化率远远大于工业化率，此时，城市的人口既包括非农业人口也包括农业人口，且城市化发展水平高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当IU明显高于0.5时，说明非农业人口没有全部集中在城市，城市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率远远小于工业化率。在实际研究中采用该标准的学者认为，该标准对于衡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可靠的参考性。第三节河南省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地形多以平原为主，西部和南部多为山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南省紧靠黄河，水力资源丰富。河南省以农业为基础产业，是全国粮食大省，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基地。同时，河南的人口也逐渐增加，成为我国的人口大省。工业基础薄弱、人口基数大，是河南省长期的典型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各省份竞相发展，河南省也不落后。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62.92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9599.31亿元，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1%～12%。2013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32155.86亿元，比上年增长9.0%，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农业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工业发展速度缓慢地提高，服务业发展迅速，总体经济稳步上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布局后，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环互动，不仅要促进工业化的发展，而且要提高城市化率，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从河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推动河南省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 河南工业化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河南的工业化基础薄弱，1978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62.92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为59.20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32元，远远落后于同期381元的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后，在30多年的时间里河南省的工业化逐渐由工业化初期过渡到了中期加速发展阶段。
一是工业发展速度平稳提高。工业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59.20亿元稳步上升到2012年的15017.56亿元，约是1978年的254倍，其中工业增加值达到1068.24亿元，是1981年工业增加值的25倍。工业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36.33%上升到了2012年的50.74%，工业的产业贡献率也从1981年的10.2%提高到了2012年的59.8%，由此可见，工业的平稳发展是河南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
二是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工业增加值远远高于轻工业，且比例一般来说是3∶1，重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68%，极大地推动了全省的工业化发展。优势产业的发展出现分化，传统的高消耗、低产能的产业发展速度减缓，尤其是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增速仅为5%左右，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6个百分点。同时，电子信息、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等产业均保持了15%左右的增速，极大地拉动了全省工业增长。其中终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产量明显增加。
三是工业经济效益总体上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154.39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2654.83亿元，2012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高达52276.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税前达到6107.52亿元，税后为4016.39亿元，利润增长率为12.5%。
四是就业人员增长较快。工业从业人数从1980年的304万人上升到了2012年的1919万人，尤其是2004年后，年均增加值在100万人左右。工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也从1980年的10.4%提高到了2012年的30.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工业化的发展引起劳动力集聚，扩大了就业规模。
总体来说，河南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一直稳步上升，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总体经济效益显著增加，就业人员比例明显提高。河南省已经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逐渐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努力实现“中原崛起”。二 工业化水平的测度
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该定理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消费资料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其中，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就是霍夫曼比例。霍夫曼比例越小，表明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越高。在研究工业化水平时，霍夫曼比例是不错的参考标准。本章采用《河南统计年鉴》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产值之比来代替霍夫曼比例，进而测度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
根据霍夫曼比例，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产业发展迅速，资本资料产业发展较为落后，二者之比约为5，霍夫曼比例为5（±1）；第二阶段，消费资料产业发展速度减缓，但仍在发展，资本资料产业发展迅速，但其产值远小于消费资料产业产值，前者与后者之比约为2.5，霍夫曼比例为2.5（±1）；第三阶段，消费资料产业与资本资料产业发展规模大概一致，二者之比约为1，霍夫曼比例为1（±0.5）；第四阶段，资本资料产业继续发展，其产值超过消费资料产业的产值后继续上升，二者之比小于1，霍夫曼比例也就在1以下。
由表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轻工业产值与重工业产值之比一直保持在1左右，根据霍夫曼比例，河南省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第四阶段，也就是说河南省工业化水平较高。但是，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上述判断是错误的。因此，霍夫曼比例不能正确测度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霍夫曼定理是根据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早期发展现象总结出来的结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和第三产业发展，都会影响霍夫曼比例测度的正确性。表1-1 1978～2008年河南省轻重工业产值比重
1940年克拉克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后转移至第三产业。该理论主要反映了人均GDP、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工业化发展的规律（见表1-2）。表1-2 配第-克拉克定理
根据《河南统计年鉴》，从1980年到2012年的人均GDP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如表1-3所示。表1-3 河南省三次产业就业比重
从表1-2和表1-3的对比中可知，河南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1980年的81.2%下降到了2012年的41.8%；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稳步上升，分别从1980年的10.4%和8.4%上升到了2012年的30.5%和27.7%。结合表1-2和表1-3，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河南省工业化进程已经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发展，也就是说河南省工业化发展处于中期阶段。
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利用各国经济发展数据分析得出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规律的结论，也就是库兹涅茨发展模式（见表1-4）。表1-4 库兹涅茨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人均GDP涨幅较快，从1980年的317元提高到2012年的31499元，产业结构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发展，其中三次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40.7∶41.2∶18.1逐渐转变为12.7∶56.3∶31.0。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最明显，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已经超过50%，达到高位稳定期。与库兹涅茨发展模式相比，我们发现，河南省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基本可以判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会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河南将进入工业化后期。三 河南城市化水平测度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领导方针以来，河南省的城市化建设开始稳步发展。1983年，按照国务院“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方针，河南省以稳步发展小城镇为基础，发挥各自的特长优势，以经济水平划分行政等级，积极推动小城镇发展为城市。到了1991年，河南省的城市数量为27个，是1978年城市数量的2倍，城市人口达到152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17.4%。
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加大资金、资源、技术等各方面的投入，推动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进而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扭转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深入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到了2002年，河南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6487元，城市人口达到2480万人，城市化率为25.8%。
党的十六大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河南省城市化率仅为27.2%，远低于全国城市化率40.53%的平均水平。河南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工业化进程，吸引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措施的实施推动了全省城市化发展进程。2013年河南省城市化率已达到43.8%，全国城市化率为53.73%，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3个百分点，这说明河南省的城市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同时，河南省还实施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建立城市新区和产业集聚区，并全面放开县（市）及小城镇户籍限制，这些措施都加快推动了河南省城市化发展进程。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解释，城市化率的值为城市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因此，对比分析1980～2012年河南省与全国的城市化率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全国经济比较落后，二者差距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河南省经济较为落后，城市化率年增加值小于全国城市化率年增加值，因此城市化率差距逐渐加大，2003年二者差距达到最大值13.33个百分点。随后二者差距逐渐缩小，河南省城市化率增长幅度大于全国城市化率增长幅度，到2013年年底，河南省城市化率提高到了43.8%，全国城市化率为53.73%，而同期较为发达的省份的城市化率为：江苏省63%，浙江[2]省63.20%，广东省67.40%。所以说，河南省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城市化发展空间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集聚程度的提高，城市结构的合理化也越来越重要。随着河南省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劳动力转移，城市人口集聚程度提高得越来越明显。1990年，河南省的城市数量仅为26个，实行城镇化发展战略后，河南省城市化发展迅速，其中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在1995年年底达到了36个，2000年发展到了38个；城区建成区面积扩张明显，从1990年的605平方公里扩张到2000年的1074平方公里，随后扩张到2012年的2219平方公里。
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城市规模的认定，以市区人口为标准，各城市等级划分标准分别为：小城市人口数量在50万人以下，中等城市人口数量为50万～100万人，大城市人口数量为100万～500万人，特大城市人口数量为50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划定标准将重设，众小镇将变为“市”。2012年，郑州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90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599万人，已经达到了特大城市的标准；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个，即洛阳、商丘、南阳、新乡；50万～100万人的城市有10个，20万～50万人的城市和县城有14个，10万～20万人的城市和县城有30个，3万人以下的建制镇有747个，初步形成了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发展模式。目前，河南省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四大经济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由于自然禀赋、产业布局、区位条件和区域分工的不同，四大经济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起到了明显的支撑和带头作用。2012年，中原城市群实现工业增加值7846.76亿元，占全省的61.9%；豫北经济区实现工业增加值1590.58亿元，占全省的12.55%；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实现工业增加值1480.5亿元，占全省的11.68%；黄淮经济区实现了工业增加值1757.86亿元，占全省的13.87%。四 河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度
根据1980～2012年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情况，结合前文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模型，对河南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5所示。表1-5 河南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度
由表1-5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I/U一直在0.7以上，尤其是1985～1997年I/U超过1，说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河南省工业基础薄弱、农村劳动力规模较大、城市发展规模有限，所以城乡二元化比较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在1997年以后，在国家调整经济发展结构的战略指导下，河南省I/U的值开始逐渐下滑，说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开始快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但是由于河南省的特殊情况，I/U始终保持在0.7左右，说明了河南省城市化发展进程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第四节城市化与工业化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一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由上文分析可知，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以同步增减的速度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发展。那么从本章的研究方向分析在河南省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之间的互动发展机制，就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工业化水平衡量指标的选取决定着分析判断的基础，针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以工业增加值比重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方法会高估工业化水平，以人均GDP指标反映的工业化水平与实际工业化水平会有所偏差，以非农就业结构反映工业化水平会受到农业及其他因素影响而有所偏差。综上所述，本章以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工业化率（I），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市化率（U），对应上文所列指标，本章选取的数据指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12）》的年度数据，选取1990～2012年共2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数据的数值较大，为消除异方差，本章对数据采取取对数的方法，分别以其对数值指代实证分析中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第一步是对U、I进行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单位根ADF检验，检验该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第二步是确定U与I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二者只有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才能进行下一步；第三步是格兰杰检验，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最后的回归方程。二 实证检验结果（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平稳性检验是时间序列分析有效的基础，能够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通常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也就是ADF检验。
对原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偏自相关系数的值可以判定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不平稳，然后对数据的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本章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序列平稳是指序列与时间无关，同时方差不随时间推移发生系统变化。若一个变量序列P，P，…，P在成为平稳序列之前经过了d次k，1k，2k，n差分，则该序列被称为d阶平稳序列，记作I（d）。检验结果如表1-6所示。表1-6 一阶差分平稳性检验结果
由ADF检验结果可知，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值小于显著水平值，通过检验，即时间序列是平稳的。通过一阶差分检验单位根，P值分别为0.0461和0.0438，也就是说否定原假设，U与I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可以进行第二步——协整检验。（二）Johansen检验
由上一步得出的两个平稳时间序列的单整结果相同，说明二者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以本小节进行协整检验。对一阶差分通过平稳性检验的两组数据进行Johansen检验，时间序列可能包含确定趋势项和随机趋势项，协整方程可能包含截距和趋势项。协整方程有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序列y没有确定趋势项且协整方程无截距：H（r）：∏y+Bx=αβ′y （1-1）ttt2-1-1
第二种情况，序列y没有确定趋势项且协整方程有截距：*H（r）：∏y+Bx=α（β′y+ρ） （1-2）1t-1tt-10
第三种情况，序列y有线性趋势项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H（r）：∏y+Bx=α（β′y+ρ）+aγ （1-3）1t-1tt-100
第四种情况，序列y和协整方程都有线性趋势项：**H（r）：∏y+Bx=α（β′y+ρ+ρt）+aγ （1-4）t-1tt-1010
第五种情况，序列y有二次趋势项且协整方程有线性趋势项：*H（r）：∏y+Bx=α（β′y+ρ+ρt）+a（γ+γt） t-1tt-10101（1-5）***
其中，a是m×（m-t-r）阶矩阵，并且满足a′a=0，且rank（|aa|）=m。对于上述五种情况，采用系数矩阵的协整似然比检验方法。协整似然比检验假设为：H：至多有r个协整关系，H：有m个协整关01系。
检验迹统计量：
其中，λ是按大小排第i的特征值，T是观测总数。i
Johansen检验结果如表1-7所示。表1-7 Johansen检验结果
由表1-7中数据可知，二者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二者一体化水平较高，同步发展。（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存在显著协整关系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8所示。表1-8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1-8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续表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VAR模型中的变量城市化率的一阶差分是工业化率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以判断，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河南省的经济基础薄弱，在1990～2012年的发展过程中金融经济、房地产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发展是推动城市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空间经济的集聚化效应，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四）回归结果
根据上文分析，分别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如下：ln U=-1.239744+1.4568ln I2t=2.147974，R=0.739574 （1-7）
由回归方程分析可知，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较高，说明河南省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程度较高，工业化率每增加1%，城市化率就会相应提高1.4568%。这与实际发展情况相符。F统计量为259.64332，对应的P值为0，小于0.05，表明方程总体线性显著。R的数值为0.739574，表明解释变量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73.9574%的变动，对于VAR模型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说，这种拟合水平也是可以的。总的来说，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机制运行良好。三 河南省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
河南省的发展离不开中原经济区的优越区位条件：一是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倾斜，鼓励河南省积极承接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二是表现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设施网络。因此，本章从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外贸易这三个影响因素出发来分析河南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发展情况。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之和表示。本章分别以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和比例关系的重要指标。随着河南省工业化发展的加速，固定资产投资在工业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能够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工业化的发展支撑城市化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中期阶段，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持平，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城市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在后期即工业化与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此时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表明，1870～197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055和0.9770，1920～1979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621和0.9287。可见，工业化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第二产业或工业产值的增加，而且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发展机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浪潮下，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通过进出口贸易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扩大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工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化的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调整了产品结构，更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资本的积累，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居民收入增加，刺激了居民的消费，进而促进了贸易的交流。
本章以固定资产投资额（F）、第三产业就业比重（N）、进出口总额（T）为自变量，分别以工业化率（I）、城市化率（U）为因变量，样本选取年份为1990～2012年，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数值较大，为消除异方差的问题，本章对数据采取取对数的方法，通过回归方程的分析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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