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月亮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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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试读：

渴望不朽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不值得过，渴望生活的人认为追逐不朽是虚妄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告诉你：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渴望生活与渴望不朽正可一统于“致良知”。他还告诉你一套随分用力、用自我的力量来生成自我的方法，找着良知这个“发窍处”，便能每天都活出新水平。若找不着便架空度日，给别人活了。梵·高渴望生活是用自己的感性来创意，阳明渴望不朽也是用感性来创意，他们的感觉把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一体化了，从而都“活”出了不朽。

心学就是用良知建功立业、诗意栖居活出灵性的意义学。是个靠意念贯通心物建立起来的自己成全自己的成功学。匹夫而为百世师，许多人从阳明学中取了一瓢饮。王阳明的启示在于：凡墙都是门，圣雄事业是从心头做。他高度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并因为这种追求相当纯粹反而建立了救时济世的事功，而不是相反，讲道德就什么也不干了，像以往成了艺术品的君子那样。他的秘密在于超道德而道德化、超实用而相当实用，又不是两张皮，从而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将一生变成了自觉改造自己、自觉改造社会的觉世行道之旅。每一天都不白活，无事时成圣，有事时成雄。二、良知能给我们的

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性，是人所固有的“根本慧”，是能接通自然能量的本源性直觉。当代日本人矢崎胜彦用阳明心学发展起来的“将来世代国际财团”意在证明良知之道的大意义：克服我执，超越经济至上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眼前至上主义等。唤醒每一个人内在良知的地球市民意识，呼吁以此为行动准则，建立开拓未来的新文明。现在的“互联网+”则更日新日日新地需要阳明学做意义支撑。

阳明说良知如佛说的“本来面目”。它是人生的“根”，根，是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元意义”，是人生各种意义的根据、本体。这个本体却是个“虚灵”，不能着一物，如眼里容不得一粒，不管是沙子还是金子。然而它又是根本慧：做事情，它是成所作智；看人情事变，它是妙观察智；在任何环境中，它是贯通心物、建立意义的平等性智；它是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让人生生不息进取超越的大圆镜智。地，无水是焦土；人，无智是僵尸。良知能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根本慧，让我们随我的“分”去建立意义通道。致良知即明心见性，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智更断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会说它没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一句完全的外行话，谋略能成恰靠“不动心”。良知正是“不动心”本身，王阳明正是靠着这个“不动心”旬日平宁王、剿巨寇。个中原委详见本书第九回、第十回。三、心学凭什么有这种能力？

心学是开良知这个“根本慧”的功夫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更超越蛮横的唯我主义。它启发你生生不息地尊重物性、尊重各行各业的规律、富有创造性地做好本分事。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纷繁复杂的世事、欲念中亲证“虚灵不昧”的良知，有了良知觉悟性就无施不可、无往不恰到好处了。良知是定盘星、通道，既不在任何貌似真理的说教中，也不在无穷无尽的对象界，只在你心中。有人自信不及，自己埋倒了；有人贪欲太重，把良知遮蔽了；有人理障太深，不见自性……所以稀里糊涂地活、乱七八糟地死。追逐什么死于什么，没有找到生的根，就只能到处流浪、与物同荣枯。王阳明的一生是用德去得道的心学标本，他在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找到了“自性”，从而绝处逢生；有良知指引，任风高浪险，操船得舵；既现场发挥得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每一创意、举措都既操作简便又意义深远。

心学是能将所有玄远的意义感觉化的身体力行的艺术。譬如，人活着无非是说与做，有的人多言、有的人沉默。阳明告诉你：多言的病根在气浮、志轻。气浮的人志向不确定，热衷于外在炫耀，必然日见浅陋；志轻的容易自满松心，干什么都不会有高深的造诣。而沉默包含着四种危险：如果疑而不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闷着，这是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说话讨好别人，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细，故作高深掩盖自己的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贼”。阳明说：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王阳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心学却没有成为我民族感性的、本能的世界观。蒋介石在《中国的立国精神》（1932年6月6日）中有点夸张地说：“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们要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

发明了苹果电脑的乔布斯可能没有受过王阳明的任何影响，他生前说过一番话却颇得心学旨趣：人活着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要勇敢地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乔布斯这段话的主语是“人”，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动物。

王阳明的心性论是联通论、意义论，阳明学是打通学，是上通《易》道下启民智、点对点开发可能性的大智慧，用今天的话说：良知之道是“良知+”，一点也不是单边道德主义、抗拒任何性质和形式的单面人。良知之道应该也正在成为互联网时代之信息文明的“根”，是草根们的当然的“根”。

本文标题前四个字用西乡隆盛“修心炼胆，全从阳明学而来”，后三个字借梁启超说阳明先生“吐大光芒”。全部问题结穴于：咱每一个人怎么修心炼胆、怎么自己成就自己的心体之光明。至于能否吐光芒、吐大光芒还是小光芒，就不要多想了，想多了就成了市侩凡夫。小引缀着驼铃的鞋

一生极重践履的阳明，像只鞋。这只鞋上插着生命的权杖，形成心学的倒T字型结构——不是十字架，也不是钻不出地平线的大众的正T字型。他的“致良知”功夫就是要把人“十字打开”、拉成与大地垂直、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拔着头发离地球的是阿Q，当缩头乌龟还挺体面的是假洋鬼子，只是鞋而无权杖的是孔乙己，只耍权杖而不愿当鞋的是不准别人姓赵的赵太爷。“未庄”不一定是绍兴，阳明和鲁迅却同是绍兴人。未庄是俗世，他俩是圣雄。

圣雄的生活方式是：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换句话说，圣雄是只注定要走向远方的鞋。《明史》阳明本传中只附了一个学生：冀元亨。因去过宁王府而被当成阳明通宁王的证据给抓起来，在锦衣卫的监狱里受百般折磨，但他对人依然像春风一样，能感动得狱吏和狱友们垂泪，他把坐大狱当成了上学堂。司法人员惊奇问他夫人：“你丈夫秉持什么学术？”她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阃帏衽席之间。”闻者皆惊愕不已。

中国人训练感情的场所不在教堂，而在家庭、在“阃帏之间”，养成像对待亲人一样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就能活出真诚恻怛来，这真诚恻怛就是人人能说却难实践的良知。人们如果能像天天穿鞋一样“践履”真诚恻怛，就爱仁而见性了。

先作只鞋，再插上权杖，也不是阳明学的精神。那是把鞋的“大地性”当成了手段，断断成不了圣雄，如果成功也只是先装孙子后当爷的枭雄。

再高贵的鞋，也是踩在脚下；但路也正在脚下。许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合脚的鞋。致良知，就是要你找到可以上路的合脚的鞋。致者，实现也。能否实现呢？就看你肯不肯去实现——因为，它就在你自身——“心即理”。阳明这样解释孔子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只有成全自己之生命意志的人才能“践履”在希望的道路上。

说无路可走的人，是没有握住自家的权杖，把生命的舵送给了别人——那人哪怕是上帝也会变成魔鬼——上帝的真诚包含着上帝的欺骗。

心学或曰阳明学并不给世人提供任何现成或统一的鞋，如果有那种鞋就是枷锁和桎梏了，心学只是告诉人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双合脚的天天向上的鞋——找这双鞋的功夫与天天向上的功夫是同一个功夫。

路在脚下，“鞋”在心中。你的任务是找与走，走着找，找着走，边找边走，摸着心中的鞋，蹚过脚下的河……这只鞋，阳明叫“良知”，大乘佛法叫“如来藏”。

这样边找边走，就凸现出权杖的“权道”来——这个权道的“权”是秤砣，以及因此衍生的权衡、权宜的那个权。权，就是“感应之几”，“几”是那个权衡而得中、微妙的恰好。道是规定“权”在运用中显现出来的意义。权道因此恰恰与流氓的无标准相反。权，若无道，便成了水漂、风标。日本阳明学派创始人中江藤树端的是知音：“权外无道，道外无权；权外无学，学外无权。”权道就是道权合一、学权合一。

没有道的权杖，就成了摆设或凶器。有了道，权杖才能变成金箍棒，草鞋才能变成船，驶向理想的港湾。通权达变，是孔子认可的最高境界。不能通权达变就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这个权道是践履精神与权变智慧的一体化，也是圣贤功夫与俗世智慧的一体化——一讲权变就滑向流氓，为杜绝流氓就割断权道，这都是没有找到自家本有的良知。权，人心这杆秤的秤砣，阳明说就是良知，它自体不动，无善无恶，却能量出善恶是非。

所以，阳明这只鞋还缀着秤砣，这砣是风铃更像驼铃。第一回姚江夜航船1．夜之光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明人创作的戏文一样，有它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有似“夜”“光”“影”之交叠的万花筒。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出新芽。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

夜与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光有波粒二相性，夜则有光影二相性。一物之立则有三相焉。同理，宦官有忠奸，更有不忠不奸、可忠可奸的一大群。文官有邪正，更有不邪不正、可邪可正的一大帮。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洪武爷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得这两样都空前地活跃。

这个牧童、乞儿、和尚出身的皇帝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他反社会反政府的人格，长期的军事杀伐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压迫穷苦百姓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足够空前。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家常便饭时，他就是江湖的“老大”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当了皇帝后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

刘瑾，这位“站着的皇帝”却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锋利的匕首，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在这最最极权的国家，谁握着了皇权的权把子，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这个古老的帝国的第一原理是“朕即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宁王就说正德是江湖野种。群臣百姓只跪拜皇权，不敢问其由来和根本。皇权又是个“空筐结构”，谁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与宦官同样不阴不阳。

大明王朝，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此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邪乎，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虽比不过魏，但正德却是古今无双的大痞子、大玩主。正是这对宝贝打了阳明40大板，并发配到贵州龙场驿站，他们的性格决定了王阳明的政治命运。

如果说昏君毒竖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就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现实原因是朱洪武广开仕路和言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地大，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品种驳杂，良莠不齐，总体上是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与光”关系：他从他们中来，却不想与他们一样架空度日、混吃等死或生事事生的被是非窝活埋；他想带动他们一起觉悟大道，他们却觉得他猖狂生猛。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如家兔子。他一生之戏剧性的沉浮变化，有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当然关键在于他反抗窝囊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2．夜中正是用功时

对这布满夜色的生存环境，阳明自有与众不同的“心法”：用夜深人静后心魂相守的超然的心态来超越黑暗的现实，用孟子扩充法在侮辱面前高大起来；获“反手而治”的大利益。

他说：“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传习录》下）这里用“夜”来比方社会状况，这个比方隐括了公羊学的“三世说”，夜气清明与人消物尽的昏夜是治世与乱世的象征（清末龚自珍的《尊隐》再次借用了这个表达法）。阳明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力量（信得良知过）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

正德十年（乙亥），阳明为天泽作《夜气说》，强调夜气（静）与白天（动）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先从感性知觉说文人喜欢的“夜晚现象”：师友相聚，谈玄论道，静谧的夜晚赋予了文人超越的情思，适宜灵魂进行创造性活动；他又转而告诫天泽，不能太迷恋夜晚这种孤寂的状态，太离群索居必意怠志丧，这就失去了阳气的滋养。“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里又把夜气比做中庸至境的那个“未发之中”。明心见性的真功夫就是找到、养育这个“未发之中”（《传习录》下）。后来，他更简练的说法是“良知就是独知”时，静夜慎独做够内圣功夫，才能超拔出众人那平均态的心智。静功是动功的本钱，在纷扰混乱中，“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不随境转，不为气乱，是阳明最后终能建成事功的心诀。

阳明一生反复说：“若上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好静只是放溺”，沉空守寂只会学成一个痴呆汉。他坚决主张必须在事上磨练才是真做功夫。阳明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化任何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想长，就得想办法得全面的“养”。任何故意跑偏树敌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为。阳明在强调转化时借重道家的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思想，也借重禅宗“达则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学就像心一样灵动不可强持。阳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将距离很远的学说，打并为一，将儒、墨、释、道的精华一体化为心学，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志，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后”“渐渐昏夜”的年头，怎么办？用现代话头说：身处黑暗的年代，怎么面对？是坚持还是合流？如果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怎么对世界负起责任？3．超拔的家风

遗传这“看不见的手”，拨弄人于“冥冥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能穿越岁月风雨和人事代谢而显出内在的脉络。阳明家族徽章的标记一句说尽，就是超拔、超越、超脱。阳明的心性显现着遗传的心性基因。

仅说淡泊俗名微利这一条，就是他们的“传家宝”。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文武全才，元末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土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因为他懂养生术，年70“而齿发精神如少壮”，朱元璋接见他时颇感惊奇。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王阳明也好养生，也是出征客死于路。

16岁的王彦达，用羊皮裹父尸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荐举。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福。”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

当时朝廷为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以消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特“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派来的部使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得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叛逆。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艰苦的，以奉养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飧不继”。他母亲临死时曾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

古人有谀墓的习惯，我们读到的是王氏门人编撰的《世德记》，也许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漩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隐”是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基础。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种了三棵槐树而号槐里子。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以曾点为楷模，洒然自得（阳明在诗文中频频向曾点致敬），对爵禄无动于心。最后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靠教书过得穷自在。槐里先生也是只给他留下几箱书，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他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文人雅趣，“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自有过人之处。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己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这位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以及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他的弟弟，但他像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这位被视为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传给了他亲爱的孙子潇洒的隐逸之气。

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6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过来。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慌乱，怕宁王派兵来，他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都遗传给了他儿子王守仁。4．古越姚江

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阳明出生于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状元及第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两地在明代都属于绍兴府。绍兴是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既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有越语（隶属吴方言系统）、越歌、“鸟虫书”（文字），古老的越文化则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的脾气和心性。绍兴的越城区是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绍兴城也因此又称作“蠡城”。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瑯琊（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瑯琊人，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有人说王阳明是王导一系的，有人说是王羲之一系的。

山阴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改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沟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状况，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情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14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阳明的高足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明史》写得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灵异的话头，好像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说阳明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5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守仁，用的是《论语》语典：“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正德十六年，阳明百战归来白发新，“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地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王阳明后来自豪地说，“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余姚自来隶属山阴。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曾逃到余姚，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也是中年以后的居住地。阳明在正德十三年《与诸弟书》中眉飞色舞地说：“归与诸弟相乐有日矣。为我扫松阴之石、开竹下之径、俟我于舜江之浒，且告绝顶诸老衲，龙泉山主来矣。”

还有一座“王家山”，因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而得名。它在绍兴的东北，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后来因“蕺山书院”而名满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以姚江之学命名阳明学。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主持学堂。“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扞格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越地出志士，即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湛若水在给这位古越阳明子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语涉夸张地概括姚江之学：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榰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南雷文定》三集卷一5．启蒙大师

黄宗羲在上文中用姚江学校代指了姚江之学，姚江学校培养的人才对南明政权发挥了他所说的作用，而让黄宗羲激动的地方在堂堂中华像姚江一样的学校太少了，尤其是入清之后，哪里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校”？姚江之学也没有辉煌到“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的程度，果真如此还会在阳明尸骨未寒之际即被朝廷宣布为“伪学”而遭天下禁毁？不算政治账，仅就学术影响而言，王学在广大北方没有形成气候，在王学广为传播的晚明，也没有跨过长江——山东略有几个讲王学的。王学的盛传在吴越楚蜀。

儒学的命脉在书院，王学的传播也主要靠书院。朱元璋、朱棣扩张国子监、加大科举规模，有用学校教育取代书院的意思，但是书院没有绝迹，尚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濂溪书院，但既未出人才也没有影响。明代的书院振兴起始于王阳明、湛甘泉。阳明创建了龙冈书院，复兴了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主讲稽山书院，开办了南宁书院、敷文书院。阳明为东林书院、平山书院、紫阳书院、万松书院都作过“记”，以推广书院教育。他54岁的时候，他的学生在他家建成了阳明书院。但更重要的是阳明学的启蒙精神和力度，的确是关乎了天下之盛衰。阳明之吾性具足在“觉性”，人人皆有觉性，一旦觉性通贯就可以感寂无间、显微一致、知行合一，从而无施不可，这个心性事功合二为一的新思想，震动科场理学大厦，吹响了从明至清的启蒙号角。

王阳明是个启蒙大师，上对八十老翁下对三尺孩童讲，对苗瑶族不通汉语的人、聋哑人讲。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随时随地讲，游山玩水的时候讲、喝酒吟唱的时候讲、行军打仗的时候讲、日常闲居会客的时候讲、坐船骑马的时候讲、给朋友写信作序的时候讲，尤为可感的是，他把官场当学堂，把处理公务当成讲学，把晓谕百姓、招抚洞匪当成讲学，就是发布个告示、给其他衙门行个公文也是用哲理开头、结尾——也是在讲学。因为他讲的是“心”（心即理），讲的是如何“用心”（知行合一），讲的是如何“正确最大化”（致良知）。不用“备课”，张口即是，因为他一本自己的良知而行。阳明及其徒弟主讲过的书院都成了阳明学的播种机、宣传队。

他倒霉在讲学上，他活着的时候朝廷厌恶他到处讲学不重用他，最后削夺他的封爵的理由是他的“伪学”破坏了天下读书人的风气。要求“人人讲良心”坏了读书人风气，那要求不讲良心就不坏了？阳明不会像岳飞那样写“天理昭昭！天理昭昭！”了，因为他大行了，让我们替他说声“秋风秋雨愁煞人”吧。

他也永垂不朽在讲学上。大明朝的官员成千上万，文学有比他好的、功劳有比他大的，然而只有他被当成“源头活水”，就因为他讲出了个心学。

他不仅在平叛时奋不顾身，他在讲学时也奋不顾身！他不仅在平叛时沉机曲算，他在讲学时也沉机曲算。这条夜航船是讲学船，讲出了姚江之学，从而夜里有了光——光不仅在烛上！

有一天，大街上传来哄吵声。甲说：“你无天理。”乙说：“你无天理。”甲说：“你欺心。”乙说：“你欺心。”阳明招呼弟子快来听。学生说：村民吵架有啥可听的？他说，他们在讲学，他们一个劲地在说“天理”、“心”。学生问：“既是讲学，又何必骂？”阳明说：“他们只知道责备别人，不肯反省自己啊！”第二回内圣外王起脚处1．亲佛近道学养生

王阳明是片织锦，由无数个线头织成。不管有多少条线，有一条最要紧的隐线：他是个病人。五岁后才开始说话，形成他内倾型性格，凡有触念先在心里回环，长大了读书时亦好“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年谱》11岁）。再后来，他用练习书法的经验阐明格物致知的原理：“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年谱》17岁）格竹子病倒以前有过男孩子尚武、好骑射之“任侠”期，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健康期，如果格竹子不得肺病，他成为一个戚继光式的武将也未可知。关于格竹子的年龄还是以他自己说的为准，《阳明先生遗言录》：“先生曰：某十五六岁时，便有志于圣人之道，但于先儒格致之说若无所入，一向姑放下了。一日寓书斋，对数筮竹，要去格他理之所以然。茫然无可得，遂深思数日，卒遇危疾，几至不起（差点死了），乃疑圣人之道恐非吾分所及，且随时去学科举之业。既后心不自已，略要起思，旧病又发。于是又放情去学二氏，觉得二氏之学比之吾儒反觉径捷，遂欣然去究竟其说。”

他自己说透了对释家、道家的因缘、态度：放情去学二氏之学，是因为旧病复发，去究竟其说是觉得比儒学径捷。径捷在哪里了？径捷在直接有益于身心。现存最权威的阳明画像是故宫博物院那一张：消瘦清癯，虽不能妄断是痨病脸也庶几近之（当然，这张脸耐心地看着你，时时想吸取任何东西）。忧思伤脾肺，马克思上大学时要创立体系累成了肺结核。在公元1500的中国，肺病、肺痨是要命的。他当官以后去修王越墓骑马摔得吐血，此病遂伴他终身矣！他一生将近20次上疏“乞”养病、归省、退休、“乞骸骨”，不是策略性的，他确实有病。有病也使他急于成功，乃至于形成他干什么都“奋不顾身”的基本性格特征。他对于二氏之学不是业余爱好，是“放情去学”、是“欣然去究竟其说”。这，是成就他心学大师的肯綮。

现存阳明最早的文字是《资圣寺杏花楼》（七言八句）：“东风日日杏花开，春雪多情故换胎。”时年八岁。全诗没有佛韵禅风，只是因为阳明随当塾师的父亲住在海盐资圣寺，而成了他亲近佛法的第一站（王阳明多次自承“究心于老、释”自八岁始）。他在寺院里住着自然能够接触到佛法常识，他后来喜欢游览、寄寓寺院则有大量诗文为证。至于他如何“究心”佛法、又达到了什么程度则只能从他的心学中找“内证”了。他九岁离开资圣寺，留下“他日重来是故乡”（《寓资圣僧房》）这样的温情话。现存其十一岁作的《蔽月山房》是颇有禅风禅韵的：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临摹和尚怀素的书法，也是他“究心”佛法的一个重要途径。十七岁那一年，他迎娶夫人住在岳丈家一年半，在岳丈诸养和的书房，练成一个书法家。助力最大的是学习怀素的狂逸笔法。他一生数次临摹怀素的《自叙帖》。书法的形式感与禅的不可言说性，内化于他的潜意识中。

他的岳父诸养和是余姚人，现官江西布政司参议，与王华是“金石相契”的至交。在阳明还是个嬉笑无方的小孩时，诸介庵在吏部，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活泼的小阳明，慨然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

新婚合卺之日，他却闲行步入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问讯，“遂相与对坐忘归”。（《年谱》）“对坐”是在师傅指导下一起练习。阳明曾自道八岁即“妄意神仙”，十年来他琢磨“养生之说”有了相当经验。

东林领袖高攀龙说阳明学是从铁柱宫道士学养生一段来。阳明的弟子们经反复商量，决定在《年谱》中标出这件事以“提醒”人：本师门之儒学是真诚的有技术含量的心性之学、是以身体为中心的身心之学。《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详细记录阳明早年静坐修炼的情况：“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老、佛）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通其义，盖已得髓矣。（阳明）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虚空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以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能内照形躯，而且看得透明（水晶宫），已经到了开天眼的程度，能够与虚空同体则是开悟境界。明代论内丹修炼的名著《性命圭旨》利集收录阳明《口诀》：

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穹冥。

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行。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追求真切亲证，他又极善“化而通之”，力求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的“学”是“通”学，从而能把儒释道变成统一的精神哲学——心学，从而成就圣雄全功。

一生患病的身体使他从内心里喜欢养生学，钱绪山说阳明“因学养生，而沉酣于二氏”、切身体验出仙释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而且终身“每谈二氏，犹若津津有味”，并作为引领学生修养的入门路径，他认为“能完善此身谓之仙，能不染世累谓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也”（《天台集》卷十《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王阳明的病和他终身对仙释二氏之学的喜爱使他从章句之学转向身心之学，使他的心学有了以身体为中心的特征。他的道心是性命之学的道心。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也承认了从8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30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他后来把圣贤之学与修炼养身统一起来，明确表示“养德养身，只是一事”（《与陆原静》）。

释家、道家是宗教，是形而上的求根本的学说，其精神能量与辞章、骑射、任侠不可同日而语，比侧重伦理的儒学也博大精深，颖悟过人的阳明，少年接受大众化的佛教、道教，青年契入二氏之学，形成了有自己个性的身心儒学，佛禅、仙老是他精神探险之旅的起脚处。一生用二氏之学平静怀才不遇的悲愤，终身“每谈二氏，犹若津津有味”。2．侠客梦

阳明生来“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王阳明曾跟皇上说：“平生性野多违俗”，“臣在少年，粗心浮言，狂诞自居”。他性情活泼，好动，窜奔跳跃，矫健异常。张岱在《陶庵梦亿》卷五《炉峰月》中说阳明能一跃跨过“两石不相接者丈许”的千丈岩，“人服其胆”。胆大心细是阳明的基本性格。

他12岁在京师读私塾，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何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不成器，王天叙觉得自己的孙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成功后的阳明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难录》卷上）

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是小阳明心中一个谜。13岁的他在京城四处逡巡，想了解实战情景。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他在居庸关附近游览长城，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15岁时居然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还有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这位将军叫马援，是征讨交趾苗乱的名将。阳明临死前，居然亲身到了伏波庙，跟他现在梦见的一样。

他屡屡想向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建功立业的功名心也是其早期经验的重要内容，心学家区别于理学家的一个特点是“好事”。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什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再来建功立业罢。”

在众多评论的声音里，只有章太炎慧眼识英雄，他在《王文成公全书题辞》中说：阳明以豪杰抗志为学，要求人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完全是子路以行带知“儒侠”一系的。这一系的儒，自宋代而“金镜坠”、自阳明出而再高挂起来。章太炎说中国不缺少那些“降臣贱士”、“倡优”式的儒、清谈的儒，就是缺少“起贱儒为志士，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的侠儒：“径行而易入，使人勇改过而促为善者，则远莫如子路，近莫如（王）文成。”

所谓哲学史，是哲学家气质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由这种侠儒的气质而生，也是这种味道的知行合一，不是唇舌之论。3．圣人必可学而至

12岁那一年，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凭着童心的大和真觉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一个孩子怎么会想到这一层呢？只能说是其好奇心高远、好胜心强烈、具有不可抑制的实验冲动。他格竹子就是这种实验性格的行为艺术：把自己当演员与竹子互动共舞，不是主观看客观，是寻找自己的感觉在怎样工作，避开经验试试自己的反思能走到什么境界。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夸张地说：这一问问出了300年启蒙思潮。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谱系“人人皆可成圣贤”之自己成全自己的人生跑道。读书学圣贤是追求内圣，登第是世俗的外在成功。登第只能管一世之吃喝，学至圣贤则能永垂不朽。立什么志成什么人，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薪尽火传之心灯。

18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年—1491年）的会面成为他迈进儒学门槛的标志，用《年谱》的话说“先生始慕圣学”。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学而致圣的原理。只因正搔着阳明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了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

娄谅能点透眼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也有成圣之志。娄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辗转听说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这些也都是阳明后来天天讲的，尤其是亲细务、事上磨。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着周濂溪、程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心志，更是那个“道”本身召唤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包括人们常说晚明浪漫洪流是左派王学开启，那也“根”不在王学而在浪漫。

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经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明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娄氏点拨的恩情。

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一起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感叹笺注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宁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他已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是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太成熟了自然会出现危机。这种规矩儒者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路径、界面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它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得更多的还是“宋儒的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阳明从此有了“道学气”。然而也不是老老实实的道学先生，中年以后常爱手持拂尘（他年轻的时候成立过“扫尘社”，到晚年都在用扫尘喻指去蔽），像个道士似的。

弘治三年，王华服父丧回到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以备应举考试。阳明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搜取经史子集读之，常常读到深夜，打下了后来能够旁征博引的文史基础。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感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不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

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实验心性、跨界打通的心法，而且总是就根源性问题提问，永远突出简单要点，寻求最为究竟的答案。4．纸上谈兵

21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这样轻松往往兆示着坎坷在后头。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锻炼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侠客梦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

钱德洪说乃师在弘治十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从保存下来的评语来看，他评的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使它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司马法》对他的影响相当大，不仅体现在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练兵为先，尤其表现为葆有仁政思想。他此时对《司马法》第二篇《天子之义》发挥性的议论就见其根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者也。

这是用“儒”释“兵”，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阳明此时的“知”变成了将来的“行”。

他只对《唐李问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说《尉缭子》“通卷论形势而已”。特别就“将理”重审囚有感觉，尤重视“兵教”：“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一点对胡宗宪、戚继光有非常之启发。他在江西就镇日练兵，逗得宁王的谋士直笑话他。

他谈得最多的是《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为兵家秘密藏，即下文所谓权也，诡也”——“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首先需要破除的是一厢情愿的“揣摩法”，八股教育体制培养原理就是揣摩，揣摩总是以己度人、难免唯我唯心。而兵法首重一个“因”字。阳明说：“因敌变化而取胜，谓神。”因利制权要有“先着”，如后来平宁王先制造假消息说大军来汇剿、滞留宁王于南昌。而“相敌情有如烛照，得之机先，非关揣摩”。王阳明文人领兵没有文人病，起脚于阳明现在的“备课”啊。

其次是怎样保证全胜。这又分两个层面，一是平时治兵，二是打起来时的用兵。治兵除了平居教习有素，关键在“治气、治心、治力”，塑造军魂以御众。用兵如神要有个练兵如神在前面。阳明说这叫“修治而保法”。能达到用众若使一人、若出一心，“则战未有不出死力气者”。临战则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他说这是《周易》的原理，“奇兵作用悉本于此”，而且要“奇而不杂于正”，因为杂于正就必沓泄，奇不起来了。“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有点禅韵了：虚胜实。他在另外一处说：‘有不战，战必胜矣’）。‘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治气、治心、治力），‘以静’（不可怒而兴师致战），‘无要’（智者杂于利害），‘无击’（恃吾有以待之），‘勿向’（以分合为变），‘勿逆’（因利制权）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非直能以不争胜争，抑亦能不即危，故无失利。”

阳明真是个心细如发追求万全的智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术？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术。兵道是最不能一厢情愿的，成圣又是最要一厢情愿的（“吾欲仁斯仁至矣”），他是觉得只有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这也算王学的秘密吧。

儒生是当然的人治主义者，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嫉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因为他当然知道是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他是带着问题来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马的大僚也被撤职。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先有一个求名避罪的念头就心里蒙了尘、就该脑子进水了，就看不出地形的利害、敌我情况的变化了。不敢说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是从阳明这里来，却可以说这是历代志士仁人共奉的格言。阳明说有了丹心就不愁能力。其实，真要料敌制胜，必须做足知己知彼的功课。阳明说不用乖觉的向导就不能得“地利”，“不爱爵禄，捐金反间，是一要着”——平宁王最关键的一步是把贼首叶芳拉过来，因为他的人马骁勇善战，他帮谁谁赢。宁王下了很大功夫，阳明下的功夫更大，早早给了他许多巨大的树让他广造房屋（临战不忍弃家从宁王），后又许诺把宁王府的财宝都给了他。鄱阳湖决战时宁王等他出现，他出现了，冲垮了宁王的阵脚。当然阳明也因此而沦于“说不清楚”的迥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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