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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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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乐试读：

书名：爵士乐

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译者：潘岳,雷格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10-01

ISBN：9787544265003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献给R W 和乔治我乃声音之名名之声音。我乃文字之符号歧异之显现。——《雷霆，完美的精神》纳格·哈马迪手稿序“她站在那儿，舔着上嘴唇的雪花，除了握着刀子的左手，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叙述不行，因为这样一来，后面都会变得机械而又落了俗套：接下来必然是“然后她……”。我当时想通过一种特别的透镜，来再现美国黑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这能很好地反映出黑人音乐中的浪漫，自由，死亡，诱惑，愤怒等等元素，以及它的表现风格。

我曾看到一个漂亮姑娘躺在棺材里的照片，读到拍摄者关于她死去的前因后果的回忆。从那时起，我就已经确定了这部小说的时期、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述的主线。在《哈莱姆死者之书》中，摄影师詹姆斯·范德齐向卡米尔·比洛普斯讲述了那个姑娘的死：“我认为她是在一次派对上，被她的情人用无声手枪射杀的。在派对上，她说自己觉得不舒服，朋友们说：‘那你干吗不躺一会儿呢？’然后他们把她带到屋里，让她躺下来。他们帮她脱掉衣裳，这才看见裙子上的血迹。他们问她怎么回事，她答道：‘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哦，我明天再告诉你们。’她只是希望给情人一个逃跑的机会。为了拍照，我把鲜花放在了她的胸前。”姑娘认为情人复仇是合法的，但她甘冒生命危险来拖延时间的想法，实在太幼稚、太愚蠢、太沉溺于凄美爱情所要求的牺牲了。在我看来，这里弥漫着蓝调音乐所散发出的芬芳，同时，也燃烧着爵士乐那不可遏制的激情——它因而成为一颗生发故事情节和线索的种子。

关于一个人在奴隶制度的威胁和感情扭曲之下，如何珍爱以及珍爱什么，《宠儿》给出了许多思路。其中一个思路——爱是永恒的哀悼。这让我考虑到另一个类似的思路：这种珍爱后来是如何在一种特定的自由中改变的。这种改变在音乐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我对爵士乐所预见和引导的现代性，以及它那不可理喻的乐观，感到震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无论个人命运和种族前景如何，这音乐坚持强调过去会来折磨我们，但不会将我们套牢。它要求一个未来——并且拒绝将过去看作“……别无选择的旧唱片，只能在裂缝处不停地重复自己，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唱针抬起”。

我花了三年时间，让人物表逐渐成型——生于南方的一对老夫妻；一种城市特有的自由抓住了他们的心；从后重建时期南方的威胁转到后“一战”时期北方的希望，这种剧变带来的感情失控。夫妻两人被迫对一个将新的风险塞进他们生活的姑娘作出反应——这种风险与其说是身体上的，毋宁说更是心灵上的。为了再现这个时期的原汁原味，我读了一九二六年的每一期“黑人”报纸，那些文章、专栏，甚至是广告。我读了主日学校课程、毕业典礼日程，以及妇女俱乐部的会议备忘录、诗刊、随笔。我听了带刮擦声的“黑人”唱片，标签上标着正点、黑天鹅、象棋、萨伏伊、国王、孔雀。

而且我还有记忆。

一九二六年，我母亲二十岁，我父亲十九岁。五年后，我出生了。他们都是在小时候就离开南方的，满脑袋都是混合着古怪的思乡之情的鬼怪故事。他们放二十年代的唱片，唱二十年代的歌曲，读二十年代的书报，穿二十年代的衣服，说二十年代的语言；还没完没了地就“黑人的地位”展开辩论。

我还记得打开厅里的铁皮箱子、仿佛打开了一个百宝箱的情形。箱子的锁是扣住的，而不是用钥匙锁上的，那令我激动万分；它的圆头，那些圆柱体——所有部分都紧紧相扣，吻合、妥贴。箱盖很重，但铰链很细；这里是偷偷摸摸地进入宝藏的捷径，但我被告知：永远不许靠近。我太小了，还没上学，没有姐姐在身边，日子长得没有尽头。她有了每天都要赴的约会（上小学一年级），所以一本正经的，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而我则无所事事。我母亲在后院。房子里没有别人，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锁有多么好打开，箱盖掀起的时候有多么轻便。我相信宝藏就藏在那里，它也确实没令我失望——绉纱裙上面有一只晚会手袋，很小，珠光宝气的，边上还缀着黑玉和玻璃串珠。

我母亲听到了尖叫声，我自己却没有听到。我只记得箱盖砸到我手上时的剧痛……再醒来时我已经在她的怀里了。我以为母亲会因我淘气而对我发火，但她没有。她安慰我，唱着小曲，用一块三角形的冰块敷在我的手上。我刚才是晕了过去！等我将我的疼痛、我得到的爱讲给姐姐听时，她该有多么忌妒啊。但是看见、研究那个手袋和宝藏的事——我是不会告诉她的。我会把对母亲过去生活的窥视藏进心中。它是私密的。它闪闪发光。现在，它也属于我了。

在《宠儿》对母爱的聚焦之后，我试图研究夫妻之爱——将婚姻关系中“个体”的重新配置，将张扬个性与承担义务进行妥协。浪漫之爱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指纹，爵士乐是它的发动机。

尽管我有了一个概念、一个语境、一条情节主线、几个人物、一些资料，我还是不能建立意义——不是信息，而是存在其间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题目应尽可能靠近这个思想本身——即爵士乐年代的本质。在这样的时刻，一种美国黑人艺术形式从多种途径定义、影响、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性放纵的勃兴，政治、经济和艺术力量的爆发；宗教与世俗的伦理冲突；过去之手被当下碾碎。然而，其中最首要的，是创造。即兴创作，原创性，变化。这部小说不仅是描写这些人物，它还要力图成为他们。

我进入那个世界的努力总是遭到挫败。我无法找到那个声音，无法设置焦点。故事开篇说的是遭到背叛的妻子企图杀死她的情敌。“她站在那里，舔着上嘴唇的雪花……”还凑合，也许。但是，这还不够把这出组合戏剧的不确定性，从素材或人物那里提升出来。我知道关于这个妻子的一切，可是由于无法以合适的语言来表现她，我感到气馁，把铅笔扔到地上，烦躁地吮着自己的牙齿，想道：“噢，可恨！这算怎么回事？我了解这个女人。我知道她裙子的尺码，知道她睡在床的哪边。我知道她发油的牌子和气味……”于是我写了这些，毫不费力，从未间断，玩味，只是玩味着那个声音，甚至不考虑“我”是谁，直到叙述者看起来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能够——愿意——与创造、即兴创作、变化的过程并行和开始介入。发表意见、评判、冒险和学习。我写过的几部小说，其结构是为了增强意义而设计的；而这回，结构就是意义。这个挑战就是揭穿和埋葬技巧，超越规则。我并非只想要一个音乐的背景，或者仅仅把它当作点缀随便提及。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展示音乐的智力、感性、无序；展示它的历史、它的流变，以及它的现代性。

我的母亲唱歌，就像其他人沉思一样。在我脑海里那个熟悉的场景中，持续地飘荡着母亲美丽的歌声：“万福马利亚，满被圣宠者……我今天早上醒来，头痛欲裂／我新的男人只留给我一间屋子和一张床……亲爱的主啊，引导我……我要给自己买一支枪，只要我还站得高……爱情是只反抗的鸟……当深紫色笼罩在雾蒙蒙的花园墙上……我有自己的性情和方式／要是我的男人开始动粗，我就让他找个新家……哦，神圣的夜啊……”就像后来被称作爵士乐的音乐一样，她从一切地方吸收素材，什么都可以——福音，经典，布鲁斯，赞美诗——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音乐。

多么有意思啊！营造气氛、选择调色盘、探测她年轻生命的声音，然后把它全部转换成语言。这语言魅力无穷，光芒四射，就像一个珍藏在箱子里的晚会手袋！

正文

嘁，我认识那个女人。她就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曾经养过一群鸟。也认识她丈夫。他迷上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被那么一种深不可测、鬼使神差的爱情闹得又是幸福又是悲伤，结果，他为了维持那种感情，朝姑娘开了一枪。那个女人名叫维奥莱特，她到葬礼上去看那姑娘，还拿刀子去划死者的脸，结果大家把她摔倒在地，然后扔出了教堂。之后，她在漫天大雪中跑掉了，回到家里，把鸟都从笼子里掏出来拿到窗户外面，随它们冻死或是飞走，包括那只会说“我爱你”的鹦鹉在内。

她跑回家时穿过的那场雪被大风吹乱了，雪地上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所以有一阵子谁也搞不清楚她到底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什么地方住。可是，像我一样，大家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她的丈夫乔·特雷斯，开枪打死了那个姑娘。一直没有人去告他，因为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开枪，而那死去姑娘的姨妈知道花钱也买不来什么好处以后，也不想把钱白白扔给那些没用的律师和哈哈大笑的警察了。更何况，她还发现那个杀了她外甥女的男人整日以泪洗面，而这对他、对维奥莱特，都跟蹲监狱一样糟糕。

虽说维奥莱特惹了麻烦，她还是在“塞勒姆妇女互助会”一月份的例会上被提名为困难补助的对象，不过随即遭到了否决。这是因为现在只有祈祷——而不是金钱——才能够帮助她，因为她还有个多少有点本事的丈夫（他可不能再垂头丧气的了），还因为住在134街的一个男人和他全家遭了火灾，什么东西都没剩下来。互助会活动起来，给那烧得精光的一家子张罗救济，而把维奥莱特搁下，让她自己琢磨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该怎么处理好。

这个维奥莱特五十岁了，瘦得皮包骨头，不过，就是在她搅乱了葬礼的时候，还是很好看。你会想，被人从教堂里给扔出来，应该算到头了吧——丢人现眼，还有别的——可是，还没完哪。维奥莱特真是差劲得可以，也好看得可以，她竟然想，就算自己没有屁股、也不年轻了，她还能给自己找个男朋友，让他到家里来幽会，以此惩罚乔。她以为这会把他的眼泪擦干，同时也让自己得到些满足。我估摸着，那本来是行得通的，可是，自我毁灭的孩子是很难高兴起来的，他们总是轻易相信，没有人因为他们实际上不在了还爱他们。

然而，乔压根儿没注意到维奥莱特和她的男朋友。是她踹了那个男朋友，还是男朋友甩了她，我不敢说。可能是他觉得，比起他对隔壁房间那个伤心欲绝的男人的同情，维奥莱特的馈赠太微不足道了。不过我拿得准的是，那桩烂事持续了不到两个星期。维奥莱特的下一个计划——跟她的丈夫重拾旧爱——还没立稳脚跟就抽了她一嘴巴。她能做到的只有给他洗手帕，把饭菜摆到他眼前。有毒的沉默好像一张大渔网在房间里漂浮，只有维奥莱特一个人声色俱厉，倒打一耙在数落乔。白天乔总是没精打采的，到了晚上他们两人又都焦灼不安，这肯定把她给折腾惨了。于是她决定去爱——或者说，去了解——那个十八岁的姑娘；那张她曾经想一下子划开的奶油色小脸蛋，其实不过是个草包而已。

维奥莱特起初对那个姑娘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名字、年龄，还有就是那家合法执业的美容院对她的评价相当不错。于是她着手搜集其他信息。也许她觉得可以用那种方式揭开爱情之谜。祝她好运，咱们走着瞧。

她见人就打听，首先去问楼上的邻居玛尔芳——是她第一个把乔的脏事告诉了维奥莱特，而且，乔和那个姑娘就是用她的公寓作了爱巢。从玛尔芳那里，她了解到那个姑娘的住址和家庭背景。从合法执业的美容师们那儿，她了解到那个姑娘用什么颜色的口红，她们用了哪把火剪子给她烫头发（我倒是觉得那个姑娘不需要把头发拉直），那个姑娘最喜欢哪个乐队（“苗条贝茨”的黑檀木键倒还不错，可那个主唱肯定是他的女人，要不他干吗让她糟蹋他的乐队呢）。维奥莱特请教了乐队的人，跳起了那个死去的姑娘曾经跳过的舞步——整整一套。她把那种舞步跳得滚瓜烂熟——双膝惟妙惟肖，所有人，包括她的前男友，都觉得她恶心极了，这一点我当然不意外。这就好比看着一只浪迹街头的老鸽子去啄猫儿掉下的沙丁鱼三明治的渣子。可维奥莱特偏偏非常执拗，冷嘲热讽和白眼都拦不住她。她出没于PS-89学校，找认识那个姑娘的老师们谈话。她也去了JHS-139学校，因为那个姑娘在长途跋涉去瓦德雷上学之前曾经念过那个学校，原因是她所在的区里没有一所高中招收黑人女生。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缠着那个姑娘的姨妈不放，那是个高贵的女士，偶尔能在服装区找到俏活儿。到头来姨妈也没了魂儿，开始盼着维奥莱特来，跟她一起聊聊外甥女的少不更事和品行不端。姨妈把死去姑娘的遗物都拿给维奥莱特看，她自己也渐渐明白（就像我一样），这个外甥女既固执又狡猾。

有一件东西很特别，姨妈拿给维奥莱特看，最终又让她保存了几个星期，就是那个姑娘的一张正面照片。没在笑，但至少是活生生的，而且非常大胆。维奥莱特鼓足勇气，把它摆在自己家起居室的壁炉台上。她和乔都迷惘地望着它。

这个家本来够凄惨的，鸟都没了，他们两个又整天哭泣抹泪；可是春天来到大都会的时候，维奥莱特看见另一个头发在脑袋两边各烫成四道波浪的姑娘走进公寓楼，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正点”唱片，手上拿着一包生肉。维奥莱特请她进来试试唱片，莱诺克斯大道上的三角丑闻就这样开始了。这事好不了，指不定谁要朝谁开枪呢。

我为这大都会发狂。

日光斜射，像刀片一样将楼群劈为两半。在上半块，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很难说清楚哪些是真人，哪些是石匠的手艺。下半块是阴影地带，所有玩厌了的把戏都在那里发生：单簧管和调情，拳头和伤心女人的哭声。这样一座城市让我容易做不切实际的美梦，容易感情投入。嗳。就因为上面是明亮的钢铁在摇晃，下面是阴影，才会这样。当我沿着河岸的一块块青草地望过去，看见教堂的尖塔，看见公寓楼奶油色和紫铜色的大厅，我才觉得踏实。是的，很孤单，但是高高在上，牢不可破——就像一九二六年的大都会，所有战事都已结束，而且再不会有下一次了。下面阴影里的那些人为此感到高兴。终于，终于，一切都欣欣向荣了。聪明人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则表示同意：新时代来临了。注意啦！都过去了！悲伤的玩意儿，丑恶的玩意儿，让人无可奈何的玩意儿，过去人们生活的方式，全忘了吧！你们看吧，历史终结了，你们大家，还有一切，终于都欣欣向荣了！在大厅里，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人们憧憬着未来的计划、桥梁和迅速对接的地铁列车。A&P超级市场雇用了一个黑人职员。长着大粗腿和粉红色猫舌头的女人们把钞票卷成绿色纸筒存起来，然后大笑着搂作一团。普通人把小偷堵到小巷子里，把丢掉的钱马上抢回来，如果这家伙是个傻瓜、抢错了人，他可要遭到小偷们的围堵了。阿飞们四处分发糖果，尽可能让自己引人注目，为了哗众取宠，他们衣着格外花哨，并且寻衅滋事。谁也不想给送到哈莱姆医院的急救室，可要是轮到那个黑人外科医师出诊，自豪感就会令疼痛减轻。再有，尽管有人宣称第一批黑人护士的头发同正规的贝尔维尤护士帽不相称，现在还是有了三十五个护士了——全部都是尽心尽责、技艺超群。

没有人说过这里美妙，没有人说过这里日子好过。要紧的是果断，还有，如果你对铺开来的街道图下过一番功夫，大都会伤害不了你。

我没有肌肉块，所以我不能当真指望自己保护自己。可我知道怎样多加小心。主要的一点就是保证不让任何人完全了解我。其次，我仔细观察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赶在其他人之前猜出他们的打算、他们的动机。你得明白，跟一座大都会较量是什么滋味：我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无知和犯罪。然而，这仍然是我唯一的生活。我喜欢大都会，它让人们觉得自己能够为所欲为，能够逍遥法外。我到哪儿都看得见他们：富有的白人，普通的白人。他们涌进由比他们更富有的黑人妇女装饰了一遍又一遍的大宅；看着彼此的样子，双方都有点幸灾乐祸。我见过黑犹太人的眼睛，洋溢着对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怜悯，掠过食品摊和放荡女人的脚踝，与此同时，一阵轻风掀动了UNIA成员帽盔上的白羽毛。一个黑人男子吹着萨克斯管从天而降，在他的下方，两栋楼房之间的空场，一个姑娘正认认真真地对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说着话。他把手伸到她的嘴唇上，抹掉上面的一点东西。她一下子安静下来。他抬起她的下巴。他们站在那儿。她抓住提包的手放松了，脖子弯成一道优美的弧线。男人把手扶在她头顶的石墙上。从他下颚的蠕动和头部的转动，我知道他长着一条绝好的舌头。太阳溜进他们身后的巷子。它下落的过程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大都会你想干吗就干吗，不论你干什么，它总在那里支持你、塑造你。在它的街头巷尾发生的一切，强者都想象得到，而弱者只有羡慕的份儿。你要做的只是留心它的来龙去脉——它向你展开的方式。要慎重，别忘了你想到哪里去、你明天可能会需要什么。

我在自己的头脑中生活了好久，也许太久了。人们说我应该多跳出来一些，调剂调剂。我承认我跟外界挺隔绝的，可要是你也像我一样被人撂在那儿傻站着，你的对象却被另一个约会耽搁住了，要是他答应晚饭后只陪你一个人，却在你刚一开口讲话时就睡着了——哼，你稍不留神就会变得不友善起来，我可最不愿意那样了。

在大都会，友善是金；你必须十分聪明，才能找到既热情好客又严加防范的窍门。知道什么时候去爱，什么时候放弃。要是不知道的话，到头来你会失去控制，或者被身外的什么东西控制住，去年冬天那件棘手的案子就是个例子。常言说得好，福兮祸所伏，没有什么是安全的——连死人也算在内。证据是，维奥莱特公开袭击的恰恰就是葬礼的主角。还差三天就到一九二六年了。一大群善于思索的人看到了征兆（天气、数字、他们自己的梦），相信形形色色的毁灭就要从此开始了。这个丑闻就是一道启示，戳穿不忠之举，警醒良善之辈。我不知道究竟谁更有野心——是末日预言者还是维奥莱特——可论起对未来的展望，谁也不是迷信者的对手。

维奥莱特搅乱葬礼的那年冬天，停战已经整整七年了，第七大道上的退役军人仍旧穿着部队发的大衣，因为他们买不起同样结实的衣服，将他们在一九一九年时自吹自擂的身体遮个严严实实。八年之后，在维奥莱特出洋相的前一天，雪落在列克星敦大道和公园大道上就一动不动了，等着给地窖里变冷的炉子运煤的马车来轧实。在头顶上那些五层公寓大楼以及楼宇之间窄小的木房子里，人们互相敲着门，看看别人缺些什么，或者能给自己弄点什么。一块肥皂？一点煤油？一些鸡油或者猪油，好给汤再添点滋味？谁家的丈夫预备好去瞧一瞧哪家商店还开门？还有没有时间把松节油加在妻子们写好后交给他的单子上？

那么冷的天，呼吸都很难受，然而，在大都会过冬不管多少问题他们都能忍受，只要能安安稳稳地住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离小精灵和他们琢磨出来的东西远远的，那就比什么都值；这儿的人行道不论有没有积雪覆盖，都比他们出生的那些小镇的干道宽敞得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可以站在车站上，坐上有轨电车，给司机一个五分镍币，想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不过，你是不会愿意到处乱走的，因为在你住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教堂、商店、聚会、女人、男人、邮筒（可是没有高中）、家具店、街头自动售报机、卖私酒的馆子（可是没有银行）、美容院、理发店、有自动点唱机的小酒吧、运冰的马车、收旧衣服的、台球厅、露天食品市场、彩票销售机，以及所有你能想象出来的俱乐部、修道会、工会、社团、兄弟会、姊妹社和协会。当然啦，为了服务，路都踩秃了，还有些小道在一个团体的成员侵入另一个团体的领地时被磨得溜光，那个地方一定出了什么稀奇古怪、动人心魄的事情。电闪雷鸣、把人吓个半死的那种。能让你砰的一声打开软木塞，把冰凉的玻璃瓶嘴直接对到自己的嘴上；能让你发现危险又铤而走险；能让你坚持战斗直到倒下，不论匕首捅没捅到自己身上都能含笑面对。只要看到这一切，你就会感觉棒极了。同样，知道你自己所在的大楼里，妻子们给丈夫开了一张单子，让他去找一家开业的商场；知道床单不能在下雪天挂出去，只好像阿比西尼亚主日学校舞台上的幕布那样搭在厨房里，你的感觉也棒极了。

在这儿，年轻人并不怎么年轻，而且根本没有人到中年这回事。六十岁，甚至四十岁，对任何人来说就足够麻烦的了。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岁数，或者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就无所事事地看热闹，好像什么事都是星期六五分钱三场的电影。要么，他们就去管别人的闲事，尽管连人家的名字都不记得，人家做什么也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是爱听自己说话，还爱看那些挨训的人心烦意乱的面孔。我听说过几个例外。有些老人并没有因为有孩子可打就扇他们耳光，他们把力气节省下来，准备用到什么要紧的事情上去。最后一次带着微笑和小礼物去求婚，或者把爱心奉献给一个可能离了他们就挺不过去的老朋友。有时候，他们一心一意地照顾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老伴，在夜里陪着他们，让他们高兴，给他们拿必需的东西。

可是在莱诺克斯那边，在维奥莱特和乔·特雷斯的公寓里，房间就像一个个蒙了布的空鸟笼子一样。一个死去姑娘的脸成了一件夜里必需的东西。他们两个轮番掀开被子，从下陷的床垫上爬起来，踮着脚走过冰凉的亚麻地毡，到起居室里去凝视家里看上去唯一活着的东西：壁炉台上的相片，里面一个大胆的、不笑的姑娘正在盯着你。如果踮脚过去的是被孤独驱使、从老婆身旁来的乔·特雷斯，那么那张脸就不抱希望、不带悔意地盯着他；因为她的脸上没有谴责，他才从睡梦中惊醒，迫切渴望她的陪伴。没有手指指着他。她没有把嘴角向下撇，怪罪他。她的脸平静、慷慨而又甜蜜。可如果踮脚过去的是维奥莱特，相片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那姑娘的脸看上去又贪婪、又傲慢，而且非常懒惰。一张脸就像牛奶桶上荡漾着的奶油一样，那种人是说什么也不肯干活的；那种人，从别人梳妆台上拿东西，要是给人发现了，脸都不会红一下的。一张鬼鬼祟祟的脸，那种人，你就是把叉子摆到她的盘子旁边，她还要溜到你的洗碗池那儿冲洗一通。一张内向的脸——看见的全是自己。它说的是，你在那儿，是因为我在看着你。

夜里有那么两三回，他们轮番去看那张相片的时候，其中一个会念出她的名字来：多卡丝？多卡丝。黑暗的房间变得更黑了：在起居室，需要擦根火柴才看得见那张脸。远处是饭厅、两间卧室、厨房——全都位于楼房的正中央，这样，月光或是街灯的光就不能从公寓的窗户中照进来。卫生间的光线最好，因为它从厨房那边伸了出去，下午能受到日照。维奥莱特和乔摆放家具时没有参考《现代主妇》里的房间布置，而是照顾身体的习惯，一个人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会撞到什么，坐下来干事情也得心应手。你知道，有些人往屋角摆上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就为了好看，可根本没有人会走到那里去，更别提坐下来了。维奥莱特在她家里可不是这么做的。所有东西放得都是地方，让人觉得既合适又方便。所以，饭厅里也没有一张餐桌和配套的殡仪馆椅子。窗下放着几把又大又深的椅子和一张牌桌，桌上摆满了青锁龙、龙血树和医用植物，他们二人如果想打牌或是玩“通扣”，就把它们搬下来。厨房的空间足够招待四个人吃饭，维奥莱特给一个主顾做头发的时候，也能让她伸得开腿脚。前厅或者说起居室也没浪费，满可以举行一次婚礼。前厅里放着鸟笼和给鸟照的镜子，可是现在，当然，鸟没了，维奥莱特带着刀子闯多卡丝葬礼的那天把它们都放了。现在只剩下空鸟笼子和孤独的镜子。再有，就是一张沙发、几把雕花木椅，旁边是几张小桌子，你可以用来放杯咖啡或是一碟冰淇淋，要想看报也很方便，不至于把报纸翻个乱七八糟。壁炉台上本来摆着贝壳和五颜六色的石头，可现在全没了，只剩下多卡丝·曼弗雷德的照片，镶在一个银镜框里，摆在那儿，整宿整宿地把他们折腾起来。

这些不眠之夜搞得他们很晚才起，维奥莱特得赶紧把饭做好，然后就要忙活着给人做头发了。维奥莱特做头发很有一套，可她没受过专业训练，也就没有执照，只能收二十五美分或者五十美分。但是，自从出了多卡丝葬礼上那档子事，她的好多老主顾都找借口自己做头发或是让女儿烧热火剪子了。维奥莱特和乔·特雷斯以前并不需要那点做头发的零钱，可现在乔动不动就旷工，维奥莱特只好提着她的工具越来越频繁地跑到热得过分的公寓里招揽生意，那儿的女人总是下午才醒，往茶水里兑杜松子酒，不理会她做些什么。这些女人总是需要做头发，有时候，她们明亮的眼睛由于怜悯而黯淡下来，会给她整整一块钱的小费。“你得吃点东西了，”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难道不想比你的火剪子再胖一点吗？”“你闭嘴！”维奥莱特说。“真的。”女人说。她仍然睡眼惺忪，用左手托着腮，右手扶着耳朵。“你要是任凭男人们胡来，他们会把你折磨成一根精细的软骨。”“是女人，”维奥莱特答道，“女人折磨我。男人从来没折磨过我。是这些饿急了的小姑娘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不喜欢她们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不，她们要的是老得能给她们当爹的男人。到处晃荡，抹着口红，穿着透明的长统袜，打扮成你知道的那种……”“我的耳朵！姑娘，你要把它也烫了吗？”“对不起。真对不起。实在、实在是对不起。”维奥莱特停住手，开始擤鼻涕和用手背抹眼泪。“噢，见鬼，”女人叹了口气，借机点了支烟，“现在我估计你该给我讲那种讨厌的老掉牙故事了，说什么一个小姑娘是如何把你搞得一团糟，可这不怪他，因为他只不过想着他自己的事走在大街上，是这个小骚货扑向他，把他拉上了床。省口气儿吧，你死的时候还用得着呢。”“我现在就用得着。”维奥莱特试了试热梳子。它在报纸上烙出了一长条焦印。“他搬出去住了吗？他跟她在一起？”“不。我们还在一起。她死了。”“死了？那你是怎么回事？”“他什么时候都在想她。他脑子里除了她没别的，不去工作，睡不着觉，整天整夜地难受……”“哎哟！”女人叫了一声。她把烟灰磕掉，掐了掐烟头，把烟屁股小心地放进烟灰缸。她向后靠在椅子里，用两根手指按住耳轮。“你倒霉了，”她打着哈欠，说道，“倒大霉了。不能跟死人争夺爱。回回输。”

维奥莱特承认，事情肯定是这样；她不光是把乔输给了那个死去的姑娘，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爱上了她。她一不想方设法羞辱乔，就羡慕起那死去姑娘的头发；一不用花样翻新的粗话骂乔，就在头脑里跟死人低声交谈；一不为乔的食欲不振和失眠症操心，就琢磨多卡丝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她的姨妈说是褐色的，美容师说是黑色的，可维奥莱特还从未见过一个浅肤色的人长着漆黑的眼睛。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的发梢需要齐一齐了。维奥莱特记得，无论从照片上看上去，还是从棺材里看上去，那姑娘的发梢得齐一齐了。头发留那么长很容易发脆。就剪上那么四分之一英寸，看着就棒极了。多卡丝。多卡丝。

维奥莱特从睡眼惺忪的女人家里出来。路边石旁的雪水又冻上了。尽管前面还有七个结了冰的街区要走，她仍然很高兴，因为那个约好了到她家厨房来的顾客三点钟之前是不会到的，她还有时间做一点家务。得干点什么了，因为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一大串杂事和一大堆任务要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她做完了一件事，没有另一件活等着她马上去做，她可能会在空中挥动双手，会发抖。她点着炉子，让厨房暖和起来。她一面往白衬衫的领子上喷水，心思同时已经转到了床底部，一条床腿完全从床架上掉了下去，裂得太厉害，钉不回去了。顾客来了，维奥莱特往她稀稀拉拉的灰头发上打肥皂沫，凭着老妇人一贯的自信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嘟囔一句“我的老天爷呀”，然后借机去把连接炉门和铰链的绳子重新安顿好，再预演一下怎样向收房租的恳求延缓三天。她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休息了，找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心血来潮地看场电影，要么干脆坐在鸟笼旁，听孩子们在雪地里玩耍。

休息一下的念头对她很有诱惑力，可我觉得她是不会喜欢休息的。她们都那样，这些女人。一直想着放松一下，拥有一个空间，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填充，只有她们自己的意识在流动。可她们是不会喜欢的。她们很忙，还在琢磨着怎样更忙些，因为这样一种没有什么要紧事可做的空白会将她们击垮。不会有遍野的黄花九轮草涌进那块空地，也不会有日光熹微的清晨来临，不飞苍蝇，也不炎热。不，绝对不会。她们让肥皂、修修补补和冒险的对抗把头脑和双手占满，因为如果有一刻她们突然闲了下来，那等着她们的将是渗出的愤怒。已经融化，浓浓的，缓缓流淌着。一路上很在意、很挑剔地挑选着准备埋葬的东西。要么就是在时间的一个鼓点上，在她们的乳房下面，斜刺里滑过一股她们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悲伤。一个邻居来还借用的线轴，不光是线轴，还有一根特长的缝衣针；两个人都站在门框下面，客人为主人学了一通她跟楼下那个女人的好笑的对话；是很好笑，她们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笑得捂住脑门，另一个笑痛了肚子。主人关上门，她还在笑，过了一会儿，才拉起毛衣的翻领，把笑出的眼泪从眼中擦去，然后跌坐在沙发扶手上，因为眼泪流得太快了，她得用两只手去擦。

于是，维奥莱特往领子和袖口喷着水。然后专心致志地给那三四盎司像婴儿头发一样柔软和好玩的灰头发打肥皂。

不是她奶奶打肥皂、拨弄着玩又念叨了四十年的那种婴儿头发——那个因此得了名的小男孩的头发。也许维奥莱特当上理发师就是因为那个——她听奶奶及时雨特鲁·贝尔讲了那么多年巴尔的摩的故事。那些年里，她跟薇拉·路易斯小姐住在爱迪逊街上一所漂亮的石头房子里，那儿的亚麻床单是用蓝线绣了花的，她们除了养育和疼爱那个金发男孩以外就没什么事可做，后来那孩子跑了，也使大家失去了曾经精心爱护的秀发。

维奥莱特打断葬礼的时候人们非常愤怒，可我相信，他们不会感到吃惊。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离乔看上那个姑娘还早着哪，维奥莱特就一屁股坐在了大街中央。她没摔跤，也没人推她，就那么无缘无故地坐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到她跟前，可是她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坐下，也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有个人想端水给她喝，被她打掉了。一个警察跪在她跟前，她就滚到一旁侧身躺着，捂住眼睛。他本可以把她关进去，可是围观的人们嘟囔着：“噢，她累了，让她歇会儿吧。”他们把她抬到最近的台阶上。慢慢地，她回过神来，掸掉衣服上的土，赴约迟了一个小时，这正好让那些慢腾腾的婊子满意，她们除了做爱其他什么都不着急。

据我所知，这种事再没发生过——坐大街——可是，尽管没人声张，她的确企图偷那个婴儿来着，虽说这件事没法证明。大家知道的是：维奥莱特到的时候，邓弗雷家的女人——母女二人——不在家。她们不是记错了日期，就是决定去找一家有合法执照的美容院——可能只是洗洗头，因为在卫生间的水池里是没办法洗那么厚的头发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要靠美容师了：你得平躺着，而不是向前倾斜着身子；你不必把一块毛巾捂在眼睛上面挡肥皂水，因为在一家正规的美容院你的头是倒向后面垂进水槽的。所以有的时候，尽管合法的美容师不如维奥莱特内行，一个常客还是会溜进一间美容院，就为了能舒舒服服地洗个头。

一次能给两颗脑袋做头发是很走运的，维奥莱特一直盼着七点钟的预约。她按了门铃，没人答应，她就等着，心想，也许她们在市场耽搁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按了按门铃，然后靠在混凝土栏杆上，问隔壁一个正要离开大楼的女人知不知道邓弗雷家的女人们到哪儿去了。女人摇了摇头，不过又走过来帮维奥莱特看了看窗子，觉得很奇怪。“她们在家的时候把窗帘拉上去，”她说，“出门的时候就放下来。跟常人正好相反。”“也许她们在家时想看着外面。”维奥莱特说。“看什么？”那女人问道。她立即生起气来。“阳光，”维奥莱特说，“让屋里进点阳光。”“如果她们需要的是阳光的话，早就该搬回孟菲斯去。”“孟菲斯？我还以为她们在这儿出生的呢。”“那是她们让你那么以为。可她们不生在这儿，甚至不是在孟菲斯，而是考特镇，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的天哪。”维奥莱特说道。她很惊奇，因为邓弗雷家的女人都是举止端庄、城市气很足的大家闺秀，她们家的父亲在136街上拥有一家店铺，她们自己也有跟纸打交道的好工作：一个在拉菲特收门票；另一个在会计行工作。“她们不想让人知道那个。”女人继续道。“为什么？”维奥莱特问。“神气呗，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天到晚摆弄钱。你注意没有，那些靠摆弄钱谋生的人是怎么变得神气活现的？就好像钱不是你的，是他们的似的。”她朝遮着帘子的窗户咂着牙床，“阳光？得了吧。”“呃，我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二给她们做头发，今天就是礼拜二，对吧？”“可不。”“那，你说她们上哪儿去了呢？”

女人的一只手伸到裙子下面，把长统袜的上端重新系一下。“不定到什么地方，假装着她们不是从考特镇来的呢。”“你是从哪儿来的？”这女人单手绑牢长统袜的本领给维奥莱特留下很深的印象。“考特镇。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们两个。到了这儿，那一家子装得好像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我似的。就是因为去摆弄钱，而不是摆弄扫帚；我倒是应该拿拿扫帚了，趁我还没丢掉这份没用的工作。噢，天哪。”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留个便条吧，干吗不呢？别指望我去跟她们说你来过。没必要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说话。”她把外套扣子扣上，然后，维奥莱特说她还要等上一小会儿，她就挥挥手，意思是随你的便。

维奥莱特在宽阔的台阶上坐下，把装着火剪子、头油和洗发水的提包安顿在自己腿肚子后面。

当婴儿抱在她怀里的时候，她把毯子慢慢拉上来围住他的脸蛋，对他那蜜糖一样甜的、黄油颜色的小脸来说，一丝儿风都太凉了。他那大眼睛里迷蒙的凝视逗得她直笑。她觉得心里踏实极了，一种活蹦乱跳的光在她的血管里乱窜。

乔肯定会喜欢，她想，喜欢他。她的心思迅速地转到了他们的卧室，琢磨着在弄到一个真正的摇篮之前她能用个什么东西先充充数。样品箱里已经有了柔和型的肥皂，这样她就能马上在厨房里给他洗澡了。他？是个他么？维奥莱特准备回家看个究竟，她因此激动得仰天大笑起来。这大笑声——又轻松又响亮——向一些人证实了这次盗窃，也让她在另一些人那里丢尽了脸。一个蹑手蹑脚的女贼偷了小孩以后，难道会在离她抱走孩子的柳条摇篮不到一百码的街角引起大家的注意吗？如果孩子的姐姐要跑回家一趟，托她照看一下，一个好心的、清白的女人难道会抱着孩子四处闲逛，而且那样大笑吗？

孩子的姐姐在屋子前面尖叫起来，把邻居和过路人都招了过来，同时还扫视着人行道——上上下下地——大声喊着：“菲利！菲利不见了！她抱走了菲利！”她用两只手攥住婴儿车的把手，不愿意向她扫视过的地方跑去，就好像，她要是离开摇篮，里面只有她刚刚扔进去的唱片——她跑回屋取的就是这个，现在正搁在她弟弟刚才躺过的枕头上——唱片也会消失似的。“哪个她？”有人问，“谁抱走了他？”“一个女的！我就走了一分钟。一分钟还不到！我请她……我说……她说行……”“你把一个活生生的娃娃扔给一个陌生人，就为了取张唱片？”那个男人声音里的憎恶弄得姑娘满眼都是泪水，“但愿你妈妈把你撕个稀烂。”

意见和裁决像火柴一样在人群中点燃。“还不如只蚊子懂事。”“谁把你带坏的？”“叫警察吧。”“有什么用？”“他们至少还能找一找。”“你倒是看看她为了什么把娃娃给丢下的。”“是什么？”“《长号蓝调》。”“老天爷呀。”“等她妈妈回来，她就会比所有长号都更知道忧郁了。”

这一小拨人越来越对那个不负责任的蠢姑娘、对警察、对婴儿车上的唱片感到气愤，把绑架孩子的人都给忘了。这时，路旁的一个男人问道：“是她么？”他指着街角的维奥莱特，大家都顺着他的手指把头转过去。正是这个时候，维奥莱特一想起马上就能知道孩子是男是女了，就乐不可支地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能够还她清白的证据是那一提包做头发的工具，现在还在维奥莱特等人的台阶上放着。“如果是我偷了你的孩子，我会把提包、把我谋生的家伙都留在这儿吗？你觉得我疯了吗？”维奥莱特气得直冒烟，眼睛眯起来，紧盯着孩子的姐姐。“真那样的话，我会把什么都拿走的。还有婴儿车，如果我真那样做了的话。”

对于大部分人，尤其那些责怪姑娘的人，这听上去是真实可信的。当那个姐姐——反正她是太笨了，连个孩子都看不住——跑回屋为一个朋友拿唱片听的时候，这个女人把提包放下，只不过是在抱着婴儿散散步。再说，一个笨得连孩子都不会看的姑娘，谁知道她的脑子里还会有什么？

对于少数人，这听起来不像真的，而且非常可疑。如果她只不过在逗着孩子玩，她干吗要走那么远？干吗不在房子前面走来走去，像正常人那样？况且，那是怎样一种大笑啊！怎样一种啊！如果她能那样笑，那她不光能忘掉自己的提包，她连全世界都能忘记。

满怀着得意和愤怒，维奥莱特夺过提包，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条街上帮人忙。看好你们自己那该死的孩子！”她后来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把那个事件看成了对她人格的侮辱。暂时充数的摇篮和柔和型的肥皂都让她给忘了。然而，那跳荡在她血管里的光还会不时地在她记忆中重现；过不多久，逢上个阴天，房间里的一角照不到灯光的时候，锅里的红小豆好像永远也煮不软的时候，她就会想象一种能被她抱在怀里的光芒。需要的话，还能分给像井底那样黑暗的地方。

乔从来没听人说起过维奥莱特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疯的事。斯塔克、吉斯坦和另外几个男性朋友彼此之间谈论这些事件，对他却不敢多说什么，只是问问：“维奥莱特怎么样了？最近不错吧，她？”可是，她背着人的时候头脑中的裂纹，他是知道的。

我称之为裂纹，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不是裂口，也不是裂缝，而是白天的阳光中那些黑暗的缝隙。她早晨醒来，异常清晰地看见一幅幅真真切切的小景致。在每一幅景致里都有具体的事情要做：做饭啦，干活啦，碰上顾客和熟人啦，走进什么地方啦。可是，她没有看见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她只是看见事情被做下了。每一幅景致都沐浴着阳光，被阳光抓住；可以假设，在阳光停止的曲线上有一个坚实的基座。其实，根本就没有基座，只有通道，人们天天迈过的缝隙。但阳光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阳光也有裂痕、粘得很糟的接缝和不知所终的脆弱之处。彻底不知所终。有时候，正赶上维奥莱特心不在焉，她就会跌进这些裂纹，就像那回，本该把左脚跟迈到前面，她却后退一步，一盘腿坐到了大街中央。

她以前可不是那样。她曾经是个干脆利落、有主见的姑娘，是个勤劳肯干的年轻女人，是个快嘴、饶舌的美容师。她喜欢自作主张，而且说一不二。她选择了乔，刚一在晨光中看清他的模样就拒绝再回家了。由她做主，他们闯出案件多发地区，住进了上城一套宽敞的公寓房，那房子本来已经许给了另一户人家，可她硬是坐在房东的门口争到了手。她四处招揽顾客，径直走上前去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服务项目（“我做头发手艺更好、价钱更便宜，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她在肉铺和马车货摊上跟人讨价还价，尽量争最好的、多争一点（“把那点零头给我放上去。你称的净是秆儿；我买的可是叶子。”）。早在乔站在杂货店里看一个姑娘买糖果之前，维奥莱特就已经跌进过一两道裂纹了。感觉到那种不知所终出现在她的嘴里。几个词只是彼此连在一起，就让一句本来正常的话变了味。“我不相信这个月8出来过，”她想着每天的数字搭配，说道，“一个都没有。肯定要出来了，所以我在每一张上都挂上一个。”“没有这么玩的，”乔说，“拿上个数就别变了。”“不。8要到了，我知道的。到了八月份就到处都是——其实整个夏天都是。现在它要从躲着的地方出来了。”“随你便吧。”乔正在检查一批“克里奥佩特拉”牌的化妆品。“想加上个零和两三个别的数给它加倍以防万一。那个站在你旁边的漂亮姑娘是谁？”她抬头望着乔，等他回答。“什么？”他皱起眉头，“你说什么？”“哦。”维奥莱特飞快地眨了眨眼睛，“没什么。我是说……没什么。”“漂亮姑娘？”“没什么，乔。没什么。”

她的意思是说对此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是的确有什么。很轻的什么，但是挺讨厌的。就像那回，海伍德小姐问她什么时候可以给她奶奶做头发，维奥莱特答道：“两点，要是灵车不挡道的话。”

从精神崩溃中解脱出来并不很难，因为没有人给她施加压力。他们也是这样么？也许吧。也许人人都有个不听话的舌头，渴望着自行其是。维奥莱特闭嘴了。话说得越来越少，最后，她跟人家的对话几乎只剩下了“呃”或是“天啊”。比一张任性的嘴巴更叫人不能原谅的是一只擅自做主的手，它居然在一个鹦鹉笼里找到了一把丢了好几个星期的刀子。维奥莱特不言不语，保持着沉默。慢慢地，她的沉默让她男人感到烦恼，然后觉得困惑，最终变得消沉起来。他娶了一个主要跟鸟说话的女人，其中一只鸟还会回答：“我爱你。”

起码以前如此。维奥莱特扔掉了那些鸟以后，不仅是金丝雀的陪伴和那只鹦鹉的表白离她而去了，同时减去的还有例行的关鸟笼，这个习惯已经成了她每晚必做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能帮你睡一宿踏实觉。累折了腰的重活就能做到这一点；烈酒也可以。当然了，有一个身体躺在你身边——不说熟悉吧，总得是友好的——更理想。只要这个人的抚摸不是侮辱，也不讨人嫌，能让你安心。只要他粗重的呼吸既不惹你生气也不让你觉得恶心，而是像一个宝贝宠物那样讨你喜欢。各种例行公事也很管用：锁门啦，整理房间啦，刷牙啦，梳理头发啦，可它们都是真正必做的事情之前的预备工作。人们大都想一下子睡着。让疲劳一拳打进梦乡，来逃避一整夜嘈杂的沉默、不必蒙上布的空鸟笼，还有壁炉架上紧盯着你的、大胆的、没有笑容的姑娘。

维奥莱特从来没见过那个姑娘，只见过她的相片，经过一番细心观察，又给她胡乱编了一套性格；对她来说，对那姑娘的记忆是这屋子里的一种病——比比皆是，可又难以捉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维奥莱特随意捶打，她要是憋不住了，一定要打的话，除了那个草包脑袋和一张黑白照片以外什么也没有。

对乔来说就不一样了。三个月来那个姑娘一直是他夜里必需的东西。他还有关于她的回忆；思念她成了他躺在维奥莱特旁边入睡的唯一途径。他对她的死非常在乎，伤心得要命，可他更在乎的是他的记忆可能再也想象不出那种亲昵了。他知道记忆会渐渐褪色，因为早在他猛追多卡丝的那天下午褪色就已经开始了。就在她说了她喜欢科尼岛、出租舞会，又说了一通“墨西哥”以后；甚至在那些时候，他跟她那吃糖吃坏了的肤质、她那被枕头弄得高高的野灌木丛似的头发、她那啃过的指甲、她那令人心碎的内八字脚站姿都难舍难分的时候；甚至在听她说话、讲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忘记她的音质，还有他们做爱时她眼皮的反应。

现在他躺在床上，回忆着那个十月的午后与她初次相遇的每一个细节，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不光因为那一时刻如此美妙，还因为他想把她印在脑子里，烙在那里，永不磨灭。这样，无论是她还是她那活生生的爱，都不会像从前发生在维奥莱特身上那样褪色、结痂。因为每当乔试图回忆起他和维奥莱特年轻时的情形、结婚的情形、决定离开魏斯伯尔县北上迁入大都会的情形，他的脑袋里就一片空白。当然了，他能记起日期、事件、购买的东西、动作，甚至具体情景，可是想捕捉到当时的感觉却很困难。

他为那种丧失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只好听之任之了，就下了个结论，说是人上了岁数就会想不起对事情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会说“我吓得要死”，可你找不回那种恐惧感。你可以在脑子里重演狂喜、谋杀、缠绵的情景，可那情景已经把什么都漏干了，只剩下加以表达的语言。他以为这个结论已经颠扑不破，可他错了。当他给希拉送去她订的“克里奥佩特拉”牌化妆品时，那里满屋子都是嘻嘻哈哈的女人——而她就在那儿，站在门边，为他开门——就是在杂货铺里引起他注意的那个姑娘、买糖果吃糟蹋自己皮肤的那个姑娘，深深打动了他，让他的眼睛燃烧起来。然后，猛然间，她就站在了爱丽丝·曼弗雷德家的门口，脚尖内拐，头上编着辫子，不苟言笑，但显而易见对他很欢迎。显而易见。否则他不至于有那么厚的脸皮、那么大的胆子，离开时在门口对着她嘀嘀咕咕。

他喜欢这种粗暴的攻势，因为他以前从没用过，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对着正在关上的门悄声低语时，欲望随之倏地浮出，他便开始梳理它。他先是把它装进兜里，欢喜地感觉着它的存在。然后他把它拆了封，没事的时候就玩味一番。他并不渴望或是迷恋那个姑娘，不如说他想起了她，并且下了决心。就像他对自己的姓名、他和维奥莱特睡觉的那棵核桃树下、一块河边的洼地，还有什么时候迁往大都会下了决心一样，他下决心对多卡丝采取行动了。至于他和维奥莱特的婚姻——他并没有作选择，实际上也乐得不用选择；维奥莱特替他选择了，帮他逃脱了县里所有的红翼歌鸫以及那陪伴他们的熟透了的沉默。

他们是在弗吉尼亚的魏斯伯尔县相遇的，在一棵核桃树下。当时她像所有人一样在田里干农活，收工之后留下来跟一户人家住在一起，离开自己家二十英里远。他们有共同的熟人；估计起码还有一个共同的亲戚。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被分到了一起，他们能为自己做主的只是晚上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会面。

一九〇六年，维奥莱特和乔离开了泰勒尔，魏斯伯尔县境内的一个火车站，登上了“南方天空”号的黑人车厢。火车抖动着接近了大都会周围的水域，他们觉得火车就像他们一样：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心情很紧张，但是又被对岸的一切吓了一跳。他们满腔热忱，还有一点害怕，在十四个小时摇篮般平平稳稳的旅途中竟然没有打过一个盹。一节节车厢冲过一段隧道的时候猛然间黑了下来，他们以为前面也许横着一面墙壁，等着他们一头撞上去，要么就是一道悬空的峭壁。这么一想，火车和他们一起颤抖起来，不过仍然继续前进。前面当然是有地面的，颤抖就变成了他们脚底下的舞蹈。乔站起身，手指紧紧抓住头顶的行李架。他觉得这样一来他对这种舞蹈的感觉好了一些，就告诉维奥莱特也照做。

这一对年轻的乡巴佬就这样吊在那里，一边大笑一边踢踏着轨道。乘务员正好路过，觉得好笑却没有笑，他没有必要在这节坐满黑人的车厢里面露笑容。“餐车供应早餐。餐车供应早餐。早安。餐车供应全套早餐。”他胳膊上搭着一条列车毯，在毯子下面提着一瓶一品脱的牛奶，他把它放到一个膝上睡着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全套早餐。”

他一直没有达到目的，这个乘务员。他想让整个车厢的人都涌进餐车。现在，他们可以进去了，说进就进。现在，他们出了特拉华，离马里兰老远老远的，不会再有绿如毒药的帘子把吃饭的黑人和其他用餐者隔开了。厨师们不再觉得有义务往帘子那一边的盘子上额外地添些分量了：冰茶里放上三片柠檬，把两块椰蓉蛋糕摆得好像一块似的——是为了剔掉帘子里的那根刺；往盘子里多放一点，会让人觉得自在一点。现在，接近大都会的边缘，绿色的帘子不见了；整列列车可以装满黑人，大家接受服务都要讲个先来后到。只要他们肯来。只要他们肯把那些小盒子和篮子塞到座位底下，封上那些纸袋子，哪怕就一次，把那些夹咸肉的小面包放回到包袱里，排成一队走过前面的五节车厢到餐车里去。那儿的桌布至少有他们在柏树丛上晾的床单那么白；那儿的餐巾叠出硬挺挺的褶子，就像他们为礼拜日晚餐熨好的一样；那儿的肉汤就像他们自己调的一样匀，小面包也不比他们包在包袱里预备夹咸肉的那些逊色。这种情况偶尔发生。某个穿着漂亮鞋子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姑娘，还有一个戴着表链和翘沿礼帽的牧师模样的男人会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穿过一节节车厢向摆着沉重的银质刀叉的雪白的餐桌走过去。一个黑人招待侍候着他们，不必在自己的尊严里搀上微笑。

乔和维奥莱特想都不会去想——为一顿并没有错过的饭花冤枉钱，还要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甚至更糟的是，要被一张桌子隔开。现在不行。跳了一路舞，刚刚到了大都会的嘴边，这时候可不行。他们站在过道里，她的胯骨蹭着他的大腿，两人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微笑。他们还没到呢，大都会已经在对他们说话了。他们在跳舞。他们同另外一百万人一样，胸口怦然心动，双脚受制于下面的铁轨，向窗外望去。大都会从见到的第一眼开始就和他们一起舞蹈，已经证明了它是多么爱他们。像另外一百万人一样，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到那里去回报它的爱了。

有些人对此就反应迟钝了，他们先从乔治亚到了伊利诺伊，到了大都会，又回到乔治亚，再去了圣地亚哥，最后终于摇着头，向大都会认了输。其余的人立即明白了这是给他们预备的，这座大都会，独一无二。他们一时兴起，因为它就在那里，为什么不去？他们作了周密计划，来来回回通了许多封信摸清底细，知道怎么来，花多少钱，到哪儿，之后就到了这里。他们是来看一下的，然后就忘了回去侍弄高高矮矮的棉花。不管是不是不体面地遭到解雇，是不是被人违约辞退，是不是未经通知就给撵走，反正他们逗留了一阵子，然后就想象不出更好的地方可待了。还有的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亲戚或同乡说：哥们儿，你在临死之前一定得来这儿看看；要么就是：我们现在有地方待了，赶紧收拾行李来吧，别带高鞋。

不论他们是怎么、什么时候、为了什么来的，他们的脚底板刚一沾上这儿的人行道——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啦。哪怕他们租住的房间比小母牛的牛棚还要小、比早晨的厕所还要暗，他们还是留下来看自己的同类，在观众中间听自己的声音，感觉自己走在大街上、在几百人中间，这些人走起路来样子是相同的，这些人说起话来，不论口音如何，对待语言就像摆弄同一种复杂的、听话的玩具，而玩具就是为他们的游戏设计的。他们之所以爱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留在身后的幽灵。是二十七营的退役老兵消沉的意气，他们疯了似的为长官效劳，长官却背叛了他们。是数千人因为恶心而呆滞的眼睛，他们被阿穆尔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和蒙哥马利·沃德先生带来制止罢工，然后又因此被解雇了。是两千名加尔维斯顿码头搬运工人的破烂鞋子，马洛里先生永远不会像对待白人那样付给他们每小时五十美分。是合十祈祷的手掌，焦躁不安的呼吸，逃亡者们安静的孩子，他们来自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因为丧心病狂的白人已经在家乡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口吐白沫了。

黑人逃避贫困和暴力的浪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到一九〇六年乔和维奥莱特加入时，已经趋于稳定了。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是乡下人，可乡下人是多么快就忘本了呀。他们爱上了一座城市，准备永远爱下去，仿佛就是永远的了。就好像从没有过一时一刻不爱它。他们刚一抵达火车站，或者从渡船上下来，瞥见轩敞的大街和照亮大街的奢侈的街灯，就立即知道，他们是为此而生的。在那儿，在一座城市里，他们并不像他们的自我那样新鲜：他们那更强壮、更危险的自我。刚开始，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还有二十年后，他们和大都会一道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太热爱自己的这一部分了，以至于忘记了热爱别人是什么感觉——如果他们还爱过别人的话。我并不是说他们恨别人，不，只不过他们爱的方式开始像一个大都会人了：女学生从来不在红灯前停下来，而是把街道前前后后打量一通再从人行道走下来的那种方式；还有，男人们是如何适应高楼大厦和小小的门廊的，一个女人在人群中走动时是个什么样子，或者，她的侧影在东河的背景下是多么怵目惊心。知道灯油或者一件日常用品在附近的街角就能买到、用不着跑上七英里远时，她在厨房里干家务的那份悠闲自得；推开窗户就能几个钟头地对着下面马路上的行人出神的那种令人惊讶的劲头。

那一切很少能助长爱，不过倒的确能榨出欲望来。一个女人，如果独自一人倚在乡间大道旁的栅栏上，会把一个男人搅得热血沸腾，可要是在大都会，他可能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不过，如果她甩着皮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穿着高跟鞋匆匆疾走，或者手拿一瓶凉啤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鞋子挂在脚尖上晃悠着，这个男人就会对她的姿态，对石头台阶上的娇嫩肌肤，对大楼向那小巧的、晃悠的鞋子施加的重重压力作出反应，就会被她勾去了魂儿。然后他会想，他要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石头的曲线和一只在阳光中进进出出地晃动的高跟鞋的组合。他会马上明白这是场骗局，是形状、光线和动作的把戏，可这仍然无所谓，因为骗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肺部在一张一弛。大都会里没有什么空气，可是有呼吸，每天早晨都在他体内像笑气一样飞快穿过，让他的眼睛、他的谈吐和他的期望焕发光彩。用不了一会儿工夫，他就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忘记了苹果树老得枝杈都垂到了地上，你得哈腰或者蹲下身才能摘到果子。他忘记了过去的太阳好像一个完好的乡间鸡蛋黄，浓浓的，橘红橘红的，总是从天边悄悄溜上来；他并不想念它，从不抬头看看它怎么样了，也不看看被刺眼的、多余的街灯映得若有若无的星星们怎么样了。

那种诱惑力持久不退，失去控制，抓住了孩子、年轻姑娘、各式各样的男人、母亲、新娘和酒吧里买醉的女人。他们一旦顺利地到达了大都会，就觉得更自如了，更像是他们一直相信自己原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了。什么都不能把他们从那里撬走；大都会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奢靡，温暖，吓人，到处都是和蔼可亲的陌生人。怪不得他们忘记了布满鹅卵石的小溪，怪不得在他们没有彻底忘记天空时，就把天空当作有关日夜时辰的一小片信息。

然而我看见过大都会弄出的不可思议的天空。绝对没想过搬出大都会的搬运工人和餐车服务员，有时候会长篇大论地谈起他们从列车窗口看到的乡下的天空。可是，没有什么比得上大都会的夜空。它能够把自己的表层抹去，变得比海洋本身更像海洋，幽深而没有星星。它接近楼群的顶部，靠近你，比你戴的帽子离你更近，这样一种城市的天空迫近了又退回去，迫近了又退回去，让我想起了情人们未被发现时那种自由但是非法的爱。我望着它，这笼罩在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上方的夜空，就能够不再梦想我所知道的东西是在海洋里，以及它所喂养的海湾和支流中：一架双座位的飞机，机头插在污泥里，驾驶员和乘客两个人目不转睛地望着成群的青鱼游过；装在帆布袋子里的钱被海水泡咸，或者从那用来永远箍住它们的金属带子里露出边缘，轻轻飘摆。它们就在下面，同那些龙虱和从鱼鳍甩出的鱼卵待在一起，同那些选错了父母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同那些从过时的楼房上撬下来的卡拉拉大理石板待在一起。那儿还有瓶子，用美丽得可以同星星媲美的玻璃制成，我是看不见头顶的星星的，因为城市的天空把它们藏了起来。不然的话，如果它愿意，它能给我看从合唱队姑娘的金银线长袍上剪下来或者在情人们眼中映出的星星，这些情人在幽深的、可以伸手摸到的天空的压迫下，鬼鬼祟祟而又快乐无比。

然而城市的天空所能做的还不止于此。它能变成紫色，同时保留一颗橘红的心，这样，大街上人们的衣服就会像舞厅里的装束那样闪闪发亮。我见过女人们把衬衫在煮沸的糨糊里面搅动、用最细密的针脚缝长统袜，一个姑娘在炉边烫直她姐姐的头发。与此同时，遭到忽视、像易洛魁人一样美丽的天空从她们窗前飘过，也从正在卿卿我我的自由而非法的情人们窗前飘过。

乔和维奥莱特同火车一道跳着舞进入大都会二十年后，他们仍旧是夫妇，彼此却不怎么说话了，更别提一起开怀大笑，或者表现得好像大地是舞厅的地板一样了。他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还记得那些日子，还想让它们回来；虽然还记得当初的情形，却根本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所以他就在别处给自己找了个伴侣。他从一个邻居那儿租了一个房间，这个邻居很清楚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值多少钱。他每个星期租六个小时。这时间足够让城市的天空从淡淡的冰蓝色变成有一颗金色的心的紫色。当太阳西沉，这时间也足够让他告诉新欢一些他从未告诉过妻子的东西。

很重要的东西，比如黄昏时分小河边的木槿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在那样的光线里，他几乎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见，又怎么可能看见她的手呢，就算她真的决定了从树丛中伸出手来，最后一次向他证实她千真万确就是他的母亲？就算得到证实将让他感到耻辱，他还是会成为弗吉尼亚最幸福的孩子。就是说，假如她决定了把手伸给他，听他一次，照他说的去做，以某种方式说一声是，哪怕实际上说的是不，他就会明白了。还有，他是多么愿意抓住这个蒙受羞辱、同时又满心感激的机会啊，因为得到了证实就意味着二者一起到来。她的手、她的手指穿过木槿花，摸到他的手；也许还让他摸她的手。他是不会抓住它不放，死拉硬拽把她从树丛后面拖出来的。也许她怕的就是那个，可他是不会那样做的，而且也这么跟她说了。就像这样，他说，给我看看你的手就行，他说，那样我就知道了，难道你不明白我非知道不可吗？她什么话都不用说，尽管还没有人听见她说过一句话呢；不一定是语言；他并不需要语言，甚至没想过要语言，因为他知道语言是会说谎的，会烧得你热血沸腾然后就无影无踪了。她甚至不必说出“母亲”这个词。用不着那种东西。她要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表示，把手从树叶中间、从白色花朵中间一下子伸过来，那就足以

说明

也许她伸手了。也许那是她的手指在树丛中间动弹，不是小树枝，可是在那样微弱的光线里，他连自己的膝盖从裤子的破洞里露出来都看不清。也许他错过了那个可能同样意味着耻辱和幸福的表示，也许起码如此，而不是那种内心空虚，被他从此带在身上，直到一九二五年秋天才有了个倾诉的对象。这个人名叫多卡丝，颧骨上印着蹄子印，比他的同龄人更了解那种内心空虚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他填补着空虚，正如他为她填补空虚一样，因为她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

也许她的空虚更糟糕呢，她可认识自己的母亲，甚至为了她记不得的某次顶嘴还挨过她的耳光。不过，她脸上挨的那一巴掌，那啪的一声，又疼又烫的感觉，她却清楚记得，并且告诉了他。可真烫啊，她对他说。在她挨过的所有耳光里面，那一次她记得最清楚，因为那是最后一次。她从她最好的女友家的窗户探出身去看，因为那些叫喊声不是她梦中的一部分。它们在她的头脑之外，在大街上。还有奔跑。所有人都在奔跑。是为了水？水桶？在小镇另一头擦得锃光瓦亮、停得稳稳当当的消防车？那所房子进不去了，她的晾衣夹娃娃就在里面摆成一排。在一个烟盒里。可她还是想去把它们拿出来。她光着脚、穿着睡衣跑过去拿它们，并且向她的妈妈大叫，那盒娃娃，那盒娃娃还在柜子上面呢，我们能去拿吗？妈妈？

她又哭了起来，乔把她紧紧搂住。易洛魁的天空从窗前飘过，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了它，它就像蜡笔一样给他们的爱上颜色。就在那时，好一阵沉默之后，他会从椅子上提起他的“克里奥佩特拉”样品箱，在打开之前逗一逗她，把住箱子盖，让她没法马上看到他在瓶瓶罐罐和香水盒底下藏了些什么——那是他为她带来的礼物。就是那小小的蝴蝶结拴住了他们的日子，与此同时，城市的天空将它那橘红色的心变成了黑色的，好把星星久久隐藏，然后再一个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像礼物一样。

到那时候，她已经将他指甲根部的外皮按回去，为他清洁了指甲，涂上透明的指甲油。谈起圣路易斯东区时她哭了一会儿，玩着玩着他的指甲又高兴起来。她很高兴，那双在毯子下面托挤她、揉搓她的手被她处理过了。被她用他样品箱里一个瓶子中的润肤膏涂抹过了。她坐起来，把他的脸捧在手里，亲吻他那不同颜色的两只眼睛的眼皮。她说，一个给我，一个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给我。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

他们尽量不叫出声，可是忍不住。有时他用手掌捂住她的嘴，以免让楼道里路过的人听见；要是他能的话，要是他及时想到，他就咬着枕头憋住自己的叫声。要是他能的话。有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憋住了，因为枕头的一角的确咬在他的嘴里，然后他就听到自己一出一入、一出一入的呼吸，那只能来自他疲倦的喉咙的叫喊已进入了尾声。

她为这个笑话他，笑啊笑啊笑个不停，实在受不了了就骑在他的背上用拳头猛擂。然后，当她筋疲力尽、他也快睡着的时候，她便俯下身，嘴唇贴着他的耳朵说起自己的计划。“墨西哥”。她耳语道。我要你带我去“墨西哥”。太吵了，他嘟囔道。不，不，她说，正合适。你怎么知道？他质问道。我听人家说的，人家说桌子是圆的，铺着白桌布，还有小娃娃灯罩呢。要在你入睡后很久才会开门呢，他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入睡时间，她说，去“墨西哥”的人都是白天睡觉，带我去吧。一直到星期天早晨上教堂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而且白人进不去，伴奏的小伙子有时还会起来跟你跳舞。哎哟，他说。什么哎哟，她问。我只不过想跟你跳跳舞，然后在放着灯的圆桌旁坐坐。人家会看见我们的，他说，你说的那些小灯大得足够让人看见谁在那儿。你总是这么说，她咯咯笑了，上回就是，根本就没人看我们，他们玩得那么起劲，再说“墨西哥”棒就棒在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他们能吗？他们能吗？你要是不想跳舞，我们可以就在桌子旁边坐着，在灯光下装得特别酷，听听音乐，看看别人。谁也不能看见桌布下面。乔，乔，带我去吧，说你会带我去。你怎么离开家呢？他问。我会想办法的，她低声哼道，就像平常一样，说行吧。这个，他说，这个，如果你不想知道苹果是什么滋味就没必要去摘它。苹果是什么滋味，乔？她问。他睁开了眼睛。

门是锁上的，玛尔芳直到深夜才会从她在40街的办公大楼回来，所以一个想法令他们激动不已：如果可能，他们几乎可以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如果爱丽丝·曼弗雷德或者维奥莱特出门旅行，那么他们两个就能把他要送给她的礼物拖到夜里最黑的时刻，直到闻见了双氧水和蜡膏的气味，玛尔芳下班回家。事实上，定下了一起去“墨西哥”的计划以后，多卡丝就蹑手蹑脚地出门下了台阶，然后，维奥莱特做完晚上的头发在七点钟左右回到家里，发现乔已经为鸟换过水，给鸟笼上了布罩。在那些个夜晚，乔对睡意全无地躺在他沉默寡言的妻子身边并不在意，因为他的心思都花到这个年轻的女神般的姑娘身上了，她既给他的生活带来幸福，又让他希望自己不曾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玛尔芳独自一人跟报纸和印在小书里的别人的故事生活在一起。她不在班上把办公大楼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时候，就把书上的故事和她对周围人们的敏锐观察捏合在一起。很少有什么能逃得过这个在晚上六点钟逆着车流搭乘电车的女人。她检查有权有势的白人男子的废纸篓，察看他们桌子上女人和孩子的照片，听他们在楼道里谈话，听卫生间里传出的笑声好像她的氨水瓶中冒出的烟雾一样渗到扫帚间里。她检查他们塞在椅垫下面、塞在文字印成两栏的书籍后面的长颈酒瓶，然后再把酒瓶重新放好。她知道谁对正义和女人内衣有着同等的嗜好，谁爱着自己的老婆，谁又跟别人共享老婆。知道谁跟儿子打架，从不跟老子说话。她一点一点地从楼道往他们的办公室里凑，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从不捂上听筒让她走开，就是加班加点干所谓“正经事”的时候也没有把声音压低成机密的窃窃私语。

可是玛尔芳对他们并不感兴趣；她只不过是注意到了。她的兴趣在街坊邻里那儿。“甜甜”把名字从威廉·扬格改为“小凯撒”之前，在130街偷了一个信箱。找的究竟是邮件、现金还是什么，玛尔芳不得而知。她把他从七岁起一直带大，养成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规规矩矩的外甥。起码在白天是。可是，玛尔芳晚上六点钟到凌晨两点半上夜班的时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她无从知道；别的事情，她是在他去了芝加哥、要么是圣地亚哥、要么就是个叫什么哥的城市之后才发现的。

她的一个发现解释了她的食品袋的失踪——她洗净叠好放在皮包里、去集市时带的那个二十磅盐袋子。她在“甜甜”房间的暖气片后面找到它的时候，里面装满了没盖邮戳的邮件。她翻看的时候，第一个冲动就是把它们重新叠好、封好，赶紧投进信箱。可到头来，她却一封一封地读了起来，包括“甜甜”还没费心撕开的那些信。除了辨认签名还有点乐趣，读信最后变得索然寡味。

亲爱的海伦·摩尔：问候海伦的健康；就写信者自己的健康作答复。天气。骗人。保证。爱。然后是签名，就好像海伦信收得太多，那么多的亲戚朋友她都想不起来了似的，用斜体字把她或他本人的名字签得老大：你忠实的姐姐，某某太太；或者是，爱你的父亲L.汉德森·伍德沃德，于纽约。

其中有几封信需要玛尔芳来做点什么。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给一所法律函授学校寄了一套申请表，信中附了需缴纳的一块钱，现在却不见了。玛尔芳没有多余的一块钱给丽拉·斯宾塞交入学金，可她却担心那个姑娘要是没当成律师，这辈子只能系着围裙打工了。于是她动手往信里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眼下没有一块钱，不过一旦得知您已收到这份申请表并且同意接收我，我就会有钱缴付，如果到那时候您告知我您还没有收到而且真的需要。”

她读到温瑟姆·克拉克寄往巴拿马的信时感到很难过，这个女人向她那在运河区工作的丈夫抱怨他给她寄的钱微不足道、不够花——钱少得可怜，她只好放弃她的工作，带着孩子回巴巴多斯去。玛尔芳能感觉到生活之墙向着那个女人的手掌压将下来；感觉到她双手乱敲一气敲得生疼；她的身躯叫那一窝小孩子给拽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写道，“我做什么都没用。姨妈对什么事都大吵大闹。我受不了啦。孩子们也像我一样难受。你寄来的钱不够我们花的。我们在这儿都快淹死了，还不如回老家淹死好，那是你母亲、我母亲和大树的故乡。”

哦，玛尔芳想，她在梦想巴巴多斯的大树吗？比公园里的那些还大吗？那肯定是丛林了。

温瑟姆说：“很难过你的好朋友在大火里烧死了，为他也为你祈祷，怎么白人一在哪儿干大事，哪儿就有这么多黑人死去呢？我猜你会想这不是大人提的问题。你有什么别的东西就随便寄点到温得厄姆路来吧，从现在起再发两回工资我和宝宝们就搬走了。桑尼说他有擦皮鞋挣的钱作他自己的路费，所以什么都别担心，好好保重吧。你最亲爱的妻子温瑟姆·克拉克太太。”

玛尔芳不认识埃治库姆大道三百号街区的温瑟姆或其他什么人，尽管那里有一栋楼里住满了有钱的西印度群岛人，他们不跟人往来，从他们窗口飘出的佐料味她也闻不出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得让温瑟姆要动身的消息赶紧传到巴拿马，两次工资早就发过了，可别让更多的现金汇到埃治库姆，让那个姨妈拿着；谁知道呢，如果她真像温瑟姆说的那样可恶（偷偷往孩子们的牛奶里掺水，因为那五岁的孩子不会使又烫又沉的烙铁就打他），她就会把钱私吞了。玛尔芳仔细地把这封信重新封好，心想，她要再加上一枚一分钱的邮票，说不定会帮它快一点到巴拿马呢。

只有一封信让她为难，而且很怀疑那个写下这种话的女人，更别提去做她已做下、许愿还要做的那些事了。信的作者和她的情人住在同一栋楼里。玛尔芳不知道她干吗要浪费三分钱邮票，难道就为了找个乐子，让政府部门在帮她传递着激情吗？玛尔芳冒着汗，轻轻地喘着气，强迫自己读了好几遍。问题是是否要给M.圣人先生（信封上就是这么称呼的，在信笺上他被称作“爹爹”）寄去“你永远的热蒸汽”写的这封信。信写下后已过了一个月，“蒸汽”也许在寻思自己是不是走得太远了。要么，这一个月里“圣人爹爹”和“蒸汽”又干下了不少那种黏黏糊糊的下作事？最后她决定把那封信寄出去，附上她自己的一张纸条——劝这个“爹爹”多加小心，而且让他注意看看从《机会杂志》剪下的一篇文章。

她正准备着这则匿名建议的时候，乔·特雷斯敲响了她的门。“你好吗，玛尔芳？”“没什么可抱怨的。你呢？”“我能进来吗？想求你一件事。”他露出乡下人那种轻松的微笑。“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乔。”“不是，”他举起一只手走过她，进了起居室，“我没在推销。瞧见没有？我连箱子都没带。”“哦，那好吧。”玛尔芳跟着他走到沙发旁，“坐吧。”“可假如我是在推销，”他说，“你想要点什么？要是你有一个子儿的话，我是说。”“那种紫色的香皂还不错。”“是你的啦！”“不过，一转眼就用光了。”玛尔芳说。“花哨香皂就是花哨。不经用。”“恐怕是。”“我还剩下两块。我马上拿来。”“这是怎么回事？你没在推销，可又为了什么白送人？”玛尔芳看了看壁炉台上的钟，算计一下她在上班之前要花多长时间跟乔说话和寄信。“可以说是照顾一下吧。”“要不呢？”“你会的。这对我是个照顾，可对你意味着口袋里的一点零花钱。”

玛尔芳哈哈大笑。“说吧，乔。这事跟维奥莱特没关系吗？”“这个。她。这是。维是。我不想用这事打搅她，知道吗？”“不知道。说吧。”“好吧。我想租你的地方。”“什么？”“只是一两个下午，时不常的。你上班的时候。不过我会按月付钱。”“你在搞什么名堂，乔？你知道我要上夜班。”也许那是一个假名字和一个假地址，而乔就是“爹爹”，在别处收信，并且告诉“蒸汽”他的名字叫圣人。“我知道你值的是夜班，可你四点就走。”“要是天气好我就走着去。大部分时候我是坐53路。”“不会每天都来的，玛尔芳。”“一天也不行。我想我不喜欢你的建议。”“每个月都付你两块钱。”“你觉得我稀罕你的钱和你的破香皂吗？”“不，不，玛尔芳。你瞧，听我解释嘛。并不是很多女人都像你一样理解男人和他们的妻子之间出现的问题。”“哪种问题？”“这个。维奥莱特。你知道她更年期过后变得有多怪。”“维奥莱特早就怪了。我记得一九二〇年那时候就挺怪的。”“是啊，对。可是现在——”“乔，你想把‘甜甜’的房间租下来，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带另一个女人到这儿来，就因为维奥莱特根本不想要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吧，维奥莱特和我之间没有爱，可我站在她一边，不是你那边，你这条老狗。”“你听我说，玛尔芳——”“她是谁？”“没有谁。我是说，我还不知道呢。我只是想——”“哈。等你撞着一个傻瓜时你会有个地方？这就是你的想法吗？”“差不多吧。也许我根本用不着。可我想有个地方以防万一。不管用不用我都会付钱的。”“在某种地方花五十美分就能弄到女人、地板、墙壁，还有床。你想要的话，两块钱能搞到一辆商店里卖的摩托车，上面驮着个女人。”“噢，不，玛尔芳。不。你完全误解我了。我不想要街上的随便什么人。我的老天哪。”“不是吗？除了一个野鸡你觉得谁还会跟你闲荡？”“玛尔芳，我只不过想和一个女士做朋友。一个能说说话的人。”“背着维奥莱特？你干吗朝我，一个女人，要一张热乎床？看来你该找个跟你一样龌龊的男人要那个。”“我想过了，可我不认识什么单身汉，再说这事也不龌龊。得啦，姑娘。你要把我逼到大街上去了。我想要的是个好点的地方，不是吗？让我能时不常地跟一个令人尊敬的女士一道来做客。”“令人尊敬？”“是的，令人尊敬。也许她很孤独，也许有孩子，也许——”“也许有个拿着榔头的丈夫。”“没有那样的人。”“要是维奥莱特发现了，我该说什么呢？”“她不会发现的。”“说不定我会告诉她呢。”“别呀。你干吗要那样做？我仍然照顾着她。没有人受伤害。你拿到了五十美分，你不在家的时候还有人帮你看家，万一‘甜甜’回来了呢，或是有人进屋来找他，不在乎他撕开的是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女人。”“维奥莱特会杀了我的。”“这事跟你无关。你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什么也不会看到。一切都会跟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除非你有什么小东西想要我帮你修一修。你什么也不会看见，除了桌子上面我故意弄的一点变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嗯。”“让我试试吧，玛尔芳。一个星期。不，两个星期。你什么时候改主意了，不管什么时候，就把我的钱留在桌子上，我就会知道你想要我停下来，保证把你的门钥匙放在原先的位置上。”“嗯。”“这是你的家。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要修什么，你告诉我你不喜欢什么。可是相信我，姑娘，你不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或者我来了没有、走了没有，除非，也许，你的水龙头不出水了。”“嗯。”“你只知道每个星期六，从现在开始，你多往糖罐里放了两个二十五美分的镍币。”“就说说话，价钱可够高的。”“要是你对我满意而且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不缴税，看看你能存下多少钱，你会大吃一惊的。”“也许你该做这些事。”“我可不沾品行不端的事，也不想在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待着。我只是想有个好的女伴。”“你好像挺有把握能找到。”

乔笑了，“我要是找不到，也没什么伤害。一点伤害都没有。”“不许通信。”“什么？”“不许递条子，不许写信。我不管传信儿。”“当然啦。我不想要个笔友。我们要么在这儿说话，要么根本不说话。”“假设有了什么事，你或是她想要取消会面呢？”“别担心那个。”“假设她病了不能来需要让你知道呢？”“我就等着，然后离开。”“假设有个孩子病了，可谁也找不到他妈妈，因为她在什么地方跟你一起藏着呢？”“谁说她有孩子？”“你可别要孩子还小的女人，乔。”“好吧。”“我的负担太重了。”“你一点也不用操心。这没你的事。你见过我跟谁乱搞吗？我在这座大楼里住得比你时间长。你听过哪个女人说我坏话吗？我满城卖化妆品，你听说过我追哪个女人吗？没有。你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这事从来没发生过。现在我想用一个优秀的女士把我的生活照亮一点，像一个正派男人那样，仅此而已。你说这有什么不对？”“是维奥莱特有什么不对。”“维奥莱特对她的鹦鹉比对我照顾得更好。余下的时间，她就做我不能吃的猪肉，要不就烫头发，我受不了那味儿。也许结婚像我们这么久的人就是这样。可是那份安静啊。我真受不了那安静。她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了，而且不许我接近她。换了任何别的男人，都会拈花惹草、夜不归宿的，这你知道。我不是那样。我不是。”

他当然不是，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偷偷摸摸，密谋策划，在那姑娘要求的每个晚上都出去。他们去了墨西哥、露天市场和那些每个星期都换名字的夜总会——而且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成了一个星期四男人，而星期四男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我从他们那副样子就能看出一桩出墙越轨的桃色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得到了满足。周末和其他工作日也有可能，可星期四是肯定跑不掉的。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家庭佣工星期四休息，早上能躺在床上，周末则不可能，那时候她们不是要睡在工作的那个人家，就是要一大早起来去干活，根本没时间吃早饭或玩乐。可我注意到，这个法则在另一些妻子不是佣人和日间工人，而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的酒吧女招待和餐馆厨子的男人身上也很灵验；学校老师、咖啡厅歌女、办公室打字员和在集市上摆摊的女人则都盼着星期六休息。大都会考虑着安排好自己的周末：发工资的前一天，发工资的第二天，安息日前夜的活动，关门的店铺和安静的学校礼堂，上了栅栏的银行保险库和黑暗中上了锁的办公室。

那么，为什么男人们在星期四看起来心满意足呢？大概是由于人造节奏的周期吧——大概七天循环制有什么东西太虚假了，以致人的身体对它不屑一顾，更喜欢三天制、两天制、四天制，什么都行，就是七天制不行，一定要把它分成有人性的部分，而这分割的时机就在星期四到来。不可抗拒。那些难以忍受的期待和周末的硬性要求都在星期四失效。人们巴望着周末去交际、修补关系和分手，尽管很多这类活动伴随着受伤，甚至要出一点血，因为兴奋度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提高了。

可说到纯粹、深厚的满足，说到乐趣和舒适之间的平衡，哪一天也比不上星期四——这能很清楚地从男人们脸上得意扬扬的表情和他们在街上凯旋般的大踏步里看出来。他们好像在那一天取得了某种成就，使得他们脚步平稳，显得优雅起来，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占据了人行道的中心，在黑灯瞎火的门洞里轻声吹着口哨。

这当然坚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就又害怕起来，枉然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回自己。所以，注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会吱儿哇乱叫，愁眉苦脸，身上带伤，溅满了血点子。叫人后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论、在心中沸腾的话语——都不会在星期四出现。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讨厌它，可实际上，他的这一天在大都会是个爱情的日子，是心满意足的男人们的同谋。他们使得女人们微笑。从完好的牙齿间吹出的调子令她们难忘，不久就被她们捡起来，在厨房的炉灶边重复。在门边的镜子前面，她们中的一个会扭过头来看自己左摇右摆，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状深深迷住。

在那里，在大都会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来这里找的那个部分——在一个门口吹起来或者从一张唱片的凹槽里升起来的调子，能够改变天气。从冰冷到酷热再到凉爽。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几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时候美丽的男人们是冰冷的。一种典型的夏日天气，爱丽丝·曼弗雷德浑身黏糊糊、亮闪闪，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个小时，惊异地望着那些冰冷的黑面孔，听着那些鼓声道出优雅的女人和游行的男人说不出的东西。能说的已经印在一面旗子上，重复了《独立宣言》上的几句保证，正在擎旗者的头顶飘扬。然而真正的东西来自那鼓声。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那些美丽的面孔冰冷而安静，缓缓走进那鼓声正在为他们建起的空间。

在游行过程中，爱丽丝觉得好像一天过去了，一夜也过去了，而她还站在那儿，拉着那小女孩的手，盯着每一张走过去的冰冷的面孔。鼓声和冰冷的面孔伤害了她，可伤害总比恐惧要好，爱丽丝已经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诺伊受到惊吓，然后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然后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公园大道。最近她开始觉得从110街往南就没有安全的地带，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里，白人们从小汽车里探出头来，手里隐约露出叠好的钞票。在那里，推销员们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经理要是够大方，让你试件衬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纸巾了。在那里，她这样一个经济独立的五十岁女人没有姓氏。在那里，讲英语的女人会说，“别坐在那儿，亲爱的，你可拿不准别人有些什么。”而根本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过一双长统丝袜的女人会从她身边逃开，要是她在电车上坐到了她们旁边的话。

现在，从第五大道马路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涌过来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说话，也不眨眼睛，因为他们本来想说、却又不相信自己能说出的，鼓声已经替他们说了。他们亲眼看见的和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声精确地描述了。这伤害刺痛着她，可恐惧终于消失了。第五大道现在成了焦点，保护那个刚刚变成孤儿、由她负责抚养的女孩也成了当务之急。

从那时起，她就把那女孩的头发编成辫子塞进下面藏起来，以免让白人看见她头发披散在肩头，再把缠着钞票的手指头伸向她。她教她装聋充瞎——告诉她身处说英语和不说英语的白种女人中间时这是多么有用和必要，在她们的孩子面前也一样。教她怎样顺着大楼的墙边走，消失在门洞里，在交通拥堵时抄近路——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开超过了十一岁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着来施加影响，然而随着女孩越长越大，更细致的规定就成了当务之急。脚背上有优美鞋带的高跟鞋，带着时髦翻边、扣到脑袋上衬出脸形的妖里妖气的帽子，任何一种化妆品——所有那些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家里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种后背开口低、没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样贴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刚刚从澡盆里迈出来，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

私下里，爱丽丝是挺欣赏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们的。想干活的时候，她就给这些外套缝里子；当“快乐的东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上的时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头，她们可真靓啊。但是爱丽丝把这种又忌妒、又慌张的快乐藏在心底，从来不让女孩看出她有多么欣赏那些“在街上就准备上床”的衣服。她还把她的感觉告诉了米勒姊妹，她们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亲们带小孩。她们不需要说服，盼望“末日审判”已经盼了十二年了，现在时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脱。她们掌握所有出售酒类的饭馆、餐厅和夜总会的名单，而且不以向警察举报老板和顾客为耻，直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缉私队不仅讨嫌，简直就是多余。

爱丽丝·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针线，白天会应人家的请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儿接小女孩回家。这时候，三个女人在厨房里坐下，一边喝着“泼斯吞”，一边针对“死到临头”的征兆哼一声、叹口气：比如，不仅是脚踝，连膝盖也完全露出来了；嘴唇抹得像地狱之火那么红；把火柴梗烧黑了涂眉毛；手指甲上染了血——你都分不出哪个是野鸡哪个是妈。而男人们，你知道，他们对着任何一个过路的女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在孩子们面前重复的。她们还拿不准，可她们怀疑那些舞蹈肯定是龌龊得不得了，因为音乐随着每一个主显灵的季节的更替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以前那些发自头脑、充实心灵的歌曲现在下作得令人发指，掉到了腰带和皮带扣以下的地方。歌越唱越粗俗，音乐最后下作到了你必须关上窗户、忍受夏天的酷热的地步，而穿着衬衫的男人们却靠在窗户框上，或者聚集在房顶上、小巷里、门前台阶上和亲戚的公寓里，演奏那种象征“死到临头”的下作东西。要么就是一个女人，肩上扛着个娃娃，手里拿着平底锅，唱着什么“向我的枕头求得安慰，那里曾睡过我甜蜜的男人……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因为你在哪儿都能听见它。即使你住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和米勒姊妹所在的克利夫顿小区，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棵六英尺高、枝繁叶茂的树，安静的大街旁停了不下五辆小汽车，你还是能够听见它，而它对她们照看的孩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歪着脑袋，扭起了可笑的、还未成形的小屁股。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打过仗的心怀不满的退伍兵，YMCA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这儿那儿地到处都是，回到家乡又赶上了白人暴力活动，比他们入伍时还要激烈，不像他们在欧洲打的战役，在国内打仗既残酷又完全没有荣誉。还有人说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涌进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给吓坏了。有几个人想了想说，对工人的控制是多么完美，他们（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盖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监督）谁也不能从桶里出来。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家里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消防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

爱丽丝心想：不对。不是世界大战和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来要工资、挤满了大街的成群结队的黑人。是音乐。肮脏、下作的音乐，女人们唱着，男人们弹奏着，男男女女都随之起舞，要么无耻地紧贴着，要么就发了疯似的分开跳。爱丽丝深信这一点，米勒姊妹在厨房里喝着杯子里的“泼斯吞”时也这样想。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有两样。

第五大道的游行中一点那个东西也没有。只有鼓声，还有黑人童子军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发说明传单，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爱丽丝捡起一张飘向人行道的传单，读了上面的话，在路边石上换了换支撑脚。她读一遍传单，看一看多卡丝；看一看多卡丝，再读一遍传单。她读的那些话好像很疯狂，不着调。有个什么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间。她瞥过来看过去，费力地找着某种联系，找着能缩短默默凝视的孩子与含混疯狂的文字之间距离的东西。这时，突然间，仿佛一根救命的绳索抛来，那鼓声跨过了这个距离，把他们都聚拢起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多卡丝，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军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里看热闹的观众。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后，爱丽丝一直随身携带着那根聚拢大家的绳索，发现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结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除去男人们坐在窗台上吹号、女人们琢磨“多么久啊”的时候。那时候绳索就断了，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注意到肉体和一种自由得她都能闻到血腥味的东西；让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带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鲜红的口红。她从布道和社论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黑人的东西：当然了，有害；没错，令人难堪；可是不真实，不严肃。

然而爱丽丝·曼弗雷德赌咒说她从中听到了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撞击与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强颜欢笑，故作热情，却不能让她感到丝毫的慷慨仁慈，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它搞得她在围裙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里，因为它对她、对她认识和听说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将它活活捏死。最好关上窗户、放下百叶窗，在克利夫顿小区一所安静的公寓里流着汗忍受暑热，而不是铤而走险去打碎玻璃或高声尖叫，否则，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如何停下来了。

我见过她从一家咖啡馆或者没挂窗帘的窗前走过，同时听到这样那样的话——“打我吧，可是别辞了我”——飘出来，眼瞅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抛来的那根安全的聚拢绳索，另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攥成一个拳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平衡自己。然而她并不是唯一这样尝试的，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声同那用钢琴弹出、又在每一部胜利牌留声机上回旋的“皮带扣”曲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静无比，听力所及范围里没有一辆小汽车，没有醉鬼，也没有不肯消停的婴儿哭着要妈妈；爱丽丝随便打开哪一扇窗子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可能对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议，便回去睡觉，可她刚把枕头更平整、更凉快的那面翻过来，一句她不记得从哪儿来的歌词就不期而至，在她脑海里自顾自高声唱了起来。“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吃烤肉。”这是一些贪婪、轻率的字眼，无拘无束，令人愤怒，但又难以排遣，因为在这些字眼下面，像只手掌一样把无拘无束的东西凝聚起来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备受瞩目的鼓声。

当然了，她的外甥女没有这个问题。从一九一七年夏天起，爱丽丝就开始重塑她、纠正她；尽管多卡丝从圣路易斯东区到这里的最初记忆就是姨妈带她去看的游行，一种为她爸爸妈妈举行的葬礼游行，但她对它的记忆却迥然不同。她的姨妈操心的是怎样才能保持心灵对屁股的无知、又让头脑管好二者，多卡丝却躺在雪尼尔花线床单上，一想到附近处处有人在含着单簧管、弹着琴、敲着鼓、吹着号，同时一个时髦女郎唱着“谁也甭想管我，宝贝，你找对了钥匙却找错了钥匙孔，你得找到它，带着钥匙到这儿来试试吧”或者别的什么，就心痒难搔、兴高采烈。

多卡丝抗拒着姨妈的保护和约束，把那种“腰带以下的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她在游行队伍中听到的鼓声不过是一个命令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字。对她来说，那鼓声可不是什么囊括了友情、纪律和超卓之力的万能绳索。她把它们记成一个开端，她即将完成的某件事情的一个起点。

当初在圣路易斯东区的时候，小小的门廊坍塌，燃烧的木屑冒着烟在空中炸裂。肯定有一小片飞进了她大张着发不出声的嘴，然后进入了她的喉咙，因为它还在那里冒着烟，燃烧着。多卡丝一直没有把它吐出来，也没有把它扑灭。开始时她想，要是她说了这事，它就会离开她，或者她会从嘴里失去它。后来她的姨妈把她带上火车、到了大都会，紧紧攥住她的手带她观看了一次漫长的游行，这时候那亮闪闪的木屑陷得越来越深，一直到了她肚脐下面某个地方才舒服地安顿下来。她看着那些不眨眼睛的黑男人，鼓声再一次使她确信，那种灼热永远不会离开她了，无论什么时候她想被它触摸，它都会等着她，和她在一起。无论她什么时候想还它自由，让它再次跳进火焰，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就像那些娃娃一样。

它们肯定很快就烧掉了。毕竟是木头做的，还放在一个木头烟盒里。萝茜儿身上的红纸巾裙子一下子就会消失。呲地一声，像根火柴。然后是伯纳丁的蓝色绸衣和费伊的白棉布斗篷。火焰会吞掉它们的腿，首先用滚烫的呼吸将它们烧黑，它们那圆圆的眼睛——带着她分外精心画上去的细小的睫毛和眉毛——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自己消失。多卡丝不愿去想她左边几英尺的地方那口大棺材，还有坐在她旁边的爱丽丝姨妈身上医院的气味，她一门心思地想着萝茜儿、伯纳丁和费伊，它们根本不会有葬礼。这让她大胆起来。尽管还是个九岁的小学生，她却很大胆。尽管她的辫子梳得很紧、捋了进去，尽管她那遮住脚腕的高统鞋乏味之极、不像其他姑娘穿着露出脚腕的低统牛津式便鞋，尽管她的长袜又黑又厚，但是，什么都藏不住在她坚固的裙子下面摇摆的胆大妄为。眼镜遮不住它，用硬邦邦的棕色肥皂洗脸和偏食所导致的粉刺也遮不住它。

多卡丝小的时候，爱丽丝·曼弗雷德曾经同意给人干一两个月的针线活，她放学后就由米勒姊妹照看。那里通常有另外四个孩子，有时还会再来一个。他们玩游戏时十分安静，而且被限制在饭厅的一小块地盘上。有两只胳膊的姐姐弗朗西丝·米勒给他们苹果酱三明治吃，一只胳膊的妹妹内奥拉给他们读《赞美诗》。弗朗西丝靠在厨房的桌上打盹的时候，严格的纪律也会偶尔松弛一下。然后，内奥拉可能会厌倦赞美诗对她嗓音的约束，就选一个孩子为她划火柴点烟。她可能吸不上三口，这姿势中的什么东西就唤起了她的某种情感，于是她对孩子们讲起劝戒的故事来。然而，她讲的那些善有善报的故事，却在它们所痛惜的令人心惊的罪愆面前崩溃了。

事实上，内奥拉训导的话是失败的，因为她未来的新郎把订婚戒指戴到她手上一个星期之后就在大喜之日离开了本州。他的悔婚带来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占据她心头的，像贝壳一样弯曲着的，是他为之戴上戒指的那只手。就仿佛她用僵硬的臂弯将自己心灵的碎片兜在一起。她身体的其他部件都没有受到这处瘫痪的影响。她的右手伸得很直，稳稳当当，可以翻动《旧约》薄如蝉翼的书页，或者把一支“浅黄”牌香烟举到唇边。可是她给他们讲的那些有关道德败坏、坏人掠夺好人的故事，因了这只压到胸前的胳膊而更加痛切。她给他们讲她是如何私下里劝告一个朋友自尊自爱，离开那个对她不好（也没好处）的男人的。最终，那个朋友同意了，可是不到两天——两天！——她就回到了他身边，上帝保佑我们吧，内奥拉再也不理她了。她给他们讲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年轻姑娘如何离开家人和朋友，跋涉四百英里去追一个小伙子，他入了伍，结果又掉了队，在一个营地彻底自甘堕落了。所以，他们见识了与软弱的头脑相伴的罪恶的力量，对不对？孩子们搔着膝盖点着头，但至少多卡丝被肉体那脆弱、柔润的本性迷住了，被那能让一个女人两天——两天！——后马上回去、让一个姑娘走四百英里路去一个营地，或者弄弯了内奥拉的胳膊以便将心灵的碎片握在手里的天堂迷住了。天堂。十足的天堂。

等她到了十七岁，她的全部生活都变得不能忍受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完全能够理解她的感觉。这的确太可怕了，如果彻底无事可做也没有什么值得去做，只想躺下来，希望自己赤身裸体时他不会笑话你。或者希望他握住你的乳房，觉得它们完美得无需作任何改变。很可怕，但值得去冒险，因为没别的事可做，尽管你年方十七，正在做着一些事情。学习，工作，记忆，吃东西，败坏朋友们的名誉。嘲笑那些颠倒了的东西和正过来的东西——颠倒与否都无所谓，因为你不是在做那件值得做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随便躺下来，被拥抱在怀里，被这世界的核心支撑着。

想一想那是怎样一番景象，你要是能做到，就去做吧。到时候，自然会为你而一反常态的，把自己变成了避难所、羊肠小道。双人枕头。伸展开丁香丛的树枝，让它们低矮得能够掩藏住你。还有大都会，以它自己的方式同你打成一片，配合你，铺平了人行道，修整了路边石，在街角为你提供各种鲜瓜脆果。满货架的黄颜色头巾，成串的埃及珠子。堪萨斯炸鸡以及带葡萄干的什么东西，让人注意到一扇好像藏着香味的敞开的窗子。如果那还不够，还有地下酒吧的店门半开半掩着，在冷清阴暗的地方，有一支双簧管咳嗽着、清着嗓子，等着那个女人来定音。她打定了主意，并且在你路过的时候对着你的后背宣布她是爹爹的小天使。大都会在这一点上特别聪明：又香又好，看上去很粗俗；发出伪装成公共招牌的秘密信息：这边，这里开门，黑人入内危险仅限单身汉降价甩卖征求女工私人房间狗禁止入内绝对不用付现金新鲜鸡肉免费送货。而且善于开锁，善于使楼梯昏暗。用它自己的呻吟盖过你的呻吟。

多卡丝十六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她站在那里，任凭两兄弟中的哪个搂住她的身体跳舞。两个男孩都比她矮，但同样魅力十足。说得更在点些吧，他们的舞技是如此出类拔萃，要是需要刺激和挑战的话，他们只好自己跟自己跳。她和好朋友费莉丝偷偷溜出去参加了这场舞会，本来挺不好安排的，可爱丽丝·曼弗雷德去斯普林菲尔德办事需要过夜，这事就再容易不过了。唯一的难处是怎么找件足够风骚的衣服穿。

两个女孩子爬上楼梯，不须记得门牌号，仅凭涌出门的扑面而至的钢琴声就直接找对了门。她们停下来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敲了敲门。甚至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那个深色皮肤的朋友也能反衬出另一个的奶油肤色。费莉丝的油性头发衬托出多卡丝柔软的、波浪状的干性头发。门开了，她们走了进去。

在灯光熄灭之前，在三明治和掺了烈酒的苏打水被干掉之前，负责放唱片的人选择了适合灯火通明的房间的快节奏音乐，屋里碍事的家具都被推到了墙边和楼道里，外套在卧室里堆得老高。在天花板的灯光映照下，一对一对都动了起来，仿佛双胞胎一般，就算不是为彼此而生，也是一起出生的，好像第二根颈动脉一样与舞伴的脉搏一同跳动。他们相信自己比音乐更懂得手脚该如何动作，然而那个错觉是音乐秘密操纵的：它欺骗他们，让他们相信那种控制属于他们自己；那种先知先觉其实是它造成的。在更换唱片的间歇里，姑娘们往衬衫里面扇着风，把汗津津的脖子和锁骨晾干，并不安地用双手拍着被要命的潮气弄乱的头发，男孩子们则用叠好的手帕擦着脑门。笑声掩盖了表示欢迎和默许的轻率的眼神，也减弱了表示背叛和遗弃的手势。

多卡丝和费莉丝不是舞会上的局外人——谁都不是。她们以前从没见过的人，同那些在楼里长大的人一样轻而易举地加入了寻欢作乐的行列。可是两个姑娘的期望都因她们为这次越轨之举准备的打扮所带来的麻烦而变得更高。多卡丝十六岁了，到现在还穿着丝袜，鞋子是那种更小或者更老的人穿的。费莉丝帮着她散开了耳朵后面的两根发辫，把口红涂在她的指甲上，她的嘴唇上已经涂过了。她把领子掖到下面，衣着就显得更成熟些了，可是一个谆谆告诫的成人的严重干预，却在其他地方毕露无遗：帽檐，以腰为准的带子，短短的泡泡袖。她和费莉丝曾经试过干脆拆掉腰带，又试过把它缝在肚脐附近。结果两个方案都很讨厌。她们知道一个穿着打扮很差劲的身体根本什么都不是，费莉丝不得不在第七大道上一路絮叨着好话，让多卡丝忘掉衣服，把精力集中到舞会上。

她们进去的时候，音乐冲上了屋顶，飞出了大敞着换气的窗户。两个姑娘立刻被男人的手抓住，卷入屋子里面的狂舞中心。多卡丝认出她的舞伴是马丁，他在她的朗诵课上待过火暴的一分钟——就是这一分钟，足以让老师发现他永远分辨不清“斧头”和“提问”。多卡丝舞跳得很好——不像有些人那么快，但她跳得很优雅，尽管鞋子令人难堪；另外，她跳得非常煽情。

又是两支曲子跳罢，她才注意到在饭厅里引得众人瞩目的两兄弟。在大街上、门廊里以及家庭舞会上，他们都轰动一时，跳起舞来好像绷紧的绸缎或是涣散的金属。多卡丝和费莉丝所赞许的肚皮舞是真正懂行的标志；当多卡丝观察两兄弟时，某种莫须有的爱浮上表面，扩展开来。三明治吃光了，土豆沙拉也吃光了，每个人都知道熄灯音乐会的时间临近了。兄弟俩展示了叫人难以置信的、闪电般敏捷的节拍，宣布舞会上劲舞高潮的到来。

多卡丝走到与起居室和饭厅平行的大厅里。在阴影里，透过拱门，她能看到兄弟俩表演接近尾声的全景。他们大笑着接受应得的赞美：姑娘们崇拜的目光，男孩们表示祝贺的拳头和拍拍打打。这兄弟俩长着美妙的脸庞，不光牙齿完美无瑕，笑容也很讨人喜欢，魅力四射。有人在跟胜利牌留声机较劲：抬起唱针，刮一刮唱片，再试一次，然后另换一张唱片。这当儿，兄弟俩注意到了多卡丝。她比别人高些，正越过她黑肤色的朋友头顶凝视着他们。两兄弟的眼睛在她看来又大又热情。她从阴影里走出来，溜进人群中。两兄弟升高了他们的微笑指数。现在唱盘上放的唱片正合适；她听见了唱针滑向第一圈时预先发出的吱吱声。两兄弟灿烂地笑着；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微微倾斜着身子，低声说着什么，目光始终没有停止和多卡丝接触。另一个则在多卡丝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上下打量着她。然后，当音乐缓缓地弥漫了整个空间，他带着那一如既往的灿烂微笑，耸了耸鼻子，转过身去。

在唱针找到最初一圈唱槽的时间里，多卡丝就已经遭到认可、赞许和放弃了。莫须有之爱的肚皮舞跟阻塞了她血管的浮冰比起来，什么都不是。她所栖息的身体没有了价值。尽管它很年轻，是她的全部所有，但它就好像在绽放期烂了秧似的。怪不得内奥拉要屈起胳膊、把她心灵的碎片兜在手里呢。

所以，等到乔透过一道正在关死的门缝向她低语的时候，她的生活已经变得几乎不可忍受了。那遭到两兄弟严重藐视的肉体中，暗藏着汹涌的爱欲。我见过肿胀的鱼，瞎了眼睛，安详地在空中飘荡。没有眼睛，却被什么引导着，这些汽船在泡沫般的云彩下游动；谁也不能无视这一景象，因为这就像是观看一个私密的梦。她的饥渴就是这个样子：恍恍惚惚，被什么引导着，像一个公开的秘密飘荡在云层下面。爱丽丝·曼弗雷德费了不少力气教她的外甥女凡事为自己考虑，可她不是大都会的对手，它渗出的音乐每天都在发出恳求和挑战。它说：“来吧，来作恶吧。”就连扫台阶的老奶奶们，在庆祝她们那甜蜜的孤独时，也要闭上眼睛、仰起脑袋：“没有人像你那样干我。”在遭到跳舞的兄弟俩冷落和爱丽丝·曼弗雷德召集俱乐部聚会之间的一年时间里，爱丽丝套在多卡丝脖子上的轭磨损着，直至裂开。

除了俱乐部的女会员，很少有人知道乔·特雷斯是在哪儿认识她的。不是在达基商店的糖果柜台。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而且纳闷是不是她买的薄荷糖损坏了她的皮肤，除了脸蛋，她的肤色到处都很浅，像奶油一样。乔就是在爱丽丝·曼弗雷德的房子里、在她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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