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名人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晓树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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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名人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试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近代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科、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弗洛伊德于1856年出生在弗赖贝格市，当时那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他四岁时全家迁居到维也纳，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弗洛伊德读书时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1881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随后的十年中，他在法国一个精神病诊所行医，后来个人开业治疗神经病，同时致力于生理学的研究。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是逐渐发展起来的。1895年他的第一部论著《歇斯底里论著》出版；他的第二部论著《梦的解析》于1900年问世，这是他最有创造性、最有意义的论著之一。虽然该书开始非常滞销，但是却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他的其他重要论著也相继问世。1902年他在维也纳组织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称为“周三学会”，艾尔弗雷德·阿德勒就是其中的最早成员之一，几年以后卡尔·荣格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著名心理学家。1908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做了一系列演讲，当时他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

弗洛伊德结过婚，有六个孩子。他晚年患了口腔癌，为了解除病根，他从1932年起先后做过三十多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仍然工作不息，继续写出了一些重要论著。1938年纳粹分子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是犹太人，因此他不顾八十二岁高龄逃往伦敦，翌年在那里不幸去世。

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用简短的文字很难加以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的事故，甚至疾病。弗洛伊德创造了用精神分析来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他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个性结构学说，还发展和普及了一些心理学学说，如有关焦虑、防御功能、阉割情绪、抑制和升华等。他的著作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他的许多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而且自他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弗洛伊德为世人所知，也许是由于他提出了受抑制的性爱经常会引起精神病或神经病这一学说。他还指出，性爱和性欲始于早期儿童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

至今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学说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很难估计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有创立新学说的杰出才赋，是一位先驱者和带路人。但是与达尔文和巴斯德的学说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从未赢得过科学界的普遍承认，所以很难说出他的学说中有百分之几最终会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尽管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一直存在着争论，他仍不愧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他的心理学观点使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他提出的概念和术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本我、自我、超我、恋母情结和死亡冲动。

弗洛伊德当然不是心理学的鼻祖。从长远来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作为心理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并非十分正确；但是他显然是在现代心理学发展中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人物。作　者2008年10月于北京勤勉自信的少年

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很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弗洛伊德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诞生于奥地利（现属捷克）弗赖贝格市摩拉维亚镇夫来堡。他在一间位于休洛塞格斯街117号二楼的小房间里呱呱坠地。那是当时他家的唯一住所，直到三年后他们才搬走。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他的父亲柯拉蒙·雅各伯、母亲亚玛莉和他。

西格蒙德诞生时，他的父亲雅各伯已经四十岁了。雅各伯和前妻曾生有两个男孩：伊马钮，生于1832年；菲力普，生于1836年。西格蒙德的母亲当时才二十岁，和她的继子一样大，甚至比她继子看起来更年轻。休洛塞格斯街117号，弗洛伊德诞生的地方

夫来堡的居民中，大约有四千多人是天主教徒，一百人是新教徒，犹太人也有一百人，主要是德国国籍。由于在19世纪40年代，当地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想，因而他们遭到地方上反德国人的仇视。他们虽生活在气氛自由的小小的商业城镇里，大多数人和邻居也处得相当好，但是他们却生活得战战兢兢，唯恐随时会遭到不测。1859年摩拉维亚的夫来堡

弗洛伊德的家族迁到摩拉维亚镇夫来堡四年以后，雅各伯的祖父埃弗莱姆和他的孙子一样，都登记为加利肯的流浪犹太人，同时申请允许雅各伯做他的生意合伙人。就这样，祖孙一块儿经营布匹、羊毛、蜂蜜和兽脂的生意。

合伙的生意显然兴旺了几年。1852年底，雅各伯的两个儿子伊马钮和菲力普，也到夫来堡和他们会合。

夫来堡的自然景观和犹太人的意识形态都对弗洛伊德以后的生活有很明显的影响。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他家附近的茂密森林，是他孩提时和父亲常去的地方，因而喜爱大自然风景的强烈感情不断在他内心滋长着。他在成年时回顾道：“这些都使我满足了智慧上和美学上的需要。”

他三岁时，全家迁离了夫来堡，环境的改变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他后来这样写道：“我在都市里从未真正感到很舒服，我相信现在以至永远，我都不能释怀于对我们家附近美丽树林的渴望……”年幼的弗洛伊德

和弗洛伊德生长过程中的自然环境一样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他那犹太人的血缘心理，像日出日落一样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父亲雅各伯本性达观乐天，对他同胞们的宗教抱着怀疑的态度，这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不若母亲亚玛莉笃信宗教的态度来得深。年轻的弗洛伊德渐渐对犹太人的宗教很执著，长大以后，他把民族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他的“精神分析”。他经常强调“我的父母亲是犹太人，我自己也一直保存有犹太人的传统”。弗洛伊德的全家照

雅各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夫来堡四年以后，也是他最小的儿子出生三年以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雅各伯及他的妻子、小孩以及两个前妻生的儿子，加上伊马钮的家人离开了夫来堡。

雅各伯和妻子亚玛莉及儿子西格蒙德和女儿安娜，在1859年离开了夫来堡。他们次年到达了维也纳，在维也纳的一所简陋公寓定居下来。不久就生下了另一个女儿罗莎。

接下去的几年，亚玛莉又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1861年生玛丽，次年生亚多芬，再一年生宝莲，1866年又生了小弟弟亚历山大，现在他们家有七个子女了，一家人首先搬到彼勒卑夫街，然后又搬到菲佛尔街。

西格蒙德先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育，然后在私立学校就读了一段时间，最后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弗洛伊德九岁时，通过考试进入了李波史达德社区学校。他一直都成绩优异，并在十七岁时毕业。

他受的完全是严格的古典文化教育。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扎实学习使他开阔了眼界，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古代的世界，因而他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他还具有以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复杂观念的能力，同学大都难以望其项背。六岁时的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合照于维也纳

他也学会了法文和英文，在空暇时还自修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能是由《动物的生命史》这本书所引发的，那是他在十一岁时从学校得来的奖品。他在城郊树林里独自散步时，往往会搜集许多植物和花卉的标本带回家中。

在妹妹安娜的回忆里，她哥哥带回家的男孩子，都是喜欢切磋功课的朋友而非玩伴。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少年弗洛伊德是一个用功、执著、决心想要成功的孩子。

弗洛伊德也和他的同龄男孩一样，被军事冒险所吸引。男孩子们不论学习好坏都喜欢玩军人的游戏，弗洛伊德也不例外。他最早读的书中有一本是法国作家狄亚尔的《帝国和执行官的历史》。许多年以后，他还记得他如何在木头步兵背上贴上标签，然后在上面写着拿破仑手下大将们的名字。拿破仑是他早年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马塞那（拿破仑的大将）和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他将他们的英勇事迹背得滚瓜烂熟。

弗洛伊德对军事的兴趣持久不衰，四年以后普法战争爆发了，他在桌子上放了一张战场地图，在两军对垒处画上有颜色的旗子。他的妹妹安娜曾说：“我哥哥这么做时，还向我和妹妹罗莎讲述战事的一般情况以及军队一举一动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经常对他的妹妹们高谈阔论。他是母亲的长子，也处于最受宠爱的地位，所以他在家里享有很多的权利，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去使用。他的母亲把他看成“似黄金般的西格”，是她心目中的好儿子，而且家里的人也都这样承认。家里很多事情都以他的想法为标准，尤其是他以最高的荣誉从中学毕业以后更是如此。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他在家里的好处相当多。弗洛伊德后来回忆时谈到：“如果一个人成为他母亲无可否认的宝贝儿子，那么他一生都会拥有胜利的感觉。对于成功的自信心也一定坚强，很少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

他的弟弟妹妹越来越多，全家又搬到一幢较大的公寓去，别的孩子睡房里只能点蜡烛，而他却有煤油灯。在妹妹安娜开始学钢琴以后，他埋怨钢琴声太吵，结果也完全顺从了他的意愿。安娜这样写道：“他向妈妈提出抗议，说若不把钢琴搬开，他就要离家出走。结果钢琴果然不见了！”此外，妹妹说哥哥对她的阅读实行绝对管制，“如果他认为我看的书不适合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子阅读，他便会说：‘安娜，你现在看那本书为时太早！’”

弗洛伊德对他的家庭，尤其是对妹妹的态度，是他相信命运操纵在自我手里的早期征兆。他后来这样写道：“我似乎记得在整个的这段时期中，我已预感到我的前面有着很多的责任。我在离开中学前写的临别作文中曾明白地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对于人类的知识有所贡献。”立志于自然科学研究

弗洛伊德十六岁时，已经是一个风度翩翩、神采飞扬的美少年了。除了浓黑的头发和晶莹剔透的黑眼珠外，他还有充满自信的表情。他那“蛀书虫”的名声以及与人交往时的认真态度、端庄自持，很容易赢得异性的好感。但是他在自传中几乎绝口不谈女人。这不禁使我们相信，这位标榜“性”在精神疾病上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人，本身对性却没有多大的兴趣。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苦读，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他选择的科系是法律，主要是因为它能开启通往政界的大门，那是一个犹太人可能发挥影响力的少数场所之一。中产阶级“布格”政府的掌权，使它的前途更为看好。弗洛伊德的父亲曾经将一些显然他很尊敬的布格党人带回家，他们之中包括许多犹太人。对于年轻的弗洛伊德来说，现在似乎每一个犹太学生都有机会得到一个部长的职务。

另外有一个影响使他想读法律系，这就是他与漠里克·布伦的同窗之谊（布伦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人早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在布伦的影响下，弗洛伊德打算进入大学后选读法律。

但是，1873年初弗洛伊德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听了一次演讲，演讲人朗诵了一小段歌德写的《谈大自然》的诗，这使他下定决心在医学院注册学习。

1873年3月17日，弗洛伊德向还没有搬离夫来堡的依弥儿·佛鲁斯透露道：“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仅仅六个星期以后，他便下定决心放弃法律。他写信给佛鲁斯道：“我已经决定了，要成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因此我在这里撤销以前答应为你进行诉讼的承诺。我将要深入研究古老大自然的奥秘，也许甚至可能窥探她永恒的过程，而且把我研究的成果分享给任何愿意学习的人。”

从法律转移到自然科学，被后人解释为从管辖人类转移到控制大自然。此外，或许还有别的考虑，比如弗洛伊德家的经济情况足以将“似黄金的西格”引导到需要许多金钱支持的法律界吗？那些一板一眼的法律辩论真的那么吸引人吗？而且即使仕途的滋味吸引了他，法庭真是他最能施展领导才能的地方吗？

当弗洛伊德做最后决定时，一定是认为科学毕竟是帮助他赢得名声的一条路。也许他甚至于能像达尔文一样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理论。事实上，有朝一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某一领域有如此的成就，这是他时时刻刻没有放弃过的信念。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些不重视他的人的无知。他所希望的，不只是表面的认可，而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在他一生中他最怕的是他的工作被人忽视，他的名字被人遗忘；他喜欢跟随他的人，常常给他们奖赏，但是有时候他的抱怨却几乎近于虚假。弗洛伊德从不怀疑天将降大任给他，他那做领袖的外衣似乎是定做的。现在他虽然放弃了经由法庭引至政府机关的路途，还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却知道：那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弗洛伊德所决定的只不过是放弃法律选择自然科学，而不是医学。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写道：“我在那个时候，或者在我往后的日子里，都不曾特别钟情于医生这种工作。”但这位少年后来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这与他最初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上维也纳大学

在进入大学之前必须先通过入学考试。弗洛伊德以极高的分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以后，在1873年秋天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这一步使他有许多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个学院不仅培养希望成为医生的人，也同样致力培养从事研究工作的人。

弗洛伊德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自己太固定走哪一条路。他经过了三年不很艰难但动荡不定的选课。常人通常只花五年时间就可以毕业，而他却花了八年的时间。当前途看来已很黯淡时，他才集中精神把精力投入到医学上面。他有一次承认道：“我在幼年之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受苦的人类。”

他的笔记透露出他不停地探索，全神贯注于一些学科，以及研究一些他可以很有收获以至获得成功的学识，这是他和别的同学大不相同的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他显然对女人没有兴趣。除此以外，正如他写给西伯史坦的信中所透露的：他是一个反对崇拜偶像的典型少年人，他对于皇帝及其虚饰排场大为不满，藐视既有的宗教。他说，我也许和真正的意大利人一样憎恨教皇、祭司和安息日。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他偏激的热心经常融于保守主义里。

任何以为他放弃法律和政治的不智之举的想法，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高中时首度开始了解，一个寄人篱下的民族是怎么样的滋味。现在，在大学里，他发现反对闪族的浪潮更高涨了，但是这情况却给他有用的教训。先前，他叙述道：“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反对以及被置于‘团结的大多数’限制情况下，我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判断能力。”维也纳大学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一直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对弗洛伊德的长期影响。这强化了他对成功的希望，也强化了他的犹太人特质。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很少觉得自己被抑制。

弗洛伊德花了很多笔墨，告诉西伯史坦他在大学的生活和工作。他经常提到哲学，这门课不是医科学生必修的。因为弗洛伊德偏好科学的研究。1874年夏天，他写信给西伯史坦说道：“我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也同意，如果环境许可，冬季学期我要去柏林上柏伊斯·雷蒙、海姆豪兹和威尔乔教授的课。我高兴得好像一个小孩子，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弗洛伊德选择两位生理学家和一位病理学家的课，足以显示他思想的转移方向，但是这个计划仍然有缺点。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放弃了赴柏林的计划，大概因为环境的关系，也可能是经济上不许可。所以他在第三学期——1874年冬季，选了一门布兰他诺博士的哲学课。

布兰他诺的课的重要性不能一笔带过。这位哲学家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以经验主义的观点看心理学”，这包括两篇冗长的讨论潜意识并反对它存在的论文。弗洛伊德首次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一门课，以后一连四个学期，他上哲学课都特别注重这个问题。当他和同伴约瑟·帕尼斯深入研究这个主题时，他对布兰他诺教授的尊敬日益增加。

弗洛伊德认真研究哲学，但他研究医学的倾向不但未受影响，反而由于英国之行而加速。他的父母在两年前就提过这趟行程，大概子女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当家长的总会特别安排鼓励一下，这也是一种传统。但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直到1875年，弗洛伊德才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十六年以前已移居该地。维也纳

我们不知道，他在英国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否来自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或是曼彻斯特的生活，还是他从未记载的一些特别的事情。总之，他回来以后就决心致力于医学研究。这是他的妹妹安娜后来透露的。她在老年时回忆道：“在英国，西格蒙德想清楚了，他立志回到维也纳后要攻读医学。父亲不满意这个决定，父亲说：‘西格蒙德的心太软，将来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哥哥已经下定决心，他当时打算做研究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要帮助受苦的人们！’”

1875年，弗洛伊德很高兴地回到了维也纳，迅速开始修改他的秋季学期计划。虽然他继续上布兰他诺教授的哲学课，但却花更多的时间在生理学、解剖学和实用动物学上，他开始在卡尔·克劳斯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室上课。克劳斯两年以前刚从哥廷根来到维也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计划使研究室赶上时代；他在1876年3月把他想要解决的第一个原始实验交给了弗洛伊德。

两年以前，波兰的科学家西蒙·塞尔斯基博士已经宣布了生物学上最古老和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弗洛伊德后来写道：“没有人发现过一条成熟的公鳗鱼，尽管许多世纪以来有无数的人在努力，但依然没有人看到过鳗鱼的睾丸。”现在，塞尔斯基博士已经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瓣状突起器官，似乎就是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睾丸。而克劳斯要弗洛伊德做的，就是察看那位波兰人的观察结果是否正确。

大部分实验工作，克劳斯则在屈史特成立的动物实验室进行弗洛伊德进行了两个学期的实验。克劳斯获得基金后，每学期选派优秀学生到他的实验室去。弗洛伊德一连两学期被选派的事实，说明了克劳斯对他的能力极为赏识。

弗洛伊德于9月间回到了维也纳，带回了他第一篇科学报告的材料，克劳斯于1877年3月向科学学术会提出这份报告。弗洛伊德做得非常好。那份报告被人形容为“一直是很自信的，有些地方甚至于自负”，由此证实了塞尔斯基的论点。但是几个月以后，弗洛伊德就离开了克劳斯，以一个研究生身份投入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这个行动不仅对弗洛伊德个人的运气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他从布鲁克的教导中吸取的基本概念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恩斯特·布鲁克对于他的年轻学生有着无比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赢得了弗洛伊德的“敬”和“爱”。他身材矮小，有一头红发，长着清澈的蓝眼睛和带着不可思议的微笑。弗洛伊德认为他是自己所遇见的最伟大的权威学者。在布鲁克的实验室里，弗洛伊德度过了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

弗洛伊德从师克劳斯转到布鲁克最可能的理由是：受了海姆豪兹学派的影响，而布鲁克就是其中极热心的一员。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研究动物学时不可避免的脏乱起了反感。

不论弗洛伊德转到布鲁克研究室的复杂理由是什么，他绝对不曾后悔过。他后来回忆道：“在恩斯特·布鲁克的生理学研究室里，我终于找到了归宿和全然的满足。我也遇见了值得尊敬和引为典范的人们。”

在布鲁克的研究室里，弗洛伊德见到了约瑟·布劳尔，他被誉为“创造精神分析”的医生。布劳尔比弗洛伊德大十四岁，1871年就在维也纳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两人见面时布劳尔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弗洛伊德加入时，布鲁克的研究室仍然极为简陋。研究机构设在原制造枪械的建筑物的地下室和一楼，里面有一间演讲大厅、两个邻接的小办公室和几间小房间，有些房间甚至没有灯。加热化学药品必须用一个酒精灯，唯一的水源是一口井，每天早晨有专人汲取。布鲁克在环境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对维也纳成为医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弗洛伊德开始由研究神经细胞入手，再由对神经性疾病的研究而进入对神经性官能病的探讨，最后他致力于分析人的思想和意志的工作。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工作，是研究八目鳗幼鱼的脊髓中的大神经细胞，这是当时由里斯纳发现的。这个研究对生物学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和被人争论不已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假设有关联。达尔文的进化论说：“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如果达尔文的学说不错，那么神经系统上就可能显示出人类的神经系统虽然有一个比低等生物更为复杂的构造，但却有相似的基因。

到1880年，他将研究的范围伸展到对淡水蟹的神经系统的研究。这项工作使他窥见神经系统解剖上和功能上的单位是单一的细胞加上它的延伸，但是这个发现直到1884年才被威汉·华德耶发扬光大。

每个身体健康的奥地利男人都要入军营两次，1880年弗洛伊德也必须接受一年的义务兵役征招。对于医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一年真是索然无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军医院中值班，下班以后仍可待在家里。可是，由于弗洛伊德连续八次没有请假便外出，在1880年5月6日，也就是他二十四岁生日时，他被宪兵逮捕了。

但在他服役的这一年中，也有一些很得意的事情——他前几年热心地跟随布兰他诺做研究，现在开花结果了。他被委托将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著作翻译成德文。

事情是这样的：

维也纳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西奥德·冈柏正在编辑一套德文外国名著专集。准备开始第十二卷翻译工作的伊多德·威沙尔突然去世了，冈柏向布兰他诺提起他正在物色一个替代的人。弗洛伊德后来写道：“布兰他诺……提到我的名字。”在1880年秋冬季节，在弗洛伊德厌烦的服役中，至少因为担任一桩学问上的工作，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舒缓。他翻译的方法是：读一个段落把书合上，然后考虑一个德国作家应如何表达同一个思想，最后才用德文写下。

弗洛伊德服役期满回到大学后，终于决定要得到医学的学位。虽然他从英国旅行回来后就立志要帮助人类减轻痛苦，但却不见得对当医生有特别的兴趣。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去研究医学，曾经做各方面的医学研究，但却没有认真地定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朝哪一方面发展。他从不怀疑身负重大的使命，但是，他仍然不能确定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去鼓励自己争取医生的资格。他崇拜的许多科学家，大多数都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而却不一定都开业行医。此外，他还考虑到他个人的名誉——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而且怀疑他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

但弗洛伊德通过了考试。1881年春天，他在感人的毕业典礼中接受了学士学位。他的家人都出席了。资料链接维也纳大学

维也纳大学坐落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始建于公元1365年，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德语区国家最老的大学之一，是二十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母校。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大学，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大学有八十多处校舍，分散在维也纳各区。维也纳市立医院——这一世界著名的现代化医院也隶属于维也纳大学。大学的雏形最初在1365年3月12日由公爵鲁道夫四世和他的兄弟阿尔伯莱希特三世及利奥波德三世创建。它是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二所大学，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所德语大学（第一所是布拉格大学），最初开办时是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1383年维也纳大学经营不佳，由鲁道夫四世的弟弟和阿尔伯莱希特三世捐款，改革校内行政，成为东部德语地区一流的大学。维也纳大学目前拥有八个系，共设一百一十多个专业：动脉学、非洲学、古代史和古代文化学、古犹太哲学和中东考古学、英国语言和文学、美洲学、阿拉伯学、天文学、企业管理、植物学、遗传学、人类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和地球学、生物学和商品学、古希腊学、生物化学、化学、食品化学、德国哲学、地质学、矿物学和结晶学、石油学、营养学、匈牙利语、法语、地理学、经济学、地图学、宇宙研究和宇宙规则、历史、历史和社会学、营养学、信息学、国际企业管理、意大利语、艺术史、数学、医学、地球物理学、气象学、音乐学、教育学、音乐教育、药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物理、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和传播学、大众传媒、传媒艺术、人文学、统计学、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戏剧学、翻译教育、比较文学、国民经济等。

维也纳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个国家的约八万七千名国内外的莘莘学子，这里约有一万名专职教授、客座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之高，使其成为奥地利最大的高等教育学府，也是世界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多元化巨型学府和科学殿堂之一。

维也纳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严谨和积极进取的学风，曾为世界输送了大量的政界风云人物、科学巨匠和艺术大师。如：

奥地利政治家、前总理和总统伦纳；

前联合国秘书长、奥地利共和国前任总统瓦尔德海姆；

历史学家、奥地利前总理西诺瓦茨；

物理学家多普勒；

遗传学家孟德尔；

精神分析创立人弗洛伊德；

病理、免疫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兰茨泰纳；

德国生物学家贝尔；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丁格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维也纳大学是中欧和多瑙河地区繁荣的学术研究中心、欧洲的科学“麦加”，是培养精英和巨匠的摇篮之一。达尔文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1809年2月12日生于英国什鲁斯伯里，1882年4月19日卒于英国肯特郡。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同年12月27日参加英国海军贝格尔军舰环绕世界的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老年时期的达尔文

回国后，他在多病的情况下坚持整理了考察中收集的大量资料，陆续发表了有关生物学及地质学的考察报告。这五年的旅行考察促使他思索物种起源的问题。他研究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逐渐认识到，形形色色的物种实际都是由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他通过植物栽培和家畜驯养的事例，感到进化的原因可能是大自然对生物采取了类似的选择方式——去劣存优。他还注意到，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着个体差异；适应环境的物种可以孳生繁衍，不适应的则可能灭绝。他又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得到启示：每一物种均有巨大的繁殖力，但存活者只占极少数，这说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剧烈的生存竞争，这种竞争造成大量死亡，从而维持了种群数目的相对稳定。经过多年的探索，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积累，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物种。

1859年11月24日他的《物种起源》出版了，书中详细介绍了他二十年来收集到的丰富证据，充分论证了生物的进化，并明确提出自然选择学说来说明进化机理。书出版后迅即售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进化论的出现使生物界的种种现象都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生物的一致性可以用共同祖先来说明；物种的多样性则完全是进化适应的结果。进化论的出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猛烈冲击了当时支配思想领域的神学观念。涉足精神病研究

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痛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可能悔棋。——弗洛伊德与玛莎订婚

弗洛伊德从医学院刚毕业时，生活和前途并没有什么改变。1881年5月，他在布鲁克研究室里被升为实验员；同时，他开始在卡尔·卢威格的化学研究室里任兼职，做气体分析，但是他对今后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划。他的经济情况很拮据，常要向富裕的朋友们借钱。但他仍然相信，医学研究中有大好机会等待他去攫取，他一定可以发现一种技术或程序的价值，并且要为全世界的利益而把它发扬光大。对别人来说，他是一个乐天、冷静而且有思考力的年轻人，只不过时运尚未来临罢了。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

他生命的转折点是1882年的夏天，在完成了早先的小龙虾研究以后，他继续在研究室里做一些例行的工作。弗洛伊德在他简短的自传里有所叙述，但是不太完全。他写道：“1882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最尊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那种很高尚但不实际的观念；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他更极力劝告我放弃理论的追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学研究室，进入总医院工作。”

弗洛伊德故意省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已经坠入了爱河。他知道研究工作不可能提供给他足够的结婚费用，于是，他很勉强地开始抓住必须两三年才能获得的临床经验，以便在医院拥有优厚薪水的职务，或者自己开业行医。

1882年春天，他仍住在家里。每天晚上从研究室回来，只和家人打一声简短的招呼，便回到他那狭长的书房里。后来他干脆搬到医院的宿舍去，周末才回家，一回到家就和陪他一起来的朋友们进入书房。他的大妹妹后来遗憾地说：“大家都以为，家里的五个年轻女孩子对于这些年轻人总会有一些吸引力！但是，他们对于娱乐的兴趣似乎比和我们博学的哥哥讨论科学的兴趣更低，竟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就进入他的书房！”

弗洛伊德似乎对妹妹们的朋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在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在削着苹果和家人聊天，他没有直接走进房间，而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这位访客是玛莎·柏纳斯，二十一岁，德国籍的犹太人，全家于1869年迁到维也纳。她的父亲柏曼·柏纳斯在1879年去世，家里的责任就落在他的儿子艾里身上。艾里成了他两个妹妹——玛莎和明娜的监护人。

柏纳斯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19世纪40年代玛莎的祖父曾经担任过汉堡犹太教会的领袖。柏曼·柏纳斯在世时是一个商人，他的遗孀和子女显然比弗洛伊德家富有。

玛莎·柏纳斯身材纤细，很有自信。她那黑而长的头发紧紧地向后梳，衬出她的瓜子脸。她很善解人意。她内心里虽不赞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和精神分析研究，但却一直很谨慎地保持沉默。她迅速地许身给对她一见钟情的年轻人弗洛伊德。

虽然弗洛伊德对他的妻子一辈子忠诚，但是他们的婚约也曾遭遇暴风雨的侵袭，偶尔也会在他的顽固与不可理喻上触礁。玛莎有仰慕者和自己的朋友，她的未婚夫几乎对那两种人都同样地妒忌。有人以为，弗洛伊德这种态度将会影响到他对艺术家作精神分析时的观点。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柏纳斯

他们在相识那年的6月中旬订婚，弗洛伊德一个月以后就到维也纳的总医院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间。他经常坐的那张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座右铭，是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就立刻去求证。”在那段时间里，和玛莎结婚是他所有希望和野心的寄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急切地寻找着使他加速爬升的阶梯。

维也纳总医院很适合他这种有雄心的人。它占地二十五英亩，病房里经常有三千名以上的病人，不仅有来自维也纳和奥地利最偏远的地方的，甚至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在别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病例，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医生来说，在欧洲很少有比这里更能使人获得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地方。接触精神病理学

在维也纳总医院刚开始的两个月，弗洛伊德在外科病房工作觉得非常累，而且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可能因为讨厌看到血，于是就申请当赫曼·诺斯纳格的助手。

弗洛伊德和诺斯纳格见面时，带着他自己出版的报告和医院里精神病学部主任梅纳特教授的介绍信。诺斯纳格看了这些后，对他印象非常好。一个星期后，弗洛伊德就被派到诺斯纳格的部门，待了六个半月，于1883年5月，加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三个月在女病房。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离开总医院。

在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的五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经回到他原先打算研究的法律上去了。”约瑟·布劳尔博士（1842～1925）

五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劳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求发展？”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劳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劳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加入。不久，因为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扑灭霍乱，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一百多个病人、两个护士和三位医生。

弗洛伊德曾经写道：“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远方有沙考医生（巴黎沙比特里尔精神医院的吉恩·马丁·沙考博士）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但是在接触沙考以前，弗洛伊德的兴趣被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来治疗衰竭的士兵。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普遍地被印地安人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到后来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实验，结果竟使年老的他“比任何人更能走路、跑步和爬山”。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神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便下定决心推展这种鲜为人知的药。

在1884年元月底以前，他自己证实了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果。接着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实验。

除了做实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原始民族间就开始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实验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玛莎会面。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当他9月初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如何能早日见到她的念头。

弗洛伊德又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它成为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稳定地发展着。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无可避免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推荐可卡因为戒除吗啡的药。后来他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祸害”——第一是酒精，第二是吗啡，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了大学里的讲师，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险——在赴法国以前辞去总医院的职务，回国后自己开业行医。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的介绍信。知识链接可卡因

可卡因，其化学名称为苯甲基芽子碱，是最强的天然中枢兴奋剂。可卡因一般呈白色晶体状，无臭，味苦而麻。

可卡因的原料为“古柯”。古柯为灌木，是美洲大陆的一种传统种植作物。古柯产地的人滥用的是古柯叶和古柯浆，而其他地方滥用的是可卡因。

古柯树叶嚼起来虽然是苦的，但为当地的人们所喜爱。他们认为古柯可以使他们增加力量、驱除饥饿、减轻痛苦。因为古柯是一种高热能植物，每100克古柯叶中含热量127.5焦（305卡路里）。当地人称古柯叶为“圣草”或“绿色的金子”。一个时期以来，美洲许多的成年男子习惯于咀嚼古柯叶，以减轻饥饿感和疲劳感。

可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兴奋作用。兴奋初期，滥用者产生快感，感到飘飘欲仙、舒适无比，表现为洋洋得意、十分健谈。用药后的兴奋作用，产生了消除疲劳的感觉。这类兴奋感觉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左右。随之以后，它对身体的抑制效应便出现了。吸食者为了恢复初期的体验，往往再用第二剂……乃至每十分钟使用一次，以维持“瘾劲”不致衰落。周而复始，剂量越用越大，使用越来越频繁，最后把吸食者带到毁灭的深渊。可卡因

小剂量的可卡因能导致心律缓慢。剂量增大后则心律增快，呼吸急促，可出现呕吐、震颤、痉挛、惊厥等现象。如果大剂量使用，则可导致死亡。仅一剂70毫克的纯可卡因，可以使成年人当场丧命。师从精神病名医沙考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首先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到温斯柏克。这次和他三年前的秘密造访大不相同。这时候的他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六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表现出一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很愉快地和玛莎度过了六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吉恩·马丁·沙考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他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发现玛莎的信已经寄来，于是马上回信。他觉得巴黎令人眼花瞭乱，很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他每隔一天写一封信——开始时比较勤快，后来也就疏懒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又去戏院看戏，希望法文会有进步。

10月19日，弗洛伊德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忘了带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于是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他开始想念维也纳的家，思念着玛莎，而且极端沮丧。他后来写道：“除了某些主观和科学上的利益，我对于居留在这里不敢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事情全都改变了。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改变他前程的四个月生活。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最初是乞丐、妓女和疯人的收容所，后来是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仍然不像一家医院，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开始改革它。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癫痫症和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10点钟时，沙考便来了。

沙考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膛和牛一般的脖颈，他的相貌令人难忘。他的皮肤很白，胡须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冷静澄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像一个古罗马帝国的国王。他生气时，眼睛发出稍稍令人觉得可怕的闪电光芒，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带有权威性，语气严厉且经常是辛辣的。

那天早上，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每件事情都比他预料中的好。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要求他供应儿童的脑子，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弗洛伊德还没有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星期天便可以和玛莎在一起了。但是他很快地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把他的高兴事写信告诉了在温斯柏克的玛莎。

每星期一，弗洛伊德都参加沙考向他的病人所作的公开演讲会；每星期二，他很有兴趣地观察那些被带来给医院助手检查和讨论的门诊病人；每星期三，沙考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改变中。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了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翌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短暂地又回到实验室，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回维也纳时，我要选择解剖的工作。”

弗洛伊德只对沙考的工作观看了一星期左右。他虽然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1885年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大多数的医生极少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许多人视它为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以为其原因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基于这种说法，似乎唯有女人才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宣布歇斯底里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患上这种病。事实上，歇斯底里症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情形也不少，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知识链接歇斯底里症

歇斯底里症又称癔病。由精神刺激或不良暗示引起的一类神经精神障碍。大多发病突然，可出现感觉、运动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短暂的精神异常。患者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检查不能发现相应的器质性改变，在症状的发生和治疗当中，暗示和自我暗示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歇斯底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已有记载。“hysteria”一词，起源于“hystero”，即子宫。当时认为本病与子宫有关，是一种妇女独有的疾病，是由于性的过度刺激或压抑所致。

中世纪时，西欧宗教迷信盛行，当时把本病患者看做是魔鬼附体或女妖。却尔斯·里波斯指出本病的发病机理在脑部而不在子宫。沙可将本病的症状学进一步系统化，指出本病的症状可由催眠引起或消除，并强调遗传体质因素与本病发生有关。让内对歇斯底里的症状作了心理学解释，认为患者的意识障碍是由于心理综合作用的破裂所致，即“心理分离”，将本病的感觉脱失、瘫痪或遗忘等症状解释为由于相应的精神功能从意识中分离出去的结果。

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发表了《癔病的研究》，用性心理被压抑和潜意识的冲动等概念解释癔病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了转换性癔症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些为超我所不允许的愿望受到压抑，而这种压抑并不完全成功，于是，那些愿望采取伪装的形式，通过转换或转化而成为症状。症状的性质和发生部位具有象征性意义，使受压抑的愿望得到部分地满足，或缓和超我和被压抑愿望之间的情感矛盾。

甘塞尔描述了甘塞尔综合症、假性痴呆和童样痴呆，并把它们和歇斯底里症连在一起。巴甫洛夫学派从高级神经活动病理学观点出发解释本病的发病机理。巴甫洛夫把神经系统分为三个系统：皮质下系统、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而歇斯底里症患者第二信号系统是弱的，故受其控制的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系统的活动相对地增强。第一信号系统的机能与具体形象的感知有关，皮质下部位与情绪活动有关，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下系统机能增强，表现为患者情感强烈鲜明，又因第一信号系统处于摆脱抑制状态，因此患者形象性思维突出，且具有生动、丰富的幻想。以上机理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性格特点。

歇斯底里症患者在强烈的精神因素影响下，大脑皮质进入抑制状态，而皮质下出现摆脱抑制，所以在临床上可见情感爆发及痉挛发作现象。如果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向皮质以下部位扩散，可产生深度抑制状态，以至“不动”，形成歇斯底里性木僵。大脑皮质容易产生诱导抑制现象，是歇斯底里意识范围缩小的病理基础。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机能较弱，原来的兴奋灶也较弱，因此旧的兴奋灶容易被新的、当前的刺激所抑制，故当前只有新的刺激所产生的兴奋灶在活动，由此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为何易于接受暗示性。

中国古代医籍中记载的“脏躁”、“奔豚”、“薄厥”，大多为歇斯底里表现。

沙考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者的各种征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

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损害引起。

不论后人对沙考的评价如何，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的指导，弗洛伊德日后能否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就令人怀疑了。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是极令人满意的事，这一定会使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我。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付几百基尔德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沙考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毛遂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那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的家里，为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他写信告诉玛莎：“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新衬衫和白色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了。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修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十四法郎，结果，我的仪表非常好，别人对我的印象很不错。我喝了啤酒和咖啡，抽起烟来也很潇洒，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出任何差错。”据他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报告说：“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一天写一封信给玛莎，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注意的心情。而且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对玛莎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成就会比诺斯纳吉尔大，我认为我比他优秀！”19世纪末的巴黎

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了。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神集中在沙考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他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个人开诊所

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病理学学者，迫切希望在沙比特里尔医院学到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的全部学问。他回来时，对这方面学科的兴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并且在沙考出神入化的教导影响下，他决定集中精力于研究精神问题上，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问题。他由一个基础精神病学的学生，演变为动力精神病学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体会到：对歇斯底里症的了解，是开启人类思维谜团的钥匙。他准备在维也纳开办自己的精神病诊所。开业时采取革命性的新态度。但是，他得先为同事们准备一份报告，叙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见所闻。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完成了一份十二页的报告。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梅纳特门下学习以后，发现已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里学到真正的新东西了。紧接着，他强调以梅纳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沙考领导的法国学派的不同。他说：“我认为，法国的神经病理学派，似乎推陈出新，呈现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们还为神经病理学揭开了新的曙光。这些都值得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模仿。”

医学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系的讲师，开始执业了。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诊所设在拉瑟斯街7号。他宣布开始门诊的第一天，竟然是复活节。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张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公定的假日，各行各业和政府机关都不办公，甚至城市里的每个急诊处都没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之外，这一天是最不适合一个医生开业的。有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或许是因为他极不喜欢天主教教会。

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他的医学技术还不成熟，还不是著名医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帮助他度过营业上的淡季。此外，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迂回地进入医学这一行。他曾涉足药剂学、医事技术和小儿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显示出聪敏的火花，那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专攻神经病理学，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在维也纳一展所长，可是不久后他却偏重于使用那种令医学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诊疗方法。

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有影响。自从1873年财政危机以后，反闪族人的情绪不断地滋长着。弗洛伊德开业的前几年，在维也纳以东四十英里的普力斯堡，就发生过反犹太人的暴动。资料链接反闪族主义

闪族人，又称闪米特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是中东印欧人的一个分支。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尽管人口遗传学与历史学上使用“种族”这个字眼有着众多的争议，闪米特这一语族的定义却很明确，包括古代的阿卡德语跟其延伸的两种方言所分化的语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以及现代的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亚拉姆语、希伯来语和马耳他语等。因此，所谓的反闪族主义就是反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主义。其中包括宗教、国家及种族的成分。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反对。除了群众仇视的情绪之外，反闪族主义更以不公平的立法、驱逐，甚至屠杀的方式出现。

刚开始，他想先在维也纳开业两个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可能会移居到美国。他后来回想到和玛莎一起时的情形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无所有，更确切地说，我有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贫苦的家庭，而玛莎只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三千多块钱的财产……”除了打算移民美国，他还想投奔到英国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那里，或者搬到奥地利的小镇上去。他对维也纳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可是他的想法终归是一时的动意，最后他还是留在了维也纳。几乎没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这个三十岁雄心勃勃的医生，竟然会在奥地利的首都执业超过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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