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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壮麟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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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试读：

我与中国英语教育

外语界有多位令我敬佩的同事，胡壮麟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交往始于改革开放后赴澳留学的1979年，从1979年初到1981年初我们在悉尼大学同窗两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回国后我们在外语教学领域长期合作，无论是在高校专业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或是在高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尽管工作的内容不断变换，但是我们一直相互支持。我担任英语教学研究会的工作以后，也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

胡壮麟教授无论是在语言学研究或是在外语教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在我国语言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是学界所熟知的，他的著述涉及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理论文体学、普通语言学等各个学科，在几乎每个领域他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研究生层次所开课程之多范围之广为语言学界所少见。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教授在第13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很骄傲地提到了他培养出来的中国学者，其中第一人就是胡壮麟教授。如今，胡壮麟教授自己培养的为数众多的语言学博士正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胡壮麟教授自选集中的论文和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多年来在外语教育方面的理念和实践。我认为，自选集突显了他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的三个特点。

首先，我们注意到他的研究面很宽。我们通常都是专门研究专业外语或是大学公共外语，研究基础外语教育或是本科层次的外语教学，但是，胡壮麟教授的研究和教学、教材工作涵盖了中小学、大学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以及网络教学等多方面。仅从他发表的论文就可以看出，从语言规划、双语教育到大学英语和专业英语，从教学大纲的制订到教材的编写都是他研究的范畴。他不仅发表看法，而且实际参加教学大纲的编纂和教材的编写。他主持专业外语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但是他从无怨言。工作做完了，也从不讲他在其中的功劳。似乎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胡壮麟教授在外语教育论述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从不人云亦云，对于外语教育方面的各种问题历来都是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发表独到的见解。例如，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外语教学费时多而收效少，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议论。胡壮麟教授经过调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能笼统地说我国外语教育效率低下。他把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日本、韩国等国的外语教育做了详细的对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谈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一时成为时尚，似乎外语院系都必须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而且对于什么是复合型人才也是见仁见智。胡壮麟教授认为外语院系主要应该培养通才，口径不宜太窄，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佐证。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外语院系都有条件或应该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胡壮麟教授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于新事物十分敏感，接受很快。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他了解不仅及时，而且应用于他所研究的领域。在一般教师对于网络还相当生疏时，他已经设计了自己的网页。在一次澳大利亚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有关澳大利亚文化问题的论文，材料之新令人惊讶。事后我了解到他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网上。由此可见，他的研究方法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这部自选集集中了胡壮麟教授二十几年来对于外语教育的主要论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的历程和成就。另一方面，他本人勤奋刻苦、献身教育、乐于助人、忠厚谦和的精神也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一笔财富，对于中青年教师及一切后来者都会有所启迪。胡文仲 2007年1月[1]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一、我原来不喜欢外语

  我在《英语学习》2000年第1期的封面内页上曾谈过学好英语的体会，即在一般情况下可用如下规则描述：“动因+兴趣”→决心→持之以恒→见效。这一段话后来在网上被广泛引用。其实，这是根据我个人青少年时期学英语很不开窍而言的，那时我学习外语的目的很不明确，没有出自内心的兴趣。

我1933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学习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我没有好好想过，似乎哥哥姐姐是那么学的，我也跟着那么学。学得怎么样？惭愧得很，我对小学那一段，印象不深。一方面年幼，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才七八岁。一方面日寇占领上海后，强迫以日语课替代高小学生的英语课。同学中有背不出日语五十音图的, 日本老师就要打耳光。至今脑子里那位凶相毕露的东洋人以及“阿衣乌埃奥”的语音，比已经毫无印象的小学英语老师以及“爱皮西地”的语音更强烈一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对学外语总有一种无比恐惧的感觉，尽管我没有挨过耳光，那只扬在半空中的大手令人战栗不已。

1944年秋，我升入中学。在当时情况下，人们都以进教会学校为荣。不同背景的教会学校各有侧重，如圣约翰大学着重英文，震旦大学教的是法文，同济大学则以德文见长。这些学校的附属中学，以及圣芳济中学、徐汇中学、中西女中、清心女中、培成女中、圣玛利亚女中、晏摩士女中等都是从初一便开始以英语、法语、德语等授课的。每个学校都有外国老师，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应有尽有。我所念的是一所欧洲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圣芳济中学，原名圣芳济书院，英文名特别绕口，叫做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在虹口校区的通称外国圣芳济，主要面向外国侨民，也招一些就近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李宗华教授便毕业于该校；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校区在法租界的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一般叫做圣芳济中学。

圣芳济中学除国文、音乐、体育和公民课外，英语、算术、化学、物理、代数、几何、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主课都用英文讲授，如初一算术课学的是英制的度量衡。每天都要背1个pound(英镑)等于20个 shilling(先令)，1个先令等于12个penny(便士)，1个便士等于4个farthing(法寻)，在换算时，我总是被这种直到1971年才废除的英国旧币制搞得晕头转向。地理课则死背Washington(华盛顿)，Seattle(西雅图)，Chicago(芝加哥)，Rocky Mountain(洛矶山脉)等地名山名。我们的外籍老师是一些天主教会的修士，俗称“相公”  (Brother，如Brother Pastor, Brother Vincent等)，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德国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因为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信徒较多，当修士的也多。英语对这些老师来说，也是外语，因此我至今未能摆脱这些修士的浓厚的欧洲腔英语。高中时的英语课本主要为Lamb Charles和他姐姐Mary Charles合编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和美国散文家Washington Irving的The Sketch Book。语法书是为印度学生编的Nesfield Grammar。中国教员中水平最高的应数陆佩弦先生，解放后在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以研究密尔顿闻名。另一位是童鉴青先生，解放后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

像日语一样，我对英语也不感兴趣。我对语法更缺乏认识，特别害怕填介词的练习和考试。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的英语书法在班上得过第一，那是用蘸水笔按十七、八世纪的花体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工工整整地写的。其次，几乎每堂课都有听写测验，这对我的听力和拼写很有帮助。家中有一台美国名牌Underwood打字机，我对这种机械式训练居然能够接受，因此我的打字速度和正确率数十年来在各单位总是居于领先地位。我曾经向友人夸口，如果没有性别歧视的话，我是胜任打字员工作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高中时整理的笔记本，居然每一个英语生词或短语都是自己用英文整理的。

抗战胜利后，到处放映美国电影，有原版的，有中文字幕的，也有另掏钱租的“译意风”，即今天从耳机里听同声传译。一些高班同学常去看，这对提高英语听力很有帮助。一位高班同学曾说他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玉女神驹》达7次之多，我非常羡慕，但我家在徐家汇，附近没有电影院，我年纪又小，去得不多。再者, 我稍积攒一些零花钱, 宁愿逛书店买书而不看电影, 现在看来孺子不可教也。

上海1949年5月25日解放后，我快念完高二。全年级同学联合起来，以准备考大学为名，把英文课给废掉了，这正合我的心意，因此我中学实际上只学了5年英语。尽管如此，我自己买Beijing Weekly看，学习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词汇。

从英语教学看，由于是欧洲教会办的学校，洋人自己的语音不纯；数理化课程都用英语，影响一部分学生（包括本人）对这些课程的理解和掌握。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报考华北区统招时，省立上海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分别有60多名和40多名学生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圣芳济中学只有8人，而且其中3人考取的是外文系。直到解放后，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典型的买办教育。但事物有时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解放后，我发现外交部和外贸部中有些领导和翻译，各高校的资深英语教授不少是从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圣芳济中学、中西女中等学校毕业的。二、外国语是斗争武器

1950年我中学毕业。暑假报考了华北统考的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东统考的国立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的私立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和私立沪江大学英语系。我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考新闻系是我的志愿，我一直想当一名新闻记者；尽管我不喜欢学英语，考虑到我中学的数学和物理学得更不好，考大学时只好发挥教会学校的英文“优势”，其次亲友们劝告我如果要当萧乾那样的名记者，英语非好不可。于是凭高二的英语水平，与班上两位同学一起报考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英文组。在酷暑下，我奋战4个考场，居然被4个学校都录取了。最后我选择了国立清华大学外文系英文组。我抛弃了自己的志愿——新闻系，选了自己不感兴趣的英语，是有原因的。首先清华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工作组曾向我宣传清华大学即将成立新闻系，届时我可以转系，才使我放弃了复旦的新闻系。其次，何其芳在《画梦录》中那种满城黄沙和悠慢的驼铃声的诗情画意太迷人了。

我中学同学中，有3人都被清华外文系录取了。另有两位同学分别考上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外文系。最近，李赋宁先生告诉我，清华的这份录取名单是他圈定的。我的英语不很“成熟”，但我在考生[2]中年龄最小，有培养前途。

一进清华园，老学长们便向新生不断进行“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革命教育。这时，我才知道外语原来是外国人为了在中国培养洋奴和买办的工具，如今，可以调转枪头，成了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当然，心中也有发懵的时候。同是外语，学俄语的学生，总觉得他们才是革命的，而我们学英语的，都是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思想没有他们进步。这种低人一头的情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发现，党组织对那些俄语翻译们正在进行反修教育，后来又听说大学里大批学俄语的学生改换专业，这时，才有一种学俄语的和学英语的彼此彼此的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在清华大学学了两年，1950年秋至1952年秋。老师有解放初期的海归派，在耶鲁大学深造的李赋宁先生，他连续两年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翻译老师有著名的希腊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罗念生先生，第一次就让我们翻译公元前伽太基的一员名将Hannibal的传记片段；口语老师是归国华侨徐锡良先生；语法课老师是老清华的杜秉正先生；俄语是李相崇先生和一位白俄老太太；助教为何士侯先生；教大一国文的是已故的朱德熙先生。

清华的外语教学有不少特色。首先，教学中要求最严的是写作文，不论是李赋宁先生的英语，或是朱德熙先生的大一国文，每两周都得写上一篇。过了二十多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时，李先生曾非常内疚地说：“这批学生三年中没让他们写过一篇作文，真对不起他们。”当然，李先生不必为此难过，因为他那时是靠边站的，对教学[3]安排作不了主。李赋宁先生的思想在为我《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一书所写序中有更清楚的反映：1950年我从美国耶鲁大学归来，有幸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教书，结识了胡壮麟同志，当时他只有17岁，是外语系一年级新生。我一连教他们那个班英语精读课两年，狠抓了一下英文写作训练。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英文写作是科研的最重要的基本功。

第二，学生听课很自由，那时清华聘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给中文系四年级学生讲“新闻学”，我这位外文系一年级的小阿弟居然与中文系毕业班的学兄学姐平起平坐，毫不胆怯。我对有关news是north，east，west和south的首字母联想很觉有趣，虽然从词源学上news是从拉丁语nova的复数形式novus演化而成。

第三，班会自发地举行较多课外活动，口笔语并重。如不时开展口语运动，鼓励大家操练口语；也定期编英语墙报。我没贡献多少稿子，但每份录用的其他同学的稿子都体现了我的劳动，班会让我负责打字。我总觉得，学英语单靠老师，单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如果让学生自觉地操练，会取得更好效果。

第四，清华已有较先进的教学设备，老师为我们录音，我有生第一次品味自己的蹩脚发音。

第五，教学领导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我第一学期年幼好玩，逛王府井、踢足球、打桥牌，周末去西四天主教礼拜堂与辅仁大学的学生教徒辩论人是从猴子进化的；上课时不认真听讲，做小动作，以至脾气很好的李赋宁先生忍不住常盯着我。至今回想起来，李先生的眼神既有威慑力，又有感化力。第一学期末系主任吴达元先生专门找我谈话，端正我的学习态度，我多少有所触动，表态要用功学习。

事与愿违，我在学习上仍然没花太多功夫，我和同学们投入了谁都无法预料的各种政治运动。先是抗美援朝运动，敲锣打鼓，去北京郊区宣传。接着是参军(我第一次因家里反对，没有报名；第二次报名装甲兵部队，未被录取)、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我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了五个月)等运动。1952年的暑假经北京市委批准，我和一些同学分别去石景山钢铁厂和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蹲点劳动。我去了二七机车厂，作家邓友梅也在蹲点，他在如何向二七老工人学习，如何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上给我帮助很大。

原定一个月的下厂锻炼尚未结束，便奉命撤回，去和大报到，参加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最大的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我和班上一部分同学虽然只念了两年大学，在实际工作中与各地大学毕业生相比，程度不算太差。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提高了我们的口语能力。唯一遗憾的是我为最大的印度代表团做生活翻译，每天被灌输的是印度英语，像youth这样的词，念成了／juːt／。由于我常要扶着团长Kitchlew博士行走，代表团成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说我是他们团长的walking stick。在此期间，我陪这位团长访问过宋庆龄、郑振铎、华罗庚等名人。有次陪Kitchlew博士去宋庆龄先生宅第访问，宋庆龄先生不知道我是上海人，用上海话告诉她的保姆“阿妹，给这个小囡五角洋钿买碗面吃。”我也曾向新西兰友好人士Lewi Alley请教过速写。三、要做一名三好学生

就在我们参加亚太会议的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震荡。为了学习苏联的专业化办学经验，像清华和交大等学校改成理工科大学，像北大和复旦等大学改成文理科综合大学。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在开学后统统转入北京大学，与老北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大学的外语系学生合成一系。我和一些同学因为参加亚太会议，行李都是由留校的同学代为打包搬到新校址的。

亚太会议结束后，大部分同学上新北大报到，我又接受一项新任务，为印度共产党的一对夫妇当翻译。他们两人都是印共中央委员，女方要参加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学习中国的妇女工作经验。我们走进妇联机关大门后，操场上坐满一大批较年轻的妇女工作干部，突然一位年青女干部在人丛中大声叫我的名字。我们四个月前还在上海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工作队时一起工作过，作为一个才19岁的男孩子，在上千位女性众目睽睽之下，难免又紧张又害臊，两腿发软。进报告厅后，我很高兴见到蔡畅、邓颖超、帅大姐等领导同志，但是会议开始后，当我翻译到街道委员会、里弄组织、结婚离婚复婚重婚，以至例假、女用卫生巾等妇女专题时，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当天晚上向领导提出换一位女同志来翻译，我终于在12月份回到北京大学报到，投入我最后一年半的学生生活。

我非常高兴，学校通知我入三年级甲班学习，甲班的程度略高于乙班。我也很清楚，李赋宁先生在协助新班主任俞大絪先生分班时是要对清华这批学生作介绍的，他一定为我说了好话。不久，期末考试，成绩还居中游。

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分别为俞大絪先生和赵昭熊先生，翻译老师为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报刊选读由钱学熙先生教，口语老师为美国华侨伍鸿声先生，课外阅读为徐华樑先生。我的选修课程主要有王瑶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王铁崖先生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以及马列主义等课程。

我在北京大学最大的收获是明确了学生的职责。我1952年7月入党，先后任合校后的中西俄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中西俄团总支委员、西语系团总支书记，思想上一直认为革命工作最重要，因此对学习不重视。来自原燕京大学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外号“fooling”，取“fooling around”之意，即到处晃荡，不务正业。1953年春毛主席发表了“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的指示。以胡启立为首的校团委组织我们团干部学习，狠批我们的“万金油干部”思想，要我们在学习上带头，而团总支干部又要在全体团员前带头。这对我真是一个难题，我每天下午有两个小时的社会活动，比一般同学少学2小时，而晚上要遵守纪律按时熄灯，早上要与同学同时起床出操，加之本来基础就差，岂非强人所难？其他团干部也有想不通的。于是出现期末考试后，二年级团干部因考试成绩不好，关起门来集体号啕痛哭的事件。我总算还能克制自己，除上课时尽力思想高度集中外，一有时间就往图书馆占位，课外把中学的The Sketch Book和一些小说认真阅读一遍。我还托低班的香港同学陈兆华女士从香港买回1952年版的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与同学们大吹英语词的词源，颇具老学究的姿态。从今天的认识看，如果我买一本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似乎更为实用，这部词典常有贴近生活的句例。同班同学中有不少英语学得非常好的，如公认李家骅同学能够写出具有Dickens风格的文章，和我来自同一中学的黄用仪兄有grammarian之雅号。我也看了一些外国报刊，想和钱学熙先生一样，学习英国工人刊物Daily Worker的风格。有一次，我从报上注意到广告中把情态动词must作名词用，于是在我的作文中也用了，结果给老师划掉了。我心中倒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有根据的。现在Cobuild词典已列入must作为名词的词条，其解释为“a thing that you strongly recommend”，举例为This book is a must for all science fiction fans。显然，老师划掉是应该的，因为我还缺乏语体的概念。must作为名词一般用于广告语篇。

俞大絪先生的精读课在国内享有盛名，不时有兄弟院校的老师前来观摩听课。教材为从苏联引进的The Advanced English。俞先生对active words的处理摆脱了传统的词汇教学法，而是让我们当堂用口语就一定量的活用词编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或连贯的描述，可以说她早就具有语篇语言学的思想了。

李赋宁先生来北大后已不在我班任教，可对我的学业仍非常关心。在四上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我，要我把我的全部作文拿到他家，返回时给我如下的评语：

胡壮麟：文章优点是思想内容充实丰富，表现手法含蓄有力，以“小东西”一篇为最精彩。缺点是文章尚不够流畅自然轻松，主要原因是对英语掌握尚不够好，应努力多读、多学有用的phrases和idioms，尤其是注意这些正确用法，要学会用得恰当自然，多注意文字的语气，多朗诵好文章，学习好文章的流畅。李赋宁

在北大学习期间，班上两位同学吵架，对我影响颇深。一位解放前曾在北平美童公学(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学校)学习过，讲英语像以英语为本族语者一样地道，但他的作文在班上并不领先；一位同学来自上海，成绩中上。前者利用自己的优势，用英语争论，后者不甘示弱，也答之以英语，你来我往，双方不分胜负。事后，我问那位上海同学，您吵架时英语怎么讲得这么溜？他说，我是被逼出来的，坚决不让他的英语压倒我。看来，这位上海同学较强的书面语在关键时刻居然能转化成口语。基础扎实确实重要。究竟是“听说领先，读写跟上”，还是“读写领先，听说跟上”，似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语言既然有形、音、义三个层次，听说读写是互补的，不宜切分过细。

临毕业前有一个小插曲。我进入北大四年级时，政治辅导员严宝瑜先生曾告诉我作好毕业留校的准备。不料最后一个寒假时，西语系不回家探亲的学生组织联欢活动，有一位二年级学生模仿一位教授用无锡话讲课的模样，惟妙惟肖，引起哄堂大笑。这位老师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教师党支部让学生党支部严肃处理，学生党支部又让我作为团总支书记代表全体学生在教员大会上向这位老师赔礼道歉。我执行了，但思想上不很通，高高兴兴的一个春节联欢会，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紧张。我又想到班上一些英语好的同学喜欢给年轻助教问一些怪问题，使他们下不了台。于是我做出坚决不留校的决定。直到今天，我才认识到方言有优势方言和劣势方言之分，与上海方言相比，无锡话和苏州话偏软，特别是男士讲吴语，给人以“娘娘腔”之感。再用娘娘腔讲英语，其效果不堪设想。这位老教授接受不了学生的模仿，是可以理解的。四、在工作岗位上学习

1954年我参加工作分配，按第一志愿在解放军总干部部参军，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    我在二部最初为见习翻译，第二年转正，第三年调任参谋，有一份材料受到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好评，转发毛、朱、刘、周、陈的书记处批阅，为此立了功。正是这个经历，我不太同意在学校里过早地提复合型人才，因为如果说英语专业不是专业，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何况谁能很有把握地预见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呢？其次，我们今天总算认识到1952年学苏联搞专业化院系调整欠考虑，那么，今天说英语不是一个专业，英语专业学生要选一个方向，岂不是比1952年的专业化更方向化了吗？我认为大学应注意通才教育、素质教育，使学生有很好的基础知识和适应不同工作、善于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事实上，国家规定，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一年见习期。就我个人的情况看，我没有在学校学军事，毕业后，经过一年的“见习翻译”的实习阶段，不是一样干得很好吗？

总参二部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就英语而言，专门请了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夫妇给我们上课，内容有阅读，有写作，有翻译，使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能继续提高。我的另一个体会是要做好工作，英语水平固然要高，政治修养、综合分析能力、中文水平和健壮的体格都很重要，为此，我非常感谢清华北大的政治老师、中文老师和体育老师。经二部政治部批准，我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在全部军人中传阅，我的一些论文在部队刊物和墙报上发表。这些都是在大学学到的基本功。

二部工作有不足之处，那是由于出身的问题，我们很难有机会到驻外武官处工作，很难使用上口语。也有例外，我的中学同学，外号grammarian的黄用仪兄在北大念到三年级后便提前毕业，调入二部。他因英文水平较高，常有机会被借调，如去外贸部参加与荷兰商人的谈判；担任过叶剑英元帅访问缅甸的军事代表团的翻译；参加八大的英语翻译，当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先生的助手。他对政治词汇非常熟悉，又被老先生们称为walking dictionary。1956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俞大絪先生和李赋宁先生都曾动员黄用仪兄报考，我也鼓励这位后来成为我姻亲的老同学试试，不[4]料部队不同意，此事告吹。

我离开部队去北大荒下放改造一年半后，被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虽然我未念过农业大学，但我对工作还是很快适应和熟悉的。我在清华学的俄语帮助我从俄文期刊上找到材料。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室里举办日语学习班，我又跟一位也是从北大东语系毕业的同事学习日语，从日语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我总觉得就外语而言，有些科技词汇是相通的，有些语法概念的适用性很强。这使人未免考虑学习外语究竟为什么？有人说，学外语是为了交际。如果交际仅仅指口语交际，我什么也干不了，如果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运用都是交际的不同手段，就会有很大的交际空间。特别是今天从书本和网上找信息，那么一定的词汇量和一定的语法知识会让你受用不浅。和在部队的经历一样，独立工作的能力、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甚为重要。五、重做北大人“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干校呆了4年。这一段时间与外语有关的工作有二：我带到干校的书籍中有一本小说是原美国共产党总书记Howard Fast写的The Path of Thunder。有一位红卫兵把我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因为该书作者据说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而我也成了修正主义的追随者。第二件事是Howard Fast的书不能看了，我带去干校的还有订了两三年的外研社的《英语学习》，这就成为我晚上唯一的英语食粮。在干校最后几个月中，我几乎把那几期的《英语学习》每一页每一个注都看遍了。这对复习和巩固我的英语基础是有用的。在这个意义上，《英语学习》的撰稿者都是我的老师。

由于周总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原单位的红卫兵不得不让我从干校毕业。新华社和中国科技情报所都发了商调函。前者是我梦寐以求的新闻事业，后者我有多年工作经验，驾轻就熟。遗憾的是红卫兵坚持于1972年12月把我“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由北京市领导的母校北京大学工作，后来证明他们下了一着放虎归山的臭棋。

漫步在未名湖畔感慨万千，1954年我是不想当老师离开北大的，现在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竟然要当教书匠了。尽管我看了一年的《英语学习》，自愧水平还是太差。于是向教研室主任言明，给我一些时间准备，待寒假后正式开始上课。想得很美，其实不然。一位教陆军班的老教授没上几天就病了，室主任突然通知我去代课。刚巧这是练习课，有不少是填介词练习。看见我面露难色，教研室主任临时塞给我一张练习题的答案，这堂课的结局可想而知，正如同学们所说，有些空格可以不止一个选项。这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老师一定要放下架子，教学相长，前人早已观察到了。如果总以为自己比学生高明，一旦发现并不如此时，必然给自己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第一次去燕东园拜访李赋宁先生时，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大有在外晃荡多年，一事无成，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在一次教员会议上，说自己到北大来教书有些“滥竽充数”。不料，有位老教师事后记住这句话，老抢在我前检查说她是“滥竽充数”，更使我无地自容。

在1973年的春季学期中，我正式参加了邓懿先生领导的教学小组，对象以陆军学员为主。 

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离校后，我调入吴柱存、邓懿两位教授牵头的教学小组，学生为越南外贸部派来的进修干部。我负责听力教学。教学内容为VOA和BBC的新闻广播。我把录下的材料转成文字，在中学时练就的听写功夫还用得上。有听不清楚的，请美籍老专家Winter先生审核把关。此外，我为学生找到了有关日常生活、商务、科技等系列听力材料，颇受越南学生欢迎。我从事听力课教学的主要体会就是多听，听不同内容的材料、听不光是英美人讲的英语，也要听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讲的英语；最好不带耳机，顶着噪音听。

1975年把越南留学生送走，我开始挑重担了，担任这一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小组长，直到他们三年毕业。教学任务不重，因为学生是从ABC学起的。如何应付“四人帮”追随者无时无刻的监督和上纲上线，需要智慧和耐心。这里不一一赘述。

从教学看，我认为三年一贯制的教学小组有可取之处，如师生关系融洽，老师了解学生，教学中常能对症下药；对老师比较公平，每个老师都有机会从基础阶段教到高年级。但这种组合也存在很大弊病，学生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老师，不能从不同老师的长处获益。其次，由于起点是一样的，人们往往要求同样的进度和效果，在那个时代特别要求“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以最好的最有经验的老师教最差的学生，从教学的投入和产出来看，这是否合算，有待讨论。

1978年，我考取教育部第一次选派中青年老师出国的进修名额，次年1月，告别了相处将近3年的即将毕业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去遥远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学习，从此开始了我教学事业的新的航程。六、扬帆远航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已发现由于“文化大革命”，教师队伍出现断层现象，有的老教师在运动中含怨而死，有的已临退休年龄，有的政治问题尚未搞清，因此自1973年起每年派遣工农兵学员或红卫兵出国，短则数月，长则两年。由于他们底子较差，回来开不了专业课，因此在1978年初教育部改派中青年教员出国，但要经过全国考试选拔。有的老讲师怕考不上有碍脸面，没有报名。我则自认水平不行，需要学习，考了再说。这样，我被编入去澳大利亚学习的一组共9人，于1979年2月21日离京。今天从北京去悉尼，可以直达，最多在上海、广州或香港短暂停留。那时的航程，至今仍有些后怕，那就是北京——广州——香港——马尼拉——布里斯班——悉尼。当然，与唐僧一行相比，算不了什么。

几年前国内常有人提到“澳帮”，这是具有褒义的。澳帮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我认为临出国前在北京语言学院的集训使我们统一了认识。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是领队，我是党小组长。在集训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进修，学习外语主要深入社会生活，与澳大利亚人打成一片；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完全按当地大学的要求，听各种课，把学位拿到手。这样，我们回国后能接老先生的班；其次，我们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以前没有机会念学位，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不再有机会了。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会议不做决定，是否念学位由各人自己考虑决定。事后证明，每个人都拿到学位，回国后开设各种课程，成为教学骨干。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外国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很不了解。我和西南师范大学的龙日金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杨潮光情况好一些，因为我们主修在语言学系，而语言学系的系主任韩礼德（M.A.K.Halliday）曾是罗常培和王力的学生, 对中国比较了解, 同意我们攻读硕士学位。在英语系的几位碰到一些困难，最初英语系不让他们念学位，只能选本科生四年级的课。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中国学生的语言水平、文学修养、理论水平并不比澳大利亚本国学生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留学生水平差，因此在第二个学期补办攻读学位的手续。行文至此，我不禁缅怀分散在我国各个高校的老先生。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中青年教师。

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制度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他们的本科分三年制和四年制。前者成绩合格, 不写论文可获得B.A. (Pass)的学位, 后者需多修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获得B.A. (Honours)的学位。硕士生培养也是如此，获B.A. (Pass)者可以攻读M.A. (Pass)学位, 获 B.A. (Honours)者可以攻读 M.A. (Honours)学位。如果有B.A. (Pass) 学位者, 日后想攻读M.A. (Honours)的, 只要把少修的课程和未写的论文[5]补上,即可申请。相比之下，我们的学位制度比较死板，时间也长, 硕士学位要2年半至3年。

从开设的课程来看，中国大学当时还停留在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但悉尼大学给英语系开设的课程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文体学、文学批评等；语言学系的课程有普通语言学、功能语法、翻译理论、英语变体、对比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课程。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授和讲师在课堂上讲课，每门课至少一个学期。悉尼大学则强调采用“讲习班”的形式，以学生为主体，学生每人要负责准备一两个题目向同学介绍或汇报，然后全班讨论，最后由教授或讲师总结，处理疑难问题。每门课都要交两篇课程论文。作为每门课的参与者，你会发现每门课都是阅读课（如文学课每门课每周一部小说；语言学课要看参考书籍），每门课都是听力课（你要听懂老师讲课和同学发言），每门课都是口语课（你要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每门课都是写作课（你要学会记笔记和写论文）。

第一批去澳大利亚进修的9人在1981年1—5月分两批回国。事后证明，他们都成了各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学术骨干。试见下表：[6]表1. 第一批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教员回国后情况

由此可以看到，这批回国人员都成了教学、科研和行政上的骨干。不仅是第一批成员，陆续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何兆熊，复旦大学的朱永生，清华大学的方琰、吴古华，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锦芯和张勇先，四川大学的周光亚，中国海洋大学的张德禄，厦门大学的杨信彰，他们都是各校的中坚力量。“澳帮”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结合在此期间派往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进修教师，我认为：教育部自1980年起派中青年教师出国对外语界来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它表现在：（1）充分体现了党的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臭老九”有机会出国。（2）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师，为日后接班工作奠定基础。（3）整个选拔工作是在全国公开进行报名和考试下进行的，保证了出国人员的质量。（4）自八十年代后，我国英语[7]教学逐渐与国际接轨。七、我参加“两会”的前前后后

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起到导向作用的除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和基础教育司外，还有若干全国性组织，如教育部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会，中小学英语教学研究会等。对高校英语教学来说，直接有联系的是各委员会下的英文组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在我印象中，委员会的官方色彩更重一些，具体解决政策问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则是在教育部领导下的民间机构，组织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谈到，我是“文化大革命”后回到北大的，与外界很少联系，更没有多大影响。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机构时，还在澳大利亚。英语专业领导写信告诉我让我参加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理事工作。待我回到北京后，1982年领导又通知我做好准备去昆明开会。过了一段时间，未见动静。事后了解，会早已开过了。后来了解，我当时还是讲师，未通过资格审查，临时换了其他副教授去参加了。我因忙着给学生开新课，也顾不得多考虑。

有趣的是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丁往道教授在北京地区组织活动时，如有关精读课教学、写作课教学，经常找我去参加。又如，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筹备的第一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的审稿工作，我也奉命参加了，在丁往道教授领导下审查大会稿件。再者，与我不搭界的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组的活动，如文体学、语言学教材的编写和审订工作，李赋宁先生也通知我跟着他去开会，对一些学术问题要发言。也许我的表现受到高教司蒋妙瑞司长和许国璋先生等的好评，1985年在深圳大学召开中国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筹备小组通知我和北外的吴冰前往参加会务工作。在这个会议上，没想到把我和吴冰增补为编审委员会成员。从此我与外语界的“两会”挂了钩。

通过这些会议，我才了解到我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教育部和老先生们1981年召开过烟台会议和青岛会议，其中心议题是给英语专业要开设多种专业选修课。要开好这些课，要有开课的老师，也要有教材，因此教材工作被提到首位。就老师而言，我经常看到李赋宁先生拿了培养计划，特别是硕士生的培养计划，请北京大学的各位教授、副教授开课。最后，有位老先生身体不好，让我代为照顾他的研究生，后来又让我给研究生开课了，也可以招研究生了。虽然我没有参加烟台会议和青岛会议，我认为这些会议对我国专业外语，特别是英语教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1987年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易名为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因是原定的教材编写工作已基本完成，今后是一纲多本，让各教材在市场竞争中存亡。就在这个会上确定我担任英语组的副组长，组长为上外的戴炜栋院长。我具体参与了英语专业低年级和高年级的教学大纲的制订工作，以及相应的四级、八级测试工作，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英语专业精读课教材评估会，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讨论会。

关于复合型人才的讨论，198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会时达到了顶峰。当时在会上准备了两个重点发言。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报告，介绍北外在英语系设置7个方向。我在会上的反映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没法学习这个经验，因为北京大学每年只招45—60名本科生，每个方向到不了10人。其次，没有合格的教员开新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一类课程。第二个重点报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从英语系抽调教员增设了许多新系，如国际经济系、国际新闻系等。我听了后，提的问题是不管你怎么变，英语系还有没有？它的教学如何进行？现在想想，我当时成了“消防员”，没有跟时尚走。我之所以顶牛，主要是我不同意把英语看成仅仅是工具，不是专业。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自选集的其他文章中讨论，这里跳过。尽管我说了不少令人扫兴的话，高教司领导和许国璋先生还是把我提名选上中国英语研究会的副会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大度。由于种种原因，研究会直到2001年才换届，文仲兄原希望我留下协助他工作, 后因年龄问题，未获上层同意，何况我已当了14年的副会长，该换换人了，从此与“两会”划上句号。尽管如此，新会长胡文仲教授仍安排我和复旦大学的程雨民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不胜感谢。文仲兄还邀请我参加2004年第三届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做大会发言，盛情难却，我临时赶写了 “大学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化”的发言稿。八、退而不休，全线出击

1993年我在北京大学已当了两届的系主任，党委组织部征求我意见是否再干一届，我立即表态退下为好。我总觉得，在北大当系主任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差事。校学术委员会和科研部要报科研成果时，找的是系主任，要系主任带头多出成果，为学校争光；教务长和教务部要抓教学质量时，找的是系主任，并要系领导和教授们带头教本科生；学生闹事，校党委找的是系主任，要系主任深入同学宿舍做工作。往往是领导觉得你“右”了，对学生不严加管教，学生觉得你“左”了，保自己的乌纱帽。有次，副教务长动员我集中精力抓大学英语，与大学英语老师“滚打摸爬”，可是他没有帮我解决这么多研究生的课谁来上，使他很为失望。

北大正教授按原规定是65岁退休，1996年为了腾出正教授名额，学校宣布教授可以提前到63岁。这时，我正好胸闷不适，校医院给我带了冠心病的帽子，而北医三院让我住院十天检查又不能确诊。我终于打了退休的报告，过上一段清闲日子。

事与愿违，我比退休前更忙了。

先是上海复旦大学陆谷孙先生邀我去复旦讲学，我给研究生开了[8]“隐喻与认知”的课，共十讲。 这之前我很难找到时间外出讲学，退休后有机会周游各地，既不用向院系领导请假，也无扣工资之忧。有的学校顺便发了一份兼职教授的聘书，我很难说个“不”字。有两所大学需要谈一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建立互相双聘对方教授的强强联合。北大应聘9人中有我和英语系的申丹教授。在清华，我举办过几次讲座，参加他们学科建设的多次讨论和其他学术活动。2003年清华大学外语系为我七十寿辰举行学术报告会。在这个会上，我坦陈了我的清华情结，毕竟我高考时首先报了清华外文系，毕竟我在清华念了两年，毕竟我在清华树立了我的革命人生观……另一所是北京师范大学。我的好友钱瑗教授临终前嘱咐我继续她给研究生开的课和指导她刚招的博士生。后来，外语系系主任王蔷教授索性要我为北师大培养博士生。现在，导师去世了，学生已远走英国深造。我常从这一段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友情中获得力量。我感到，一个单位的兴衰，与领导班子的大度和远见，与教师队伍的团结和上进是分不开的。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兵强马壮，人丁兴旺，王蔷是有功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编中小学英语教材，请了我的学生田贵森做该教材的主编，田又让我给他当顾问。我这个顾问不是挂名的，每册都要讨论多次。这样，每逢节假日，如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我都要往石家庄跑。接着，北京出版社要我参加北京市小学教材立项的竞标。于是我有机会去清华大学附小、北京师范大学附小、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观摩听课，忙得不亦乐乎。教材编完后，请各区的教研员和特级教师来提意见，他们很客气地说希望我们要有一颗童心。也是通过这些活动，我认识到编小学教材的要求是听说唱游做，每一课时只能出现两个单词！北京出版社后来又雄心勃勃，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申请编普通高中的英语教材。该司的一位处长多次摇头，怀疑说“胡老师这把年龄，行吗？”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诸位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总算完成了任务，经专家组评审通过！我从中学到不少学问，例如高中教材编写的“模块化”思想。为了使高中教材能早日达到现有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采取必修课5个模块，选修I （阅读）6个模块，选修II（专业）14个模块。每个模块占10周，每周4课时。一开始我对“模块”两字感觉很神秘，后来了解到模块思想融合了英国教育制度的严格与深度和美国教育制度的灵活和宽度。再想想，我1979年在悉尼大学学习时，每门课不是都按模块做的吗？这一下又不免惭愧起来，我花了整整二十多年才认识其内涵，可谓后知后觉。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动员我加盟，先是参加他们网络课程的立项工作，并有机会去湖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调查，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后来是为他们的《体验英语》在内蒙古、山东、湖北、四川等地举办讲习班。我从“体验”二字也学到不少哲理。从认识论说，我们经常谈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但体验论强调客观和主观的统一。这与莱可夫的概念隐喻的思想颇为接近。这个理论的一个基石是人首先从自己的身体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然后通过隐喻化，表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新现象。

没有多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又找上门，为他们正在编写的《大学英语教程》当顾问，出谋划策。这个任务又是没法推的，我是北大的人，总得给北大干些事，何况当时健在的李赋宁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顾问，哪有学生临阵脱逃的事？从思想深处，我总觉得我欠大学英语一份情。首先，我当初是用大学英语教研室的名义调到北大的；报到的时候，又因工作需要，进了专业英语教研室的门槛。其次，当那位副教务长要我抓大学英语而我没有积极回应，总觉得心中有愧。现在该是我为大学英语做些贡献的时刻了！北大教材的特点是它的主编黄必康教授参加了大学英语《教学要求》的制订，在编辑过程中就力图体现新的教学理念，如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和计算机之间的互动和协作；根据程度、时间和要求的不同采用相应的模块；有一套比较先进的多媒体和网络课程的学习系统。虽然它是在180所大学实验4家出版社的学习系统后才出版的，就前景而言，我仍然看好。围绕上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出笼过程，我又应邀参加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系统的评审工作，在南京召开的大学英语研讨会，也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至于为各地老师和友人出国、提职称、申请研究课题经费写推荐信，审阅博士论文和参加答辩会，去兄弟院校讲学，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为学术著作写序、前言或书评等活动应有尽有，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也为自己一生中浪费了不少时间而感到惋惜。但我还是有力求不虚度此生的赤子之心。我曾为南京大学徐竹生教授所编的《英语谚语大词典》写过一序，第一段是这么写的：南京大学徐竹生教授与我是同时代人，有共同的经历。我们都曾举起双手欢呼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在1954年毕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都经受了历次运动强度不同的冲击，都以顽强的意志顶住重重艰难，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乌云消失、天空再次放晴之时，我们这些被岁月磨去棱角的汉子，已经没有年轻人那样改天换地、冲锋陷阵的雄心壮志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过分诅咒那令人辛酸的往事。作为赶上自己人生历程末班车的受益者，我们都珍惜在有生之年，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无愧于自己的师长，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当我读到竹生教授主编的书稿《英语谚语大词典》时，我想我很能理解近二十年来他所倾注的心血。Afflictions are the good man's treasure—but he'd rather bury it than bear it.(磨难对好人是个宝，经受不如早埋掉。) 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好，竹生教授之所以能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完成《大词典》，我看他的行动颇符合这条谚语的主旨。坦率地说，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好，我把自己也摆进去了。

作为本文的结束，我再次感谢李赋宁先生数十年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感谢我妻子陈文绮在爱情、生活和工作各方面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关怀，感谢所有的领导、老师、战友、同事、同行、学生，年长的，年轻的……他们的鼓励和批评，赋予我无穷的力量，使我得以撰写这本自选集。[1] 刘相东老师要我写此自序。我已写过一些同类文章，只好以《一个英语教师的独白》（《外国语》2003年第5期，1-10页）为基础，补充以悉尼大学教育学院纪念中澳建交30周年大会上的一个发言的部分内容，以及我在八十年代参加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完成此文。[2] 女生中来自清心女中的祝畹瑾比我还小若干个月。祝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先驱者。[3] 1973年“四人帮”在北京大学搞批林批孔运动，要老师们组成战斗队，互相揭发，特别是两个人在饭桌下说的话。那时，我和1964年毕业的陈中美老师同住集体宿舍。李赋宁先生来敲门，说希望能参加我和陈中美的战斗队，我们立即表示欢迎。我是这么考虑的：这是李先生对我们的信任。从三个人的情况看，陈中美为人老实忠厚，肯定不会成为运动重点；我刚调回北大，别人抓不住我多少把柄，我也不太了解其他老师；李先生历次运动总是挨整，不会主动出击。因此这个战斗队不会出大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战斗队的战斗力的确很差，但也没有被其他战斗队整垮。[4] 所幸黄用仪兄先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和驻丹麦大使馆武官。我则在反右中多了一条错误，煽动军人不安心工作，下放北大荒改造自己。阴差阳错，19年后，我却回北京大学教书了。[5] 最近读已故陆佩弦先生的文章《外语教学往事回忆》一文（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251-272页），解放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早有Honours的学制。[6]引自 "Interpreting the Gang of Nine", Lee C. Owens and Rosita Holenbergh (eds.) Beyond Thirty: Australia-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5-6 December, 2002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7]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沈阳来北大英语系进修两年的老师想在欧洲某大学读学位。她出示在北大听过的课和保存的笔记，那位教授立刻同意了。[8]关于这次讲学的细节请阅拙著《认知隐喻学》的序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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