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运楼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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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试读：
前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领导福利事业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积极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福利理论及其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为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的福利期待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一、自觉代表人民群众利益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和俄共（布）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列宁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宣布：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府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在列宁看来，十月革命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苏维埃政权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持了修改党纲的工作。他在新党纲草案中提出，苏维埃政权要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管理；在经济上要逐步地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消灭剥削，使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接近城市无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中应该把学校办成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原则的工具，应该对未满16周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民族工作中应该使各民族在发展中相互接近并打成一片，认真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使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各民族自愿结成的最紧密的联盟。列宁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思想。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是改善人民福利生活的政策，是满足人民利益的政策，党只有实行这个政策，才能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推进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在俄共十一大报告中，列宁指出：“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意思是说，执政党及其党员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团结起千百万人民群众，共同贯彻和执行新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这是当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党员、党的组织和党的军队，走到哪里都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特别是针对作为农民福利命根的土地，党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改革方针和政策，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准备了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较快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知人民的心愿，以“进京赶考”的谨慎认真分析当时的国情，在头绪纷繁的各项工作中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事关人民利益的中心环节，不仅大大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事业。良好的开端使党忽视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误认为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美好的愿望，因违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走向了反面，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令人痛心的失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愿望上也想为人民谋利益，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证明离开了为人民谋利益的轨道，其结果只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反复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福利生活水平、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把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幸福作为新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归宿点，给人民利益赋予了时代特点的新内容。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而且，讲话把“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作为我们党80年奋斗的一条基本经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阐述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是把党的全部活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了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福利情怀”。二、兴办福利事业增进人民福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共（布）即本着增进人民利益的目的，开始建立和健全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1917年11月，俄共（布）领导苏维埃政府对旧的保险制度作了重大改造。如把生产中不幸事故的抚恤金额增加了1倍，将社会保险的对象扩大到派往企业工作的士兵，并责成有关企业主免费将医疗机构转交给疾病保险社，或者拨给疾病保险社必要的资金来充实医疗机构的设备。为了监督工人享用抚恤金与津贴的情况，任命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到保险社工作，克服保险社一些管理者怠工的现象，逐步把管理工作掌握到苏维埃手中。1918年10月31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劳动人民社会保障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包括：①对贫困人员提供各种医疗、药品等帮助；②对那些由于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法生活者提供生活保障；③对不是由于劳动者本身的过错而遭到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这项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意味着对旧的保险制度的根本性的改造。1922年11月29日，苏维埃政权通过了保障劳动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劳动法典》。该法典宣布：生产中和辅助工作中标准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16岁至18岁的少年，从事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者，从事繁重工作的地底下工作者，其工作日不得超过6小时；对于一切劳动者，每周均给予一次不少于42小时之连续休息时间（约等于连续休息2天）；对一切职工，一年均给予一次不少于两周之例假；对于未满18岁者和从事繁重工作者，一年给予1个月的休假，禁止使用16岁以下的童工劳动，女工和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受到特殊保护。该法典规定，由劳动检查机关负责监察该法典执行的一切情况。上述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条例和法典，增强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强度，扩大了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对象，增进了人民的利益，深刻地说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人民政府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颁布的第一个社会保障法诞生于1948年12月27日，当天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时劳动保险条例》。次年4月此条例在东北地区的铁路、矿山、军工、军需、电气、纺织等7个行业中试行，同年7月扩大到东北的所有公营企业。1950年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年10月予以公布，组织全体职工讨论，1951年2月26日正式颁布实施。这一条例在百人以上的企业，包括国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企业实施，但参与实施的企业限于在工厂、矿场、铁路、航运、邮电等部门。1956年，继而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销合作、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场、造林等产业和部门。上述这些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增进人民利益的最初尝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随着物质经济条件改善，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关注保障人民的利益，推进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一边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一边加强福利建设。城市社会福利院由577所增加到952所，农村敬老院由7 175所增加到23 622所，许多伤残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在社会福利院或敬老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于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费用不断增多。1979年用于劳动保险的费用为72.7亿元，1983年则为150亿元，增长106.3%；1979年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为65.5亿元，1983年则为87.51亿元，增长33.0%；1979年我国用于优抚的费用为3.5亿元，1983年则为5.3亿元，增长51.4%。上述福利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相适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和关心。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制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把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努力推进这项工作。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要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城镇国有、集体、外商投资、私营等各类企业及其职工都要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决定》还提出，要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支付，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增强基金调剂能力。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险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险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一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比较困难，对此，党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这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把保障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党中央还十分关心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每年都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举行党的工作会议，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明确的要求，强调党的纪律，要求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党中央还密切关注农村一部分人脱贫和解决温饱的问题。1996年10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的问题。《决定》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措施，如增加投入，在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安排大型开发项目，严格管理各项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实行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组织沿海发达省、直辖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自治区等。上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各项《决定》正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的已初见成效。它深刻地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利益的高度关心、关怀和重视。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福利建设方面，认识上又有了新的思考，对福利商品化和市场化，突出强调福利的公共性，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这段时期，党对农村保障和福利的重视提高到新的高度，其中一个重大的举措是，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推进的力度也是空前的，同时完善了农民工保险制度。2009年，在新的医改方案中，确定了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在住房方面，经历了十几年的住房商品化后，在2007年，我国在城镇建立住房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福利领域取得一系列新成绩。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制度，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做好社会救助兜底脱贫相关工作，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织密织牢兜底民生保障网。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如何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福利服务供给领域政府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确保基本福利服务供给；同时创新福利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强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建能力，增加供给数量、丰富供给类型、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福利的提高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渐进的过程，以发展和社会财富扩大为前提。因此，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蛋糕”做大了需要公平分享，而公平分享的前提则是“蛋糕”不断做大。绪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福利事业关系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一直本着“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高度重视社会福利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人口大国，对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丰富的历史经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探寻其变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一、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语义阐释
中国共产党文献表述的“社会福利”通常是民政福利，但是学界关于“社会福利”的语义理解和使用存在较大分歧，通常绕不开“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关系的讨论，也引发狭义社会福利和广义社会福利的争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的研究，必须界定“社会福利”的语义，这样才能明确讨论的范畴，也才能洞察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的演变过程。
围绕“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两个关键概念，争议集中于多个方面：第一，内涵理解方面。狭义社会福利理解为“为弱者提供的福利性服务与保障，”广义社会福利理解为“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物品、机会和服务的制度”。第二，外延理解方面。狭义社会福利认为社会保障应当涵括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从属于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一起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部分；广义社会福利认为社会保障、教育保障和健康保障等都是社会福利指涉的范畴。第三，关系理解方面。对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两者关系，狭义社会福利往往认为两者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并不存在成熟程度的差异；广义社会福利则认为社会福利的发展更加成熟，社会保障体现为一种基础的、物质的社会福利。第四，功能理解方面。对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功能，狭义社会福利倾向于社会福利主要功能表现在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义社会福利主张社会福利主要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民生权益。
两个关键概念的争议，不排除源于中西方语义差异而导致的话语混乱。从词汇来源和发展态势来看，西方“社会保障”的概念和“社会福利”的概念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丰富，但是西方“社会保障”的概念一般都小于“社会福利”的概念。美国《社会保障法》和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对于“社会保障”的界定主要以收入维持型的社会保险制度作为基础，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导言》对于“社会保障”的界定扩展为收入维持为主、照护与补贴为辅的综合公共政策。尽管社会保障概念不断发展，但是始终坚持收入维持的宗旨。相对而言，“社会福利”的概念大于“社会保障”。美国社会保障署所指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此后美国社会工作协会和《社会工作词典》等关于“社会福利”的界定不断扩充，始终都强调收入和服务并重的制度目标。我国现行制度中“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界定与西方迥然不同，社会保障居于更高层次的概念，社会福利成为社会保障的从属部分。中西方两个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上发生显著错位，学界在使用上经常出现所指混乱，成为狭义社会福利和广义社会福利分歧的一大学理诱因。
两个关键概念的争议，更源于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福利政策及其发展趋向的分歧。概念争议是一种学理表象，实质上反映出学术界对于党的民政福利政策变迁存在不同看法：一方面对于民政福利理念及其实践的成效评价不同。伴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党和政府着手开展社会建设，确立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逐步选择了社会保险为主体、劳动保障为基础、收入维持为内容、社会救助为补充的补缺型社会福利设计。民政福利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努力保障特殊人群的生活问题。然而民政福利难于满足民众普遍的社会福利诉求，以社会保险为中心制度设计往往容易造成新的社会不公问题，由此，引发对于补缺型民政福利理念的质疑。另一方面对于党的福利政策变迁的看法不同。这种不同既表现为学界的学理分歧，也表现为不同管理部门的思路差异。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管理为核心，具有多头管理的特征，部门发展思路各有定位。民政部主张以民政福利为基础优先发展“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张优先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也加重了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党的社会福利语义理解上的混乱。“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语义之争固然不能完全排除部门利益与学科视角的差异，但是本质上体现着关于补缺型民政福利政策定位的不同。基于此，考虑到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秉持的补缺型民政福利，审视新时代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历史机遇，本书对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的语义阐释尊重历史发展事实，社会福利的表述以狭义理解为主，兼顾广义理解，也就是以民政福利为主，同时根据福利社会化普惠化发展趋势，适度拓展社会福利外延与内涵。二、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研究现状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的研究，目前可供使用的史料比较丰富，包括国家各级政府机关、机全国各省区、地方收集整理的档案资料，还有文件汇编、报刊、资料集等大量文献资料等。这些史料为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撰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从十二大到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以及农业卷（1949—1952）》，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以及农业卷（1953—1957）》；国家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的《民政工作文件汇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事记（1949—1986）》、《民政30年（1978—2008）》及各省卷、《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等。另外，还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关于党的领导人文献汇编、文稿、个人传记、年谱、文选、文集等，均是研究的基础资料。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分历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视角。
历史学出版了一批相关学术著作和研究论文，既有专门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有党史、国史著述论及党的社会福利建设问题。专门史或党史、国史类著作主要有：王子今、刘悦斌著《中国社会福利史》，孟昭华著《中国民政史稿》《中国民政社会思想史》《中国灾荒史》（现代部分），康沛竹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程连升著《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孙绍骋著《中国救灾制度研究》，周秋光、曾桂林著的《中国慈善简史》，李立志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师吉金著《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高冬梅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李小尉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研究》，徐国普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1949—1956）》，高中华著《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历程研究（1921—1949）》等；党的社会福利史学论文也比较丰富，如常宗虎《聆听历史的教诲——近5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史的三点启示》，苏振芳《我国民政福利事业的历史演变及其构建》，朱汉国《新中国社会建设的瞩目成就》，郑秉文、于环、高庆波《中国60年社会保障制度回顾》，徐国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为路径的考察》，许虹《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救济灾荒、失业问题筒述》，高冬梅《新中国建立初期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救助研究》，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等等。党史、国史类研究著作关于党的社会福利建设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二卷，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庞松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刘国新等著《新中国历史长编（1949—1956）》第一卷，《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民政》，刘宋斌著《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陈红霞著《社会福利思想》，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历史学关于社会福利建设的研究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福利史、中国民政社会思想史及中国慈善史的研究。王子今、刘悦斌、常宗虎等从国家政策、社会组织和文化思想及源流等方面考察了社会福利史的发展状况及历史特点，探讨了新中国社会福利事业从初创、发展到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启示；孟昭华、谢志武、傅阳等阐述了各历史阶段及主要代表人物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周秋光、王卫平、莫文秀等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慈善思想及慈善事业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另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社会福利事业历史演变研究。常宗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概念的演变、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生产发展史进行了历史考察；苏振芳界定了民政福利事业的内涵及特征，考察了民政福利事业创立、发展和改革转型的艰难历程，提出了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要求；李小尉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救助事业开创、探索、过渡、转型的发展轨迹，总结了该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成效、局限和教训；徐国普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救助机制和社会动员进行了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伴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而不断丰富，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如彭华民《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构建》，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战略：从照顾弱者到普惠全民》，韩克庆《转型期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等，还公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社会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研究，毛振华、王齐彦等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福利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问题；二是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构建与发展战略研究，郑功成、彭华民、韩克庆等分析了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现状、挑战与任务，阐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思路、阶段与步骤，周沛从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出发，论证了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五个方面内容，景天魁、毕天云等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系构建问题；三是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研究，刘继同研究了全球化社会福利处境和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回应及改革创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状况及社会福利政策的应对等问题，郭伟和探讨中国社会福利政策演变的文化价值基础和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政策模式变化的若干因素，沈洁、周晓炎、张建华等对中国社会福利政策构建的理论和路径以及包容性增长视野下的中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探讨，成海青、阎青春、阎慧娜等研究了中国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童星、廖文君、周沛等研究了中国残疾人社会福利问题，刘继同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家庭结构功能变迁与儿童福利政策、社会转型时期儿童福利政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框架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保障思想研究等方面，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苑芳江著《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胡映兰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还在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和制度方面也出版了理论著作，公开发表地研究文章更加丰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思想，成海军等人研究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思想；宋沅沅、梅哲、李青和陈彦艳、裴爱红和戚露露等分别研究了党的历代领导人社会保障思想。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策研究，张敏杰分析和归纳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的特点；董永在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生实践及基本经验；陈位志考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社会事业政策与实践，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政策发展过程及规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苑芳江、胡映兰等系统和完整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的理论，认真分析和总结概括了党的社会建设理论提出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及历史进程，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社会建设进行理论分析和探索。
回顾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的研究，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了富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为今后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有的研究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从中共党史学科视角的专业研究不够。目前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较少，仍然是较为薄弱的环节；二是研究学科视角单一，内容缺乏整体性。以上历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多是单一学科的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且偏重于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具体政策的学科研究，缺乏从历史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其产生发展规律的分析，对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局限性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不够系统全面。这些不足表明，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有必要进行专业与系统研究。三、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史研究思路方法
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包括以下主要环节：第一，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价值追求的思想前提和基础；第二是从发展历程和方针政策等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历程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全面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的政策基础；第三是总结经验，系统总结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实践成效、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揭示其特点和内在规律；第四是历史评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客观评价。
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以下：第一，文献研究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收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研究档案文献和理论成果，为准确提炼和概括历史经验提供扎实的文献材料支撑，增强研究结论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第二，经验总结与理论分析相统一。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历史与现实统一、综合与分析统一、抽象与具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本质与现象统一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总结经验教训，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历史全貌。第三，政策分析与比较研究相融合。运用制度分析、系统分析、价值分析等政策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事业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完善等运行过程，评估政策的运行效果。同时，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比较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其中的得失成败和经验教训，提炼出有益于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与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比较薄弱环节，加强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可以及时回应中共党史理论研究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同时，研究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等多重视角出发，进行整体性、多层次和立体化的阐述和解读，拓展分析问题的视野和思路，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专门史的综合研究和全面把握；研究内容之间应该构建起严密的逻辑关系和全面的涵盖范围，为系统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实践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研究内容。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历史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涉及许多学科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必须整合运用文献研究、经验总结、历史分析、理论分析、政策分析及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才能对党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历史进程进行全方位的科学阐释。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福利事业建设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努力创造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宗旨的根本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改善民生福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价值核心，也是共建共享理念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福利思想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探索出来的。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建设的基础条件
党领导社会福利建设，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发展、政策与制度的发展，都是社会福利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多次说到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同时把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统称为一切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就是一切具体的物质性因素和具体的精神性因素中所蕴藏的能够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一方面是生产有形的具体物质财富的能力，而不包括生产无形的生产关系（制度）财富和人口、自然产品等财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生产有形的具体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中，只包括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所蕴藏着的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而不包括社会关系、人口和自然因素中蕴藏着的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福利建设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社会福利发展的生产力条件。毛泽东根据建国初的生产发展情况，主张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福利建设，提出“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邓小平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高度，明确以生产发展为重点，把握住了社会福利的关键，对党领导的福利建设进行了历史定位，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党坚持社会福利建设必须依托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也认为这种依托并不意味着单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单纯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消除或减少贫困，相反会加剧贫富悬殊。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福利建设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物质生产力促进社会福利建设。社会福利机构依靠税收、收入、捐赠、政府补助等促进自身发展，而这些都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税收和收入来源是提供社会福利建设的基础，慈善捐赠可以来自个人也可以来自慈善组织，这部分经费也是社会福利发展的条件之一。政府补助是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公共供给和公共经费方面，政府始终是医疗、教育、收入维持、福利服务等经费的主要来源。如果要保证上述福利经费充足，就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同时，政府也要根据法律、政策、规章、治理等手段促进税收、收入、政府补助等福利积累，从而促进福利建设。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建设反过来又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例如通过投资人力资本，提高入学率和健康水平，积累人力资本；以更好的政策鼓励贫困人群积极脱贫致富，创造更大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发展社会保障项目，为贫困群体提供更高收入以此增加资产等等。还能够积极促进就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和失业保障金可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因此，党领导的社会福利建设，积极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坚实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福利建设的基础。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只是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阶层的片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福利的发展应该向更高意义上迈进，不能滞留于资本主义水平上，而是要向共产主义方向迈进。因此，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党领导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党领导的社会福利建设注重可持续发展性。党的社会福利可持续性表现在，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要求建设社会福利体系，这种社会福利体系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提高社会生产力；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设计体现协调性和整合性，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适应经济增速减缓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适应快速增长的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特点，保持经济和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以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遵循协调性与整合性的要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视角，促使党的福利建设从实际出发，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三、政策与制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策与制度是社会福利现代化最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政策制度的产生及其静态结构、政策制度的动态变迁及其演化，以及政策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问题，这对党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制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党在力求满足人民生活、改善人民福利水平的同时，必须至少满足个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生活，满足本国人民在健康、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在实现此目标的过程中，执政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主导起着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福利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紧密相联。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用福利体制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福利国家，“福利体制”这一概念对他来说，不是单纯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范围、福利水平和福利政策的衡量等方面进行比较，更主要的是从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模式、阶层形成模式、福利过程模式、政治结构、福利平等性等方面分析福利国家。他把福利国家从福利体制上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划分福利国家群体，并进行福利平等性的综合排序。从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划分来看，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等对本国的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抛开社会性质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建设同样离不开政策与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福利体系注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党的养老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和残疾人福利政策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党的福利政策对于福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福利政策和福利制度在住房、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福利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主要由马克思的社会福利物质观、社会福利公平观、社会福利伦理观等方面所构成，社会福利物质观奠定了其社会福利公平观、社会福利伦理观的基础。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就谈不上对社会福利的公平性和伦理性的需求；同时，社会福利的公平观和伦理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体现出福利公平观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前提。如果说马克思的福利公平观反映的是结果公平，那么马克思的社会福利伦理观反映的则是起点公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众所周知，没有起点公平根本就谈不上结果公平。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一开始就丧失了人的权利和遭受精神上的剥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福利不仅包括获得结果上的物质分配，而且也包括劳动者参加劳动开始的人权及精神上的保护。马克思的社会福利物质观、公平观与伦理观是逐层递进的关系，这为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物质观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哪个民族，如果停止生产活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是要灭亡的。人们只有在解决吃穿住等需要之后，才能去从事别的活动。任何社会的再生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生产，在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人口的生产，就没有人类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人口生产对于社会福利也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人口生产的数量影响着社会福利的规模、水平。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人口的基数越大，社会福利实施的规模就越大，水平就越低；反之，社会福利实施的规模就越小，水平就越高。其次，人口的比例构成对社会福利的需求程度。城市和农村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不同比例，对社会福利提出了不同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人口的社会福利差距就比较大。人口年龄构成影响社会福利需要，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医疗保健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付出的医疗保健代价必然更高；老年人口群体日益增大，国家和社会为老年人口提供的保障资金成为整个社会福利制度最庞大的开支项目，这一点已经当领导的社会福利实践所证明。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公平观
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收入分配角度阐述社会福利观，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只有和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时候，劳动才是使用价值或财富的源泉，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整个社会的财产，并要求在公开分配劳动所得下集体调节全部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集体调节全部劳动）才能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什么是公平的分配？马克思主义界定了两条标准：一是属于一切社会成员；二是社会成员具有平等的权利。
如何实现具体的收入分配呢？马克思首先把劳动所得归结为社会总产品，即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全部社会产品。接着，他论述了对收入（即总产品）进行分配的方法。首先，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平等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应从中扣除部分：第一，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所需要的费用；第二，用以扩大生产的附加部分；第三，为预防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而用来保险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做出这种扣除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划定其比例，要根据生产资料和集体的力量（即企业的实力）按概率扣除，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根据公平原则来扣除。其次，进入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从第一次扣除后剩下的总产品中再扣除。即第一，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费用；第二，作为共同满足需要的费用，如学校、保险机关等费用；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者设立的基金等，简言之，就是属于所谓官方济贫的费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两次有效扣除学说，社会总产品只有除去上述两类扣除，才能进行个人的收入分配。社会总产品中体现着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上述的扣除部分，有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从劳动者获得的公共福利方面看，这些扣除中的一部分，除了一部分为其他社会成员谋福利以外，一部分又会间接地回到劳动者手中，这也是平等权力的一种体现。
由此可见，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一次有效扣除中，已经消费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是继续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用于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保险或灾害预防和救助基金。在社会总产品的第二次有效扣除中，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部分，则对应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项目，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设立的基金，不只是官办济贫费用，且包含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基金。因此，马克思的两次有效扣除学说，实际上包括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及其实施的逐步递进的制度设想。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伦理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是对劳动者人性的残酷践踏，是对人的基本权力或自然权力即平等权力的剥夺。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一书中，马克思分析了工人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那就是生产资本愈增加，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范围也就愈扩大；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应用范围愈扩大，工人们相互间的竞争也愈益强烈，他们的工资也就愈减少。《工资、价格和利润》还进一步指出：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工资或仅仅是公平的工资，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马克思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工人阶级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一是工资收入和劳动付出的价值不平等；二是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三是雇佣劳动使劳动者必然失去平等的权利和真正的自由，虽然资本家阶级或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可能会采用例如延长劳动时间，以表现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手段，但实质上这些都是虚拟的福利增加。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阶级的剥削方式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不相融的，本身也产生了对私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阶级的福利只能是虚拟的。因而，马克思提出了反映并实现劳动者个人福利愿望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论：首先，依赖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实行共同占有，劳动者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得到自由，这样劳动者本身得到了相对的初步的解放，其实是对人的基本权力或自然权力的尊重，成为劳动者个人得到福利增进的第一层表现，即人权的表现。这是劳动者获得福利与福利得到增进的前提与基础。其次，社会化大生产标志着社会分工上的一次巨大进步，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优化，生产效率不断地提高，使劳动者摆脱了以往的单个、原始、机械的劳动，这为劳动者个人的福利增进创造了物质基础与前提，是对劳动者个人身心健康的极大保护。最后，个人所有制内含着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性占有，劳动者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收入的增加和积累的增加，增进国家宏观福利。因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借助于价值与企业的直接结合，这不仅是实物形态上的组合，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与生产方式上的质变，这个理论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者获得及增加福利的重要思想。事实证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不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应具有的一个特点。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社会福利物质观、公平观与伦理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福利状况及对未来社会的福利设想，对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改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福利实践的指导思想。一、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福利建设理念“为人民谋福利”民生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谋福利”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得到维护，让他们获得较好的生活福利。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失业现象、贫困现象普遍存在，国民经济几乎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十分艰苦。在此背景下，如何“为人民谋福利”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为摆在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发展状况，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实际作出了正确的抉择，除了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军事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之外，在社会建设方面要求“以社会福利为重点”开展各项工作，要求关心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谋取民族福利、民众福利。在毛泽东的多次强调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社会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福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民众的福利得到普遍增长，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毛泽东的“为人民谋福利思想”以及带领人民开展的各类实践活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社会福利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福利期盼有了有内容新特点。党的十九大告诫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具体到社会福利建设，要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二、突出劳动者在社会福利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党的社会福利制度与劳动、就业、退休、失业等针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连接在一起的，创造社会绝大部分价值的广大劳动者群体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不但为党和政府所高度重视，而且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多次直接认可。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就劳动者的重要法律地位和劳动者的应有权利有多次论述。首先，我国《宪法》第六条便规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所有，这首先在法律层面上，就根本杜绝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可能，且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的保护。其次，在我国宪法第十四条中明确规定，“我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从这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于劳动者在社会价值创造中的主体位置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其强调的不是表层的资本累积，而首先是对于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值的尊重。这一点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社会福利的思想。此外，在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中规定，我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第四十三条中规定了我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且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三、尊重社会福利建设内在发展规律
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建设的“五个建成”要求，强调“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五个建成”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精神，符合社会福利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为新时代党的社会福利事业指明了要求。具体而言，新时代党的社会福利建设需要三个方面统一。
一是党的社会福利建设必须遵循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实现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成员个人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客观规律是不可逆的，社会运行和人类发展都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和节奏，党的社会福利建设应看适应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节奏，既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畏缩不前，满足于福利现状，最终导致社会福利建设落后于国家的发展，制约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只有遵循福利建设的客观规律，才能最终实现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辩证统一。
二是社会福利建设的目标统一性。党领导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至少应当实现以下三项目标，第一是依据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要求，即社会成员个人全面发展的要求，社会福利事业应当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不但应当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更应当包括精神层面的人格尊严的需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第二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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