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致

出版社：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试读：

目录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

目录

文前

总序 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

人格魅力

讲真话的作家——巴金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巴金的心

两个“最后一息”

春蚕

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巴金二三事

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

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后记

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

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

《寒夜》与光明

读几本巴金的著作——《四川日报》记者曾鸣专访

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

我心中的巴金

难舍亲情

永恒的手足情

带来光和热的人

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

唱片《小宝贝》

“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

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

巴老对我健康的关爱

不知如何弥补

心留巴老家

白发

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

简述李国炯

简述李国煜

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

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5年）

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7年）

上海日记（1999年）

与四爸的历次会面

巴金的头像

“巴金赠书”章

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

故土之恋

巴金偏爱川剧

巴金历次回故乡

巴金最后一次回故乡

1987年巴金回乡纪要

故友情深

巴金与《雷雨》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

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劼人的友谊

不忍告诉巴金

他人评说

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

理解那颗心——读李致的亲情散文

巴金叔侄

李致散文中的亲情篇章

永烁星光之地——读《我的四爸巴金》

犹见巴金——李致散文撷英

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

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

一扇理解之门

语浅情深忆巴金——读李致“往事随笔”《四爸巴金》

2003年版后记

2014年版后记

后记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目录

总序 我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

2014年版总序

难忘关怀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不要叫首长，叫同志”——怀念贺龙

总司令慈祥地挥手

岚山周恩来诗碑

杨尚昆同志二三事——纪念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我所知道的张爱萍

探又兰大姐

少年往事

外婆家的花园

哇——我只要小花

过年

书，戏和故事

胖舅舅

捐寒衣

冬娃儿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看戏遇兵

黎明破晓

我的引路人——怀念贾唯英

附 献……

有理、有利、有节——怀念洪德铭

永远的负疚——怀念国际友人云从龙

十二桥前的思念——怀念杨伯恺烈士

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

附 致公素描

八舅

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

再见！三哥

坚持信念

附 破晓社的一些情况

花好月圆人长寿——贺大哥九十华诞暨大哥大嫂结婚六十五周年

第一次出远门

七星岗

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

新元伊始

打秋千

我们戴上了红领巾

我因胡风受审查

胡征的《入党表》

缅怀曾德林

两位组织部长

列宁同志的小屋

不朽的精神

坎坷的一生，坚强的战士——龙实《曲折的道路》序

鸡就是鸡，鸭就是鸭——我“三下农村”的故事

风雨十年

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怀念胡克实

“生前友好”——怀念戴云

蹬三轮

妻子的安慰

我大声高呼口号

谁是“母蚊子”

不能折磨自己

小屋的灯光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寻找精神支柱

小萍的笑容

一九六九年春节

焦某“文革”轶事

许光的遭遇

世上还是好人多

“五七佬”的劳动和生活

干校三事

终于盼到这一天

改革春风

我心中的洪湖水

特殊的纪念日

草堂杂文（十三则）

“我会为你们说话！”——怀念任白戈

迟献的一朵小花——怀念杜心源

培根同志侧记

纯真的友谊——我与钟恕

龙人侠先生记忆

写在读《战争和人》后——记王火

老友高缨

祝福字心

不忘社会责任——记卢子贵

缅怀沈绍初

情系文艺

文艺界的领导和朋友——怀念李亚群

廉洁奉公的黄启

缅怀许川——写在许川逝世二十周年

不出川也能看到高水平的演出

电影《焦裕禄》审片前后

一篇杂文的背景

崇高的“打杂工”——周巍峙侧记

不惑之年的期望——祝四川省文联成立四十周年

坚守文学阵地，工作到最后一息——纪念沙汀、艾芜诞辰一百周年

含着歉意告别——怀念王永梭

愿终身做谐剧的“吹鼓手”——纪念谐剧诞生六十五周年

歌《三套集成》颂“无名英雄”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外行谈音乐，不中就拉倒

以充实的内容吸引观众

三件在全国改革开放有影响的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千万别做文艺官

人间重晚晴——我与“晚霞”报刊的情缘

辞旧迎春的祝福

国家兴，杂文兴

从崔桦的《人在网中》说起

徒具虚名非我所愿——一封辞职信

附 清晰的记忆

实话实说——序《当代四川散文大观》

老骥伏枥 坚持到底

海外交往

中岛君

一次不寻常的早餐

“黑森林”见闻

航班·商店·签证

第一次住在陌生的美国人家里

难忘的小事

珊珊的学校

费克斯先生

一位美国演员的心里话

金杏时光

坚决制止校园“大欺小”

关于教师节送礼有感

一寸光阴一寸金——谈准时

学唱歌

大雪纷飞——生日杂忆

找回名字

上当受骗以后

喜见麻雀

权当“追思会”

新书柜引起的遐想

电脑开阔了我的眼界

大放光明

在搏斗中奉献——读张珍健同志的《砚边随笔》

割不断的文化情结——迎香港回归

一生追寻鲁迅

我的文学创作经历

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

多多的日记——写给妈妈、涂阿姨、老爷爷、老奶奶、梅梅

山盟海誓，始终如一——我与秀涓的夫妻情

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

姨妈

我和女儿的小故事

难忘的良师益友——怀念汪道涵同志

颂百岁马老（三则）

团徽在我胸前闪光

邻居三题

找到杨洁——缅怀杨洁并杨伯恺

回重庆，圆了我的高铁梦

他人评说

笔尖纸头方寸地 赤子痴心真性情——论李致的“住事随笔”

真诚·质朴·幽默——《往事》随感

白发的芬芳

李致散文艺术的特色和老年文学的走向

散文名家李致

情深文自茂——读李致散文《往事》

由《往事》想到的往事

文如其人——《往事》及其作者李致

历历在目的《往事》

真实的故事真诚的情感——读李致的《往事》

写好一个“真”字——读李致的散文集《回顾》

《回顾》读后的回顾

读《回顾》颂巴金

往事回顾一片情

文学：把感情化为文字——李致先生文学创作一席谈

时代缩影 真情倾吐——喜读李致散文集

别集别裁别有天——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补识

浩劫一“斑”——读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

今天，我们写什么——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读后

内庄外谐 意深韵长——李致散文的幽默与启示

有一种记忆叫刻骨铭心——读李致《牛棚散记》

真情无价——读李致老先生《终于盼到这一天》有感

读《终于盼到这一天》有感

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关注明天》杂志专访

朴实的文学·真实的情感——读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有感

悲情很可贵——读《铭记在心的人》有感字心

守望历史 守望心灵——读《铭记在心的人》

把别人铭记在心的人是深情的人——读李致散文集《铭记在心的人》

平平淡淡最是真——读李致《铭记在心的人》有感

他拥有这样一片心灵空间——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

李致和他的散文——读《往事》《回顾》《昔日》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评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

遥远的记忆 永恒的信念——读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的“少儿篇”

永不凋谢的白花——读李致新作《像一朵白色花》

一位老共青团员的精神自传——祝贺李致三卷本“我的人生”出版

随笔并不随意——读“我的人生”有感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心灵启示——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的一种解读

敦厚是散文的重要品质

风雨忆故人 丹心著信史——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读后

重见贵族精神——读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有感

致公印象

李致：差点被时间湮没的作家

力行真实 永葆童心——李致采访录

最难风雨故人来——童心之李致

八旬李致“我的人生”风雨人生的心灵自传

人最要紧的是讲真话，做好人——《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记者专访

有担待的领导，讲真话的老师

2014年版《铭记在心》后记

2014年版《昔日足迹》后记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

目录

1998年版前言

2013年版前言

突破“三化”

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需要

我们的一些体会

积累文化 展望未来

认真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在参加全国书展总结会上的讲话

附 川版图书出川记

难忘的经历

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

“撞车”

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

铭记在心

胡耀邦对四川出版的关怀

杨尚昆支持我们做出版家

杨尚昆同志签名的书

张爱萍的诗集在四川首出

附 张爱萍诗集《纪事篇》出版前言

关心人的组织部长——怀念安法孝

汪道涵关心四川出版

缅怀江明

缅怀袁明阮

缅怀崔之富

缅怀范用

向文学大师组稿——怀念茅盾

巴金的心

从一张“字据”说起

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

“我们的关系不同！”——怀念沙汀

热爱劳动人民的作家——怀念艾芜

冯至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怀念李健吾

两件珍品——怀念叶圣陶

我们的“三姐”——怀念严庆澍

绍棠，我非常想念您

少儿出版

出版工作者的祝贺

努力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

我们正在起步

教育好下一代是全社会的责任

从小磨炼意志

《书，戏和故事》序

书籍装帧

搞好装帧，要从领导抓起

在四川省书籍装帧艺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坚持就是胜利

保持特色，不趋“时尚”

戴卫的设计博得赞扬

致戴卫和晓芸

附 封面设计的对比手法

谈《王昭君》的封面构思

对书籍封面设计的几点要求

编务纪事

祝贺、感谢与要求

附 关于出版我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初步设想（征求意见稿）

年画创作的一次丰收

在《汉语大字典》成都首发会上的讲话

贺《交流》一百期

农村情况与农村读物

我省

1988年

弘扬红岩革命精神

知己知彼

1985年率四川省出版代表团访日日记

知己知彼——从一部日本辞书谈起

他人评说

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访原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李致

李致：毕竟是书生——《中华儿女》杂志访谈

一个人的记忆

书生李致

出版家李致印象

李致与《红领巾》

书缘·人缘——我说李致

为传承文化出好书——写在《

曹禺致李致

李致先生的出版人生涯

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解读李致新作《李致与出版》

从《巴金近作》到《讲真话的书》

出书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出好书——一个非出版人读《我与出版》

附录

1976—1980年国际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订购川版书书目

1981年

2013年版后记

后记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

目录

2002年版前言

2012年版代序

话说振兴

开创川剧事业的新局面

振兴川剧工作的六点意见

在演出和交流中学习提高

向新都县川剧团学习——欢迎《芙蓉花仙》赴京拍片归来

支持大胆探索

知难而进

勿失良机

高高兴兴地回去

贵在坚持——答《四川戏剧》记者杜建华问

振兴川剧五年谈——答唐思敏问

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

提高质量 参与竞争——答《四川戏剧》记者杜建华问

川剧要着重解决“曲低和寡”——上海《文汇报》特约记者张利泉访谈

谈川剧音乐改革

路在脚下

希望与困难同在——答《川剧与观众》报记者冷力问

致成都市川剧院三团的信

给省领导的一封信

我喜欢川剧丑角

关于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的建议信

门外戏谈

川剧功臣魏明伦

振兴川剧务求实效

缅怀的目的是继承

珍惜自己的优秀文化

我是来打气的

借东风

加强“抢救”的力度

“猛药”颂

我爱徐棻的剧作

贺《红梅记》首演

喜见川剧成果

门外戏谈（十一则）

附 传承川剧的经验之谈——读李致先生的《门外戏谈》三题

若要人迷戏，除非戏迷人

振兴川剧，关键是领导重视

铭记关怀

难忘小平对川剧的关怀

附 空谷足音——欢迎四川省振兴川剧汇报演出团

附 三观川剧话振兴

杨尚昆看《滚灯》

张爱萍对川剧艺术的深厚感情

周扬谈川剧的一句话

巴金偏爱川剧

附 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

谭启龙与振兴川剧

周巍峙、李致谈话录

怀念郝超

论著序文

一项填补空白之作——序邓运佳《川剧艺术概论》

改革没有现成的路——序徐棻《探索集》

《芙蓉花仙》的启示——序《好一朵芙蓉花》

光彩照人的艺术之笔——序《张鸿奎戏剧人物画册》

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序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

川剧评论家大有可为——序唐思敏《川剧艺术管窥》

理论研究需要持之以恒——序《川剧文化丛书》

序陈国福《一世戏缘》

《名家论川剧》前言

《老一辈革命家与川剧》前言

序《中国川剧》

《川剧传统剧目集成》前言

序《说戏画戏》

《白塔秋枫——蓝光临艺术生涯》序

情深谊长

真想和他再“长话短叙”——怀念周企何

名丑的“遗嘱”——怀念周裕祥

小大姐，谁舍得你走——怀念书舫

再说几句心里话——怀念竞华

“有朝时运来，草履变钉鞋”——写在曾荣华一百周年诞辰

一生献给川剧艺术——贺许倩云舞台艺术六十五周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贺优秀青年川剧演员刘萍举办专场演出

领腔陈世芬

支持有成就的川剧人写书——贺《清言戏语》首发

咬定青山不放松——贺刘芸川剧艺术成就展

出访随笔

1985年四川省川剧院访欧演出日记

附 文明之邦的友好使者——记四川省川剧院赴欧洲演出

附 欧洲及国内报刊评川剧出访

西柏林医生的救死扶伤

轰动日本的“川剧热”

在日本各界欢迎宴会上的致词

在日本山梨县宴会上的致词

在日本东京国立剧场的一次交谈

缅怀山胁龟夫

“变脸”揭秘

1987年川剧《白蛇传》访日演出日记

1990年川剧《芙蓉花仙》访日演出日记

附 川剧访日演出日记读后感言

他人评说

愿为川剧奋斗到最后一息——记李致为振兴川剧所做的工作

川剧艺苑好园丁——李致同志抓川剧振兴掠影

振兴川剧走“头旗”

几度风雨结戏缘

李致与川剧

李致二三事

我心中的李致——答黄光新问

李致——我的好师长、好朋友

又一个李部长

珍贵的馈赠

李致甘当川剧“吼班儿”

2002年版《我与川剧》编后赘语

2012年版《李致与川剧》选编后记

后记

李致文存·我的书信

目录

巴金与李致的通信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7年

沙汀致李致

1978年

张爱萍、李又兰与李致的通信

张爱萍、李又兰

与其他友人的通信（以姓氏笔画排序）

马小弥

马识途

马献廷

王一桃

王火

王西彥

王照华

车辐

戈宝权

巴波

石天河

龙实

冯骥才

匡越

伍松乔

任白戈

华君武

刘云泉

刘杲

刘绍棠、曾彩美

江永长

江明

汝龙

安庆国

严文井

严永洁

严庆澍

杜谷

李友欣

李济生

李健吾

杨苡

杨海波

余思牧

邹狄帆

汪文风

汪道涵

沈重

宋木文

张乐平

张秀熟

张学凤

张黎群

陈丹晨

陈白尘

陈伯吹

陈昊苏

陈昌竹

武志刚、时川

范用

孔罗荪

罗洛

周克芹

周良沛

郑勇

珊珊

赵兰英

赵洵

赵清阁

胡真

胡絜青

茹志鹃

柯岩

钟恕

饶用虞

贺敬之

秦牧

夏衍

徐惟诚

徐葵

高勇

高晓声

高缨

唐弢

黄启璪、李越

黄宗江

黄源

黄裳

萧乾

曾彦修

戴文葆

魏明伦

濮存昕、苏民

·后记·

望巴金巴老对我健康的关爱不知如何弥补心留巴老家白发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简述李国炯简述李国煜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嘱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5年）第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1997年）上海日记（1999年）与四爸的历次会面巴金的头像“巴金赠书”章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故土之恋巴金偏爱川剧巴金历次回故乡巴金最后一次回故乡1987年巴金回乡纪要故友情深巴金与《雷雨》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劼人的友谊不忍告诉巴金他人评说在亲情与理解中写巴金——读李致记叙巴金的散文理解那颗心——读李致的亲情散文巴金叔侄李致散文中的亲情篇章永烁星光之地——读《我的四爸巴金》犹见巴金——李致散文撷英一个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四爸给我写了三百多封信——巴金侄儿李致的怀念一扇理解之门语浅情深忆巴金——读李致“往事随笔”《四爸巴金》2003年版后记2014年版后记后记文前1955年，成人后的李致第一次于重庆与巴金见面总序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廖全京凝视着这五卷（六册）沉甸甸的文字，仿佛望见无数春花秋月在叠彩流光。面前这套《李致文存》，朴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作者过往几十年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人和事。这是他灵魂的笔记。这里面包含着他过去岁月的所有时光。他用所有时光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做人？中国古代的贤人或智者，无一不把如何做人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甚至是唯一要义，由此而形成人文传统。钱穆关于读《论语》是学习“做人”的看法，则代表了近代以来的人文学者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这传统已经随同中国历代的主流思想意识即孔孟儒学浸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成为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以及精神领域的导向和规范。即使是经历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几十年新思潮的反复冲击，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淀仍旧保留着它的神髓，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来。自然，在漫长的传统浸润与新潮冲击的矛盾过程中，人们对于如何做人的理解和履践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正所谓“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尤其是在主张冲破世俗的道德规范、抵御旧的社会道德戒律对个体的人的压制的一批政治家思想家陆续登上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舞台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在追求建构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和社会理想的强劲之风的推动下，对传统思想意识进行解构的呼声日益高涨，张扬现代革命伦理主义的具体行动日趋激烈。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对如何做人的各种回答呈现出来的新旧矛盾的冲撞和撕裂状况，一直是时代和民族的重要精神现象。李致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精神背景下，踏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始了对如何做人的思考和探索。回头看去，这条路上重峦叠嶂，遍布荆棘。时或星汉灿烂、朝霞开曙；时或乱云飞渡、阴霾蔽日。但所有的历史波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李致自始至终对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一路之上的生命意志，坚定和饱满了他对于如何做人的信念和情绪。这些都可以从这几卷文字里窥见其大略。所以称大略者，是因为他一生的所有行为、行动，远远多于、大于他留在纸面上的这些文字。尽管如此，对于走近并理解李致来说，这些文字仍然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重要性，首先的和根本的就在于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文字告诉我们，李致对于如何做人的认知与实践其精神趋向既是为传统道德观念所规范的，又是受现代革命伦理主义影响的，还是带有某些启蒙色彩与理想主义成分的。归根结底，李致的做人准则和为人行止，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来说，都符合一个由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的标准。李致做人是从“爱人”出发，由“亲亲”做起的。十六岁那年，他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进步学生运动，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下，学习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中国人。在传统的氛围中高扬起反传统的旗帜，这是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精神特质。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恐怕是在看似相互背反的传统与反传统之间，却有着对于人的相当接近的理解和尊重，虽然各自的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和程度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人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我们看到，二者在李致的一些言行中，奇妙而自然地结合乃至融合到了一起。当我们深入李致的心灵世界时，进一步发觉他的“爱人”是从对亲人的爱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这又与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精神暗合，而这种暗合，又被李致用行动赋予了新的含义。上述种种，都可以在这几卷文字中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一直觉得，在李致的以《大妈，我的母亲》《终于理解父亲》《小屋的灯光》《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亲情散文中，能明晰地见到他的思想情感之流的源头及质地。更重要的是他对父亲、母亲、妻子、四爸巴金的思念和追怀已经不可以用简单的传统观念如孝道之类去把握，那是一种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对传统道德中的愚、盲成分的批判和超越。我曾经这样写道：“李致一直自觉地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净、光明、温暖。”（《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这种理解，源于在长期艰难曲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现代文明思想和新的道德观念的吸纳和认知。从对“爱人”的现代理解出发，李致在如何做人的漫漫长途上执着前行。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李致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自己服膺的信仰、信念、事业。在那一辈先知先觉者心目中，一切为了他人，乃全部信仰、信念、事业的核心，他们甚至一度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燃烧着激情同时有些浪漫色彩的口号写满了江河大地。无论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身上从内到外的那一个闪光的“诚”字已经为后人立下了精神的丰碑。李致作为那一辈先知先觉者们的追随者，他的言行，一直是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不同的是，他不是为立己而立人或达人，而是为了他心中神圣的信仰、事业而立人或达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立人或达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李致先后在共青团部门、党政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文化艺术部门留下了精神足迹。他在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中，都特别注意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支持人、爱护人放在重要以至首要的位置。无论对上级领导、下级同事，还是对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他都一视同仁，认真倾听他们的倾诉，尽力排解他们的烦难，畅快分享他们的喜悦，往往成为他们的朋友。在他看来，立人、达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亲亲”的过程。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勉力地向古往今来那些“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君子学习，待人接物一秉至诚：诚其心，诚其意，诚其言，诚其行，关键是一个“诚”——真实无妄。古人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礼记·中庸》）诚哉斯言！在四川文化界，李致有许多彼此知根知底相互推心置腹的朋友，比如马识途、王火、杨字心、高缨、沈重，比如魏明伦、徐棻，又比如周企何、陈书舫、竞华、许倩云，等等。他们之间的友情，正是仁之道的生动体现。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从自贡本土脱颖而出，以“一年一戏”“一戏一招”轰动海内外，他的成长，得到过自贡、成都、北京的领导和朋友伯乐们的发现和扶持。魏明伦常常提起的浇灌他的五位园丁中，就有他尊称为“恩兄”的李致。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致，继承巴金遗风，爱才惜才，肝胆相照。在魏明伦遭受极左棍棒打压之时，是李致力排“左”议，抵制“左”风，支持和保护了魏明伦。我觉得，李致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诚，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之外，还含有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这成分，表现为一种现代意味的爱。对此，我曾经写道：“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耐心修炼的过程。李致用笔墨记录下的所有感情，都是在学习和修炼过程中的感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里借佐西马长老的嘴说过：‘用爱去获得世界。’李致也许并不接受作为基督徒的这位俄国作家思想中的宗教情绪和神秘主义成分，但是，我相信，他对这位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死牢囚徒关于人类爱的认识是完全同意的。”（《对李致散文的一种解读》）说到李致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说到他的精神导师巴金。巴金的思想和作品，巴金的为人和一生，为李致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榜样。在李致的生活中，四爸巴金是鲜活的灵魂的精神支撑和性格、情感的源头。巴金远走了，李致的许多亲人都远走了，但巴金及巴金的亲人们给李致留下了一笔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巴金留给李致的四句话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盏温暖心灵的灯火，至今仍是李致做人的标准。他在顺境中牢记这四句话，他在逆境中不忘这四句话。通过这四句话，他不仅为自己更为广大读者树起了一个清洁的精神的思想标杆。其实，归结起来，巴金留给李致的也是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就是两句话：一句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还有一句是“人总得说真话”。关于巴金对李致的影响和李致对巴金的深情，那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有极其感人的揭示。这里我只想说，巴金与李致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就是，巴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李致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溯起来，李致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还应当有鲁迅。他是读着鲁迅的作品在暗夜中走向破晓的，是鲁迅教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去回答如何做人的问题。而巴金对鲁迅的崇敬和追随，无疑更加重了鲁迅在李致心目中的分量。曾经为巴金辩护从而保护了巴金的鲁迅说过：“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在巴金那一代青年作家心目中，鲁迅是给他们温暖的太阳，也是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在所有进步作家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执着思想的火把，引导着无数的青年向远远的一线光亮前进。这些青年中，应当也有李致，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一株幼嫩的秧苗。在“文革”被关“牛棚”的后期，李致靠“天天读”鲁迅的书获得精神支柱，度过他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引领，还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思想勉励，在李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默默化作了认真而坚实的实践。这些实践在他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显得尤其突出。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李致与出版结缘。他担任四川省出版工作的领导职务之初，中国正闹“书荒”，读者求书若渴，彻夜排队买书，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买不到需要的书籍。面对此情此景，李致难过、内疚，心急如焚。全身心投入出版工作的李致团结带领四川出版界同仁，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形势推动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从突破束缚地方出版社手脚的“三化”（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框框入手，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勇于实践，埋头实干，使四川出版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以品种多、成系列、有重点的鲜明特色，在国内以至海外出版界产生很大影响，广大读者由此对四川出版赞誉有加，四川出版事业由此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时间，许多作家、诗人、翻译家大受鼓舞，一部部佳作纷纷投向四川的出版社，人们戏称“孔雀西南飞”。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对李致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将这些话理解为是对当时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整体评价，他向出版社全体职工传达说：“冯至同志说四川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李致，这位四川出版事业的有功之臣，就是这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注重经济效益，以改革的思路、开放的心态，将鲁迅、巴金关于如何做人的观念，落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重大社会实践中。李致的实践，往往渗透着感情。实践的过程，就是积累感情的过程，深化感情的过程。而这感情，则是他与事业的感情，与人的感情。从担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到顾问，李致与川剧界结缘几十年，将自己的身心融入了川剧事业。当年他抓川剧抓得十分具体，从讨论规划、研究创作、筹措经费、安排会演到带队出国访问、亲临排练现场、关心演员生活、解决剧团困难，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他“踩深水”、边做边学；将演职人员视为知己，情同手足。川剧界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则甘心自始至终当川剧的“吼班儿”。由于他不仅懂川剧，而且懂演员，川剧界无不为他那颗热爱川剧、热爱川剧人的心所感动。“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川剧表演艺术家左清飞的这句话道出了川剧人的心声。天地之间，做人不易，做知识分子更不易，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易。偶读陈寅恪先生著作，见他曾谈到古代文人的自律问题，那是他在研究唐史时因诗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遭遇而引发的感叹：“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沉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论稿》中篇）字里行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士）的“自处”及“内行之修谨”。用今天的话说，知识分子首先要注重自我修养、自我提升、自我完善。只有自己有了良好的修养、坚定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不仅做到立人、达人，利国利民，而且做到宠辱不惊，进退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如何做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和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李致文存》透露出来的当代文人李致的所思所言所行，似可视为如何做人的一个鲜活个案；也可以说《李致文存》记载了作者对于如何做人问题的基本答案。读读《李致文存》，会给我们在如何做人、如何自处自律等方面带来一些启示，这也许是《李致文存》出版的重要意义吧！2018年6月10日人格魅力讲真话的作家——巴金巴金摄于20世纪80年代“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达我的感情。”

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巴金有代表性的作品

巴金于1904年出身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1927-1928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五周年。六十多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约一千二百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早在1942年，巴金就勉励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巴金获得的但丁文学奖奖章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1987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巴金长期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故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1936年就对巴金做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1981年12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法国总统密特朗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5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巴金已达八十八岁高龄。因为病，写字吃力，但是巴金并不甘心沉默。他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巴金不止一次表示“要用行动补写”他“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1993年5月4日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

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1923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我是集邮爱好者。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1942年，四爸第二次回家。那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情景。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藏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我原名为李国辉）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而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1941年，巴金（右三）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到成都探亲，与他的九妹（后排左三）和大哥的子女合影。右一着童子军服的是李致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或同学题词。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出来的”。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给我的题词裱成一张小单条。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偶尔和我玩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什么时候才能玩呢？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我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做好人。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吁“救救孩子”。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做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做斗争。“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但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1973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四爸。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尊敬，希望以此安慰他老人家。晚上，我住在他家里。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先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我想起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夜以继日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1981年5月22日巴金的心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他一贯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86年，巴金与李致深夜畅谈

巴老多次说明自己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他说：“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同敌人战斗。”巴老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呢？他说：“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老的很多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由于巴老把“文学作武器跟旧社会作斗争”，他最初竟“不好意思拿稿费”。他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一个朋友。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以后书写多了，巴老的想法才发生变化，因为作品毕竟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领取稿费也就“不在乎”了。巴老把读者称为“衣食父母”。这不仅因为读者买他的书、养活他，还因为读者给他提供精神养料和力量。

长期以来，巴老领取稿费，并不只是用于他个人和他的小家庭。巴老的生活简朴，自奉甚薄。他经常用稿费帮助读者和有困难的人。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巴老为营救他的一个读者，带着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和他的朋友鲁彦、靳以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巴老冒充这个姑娘的“舅父”，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为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租和饭钱，并送了她一张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1981年巴老在《我和读者》一文中曾谈到这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老是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巴老是闻名中外的文学大师，在实行低稿费的情况下，在限额内付给他较高的稿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巴老对自己的要求很严。60年代初期，巴老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四川文学》付给巴老四十元稿费，巴老收了二十元，退还了二十元给《四川文学》，并附信说他那篇文章“值不到四十元”。这件事是1973年在四川省革委会礼堂听报告时，作家李友欣告诉我的。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黑暗统治下，友欣主动给我讲这件事，对巴老表示尊敬。我也佩服友欣讲真话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社采取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讲信用和注重书籍质量，赢得了一大批老作家和著名的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在五六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巴老的《巴金近作》《巴金近作》（第二集）、《回忆与探索》《心里话》《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90年代，四川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讲真话的书》（近作合集，包括巴老从1977年到1993年的全部著作）。

一开始出巴老的书，巴老就表示不要稿酬。出版社尊重巴老的意见，把稿酬放在一边，打算用来扶持青年作者或奖励有成就的编辑。但有一次，财务科不清楚我们的意图，把一本书的稿酬寄给了巴老。1980年12月9日，巴老给我的信说：“今天收到《中篇选》的稿酬。我说过不要稿酬，本想退回，觉得这样也不好。以后坚决不要。屠氏小说（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不要送稿酬了。还是照从前办法，送我一点书就行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随想录》，首先声明不要稿费。他们说第二集要付稿费，我坚决不要。倘使方便，替我买五部《中篇选》，我当汇还书款。”12月19日来信，又强调“以后出书，不用寄稿费给我，我不要”。我去信和巴老讨论如何处理他的稿费，并转达出版社一些同志设立巴金奖金的建议。我知他不会同意，所以提议用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作者。1981年2月23日，巴老来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这样，出版社总编辑室便存放着巴老拒收的一笔稿费。

在这期间，《四川文学》刊登过巴老一篇散文《大镜子》，《龙门阵》发表了巴老的散文《怀念丰先生》，巴老都来信表示“请他们不要付稿费”。

对萧珊的稿费，巴老也持同样的态度。四川出版了萧珊翻译的《黑桃皇后及其他》，巴老在1981年10月21日给我的信中说：“全书稿费和中短篇集（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一样由你们处理，但要求送我样书若干册。”

出版社财务科一位同志按照对一般作者的惯例，把《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的稿费寄给巴老了。害得巴老在1982年3月15日又来信重申：“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版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机会，稿酬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我只得把巴老的意见再一次“禀报”财务科。《巴金选集》（十卷本）

信上提到的十卷本《选集》，即《巴金选集》（十卷本）。这是四川出版巴老的重头书，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装帧设计好、印刷质量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出书速度之快（不到一年）受到《人民日报》上署名文章的赞扬。巴老也满意，曾把它的精装本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总统密特朗。这部《选集》，巴老亲自编选、修改校正，编完一本寄一本给出版社，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我现在想起心里还感到不安。在1981年编辑的过程中，巴老在10月21日的信上就明确表示：“《选集》稿费全部捐文学馆。”1982年底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巴老一直关注这笔稿费是否寄给了文学馆。1983年9月9日和11月22日，巴老两次来信询问：“十卷本《选集》的稿费给现代文学馆汇去没有？”我多次催问，有一次回答是地址不准确，寄去又退回来了。1983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日，巴老再来信询问。1984年5月1日他来信说：“《选集》稿费我叫国煣去信作协请他们查，同时也请你们出版社查，总得把这笔钱查出来。文学馆至今没有收到，钱还没有着落，如不追查，可能就此消失。”5月31日，巴老来信说：“《选集》稿费，文学馆来信已经查到了，请转告出版社。”为了这笔捐赠给文学馆的《巴金选集》（十卷本）的稿费，巴老一共给我写了八封信。读者踊跃购买《巴金选集》

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书简》。我没有参与这个工作，不知道全过程。1987年6月26日巴老给我的信中说：“《书信集》（指《巴金书简》初编）稿费仍捐赠文学馆。但×××说的计酬办法我看不妥。收信人没有理由接受稿酬，倘使他为原信加一些注解，他可以拿注解的稿酬；要是做了些编辑工作，他可以拿编辑费。你想想看，倘使我把朋友们给我的信编成书册出版，自己拿一半稿费，我一定睡不着觉，因为我感到受之有愧。”四川出版工作者协会收到巴金捐赠的稿费后，给巴金回函的复印件

按照巴老的意见。他的大部分稿费出版社直接寄给了文学馆。由出版社保留的巴老的稿费，在1986年8月捐赠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协会在8月2日给巴老的信上说：“当我们正在筹集四川出版奖励基金的时候，先后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转来您在两社的稿费共计壹万零肆百肆拾壹元叁角伍分正，捐赠我会，作为四川出版奖励基金。您的无私赠送，是对我省出版工作者的支持和鼓舞。我们代表全省出版工作者向您表示感谢。”90年代初期出版的《讲真话的书》的稿费四千元，巴老又捐赠作为振兴川剧奖励基金。当这个消息在川报披露时，川剧界许多人士为之鼓舞。

巴老为四川出版做了这么多贡献，但他没有向出版社索取过什么。1982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去上海，为他整理照片。当时向他要照片的人很多，许多照片又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我提出带一部分照片回四川请出版社翻拍，以后有需要就加印。巴老同意我的建议，但他坚持要付款。我知道巴老的为人，恭敬不如从命，在寄照片和底片时，告诉他所需费用。1982年7月5日，巴老亲自填写了汇款单，寄回“肆拾壹圆壹角正”。在汇款简短附言上还写明“汇还翻印照片垫款”。这张“汇款通知”我把它复印了两份留作纪念，到现在已经十二年多了。巴金“汇还翻印照片垫款”汇款单的复印件

上面涉及的，主要是与四川出版有关的情况。据我所知，1982年巴老捐赠人民币十五万元给文学馆，以后又陆续捐赠五万多元人民币给文学馆，这都是巴老的稿费。1990年巴老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巴老把这笔奖金一分为二，三百万日元捐赠给文学馆，二百万日元捐赠给上海市文学基金会。还有些捐款数目我不清楚。

目前我们国家仍实行低稿酬制，作家的生活水平尚待提高。我绝不是希望作家放弃稿费，或都去搞捐赠，我只是想从这个侧面反映巴老的高尚人品。记得我还是青年的时候，读过王尔德的一篇叫《快乐王子》的童话。快乐王子的像高耸在城市上空，他身上贴满纯金叶子，一对眼睛是蓝宝石做成的，剑柄上嵌着一颗大红宝石。他站得很高，看得见“小孩生病躺在床上”；看得见一个年轻人饿得“头昏眼花”，冷得“不能再写一个字”；看得见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