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善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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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开讲:周易开讲试读：
前言
对《周易》的仰慕崇敬，大概是古来读书人的共同心理倾向。所谓“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这是何等的高雅境界？——在春意盎然的大好时光，端坐于窗明几净的书桌前，潜心读《易》，陶陶然与往古圣人同趋于至妙绝高的哲理思维之神奇殿堂，又何尝知晓春去几时呢？
有人说，《周易》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智慧之源。近来在教学中，发现某生亦以此为题作论，我颇为赞赏。彼论曰：“《周易》全书的精髓在于它有机地组成的一个哲学体系——或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或阐明君子立身准则。它是一部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奇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我国历代圣贤先哲的思想有许多都源于《周易》，与之一脉相承。”又曰：“读书，可怡情，博闻，长才。若为长才计，读《易》是最佳选择。”我很欣赏该生对《周易》的情有独钟。读书，最关键的是用情，若不能倾注以真情，与古人交心偕游，则必难以深入，难有创获。
所谓源者，乃最初之发端，最丰富之蕴蓄。有源必有流，源之所开，于是乎有洋洋大观之流，于是乎有浩浩荡荡之江河湖海。把《周易》哲学视为中华民族智慧之源，无疑是至为可取的认识。《礼记·经解》说过：“其为人也洁静精微，《易》教也。”孔颖达疏曰：“《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孔氏的分析，固有见地。我想，若再细思之，这“洁静精微”四字，又大有文章可做。洁者，一尘不染，通体清澈，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谓也；静者，涵咏沉潜，闲适乐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之谓也；精者，纯粹不杂，坚确不移，炉火十年磨一剑之谓也；微者，洞识机玄，得失无度，别有天地非人间之谓也。总此四言，便是《易》之哲理内核，《易》之精神，《易》之智慧。《易》之为书，广大悉备。而观其大本，不过“变”字。古往今来，从宇宙、地球的诞生，至人类社会之进化，以及万物生命之历程，皆逃不出一个“变”字。《周易》哲学，所言者即是变化之道。其足以称为“洁静精微”，足以推为智慧之源者，莫过于精深玄奥的变化哲理。朱子尝云：“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1〕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为什么要经历许多“事变”之后，才明其《易》理？这里不禁令人想起《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段名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这位圣人认为五十岁以后读《周易》，是最佳年华，可以使自己少犯过错。何以如此？朱子所谓“经历天下许多事变”之后读《易》方可明理之说，是否正可作为孔子之论的注脚呢？
记得清代学者焦循有一则颇为生动的轶事：他在某年曾经染病而生命垂危，而于病中昏迷之间，不知不觉地反复诵读《易》之《杂卦传》，其病乃愈。这件事情是焦循在他的著作《易通释》的《自叙》中说的：“丁卯（引者按，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春三月，遘寒疾，垂绝者七日，昏瞀无所知，惟《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既〔3〕苏，遂壹意于《易》。”读奇书佳作可以治病，这在历史上也颇有先例。旧史曾记载曹操观陈琳之文，而头风病愈的故事——《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我们知道，曹操是个思贤若渴、爱才如命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对这位曾为袁绍写檄文讨曹并骂及曹操先祖的文人，最后还是既往不咎，纳为己用，甚至赞美他的文章可以“愈我病”。对曹操来说，陈琳文章足以治病，是由于文彩华美、情致动人，故其病不药而愈。对焦循来说，《周易》的《杂卦传》足以治病，是由于哲理精深、旨趣感人，故其病亦愈。那么，焦循所汲取的，无疑是《周易》哲学中的人生智慧，藉其以“往来胸中”，遂以之排除病气，乃至达到“回春”之奇效。这在中国易学史上，堪称为典型之例。
朱熹写过两首题为《易》的诗，其一云：“立卦生爻事有因，两仪四象已前陈。须知三绝韦编者，不是寻行数墨人。”其二云：“潜心虽出重爻后，着眼何妨未画前。识得两仪根太极，此时方好绝韦〔4〕编。”诗中所明，在于教人读《易》之法，须以领会《周易》的内在哲理，而非机械地“寻行数墨”。然而，欲深明《易》理，又谈何容易？务必综合古今历史，贯通前言往行，进行全面考察思索，方能悟得其旨。孔子的“忠恕”是《易》，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易》，屈原的“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是《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易》，邵雍的“美酒饮将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是《易》——大凡凝聚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思想，又何往而非《易》呢？潜心读《易》，必将感受到易学智慧于人生各领域中之无所不在。“《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是宋代哲学家张横渠提出的〔5〕著名命题。读《易》，大概必须先明确君子与小人的分界，方能知是非、辨正邪而有益于身心，有利于社会。
西方哲学，正在向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富有生机的营养。人类也正向新的世纪迈进。《周易》思想的光辉，对于人类新世纪的生存哲学体系的建立，将可能产生哪些有意义的启迪？中华五千年智慧的古老源头将对二十一世纪的前景产生哪些功在后世的影响？这是当今中国有所作为的学人所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这册小书既以通俗浅近为本，我想尽量用轻松的语调叙谈一些有关《周易》的主要问题，一则为初读《周易》者提供某些可供参考的资料或观点，再则亦欲藉此与学术界的同道学者共商《周易》经义，〔6〕以效“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旨也。唯书中有未臻细密之处，尚乞博雅君子不吝赐正文焉。张善文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写于福州二零一一年五月修订注释
〔1〕《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学生问：“读《易》未能浃洽，何也？”朱子遂有此说。
〔2〕《论语注疏》卷七《述而》。
〔3〕清焦循《易通释》卷首，《焦氏丛书》本。
〔4〕均见《晦庵集》卷十。
〔5〕详《张子全书》卷三：“《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同“德”字）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6〕《周易》的《兑》卦言“欣悦”的理趣。《大象传》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意思是：两泽并联交相浸润，象征欣悦，君子仿效之乃以朋友相互讲习为人生的欣悦之道。第一章易为群经之首中国的经学，其发源时期之早，流传时代之久，对中国文化思想、学术历史影响之深厚，在世界文化史上大概是十分典型的现象。《周易》一书，冠于古代群经之首，兼之其内容具有特殊的博大精深的哲学寓意，遂使它在群经之中有着颇为显著的地位，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研讨也更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情趣。当然，在谈到《周易》冠居群经之首的同时，我们还得弄清楚古人确定诸经次序的大致过程，也就是，从最初“六经”之名的出现，到各经次第的演变确定，以及《周易》被定为群经之首后的意义与影响，我们都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第一节从六经之名说起
我国古代的经典著作，起源甚早，而最初出现的是被称为“六经”的六部典籍。但“六经”的名称究竟是何时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首先思考。《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这里明确提出了《礼》、《乐》、《诗》、《书》的社会作用和道德伦理内涵，足见春秋时期人们对这四部书的重视程度。众所周知，春秋末年，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设教授徒，删正编定《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教科书，这正是“六经”定本产生之始。故《庄子·天运篇》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这段记载，有人认为是“六经”名称最早的文献出处（参见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无疑至为密切。六经虽由孔子删定，但非一一由孔子所亲手创制，他时常自称“述而不作”，也正说明诸经皆因前代之典籍删正述说而成。《礼记》专设《经解》一篇，说的是“六经”在古代社会各方面的重大作用，其开篇第一句即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孔颖达疏曰：“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民从上教，各从六经之性。观民风俗，则知其教。”这便是“入国知教”成语之所由来。显然，六经的社会影响既十分重大，则孔子的高度重视并亲自删定撰修，实属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因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专门对孔子删定六经的大旨作了详细记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至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记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这两段记载，把孔子删修编定六经的过程作了具体描述，其中《诗》、《书》、《礼》、《乐》广授于三千弟子，而此外又兼通《易》、《春秋》者则似乎只有七十二贤人。故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如上所言，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至为明确，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没有孔子的弘扬、推阐、删修、编定，或许不可能有“六经”在后世长久不衰的流传。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认为，“六经”之名在可以看到的文献中，虽然仅首见于《庄子·天运篇》，但其名之始当发端于〔1〕孔门弟子，其说应是颇为可取的见解。
因此，我们谈到“六经”之名的起源时，无论如何，均得提及开创后世经学之源的孔子，这也是后人把“六经”称为“万世教科书”的原因所在。皮锡瑞《经学通论·序》中指出：“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此节论说，显然把孔子开辟“六经”之学，以及六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功用作了高度评价。第二节群经次第最初未臻一致
六经，在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称呼，往往也被称为“六艺”、“六籍”、“六学”、“六术”等。至于诸经的排列次序，最初尚无规范，故其先后也颇不一致。略考其情实，大约有四种排列次序：
一、《礼记·经解》的群经次第，以《诗》为首。其顺序为：《诗》、《书》、《乐》、《易》、《礼》、《春秋》。《经解》原文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事比辞，《春秋》教也。”
二、《庄子·天运篇》的群经次第，亦以《诗》为首，但各经相次有异。其顺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见前引《天运篇》记孔子与老聃语）。
三、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群经次第，以《易》为首。其《六艺略》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班固所作《艺文志》，实删取刘歆《七略》之要而为之。后来阮孝绪所编《七录》及《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公私目录学著述，基本上皆沿承班固《艺文志》的群经次第。至于《论语》、《孝经》等增入“六艺”之中，则是汉以后经典文本的数量发展充实之所致。
四、王俭《七志》的群经次第，以《孝经》为首。其顺序为：《孝经》、《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小学九类。主要不同之处，即是把《孝经》提居《易》之前，其余则与《汉书·艺文志》无异。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曾列举了群经三种不同次序（即前举一、三、四），并指出：“原其后前，义各有旨。”其实，各经排序有否内在义旨，未可一概强求。有的排列可能是因习惯所致，恐未必皆关弘旨；有的尽管颇具深意，但前代文献却不曾详载，今亦无从探知矣。故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谓：“《序录》所称，未闻〔2〕其审。”盖实事求是之说。
不过，有些经典居首的寓意，则是较为明确的。如《汉书·艺文志》以《易》为首，盖取其创制之早，当为诸经之原（详下节）。又如王俭《七志》以《孝经》为首，应是当时重视孝道之所然。吴承仕先生云：“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遭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汉儒旧说皆以《孝经》为六艺之本。王俭《七志》大抵与《录》、《略》（引者谨按：指阮孝绪《七录》、刘歆《七略》）同，而经典一志，独以《孝经》居首，〔3〕犹汉儒之遗意也。”这是论及汉代人重视《孝经》，将之增入“六经”之内，于是南朝齐王俭编《七志》即承汉人之旨，特将《孝经》提居群经之首。今人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也说：“王俭以《孝经》为‘百行之首，人伦所先’，又移居《易经》之首。王俭为了配合封建统治，变换经典的排列次序，这是极其明显的。陆德明虽说不赞成王俭改变过的排列次序，却指出‘时有浇淳，随病投药’，认为政治目标有了变化，分类和排列次序就应该做相适应的变化，可见这样一〔4〕条原则在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中是都很了解的。”此说叙之又详，且联系到历代社会政治的需要，也颇可参考。
当然，这种对群经排列次序的不一致、不规范，是经学发展的必然过程。在一定的时候，学术历程趋于正规化，社会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势必要在诸经次第的问题上抉择出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式——于是，历史终于选定了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易》居群经之首”也就成为历代经学研究者共同遵循的观念。第三节周易冠居群经之首
前文说过，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关于群经的次第，以《易》居首，然后是《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凡分九类。这种次序，亦非班固首创，而是继承了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的分类传统。但班固则进一步对《易》居群经之首的道理作了深入分析，提出“《易》为五学之原”的观点。他在《六艺略》中指出：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班固此论，虽带有以五常说五经的色彩，把仁、义、礼、智、信与《乐》、《诗》、《礼》、《书》、《春秋》相配合，确实含有某些牵强因素，但却十分明朗地推出了“《易》为五学之原”的命题，足见其深刻地认识到《周易》创制于中国文化诞生的最初阶段，当属经学肇始之源头，故应冠于群经的首位。班固之说对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至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说得更为明确：“《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谓之《七经》，即吴承仕先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所云：“盖五经加《孝经》、《论语》。”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均在运动、变化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中国经学的形成也是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不存，故六经遂缺一经，而仅以“五经”盛行于后世。同时，《礼》学之中又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之别，《春秋》学中亦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之分，兼之《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皆因历史的认定而逐一升为经典，故至南宋时期，我国的经籍已增至十三种，合称“十三经”。纵然经书的内容在扩充，但无论在“七经”、“九经”、“十一经”还是“十三经”时代，《周易》居于群经之首皆为未可改移的总体格局。事实上，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中国古代各朝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类官修、私撰的目录学专著，大都将《易》类著述列于经部首位，这也从某种角度上增强了《周易》特殊的经学地位，客观上促使易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影响更加显著。第四节易居群经之首的意义与影响《周易》之所以被定为群经之首，其根本原因在于八卦的创立始于远古时代的伏羲氏，故前文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径称《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并谓为“处名教之初”。
如果说先秦“六经”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那么，作为群经“领头羊”的《周易》，则代表着华夏文明的第一道曙光——这道曙光正是发自遥远的伏羲时代——从那时开始，世界东方的中国迈入了“人文”的新纪元。东汉郑玄《六艺论》曾说：“《易》〔5〕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所谓“政教之所生”，便是人类政治教育之始。因此，《易》居群经之首的本质意义，就其最重要的内涵言之，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推定，无怪乎班固口口声声地论证“《易》为五学之原”，他的初衷大概也在于此吧。
自《易》定为群经之首之后，历代学者凡言及中国文化起源这一课题，往往都自然而然地归宗于伏羲创制八卦之时。如东汉被称为“五经无双”的许慎，不但是治经的大师，又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地解析汉字意义的字典《说文解字》的作者，他在这部煌煌巨著的叙言中说道：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所言“庖牺”，即“伏羲”。许慎之书，旨在解说文字，但他把古代造字的源头推始到伏羲氏，认为伏羲作八卦虽非文字，却是文字的雏形；其后神农氏的结绳而治，为文字出现的过渡阶段；至黄帝之史仓颉造出了书契，则是中国文字的正式诞生。书面文字的产生，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按许慎之说，这一标志与伏羲画八卦有着不解之缘。
至于南朝梁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专论文学创作的形式与规律。其《原道》叙及古代文学的起源时，也指出：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这里所言文学之理，内涵颇为丰富，但我们若从其中论述的文学发端的内容观之，不难发现，刘勰不但引用了《周易》经传的许多内容作为抒论的依据（如太极、两仪、仰观、俯察、易象、三才、含章等），更直接断言“人文之元”是“庖牺画其始”，实则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的最初积淀（包括文学在内）从伏羲画卦制《易》开始萌生发展；伏羲与《周易》对远古时代的文化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言之，《周易》冠居群经之首的意义至为弘深，影响至为广大。历代学者乃至今天的研究者把《周易》视为中华文化的本根，显然是颇为精确的观点。注释
〔1〕《文史通义》卷一《经解上》：“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又曰：翻十二经以见老子。庄、荀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
〔2〕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3〕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4页。
〔4〕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5〕《礼记正义》卷首目录孔颖达疏引，清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第二章古代圣人精心共创的杰作《周易》既居群经之首，则历代学者对它倾注了极大的热诚进行研习、探索，是十分自然的事。在中国历史上，自西汉开创“经学”以来，各个朝代、各种层次的学者对《周易》研究的热情几乎没有终止过，以致历代研《易》著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其他经典作品的研究成果。那么，今天我们倘要对《周易》进一步作出新的、科学的全面探讨，除了必须认真汲取前人治《易》的既有成果，辨析《周易》学说中最本质的内在精华之外，第一个步骤即是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周易》一书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书命名之义何在？其创作背景如何？是怎样创作成书的？怎样理解其书的性质？等等。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第一节周易包含的内容
有的读者可能会这样认为：《周易》作为群经中的第一经，其位置既是如此显赫，它的内容一定是复杂万端的。事实未必如此。世界上任何复杂的事物，均有它内在的条理，只要用正确的方法辨清其理绪，则无论多复杂的事物皆不难认识、不难理解了。《庄子》所述“庖丁解牛”的寓言，便含有此类思想。研习《周易》的内容，亦同此理，一旦我们寻到其书内容的理路所在，读起来便可以收到“游刃有余”的效果。
用最简单的话说，《周易》一书的全部内容，不过是“经”和“传”两部分：“经”部分，指《周易》的古经文，即六十四卦符号及卦爻辞；“传”部分，指《易传》十篇（又称《十翼》），即解释阐发古经大义的文字。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提到的《周易》，一般专指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辞。两汉以后，由于《易传》（即《十翼》）被合入六十四卦经文并行，学者所言《周易》，多兼经传而言之。故今天通行本《周易》的内容，事实上包括了“经”、“传”两部分。一、“经”部分，含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和卦爻辞（一）六十四卦卦形《周易》的六十四卦，是颇有规律的符号象征体系。令人惊叹的是，这六十四组貌似复杂的卦形，若稍加分析，却是至为简单的。它们的组构体式，无非是由八卦符号两两重叠而成；而八卦的形态，又无非是“阴”、“阳”两条符号三叠而成的。所以，谈到《周易》的六十四卦，不能不先推述“八卦”及“阴阳”符号。《周易》古经文的六十四卦卦形，实际上可以析为三个层次：先是阴阳符号，后是八卦符号，最后是六十四卦符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即从这三个层次略作分析。
其一，阴阳符号。《周易》的“阴”、“阳”符号，是后来所形成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的最基本的内核，也是《周易》全部内容的本质所在。这两种符号，既奇特，又简单，它们分别呈中断的与完整的线条形状，其式如下：
远古时代的人们创立这两种符号代表“阴”、“阳”，其所包含的直感的象征蕴意十分丰富，它们囊括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相对立而又相依存的普遍情态。因此，这两条线形所喻示的事物、现象至为众多。在古人的心目中，男人是阳的，女人是阴的，男女相对；上者是阳的，下者是阴的，上下相形；暑季是阳的，寒季是阴的，寒暑交迭；白昼是阳的，黑夜是阴的，昼夜更替。依此类推，日与月，表与里，正与反，胜与负，高与低，内与外，黑与白，大陆与海洋，火山与冰川，等等，但凡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均从属于阴阳范畴。倘若创造阴阳符号的古人能够生活到今天，并有幸接触到现代科学中的阴电阳电、正极负极、正数负数等物理或数学概念，必然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概念纳入这两种符号的象征类例中去。可见，阴、阳符号的设立，是古人对大自然一切对立而又和谐现象的高度的〔1〕象征性概括。朱熹所谓“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正是对“阴”、“阳”概念的理性总结。
虽然阴（）阳（）只是两种极简单、极直观的符号，但远古时代的哲人们却赋予其至为深刻广博的寓意，遂使阴阳理论成为《周易》哲学的核心思想。而仅仅就阴阳的符号形式观之，也是整部《周易》内容得以诞生的先决条件。换言之，没有这两种符号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居于群经之首的《周易》。因此，初始接触《周易》的人，务必首先对这两条看似简单却涵义弘深的阴（）、阳（）符号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其二，八卦符号。
阴阳符号出现之后，古代哲人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继续思考，又将之重叠成八种更具丰富意象的符号，这就是至今仍家喻户晓的“八卦”。
今天，读过中等数学的人都知道“组合排列”的原理，即两种不同的东西若经过三重组合，必然出现八种不同的排列形式。创造八卦的古人，正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将“阴”、“阳”两种符号三次重叠，于是出现了八种不同形状的三画线组合体，构成不同的卦形，配以不同的卦名。并拟取不同的象征物，表示各自的象征意义。其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就是“八卦”的全部形态（《周礼》称为“经卦”），包含卦名和象征物。八卦的名称分别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之相对应的基本象征物则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质或现象。除此之外，八卦还有各自的象征意义，即乾之义为“健”，坤之义为“顺”，震之义为“动”，巽之义为“入”，坎之义为“陷”，离之义为“丽”（附着），艮之义为“止”，兑之义为“说”（悦），这是八卦具备的基本不变的象征意义。
象征，是十分奇妙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八卦的象征，也同样有着引人入胜的哲理魅力。在西方的《圣经》哲学中，用十字架象征耶稣的精神，用羔羊象征教民对上帝的温顺和信从；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用马鞭象征骏马，用红脸白脸象征忠臣奸臣；在我们的日常习惯中，往往用老虎象征勇敢，用小鼠象征怯懦，凡此等等，皆是我们所熟知的象征形态。那么，八卦的象征奥妙又在何处呢？这显然要取决于我们的认识程度。但至少关于乾（☰）、坤（☷）两卦的象征旨趣，是中国人所普遍明白的，如我们讲到“扭转乾坤”这句成语时，人们大都懂得“乾坤”即是“天地”；而乾为男、为刚健，坤为女、为柔顺的象征，也是人所共知的。当然，在易学研究中，我们对八卦象征的了解程度，是不能满足于这种一般的、局部的、肤浅的水平，而应当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八卦的象征体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我们最先需要明确的，莫过于上列表格中展示八卦的卦形、卦名、八种基本象征物和象征意义。八卦的象征意义基本不变（即乾健、坤顺之旨不变），而八卦的象征物则往往可以在不离其象征本义的前提下依类博取（即乾既可为天之象，又可为君、父之象；坤既可为地之象，又可为臣、母之象，等等）。关于八卦的卦象依类博取的问题，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详论，这里先就八卦基本的象征形态略作概括。
由于八卦的象征旨趣在六十四卦大义中得到反复印证，因此，理解、熟悉、牢记八卦的构成形态与名义，是深入研讨《周易》哲学的“初阶”。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载有《八卦取象歌》云：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句，把八卦的卦形特点讲得十分明白，颇有助于熟记八卦的符号形式。至于八卦的卦名、基本象征物和象征意义，则必须结合上文的分析将之理解并记住。
其三，六十四卦符号。
六十四卦，是《周易》卦形体系的主体部分，也是《周易》符号象征的主干。
如果创造《周易》的古人只停留在画阴阳符号、八卦符号上，则显然无法体现更复杂更广泛更具变化意义的哲理涵量。智者的思维毕竟非同凡常，于是，在八卦的基础上，古人又将这八种三画卦形两两相重，终于产生了六十四种不同形状的六画线条组合体，即“六十四卦”（《周礼》称为“别卦”）。由于六十四卦各以两个八卦重叠而成，故每卦有六画线条，其中居下的三画称“下卦”（或“内卦”），居上的三画称“上卦”（或“外卦”）。六十四卦各有各的卦名及所喻示的象征意义。其中凡属八卦自相重成之卦，仍以八卦的本名为卦名；凡八卦交错重成之卦，则别取一名。比如两乾（☰）相重，仍为《乾》卦（），拟取天体运行不止之象，喻示开创万物的“阳刚元气”的发展规律；坤（☷）下离（☲）上相重，则为《晋》卦（），拟取火在地上，如日升起之象，喻示万物“晋长”之时的情状。其他诸卦无不如是，均以六画卦的象征符号，反映作者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种种认识，喻示各种事物、现象特定的发展程序、哲学义理。六十四卦的出现，形成了《周易》以阴阳线条为核心，以八卦喻象为基础的完整的符号象征体系。
六十四卦符号的最主要特点，是在互为重叠的两个八卦（即上下卦）的象征形体的交相作用下，展示出崭新的具有特定指向的象征内涵。因此，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只要画出符号形体，就包涵着十分深厚的哲理意义。这里，对卦中的上下两个八卦符号的理解就显得极为重要。上面举出的《乾》卦（）和《晋》卦（）的例子就很明显。为了更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举两例详为解说：
一是《谦》卦，其卦形符号作“”，下卦为“艮”（☶），艮为山之象；上卦为“坤”（☷），坤为地之象。这上下卦的组合，犹如一座高山默默无闻地低伏在大地之下，虽崇高却能谦卑。以人事为喻，正如一位君子虽创建了重大功绩却不居功自傲，仍然保持谦恭谨慎的美德——此种美德，正是“高山低处大地之下”的情操，正是“地山谦”（）的卦象寓旨之所在。因此，坤（☷）在上、艮（☶）在下的组合，便成了《谦》卦的卦象。
二是《无妄》卦，其卦形符号作“”，下卦为“震”（☳），震为雷之象；上卦为“乾”（☰），乾为天之象。这上下卦的组合，犹如苍茫高天之下轰响着震耳欲聋的雷声，普天下皆因之而震惧，皆不敢为非作歹。再以人事为喻，恰如人们被重重地敲响警钟之后，必能畏惧而循规蹈矩，不敢任意妄为——此种情状，正是“天下震响巨雷”的形象写照，也正是“天雷无妄”（）的卦象寓旨之所在。因此，乾（☰）在上、震（☳）在下的组合，便成了《无妄》卦的卦象。
六十四卦的卦象组合，皆同于上举之例。只要我们认真品味六十四卦的卦形组合之妙，则不但易于理解六十四卦符号的深邃哲理，同时也将惊叹远古圣哲在创作六十四卦时所体现的精深睿智。《周易》六十四卦确定之后，又按照一定的卦序排列，并依特定的规律分为上经与下经两部分。其中从《乾》卦至《离》卦凡三十卦为上经，《咸》卦至《未济》卦凡三十四卦为下经。
有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种疑问：六十四卦的卦形本是那么复杂，再加上它们特定的排列顺序，又将如何记住这些卦名及其次序呢？好在前人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在朱熹《周易本义》卷首就载有一首颇容易理解记诵的《上下经卦名次序歌》，把六十四卦的卦名按序编成七言诗句的形式，颇便记诵。歌诀如下：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遯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以上十四句，前六句为上经卦序，后八句为下经卦序，又以叶韵的句式写成，故读起来甚为顺口。不过，各句中有个别字属于不是卦名的衬字，如“兮”、“与”、“三十备”等，是为了文句的整齐与押韵而设的，则应与卦名区别开来理解。这样，记熟这首歌诀，则六十四卦的卦名及排列顺序即了然于心中了。
其四，六十四卦符号中的爻位。
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皆有六个线条，称为“爻”。其中阳爻（）以数字“九”代表，阴爻（）以数字“六”代表。因此，《周易》所言“九”，皆指阳爻；所言“六”，皆指阴爻。每卦六爻，又有高低不同的爻位，自下而上，分别称为“初”、“二”、“三”、“四”、“五”、“上”。于是，各卦凡是阳爻（九）居此六位者，依次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凡是阴爻（六）居此六位者，依次称“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举《乾》、《坤》两卦为例，可以展示每卦中阴阳爻位及下（内）卦、上（外）卦的程式：乾卦坤卦《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两卦，为纯阳、纯阴之卦，最为典型，所以我们举这两卦来说明六十四卦符号中的爻位问题。我们知道，六十四卦均是由六条线形组成，而每条线形皆为一爻。同时，任何一爻在特定的卦中，既有它的性质（阴爻或阳爻），又有它的位置（从初位到上位的六种位置）。这样，根据性质和位置，各爻就有了它们各自的名称；反过来，根据各爻的名称，我们也就明确了它们的阴阳性质和居位特点。《周易》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数量绝对均衡。六十四卦无论何卦何爻，必有其自身的居位之所，故在探讨六十四卦符号系统的过程中，理解爻位特点也是颇为重要的。
为什么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位序均自下而上排次呢？《周易乾凿〔2〕度》云：“易气从下生。”此说颇有理趣。我们平时不难观察到，一切事物的发展情状无不是从小渐大、由低渐高、自幼而壮；而融合“天人”理绪为一体的《易》卦的爻序排列，岂不是正与此类规律切合吗？
根据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关《周易》符号象征的结论：六十四卦的构成，以八卦为基础；八卦的产生，又以阴阳爻画为根柢。因此，阴阳两画，实属《周易》六十四卦符号系统的内核。（二）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周易》经部分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及各爻的爻辞。
卦爻辞，是附系于六十四卦符号下的文辞，分别表明各卦各爻的寓意。卦辞每卦一则，总括全卦大义；爻辞每爻一则，揭示该爻旨趣。《周易》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相应地系有六十四则卦辞、三百八十四则爻辞（《乾》、《坤》两卦多出“用九”、“用六”文辞，〔3〕因非爻辞，故未合入统计）。
对于卦爻辞，我们应当领会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卦爻辞出现的特殊意义，二是卦爻辞内容的基本特色。
首先，当知卦爻辞诞生的特定意义。
卦爻辞的出现，有两大主要意义：其一，使《周易》经部分成为卦形符号与语言文字有机结合的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本来，仅有六十四卦符号，不过是一套自成象征体系的图案而已；加入文字，图文并茂，则使之具备一部特殊的哲理专著的规模。其二，使《易》象从隐晦的符号暗示，发展为用文字表述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象征形象。如果仅凭卦爻符号，一卦一爻的内在含义颇难显明；有了卦辞、爻辞的说明，则卦爻的象征意义遂获得文字形式的较明确喻示，便于读者理解。
卦爻辞的出现，对于《周易》古经从符号走向书面文字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尽管最初出现的六十四卦符号也已经涵有丰富的哲学蕴蓄，甚至往古的哲人一看卦形符号便知其意，而不烦“文字”之阐说，但毕竟抽象的符号难以使六十四卦的学说广泛流传，且历时愈久将愈增加后人的理解难度。
其次，卦爻辞内容的主要特色。
作为用文字表述的书面语言，卦爻辞在配合卦形符号以展示哲理的过程中，体现着颇为突出的两个特色：
卦爻辞内容的第一个特色，是与《周易》早期的占筮功用相一致，即用“吉”、“凶”、“利贞”、“悔亡”、“无咎”等词来表示某卦某爻所寓含的对事物、现象或褒或贬的义理。这些揭示吉凶利弊之词，有人称之为“占验辞”。占验辞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中出现的频率至高，使得《周易》古经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
卦爻辞内容的第二个特色是“假象喻意”，即借用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通过文字的具体表述，使卦形、爻形内涵的象征旨趣更为解明生动。如《中孚》（）卦九二爻辞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卦名“中孚”的意思是“中心诚信”（中谓内心，孚者信也），九二爻以阳居下卦中位，与上卦六五真诚相应，象征笃实诚信的“君子”，故爻辞用譬喻性的语言说道：“鹤鸟在山阴鸣唱，其同类声声应和；我有一壶美酒，愿与你共饮同乐。”这则爻辞不但拟取生动的形象来说明爻义，而且讲究谐韵，甚至还采用了接近于“比兴”的手法。宋代陈骙《文则》曾举此例为证，指出〔4〕“《易》文似《诗》”，并称“使入《诗·雅》，孰别爻辞？”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卦爻辞中此类现象实多，令人于“假象喻意”的特色中感受到《周易》内容的文学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从阴阳符号、八卦符号入手，简要地探讨了《周易》经部分的两方面内容——六十四卦符号和卦爻辞文字的基本状态。可以说，在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确定的前提下，当富有哲理内含的卦爻辞撰定之后，一部兼具卦形和文辞两大要素的独特的古代哲学专著——《周易》古经，终于以完整的面目、严密的体系出现于世，一直流传不衰。二、“传”部分，含阐释《周易》经文的十篇专论
大凡能成为“经典”之书，必然有其精深博大的思想内容，世人对它的崇拜、信奉与日俱增，学术界对它的阐述解说也往往接踵而至。那些早期的阐说发挥经典之作，也逐渐附“经”而行，甚至不断升格、跻身于与“经”等同的行列——这就是古代以解经为宗旨的“传”之产生由来。《周易》古经（六十四卦的卦形及卦爻辞）出现之后，也同样诞生了不少解经之论，并相继为学者所认可，最后被汇编成一套与“经”相辅而行的《易传》。《易传》中的这些解经之论，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这十篇的创作宗旨，均在述“经”大义，犹如经之羽翼，故汉儒合称之《十翼》，后世谓为《易传》。《易传》七种十篇的内容要点各不相同，兹作简要分析。（一）《彖传》《彖传》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共六十四节，分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及每卦大旨。“彖”字之义，犹言“断”，谓“断定一卦之义”。《彖传》阐释卦名、卦辞、卦义的基本体例，往往取上下卦象、六爻爻象为说，有时还指明每卦中的为主之爻，而以简约的文字论断该卦主旨。如《谦》卦（）的《彖传》称：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节文字，把《谦》卦的卦名及卦辞“谦，亨，君子有终”的意义作了精约的阐说。译成现代汉语，其大意是：“《谦》卦喻示谦虚之德，可以导致亨通。譬如天的规律是下降济物而天体愈显光明，地的规律是低处卑微而地气源源上升。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而补益谦虚，地的规律是变易盈满而充实谦虚，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而施福谦虚，人类的规律是憎恶盈满而喜好谦虚。谦虚的人高居尊位其道德更加光明，下处卑位而人们也难以超越，只有君子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啊。”显然，通过这节解说，我们对《谦》卦的卦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而六十四卦的《彖传》皆同此例。（二）《象传》《象传》也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其中释卦象者每卦一则，共六十四则，称《大象传》；释爻象者每爻一则，共三百八十四则（《乾》、《坤》两卦多出“用九”、“用六”文辞之象，因不属爻象之列，故未合入统计），称《小象传》。《大象传》的体例，是先释每卦上下象相重之旨，然后从重卦的卦象中推衍出切近人事的象征意义，文辞多取“君子”的言行、道德为喻。如《损》卦（）的《大象传》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即表明该卦上艮（☶）为山、下兑（☱）为泽，有“损泽益山”、“损下益上”之象，君子当效法此象，时时惩戒忿怒、抑止邪欲，以自损不善。其他诸卦《大象传》的义例，无不如此。《小象传》的体例，是根据每爻的性质、处位特点，分析爻义吉凶利弊之所以然。如《明夷》卦（）六二爻《小象传》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即指明此爻柔顺中正，不违法则，故获吉祥。其他各爻《小象传》义例，亦均类此。《象传》以言简义明的文句，逐卦逐爻地解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立象所在，使《周易》经文的象征意趣有了比较整齐划一的阐说。（三）《文言传》《文言传》一篇，分前后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象征意旨，故前节称《乾文言》，后节称《坤文言》。“文言”两字之义，〔5〕即谓“文饰《乾》、《坤》两卦之言”。《文言传》所阐发《乾》、《坤》卦辞与爻辞的意义，是在这两卦《彖传》、《象传》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拓展，故其文意至为深刻详明而广为引申旁通。如《乾》卦的《文言传》，对此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之义前后作了两度详细的引申阐说。先是这样说道：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是引用孔子之语来解说爻辞的寓意，本已将《乾》卦初九的大旨说得颇为深切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又在后面再作第二度阐述：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这节文字，抓住爻辞中的“潜”和“勿用”的字眼展开分析。通过再次解说，《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的内在旨趣昭然明晰，并留给读者无穷的教益而启发其对人生哲理的深度思考。
至于为何《文言传》只释《乾》、《坤》两卦，而不涉其他各卦呢？朱熹认为：“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6〕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朱子之说，宜属至今为止对《文言传》这一问题较为人所接受的解说。（四）《系辞传》《系辞传》因篇幅较长，故分为上下两篇。前篇称《系辞上传》，后篇称《系辞下传》。《系辞传》的义旨，是申说六十四卦经文要领，条贯卦爻辞的基本义理，可视为早期的《易》义通论。文中对《周易》“经文”的各方面内容作了较全面可取的辨析阐发，有助于后人理解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辞的通常义例。其中有对《周易》作者、成书年代的推测，有对《周易》“观物取象”创作方法的追述，或辨阴阳之理，或释八卦之象，或疏解乾坤要旨，或展示《易》筮略例，并穿插解说某些爻辞的象征意义。当然，《系辞传》在通说《易》义的过程中，也充分表露了作者的哲学观点。但就其创作宗旨分析，这些哲学观点又无不归趋于《易》理范畴。如《系辞上传》一开始即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这节论说，着笔于“天地”、“乾坤”之道，认为乾坤之阴阳刚柔奠定了《周易》哲学的基础。文中显然含有《系辞传》作者自身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又与《周易》之理密不可分。简言之，《系辞传》的本质意义，在于抒发《易》理之精微，展示读《易》之范例。（五）《说卦传》《说卦传》是阐说八卦取象大例的一篇专论。全文先追述作《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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