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新生：近代后编：1919-1949(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至德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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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与新生：近代后编：1919-1949试读：

前言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称：

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白寿彝史学二十讲》是一套科学普及中国史学知识的丛书，共11册。本书为丛书的第11册，即“

近代后编（1919—1949）

在“近代后编（1919—1949）”册中，最为突出的是让我们打开了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并也同时打开了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为“中国现代史”的学术新视野。为什么这样讲呢？白先生也曾讲过，“按照多年来的习惯，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应称作‘中国现代史’，在写法上，是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认为，这个时期历史也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因有了共产党领导，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

由于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史被囿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鉴于中国现代史有被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所取代的情况，提出了要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大多数人达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年至1949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而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认识，扩大了学人们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史的整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版了数十种具有通史意义的现代史著作，正是上述认识的产物。

综观现今所见的中国现代史著作，应该说学者们在构建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还存在着下列问题：一是在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上，还摆脱不了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框框；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仍把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三是在研究领域上，基本上仍停留在政治的层面。如何做到真正从通史的角度来构筑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至今仍是学者们在不断探讨的问题。《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第12卷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的系列丛书“近代后编（1919—1949）”册中，同样也与前10册一样，只能讲20个专题，所以只能讲述白先生在这个历史时段中所涉及的一些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当然在书中还要兼顾读者感兴趣的一些史学问题，这也就不可能对这个时段的研究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在这册书中，我们力争突出科学性、普及性、趣味性，贴近大众，尽力让读者了解白寿彝的史学观点之精髓，并使广大的读者在学习中国史时有所帮助，也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从中获得更多的史学知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触摸史学，就可以感悟到历史的真谛，努力做到彰往而知来。《白寿彝史学二十讲》，因为是普及史学科学的读物，所以我们对于引用材料的来源都没有注明。虽然这些材料的来源没有注明，但是这些材料也都出自白寿彝先生生前审阅过、修改过，并在最后亲自定稿的内容。我们现在如此的做法也是延续了白先生的一贯所为，依旧如同《白寿彝史学二十讲》1—10册一样，全部文字之中都渗透着他老人家的笔墨与汗水。我们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书中采用了楷体字的，是白寿彝讲史学的文字部分；编者插入的辅助文字部分为宋体字，这主要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白寿彝所讲的史学内容，并使全书内容体例一致，方便读者的阅读。《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丛书的出版，应该感谢我的父亲白寿彝赋予我的力量与勇气，以及他的挚友、同仁、学子和弟子们的热情、广泛而又全面的支持和帮助。当然，还应该特别感激出版公司的领导和编辑们，因为他们为出版这套丛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热忱，甚至不辞辛苦。我的小孙女白知灵，对于我的写作，亲力所助，在我的全程写作中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如今，我们已经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中华民族奋进的步伐，越迈越大，越迈越快，这个崭新的21世纪是属于我们的。触摸史学，就可以感悟到历史的真谛。我们只有重视历史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加强历史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最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白至德2011年10月1日林萃书屋近代后编（1919—1949）《近代后编》是中国近代史的后编，论述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近代前编（1840—1919）的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19—1949年的中国历史属于近代后期。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近代前期相比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新的政治力量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前景。

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华民国的建立没有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干预，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了列强们操纵与控制的世界体系，成为它们共有的半殖民地，部分地区还一度沦为日本的占领地。从经济与政治结构看，中国近代工业有了初步发展，交通、通讯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兴起，但是军阀割据的封建统治依然存在，国家政权在频繁的更迭中没有得到民主化改造，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继续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仍然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使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所要考察的，就是这30年里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每一个小的历史阶段和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后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近代中国历史揭示出来的主要规律。

中国现代史（按习惯称法，下同）是一门新建立的历史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中没有这一门学科，高等学校历史系也没有这一门课程。1949年以后，这门学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并存在着若干空白，在学科体系上是不完备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是有空缺的（许多档案没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资料还未被利用）。这样，本卷的撰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局限是很大的。在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发展史上，是先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后有现代史的。因此，不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思路上，还是在科学体系上，后者都受前者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此做了很大努力，大大扩展了现代史的内容，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体系。《近代后编》所写的内容是按着中国现代史的要求确定的。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编写中努力去做的。《近代后编》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努力，尽先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写多少。历史上还有许多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长期的打算，不能着急，更不能草率从事。我们的任务是还要和同志们一齐继续努力研究下去。第一讲中国的近代史学1.中国史学的近代化（1）史学近代化的特点

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要求，鼓舞人们反抗侵略、挽救危亡；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对于封建史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从而为“五四”时期史学的近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深刻的变化，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政治思想的革命扩大到学术思想的革命，历史的批判深化到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指导革命行动的指南针。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年这样一个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阶段的飞跃。这反映在史学发展上也是一个飞跃。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此后30多年间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和主流，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在这以前，中国史学也有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容，但绝没有表现得这样鲜明和彻底。

在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它一般表现为这样几点：

一是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以前的史学工作是以帝王将相和其他方面历史上的大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现在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其中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等，实际上就是要以社会的制度、社会生活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为主要内容。这不只是在研究对象上大大恢廓了，更主要的是动摇以至撤除了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高踞一切的宝座，而代之以新的内容。

二是传统的某些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研究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跟研究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得到一定的联系。历史传统的观点认为尧、舜、禹、汤以至神农、伏羲、黄帝，再远可以上推到盘古，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他们的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些沿袭久远的传统观点经过批判后，相信的人很少了，而这些观点起源和演变本身的历史还受到了审查。以前，儒家的经书被尊为不可怀疑的圣典，现在不是那么尊贵了。原来所谓“今文尚书”，也被认为其中有不可轻易置信的东西，原来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被认为有不少是男女羡慕的篇章，经书的灵光失掉了它的光辉。中国遭受侵略历史的研究，不再是就事论事，而是被放在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中去考察，这也就比过去前进多了。

三是在史料方面，利用了古老的文化遗存，利用了出土的文献，还利用了佛教、道教的典籍和档案材料，利用了域外的材料和语言学的材料。其成绩好的，可以改变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些历史重大问题的研究面貌。“五四”以后，在史料考证上的成绩，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是远非乾嘉考据学所能比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考据学。

四是用新的有系统的形式写的中外交通史、各种专门史和有系统的长篇论文相继出现。专门性的历史刊物也相继出现。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像这样的情况，都是“五四”以前根本没有的，或很少有的。现在它们的存在是相当普遍了。它们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之间，也存在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之间。（2）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史学近代化过程的影响

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也只有他们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在1940年说，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我们细细思索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认识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重大的历史意义。“五四”以后的史学，无论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理解上，在问题探索的深度上，在观察问题的角度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都不是别人可比的。特别是在揭示历史规律、指出历史前途的问题上更是这样。但在具体史料的考订上，具体问题的认识上，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及其他不接触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也有他们的成就，这是应受到尊重以至应有所继承的。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有主流，有旁流，还有逆流，而逆流甚至有很大的影响，在后来也还继续有影响，这是应该注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斗争中成长的。

因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情况在本书有关章节中作了论述，这里只论说另外的史学流派，其中三个历史家——梁启超、胡适和顾颉刚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影响，另外三个历史家——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在新考据学上有比较显著的成就。2.“五四”后的梁启超史学（1）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张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旗帜，提倡史学革命，认为史界革命是救国的头等大事。新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历史进化过程中有“公理公例”，因此史学要研究“公理公例”。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震撼西方，中国无产阶级壮大成长，梁启超在世界大动荡中，拾取西方的学术思想，他的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的多变而杂驳的史学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变动。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从日本到欧洲，看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他感到很恐惧，在《欧游心影录》中说：“现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的心情如他自己所说，是“无限凄惶失望”。他看到贫富两个阶级战争渐渐到了不能不发生的时代，梁启超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感受是“不寒而栗”。“五四”前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梁启超认为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

梁启超在“五四”后写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年）、《什么是文化》（1922年）、《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2年），以及1922年到1927年间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讲演等，后来辑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在“五四”后的主要的史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较为集中地表达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发生的变化。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抛开历史发展有公理公例的思想，集中论说历史联系的因果关系，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他进而又把这种因果关系视为与佛教因缘果报有相同的意思，说：“果因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再往后倒退一步，梁启超连历史有“因果”关系也否定了。他认为历史是文化现象的“复写品”，自然科学中有因果关系，然而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门面，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不可能。他忏悔自己谈历史因果律，是“病根”，是“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说“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他用历史现象的一度性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以历史事件的个别性来否定个性中有共性，历史因此成了一笔糊涂账。因此，学习历史、认识历史前途是不可能的，历史的趋向在他看来，“不惟旁人猜不着，乃至连他自己今天也猜不着明天怎么样，这一秒钟也猜不着后一秒钟怎么样，他是绝对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缚限制”。

梁启超否认历史变化是不断进步的，他过去批判过的历史循环论，现在又重新加以肯定，梁启超说他过去信奉的是进化主义，很不喜欢孟子说的话：“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并且写过文章批驳这种治乱循环的观点；但近来不敢坚持了，说：“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梁启超把整个历史都看成是“一治一乱循环”的变化，不存在今胜于昔的可能。历史前途悲观的观点反映梁启超对历史变动的迷茫。

关于历史变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少数伟大人物活动的产物。英雄、豪杰是“历史的人格者”中的“首出的人格者”，而群众作为集团是“群众的人格者”。英雄的“首出的人格者”不能离开“群众的人格者”创造历史，但归根结底是英雄的作用，而且在他看来，“历史即英雄”的观念在古代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历史人格”论的实质是“心力”造史的理论，是“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在历史变化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的。因此，研究历史是要揭示这其中的“秘密”，“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可以略觑矣。”

梁启超否认中国有阶级存在的事实，认为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种种的阶级分野；而中国没有这种阶级的分野。但是“五四”前后的历史是严酷的，梁启超在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时，采用新的办法来否认中国历史有阶级斗争的事实。他或者将阶级与等级、种族混为一谈；或者把阶级说成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而毫无规律；或者编造所谓“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的理论。梁启超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

关于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地理环境影响学术风气的形成等，影响民族性格，还有合理的因素，但进而断定民族性格遗传构成民族历史的原动力，则是错误的。

梁启超自称：“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以往往自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自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研究因果关系，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这可见梁启超对于自己史学主张，包括很重要的主张，并不一定是认真对待的，所以后来不惜一改再改。

梁启超称自己“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又说自己在学术上是“务广而荒”；“‘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这真是“有自知之明”的按语。他的史学思想是复杂的，变化也大。

1923年，中国发生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也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中不同的派别的斗争。无论是“科学派”的丁文江、胡适、吴稚辉，还是“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史观上反对唯物史观。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瞿秋白对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给以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中说：“从根本否认社会现象之有规律起，到相对的承认社会现象之目的论的规律性为止，都是现代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之策略。”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中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他们错误的历史观点，作了系统的批驳。瞿秋白指出，求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能以个人动机或群众动机作为社会现象的唯一因素，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社会现象确是有因果律、公律可寻，这种因果律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知道因果律的“必然”，才能获得应用规律的“自由”。历史的“必然论”，而不是“宿命论”。人们根据因果律的“必然”，推测“将来之现实”，就是“现时之理想”。“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我们能应用这种社会律，达到共产社会。伟大的人物是历史发展的一因素，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结果。这些科学的阐发是对当时形形色色唯心史观的深刻批判。（2）对清代学术的总结《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在“五四”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代表作品。《清代学术概论》本来是为一本叫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书所写的序言。他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第二自序）脱稿后独立构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来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讲义。这本书概称三百年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年来，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这本书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的范围和这本书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不同。两本书互为补充。《清代学术概论》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以清前半期的“考证学”与后半期的“今文学”为两大主要潮流来概述清代学术的演变与成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300年清学的渊源流变及政治影响，对清人整理旧学的成就分门别类加以综述、评介。

梁启超总结清学，对学术发展前途寄予期望，希望中国的学术也能如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的文艺复兴那样得到新生。

这两部书以学术史的形式总结清学。梁启超吸收中国古代学术史总结的好传统，认为作学术史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清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作大概的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梁启超称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因为这部书具备这四个条件。梁氏也是按照这四个方面去概括、叙述300年清学成就的。但应当重视的是他从学术流变与影响上、从学术思潮上把握学术的发展，做到“知人论世”；注意把学术成果总结和学者的人格精神、治学特点结合起来研究。对300年学术变化，了如指掌；学脉分析，成果评品，如数家珍，在中国近代学术著作中，是两部很有影响的作品。

梁启超对清学总结，体现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视。他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正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徉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才能得其真相，那算史家对不起人了。”他指出研究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清代的乾嘉考据学，梁启超从两个方面给以肯定的评价，一是在文献整理与编修上的业绩，在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旧史补作、改作与史表的补修、前史的考订以及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学、目录学、校勘学、曲乐学、历算学等科学和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上取得的成果，其中以经学为中坚。二是乾嘉学者的研究精神和方法。他说：“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不可看轻他们，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梁启超称赞乾嘉考据学有“实事求是”精神，其归纳的方法有科学精神。

乾嘉考证的学风可归结为：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道德；五、罗列同类事项，作比较研究；六、采用旧说，必说明出处；七、所见不同，则相辨诘；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九、喜欢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这也就是梁启超论考证学的实事求是之意和科学精神的方方面面。

清代考据学的缺点，梁启超认为，第一是脱离现实的静止地观察问题的方法。他说：“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研究僵死的学问，不喜研究活变的学问。”在这方面，他们有罪。第二，研究内容琐屑无用，清初治学，一反明人空疏之学，但又专门从书本上钻研考索，因此很多工作是浪费气力。第三，研究范围狭小，十分之九的精力是在考证古典上，但这只是人文科学中的一小部分。

梁启超研究清学300年史，提倡学术应该创新，这种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二是虽然启蒙时代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成为一代的开派的宗师，一是“贵创”，不是蹈袭古人、摹仿古人、依傍他人。二是“博证”，乾嘉治学的优点是由顾炎武开其端绪。三是致用，“务使学问与社会关系增加密度”。这几点构成梁启超学术创新的内容。

300年的清学发展到梁启超写的时候，已经非更革不可。梁启超说：“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转移到‘外来思想之吸收’，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梁启超对清学总结，看清学变革的必要性，看出20世纪前半期学术上中西文化交汇的情形，考证之学存在的问题的症结，一是“混杂”，二是“肤浅”。（3）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的两本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作品，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1923年10月他写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几个重要观点，又作了修正。梁启超在“五四”后，史学思想在反复变化中向后倒退，在这些作品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关于历史统计、文献的辨伪等，梁启超也写有专门的作品。《中国历史研究法》共有六章，就是“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这六章论述史学方法的一些理论问题，具体介绍史料搜集、鉴别等方法，和对史书编纂的见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由“绪论”“总论”和五个“分论”组成。这本书除了对“史的目的”和“史家的四长”作了叙述外，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各种专史的研究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对“史”作了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连历史有因果的关系也否定了，历史联系只有“互缘”，没有“因果”。这些我们在第一节中已作了分析。

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目的，梁启超归纳为四点，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这四点，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认识探索中华民族的由来、组成、发展的趋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联系和地位。他表达出民族自强的愿望。

梁启超从史书体裁、史学思想、史著繁富及史学根底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史作了小结，提出改造史的主张。史家写史不应该只是供帝王臣僚读。旧史白兮“贵族性”，“助成国民性之畸形发展”。写史应当是“养成人类”的“种性”，即发扬民族精神；要“以生人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在著史的出发点、史著的内容、范围、史书编纂方法、观察历史的思维特征等方面，新史和旧史不同，梁启超希望有史学兴味的学者联合起来，写出一部“理想的新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将史料分成两类，第一类“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包括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具体地说是：保存完好的实迹及口碑，部分保存下来的实迹及口碑，已经湮没的史迹又突然发现的，珍贵的文物宝藏或再度出现的，以及实物的模型和图影。第二类是“文字记录的史料”，包括：旧史、与史迹有关的文献（如档案文件、函牍、行状、家传、墓文等），史部以外的群籍（如经、子、集部作品，乃至寻常百姓家中的有关文字记录），古佚书和重新发现的已散失的文件，金石文献和外国文献。

史料在搜集后要鉴别。鉴别是求真和正误、辨伪几个方面的结合。而辨伪又有辨伪书和辨伪事两个内容。伪有全部伪或部分伪。作者之伪的情况又有不同情形。从鉴别史料到史书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分析为几个方面：

甲、求得真事实。梁启超在这里把鉴别求真概括为钩沉法，即重新寻出沉没了的实事；正误法，改正前人记错的事实，对以前忽视的材料，如诗歌等，给予新的注意。另外有搜集排比法、联络法等。

乙、予以新意义。这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意义重新发现。

丙、予以新价值。

丁、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梁启超说的这些，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即搜集考证与研究得出独到的认识。

梁启超将史著分成专门史和普遍史两类。普遍史与专门史分为两途，而又相互联系。专门史研究成熟，作普遍史较为容易。普遍史不是专门史的“丛集而成”，作普遍史尤其要具有通识。

专史有五类，一、人的专史，包括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二、事的专史。三、文物的专史，包括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物专史。四、地方的专史。五、断代的专史。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设想。他说：“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他设想中的中国史学至少有四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的史学趋势。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史学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应当始于孔子作《春秋》。“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幾；二、郑樵；三、章学诚。”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见解，对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在提出历史研究法的同时指出史家应有“四长”。一、史德，即史家要端正心术。有完美史德的史家要铲除著史中的毛病。这些缺失包括：（1）夸大；（2）附会；（3）武断。二、史学，长于史学者贵专精不贵杂博。三、史识。史识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应当注意不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也不为自己成见所蔽。四、史才。史才专讲史家的文章技术。这种技术有两部分，一为作品的结构，即组织，这实际上是史书编纂方面的事；二为文采，这实际上是历史文学方面的事。梁启超认为文采有两条最重要的要求，即史文要简洁和飞动。培养史才的途径是多读、多作、多改。

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发挥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论，对史家加强自身的修养有一定的意义。

在讲历史研究方法时，要强调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史学见解。梁启超认为几千年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研究史家的义法，而能领会史学精神、心知其意者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章学诚生在清乾嘉时代，而乾嘉的考证之学者没有同样见地，“以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史学和别的学问一样，要有理论，“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史家要重视理论总结，有了理论认识，又可促使史学向前发展。认识到这一真谛，可是他没有获得对历史正确的理论认识，他关于史学的理论有值得肯定的东西，由于没有进步的历史观，又受到西方不同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不能有抉择，所以在总体上说，他的史学上的理论变幻不定，难以构成系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了检讨，其中值得重视的意见中，有一条是提倡大规模作史，反对把历史研究法当作琐屑的考订方法，他说：“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上去，我很忏悔，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他又说：“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梁启超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和他的大规模作史的主张相通。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而不注意梁氏关于大规模作史的思想，是很不全面的。关于中国文化史，他写出了《社会组织篇》。关于中国通史，他有《太古及三代载记》《纪夏殷王业》《春秋载记》《战国载记》。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他写史的才华。3.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和顾颉刚的“古史辨”（1）胡适的实用主义

胡适的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实用主义，他鼓吹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明显地反映出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915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接受实用主义的观点，并宣扬这种学术思想。他写了一篇《实验主义》的文章，全文长达三万字。所谓“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别译。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说：“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他认为19世纪以来的科学家们渐渐地知道了“科学上许多发明都是运用假设的效果，因此他们渐渐地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体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他还举例来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它。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开普勒、如牛顿，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得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它，因此它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它了。”

科学上的假设，是根据客观世界的有关现象归结出来的。假设，要经过实验或实践去检证它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具有真理性，从而确定它是否是科学的规律。如果经受不起验证，这个假设就不能成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后人对于前人科学理论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过程，不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胡适认为科学的假设是人们提出的科学的律例。是为了应付环境的需要，而客观的真理并不存在。他还有一句很露骨的话，说客观现实世界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很显然，他这种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只注意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恰好说明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些例子并不能支持他的论点。（2）实用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论

胡适说他治中国思想和中国历史的著作，都是围绕“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主宰了他40年来所有的著述，而“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他研究诸子、考证《红楼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研讨《水浒传》《醒世姻缘》、校勘《水经注》，都是显示他的研究方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

胡适的学术方法论，最根本的是所谓“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又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他这些话的核心，在于“大胆”，在于“小心求证”。所谓“证据”是在“大胆”的前提下找出来的，“小心”地“求”出来的。这个前提很难不是主观的。这是实用主义在史学方面的应用。他不是要研究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把史学作为自己应付环境的工具，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任意的解释。正是他熟练地运用了这个工具，因而得以荒谬地宣扬他的民族虚无主义，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无可爱之处，五千年来无时能够自立，近百年来就越来越不成了。

胡适的学术方法论的根本是实用主义的，其中又夹杂其他的西方学术思想，其中有一个因素，是进化的观念。这样就构成了所谓的“历史演进的方法”。他说：“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思想的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用变化、演进的观点看待历史现象，并进而探讨其中的原因。但历史有渐进，也有突变，有演进、变化，也有质的或部分质的变化，社会变化有性质的变化，这是“历史演进方法”包含不了的。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主要是文献前后版本比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前提下，“历史演进”的进程也是事先“假设”，然后“小心求证”，这和历史实际的进步不是一回事。因此，胡适“研究”的一些结论也是荒唐的，如说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等等。

胡适把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用近代的逻辑方法作了概括，然后纳入到他的治史方法论的总体系中。胡适注意到先秦诸子、汉学、宋学，一直到近代章太炎的历代学者的治学方法。1916年，胡适用《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文献考证（Textual Criticism）的观点来“统摄”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孙诒让和诸家的训诂术，总结出例证之法。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导论”中概括出史料审定的方法和整理史料的方法。说做一部中国哲学史必须用的方法是，第一步搜集史料，第二步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删除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定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为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

在审定史料和整理史料中，胡适提出辨别文献真伪、校勘，训诂及贯通等具体事项。

胡适又介绍了西方的学术方法论的著作，如Windelband、C.V.Langlois和Ch.Seignobos的有关著作。在胡适的支持下，何炳松讲授并先后译、著出有关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作品。

历史研究有一定的方法，把中国历代学者治史方法加以条理化是有意义的事，评介评述西方学术方法论的著作，对于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学术，并促进自己学术工作，也是有价值的。我们注意方法在研究中有意义的同时，要看到历史观点起支配性的作用，各种方法都受一定的历史观点支配。如果历史观点错误，方法的使用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对历史的错误见解，特别是关于历史过程上的见解。避开对历史根本问题的回答，单纯讲方法论是不行的。胡适一生提倡鼓吹方法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但由于实用主义历史观和哲学观点的支配，也就不可能获得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历史研究方法成为验证先验观点的手段。

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出生。1910年赴美留学，其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学习，不久转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从杜威学哲学。1917年6月回国，“五四”前后鼓吹文学革命。1918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又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出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1962年去世。

胡适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的影响相当广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工作对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是有意义的；但他传播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观上提出“全盘西化”论是错误的。其代表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文存》三卷和《胡适论学近著》。（3）顾颉刚的“古史辨”

顾颉刚（1893—1980年），江苏苏州人。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考入北大本科，入哲学门。在当时学术新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原先接受的传统史学中的疑古辨伪思想得到了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些对他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古史辨”活动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顾颉刚“古史辨”活动受到胡适的影响，他辨古史的方法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有密切的联系。他把《诗》《书》和《论语》的上古观念整理一下，比较一下“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的文献中才有记载。“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他按照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观点。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起，把神话中的古神都“人化”了。对于这些后出的附会，要一一地剥离下来。他认为，还要打破把古代看作黄金世界的观念。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把古代说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关于古代的一些观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的。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善的意思。从战国起，政治家要依托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来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当代君王看的。

顾颉刚对古史的这种基本观点，很接近胡适对于科学律例的说法。关于古史的传说是后人编造的，而且是不断地扩大编造，古史记载不可信。顾颉刚的观点受到胡适的影响，是显著的。但顾颉刚是要通过对传说的怀疑和剖析，去探索古史的真相，这跟胡适否认真理的存在是有差别的。

顾颉刚的基本观点对有关迷信古史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托。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他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对古史的“建设”上来。他做出了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所谓辨古史，到后来成为辨古书，他认为这是建设新古史的工作。

顾颉刚后来对唯物史观有了自己的认识，《古史辨》说：“我自己绝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晚年他回忆这段文字时，说：“现在看来，这段话还有需要修正的地方，但是我不反对唯物史观和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大趋势，也说明唯物史观的影响深入，也表明顾颉刚和胡适的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4）《禹贡》杂志与边疆地理研究

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在他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在这中间又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队伍，为建立、发展这一科学立下根基。他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从研究《禹贡》文献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猖獗，中国民族危机加深，边疆危机加深。《禹贡》杂志创办在这样的形势下，不久，杂志研究的重心从古代历史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禹贡》半月刊突出反映出爱国主义的史学思想。顾颉刚先生在治学道路上，由为学问而学问的客观主义态度，转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禹贡》是一个重要标志。《禹贡》一开始就张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尚书·禹贡》的“禹贡”作为刊物的名称，是要人们看到古代的中华民族在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广大地域的认识，“实为吾民族不灭之光荣”，今日谈及禹域，都会想到“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禹贡》的《古代地理专号·序言》说：“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是爱国思想的体现。《禹贡》的文章表达了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地域，是要把我们祖先开发的土地作一个总结，今天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家业，以这样的研究来激起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的热诚，爱护我们的国土，维护领土完整。《禹贡》把边疆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作研究，主张全民族奋斗，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杂志上的文章还提出加强边防，开发边疆的认识，“谋民族自救之方”。《禹贡》杂志的文章还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史地研究包藏的祸心。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史地研究以及社会历史与地理的调查，都是作为他们军事行动的先导。他们的史学、“东亚学”是侵略的史学，是蓄意为侵略我们而制造的种种舆论、口实。《禹贡》半月刊的爱国史学思想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恐慌。日本的《历史学杂志》发表文章攻击《禹贡》《禹贡》杂志给予回击。《禹贡》半月刊的宗旨、研究工作的安排及内容反映鲜明的爱国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顾颉刚对于民俗学特别是对民间文艺有浓厚的兴趣。他关于古史的基本观点，中国史学史教本也是从民间文艺传说的演变情况中，得到启发后形成的。抗日军兴，他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把历史上英勇抗击敌人的故事和当时抗日斗争的事迹，编印成小册子，并且请艺人演唱这些内容，宣传抗日。这一类活动表明了这位历史家对祖国前途的信心。

顾颉刚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他编著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对于《尚书》的研究，他用力最勤，发表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领域里，顾颉刚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吴歌甲集》和《孟姜女故事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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