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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8 10: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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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加缪著,李玉民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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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弗神话

西西弗神话试读:

说明

1. 本书依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

西西弗神话

》(1942年版)忠实翻

译;2. 文中带有“编者注”的注释均为原版编辑所注;3. 文中带有“作者原注”的注释均为作者所注;4. 文中未加标记的注释均为译者所注。西西弗神话——论荒诞献给帕斯卡尔·皮亚吾魂哟勿求永生,但尽人事之可能。——品达罗斯引自《特尔斐竞技会颂歌之三》

以下篇幅论述一种荒诞感受,即本世纪零散可见的那种荒诞感受,并不论及荒诞哲学,即我们的时代,确切地说,还不了解的一种哲学。因此,要抱着起码的诚实态度,首先申明这些篇幅受益于当代某些才俊的见解。我无意掩饰这一点,在阅读本作品的过程中,能看到我引述并且评论他们的真知灼见。

不过,同时也应指出,荒诞,迄今为止,一直被当作结论,而在这部论著中,则视为出发点。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的论述有暂定性,很难预判其立场。在本文中,只能看到对一种精神病态的纯描绘。任何形而上的东西、任何信仰,暂时都不牵扯进来。这便是本书的底线和定见。

荒诞推理

荒诞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呈现三维,精神分成九等还是十二等,诸如此类都等而下之,无异于游戏,首先必须回答这个命题。若真如尼采所言 ,一位哲学家要受人敬重,就必须身体力行,那么就能领悟这种回答的重大意义,因为言出必行,要有义无反顾的举动。这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事,但是还得深入探讨,才能让思想也能明了。

假如我问自己,凭什么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要紧迫,我的回答就是要看这个问题所连带的行为。我从未见过有谁为本体论而死。伽利略掌握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生命一旦因此而堪忧,他便轻而易举地舍弃真理。在一定意义上,他做得也对。那个真理不值火刑柴堆的费用。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个围着哪个转,这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说穿了,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反之,我倒看见许多人求死,就是认为生命不值得活。我还看到另一些人极为反常,为了那些向他们提供生的理由的思想或者幻想(所谓生的理由,同时也是死的绝妙理由),就献出了生命。由此我判定,生命的意义是最为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呢?纵观所有根本问题,我指的是可能导致人去死的问题,或者大大激发生的欲望的问题,恐怕也只有两种思维方式:拉帕利斯的方式和堂吉诃德的方式。明显的事实与抒情的表达,只有保持平衡,才能同时让人进入感动和明察的状态。在一个如此平常又如此悲怆的主题中,古典奥博式的论证,可以想见,必当让位于一种更为谦抑的精神态度,即发自常情常理和善气迎人的态度。

论及自杀,向来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这里则相反,首先要弄清楚个人思想与自杀的关系。这样一种行为,堪比一部伟大作品,是在心灵的幽寂中酝酿的。当事者本人并不知晓。一天晚上,他开了枪,或者扎入水中,一个房产公司的经理自杀了,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丧女之痛折磨了其五年;人已经脱相,正是这件事“毁了他”。不能期望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虑,就是开始自毁。这类事情的开端,跟社会没有多大关系。蛀虫自在人心,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面对生存的清醒,到逃离光明,应该跟踪并理解这种游戏的始末。

一场自杀有许多缘由,一般来说,最明显的不见得是最致命的原因。很少有人三思而后自杀(然而,不能排除这种假定)。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无法确认的。报纸常说“难言之隐”,或者“不治之症”。这种解释倒也成立。但是必须了解出事的当天,绝望自杀者的一个朋友,是否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跟他讲过话。如果有,那么此人便有罪过。因为这一助推,就足以让尚在悬浮的所有怨恨、全部厌弃一发而不可收了。

不过,思想把赌注押在死亡的精确时刻、微妙举措,如果说很难确定的话,那么从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得出其假定的后果了。自杀,在一定意义上,如同在情节剧中那样,就是承认了,就是承认自己跟不上或者不理解生活了。我们在这些类比中也不要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生活用语吧,就是仅仅承认这“不值得”。自不待言,生活,从来就不是易事。人总是持续地做出生存所号令的举动,出于种种原因,头一条就是习惯。情愿死亡就意味确认了——即使本能地确认了这种习惯的可笑性,确认了活在世上缺乏深刻的理由,确认了每天这样躁动的荒谬性,毫无必要受苦受难。

究竟是什么无法估量的情感,剥夺了精神的睡眠,生命不可或缺的睡眠呢?一个甚至能用歪理解释的世界,总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反之,在一个突然被剥夺幻想和光明的天地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世外人了。这种流放则无可挽救,只因对丧失的故土的回忆,乃至对乐土的期望,统统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脱离,演员与其舞台景物的脱离,恰恰就是荒诞感。所有身心健全的人,都曾想过本身的自杀,无需更多的解释就可以确认,自杀的情结同向往虚无有一种直接的联系。

这部论著的主题,也正是荒诞与自杀之间的这种关联,通过自杀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他信以为真的事就势必决定他的行动。相信人生的荒诞性,这种认识就必定支配一个人的行为。世界的这种秩序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要求人尽快脱离一种不可理解的生存状况,不必抱着虚假的悲怆情怀,明确地这样扪心自问,这是一种正当的好奇心。我这里所指,当然是打算表里如一的人。

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述出来,就显得既简单又无从解决了。然而,假定简单的问题必引出同样简单的回答,显而易见的事就意味着显而易见,那可就错了。如果先就把这个问题颠倒来说,如同自杀或不自杀一样,在哲学上似乎也只有两种解决办法,即“是”还是“否”。那真是太美妙了。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另一部分人:他们一直发出疑问,却不下结论。而且,这种人是大多数,我这么讲并非戏言,我也同样看到,还有一些人回答“否”,但在行动上心里仿佛想着“是”。事实上,我若是接受尼采的标准,那么不管是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他们想着同样一个“是”。反之,那些自杀的人,则往往确信了生命的意义。这类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在反而极渴望逻辑性的这一点上,矛盾却从未显得如此鲜明。拿他们的行为对比他们宣扬的哲学理论,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是也应指出,在拒不认为人生有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人物基里洛夫、传奇人物佩尔格里诺斯,以及善于假说儒勒·勒基埃之外,谁也不会将自己的逻辑推演到否定人生。大家经常作为笑谈,提起叔本华在丰盛的宴席上还赞美自杀。其实,这毫无可笑之处。这种不严肃对待悲剧的方式,算不上多么严重,不过,这种方式最终要判断其人。

面对这种种矛盾和种种费解,难道就可以认为,对人生持什么看法,同轻生之举就毫无关系吗?在这方面,千万不要夸大其词。在人对生命的依恋中,有某种比人世所有苦难更强大的东西。肉体的判断抵得上精神的判断,而在毁灭面前,肉体是要退缩的。我们先养成活在世上的习惯,然后才学会思考的习惯。在人生的旅途上,每天都把我们推向一点死亡,肉体则无法挽回地保持领先地位。总而言之,这种矛盾的要点,寓于我将称之为“闪避”之中,比起帕斯卡尔所说的“移开”,“闪避”既少点什么,又多点什么。闪避死亡成为本文的第三主题,即希望。希望另一种必须“值得”的人生,或者像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他们活着不是为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超越生活,把生活崇高化的伟大思想:这种弄虚作假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同时也背叛了人生。

就这样,什么都插一手,越搅越乱。有人迄今还一直玩弄辞藻,佯装相信否认人生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一过,而且他们的说辞也不无影响。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无任何硬性的尺度。只不过,不要受迷惑,接受这里所指出的混淆视听、离谱和自相矛盾的言论。必须排除这一切,直趋真正的问题。人自杀就因为活得不值,这无疑是一条真理,但这不言自明,因而很贫乏。这种对人生的侮辱,这种对人生的彻底戳穿,难道是源于人生根本无意义吗?难道人生荒诞就要求人通过希望或自杀逃避人生吗?这必须澄清,必须排除其余的一切,探究并阐述明白。荒诞就导致轻生吗?必须给这个问题优先权,不去管各种各样的思想方法以及无私精神五花八门的把戏。论及任何问题,一种“客观”精神总善于引入的差异、矛盾、心理学,在这种探索和这种激情中就没有位置了。这里只需要一种无来由的思想,即逻辑。这并不容易。讲讲逻辑,倒是不费力气。但是,要把逻辑贯彻到底,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就是这样沿着他们感情的斜坡,一直滑到终点。思考自杀的问题,也就给了我机会,提出我唯一感兴趣的问题:一直到死都合乎逻辑吗?要想弄个水落石出,我只能排除混乱的激情,单凭明显事实之光,继续我在这里指明其根源的推理。这便是我所说的荒诞推理。许多人开始这样做了。我还不了解他们是否会坚持做下来。

卡尔·雅斯贝斯揭示,世界根本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体,他就这样高呼:“这种局限将我引向自我,而一进入自我,我就不再躲到只为表现的一种客观观点后面了,而且对我而言,无论我本人还是他人的存在,也都不会再成为对象了。”他步许多人后尘,又提起思想已抵达其边缘的那些无水荒凉的地方。步许多人后尘,是啊,毫无疑问,可是有多少人都急于退出来呀!到这最后的转弯处,思想摇摆起来,许多人到达了,属于最卑微的人。于是,他们舍弃了他们最为珍视的生命。而另一些人,精神领域的王子们,他们也舍弃了,但是他们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杀死了自己的思想。真正的努力反而在于坚持,竭尽可能地坚持,并且近距离察看那种遥远国度的怪异的草木。在这场非人的游戏中,荒诞、希望和死亡都彼此批驳,而执着和洞察才是得天独厚的观察者。这场舞蹈,既简单又精妙,因此,精神可以先分析舞者的形象,然后再彰显之,并且亲身体验。荒诞之壁

深挚的情感犹如伟大的作品,总比有意表达出来的蕴含更多。心灵的某种活动或者反感所具有的恒定性,也在所为或所思的习惯中再现,还延续到心灵本主都不知晓的后果中。伟大的情感游荡时,总携带着自己的宇宙,不管是辉煌的还是悲惨的宇宙。伟大的情感以其激情,照亮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并在其中重获自己的氛围。无论嫉妒、野心、自私还是慷慨,都有自己的一洞天地。所谓一洞天地,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和一种精神姿态。已经专一化了的情感,既然有真实的流露,那么初发的激情就会流露出更多的真实:初发的激情宛若美感或荒诞引起我们的反应,都同样未确定,都同样模糊而又同样真切,都同样遥远而又同样“近眼前”。

无论哪个人,走到哪条街的拐角,荒诞感都会扑面而来。原本原样,赤裸裸地实在败兴,倒是明亮,却没有光芒,又难以捕捉。然而,这种难题本身就发人深思。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情况大概确实如此:他身上总有什么我们把握不住的东西。然而,通常我认识这些人,我通过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行为总和,通过他们所经之处给生活留下的后果,就能认出他们来。同样,所有这些非理性的情感,想分析都无从下手,我却通常能够确定,通常也能品评,也就是说,将这些情感的全部后果归拢到智力范畴,抓住并记录其各种各样的面孔,再勾画出情感的天地来。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即使我看了他上百场演出,也未必更好地了解他本人。然而,如果我把他扮演过的人物归拢起来,如果清点到一百个人物时,我说少许了解他了,大家就会感到我这话有几分道理。只因这种表面上不合理的事物,也是一种简单的寓言,有一定的教益,能让人了解,既可以通过他演的戏,也可以通过他的真情冲动来界定一个人。同样道理,一种低调、一些心中难容的情感,也会因其激发起来的行为,因其假定的精神姿态,总能部分地暴露出来。大家会明显感到,我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不过,大家也会同样感到,这是分析方法,而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也包含着形而上学,会不知不觉暴露出有时坚称还不甚了了的结论。一本书也如此,结果在开篇就有所表露——这种盘根错节无法避免。这里界定的方法宣扬这种感觉,不可能完全认识真相。唯有表象可以量化,氛围可以感知。

这种难以捕捉的荒诞感,我们也许能在迥异的但是友爱的世界中不期而遇,那便是智力的、生活艺术的,或者纯艺术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有了荒诞的氛围结局,就是荒诞世界和这种精神姿态,须知精神姿态是用自己特有的光照亮世界,并且能从自身认出这张得天独厚的冷酷面孔,以便使之大放光彩。

但凡伟大的行动,但凡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者一家餐馆的小门厅。荒诞也如此。荒诞世界还甚于别的事物,更能从这种卑微的出身赢得高贵的身份。在某些场合,一个人用“没什么”回答关于他的思想本质的提问,也许就是一种敷衍。被对方爱的人都心知肚明。话又说回来,假如这一回答是真诚的,反映出这种特殊的心态,即空虚富有深意,日常行为的链条断了,心灵无奈地寻找重新接起来的一环,那么,这种回答就可视为荒诞的第一个征象了。

有时候,布景会坍塌。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干四小时,吃饭,乘电车,再干四小时,吃饭,睡觉,而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全是同样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里,这条路走得相当顺畅。不过有一天,突然萌生“为什么”的疑问,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开始了”,这很关键。一种机械生活的行止,到头来就是厌倦,但是厌倦也同时开启了意识的活动。厌倦唤醒了意识,并且挑起了一系列状况。一系列状况,就是不自觉地回顾生活链条,换言之,这是最终的觉醒。随着时间的推移,觉醒到一定程度,便有了后果:自杀或者复萌故态。厌倦本身,有其令人作呕的成分。可是在这里,我应得出结论:厌倦是有益的。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只有通过意识才有价值。这些见解毫不独特,但是显而易见:用在一时就足够了,正好可以粗略地辨识荒诞的根源。简单的“思虑”是一切的初始。

同样,日复一日,生活毫无光彩,同时裹挟着我们。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刻,应当裹挟时间了。我们生活在未来:“明天”,“以后”,“等你混出个样儿来”,“等你长大就会明白”,这些不着调的话令人赞叹,因为最终,就关系到死亡了。总归有那么一天,人觉察到,或者,说他已三十岁了。他这样也是强调年轻,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根据时间给自己定位了。他在时间里就位了。他承认自己处于人生弧线的某一时间点上,从而表明他应当走完全部路程。他从属于时间了,不免心生恐惧,确认了时间是他的死敌。明天,他盼望明天,而他全身心本该拒绝的。肉体的这种反抗,就是荒诞。

再低一个层次,就是陌生性了:发现世界“厚实”,看出一块石头陌生到何等程度,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大自然显示何等强度,一处风景就可以否定我们。自然美的深处,无不潜伏着非人的东西:就说这些山峦、天空的晴和,这些树木曼妙的图景,转瞬间就丧失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的意义,从此就跟失去的天堂一样遥不可及了。世界原初的敌意,穿越了数千年,又追上我们了。这个世界,一时间我们看不懂了,只因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非是我们事先赋予它的各种形象和图景,只因从此以后,我们再无余力使用这种伎俩了。世界又恢复原样,也就脱离我们的掌握了。这些由习惯遮饰的布景,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离我们远去了。同样,本来一位女子熟悉的面孔,已经爱了数月或数年的一位女子,有些日子忽然觉得是个陌生人了,甚至可以说,我们也许渴望使我们突然如此孤独的东西。不过,时间还没有到。唯一可以肯定的事:世界的这种厚实和这种陌生性,正是荒诞。

人也同样分泌出非人性的东西。在清醒的某些时刻,他们行为机械的样子,毫无意义的忸怩作态,能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至极。一个男人在玻璃电话亭里打电话:别人听不到声音,却看得见他那毫无意义的手势,让人不由得发出疑问,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产生的这种嫌恶,面对我们本身形象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还有,如同一位作者所称我们时代的这种“恶心”,这些也都是荒诞。同样,在某些瞬间,陌生人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再熟悉不过的兄弟,却又令人不安,在我们的相册里重新见面,这还是荒诞。终于该谈谈死亡了,谈谈我们对死亡的感受。这个话题已经说尽,谨防再唠叨些悲天悯人的话。人人都活在世上,却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对此世人怎么表示惊讶也不过分。还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死亡的经验。就本义而言,只有生活过来的,并且意识到了,才算是经验过了。这里,仅仅探讨一下,是否可能谈谈别人死亡的经验。 这是一种代用品,精神上的一种看法,我们自己也从来不会特别信服。这种约定俗成的伤悲,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其实,恐惧来自死亡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说时间让我们畏惧,那是因为时间进行了演示,随后才是答案。关于灵魂的所有漂亮的演说,在这里,至少此刻要接受其相反观点的粗略验算。灵魂从这打耳光再也留不下痕迹的僵体中消失了。这种偶发事件最终的基本面,就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在这种命运的死亡的光照下,百般无用显现了。任何道德,任何成果,面对支配我们生活状况的血腥的数学,都不能先验地得到证实。

重复一遍,这一切都已经一说再说了。我在这里只是简括地归类,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穿在所有文学作品和所有哲学作品之中,也充斥于每日的谈话,没有必要再重新制造出来。但是,必须首先确认这些明显的见解,才可能接着探讨首要的问题。我所感兴趣的,再重复一遍,主要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发现荒诞的后果。如果确认了这些事实,那么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什么也不避讳能走到什么地步呢?就该情愿一死,还是不顾一切抱着希望不放呢?在心智的层面上,也必须预先同样快速地清点一下。

思想头一个活动,就是辨识真伪。然而,思想一旦反思,那么首先发现的却是一种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极力说服人是徒劳的。多少世纪以来,论述这个问题,谁也比不上亚里士多德这么明晰,这么精彩:

这些观点,后果备受嘲笑,也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肯定一切皆真,我们就肯定了对立观点肯定的真理,从而也就肯定我们自己论点的谬误(因为对立观点的认证不容许我们的论点是真的)。如果说一切皆伪,这种论断同样是谬误。如果声称,只有同我们对立的论断是错的,或是唯独我们的论断不是错的,那么就不得不接受无限数量或真或伪的判断了。因为,一个人提出一个正确的论断,那么同时也就宣称这个论断是真理,如此类推,以至无穷。

这仅仅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个,进行反思的思想深陷其中,迷失在令人眩晕的旋涡里。这些悖论简单明了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管搞什么文字游戏、逻辑杂耍,理解——首先就是整合。精神深层次的渴望,即便在演化最快的活动中,也要会合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就是要求认同,渴求明确。对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压缩为人性,打上人的烙印。猫的世界就不是食蚁兽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同样,精神力图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压缩成为思想术语时,才能心满意足。如果能看出世界也同样,会爱和感到痛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如果思想在外界现象的哈哈镜里,发现了永恒关系,既能把现象概括起来,自身又能概括为唯一的原则,那就可以侈谈精神的幸福了,而这些幸福者的神话,也不过是一件可笑的赝品。这种对一体化的眷恋,这种对绝对的渴求,标明了人类悲剧的基本演变。即使这种眷恋成为事实,也并不意味它必然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如果我们跨越了横亘在渴望与获取之间的深渊,同巴门尼德一起肯定单一为现实(不管哪种单一),那么我们就跌进精神的可笑矛盾中:这种精神肯定完全的一致,并以其肯定本身来证明它自己与众不同,证明它声称解决的分歧。这是另一种恶性循环,足能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些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再次重复,它们的趣味不在于本身,而在于可能引出的后果中。我了解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它告诉我人必有一死。可以历数从中得出极端结论的那些智者。要知道,我们想象中了解的和实际了解之间的恒定差距,实际的认同和假装的无知之间的恒定差距,在本论著中必须视为永久的参照。至于假装的无知,正是让我们抱着一些观念活在世上,而这些观念,我们真若亲身体验一番,那就势必打乱我们的全部生活。面对精神的这种纠缠不清的矛盾,我们恰恰可以完全把握一点:将我们同我们的创造物拆开的分离。思想只要在它希望的静止世界中缄默,就会在它眷恋的一体中井井有条。然而,思想只要动一动,这个世界就会断裂并倒塌;无穷数的闪光碎片蜂拥呈现在认识的面前。根本无望了,再难重建能给我们心灵宁静的那种亲切而平静的表层。探索了多少世纪之后,多少思想家前仆后继,我们十分清楚,对我们的全部认识,这是千真万确的。除开职业的唯理论者,如今对真正的认识都不抱希望了。如果只能写一部人类思想有深意的历史,那么就应该写成人不断懊悔而又无能为力的历史。

的确如此,提起谁,提起什么,我能说:“这我知道!”胸膛里这颗心,我能感受到,能判断它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到,也能判断它存在。我的全部学识到此为止,其余的就是构筑了。因为,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抓住,如果我试图确定下来并加以概括,那么“我”就会完全化作水,从我的手指缝儿流走了。我可以一一画出“我”所能呈现的各种面孔,也能一一画出别人赋予“我”的各种面孔,表现这种教育、这种出身、这股热情或者这样缄默、这样高尚或者这样卑劣。可是,人们并不能把这种面孔加起来。甚至我这颗心,我也永远确定不了。我确信自己的存在,我还力图给这种确信提供内容,但这两者之间的沟壑却永远也填不平。我对我本人,始终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上犹如在逻辑学上,有一些真理,又根本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这句“认识你自己”,和我们忏悔中说的这句“要有德行”,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两句话同时透露出眷恋和无知。这是在重大题材上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游戏,这些游戏只要靠点谱就算不错了。

再比如这些树木,我知道树皮粗糙,里面有水分,也闻到了树香。夜间,花草和星辰的芬芳,在心情轻松的夜晚,我怎么能否认我感到其强势和力量的世界呢?然而,大地的全部知识,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东西让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向我描述这个世界,教我如何分门别类。你们向我列举了它的法则,而我求知若渴,也就同意这些法则真实可靠。你们还剖析世界的机制,我的希望也随之增加。到了最后阶段,你们又告诉我,这个五彩缤纷的奇妙宇宙,最终分解为原子,而原子又分解为电子。这一切看来不错,我等待你们继续下去。可是,你们却对我说,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星体系统,许多电子围绕着一个核运转。你们用一种形象给我解释这个世界。于是我承认,你们到了诗的境界:那是我永远也不能了解的。我还来得及表示气愤吗?你们又改换了理论。这门本来应当让我认识一切的科学,就这样在假想中结束了。这种明晰沉没在隐喻中,这种不确定性化为艺术作品。何必让我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呢?这些山峦柔美的线条、抚摸这颗慌乱的心的夜晚之手,能告诉我更多的东西。但我又回到自己的起点。我算明白了,如果说,我能通过科学掌握自然现象,并且一一列举出来,我却不能相应地理解这个世界。纵然我用手指顺着起伏的地势摸遍了世界,我也不见得了解更多。你们要我选择:要么是一种确切的描写,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要么是种种假想,声称能教导我,可又一点也不确切。对于我本人和这个世界,我都是陌生者,唯一可以求救的就是一种意念,而这种意念一旦要肯定什么,就自我否定了。我这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中啊?我要想得到安宁,就只能放弃认知和生存,想进取的渴求处处碰壁,遇到坚不可摧的壁垒!一有意愿,就要引起混乱。一切都排列有序,从而诞生一种毒化的安宁,始作俑者,就是这种无忧无虑、心灵的这种睡眠状态,以及坐以待毙的放弃。

智慧也以其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诞的。智慧的反面,即盲目的理性,怎么断言一切都明白无误也是枉然,我还等待拿出证据,但愿理性言之有理。不过,尽管多少世纪都那么自以为是,更有那么多令人信服的雄辩家,但我知道这是虚假的。至少在这方面,绝没有什么幸运者为我所不知。这种无论实践的还是精神的普遍理性,这种决定论、这些解释一切各种范畴,说到底,无不有令正派的人发笑的成分。这些理性的东西,跟精神根本搭不上边,而是否认受束缚的思想乃真知灼见。在这个有限的而又看不透的世界里,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意义。一大批非理性的人群起而攻之,直到最近这种意义才寿终正寝。这些非理性的人又恢复了明智,现在更同心协办,荒诞感就渐趋明朗,越发真切了。我前面说过世界是荒诞的,未免操之过急。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可理喻,眼下也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其实,所谓荒诞,就是这种非理性同执意弄明白这种渴望的冲突,须知人的内心深处,总回荡着弄清世界的呼吁。荒诞既取决于人,也同样取决于世界。荒诞在目前,是人与世界的唯一纽带。荒诞将人与世界捆绑在一起,正如仇恨,唯有仇恨能把世人联系起来。我在这个无可比拟的世界中探险,所能辨别清楚的,也只有上述这一点。就此打住吧。支配我同生活关系的这种荒诞,如果说我当真的话,面对世界的景观震慑我的这种荒诞感,以及探索一门科学强加给我的明智,如果说我坚信的话,那么我就应该为这类坚信牺牲一切,我就应该完全正视,以便牢牢地把握住。我尤其应该在坚信中调整我的行为,不管产生什么后果都要坚持到底。我这样讲是真心诚意的。不过,我事先还是想了解,在这大片沙漠中,思想能否存活。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进入了这片沙漠,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面包,还在沙漠中醒悟了,尽管先前一直以幻影为食。思想趁机提出了几个最紧迫的主题,以供人类思索。

荒诞被承认之时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肝裂胆的激情。但是,问题全在于要了解,人能否与荒诞的激情共生存,能否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同时焚毁被它激发起来的人心。这倒也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这一法则处于这场探索的中心。到时候回头还要再谈。我们先得承认,这些主题和冲动产生于荒漠。只要列举出来就够了。这些也同样,已经尽人皆知了。始终有人站出来,捍卫非理性的权利。有一种可以称为受屈辱的思想,其传统从来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未免太多,不必再做了。然而,我们的时代却重又出现这些荒谬的体系,千方百计地让理性蹒跚而行,就好像理性真的在一直往前走似的。不过,这也证明不了理性多么有效力,更证明不了理性的希望有多么强烈。看看历史,这两种态度始终并存,表明人的主要激情:一面激情呼唤向往一统,另一面又明白看到高墙壁垒的包围,人实在进退维谷。

不过看起来,对理性的攻击,也许任何时代也不如现时代来得猛烈。前有查拉图斯特拉大声疾呼:“也是天缘凑巧,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任何永恒的意志都不肯高踞于世间万物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头衔还给了世间万物。”后有患了不治之症的克尔恺郭尔:“这病症导致死亡,人一去世万事皆空。”荒诞思想富有深意又百般扭曲的主题层出不穷。至少可以说(而这种差异至关重要),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主题就是如此。从雅斯贝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舍斯托夫,从现象学者到谢勒,思想上全是一家人,由他们的眷恋结成亲族,活跃在逻辑和道德领域,以不同的方法,或者抱着不同的目的,不遗余力地阻挡理性的阳关大道,要重新找到直通真理的路径。我在此假设,这些思想为人了解并体验过。这些先贤时俊,不管他们先前或现在有什么雄心大志,他们全从这样一个世界出发:这个世界难以描摹,由矛盾、二律背反、惶恐或无能为力统治着。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所揭示的这些主题。关于他们,也同样必须说,尤其看重的,就是他们从这些发现中所得出的结论。这十分重要,值得单独进行研究。眼下只谈谈他们的发现,以及他们最初的体验,只谈谈已证实的他们的不谋而合。如果说想要谈论他们的哲学,有点不自量力的话,那么不管怎样,让人感受一下他们的共同氛围还是可能的,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眼审视人类生活状况,宣称这种生存是一种侮辱。唯一的现实,就是人在各个阶段的“思虑”。对于迷失在世界和自身迁徙的人来说,这种思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忧虑。不过,这种忧虑一旦意识到了,就会转化为惶恐,清醒者永久的氛围,“生存重又陷入其中”。这位哲学教授拿笔的手丝毫也不发抖,用最抽象的语言写道:“人生存的有限性与限定性,比人本身还重要得多。”他对康德感兴趣,只是看出康德的“纯理性”的局限性,也是为他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再也不能向惶恐的人提供什么了。”在他看来,这种思虑事实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因而他一心只想着这种思虑,只谈这种思虑了。他列举了思虑的种种面孔:烦恼的面孔,当凡夫俗子力图将思虑同自身挂钩,并力图使之减缓的时候;恐惧的面孔,当智者贤达直面死亡的时候。意识到死亡,这便是思虑的呼唤,“于是,生存通过意识,也向自己发出呼唤”。死亡的意识正是惶恐的声音,要求生存“主动从毁灭返回芸芸众生”。他也不例外,不能睡大觉,必须日夜警醒,一直守到生命耗尽。他在这荒诞的世界中坚守,又强调荒诞世界的可毁性。他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路。

雅斯贝斯对整个本体论大失所望,因为他断言我们丧失了“天真”。他知道我们必然一无所成,不能让表象的乏味游戏升华。他也知道,精神的归宿就是失败。他久久徘徊在历史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冒险之路上,无情地揭示了每种体系的缺陷,识破了拯救一切的幻想、毫无掩饰的说教。在这荒废的世界,已然证明了根本不可能认识,虚无仿佛是唯一的现实,无可补救的绝望,唯一的姿态,因此,他试图重新找到阿里阿德涅的小线团,沿导线通往秘密的神界。

舍斯托夫另有建树,通过一部单调得叹为观止的著作,反复不断地进取同样的真理,持续不断地指出,最缜密的体系,最广泛的理性主义,最终总要绊倒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任何具有讽刺意味明显的道理、任何贬损理性的可笑的矛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引起他兴趣的事,那就是例外,无论属于心灵史还是属于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体验,通过尼采式的狂放的精神冒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诅咒,或者易卜生式的苦涩的贵族生活,他不断发现,指明并赞扬人对无可补救的世界的反抗。他拒绝将自己的道理归附理性,而且直到这片没有色彩、一切确定的东西全变为石头的荒漠深处,他才颇为坚定地开始大踏步前进。

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最吸引人的也许还是克尔恺郭尔,至少他那人生的一部分是如此,他远比发现荒诞胜过一筹,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三缄其口,而是开口说话。”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让本身都不成立的存在令人满意。这个洞达事理的唐璜,不断变换笔名发表文章,频繁地制造矛盾,他写了《布道词》,同时又炮制出《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慰、道德,也拒绝一切令人安心的原则。这根刺,他感到扎在心上,但绝不会试图减轻痛苦,他反而唤起痛苦,乐在绝望中,像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有一种求苦受罪的满足感,清醒、拒绝、戏谑,他一点一点塑造一类魔鬼附身者。这张既温和又讪笑的面孔,这种伴随着从灵魂深处发出喊叫的旋转,正是荒诞精神在同超越它的现实进行拼搏。精神的冒险,将克尔恺郭尔引向他那些宝贵的轰动效果,而冒险本身也是在混乱中开始的,进行一场丧失其背景、回归原初缺乏条理的体验。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其他现象学派哲学家们,同样以夸张的手法,重建了多样性的世界,否定了理性超验的能力。精神世界同他们一起,无法估量地丰富充实起来。玫瑰花瓣、公路的里程碑,或者人手,比起爱、欲望,或者万有引力来,都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不再一统天下了,不再是使表象以大原则的面目变得为人熟知了。思想,就是重新学会观察世界,学会集中注意力,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将每种意念、每个形象,都转化为一块福地。一切都成为优选了,也实在反常了。能为思想说得通的,就是思想的极端自觉性。胡塞尔虽然显得比克尔恺郭尔,或者比舍斯托夫更为实证,可是当初,他却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打破希望,敞开直觉和心灵的门,迎入庞杂的现象,而那些纷繁的现象则有些非人性的东西。他走过的一条条路,通向一切科学,抑或通不到任何科学。这就是说,方法在他这里,比结果更为重要。仅仅重在“认识事物的一种姿态”,而非寻求安慰。再说一遍,至少当初是如此。

这些聪慧的人深层的亲缘关系,怎么能感觉不到呢?他们聚集在优选之地,痛苦丛生而再无希望,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要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否则免开尊口。面对这种心声,理性就无能为力。被这种要求唤醒来的精神,不断探索,也只是发现矛盾和非理性。我不懂的东西,就没有道理。世界充斥着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单说这个世界,我不懂得它单一的含义,那它就是个非理性的大千世界。哪管能讲上一次:“这明明白白”,那么一切都会得救。谁知,这些人却抱着宣布:什么也不明确,一切都混乱不堪,人仅仅保留了自己的明确,以及对围墙的真切认识。

所有这些体验不仅协调一致,而且相辅相成。精神探到边缘,就应当作出判断,选择其结论。这便是自杀和答案的所在之地。不过,我要将探索的顺序颠倒一下,从精神探险出发,再回到日常的行为中。前面提到的体验是在荒漠中,还绝不能离开。至少应当了解,体验达到了什么地步。这样努力的结果,人就迎面撞上非理性,内心不由得感到渴望幸福和理性。一边是人的呼唤,另一边是世界毫无理性的沉默,这两者对峙便产生了荒诞。这一点不应当忘记,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因为从而就可能产生人生的全部后果。非理性、人的怀旧眷恋,以及由这两者冲撞而产生的荒诞,这就是人生悲剧的三个特点,而人生悲剧,势必同一种生存成为可能的全部逻辑一起收场。哲学式自杀

荒诞感并不因此就是荒诞的概念。荒诞感给这种概念打下基础,仅此而已。荒诞感无非是判断世界的那个瞬间,并没有概括成为概念。前面的路还很长。荒诞感是鲜活的,也就是说要么自生自灭,要么风风火火往前闯。我们汇集的这些主题就是如此。再强调一遍,我所感兴趣的,绝不是一些著作或思想,要进行批评就必须换一种形式,换一种场合,而是发现它们结论中的共同点。各种各样的思想,也许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分歧。然而,他们激情游荡的那些精神景物,我们应该承认是相同的。再如,有多少天差地远的学科,沿各自的路线走到终点,也以同样方式发出这声呼喊。大家明显感到,正如刚刚回顾的,那些思想处于相同的气候环境。若说那种气候环境害人性命,还真算不上玩弄文字。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天空下,就是要求人要么离开,要么留下来。问题是要弄明白,在头一种情况该如何离开,在第二种情况又为什么留下来。我就是这样来确定自杀问题,以及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结论可能产生的兴趣。

我要事先抢个瞬间偏离正道。迄今为止,我们可能只是从外围来勾勒荒诞。然而,也可以考虑这个概念包含什么清晰的内容,力求通过直接分析,一方面找出这个概念的含义,另一方面也预见它所引起的后果。

假如我指控一个无辜者犯了滔天大罪,假如我硬对一个有品德的人说他贪恋亲妹妹的美色,对方就会回答我实在荒诞。这种愤慨的反应有其滑稽的一面,但是也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这个有品德的人通过这种反驳,指明了我所指控他的行为,同他终生信守的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二律背反。“实在荒诞”意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意味“这是矛盾的”。假如我看见一个人手持白刃,去攻击一伙架着好多机关枪的人,我就会断定他的行为是荒诞的。断定为荒诞,也仅仅根据他的意图和等待他的现实之间完全失衡,仅仅根据我在他的实力和设定的目标之间所抓住的矛盾。同样,我们认为一种判决是荒诞的,就是同表面上量刑适当的判决作了对比。还有,通过荒诞论证也是一样,用这种推理的后果,比较人要创建的合乎逻辑的现实。所有这些事例,从最简单到最复杂,随着我比较的诸项差距越扩大,荒诞性也就越强烈。有些婚姻是荒诞的,有些挑战,有些怨恨,有些沉默,有些战争,也有些和平是荒诞的。这些当中无论哪一种,荒诞性都产生于比较。因此,我有理由讲,荒诞感并不产生于对一种事实或一种印象的简单考察,而应当是从一种事实状态跟某种现实,一种行为跟超越行为的世界比较中激发出来。荒诞本质上是一种离异,并不存在于相比较成分的任何一方。荒诞感产生于双方的对照。

从融合角度来看,我不妨这么说,荒诞既不寓于人(如果这种隐喻能有意义的话),也不寓于世界,而在于两者一起出场。荒诞一时间就成为联结人与世界的唯一纽带。假如我愿意停留在明显的事实上,我当然了解人需求什么,世界能给人什么,现在我可以说,我还了解是什么将两者融合起来。我就不需要再深挖了。对于探索的人,只确定这一点就足够了。问题仅仅在于要从中分析出全部后果来。

直接后果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准则。离奇的三位一体就这样揭示出来,绝非突然发现的美洲大陆。不过,这种三位一体也有与经验材料相通之处,即无比简单,同时又无比复杂。在这方面,它的头一个特点就是不可分割性。毁掉其中一项,就等于完全毁掉。离开人的思想,荒诞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荒诞也跟万物一样,随着死亡一了百了。当然,离开这个世界,荒诞也同样不复存在。正是根据这个基本标准,我判断荒诞的概念是最重要的,可以位列我的第一真理。上面提及的方法准则,便在这里显现了。假如我判断一件事情是真的,我就应该保存,假如我着手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至少我不能以解决为名,偷偷抽掉问题的某一项。对我而言,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了解如何走出荒诞,能否从这种荒诞中得出自杀的结论。我探索的第一个,其实也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保留这种能压垮我的东西,从而尊重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东西,即我刚才定义为一种对峙和一种无休止的斗争。

将这种荒诞的逻辑一直推演到终了,我应该承认,这种斗争则意味着完全的无望(与绝望不可同日而语)、不断的拒绝(不可与放弃混为一谈),以及意识到的不满足感(也不可混同于青春的躁动不安)。凡是破除、规避或者贬损这些要求的企图(首先就是赞同消除离异),都要毁掉荒诞,贬低有可能提议的姿态。也只有在不赞同荒诞派的情况下,荒诞才有意义。

存在一种明显的事实,似乎纯属精神层面,就是一个人总是他的真理的猎物。人一旦确认了某些真理,就再也摆脱不掉了,总得付出点代价。一个人意识到了荒诞,便成为终生的羁绊。一个人没了希望,并且意识到了无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也是正常的。不过,同样正常的是,他力图逃脱他自己创造的一洞天地。一切前提,仅仅在考量这种悖论时才有意义。那些从批评唯理主义出发的人,承认了荒诞的气候环境,现在从这方面研究,看他们推演其后果的方式,可能比什么都更有教益。

然而,我若是坚守存在哲学,就会明白全部存在哲学无一例外,都向我提议逃离。存在哲学的哲学家们,从理性废墟上的荒诞出发,在一个封闭的并限制人的世界里,运用一种奇特的推理,神化了压垮他们的东西,并在剥夺他们生存条件的环境中找到一种希望的理由。这种勉为其难的希望,在所有人那里都有宗教的本质。这是值得驻足的。

我在这里作为例证,只想分析一下舍斯托夫和克尔恺郭尔几个独特的主题。不过,雅斯贝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典型事例,将这种论证姿态一直推导到漫画化的程度。余下的就会变得更为清楚。没人在意他无力实现超验性,也无法探测体验的深度,但意识到这个世界被失败搅得天翻地覆。他还要进取吗,或者甚少,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吧?他没有带来任何新意。他在体验中毫无发现,只是承认自己的无可奈何,没有一点机会引出令人满意的原则。然而,他不经证实,就单凭自己来说,一股脑儿肯定了超验性、经验的存在和人生的超人意义,他写道:“失败不是超越了一切解释和一切可能的说明,并非表现虚无,而是超验性的存在吗!”这种存在,从人类信念的一种盲目行为,突然就解释了一切,还下了定义,称为“一般与特殊的难以设想的统一”。就这样,荒诞变成了神(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而理解世界的这种无能为力,也变成了照亮万物的存在。在逻辑上,根本就引不出这种推理。我可以称之为跳空。而且,反常的是,大家理解雅斯贝斯的这种执着、这种无限耐心,务使超验的经验无法实现而后快。因为,这种近似越是难以捕捉,这种定义就越显得徒劳,而这种超验在他看来就越真实了,须知他在肯定这一点时所投入的激情,恰恰同他解释的能力和世界与经验的非理性之间的差距成正比。如此看来,雅斯贝斯特别激烈地摧毁理性的偏见,以便更加彻底地解释世界。人类屈辱思想的这位使徒,就是要到极度的屈辱中,找出什么途径,能让人的生存彻彻底底地再生。

我们熟悉神秘思想,自然熟悉这种方法。这类方法同任何思想形态一样,都是正常的现象。不过,在眼下,我论述起来,就仿佛很认真地对待某些问题。我并不预料这种态度有普遍价值,有教育的效能,仅仅想考量它能否应和我提出来的条件,是否同我感兴趣的冲突相匹配。我就此再来谈谈舍斯托夫。一位评论者引述了他一段话,值得注意。舍斯托夫说道:“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就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的话,我们还需要上帝干什么?大家转向上帝,只为获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办得到的事,有人就足够了。”假如存在舍斯托夫哲学的话,那么我很可以说,他的哲学就由这段话全部概括了。舍斯托夫满怀激情,分析到最后,却发现了一切存在的根本荒诞性,可是他不说“这就是荒诞”,而是说:“这就是上帝,还是信赖他为正理,即使这个上帝丝毫也不符合我们理性的范畴。”为了避免混淆,这位俄罗斯哲学家甚至暗示,这位上帝也许气量极小,面目可憎,既不可思议又矛盾重重,不过,他的相貌再怎么狰狞,他却最能显示出自身的威力。这个上帝的伟大,就在于他不合逻辑。他的证据,就是他的非人性。他必须跳跃,通过这样跳空来摆脱理性的幻想。舍斯托夫就是这样,接受荒诞和荒诞本身是同时发生的。确认了荒诞,就是接受了荒诞。舍斯托夫思想的逻辑不遗余力,就是揭示荒诞,以便让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同时涌现出来。再说一遍,这种思想形态合情合理。不过,我在本文执意要考量唯一的问题及其全部后果,无意研究一种思想或者一种信仰行为的悲情。这种研究,我还有一生的时间。我知道唯理主义者认为,舍斯托夫的态度实在令人恼火。可是我还感到,舍斯托夫反对唯理主义者也有道理,而我只是想弄清楚,他是否始终遵奉荒诞的戒律。

然而,如果承认荒诞是希望的反面,那么就能看出,对舍斯托夫而言,存在哲学的思想是以荒诞为前提的,但是论证荒诞又只为消除荒诞。这种思想的精妙,恰似杂耍艺人的一种打动人的把戏。可是另一方面,舍斯托夫用他所谓的荒诞,对抗流行的道德与理性时,他就称之为真理和救世了。可见从根基上看,在荒诞的这种定义中,确有舍斯托夫带进步的赞同。如果承认这种概念的全部效能,寓于它冲击我们基本希望的方式中,如果我们感到荒诞是为了存在,就要求人绝不能认同,那么我们就看清楚了,荒诞失去了自己的真面目,失去了它那相对的人性,从而进入一种既不可理解又令人满意的永恒之中。荒诞如果存在,那就存在于人的世界中。荒诞的概念从转化为永恒跳板的那一刻起,就不再联结人的清醒认识了。荒诞不再是人确认而又不认同的这种明显事实了。回避了斗争。人融入荒诞,在这种融合中,抹去了自身的根本特征,即对立、撕裂和离异。这一跳空,就是一种逃避。舍斯托夫多么情愿引述哈姆雷特这句话:“The time is out of joint.”。他这样写下来,怀着多么强烈的希望,很可能认为这是特意给予他的。因为,哈姆雷特并不是这样宣讲的,莎士比亚也不是这样写的。非理性的陶醉,加之心醉神迷的使命,便使一种透亮的精神从荒诞脱颖而出。在舍斯托夫看来,理性毫无意义,但是理性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对一种荒诞精神来说,理性毫无意义,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一跳空,起码能让我们多少看清一点儿荒诞的本质。我们知道,只有在一种平衡中,荒诞才显示价值,它首先是在比较中,而不是在这种比较的诸项里。舍斯托夫则不然,恰恰将荒诞的全部重量压到其中一项上,从而打破了平衡。我们对理解世界的巨大胃口,对绝对事物的眷恋,只有一种解释,恰恰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并解释许多事物。完全否定理性并无意义。理性自有其程序,相当有效。理性也恰恰是人类体验的程序。正因为如此,我们什么都想弄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办不到,如果恰逢此时产生了荒诞,那也恰恰是这种有效而又有限的理性,同总是在不断再生的非理性相遇。舍斯托夫特别恼火,反对这类黑格尔式的命题:“太阳系的运行遵循一成不变的法则,而这些法则便是太阳系的理性。”他还投入全部激情,拆毁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最终恰恰断定了全部理性的虚荣性。再通过自然而不合情理的反证,却得出了非理性的优越性。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明显。因而,局限的概念和方面的概念,在此就可以介入了。自然法则在一定限度里可能有效,超过限度就自我否定,催生了荒诞。或者,自然法则在描述方面,也可以自我证明合理,但并不因此表明在解释方面真实可靠。在这里,一切都为非理性让路,明晰的要求也隐退了,荒诞便随着它的比较诸项之一而消失了。反之,

荒诞人

却没有这样扯平。他还承认斗争,并不完全藐视理性,也接受非理性。他的眼光就这样覆盖了经验的方方面面,不打算了解这一切之前就跳过去。他仅仅知道在这样关注的意识中,已没有了希望的位置。

莱翁·舍斯托夫著作中鲜明的论断,在克尔恺郭尔的著作中也许更为鲜明。自不待言,很难圈定一位如此逃避明显命题的作者。不过,有些文章尽管表面看来是对立的,可是越过化名、文字游戏和嬉笑,通观他的著作,还是觉察出仿佛出现预感(同时也有恐惧):一个真理在他最后几部作品中终将闪亮登场。克尔恺郭尔也跳跃了。他童年多么惧怕基督教,最终却又趋向基督教那副最严峻的面孔。同样,在他看来,二律背反和反常现象,变成了信徒的准则。可见,正是让人对人生的意义和深刻性产生绝望的东西,现在将他的真理和敞亮赋予了他。基督教,就是坏榜样,克尔恺郭尔直截了当要求的,正是依纳爵·罗耀拉要求的第三种牺牲,是上帝最乐见的牺牲:“智力的牺牲。”跳空的这种效果很怪异,但是不应再让我们惊诧了。荒诞不过是人世经验的一种残渣,他就转变为另一个世界的标准。克尔恺郭尔说道:“从他的失败中,信徒发现了他的胜利。”

我无需深究这种态度紧密关联着什么振奋人心的预言,只想考虑一下荒诞的景观及其特性能否为它正名。在这点上,我知道不可能。重新审视荒诞的内容,就能更好理解启迪克尔恺郭尔的方法。在世界的非理性和荒诞反抗的眷恋之间,他没有保持平衡。他没有尊重平衡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确切地说,产生了荒诞感。逃不脱非理性是确信无疑的,那他至少可以逃离这种绝望的眷恋:在他看来,眷恋下去既无结果,也没有意义。可是,他的判断,如果在这一点上有道理的话,用到否定中就不见得对了。他那声反抗的呼喊,如果用狂热的参与替代的话,那他就受其导向,无视迄今一直照亮他的荒诞,还要神化非理性,此后就是他唯一的确信了。加利亚尼曾对德·埃皮奈夫人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与病疾共存。克尔恺郭尔想要治愈。治好病疾,这是他的狂热意愿,贯穿他的全部日记。他不遗余力,就要逃脱人生状况的二律背反。他这种努力几乎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只因他在闪电的瞬间瞥见这种努力的虚幻。例如,他谈到自己时,就好像无论畏惧上帝还是虔诚,都不能给他的心灵带来安宁。他就是这样,通过一种扭曲变形的借口,赋予非理性以形象,赋予他的上帝以荒诞的特性:不公正、变化无常和不可理解。在他身上,唯独智力还试图扼制人心深切的要求。既然什么都没有证实,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正是克尔恺郭尔本人向我们透露了所经之路。我这里丝毫不想暗示什么,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怎么就读不出面对荒诞接受的肢解,心灵几乎情愿受肢解的征象呢?这是《日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所欠缺的,正是兽性,其实兽性也是人类命定的一部分……不过,总得给我一个躯体吧。”再看下文:“噢!尤其我在少年时期,多么想成为男子汉,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只做六个月……说到底,我所欠缺的,就是一个躯体,以及生存的肉体条件。”然而,在别的著作中。这个人将希望的呐喊当成自己的呼声:呐喊之声穿越多少世纪,激发多少人心,唯独荒诞人无动于衷。“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死亡绝不是一切的完结,死亡蕴含无穷无尽的希望,对我们来说,这是生命,即使洋溢着健康与活力的生命也难包藏的。”学习坏榜样进行和解,总归还是和解。看得出来,这种和解也许能让人从希望的反面,即死亡中引出希望。不过,即使同情心令人倾向这种态度,那也得指出,突破限度证明不了什么。据说,这超过人的限度,因此就是超人的。按说,这“因此”一词就多余了。这里根本谈不上逻辑肯定,也绝谈不上经验的概率。我所能说的,无非是这确实超出我的尺度。即或从中引不出一种否定,至少我绝不愿以不可理解的见解为基础立论。我就是想了解,我有已知的条件,仅仅有这些条件能否活下去。还有人对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智力应当舍弃自傲,理性也应当低首下心。然而,我即使承认理性的局限,也不会因此就否定理性,总得承认它那些相对的效能。我只想坚持走这中间道路,而在这条路上,智力一直能明了透亮。如果说这就是它的自傲,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放弃。克尔恺郭尔的见解无比深刻,例如,他认为绝望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的原本状态。因为,罪孽就是背离上帝。荒诞,则是觉悟人的原本状态,并不通向上帝。也许这种概念会更为明朗,假如我贸然用极荒唐的说法: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

这种荒诞状态,问题在于生活其中。我知道荒诞建在什么基础之上:这种精神和这个世界彼此支撑,却又不能拥抱在一起。我探问这种状态的生活准则,得到的指点不但忽略这种基础,否认痛苦对立诸项中的一项,还忠告我务必放弃。我探问我自己的生活状况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清楚这种状况意味着昏暗朦胧和蒙昧无知,而有人却明确告诉我,这种无知能解释一切,这种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然则,他们所答非我所问,这种激动人心的抒情难以向我掩饰反常的现象。因此,必须调转方向。克尔恺郭尔可以大喊大叫,发出警告:“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如果万物的底蕴,只是一种沸腾的野蛮强力,在懵懂的狂热旋风中,制造着伟大和渺小混杂的万物;如果什么也填不满的无底虚无,就隐藏在事物的下面,那么人生除了绝望,又能怎么样呢?”这声呼喊不足以叫住荒诞人。探求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寻求渴望的东西。“人生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为了摆脱这个惶恐的问题,就得像驴子那样用幻想的玫瑰花填饱肚子的话,那么荒诞精神则不然,它不肯满足于虚幻,毫不颤抖地宁愿接受克尔恺郭尔的回答:“绝望。”经过全面考虑,一颗坚定不移的灵魂,总能够闯出一条路来。

我在本文冒昧地把哲学式自杀称为存在的态度。不过,这并不表明是一种判断,只是便宜行事,指认一种思想的运行:这种思想通过如此运行来自我否定,并在否定它的论断中再自我超越。对于存在哲学家们来说,否定,就是他们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恰恰通过否定人的理性才得以确立。然而,诸神也同自杀一样,要随着人而变化。有好多种方式跳空,关键就在于那么一跳。这些否定救世的思想,这些还未跳过就否认障碍的终极矛盾,既可以产生于(这是这种推理所针对的悖论)某种宗教的启示,也可以产生于理性的范畴,而且始终不渝地追求永恒,仅仅凭借这一点才实现跳跃。

还必须指出,本论著进行的论证,全然不顾我们明智时代流行最广的精神形态;这种精神形态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一切都讲理性,都旨在解释世界。既然大家都认为,世界就应该明明白白,那么自然而然要给一个明白的说法。这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本文进行的论证对此并无兴趣。我们论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阐明精神的行程,如何从世界无意义的一种哲学出发,最终为世界找到一种意义和一种深度。这些步骤最牵动人心的一步,则具有宗教的本质,是在非理性主题中得以彰显出来的。不过,最反常的、最引人深思的一步,正是当初想象一个毫无主导原则的世界,现在却赋予它响当当的理由。不管怎样,这次新获得的恋世思想,如果不给它一个概念的话,那就很难论述我们感兴趣的后果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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