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瑞丽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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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俘获与政府规制改革试读：
导论
对于政府俘获的定义曾有不同解释，本研究认为，政府俘获是指政府官员或某些部门与利益集团、企业、私营部门等组织勾结，通过制定有利于个别集团、企业的法律和政策来共同获取局部利益和私人利益，而使公共利益受损的现象。政府俘获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逐步完善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政府俘获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有所表现，但在拉丁美洲、东欧、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国家政府俘获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官员和垄断企业借助私有化之机，相互勾结掠夺瓜分国家公共财产，致使政府被垄断资本所操纵。作为转轨国家，我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一些政府俘获现象，只不过表现形式及程度有所不同。政府俘获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暴露出政府规制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规制的失灵。因此，减少或消除政府俘获需要对政府规制进行改革，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政府俘获理论的产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开始研究规制俘获理论。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利益理论认为，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实现社会福利目标的最大化，需要对自然垄断等行业进行规制。但是公共利益理论并没有说明政府规制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而斯蒂格勒在《规制者能规制什么》一文中，对政府规制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主张把政府规制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区别开来，政府规制的目标和被规制行业预期的规制效果有所不同。在这篇论文中，斯蒂格勒研究了自然垄断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力供给部门，分析了其政府规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政府对电力供给部门实行规制并没有降低电力部门的收费标准，也不能解决价格歧视问题。不仅企业没有增加利润，而且公众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显然这一结论和传统公共利益理论认为规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效率存在明显的矛盾。
1971年，斯蒂格勒发表《经济规制论》一文，首次尝试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规制的产生，开创了政府俘虏理论。政府俘虏理论认为，由于立法者和规制机构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能够通过“俘获”立法者和规制者而使政府提供有利于他们的规制。由于在政府规制分析中引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该理论也被称为规制的经济理论。
斯蒂格勒的规制俘获理论有两个重要假设：一是政府资源是强制力，各个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府并利用其强制力为自身提高福利；二是各个利益集团都是非常理性的选择，采取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在这样假设的前提下，企业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选票、竞选经费及活动经费等手段俘获政府规制者，而企业俘获规制者则可以在四个方面获得收益：直接的货币补贴；对该产业所生产产品的替代品的限制或互补品的补贴；固定产品价格；对新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控制。
此后，佩尔兹曼（Peltsman）和贝克尔（Becker）及其他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规制俘获理论。1976年，同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的佩尔兹曼（S.Peltzman）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斯蒂格勒的政府规制俘获理论，提出了“最优监管政策”模型，探讨了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均衡是如何决定政府监管供给的。佩尔兹曼理论基于这样一系列假定：将利益集团简化为企业和消费者，规制者简化为立法者；利益集团和规制者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消费剩余最大化；规制者则寻求最广泛的政治支持，体现为追求选票数量的最大化。在确定政府政策（包括价格规制和进入规制之外的其他政策）时，立法者决定规制受益集团的规模及其向他们转移财富的多少。如立法者决定价格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哪些消费者获益（他们的价格低于成本），哪些消费者蒙受损失（他们的价格高于成本）以及企业的受益程度（以利润水平为依据）。佩尔兹曼研究了政治支持函数最大化时的价格问题，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由此，佩尔兹曼得出结论：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设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
斯蒂格勒与佩尔兹曼规制理论分析都是以规制者或立法者选择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规制政策为基础。而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进一步提出，规制的实质在于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决定政府规制活动的是利益集团的相对影响，而不仅仅产生于市场失灵。与斯蒂格勒、佩尔兹曼理论相比，贝克尔理论对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提供了解释，即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产业会有相对较大的压力实施规制。然而，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不同，贝克尔理论没有表明规制仅仅产生于市场失灵之时。他认为决定规制活动的仍然是利益集团的相对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由规制的福利效应所决定，而且由利益集团向立法者和规制者动用压力的相对效率所决定。这种以利益集团所施加的相对压力决定政府规制政策的分析方法，对理解政府其他公共政策同样具有参考意义。二、转轨国家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
20世纪末，对转轨国家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底，乔尔·赫尔曼（Joel S.Hellman）、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等人开始研究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在世界银行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美洲发展银行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的支持下，以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为调查对象，对22个转轨国家中的近4,000个企业进行《商业环境与企业业绩调查（BEEP）》。他们提出假设，将转轨国家中企业对政府施加的负面影响分为三种有意义和可测量的类型：（1）政府俘获，即企业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使政府选择和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通过俘获政府机构，企业就能够将它们自己的偏好变成整个市场经济博弈规则的基础，创造大量可能为特定部门和个人产生高度垄断收益的政策和制度扭曲，而这通常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2）有权势企业的影响，主要是指一些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与政府的从属关系和对市场的垄断地位无需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所得，就可以使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3）行政上的行贿，即企业通过向政府公职人员进行一些小额的贿赂，使政府在实施现有法律、政策和规则时变通执行。相应从事这三类活动的企业分别称为俘获者企业、有权势的企业和行政上的行贿企业。然后，他们依据各国企业对其受到政府部门腐败因素影响的认识和受调查企业中认为受政府俘获影响较大的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国家的政府俘获指数。将政府俘获指数较高的国家称为高掠夺国家，指数较低的称为低掠夺国家。行政上的行贿企业从行贿中所获收益并不明显，并具有被动的性质，与前两者相比较，危害性较小。有影响力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或其前身是国有企业，它们的销售额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多，投资额是其他企业的近两倍。俘获者企业通过政府俘获其销售额是其他企业的四倍，投资额是其他企业的两倍多，产权受到保护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五倍以上。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俘获者企业相对来说获利最多，这将诱使更多的企业从事政府俘获。而对于那些有影响力的国有企业来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对政府的影响力将逐渐削弱。为了维持对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他们将转而向俘获者企业类型转变，这将进一步扩大俘获者的队伍，带来社会经济的全面腐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低掠夺国家中俘获者企业的销售额比其他企业低。这就说明，俘获者企业的获利水平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在的国家是否为高掠夺国家。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u）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在分析南亚等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时曾提出“软政权”的概念，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描述政府俘获现象。“软政权”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和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与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和集团串通一气。”例如，在软政权中那些掌握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大权的人会利用公共控制的松弛谋取个人利益。缪尔达尔认为商界（资本）与官场（权力）的勾结是造成软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缪尔达尔“软政权”概念生动地说明了政府俘获影响使公共权力变得软弱无力。
青木昌彦用博弈论模型分析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把国家分成掠夺性国家、勾结型国家和民主国家三大类型。他认为政府俘获存在的国家属于勾结型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和少数人勾结对其他人的产权进行剥夺。乔舒亚·查瑞普（Joshua Charap）和克里斯琴·哈姆（Christian Harm）在《制度腐败和盗窃型政府》（2003）一文中，对政府俘获进行了更精辟的分析，给出了在政治结构中政府俘获的内生性。认为不论是安排法律和财产权，还是与垄断企业勾结，都是掠夺性政府为了使自身收入最大化的方式。
政府俘获在拉丁美洲、东欧、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转轨国家而言，政府俘获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的生产到商品分配，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经营活动，企业只是政府全面计划经济的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企业领导人也是受命于政府。由于国家代表公共利益，而企业完全隶属于国家政权，并仅仅是执行其计划，因此，企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个阶段虽然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并不存在政府俘获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东欧、苏联等国家经济模式，开始由传统经济模式向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这些国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一些政府官员和垄断企业借私有化之机，相互勾结掠夺瓜分国家公共财产，政府被垄断资本所操纵。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为政府俘获奠定了经济基础。在阿根廷表现为本国政府和国际垄断资本勾结，而在俄罗斯则表现为财阀政治，即本国商业寡头操纵政府，六大新兴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经济的50%左右，俄罗斯的政治选举和经济政策几乎由它们操纵。于是，在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方面企业利用市场化改革，通过界定产权使瓜分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组织廉价资源从事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制度性壁垒限制市场进入和竞争，以攫取垄断利润。三、本书的逻辑结构、研究内容与特点（一）本书的逻辑结构
在转轨时期，我国政府俘获现象的存在及其变化，反映出政府规制的失灵，凸显出我国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和行政性规制模式的缺陷，为我国政府规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按照政府俘获变化——政府规制失灵——政府规制改革研究这一主线，本书共有三编十四章内容。第一编当前我国政府俘获的形成机理与特征。剖析了转轨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特征，分析了转轨时期我国政府俘获的机理，探讨了当前我国政府俘获的新变化。为下编内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第二编基于政府俘获下的政府规制失灵与模式缺陷分析。首先介绍了政府规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针对我国政府俘获现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和行政性规制模式的缺陷，研究了政府规制失灵在公用事业、流通行业、食品行业的特殊表现。为下编政府规制改革内容提供方向。第三编消除政府俘获目标下的政府规制改革探讨。根据转轨时期我国政府俘获的新变化，针对我国政府规制模式存在的问题，构建出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总体思路，提出了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和行政性规制改革的对策和建议，研究了重点行业政府规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二）本书的研究内容
与其他转轨国家不同，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俘获现象虽然不像其他转轨国家那样突出，但也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社会结构等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政府俘获在行业范围、企业层面、涉及领域以及俘获手段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也面临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任务。这些新特征、新变化和新任务为政府规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在新的背景下，如何根据转轨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特征，针对政府俘获的变化，剖析我国政府规制模式的缺陷，分析政府规制失灵的行业表现，探索政府规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路径，就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三）本书的研究特点
1．研究角度新颖独特。本书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规制研究思路，选取政府俘获理论为突破口，以政府俘获现象作为切入点，将转轨时期政府规制为研究重点。探索当前我国政府俘获的形成机理与新变化，通过政府俘获现象，深入剖析我国现行政府规制失灵的根源，提出相应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从而形成较为新颖的研究思路。
2．研究内容赋予时代感。本书在借鉴专家学者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了当前我国政府俘获的新变化，分析了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模式和行政性规制的缺陷，并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流通行业和公共事业方面的热点问题，阐述了政府规制失灵的行业表现，提出了政府规制改革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为价值取向，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为目标的新规制模式。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3．研究方法融合性强。一是学科的融合。本书结合了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运用了权力资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寻租理论，分析了当前我国政府俘获、政府规制等现实问题。二是理论与实际的融合。按照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思路，首先介绍相关政府俘获和政府规制的理论，而后列举实例，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市场秩序等社会热点问题，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解决思路。三是继承与发展的融合。既继承了专家学者有关垄断领域政府规制的研究，又着力对我国竞争领域的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创新研究，分析了食品、流通领域等竞争性行业政府规制问题；在沿袭传统的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将行政性规制作为规制内容进行专门研究并有所创新。
当然，受研究水平、现实资料和研究时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第一编当前我国政府俘获的形成机理与特征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政府俘获形成机理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本编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共三章内容，第一章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特征分析；第二章为我国政府俘获的机理分析；第三章为我国政府俘获的新变化。第一章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但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也提出了严峻挑战。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对新时期我国政府俘获问题以及政府规制改革的深入研究。一、当前中国经济特征（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大幅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日益趋近极限，而且随着老龄化趋势日趋显现，经济发展速度将受到人口、资源、环境条件的巨大制约。按照周天勇（2007）的研究，“下一个30年中，如果我们仍保持现在的生产、消费模式和7%~9%的增长速度，要满足13.33亿到15.5亿人口日益提高的生活需要，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环境条件都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
1．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压力日益增大。按照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结果，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人口1,339,724,852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五普”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0），见图1-1。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此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龄化是人口寿命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伴随老龄化的是少子化（年人口出生率低于13.0‰或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18%或总和生育率低于1.8），从“六普”数据来看，我国0~14岁人口比重为16.60%，总和生育率1.10，已低于这一标准，且下降非常迅速。老龄化和少子化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影响，不仅影响到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而且还波及到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家庭模式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口减少。一方面，高龄人口的消费呈减少趋势，儿童数量减少也造成需求减少，从而使社会总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老龄化和少子化将使劳动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不足，供给与需求双双萎缩将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少子老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降低抚养比例，使现有养老金体系难以维系，进而以税收或者提高缴费比例的形式转化为企业的福利负担，最终对企业竞争力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图1-1 “六普”与“五普”我国大陆人口年龄构成对比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至今少生育了3亿~4亿人口，为平衡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是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对其进行调整，或者废除计划生育，存在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改变政策，放开生育，未来人口规模可能达到16.5亿，甚至更多，从而形成就业、资源、环境等方面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在城市中长时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未来也会存在人口红利持续下降，养老成本大幅度上升，国民经济失去竞争力。根据王丰和梅森的计算，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将开始逐步消失，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和抚养系数的变动，每年将拖累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降低0.45%。他们认为：“在经历了人为加速的人口转变之后，中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劳动力供给萎缩以及老龄人口迅速膨胀。而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2．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日益严重。虽然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中国工程院和环境保护部共同牵头组织实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17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成果于2011年4月发布，这一研究指出，“我国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1）国土沙化、退化严重。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大陆耕地质量不高并被严重污染，沙化面积大，森林覆盖率低，草原退化严重，村庄分散密集占地过多，国土灰黄不堪。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12%，还有30余万平方公里潜在沙化土地，影响着4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耕地质量等级总体偏低，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只占6.09%。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平方公里，受污水、固体垃圾和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1/10以上，草原沙化和荒漠化面积为13.5亿亩。（2）淡水资源紧张且水资源污染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地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缺水在300~50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在正常年份中，缺口达60亿立方米，经济损失2,000亿元以上；667个城市中420个缺水，共计105亿立方米。从2008年对21个省级行政区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进行的不完全调查来看，共有漏斗81个，总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并且其趋势是下沉越来越深、面积越来越大。而且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通过对200条干支流的409个断面检测，Ⅳ类和Ⅳ以下水质断面占到45%，28个国控重点湖Ⅳ类和Ⅳ以下水质的占78.6%。（3）城乡垃圾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中国城镇有6亿人口，每人每年保守估计产生200公斤生活垃圾，城市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为12,000万吨，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规模还会扩大。在380多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另外，全世界电子电器废弃物有80%被运到亚洲，其中，90%在中国消化。城镇垃圾随着人口集中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处理率在不断上升，但是农村垃圾却因分散而处理成本太高，污染形势越来越严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模式在很多地区由于资金不足或者运输困难，难以实行下去。（4）大气环境有所改善，但减排压力很大。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成渝、长江中游流域、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并且2010年上半年出现反弹。从碳排放来看，未来中国的压力很大，即使我们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45%的承诺目标，而中国经济仅按8%的速度增长，其总排放量也仍可能增加一倍。
3．资源能源缺口巨大且国内难以解决。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在2009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此同时，中国目前面临人口基数大且增长较快、人均能源消费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大且增速较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煤炭供给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分别高达60%和40%。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调控，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将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我国对能源和某些主要金属矿产的需求量已成为影响世界市场的关键因素，使得世界越来越将能源话题聚焦在中国和亚太地区。
从能源来看，中国对外依赖最为严重的是石油。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已经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成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我国原油产量突破两亿吨，原油进口2.39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50%以上。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目前石油基础储量为289,043万吨，天然气为34,049亿立方米，煤炭为3,261亿吨。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按照2010年中国低水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量，剩余的石油可采年限也仅为7.08年，天然气为39年，煤炭为108年。按照目前发达国家最低的消费水平变动，中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也远远不够未来30年的消费，石油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15.5倍，天然气缺口为2008年国内储量的3.14倍。
近年来，进口铁矿石价格屡创新高成了中国钢铁行业的软肋，进口了全世界65%铁矿石却没有定价权。中钢协数据显示，2012年，中钢协旗下会员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5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4.31%；但与此同时，会员钢铁企业的利润却仅有15.81亿元，同比下降了98%，全年累计亏损企业23户，同比增加了15户，亏损面达28.75%，亏损企业的亏损额高达289.24亿元，同比增长了7.39倍。其原因除需求低迷之外，铁矿石价格高企也是主因。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称，钢材价格长时间处于低位，“但只要钢材价格稍有上涨，进口铁矿石便立即跟涨，且涨幅远远高于钢材价格”。2012年12月下旬至2013年1月中旬短短20天时间内，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了44美元/吨，涨幅高达38%，按生产每吨钢需1.6吨铁矿石计算，相当于每吨钢成本上升422元，而同期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仅上涨了106元/吨左右。三大国际铁矿石巨头中，任何一家的利润都超过了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的总和。（二）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尽管我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表现出比较粗放的特征，对外依赖性过强，资源消耗巨大，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1．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长期以来，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型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已经造成我国出口型企业停产减员，甚至倒闭。2008年，全国约有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月的51.7%下降至12月的21.7%。2011年一季度，中国外贸出现了10.2亿美元的逆差，这是中国7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贸易逆差。11月份，中国外贸出口额1,744.6亿美元，出口增速连续4个月下滑。在内需短期内难以提振的前提下，出口下降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损害被放大。
对外部的过度依赖也带来了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巨大的金融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情有独钟，对进入的外资根本不做鉴别，而且还给予超国民待遇，活跃了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了低端产业资本大量涌入，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过剩产能的条件下，这部分过剩产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这将带来巨额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不断加剧流动性过剩。而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13年1季度，我国外汇储备猛增1,300亿美元，达到3.44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的经济总量。正如瑞穗证券经济学家沈建光所说：“外汇储备的增长明确表明，资金正再次流入中国。由于美国和日本都在大量印钱，今后几个月，人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担心。”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使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对经济发展模式作出调整。
2．经济增长的资源代价过大。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3—2008年，GDP平均增速为10.5%，而能源消费增速平均为10.6%，电力消费增速平均为13.2%，粗钢消费增速平均为14%。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来实现的，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左右，钢铁消费占世界的30%左右，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4%左右。不仅如此，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投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相对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2011年6月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对世界上125个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和排名，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在第29名，比2010年上升了14位，我国成为唯一进入创新指数前30名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同发达国家相比严重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转化率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转化动力不足、转化体系不完善、政策支持乏力，转化壁垒众多。另外，我国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大约有一半是不可转化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本来为了应用的技术成果，但因为在科研立项的时候就“脱离了实际”，“且许多科研活动的开展以申报项目、开展研究、报奖、鉴定为主”，“科技成果的数量主要表现为成果鉴定、各级获奖和专利，而不是以最终形成产品、商品来认定和评价”，这种评价体系重视了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而忽略了“市场价值”，成果鉴定之后，只能束之高阁成为“展品”。
4．人力资源投入严重不足。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以竞争优势来考察经济表现，并从竞争现象中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按照波特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思想，这四个竞争阶段的演进实际上是一个“竞争——创新——再竞争——再创新”不断循环升级、不断向上演变的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是由竞争引起的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是否能够尽快进入创新导向的发展阶段，首先取决于知识存量及其增长率，而知识存量的增长又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教育和卫生。但是，近年来，劳动报酬被严重压低，政府和企业收入高速增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教育和医疗费用，迫切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尽快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教育投入。（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待提升
按照吴敬琏的分析，“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制度安排尚未消除，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却显示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国际和国内油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无异于国家财政在补贴国外的进口企业。在市场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受损。而当2011年上半年，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时，国内油价调整迟缓，又使得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
再以资金配置为例，2008年底，国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增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约为15,000亿元），这些项目工程基本由国有企业建设，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配置，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职能在弱化，而计划的职能在强化。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竞争不足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家投资的局面。
结构性调整主要依赖于市场，市场仍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虽然金融危机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距离自由市场体制太远，而不是太近。（四）伴随着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1．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水平。按照尹艳林对2000—2008年统计数据的分析显示，9年中劳动者报酬总额增长持续低于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现行价格计算，下同）指标表示的经济增长。2000—2008年，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13.3%，比GDP慢1.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也从2000年的52.7%下滑到2008年的47.9%。初次收入分配中，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发生了此消彼长的显著变化，最突出的是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其他企业一线职工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增长缓慢，直接影响劳动报酬参与分配的比重。200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为17.4%、17.9%和64.7%；到2008年，这一分配比例变为17.5%、25.3%和57.2%。9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0.1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了7.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7.5个百分点。
2．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趋势。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底线”。对于我国的基尼系数，尽管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但学界普遍认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的调查，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1倍；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灵上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五）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
近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迅速，而且社会公共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研究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比例。
长期以来，我国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方面投入严重不足，与世界其他国家差距不断拉大。以对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入）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为例，诺贝尔奖得主赫克曼（James J.Heckman）的研究指出，1995年中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同时国民生产总值中大约30%用于实物投资。在美国，相应的数字分别是5.4%和17%，并且此后10年来这种投入结构的失衡有增无减。俄罗斯35个大城市（29个地区的首府和其他6个区域性中心）的数据显示，1992—1997年间教育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4%稳步上升到22.9%，在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三方面上的支出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同期支出在教育和科教文卫上的比重分别仅为15%左右和25%不到。由于在中国这些支出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因而这两个比重在国家（中央+地方）财政中所占的比重更低。除跨国比较之外，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还有持续加剧的趋势。
以教育投入为例，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即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之后又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作出了同样规定。1996年国家又将“科教兴国”立为基本国策，并要求加大教育投入。然而，在此期间，这个4%的目标始终没有完成过。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中国教育经费为12,550.02亿元，占GDP的比例仅为3.15%，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是4.1%。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的文件，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教育费附加制度，全面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以及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中来计提教育资金，终于在2012年底完成了4%的历史任务，而这一结果已经至少迟到了12年。长期教育投入不足使中国家庭负担过重，不仅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教育公平也难以实现，最终将对国家竞争力产生难以挽回的影响。二、中国社会特征分析（一）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呈现多发、突发特征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危机频发的时期。从非典到禽流感，从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到贵州瓮安等地爆发的群体性冲突，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近年来我国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已经验证了这条规律。虽然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但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尚未出现明显好转。
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并行，传统因素、现代因素与后现代因素并存，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因而也是各种类型公共危机的易发阶段。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衰退、技术风险、产业调整、失业下岗、生产事故、劳资纠纷、社会保障失灵、城市移民、社会分化、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公权腐败、干群矛盾、公众参与、群众维权、主文化疲软、思潮混乱、信仰失落、心态失衡、恐怖袭击、传染病、社会控制弱化、危机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等等客观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诱发公共危机事件。因此，在中国转型期的关键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共危机事件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常态事件，危机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对之进行有效管理。（二）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形成而阶层固化问题已经凸显
1949—1978年我国社会群体主要分为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后，随着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迁，中国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政府和社会都期望培育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以建立社会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许多人认为，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中间阶层达到人口总量的40%左右，社会就进入基本稳定的状态。但在实践中，中国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的发育远未像预设的逻辑有效展开，其总体比例依然较小。在分化还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况下，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表现为“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窘迫境地”。
1．社会原有主要群体弱势化。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管理学的“木桶原理”，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有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
2．中间阶层发育缓慢。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首先，当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可以缓解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其次，中间阶层代表社会温和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再次，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它能够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 “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亨廷顿，1988）。”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越高，社会也就越稳定，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左右。从现阶中国的实际来看，虽然对于哪些人属于中间阶层有所争议，但中间收入阶层比重偏小是确定的。据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至今尚无根本改善。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
3．精英群体的结盟。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左右。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么来自于权力阶层，要么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出现精英的再生产。而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亨廷顿，1988）。”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
阶层分化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社会协调的过程。阶层分化的结果有利于社会过程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但社会阶层的固化则剥夺了社会底层的希望，泯灭了社会进步的活力，进而产生潜在的社会系统风险。（三）社会不满、不信任、阶层隔阂和焦虑等社会心理问题日益突出
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亨廷顿，1988）。”换而言之，转轨时期由于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使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加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心理问题。如社会不满、不信任、隔阂和焦虑情绪就会与日俱增，导致仇富、仇腐心理的出现，从而增加社会动荡的风险。
1．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组织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每一个社会得以良心运行都需要这两种不可或缺的信任，它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和保障。相比较而言，组织信任对社会影响更大，其实质是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目前，信任危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两个层面。
政府信用危机。具体来说，政府的诚信危机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府部门寻求各自政绩的最大化，政策朝令夕改，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些政府部门践诺能力缺失，推卸责任，无法兑现其对公众承诺，难以取信于民；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欠缺，知法犯法、欺压群众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政府形象的下降；政府信息不公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政务不透明。一项有关“政府信任程度”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但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对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小康》研究中心，2007）。
企业诚信危机。首先表现为社会责任的缺失，如拖欠工资、违约、制假、虚开发票、偷逃税款、污染环境等，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的公众信任度不断下滑。据调查，76.2%的企业存在“拖欠货款、贷款、税款”现象，63.2%的企业曾经“违约”，42.4%的企业有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小康》研究中心，2008）。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2011年的“双汇瘦肉精事件”便是“诚信缺失”的极端表现。其次表现为行业垄断，损害民众利益。近年来，一些行业竞相联合提价凸显了这一问题。如“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在2006年底至2007年7月间多次串通方便面企业联合涨价，并由此引发了全国一股涨价的狂潮，如乳品业、豆制品企业、中式快餐企业等竞相进行联合涨价。2011年底，蒙牛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其眉山分厂鲜牛奶高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含量超出国家标准1.2倍之后仅仅5天，就联合三元、伊利从2012年1月1日携手涨价，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垄断的最终结果便是这些垄断行业获取高额的利润，民众的利益受损。
社会信任的缺失既会严重削弱经济内需拉动力，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严重削弱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会引发社会冲突。
2．社会焦虑加剧。社会焦虑，有学者称之为“社会紧张”或“社会挫折感”，是指由社会中不确定因素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这一紧张心理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社会焦虑出现的背后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和冲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2,134人参与），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与5年前相比，有47.8%的人“更焦虑了”，而高学历者、穷人、领导干部和城里人被认为是更易产生焦虑情绪的人群（林金芳，2006）。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这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进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社会焦虑如若处理不当，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它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人群的心理健康并可能促使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其次，社会焦虑容易造成社会内聚力的下降，社会转型可能因内聚力不足而出现动荡。再次，社会焦虑对社会风险的承受力小，一旦出现一些特定情境和事件，社会焦虑就极易转化为狂热的冲动情绪，且极易发生情绪感染，从而致使社会成员的非理性行为，形成连锁反应，演化为社会危机，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3．社会隔阂加深。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层的隔阂也不断加深，这种隔阂最突出表现就是社会认同感低和阶层之间的对立。这种社会隔阂映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居住区域的隔离，使得群体之间缺乏可供交流的社会空间，交往活动被限制在各自居住社区之内的空间中。这样社会日益被肢解为多个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生活空间，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社会隔阂在心理层面上，表现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感低和各个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强。特别是泾渭分明的“贫富分居”容易造成穷人对富人的仇视和富人对穷人的歧视，放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目前来看，最为严重的是农民工群体长期被拒之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极大地加深了社会的隔阂。三、中国政治特征分析（一）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瓶颈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同步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之后囿于各种原因，其改革步伐渐渐慢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周天勇等，2007）：第一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道路。1980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党中央不设主席，而设总书记和书记处，逐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改革领导干部终身制，规定了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和党政职能分工，加强政府和人大工作；同时开始推进基层自治组织的建立和选举。第二阶段是1989—1997年，“八九”政治风波一定程度上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全国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和经济调整。“九二南巡讲话”保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性，但没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第三阶段为1997年至今，以党的十五大为标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强调要依法治国，健全民主制度，完善监督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郑重提出了“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未来我们有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入更具实质性和操作性的阶段，从而打破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二）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难以发挥利益表达功能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社会转轨时期，由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化与调整，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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