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杰人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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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讲朱子试读：
开讲弁言
朱者，吾族吾群之姓也。何谓姓？吾等生命密码之所系也。故姓此姓，当知其所从来，当知其先人之所以行、所以言、所以为教为训也。呜呼，当世朱氏，人之众不可谓不夥也，富且贵不可谓不发也，然上不知祖宗，下不学无术，比比皆是也。每念及此，杰人常忧而伤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宗妹慧霖常邀余讲课，欲以此提升吾族群素养。余悯其用心良苦，遂不揣浅陋，以先祖文公之学为典，学而述之，以飨诸众宗亲。日积月累，以期潜移默化之效也。其有读者，则万幸也。读而悟之，则万万幸也。
是为弁言。朱杰人甲午年六月十五日，公元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也。
自序
这是我写这本小书的初心——为朱氏宗亲普及一下朱子。本来是一天一篇，准备写满一年搁笔。不料事不如愿，我的事情太多，根本无法天天有时间来写作，年岁大了，也不敢开夜车，只得写写停停，拖了下来。其间，腾讯网的韩卫卫又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们首发。为了扩大朱子的影响，我当然愿意。但是与他们订下的合约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所以，又无法停下来。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限：写到三百条为止。二〇一六年六月中，终于到了三百条。这本小书，正是这三百条的合集。从二〇一四年的七月，到二〇一六年的六月，整整两个年头。
我参与创建“世界朱氏联合会”，从首任常务秘书长到秘书长，到副会长，凡二十三年。亲历了一个民间社团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也备尝外人难以体味的艰辛。二十三年可说是一段不懈斗争的历史，与外来的打压斗，与来自内部的愚昧、不理解和利欲之心斗。深感朱氏家族的问题在于群体素养的低下。上文所言“上不知祖宗，下不学无术”者大有人在，直到现在还有人自溺于蜘蛛崇拜（以蜘蛛为朱氏之祖）之中而不悟，真是贻笑大方而不知丑。我和这些粗陋的现象斗争了二十多年，竭力在“世界朱氏联合会”中注入文化，注入朱子的思想学说，期望对提升族群的素养有所裨益，不可说没有效果，但总觉效果不大，自己却感到了疲惫不堪。有时想想，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堂吉诃德！
朱氏家族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中国人富有了，但人却变得粗野了？为什么，国家的实力在增强，可是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被割断了，我们的价值观被全盘西化扭曲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传统和价值理性回归。这意味着凝聚了传统精华和价值理性要义的朱子学说及其思想必须回归，必须重新走入民间。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朱子学认定为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但这是一个必须重新审视的问题。
朱子学产生于民间，朱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间学者。他集儒学之大成，构建了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但是他的学说并没有被官方认可，晚年还被打成“伪学”，著作被禁毁，弟子、门生受到迫害。朱子学被官方接受，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在元代以后。元代确认了朱子的著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一举确立了朱子学的官方地位。经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朱子学的地位越来越高。清代，朱子被列为孔庙的十二哲之一，朱子学被官方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也是在明、清时代，朱子学传入东亚、南亚，成为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官方哲学。朱子学被高置于庙堂之上，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与民间的联系，也使它渐渐地走向僵化。但是它的生命力始终在民间。在庙堂与草根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并没有因为朱子学的“高就”而被割断，这个媒介就是书院。中国书院，自其产生以来，就是一个民间讲学、传道、授业的场所。宋代的书院因理学的兴盛而大盛，始终是一个在民间传播朱子学的主要阵地。朱子的学生和那些朱子学的追随者们，在各地兴办书院，大力传播和研习朱子学，使民间的朱子学研究和传播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其中著名的人物如南宋的陈淳，著名的书院如清代的正谊书院等等。
进入现代以后，朱子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排斥。从清末的废科举到“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朱子学从官方哲学沦为被口诛笔伐的糟粕和罪犯。更可悲的是，因为新式学堂的兴起，彻底摧毁了民间书院的生存空间，朱子学与民间的最后一条脐带也被隔断。从此，朱子学被禁锢在书本里、讲堂上，成为少数学者们的专利。在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的数十年历史中，甚至在学者中也罕见朱子学的研究和讨论。
朱子学的当代复兴肇始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国际朱子学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推动了国际朱子学的研究，更触发了国内朱子学研究的勃然兴起。从此，朱子学蔚然成为国内外的一时显学。
一九九〇年，“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这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草根社团。但是由于其发起者的远见卓识，从一开始即被赋予发展文化与推动学术的基因。它自觉地承担起了弘扬和推动朱子学研究、发展、传播、普及的历史使命。正是利用了这一平台，我进行了让朱子学回归民间的艰难尝试——先从朱氏家族做起，进而推及社会。我们做了二十馀年，目的只是一个：推动朱子学的研究，并让朱子学回归民间。这二十馀年异常艰难，首先是家族内部的不理解。有人说：朱杰人很聪明，但是他对我们讲什么理呀、气呀有什么用？应该教我们如何用朱子学做生意赚钱。其次是社会大环境的不利：朱子依然被视为封建、反动的意识形态而被批判，很多普及性的社会活动、会议无法在国内举行，我们只能把平台搭在国外、境外。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思想解放与学术环境的越来越宽松，朱子学的研究与传播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主要仍在学界、讲堂、书斋，仍然远离民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三点：其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依然局限。直到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以后，这种局限才稍有松动。其二，我们的学者们没有意识到让传统回归民间的深远意义而不屑于从事这样的工作，而且，学者们沉重的考核、提升等压力也使他们无暇顾及这种“小儿科”式的“非学术活动”。其三，由于将近一个世纪的断裂，民间已经无法找到朱子学的专门人才。
但是事情总要有人做，越是缺乏条件越是需要有人来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二十馀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从事“小儿科”的原因——至少，我没有了考核与升等的压力——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么一本小书的原因。连同先前已经出版的《朱子格言精义》、《朱子一百句》、《朱子家训》，这已经是第四本了。我干这种所谓的“非学术活动”，也许不干“学术”，但干社会人心，干国家民族，我以为该干。
下面讲一讲这本小书的编写思路：
这不是一本全面论述朱子思想的书，没有系统。我只是把自己在读朱子时（读朱子的书，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认为值得推介给大家的句子、段落摘出来，与大家共享而已。
书里的每一条都摘自朱子著述，出处已在原文句末括号中注明，读者可因之追本溯源。其中，《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太极图说解》、《通书注》、《童蒙须知》、《朱子语类》（简称“《语类》”）、《楚辞集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简称“《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简称“《续集》”）、《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简称“《别集》”）、《朱子遗集》（简称“《遗集》”）使用的是严佐之、刘永翔和我主编的《朱子全书（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中的整理本，杨与立《朱子语略》（简称“《语略》”）使用的是我主编的《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的明刻影印本。
原文之下是“译讲”的部分。本书采用这种办法串讲朱子原文，是想尽可能地把朱子的原意传达给读者。本书不加注释、注音。这是我的一个经验：注释和注音常常会隔断读者阅读的连续性，对一般的非研究者而言，这反而会成为一种阅读的障碍。所以，我建议阅读古文有困难的朋友，可以先读“译讲”，再读原文，这样基本可以排除阅读原文的困难，如果有兴趣进一步深入，查一下字典，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当然，在“译讲”中，有时候会加入一点我自己“有感而发”的意见。这是我忍不住想讲的话，见仁见智，只好请读者诸君见谅了。
原先，我是想按照著作时间的先后，加上序号，原封不动地呈献给读者的。但是我的朋友、学生们建议还是分类为好，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没想到，分类又成了一道难题。事实上，每一条朱子原文常常含涉多方，包罗甚广，我只能按照个人理解，以其主旨大意勉强归类。妥与不妥，想来也只有等待读者们的批评指正了。
最后，要感谢慧霖宗妹，是她促成了我的写作冲动。
还要感谢我的学生吕振宇博士、和溪博士，他们帮我做了大量补正、辑录等技术性的工作。朱杰人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于海上桑榆匪晚斋
一 造化性命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
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太极图说解》）“太极”，是朱子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太极呢？朱子说，太极蕴含着宇宙最根本、最精微的奥妙。而动和静，则是它借以变化的缘由。太极，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形而上）的道；阴阳，是有形的、可以看到、感知的（形而下）的器。
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馀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卷四五《答杨子直》）
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阴阳之外也。（《文集》卷三七《答程可久》）
天地、自然的运行，其实只有动和静这两件事，它们不停地循环，除此再没有别的事了，这就是所谓的“易”（简易、变易和不易。《易经》就是论述这些道理的经典）。而天地、自然的动和静是一定有其动静的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所谓的“太极”。之所以把这个道理称作“太极”，只是为了说明这是个达到了极致的、最高层级的“理”。有这个理就一定有这个物，他们是无法分出先后次序的。所以说“易有太极”，也就是说太极在事物（阴阳）之中，而不是在事物之外。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文集》卷五八《答黄道夫》）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由“理”和“气”组成的。理，就是超脱于具体物质的规律、道理（道），它是生成万物的根本原因。气，就是有形的具体物质（器），它生成了万物的具体形态。所以，人和物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是禀赋着一定的规律和道理（理）的。因为有了这个理，所以他才能有一定的人性、天性、本性（性）。他也一定禀赋着一定的气，所以他才能有这个身体或什么其他具体的形状。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文集》卷四六《答刘叔文》）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语类》卷一）
朱子认为，“理”构成万物之性（形而上），“气”构成万物之形（形而下）。他说，理和气，绝对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从具体的事物上看，那么理和气是完全交融在一起的，根本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从理上看，那么在具体的事物产生之前，这一事物的理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这仅仅是说它的理而已，事物还不存在。所以，天下没有离开了理的气，也没有离开了气的理。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图说解》）“上天之载”，即指太极。太极虽然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味道，但它却是整个自然、宇宙的灵魂、关键，也是形成各种事物的根本。这就是所谓的“无极而太极”。朱子指出，无极就是描述太极的无形、“无声”、“无臭”，并不是说在“太极”之外还有一个“无极”存在。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卷一）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语类》卷一）
朱子认为，“太极”就是天地（自然）、万物（各种事物，包括人和社会）的规律和法则，也即“理”。就大自然而言，有一个关于天地法则的太极；就万物而言，各种事物、人和社会各有各的太极。他认为，在没有天地的时候，理就已经存在了。
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语略》卷一一）
太极派生出阴阳来，太极是理，阴阳是气。阴阳生成了，太极就蕴含在阴阳之中，阴阳就按照太极的原理、法则运动，太极之理（理）也就体现在具体的事物（气）之中了。
人秉五行之秀以生。……盖木神曰仁，则爱之理也，而其发为恻隐；火神曰礼，则敬之理也，而其发为恭敬；金神曰义，则宜之理也，而其发为羞恶；水神曰智，则别之理也，而其发为是非；土神曰信，则实有之理也，而其发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为妙也。（《论语或问》卷一）
人承载着五行的精华而生：木的精神是仁，这是爱的道理，它表现为人的恻隐之心；火的精神是礼，这是敬的道理，它表现为人的谦恭之心；金的精神是义，这是适宜的道理，它表现为人的羞恶之心；水的精神是智慧，这是判断的道理，它表现为人的是非观念；土的精神是信，这是真实无欺的道理，它表现为人的忠诚和守信。这些都是天理的本然，也是人心所以有无穷奥妙的原因。
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则仁、义、礼、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是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醇漓判合之不齐；人之禀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所以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决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亿度而强探也。（《文集》卷七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
朱子认为，儒家揭示的万事万物的规律与法则（道），是客观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之中的，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是当它要依托于人而运行的时候就会发生时断时续的情况，于是道有时明（社会开明有序），有时暗（社会黑暗混乱）。这是天命，不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决定的。天地万物，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错综复杂的组合的结果。它们变化发展，千姿百态，但都遵循着各自固有的理。就社会人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仁、义、礼、智之性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之序。它们流动并充塞在天地之间，不论古今，也不论社会治乱、国家存亡，都不会消亡。但是，气在运动中会有醇厚与浇薄以及搭配不整齐的情况，人禀赋了不同的气，就会有清纯与混浊、昏昧与明白的不同。所以，道要依托于人而流行于世，只有天之所赐才有可能，绝不是靠个人的机巧、聪明和胆略所能臆测、强求的。
问：“《易传》咸之九四言：‘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来，一语一默，皆是感应。中人之性，半善半恶，有善则有恶。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语类》卷三）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语类》卷三）
北宋大思想家程颐说，人如果受到外物的触动，就会有所反应，人的行为都是因为有所感应，有所感应必定会有所回应。朱子阐发说，人的气息与自然的气息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从不间断，只是人自己没有察觉罢了。小到个人的日常活动，大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无不如此。朱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人类要善待自然，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自己。
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语类》卷四）
朱子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这是说，性就是理。人的本质属性体现在人的思想、意识、精神上我们称之为性，而事物的本质属性我们称之为理。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就是天理的表现。但是为什么人性会有善有恶呢？朱子认为这是因为性是流动的，它不能不受到气的影响。就像水，当它流到清澈的溪流里，就是清洁的，当它流到污浊的沟渠里，就是浑浊的。清的、正的气质，得到了就完满，所以成为人；浊的、偏的气质，得到了就蒙昧，所以成为禽兽。气，是有清浊之分的，人得到了清的，禽兽得到了浊的。人类总体上说属于清的，所以和禽兽不一样。但是也有浊的，那种人离禽兽也就不远了。
人之性本无不善，而其日用之间莫不有当然之则。则，所谓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则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会得此意，则天何尝大，人何尝小也？”（《语类》卷一七）
人性原本是善的，这是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日常生活、举止言行，都有应该遵循的规则和道理，这就是天理。人如果每一件事都能做正确，这就符合了天理。符合天理，当然就是善。做人的道理和大自然运行的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么天又何尝一定是高大的而人一定是渺小的呢？
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见得，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文集》卷三八《答袁机仲别幅》）
天地、自然和人是一体的，从内到外，秉受着同一个“理”。这个理在天、地、人之间流通贯穿，从不间断，绝无隔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虽然你生活在这天地之间，却不会懂得天地所以为天地的道理。进而言之，你虽然有了人的形象和容貌，却也不会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二 格物致知
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推此理。
凡事事物物各有一个道理。（《语类》卷一一九）
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文集》卷一三《癸未垂拱奏札一》）
格物、致知是朱子哲学中很重要的理论，那么什么是“格物”呢？朱子说，“格物”就是“穷理”——格物就是彻底追寻、研究、了解、掌握事物的规律和原理。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规律和原则，也即“理”。有这一件事物，就一定有这一件事物的理。由于理是无形的，所以很难感知它。但是事物是有形的、容易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有形的物来探求无形的理。如果我们把这个事物的理研究透彻了，了然于心了，没有丝毫的差错了，那么我们应对这件事物也就不会有丝毫的谬误了。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大学章句》）
格物，就是接触事物，研究其理，而达到极致。致知，就是努力发挥自己已有的知识而去推知未知的东西。朱子认为，致知的根本途径在格物。就是说，要想获取知识，就要通过实践，研究事物，穷极其理。人的心思是最有灵性和聪明的，所以它能感知，而天下的事物无不具备规律、法则，只是我们对事物的理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完全。《大学》这篇文章就是教导学子要深入实际，接触天下的事物，通过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而去推求未知事物的道理，直至穷尽其理而达到极致。只要刻苦努力，持之以恒，一旦豁然贯通，就能洞彻事物的表里，了然其大体与精微。这样我心之体（理），我心之用，就光明透彻，没有窒碍了。这就叫“物格”（事物被研究透彻了），这就叫“知之至”（知识被完全掌握了）。
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文集》卷七二《吕氏大学解》）《大学》是朱子构建的新儒学经典“四书”之一，朱子认为读“四书”应该首先读《大学》。《大学》提出了八条儒家学者学习、修身的重要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子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就是说，《大学》阐释了古代大学教育中最基本的教育法则。而这最基本的教育法则的八个条目中，格物、致知是排在最前面的。格物，就是穷尽义理；致知，就是获得知识。朱子认为，致知、格物，是大学教育的开端，也是最先需要学习的事情。你把一个事物研究清楚了，你就获得了一个知识，你不断努力，积累久了就可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然后你胸中明白清晰，再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怀疑，这样就可以做到“意诚”——心志诚实、“心正”——思想正确了。
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语类》卷一八）
格物、致知，是相对而言的。格物就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格物的目的是为了致知——获取知识。穷得一分理，即获得一分知；穷得二分理，即获得二分知；穷得越多，知识积累越丰富、广泛。朱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相通之理，穷理的过程就是一个融会浃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过程。所以他说，其实就是一个理，“才明彼，即晓此”。
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推此理。（《语类》卷一五）
致知、格物，是学习、研究事物的规律和原理，这是认识的层面；诚意（内心真实、没有虚妄之意）、正心（匡正自己的思想）、修身（修养自己的身心），是体悟所学到的知识和原理，这是自我涵养和完善的层面；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和推广所学到的圣贤之理，这是实践和力行的层面。
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文集》卷六四《答或人》）
穷理，就是要弄懂两个要素：一、事物的原因和道理（事物之所以然）。二、事物发展的规律（其所当然）。知道了“所以然”，你的思想意志才不会糊涂。知道了“所当然”，你的举止行为才不会犯错。
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亦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语类》卷一一五）
朱子认为，人在修养身心取得一定成果后，必须继续学习以取得新的知识；取得新的知识后又必须努力去实践（力行）。当然，这三件事是互相渗透、同时进行的，不能理解为今天做涵养的事，明天做致知的事，后天做力行的事。
程夫子曰：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道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求其当否，皆穷理也。（《文集》卷五八《答王钦之》）
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于无所不知也。（《语类》卷一五）
朱子引用程颢、程颐兄弟的话说，穷究事物之理（穷理）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读书、讨论讲明道理；比如通过对古今人物的考察、研究、讨论，辩明他们的功过是非；比如通过接人处事，探求是否得当、合理等。另外，朱子还强调，要通过已经认识、掌握的事物和知识，进而以推理、演绎、分析、归纳等方法去认识、掌握那些未知的事物和知识，也即可以做到无所不知了。这就是所谓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论语集注》卷三）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子解释说：聪明、有智慧的人（知者）能够通达事理，融会贯通而没有滞碍，这就像水，所以他们喜欢水。具有仁德的人（仁者）固执于义理，敦厚庄重而不轻易改变，这就像山，所以他们喜欢山。朱子认为，乐水、乐山只是一个浅白的比喻，并不是说二者是截然分开的。他说圣人是兼具仁和智的，所以他们乐水、乐山都能兼得。一般人总会有所偏差，所以要加强成圣成贤的自我修养。
三 修身养性
学者须是“求放心”，然后识得此性之善。人性无不善，只缘自放其心，遂流于恶。“天命之谓性”，即天命在，人便无不善处。发而中节，亦是善；不中节，便是恶。
富贵易得，名节难保。（《文集》卷五四《答石应之》）
财富和权位容易得到，但要保全一个人的名誉和节操却很难。
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文集》卷六七《元亨利贞说》）
仁、义、理、智，这些都是人的本性。同情和怜悯（恻隐）、羞耻和厌恶（羞恶）、谦逊和退让（辞让）、正确和错误（是非），这些都是人的情感的表现。因为人性中有仁，所以才产生爱；因为人性中有义，所以才产生厌恶；因为人性中有礼，所以才产生退让；因为人性中有智，所以才会去学习认知。这些都是心在起作用。人的本性是心的道理和规律（理），人的感情是心的表现。人的性和情是通过心表现出来的，所以心是人性和感情的主宰。
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大学章句》）
朱子说，商朝的开国君主汤把人洗濯自己的心以去除罪恶，比喻为人沐浴洗澡以去除身上的污垢。所以他在自己的澡盆上刻了一篇《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说，真正能够每天洗涤掉自己身上旧染的污垢，从而达到自新，那么就应该顺应着已经达成的自新，而每天自我更新，第二天继续自新，而不能间断一天。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语类》卷一二）
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语类》卷一二）
古人言志帅、心君，须心有主张，始得。（《语类》卷一二）
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语类》卷一二）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么人？（《语类》卷一二）
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面，便害事。（《语类》卷一二）
未有心不定而能进学者。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语类》卷一二）
心，在朱子的哲学中指人的理智、意识。人的理智、意识指挥人的言行，所以心是人的主宰。古人说：人的志气、志向、志趣（志）是统帅，但心是君主。心是最高的决策者，心有了主张，元帅才能行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只有一个心，人要能把握住（降伏）自己的心，人如果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心（不在壳子里面），任它精神飞扬，任它东走西走，就会害事，学习也不会长进，还做什么人呢？所以他提出人要不失其本心。所谓“本心”指的是保存着天理本然状态的心，也就是还没有“放失”的心。一旦心放失了，就应该把它找回来，这就是“求放心”。“求放心”是孟子的理论，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说，我们求学问道、修养身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朱子在解释孟子的这句话时说：求学问道、修养身心的方法途径当然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求其放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进而达到向上一层的境界。不然的话，你就会陷于昏头昏脑、看不清方向和放任自流（昏昧放逸）的危险境地。朱子认为，这是“孟子开示切要之言”，“学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问：“横渠言‘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狭隘，事物来都没奈何，打不去，只管见碍，皆是病。如要敬则碍和，要仁则碍义，要刚则碍柔。这里只着得一个，更着两个不得。为敬，便一向拘拘；为和，便一向放肆，没理会。仁，便煦煦姑息；义，便粗暴决裂。心大，便能容天下万物。有这物则有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语类》卷九五）“心大则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则是窒碍了。（《语类》卷九八）
张载说过这样一句话：“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有人问朱子如何理解这句话。朱子说，张载说的心小，是指一个人品格卑下、见识不广、心胸狭隘。这种人，遇到事情就不知道如何处理，打不开，处处被困，犯了窒碍的毛病。比如，他要了敬就妨碍了和，他要了仁就妨碍了义，他要了刚就妨碍了柔。他只能靠着一面，做不到两面的兼顾和平衡。这种人，如果去做敬，必定常常拘泥呆板；如果去做和，必定常常放任无度；讲仁，就没有原则地姑息；讲义，就粗暴叛逆。人心大了，才能容得下天下万物。心中有了这物，就有了这物的理，有了那物，就有了那物的理。《中庸》里有一段描述自然、天地博大胸怀的话：“并行而不相悖，并育而不相害。”朱子解释说：“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这是因为天地“根本盛大而出无穷也”。这就是心大。“心大则百物皆通。”朱子说：通，就是通达透彻地了解事理。病，就是认识事物有所困难。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殽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文集》卷七四《玉山讲义》）
世上万事万物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性，或者说本性。性不是一个物件，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只是一个道理存在于我们身上而已。对于人来说，性就是人的本体、本性，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天下的道理都在这五个字里。其中，“信”就是讲真实无虚，它告诉我们，仁义礼智就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点虚假的道理，所以信字可以不必细说。“仁”是讲个温和慈爱的道理，“义”是讲个决断、取舍的道理，“礼”是讲个恭敬、调节、自我约束的道理，“智”是讲个判断是非、分析综合的道理。这四个东西都在人的心里，是人的本体、本性。当它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看不到，也没有具体的形象；当它被使用而表现出来以后，那么“仁”表现为恻隐之心，“义”表现为羞恶之心，“礼”表现为恭敬之心，“智”表现为是非之心。它们随着具体的事情发生出不同的表现，各有各的系统，从来不会混乱，这就是我们的“情”。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表现出了仁的端倪；羞恶之心，表现出了义的端倪；恭敬之心，表现出了礼的端倪；是非之心，表现出了智的端倪。
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说话觉得不是便莫说，做事觉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语类》卷一二）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这里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养要做甚么用？（《语类》卷一二）
孟子在讲“求放心”时，还讲了“存其心，养其性”。什么是存呢？朱子说，存，就是“操而不舍”——保持着而不丢弃。什么是养呢？朱子说，养，就是“顺而不害”——遵循天理赋予我们的本性而不违背它。孟子的意思是，“求放心”是第一步，心收回来了，还要“存”——不再丢掉，还要“养”——修养你的人性。这就是朱子讲的要“常常照管”，照管就是存养。朱子认为“心存时少，亡时多”，所以存养的功夫要做得持久、熟练。他说：“平日涵养之功，临事持守之力。”——平日里的涵养功夫，就是你面临各种事务时的应对能力。讲到具体的存心之法，朱子说，孔子所言平时无事时庄重严肃，做事时专注敬畏，与人相处忠诚不二，就是“存心之法”。比如说话，觉得不对的话就不要说；比如做事，觉得不对的事就不要做，都是“存心之法”。朱子的话讲得很直白，根本就是大实话。但是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能不能“常常”和“坚持”。他说：“记得时，存得一霎时，济得甚事？”——想起来的时候存一下，存得一下就忘了，这管什么用呢？
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语类》卷九）
朱子认为涵养和穷理这两件事是结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分离的。人在修养身心的时候，自然就有穷究事物之理的工夫在，穷究的就是你在涵养的理。人在穷究事理的时候，自然就有涵养的工夫在，涵养的就是你在穷究的事理。涵养和穷理这两件事不相分离才对，把它们分割开来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效果。
人须是于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开阔，见世间事皆琐琐不足道矣。（《语类》卷一二一）
人如果在大根本、大本原上看得透，心胸自然就会开阔，再看世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不过是细碎小事，微不足道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得于己。（《语类》卷一三）
什么是“道”？道的原义是路，就是人们必须循此而去的路径，由此而引申出人们必须共同遵循的道理、道义等。所以朱子讲道是“古今共由之理”、“公共底道理”——古往今来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循的道理。什么是“德”？朱子说，德就是“得”，就是得到了道，你得到了道，就有了“德”。朱子用了一个中国古代训诂学上“声训”的方法，利用“德”、“得”同声相训的方法，非常形象地解释了“德”的真谛——你真正得到了“道”，你才是有德之人。
有心悖理谓之恶，无心失理谓之过。（《通书注》）
如果故意违背天理做坏事、错事，那是“恶”。如果不自觉地做错了事，那是“过”。朱子认为，恶与过的区别在于是不是主观故意，知理而背理，那是罪恶；不知理而违理，那是过失。过失是可以原谅的，而罪恶不能。
天下之事，非艰难多事之可忧，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无一事之可为，尚当朝兢夕惕、居安虑危而不可以少怠。（《文集》卷一一《戊申封事》）
天下的事情，并非艰苦危难、困难重重才值得忧虑，而贪图享受、沉湎安乐，才像是喝了毒酒一样可怕。即使功成名就，天下大治，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尚且应当从早到晚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居安而思危，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争夺而至怨仇。（《语类》卷一二一）
欲望过分了，就会头脑发昏而忘记了道义和天理；追逐得急迫了，就会去争斗、抢夺而导致怨恨和仇视。
天下事未尝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若这吉处，不知戒惧，自是生出吝来。虽未至于凶，毕竟是向那凶路上去。（《语类》卷七四）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一条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规律。如果你处在吉利的境遇，却没有戒骄戒躁、心怀忧患的意识，那就一定会生出让你悔恨的事情来，这也就意味着你是在向凶险的路上走了。
人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尽耳。不当咎其不可行，当反而求尽其道。（《语类》卷一三）
一个人如果自以为正确的事情却行不通，那一定是自己的事情在道理上还有未尽之处。这时候，你不能怪事情做不通，而应该返回来从道理上把自己的事情理顺（尽其道）。
见人之善，而寻己之善；见人之恶，而寻己之恶。如此，方是有益。（《语类》卷二七）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朱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思齐”，就是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善。“内自省”，就是害怕自己也有这样的恶。所以他说，看到别人的优点，就找找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优点；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找找看自己有没有同样的缺点。这样做，才是有益的。
人未说为善，先须疾恶。能疾恶，然后能为善。今人见不好事，都只恁不管它。“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这秉彝之良心做那里去，也是可怪。（《语类》卷一三）
人在说做善事之前，先要知道痛恨坏人坏事（疾恶）。能够疾恶了，然后才会知道做好事。现在的人看到不好的事情，都是见怪不怪，听之任之。《诗经》里说，是人就会秉持着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喜爱美好的品行。奇怪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把这种保持原则的良心放到哪里去了。朱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先疾恶，然后才能为善的道理。这就是不破不立的道理：知道了什么是不好，才知道什么是好。朱子对见到坏事不闻不问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种人是把良心丢了。把良心丢了，也就是把善心丢了。联系到朱子在前文讲到的“先须疾恶”，就更能体会他强调“能疾恶，然后能为善”的苦心所在了。
大率为善须自有立。今欲为善之人不可谓少，然多顾浮议，浮议何足恤？盖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着紧，自痛切，亦何暇恤它人之议哉！（《语类》卷一二一）
一般来说，人要向善、为善，需要有自己立定志向的决心。现在想要为善的人其实并不少，但往往顾忌流言蜚语、冷嘲热讽。可是流言蜚语、冷嘲热讽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搬弄是非，与我有什么关系？话说回来，还是自己内心向善、为善的心念还不够痛切。如果自己觉得很紧要，很痛切，又哪里有时间去顾忌别人的议论呢？
程子所谓“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曲折专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坏了两日事；明日不改，是坏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惮难，过了日子。（《语类》卷二一）
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过，若今日过愈深，则善愈微。若从今日便改，则善可自此而积。（《语类》卷二一）《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君子“过则勿惮改”。朱子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引用了程子的话：“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朱子认为，程先生的这句话，关键是个“速”字。人不可能没有过错，问题是知道了错误以后要马上改正。一天不改就坏了一天的事，坏就会加深，坏加深了，善就小了。那么为什么人不能“速改”呢？他说这是因为“惮”，惮就是畏难。他说：“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过及时地改了，善也就积累起来了。
须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虽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语类》卷一三）
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语类》卷一三）
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语类》卷一三）
人应该以慈祥、平和、宽厚为做人的根本。当然，勇敢、坚决、刚强、果断这些品性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是它们应该用在应该用的地方。比如，凭自己的本能和一时之情感而动怒是不应该的，但是为道义和真理而动怒却是不能没有的。所以朱子说，一个人的表情、神态（容貌）、言语、气度（辞气）就是这个人内心修养的符号和标志。
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趋凶。（《语类》卷七四）
悔者，将趋于吉而未至于吉；吝者，将趋于凶而未至于凶。（《语类》卷七四）
悔是渐好，知道是错了，便有进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鸣说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晓，然未至大过，故曰小疵。然小疵毕竟是小过。（《语类》卷七四）
朱子在讲解《易经·系辞传》的时候，专门对“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悔、吝，是人在犯了小过错时忧患、愁虑的心理状态的象征）做了解释。他认为悔是一种自觉和理性的表现，人犯了小过错，如果知道悔悟、悔改，那就意味着将从凶险中走出来，而趋向于吉利（无咎）。吝，则是一种矛盾、不自觉、犯浑的表现。人如果犯了小错误，心有犹豫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会走向凶险，最后酿成大错。
但穷达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当不待求而自至；如其无之，求亦奚益？惟道义在我，人皆有之而求无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于利害之算可谓舛矣。（《文集》卷五九《答龚伯善》）
人生难免会碰到困厄和顺利的时候，这就是人的命。但是人生的命运并不是可以以人力来改变的。你的命中应该有的东西，你不去求它，它也会自己来。如果命中没有，你去求它，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道义这个东西是人人都有的，只要你去求它，没有得不到的。可是现在有些人，却想用求不到的东西来取代求得到的东西，这样来计算利害关系，可真是大错特错了。朱子的话，初看起来好像有点宿命论，但是你仔细品品，其实他是在要求人关注道义，做正确的事情，而不要只关注眼前的得失成败。得失成败的关键不是你的所求，而是你的所为。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里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乃是“处事之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话可说也。（《文集》卷四九《答王子合》）
我们这些人，如果在金钱（货）和女色（色）这两关面前通不过，那么其他的事情也就不用说了。
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语类》卷一三）
朱子说，孔子教导学生治学、做人，“必先教取舍之际界限分明，然后可做工夫。不然则立脚不定，安能有进？”就是说，人要知道取舍，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只有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你才可能上进。比如在道义、真理与富贵、贫贱发生纠葛时，你到底选择什么？这就决定了你的立场。立场错了，那就等于是进错了门、走错了路。
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二者相须，然后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义崇德之功。（《文集》卷四四《答蔡季通》）
改正错误贵在勇敢决绝，而防患过错则贵在畏惧和谨慎。这两种心理相互作用，就可以真正做到改正错误、辨别是非，从而成为孔子所说的“徙义”（改变自己而向道义靠拢）、“崇德”（尊崇高尚德行）的人。
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论语集注》卷一）
朱子在解释《论语》“过则勿惮改”时说，自己不能勇于医治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么自己身上的恶习就会一天一天地生长。所以犯了错误就应当赶紧改正，不可以畏难而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朱熹年轻时曾经一度迷恋佛学，他的老师感到他走错了路，就给他写了“不远复”三个字。朱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道路，很快摆脱了对佛学的迷信，回归到儒学的正确道路上来，最终成为一代大儒，创立了新儒学，使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传承，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远复”是《易经》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走错了路，就应该赶紧回头，不要越走越远。这就是朱子讲的“过则当速改”的意思。北宋哲学家周敦颐讲过一句话：“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这是讲我们犯错误不要怕别人指出，别人指出你的错误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人，不喜欢别人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护疾而忌医”——护着自己的毛病而忌惮医治。这样的人简直就是宁愿自己毁灭自己而不肯觉悟。所以，周敦颐要发出一声感叹——“噫！”——实在是想不通啊！“近惟见得富贵果不可求，贫贱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会，须更就义上看当求与不当求、当避与不当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丧荣辱与自家义理之得失利害孰为轻重，则当有以处此矣。”（《文集》卷五六《答朱飞卿》）
有人对朱子说，自己近来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富贵是求不来的，贫贱也是逃不过的。朱子听后对他说，你不能只讲命，只讲命太消极。应该从道义上来看什么是应该求的，什么是不该求的；什么是应该避的，什么是不该避的。更应该追问一下自己求和避的用心是什么，想一想求和避的得失、荣辱与自己认同的道义、道理的得失，究竟谁轻谁重，这样你就可以很好地处理求和避的问题了。
臣闻：“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祸福，皆其自取。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文集》卷一二《甲寅拟上封事》）《书经》中有一句话：“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是说，天有光明正大的道，分门别类地告示着它的义理，明明白白。朱子说，这就告诉我们，做好事的人，天就会把吉祥降给他；做坏事的人，天就会把灾殃降给他。所以，人生的祸福，其实都是自己拿来的。从来没有不做好事而依靠巴结神灵、磕头祈祷的人是会得福的，也从来没有不做坏事而能够坚守正道的人是会得祸的。
若看些利害，便不免开口告人，却与不学之人何异？向见李先生说，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则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说，以为何至如此，后来临事，却觉有得力处，不可忽也。（《文集》卷四五《答廖子晦》）
人如果碰到一点麻烦事、委曲事、痛楚事，就忍不住要对人述说，这样做证明你学养还没到家。当年我听李侗先生说，如果遇到内心痛苦又无法排解，可以想一想古人所遇到的患难，有的大到简直不堪忍受的地步，拿自己的事和他们相比，就可以稍稍得到一点安慰了。朱子说，当年听了这番话，很不以为然，直到后来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才知道老师的话特别得力，真是不可小看。“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此两句只是一项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为重。（《语类》卷九四）
北宋的哲学家周敦颐说，人来到世上，一个不幸的事是，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最大的不幸是，没有羞耻之心。朱子解释说，周敦颐的这两句话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就是人要知耻。闻过，是外因；知耻，是内因。人有了羞耻之心，才知道改正错误。所以知耻是最重要的。
如曾子三省处看来，是当下便省，省得还有不是处便改。（《语类》卷二〇）
孔子的学生曾子说，我每天要三次反省自己：“与人谋（为别人做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老师教我的知识是不是复习了、掌握了）？”朱子说，其实曾子是时时事事在反省，做错了一件事就马上改正。
人之才德，偏有短长，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正谓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学者先务，亦勉于德而已矣。（《通书注》）
朱子说：人的才能和德行是各有偏重或长短的，有的人心里的想法非常清楚，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样，他的思想就不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孔子也讲：“语言只要能准确表达就可以了。”程先生也说：“《西铭》是一篇好文章，它的意思我完全领会，但是我没有张先生（张载，字子厚）的笔力，所以写不出来。”然而，语言可以少，而德却不可以没有。有德，表达能力很好的人很多；有德，表达能力很差的人却不多。所以学者首先要努力学习的是德行。
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与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学人事之卑，与众人所共，又无奇特耸动人处。及其上达天理之妙，忽然上达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毕竟只是天理与我默契耳。（《语类》卷四四）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子的学生在读到《论语·宪问》中的这一段话时问孔子为什么突然会讲这些话，于是朱子讲了上面的那一席话。意思是说，人活在世上，如果得不到社会（天）的认可，不能怨恨社会（天）；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也不能责怪别人。其实这与世事、人事都不相干。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做好“下学而上达”的功夫。“下学”，就是要做好最基本的、最切近生活的各种小事，也就是做好人。所谓“下学”，都是些和普通人一样的寻常事，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人家当然看不出你的奇特之处。但是真正把“下学”做好了，才可能“上达”，“上达”就是你的知识本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你有了理论与理性的高度了。可是，当你达到这样的高度时，它的形而上的玄妙又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你永远是孤独的。但是，这时你却是和天理、天道相默契的。孔子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朱子非常反对那些为了出人头地，故意弄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吸引人眼球，从而博取声名和地位的做法。他认为“下学而上达”才是正途。
无意者，浑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无必者，随事顺理，不先期必也；无固者，过而不留，无所凝滞也；无我者，大同于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于意而行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盖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而我复生意，循环不穷也。（《论语或问》卷九）《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说，孔子绝对不干这四件事：一意，就是私意；二必，就是一定要如何如何；三固，固执；四我，就是一己之私。那么，如何来理解《论语》里的这句话呢？朱子说：无意，就是完全地遵循天理而不参杂一点个人的私意；无必，就是顺其自然，不预先作主观臆断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无固，就是事情过去了就不再纠结、固执；无我，就是把自己融入宇宙万物，而不把自己看得过重。这四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循环的关系。其中“意”是开始，“必”是行动和表现，“固”就是凝滞不变了，最后就是为了满足于“我”——一己之私利。“意”和“必”，常常发生在事前；“固”和“我”，常常表现在事后。而有了“我”，就一定会再生出“意”来，有了“意”又会有“固”、“我”，如此就循环往复、没有尽头了。
未尝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顾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当行，不以行之难易为作辍也。尽心竭力而为之，不幸而至于真不可行，然后已焉，则亦无所憾于吾心矣。（《文集》卷三七《与芮国器》）
事情要去做，如果你不去做，你怎么能预料到它是不是可行呢？关键是看事情是不是“在理”，即事情本身该不该去做。如果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就不能因为它的困难或容易就不做。你尽心竭力地去做了，很不幸还是做不成，虽然最后只能放弃，但这样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了。
学者实下功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理会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将去。（《语类》卷一三）
自我修养的功夫，是需要一天天不间断地积累和坚持的，从如何对待父母、如何恭敬兄长、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处理事情这些琐碎的事情上开始做起。凡是没有做好的，就要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去做。这样坚持的时间久了，就会将功夫内化为自觉的行为举止，一切就像是寻常的事情一样，习惯成自然了。
熹闻之，孟子有言，“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达于天下，人所当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虽然，爵也，齿也，盖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则不及于乡党，施于乡党者则不及于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于心，充于身，刑于家而推于乡党，而达于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则通行天下，人莫不贵。虽敛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悦而诚服者，盖不可解矣。（《文集》卷三七《上黄端明》）
孟子说，世上有三种人，他们的尊贵是天下通行的：一是地位（爵），一是年龄（齿），一是德行（德）。这三种人都会得到人们的尊敬而不敢怠慢、冷遇他们。虽然这样，但是人的地位和年龄还是有偶然性的。所以，具有爵、齿之尊的人，可以在朝廷得到尊重却不一定能在家乡得到，能在家乡得到尊重却不一定能在朝廷得到。而人们对他们的尊敬，也可能只是表现在外表而不是出于内心。唯有那些具有高尚德行的人，他们的德行得之于内心，充满了他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在家里，推广到乡里，进而达到了朝廷。有德之尊的人如果又能兼有爵、齿之尊，那就能通行天下，这样的人没有不尊贵的。他们即使很低调，退让回避，从来不以尊贵自居，可是人们依然因此而对他们心悦诚服，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不需要解释了吧。
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耶？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语类》卷一三）
孟子讲，坚守节操的有志之士，不怕死后被弃尸在山沟里；见义勇为的人，也不怕掉脑袋。我们要时常想想孟子的这句话，那么就会做到以道义为重，而不计较生死了。何况吃的、穿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得不到未必会死吧？又何必为了这些东西去触犯道义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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