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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德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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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年谱试读：

文前彩插

编写说明

这部《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

之所以要增补和改写，是因为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非常简单，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能够编写进去。这20年来，国内外又出版了一些关于王明的书籍，发表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文章，我也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在这之前我们搜集的很多材料，是不少学者没有看到过的，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书刊，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送给我的由其母亲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送给我的俄文版《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等，大部分学者没有看到，有的可能永远看不到。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向广大学者提供出来，关于王明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地开展。正是为了给广大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不顾年老多病，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本详细的《王明年谱》。

与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相比，这本年谱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尽量详尽地采用已掌握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于王明的各种档案材料，以及由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所收录的材料更为详尽和全面。

第二，尽量广泛地采用已出版、发表的关于王明的各种论著中提供的材料，以及对王明做出的有关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虽然不是王明本人的言行，而是学者自己对有关王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但对进一步研究王明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些分析和评论，都只是一家之言。

第三，因为历时久远，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出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判定，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辨明是非。

第四，王明发表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和他注明同一时间写的诗歌，以及王明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其中内容或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说法甚至完全相反。他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是尊崇毛泽东的，而他的很多诗歌和晚年写的那本书则是谩骂、诬蔑毛泽东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明的很多诗歌是晚年写的，并不是当时写的。但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王明的思想，《年谱》中仍按照王明自己注明的时间，如实地将这些内容都收录进去，是真是假由读者自己判断。

第五，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编者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的时候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有些不便于注明出处，也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第六，为了使王明一生的脉络更加清楚，我们改变了完全按年编写年谱的方式，将王明的一生分成了几个时期。这样，有的年份就被分到了不同的时期。

第七，为了使读者对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本年谱简要地增写了一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便让读者能够将王明的言行和客观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有所参照。

第八，（）内容为原注（本编者注一般置页下），□为缺字或不清文字，校订错字，置于［］内；疑误用［？］表示；增补脱字，置于〈〉内；疑有脱字，用〈？〉表示；衍文加〔〕。

第九，人名、地名以及机构译名仍旧，不作注，以免讹误。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原来出版的那本年谱是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的。这次增补、改写的工作虽然主要是我做的，但周国全同志仔细、认真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又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部书稿包含了他的大量心血。但是，周国全先生说由于他这次没有做多少工作，不同意署他的名字。这样，就只好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殷永波副教授帮助翻译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王明全集》1～3卷的目录、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附录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以及日本田中仁编著《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特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郭德宏2011年7月3日一童年、青年时期1904年5月1岁[1]

5月23日（夏历4月9日） 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镇（今金寨县）。

王明乳名禹子，学名陈绍，后改名陈绍禹，字露清。他一生用过很多名字，除本名陈绍禹外，还用过哥鲁别夫（或译为克劳白夫，1925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使用）、韶玉（从1928年夏开始使用）、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英石、膺时、情淑、华英、露青、鲁卿（1929～1931年在《红旗》、《劳动》、《布尔塞维克》发表文章时用）、王明（1931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始用）、波波维奇、马马维奇（晚年在苏联时使用）。为叙述方便，本书开篇即使用王明这个名字。

王明家庭及亲属情况如下。（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传》说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时因家乡闹水灾，其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据陈世总谱记载，陈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后来子孙迁到徽州，至宋代陈子举时，“游至泾川，见云岭山水秀丽，土地丰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2]公为第一世，传到陈绍禹这一代，已经是第30代了。（二）家庭状况：《传记与回忆》说：

绍禹同志1904年旧历四月初九日（公历5月23日）生于安徽省六[3]安县金寨镇一个贫苦的教师和店员家里。当时，金寨是六安县的一个小镇。据云，宋朝时，一位女将带兵抵抗外族入侵，路过此处时，遗下一个金钗，因而此镇原名金钗镇，后来人们把金钗说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虽不大，人口不过数千，但位于险要的大别山脉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与安徽省的六安三县交界之处。这三县的界碑竖立在绍禹家门口的墙上，故称之为“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纸、铁、炭、茶叶六项，其次有中药茯苓，有颜料橡碗，还有猪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业原料出口。进口的主要为盐米两项。全镇几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松树、杉树和竹叶装饰着。

……

金寨的生产虽很富，但金寨的绝大多数人民都很穷。绍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父亲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都还年幼，祖父和父亲两人的收入不能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岁的三姑芹香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生活还是非常困难。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绍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个子不高。他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贫[4]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镇开小行店为生。”（三）曾祖父陈应义，有二子，小儿子陈亨钟，就是王明的祖父。[5]（四）祖父陈亨钟，号毓亭。《传记与回忆》说：王明出生时，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乡村教师，还兼做扎灯笼的手工工人”。[6]（五）父亲陈嘉渭，字秉森，号聘之，夏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读过3年私塾。17岁到胡家店铁厂当学徒工。早年在金家寨卖酱醋，稍有积蓄后，与其他两家合伙开了个小店，经营竹木买卖，无田产。《传记与回忆》说：

在绍禹五岁时，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困难，父亲向他帮工的老板借了一点钱，自己开了个小店。父亲从8岁到12岁在家放猪，12岁到15岁在糕米店做学徒，15岁到32岁做店员。现在他自己想试试看做小生意，以便维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绅士汪朗斋的房子，开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陈天庆麒”）来（想学祖父的样子）。这种竹木行是大家公认的无本经营，靠天吃饭的事……没有人买货时，就没有生意了。因此，生活还是很困难……可是房东汪绅士嫌绍禹家来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绍禹全家都赶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陈姓家的房子，绍禹从7岁到21岁完全离开家前，都住在这所房子里。

由于竹木行时常赔本，所以时常靠借债典当维持生活，而放高利贷者经常欺负穷人。尤其困难的是每逢新年时，债主索债逼人。无钱还债的父亲只好躲起来，孩子们出来向要债的人说好话。有时债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钱就动手打人，所以和姐妹们也就和他打起来。也有时孩子们一齐叫喊着把门关上，把要债的人轰走。

绍禹的父亲曾做过第六合作社的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从1932年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后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曾五次被敌人捕去坐牢，受过严刑拷打，敌人常以活埋杀头等威胁，父亲坚决拒供。由于广大群众营救，得免于死。1947年国共再次分裂，桂系军阀王伯雄驻金寨时，又把绍禹的父亲和大妹（觉民）等捕去，先关在金寨，后关在霍山县监狱里。王伯雄时常大声威胁，叫道：“把那个陈绍禹（王明）的父亲和妹妹拉出来杀掉！”直到全国解放后，父亲和妹妹才被释放出来。刘伟同志是金寨解放后第一个共产党员县长。1949年北京解放后，他给绍禹来信说：“陈老伯情况很困难，实际上靠讨饭生活。现在我们接他住在县政府，他熟悉本地情况，可以帮助工作。”

1950年父亲来到北京，高兴地说：“禹儿，咱们天天盼望共产党胜利，这会可盼到了！”可惜父亲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里。

王明的弟弟甘宁回忆说：家里是穷人，父亲做买卖，先卖酱醋，后与其他两家联合开了“陈农昌”号行店，经营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垧，全靠小买卖为生，苏区时划为“城市贫民”成分。父亲1931年到霍邱县开顺街转运公司（离金寨30多里），实际是开行店。两年后被保卫局捉回金家寨，关了三个月。释放后，行里生意清淡了，就做酱醋卖。同时，组织上让他组织赤色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区主席。这都是群众组织，任务是援助红军。群众把鞋子送到他那里，他再送给红军。国民党进占后（1934年），就转入秘密。曾组织群众节盐，并从白区买一部分，送给红军吃和洗伤口。1937年到武汉。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他与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经理。盛世才反动后被捕三个月，放回后林伯渠劝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结果16天后被捕，关了两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出狱。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7]年80岁，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甘宁之女甘红红文章说：祖父曾多次被捕。1926年因任豫皖青年学会后勤部长被民团逮捕，入狱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27年因与武汉叶挺领导的北伐军“铁军”通信受牵连，被捕入狱五个月。1929年因与红军联系，被民团逮捕三个月，后保释出狱。1930年参加金寨暴动，1930年后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并兼“赤色互济会”主席。1931年任皖西北边区苏维埃运输公司经理（在霍邱县开顺街）。1933年苏区沦陷，全家被捕，不久被保释出狱。1935年和甘宁组织运盐，接济被封锁之红军。1937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新疆，任迪化合作社经理。1945年抗日胜利后回到金寨，16天后被捕，入狱两年。从1947年开始在家乡[8]做教育工作两年。1950年协助人民解放军剿民团、土匪1300余人。

有的文章还说：陈嘉渭“在大革命时期就宣传革命道理，支持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主席革命职务。他曾因支持革命，参加革命斗争，而多次被国民党逮捕。他一生十分坎坷，但始终坚信革命事业必胜。他是有功于革命事[9]业的”。[10]（六）母亲喻幼华，号淑莲，金家寨东边五六里远的张家畈村人，家庭妇女。曾在金家寨开办女子小学，并任校长，人称“文盲校[11]长”。1930年病逝。1958年王明在《病重梦中忆母》中的《大娘校长》诗中说：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12]

手持拐棍门前站，保护师生打流氓。《传记与回忆》说：“母亲喻淑莲虽识字不多，但受到劳动人民拥护，做妇女工作，并兼做女子小学校长……他自己拿着棍子坐在学校门口，保护女生安心上课。允许男教员——秘密的中共党员张育才等到女子学校去教书。这在金寨不仅是破天荒第一次男教员给女生上课，而且隐藏了地下共产党员。”[13]“绍禹的面貌和天资很像他的外祖父——喻焕唐（号立文），也是乡村教师，是当地著名的聪明敦厚的人，是从来不打骂学生，能够循循善诱的好教师。他对自己的子女和外孙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14]绍禹的二舅喻成镕（又名幼唐）和三舅喻成煦（又名筱唐）都是中共党员。二舅成镕是中共区委书记，当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撤走后被敌人捉去用绳子穿在鼻子上，拉去游街示众后，先砍去手足，再杀头惨死！三舅成煦是红军连长，在掩护红军主力撤退时牺牲。

绍禹的母亲在1930年春，随红军撤到老根据地牛食畈……白军被击退，又随红军回金寨。在回家途中，因劳得病，又是几天没找到吃的，并听到她的两个弟弟在同一月内牺牲，因而母亲到家后，即休克而死。”（七）继母黄莲舫，1933～1934年期间与陈嘉渭结婚，曾随陈嘉渭到新疆，后居北京，“文革”中被送回原籍，不久即去世。（八）大妹陈醒民（陈先民），早年去世。（九）二妹陈觉民，共产党员，曾任县妇女委员会秘书，后随父到新疆，又回老家。（十）小妹陈映民，乳名双瓶，后改名王营。生下九天就送给吕家做童养媳，后与吕长子结婚，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吕曾任红军连长，在长征中牺牲，唯一的孩子也在长征途中失去。映民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任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后又随西路军长征到甘肃，被马步芳捕去做苦工，国共合作后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15]重庆工作，“文革”后生死不明。（十一）弟弟陈绍炜，后改名甘宁，共产党员。曾在赤城县一区苏维埃办的干部子弟学校当教员，1930年当红军，后到延安、西柏坡、北戴河、北京等地学习、工作。1909年5岁[16]

入私塾就读。《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五岁到十五岁，十年内读了七年私塾，其间或因瘟疫或因无钱请教师而辍学”。并说：“绍禹从五六岁到十二岁，祖父和父亲总是带着他到各家去拜年。走遍了金寨的大街小巷，要他把所有的对联都念熟背得。还有别家婚丧寿事，就叫他背对联，帐屏或祭文，所以当他九岁时，就开始写诗歌了。”[17]《传记与回忆》还说：河南省双城县丁家铺经常仗势欺人的地主兼绅士周辅宜，外号“周大疯子”。有一天他路过绍禹家，要考绍禹《百家姓》、《三字经》里什么地方有“周”字。绍禹回答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和“周辙东，王纲坠”。绍禹祖父在旁提醒道：孙儿，你怎么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忘记了？绍禹说：他不是周文武，他是周大疯子！周听到大吃一惊地说：你这个孩子才满五岁就这么厉害，将来长大了一定要造反的！1912年8岁

开始写春联出卖。当地人认为，春节贴上童子写的对联能发财。《传记与回忆》说：“绍禹从八岁起，就参加家务劳动。如帮助父亲招待顾客，借钱典当。新年时，写些对子卖钱，补助家庭收入等。”“每年从旧历十二月初到十二月底，他每天都写到深夜，还得姐妹们帮他磨墨牵纸。小手冻得红肿破裂了也还得写，因为只有新年前才能卖出去。头一年只卖得两吊钱，因为一副对子只卖得两个铜板，最多时也只卖得二十吊钱（合当时五块银元）。这个数目虽小，也给家庭和自己一点补助。”

甘宁回忆说：王明“很聪明，号称神童。6岁上学，8岁就开始写对联，个子矮够不着，站在凳子上写。大家以为童子写的对联能发[18]财，都愿让他写。后他卖对子”。1913年9岁

听塾师喻南森给学生讲《论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后，写《昼寝·请问孔夫子》的小诗，在学生中传看，被先生发现，称赞他“写得好”。这首诗是：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19]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传记与回忆》说：在绍禹九岁时，金寨街上的项秀才偷了徐医生家的猫。徐医生去要，被项秀才打了几个耳光。于是绍禹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到项秀才家门口又叫又唱：项秀才，你出来！偷人家的猫子为何来？我们大家来问你，你敢出来不出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敢出来不出来？项秀才把绍禹的父亲找来，绍禹的父亲也劝项秀才把猫还徐医生。项秀才不得已，第二天只好把猫还给了徐医生。经过这次教训后，项秀才好转起来。后来对绍禹领导的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和帮助的态度。1914年10岁

一位塾师对学生很粗暴，学生送他个“杨扒皮”的绰号。王明写了题为《杨扒皮》的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似罪囚；

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这首诗被先生发现，王明被打了一顿，于是20多天不上学。人[20]们纷纷谴责先生，先生只得登门向王明及其父亲道歉。《传记与回忆》说：开川街有个大地主叫郭香亭，经常到金寨耀武扬威。绍禹十岁那年随父亲去给一老人吊孝时，看到郭香亭正在写祭文，他从后面爬上凳子想看看他写些什么。不料郭大骂道：“你这个小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写好后祖父让绍禹念念看，郭香亭很吃惊，等他走近时，绍禹也学着他的样子骂道：“你这个老家伙做什么？滚开滚开！别捣乱！”祖父责备他，郭香亭把骂绍禹的情况说了，并拿来芝麻糖，愿与绍禹取和。绍禹说：“取和可以，糖不吃！”说罢，就飞也似的跑开了。1915年11岁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秋 祖父陈毓亭带王明到离金寨35华里的双河山东岳庙，住了一个多月。此庙是河南省的商城、固始、息县、光州、光山和安徽省的六安、霍邱等县人朝拜的名山。此间，每天有一个比他大4岁的宋小道人带王明到各神像前烧香。他发现泥塑的地狱里，上刀山、下油锅、上磨挨、下血湖等受罪的人，都是穷苦可怜的人的样子，没有一个富贵人的模样，就问老道人这是为什么。老道人讲了一番前世因果的道理。听后，祖父带王明再看各殿，并叫他作诗。他写了一首七绝《双河山东岳庙》：

进门红白两匹马，正殿中旁五座神。[21]

十殿阎王都可憎，残酷杀害可怜人。

本年 随祖母到曾外祖母家丁家铺河坪，看到那里的人都很穷。《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回家来问母亲：“为什么农民这样穷？”母亲说：“金寨有句俗话：‘杀不了穷人，富不了家’，所以富人都是杀穷人的人！”绍禹回忆他幼年时说：“祖母和母亲给我讲过很多的故事。我也给他们唱过很多的唱本。每逢讲到或唱到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做坏事时，她们说：‘禹子，你长大了可不要学这些人。’每逢讲到或唱到豪侠好义、打富济贫、舍己救人时，她们说：‘禹子，你要向这些人学习。’老人们的这些教育，对我有很深刻的印象……”1916年12岁《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厘金局长兼民团团总刘朝安经常贪污敲诈，受贿杀人，老百姓都非常恨他。绍禹12岁那年的某日下课回来，又听说刘在为非作恶，便和小朋友们商量出刘的白纸帖子（就是出传单）。他们共写了20多张，贴到大街小巷和刘的前后门上，用对联的方式揭露刘的丑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看到了。绍禹的祖父看到后称赞说：“好样的，反对刘局长，大家称快！”

还说：“绍禹从12岁到15岁时的教师是漆陶庵。这也是一位不打学生，能循循善诱的好先生。跟这位先生学作诗作文的学生们，都进步得很快，而绍禹是其中最快的一个，十三岁时，已能写两千多字的义、论、策等不同体裁的文章，能作五言七言诗和律诗。先生改的地方很少了。”绍禹还曾以《好先生》为题写诗赞扬漆先生。

还说：每年布谷鸟出现时，私塾先生总爱以《布谷催耕》为题叫学生作诗，这年漆陶庵先生也出此题，绍禹写道：“布谷何尝知稼穑，飞鸣求偶不催耕。塾师不解其中意，乱出诗题误学生。”这是直接批评所有私塾先生的一首诗。1917年13岁

游柳林。柳林及其附近的四座庙宇，是金寨人特别是儿童最爱游览的地方。有一次，他游览后写下《柳林晚兴》诗一首：

东风嫋嫋柳青青，结队歌游乐满心。[22]

红日依山诗意美，绿荫覆庙晚钟清。1918年14岁[23]

秋 作《对月独坐弹月琴》诗一首。

本年 塾师毛树棠以“金家寨”为题，命学生作诗。王明写了一首七律：

金家寨立史河边，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排月月来盐米，山货年年出竹杉。[24]

鸡犬声闻三县乐，谁分皖省与河南。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陈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25]七八年，旧学有根底，会唱京戏，象棋也不错。”1919年15岁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

夏 在地主晁三的接济下，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陈淋志诚小学读书，受到后来成为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的詹谷堂[26]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

同期 暑夜乘凉，写《夜间吹笛箫》诗一首：

夜阑吹笛又吹箫，声入九天星月高。[27]

岂意招徕龙凤侣，唯邀鸣鹤下云霄。

秋 作七绝《菊花》一首：

色样纷繁九月开，傲枝从未怕霜来。[28]

菊花不愧渊明友，我爱菊花岁岁栽。

秋冬 作七律《霜寒初重雁横空》一首：

玉露生寒草木黄，横空列阵雁飞翔。

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

秋去春来无定处，关南塞北有家乡。[29]

临风一字成人字，望美人兮天一方。《传记与回忆》说：这个题目是塾师漆陶庵先生出的。他看后，“把第三句第四句下面批上许多红圈表示称赞。总的批注是‘聪明’二字。奇怪的是漆老师说：‘禹子，人都说你聪明，你看你的这首诗写得多聪明。唉！写得聪明透露，怕你将来不长寿，或被人害死！”

本年 金寨小名流李少三先生写了个上联，却对不出下联，函友征对，应者十余，均未评中，而王明对的下联得到李的称赞，遂叫一席菜请王明吃饭，并送冬瓜饯和天冬饯各一斤作谢。李少三的上联是“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王明的下联是“子午谷鸟飞兔[30]走，须知日月易蹉跎”。1920年16岁

2月（旧历年关） 旧历春节前和妹妹觉民出面应酬向父亲讨债的人。1919年夏天祖母病故，冬天曾祖母、祖父都患重病，家庭生活更加拮据。年关前几天，债主不断上门吵闹。父亲不敢露面，让他和觉民“挡账”。他有感于年关之苦，写五绝《年关》诗一首：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31]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

10月 因经济困难，一度失学。后筹得一些钱，于秋季进入设在[32]六安县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学习。

王明初进三农时，并不知道学校将教授什么课程。经过一段时间，他了解了在学校将学什么，做什么以后，写了一首诗，题为《进三农》。诗中表达了爱国的思想，其最后一段是：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和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33]

我愿为农又为圃。《传记与回忆》说：绍禹这次去上学，宿膳费、讲义费、制服费等大部分都是借的。他先学了一年预科，然后转农科。“六安三农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功课很多，除了要学普通中学的功课（中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本国历史、世界地理等）外，还要学八种农业知识，即地质、土壤、气象、作物、肥料、病虫害、园艺、畜牧，还要实习作物。而绍禹能每门课本都学得成绩优异，是不容易的。三农的农科主任，非常地重视绍禹，经常给他以鼓励，并把绍禹的肥料学笔记作为学生的讲义。讲义上写明：金禹侯口授，陈绍禹笔记”。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陈绍禹》中说：“一九二○年秋季，我们同时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并在同科同班，形影不离。”“三农学校开办后，在同盟会员、校长沈子修影响下，聘用朱蕴山、桂月峰、钱杏邨等进步人士为教师，给学校带来了革命气象。在1919～1924年的5年中，学校开展了‘响应五四运动’、‘反对曹锟贿选’、‘大演革命文明戏’、‘驱逐坏县长骆通’、‘成立贫农夜校’和‘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陈绍禹在那几年没有[34]什么进步表现。”

王明在学习期间，由于个人聪明，学习又努力，成绩一直很优秀。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陈绍禹舌苔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35]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1921年17岁

7月23～3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本年 三农师生自编自演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会唱京戏的王明没有参加演出。他看了师生们演的朝鲜亡国惨史话剧和印度亡国惨史哑剧后，写了题为《前覆后戒》五律一首：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恶虎狰。[36]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传记与回忆》说：“六安地方较落后，没有大的政治运动。三[37]农里有位中文教员钱杏邨（就是后来叫阿甲的）比较进步。他把‘五四’运动精神带到三农。例如，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白话诗，演反帝反军阀的戏；宣传抵制日货等。学生们把已买的日货都烧掉。这是1921年下半年到1922年上半年的事。”1922年18岁

本年 参加抗议军阀杀害进步学生的活动。安庆省立第一中学同学姜高琦惨遇军阀马联甲枪杀，全省各校纷纷罢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三农师生热烈响应这一运动。王明参加了三农的抗议活动，并写了《高琦不死》诗一首：

死于军阀手，活在青年心。[38]

英雄倒一个，继起千万人！《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在三农时，参加过办平民学校和反对反动的安徽督军马联甲，因他枪杀了安徽第一中学学生姜高琦。”[39]

本年至1924年上半年 在三农担任学生联合会工作。1924年20岁

1月 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上半年 三农开展赶走继任校长刘先黎的斗争。学校当局采取了高压手段，全校400名学生中有180余名被开除学籍。王明为了能领到毕业证书，站在拥护刘先黎的学生一边。据反对刘先黎继任校长的当事人桂尊秋回忆说：“全校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先黎，只有陈绍禹等少数人支持他。陈绍禹甚至支持刘先黎用武力镇压学生。我当时就跑到六安附近的农村，后来回了家，也顾不得毕业不毕业之事。后来，听说刘先黎把所谓‘闹事者’都开除了。我也被开除了。陈绍[40]禹是毕业离校的。”

夏 在三农毕业，回到金寨家中。与父母商谈能否升学问题，得到父母的支持。遂写七绝《芍药》以明志，诗曰：

堪称国色与天香，可算花中又一王。[41]

能向牡丹比芳艳，唯无傲骨不经霜。《传记与回忆》说：金寨镇的两个大绅士汪四爷（汪培之）和桂四爷（桂玉阶）为了不让绍禹上大学，合开一个山货行，把绍禹父亲的生意顶了一半以上，并阻止邮政代办所设在绍禹家。绍禹的同学阚如棠也请绍禹到霍邱县阚家圩的高等小学校去教中文、英文和算术三门课，一年给三百块钱，因为阚知道绍禹学得好，三门课都能教。绍禹和父母商量是否先教两年书，积点钱再升大学。但绍禹父亲说：“既然汪桂两绅士捣乱，今年就非升大学不可！没钱也得升学，给他们看看！”并说：“穷也要穷得有骨气！”母亲说：“要像牡丹，不要像芍药。你看芍药那点不如牡丹，就是因为没有骨头，一见霜就凋零了。”绍禹听了父母的话后，随笔写了一首题为《芍药》的诗，给父母看。

7月 为筹借升学费用，到离金家寨15里的袁家岭袁姓友人家借钱。[42]归后写了一首双七律《高山独行遇暴风雨》记此行。

同月 其母给他半生辛苦、零星积蓄的七块大洋作为升学费用。他很受感动，写了《七块大洋》诗一首：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43]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传记与回忆》说：绍禹和同学陈璧如到了安庆，才知道安庆没有大学，并从三农校长刘先黎处得知可以报考武昌商科大学。于是和詹禹生、陈步云决定报考商大，并在安庆“发起组织安徽青年学会”。[44]

9月 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同月 于汉口作七绝《风雨登黄鹤楼》，诗曰：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45]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

10月 与同学詹禹生把安徽青年学会扩大为豫皖青年学会，并起草学会的发起书和简章，担任事务部主任（一说是事务处长），兼任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编辑。《传记与回忆》说：“商大还有个安徽学生同乡会，出的刊物叫《皖光》，也是一月一期。《豫皖青年学会会刊》和《皖光》都出过十多期，直到绍禹1925年12月离开武汉到苏联去前，都是由绍禹主编的。”

王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说：1924年10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4年10月～25年10月，豫皖青年学会事务部主任，兼会刊编辑”；“24年12月～25年8月，武昌商大安徽同学会‘皖光’编辑”；1950年填的简历表说自己1924年秋～1925年秋，在武昌及金家寨任“青年学会事务处长兼会刊编辑，‘皖光’编辑”。

王明曾仿苏武牧羊调写了一首《豫皖青年学会会歌》，歌词是：

哀我中华大民国：内乱苦纷争，外患迭相乘；

危国计，害民生，贫弱震寰瀛。

守门无锁钥，卫国少干城；

主权丧失尽，贻笑东西邻。

五千余年，文明古国，实亡剩虚名。

志士具热忱，青年学会成，

结团体，聚精神，唤醒四万万人。

喑鸣推山岳，咤叱变风云，

军阀要除尽，帝强要除根，[46]

创建新华，改造社会，大责共担承。

同月 共青团员梁仲明参加豫皖青年学会后，向王明讲述了苏联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情况，还向他推荐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和刊物，给他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文献。这些都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使他“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大为转变”。为感谢梁仲明所给予的启蒙教育，特写诗一首“谢仲明”，题为《喜闻报》：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47]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传记与回忆》说：梁仲明“把绍禹写的学会简章和宣言草稿给林育南（即林庚——他当时是湖北共青团地委书记）看，林给改得更带政治性。绍禹看了很奇怪地问道：‘他怎么懂得这些呢？’梁仲明把什么是C.Y（共青团），什么是C.P（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等介绍给绍禹，并介绍给绍禹和禹生等《共产党宣言》、《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书。后来，又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考茨基青年时写的《阶级斗争》和蔡和森同志编的《社会进化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书，并且经常读《中国青年》和《向导》等杂志。当时在武昌有个时中书社，是共产党和共青团设的，表面上卖一般书刊，店员大都是党团员。该书店对于传播革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11月 同梁仲明、詹禹生、胡佩禹等访问武汉大智门火车站，第一次看到产业工人的巨大力量，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归后写了七律《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诗曰：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兵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48]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年底 商大放寒假，回到金寨，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传记与回忆》说：“1924年底，放寒假回金寨后，又发展了一些豫皖青年学会会员，开了正式成立会，通过简章、宣言和会歌（都是绍禹起草的）。绍禹被选为该会总干事（即会长），梁仲明为宣传干事，詹禹生为组织干事。出了会刊，每月一期。会员们在家乡农民中，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到1925年暑假，学会会员已发展到80多人。也发展了共青团员和党员。”

当年曾参加过这个组织的袁大明回忆说：“1924年夏天，陈绍禹在金家寨组织了豫皖青年会。金家寨地区在外地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学会。入会手续，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后发给会员证。到1925年已发展会员一百余人。青年学会活动，利用寒暑假学生回家的机会，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外表上讲学术问题，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我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学[49]会组织，进行初期革命活动。”

甘宁也回忆说：豫皖青年学会成立于1924年秋，“宣传反对三从四德，反缠足、戴耳坠”，“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贪官污吏。王明家是总部，会员常在王明家吃饭、开会”。蒋光慈回国后曾到豫皖青年[50]学会宣传马列主义。

同期 在家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家庭，写了一首《访农家》的七律：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赛僧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种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51]

穷人总有出头日，户户家家望变天。

本年至明年 以豫皖青年学会名义撰写《为反对军阀樊钟秀征收[52]苛税杂捐压迫豫皖边区人民宣言》。1925年1～11月21岁

3月12日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王明和一些党团员曾到私立中华大学散传单，[53]并写《悼孙中山先生》诗一首：

难信先生死，仰天北望哀。

清廷摧腐朽，帝制化尘埃。

联共切时要，师俄见卓才。[54]

大江流不尽，革命新潮来。

暮春 于汉口作民歌体《江边送客》诗一首：

天上浮云散，地下桃花落；

花落云散两无情，别离人不乐。

送客何必悲，客家望客归；

送客何必忧，相见在初秋；

送客何必伤，再遇更欢畅。

今日江边送客处，秋来又是迎客场。[55]

客船鸣笛扬波去，江水晴空万里长。

4月29日 写《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发表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文章叙述了该校学生驱逐校长屈氏胜利的经过，并说从运动中得到三条经验：勿畏难；勿中止；有公理。“有畏难心，则不能举事，举事后，无坚持心，则不免因挫折而中止。——然而即不畏难不中止，使新事违反公理，则其失败量必与进行力等也。”他还说：“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在同期《商大周刊》上，还发表《三种不同的面目》和《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

5月1日 由王明任编辑的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皖籍同学会会刊《皖光》第1卷第1期出版，他发表3篇文章。

1.《安徽的学生》。认为好学生，读书兼从事社会活动；坏学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且有不良嗜好；偏废的学生，读书而不从事社会活动，或从事社会活动而完全不读书。他说“作这篇文字的旨趣”，是想“使安徽的‘好学生’不要因为行政长官和学校办事人们拿什么‘整顿学风’假面具来恐吓而畏缩，更不要因为一般无意识的人们拿什么‘捣乱分子’的绰号来批评而灰心，要兴奋精神，坚定志趣，避却受人利用的嫌疑，认清真理所在去做事，努力继续他们伟大神圣的工作，完成他们青年对于社会国家的使命！”

2.《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指出求学人需用经费过多，为一般民众经济能力所不能负担，所以不但大学成了贵族的专利机关，便是中学、高小也少见无产阶级的子弟求学。对这种现象，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治标治本。这就“必须改变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组织”，而“要改变政治经济组织，必须先推翻了掌握现在经济政治实权的军阀”，“要想推翻军阀，必须先打倒勾结军阀利用军阀为军阀护符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我们现在最要的工作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3.《恋爱真谛》。

5月27日 撰写《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发表在12月出版的武昌商科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上。文章说：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区别，“最可笑的，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粘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作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文章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的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社会学以研究社会的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些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科目，“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社会问题是“社会病理学”，“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和医生治病一样，治社会病态，也有应急的救治方法和根本的救治方法。前者就是在不变更现在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范围内，兴办慈善事业、教育事业等，即改良的方法。后者是将现在社会组织根本破坏，用一种完全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这种新社会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它“主张一切生产机关（即矿山、森林、土地、工厂、机器）归社会共有，只容衣服家具之类的物件归个人私有，并且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准私人投机营业”。这样可以避免现在社会的两个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

5月30日 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6月1日 被选为武昌商科大学参加“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代表，并担任委员会宣传干事。《传记与回忆》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武汉青年积极响应。由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发动武昌各校学生，选出自己的代表（每校二人），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商大开会选代表时，绍禹上台批评了个别教授反对罢工、罢课、罢市的言论，结果绍禹和徐（许）鸿被选为代表。

6月1日晚 在商科大学开武昌各大中学学生代表会，正式成立“武昌各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委员会”，蔡以忱任总干事，陈绍禹任宣传干事。委员会决定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以响应上海工人和学生。师范大学代表本来只需要两人，而他们故意来了八人，都是国家主义者，反对罢工、罢课、罢市。陈绍禹上台讲话批评他们，而他们仍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学生们把他们哄［轰］走了。哪知这些国家主义者跑到督军萧耀南那里告密去了。萧当夜三时派军占领了各商店，各店派两个持枪实弹的兵士站岗，不准罢市。委员会乃决定派学生宣传队出发向商人和兵士们作宣传，决定六月二、三、四日在[56]武昌宣讲三天，五、六、七日在汉口宣传三天。

6月2～4日 与詹禹生带队到街上宣传。《传记与回忆》说：当时很多学生不敢上街宣传，但“六月二日清早，豫皖青年学会会员打着旗子，由绍禹和禹生领头，首先出发了。当他们到街上宣传时，士兵鼓掌欢迎他们，商店的店员们和一部分商贩们请他们喝茶。这时，别的学校的宣传队也出发了。连着宣传了三天，走过很多人口众多的大街广场，把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行动，告诉了武昌的人民。但因军警的压迫，罢市未成”。

6月5～7日 排除种种阻挠，带队到汉口去宣传。《传记与回忆》说：

六月四日，蔡以忱同志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名义，召开了各校代表会，决定到汉口去宣传。六月五日，又是豫皖青年学会会员作先锋，打着旗子到汉口去。走到汉阳门，看见有一连兵士守门。他们看见学生宣传队来了，立即把门关上，走出一位排长来说：“上级命令不准学生过江宣传，恐引起外交事故。”这时，各校的宣传队也陆续来到，每队有几十人，共约四百多人的宣传队，都集中在汉阳门内，而门上门下各站着一排兵士，他们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了学生们。绍禹把队伍摆好，去向守门兵士的排长交涉开门。很多黄包车夫和要过江的人也越来越多。绍禹就向士兵和群众发表演说，说明上海“五卅”惨案情况，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汉阳门附近的大街小巷都站满了人。许多家庭妇女抱着孩子也来听讲，她们把板凳给绍禹，要他站上去说。观众里不时地响起掌声。宣传队员也趁机分头宣传。观众们异口同声称赞着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又是一阵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士兵也动摇了，他们把朝着学生的刺刀倒向地上去。宣传队员和观众们一面要求开门，一面声泪俱下地放声大哭。这时走出一个连长……绍禹说：“军人身负保国卫民之责，要做爱国卫民的军人，你的上级也应该爱国……”这时，宣传员和观众都振臂高呼：“爱国的军人开门啊！”真是万众一心，声震四海。于是胡连长说：“陈先生，我们谈个条件，如果你下令叫所有宣传队把旗子卷起，等过去江心再打开（江心那边就不归他管了）我就开门，放你们过江。”绍禹说：“可以同意你的这点要求。”于是绍禹向队员们解释了几句，下令说：“卷旗！”哗的一声，几十个队旗都暂卷起来。胡也下令说：“开门！”于是，那位排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尺来长的大钥匙，把门打开了。两小时内汉阳门内聚集的两万多人都高兴了，都说：“让宣传队先过江！”到了码头，轮船上人说：“督军有令，不准摆渡学生宣传队过江。”学生们只好坐小划子过江……

这样，六月五、六、七日在汉口也宣传了三天。汉口的工人、店员和各界的爱国群众也和武昌一样的，非常欢迎学生们。但自六日起，武昌和汉口的反动军警出动很多，形势更加恶化。宣传队决定分散活动，并开始到工人区去，和绍禹一同到工人区去的有詹禹生、吴绍镒（杨松）、潘问友、陈守一等8人……

六月七日，各宣传队负责人在汉口火星庙开会，决定次日到江岸去宣传工人罢工。但八日，刚到江岸，那里的驻军说：“今日江岸又枪杀了八个工人，上级有命令不准你们去。”萧耀南下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并令所有大中学立即停止供给伙食，不准学生住校。

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中，王明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他在延安写的简历说：“25年6月，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会干事兼湖北省党部（国民党）宣[57]传干事”；1950年填的登记表，说自己1924～1925年任“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委兼宣干，武昌学生联合会委员（五卅时期）”。《传记与回忆》说：“林育南找绍禹谈话。他提议豫皖青年学会加入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绍禹同意了。林当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绍禹当选为宣传干事。杨松（吴绍镒）、伍修权、潘问友、林彪等为当时中学生里的积极分子和代表，黄丽（励）等为大学生的代表。”

在此前后 加入中国国民党。

王明1950年填的简历表中说自己“1925年曾加入国民党，国共分裂后退出”。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的登记表，在“国民党工作”栏目中说：“曾充商科大学支部委员及在五卅时省党部宣传员。”

6月 武汉工人学生声援上海反帝运动以后，武汉当局怕事态扩大，决定各校提前放暑假。王明回到金家寨后，在大王庙召开豫皖青年学会第二次全体大会，到会会员60余人。会议期间曾追悼上海、青岛、广州沙面死难同胞，举行反帝游行。在开追悼会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到会的青年学会会员各送一副挽联。王明的挽联是：“四[58]百兆同胞放声大哭，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

6～7月 在安徽省六安县第四乡做五卅运动的宣传工作及提倡组织农民协会，并在六安县及河南省固始县作五卅运动的宣传及提倡组[59]织“工农兵学商联合会”。《传记与回忆》说：“1925年暑假的某日，绍禹和梁仲明到河南[60]固始县去活动，想在那里发展会员，詹禹生和胡佩禹到双城县去活动。但都因不了解情况，时间太短，所以成绩不大……绍禹家向来是会员们和党团员们接头、通讯与集会之所……这些青年里，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是豫皖边中共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主要骨干与领导干部。如詹禹生为红军第一团团长，前面提到的绍禹的二舅喻成镕为党的区委书记，三舅喻成煦为红军连长（大舅是农民，早已去世）。詹慕禹（禹生的哥哥）、詹化铨（禹生之弟）、张育才、胡佩禹、黄启明、黄启仁、袁大勋、李昨非、梁仲明、查锐、徐承燕、徐承翼……等等，他们在苏区时，都担任了什么工作，虽一时不能查明，但他们都是当时的领导骨干，都为革命流了最后一滴血。”

7月 于金寨作七律《武汉青年反帝怒潮（六二运动）》一首，记武汉学生和工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经过：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61]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62]

8～9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退团）。

10月 由许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王明的入党时间，有很多说法：吴亮平说到苏联时王明既不[63]是团员，更不是党员。韩铁声在《旅苏二十四年》中也说：王明[64]到莫斯科时既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嵇直在《我所知道的俞秀[65]松》中说王明是到苏联后才入党的。罗征敬在《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中说，到苏联时王明还是刚刚入团的团

[66]员。1941年9月10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谈到王明入党，在填入党表时，写的是在中国加入党的，而实际是在莫斯科。”

但王明在延安写的简历说自己“1925年10月入党”。《传记与回忆》中说，王明于1925年6月经蔡以忱、徐［许］鸿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鸿在谈到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时说：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67]是我介绍的，时间是1925年。

10月25日 经过争取，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一般简称“中山大学”）学习。临走前，写双五律诗一首《赴莫前夕留别禹生》，诗的后半段为：

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亲。

暂叫万里隔，同志九州新。

风云频动荡，天地待澄清。[68]

豫皖青年会，凭君报好音。

关于王明的赴苏，经过了一番曲折。当时湖北已没有名额，于是他跑到南昌，找他的武昌商大同学、入党介绍人许鸿求情。许后来回忆说：“陈绍禹1925年想到苏联去，但是湖北没有空额，不能去。他到南昌找我，要我保送他到苏联，当时叫‘学革命’，不叫留学。我以江西干事会名义在1925年秋天给上海陈独秀写介绍信保荐陈绍禹[69]去苏联。”据说王明到上海后找了专门办理江浙地区出国留学事宜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姜长林。姜长林后来回忆说：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70]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

但据孟庆树根据王明的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说是王明赴苏并没有找姜长林，而是找的朱霁青，并经过恽代英做工作才同意的。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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