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易东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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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试读：

前言

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远不是人力资源强国，这是对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的现实评价。但经过这些年特别是党确定人才强国战略以来，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据新华社北京2012年5月14日消息，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共同组织开展的2010年度全国人才资源统计表明，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人才工作服务科学发展更加有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我国人才发展进入到一个整体推进、优先发展的新阶段。截至2010年底：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人才资源总量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11.1％。人才素质明显提升：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比2008年增长1.2个百分点；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比2008年增长3.3个百分点。人才效能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2.0％，比2008年增长1.3个百分点；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人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

这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成果，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思路的重要体现。当然，这些成果距离马克思主义及与之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尚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提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使人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其思想的主要内涵具体表现为：个人普遍而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建立、个人需求的多方面的发展、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即“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前一时期改革探索和实验所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以“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具体落实为“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全国人民不懈的追求与艰苦的努力，人的全面发展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易东2012年6月28日

上篇 “人的发展”的理论研究轨迹

第一章 发展观的演变

一般所说的发展观，主要是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的，就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是指导人们观察、思考、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并自觉进行社会发展实践的基本原则。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人们的社会价值追求不同，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也就不同，对发展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所以发展思想史上就有了多种学派理论纷争和新陈代谢的发展观演进过程。发展观演进的基本走向是：从单向度发展到全面发展，从无限发展到有限发展，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从着重当代人的眼前发展到考虑永续性的可持续发展，从研究西方本身的发展到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再到研究不分东西方的一般意义上的发展。

一、经典社会发展理论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欧美基督教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现代化过程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完成，西方思想家对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西方世界这一发展过程试图作一番历史思考和理论解释，进而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是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所作的最早的思考，是发展理论的经典形态。经典社会发展理论是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社会自身，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家们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研究，并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基本特点。如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Tocqueville）的政治学。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以研究美国政治发展为范本，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现的过程，从而解释了美国现代化得以完成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条件。韦伯（Max Weber）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这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原因及过程的揭示，对西方现代社会赋予普遍性的本质意义和特征，以及对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建立，对后来发展理论家们的研究产生了长期的深刻影响。

这一阶段的思想家的研究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这些理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发生学的研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解释学。因为是“事后研究”，所以还不像后来的社会发展理论那样具有强烈的社会发展的现实指导功能。二是这些理论非常注重西方社会深刻的文化背景，强调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作用，具有丰厚的历史感。三是经典社会发展理论是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社会本身的研究，还没有涉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自然秉承“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传统社会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发展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向，从研究西方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转向对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现实的研究，试图寻找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现实途径，并在相应的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发展和建设，而这些发展的现实反过来又推动着发展理论的演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过现实影响的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由于此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关注重心、理论前提等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阶段性和局限性等特点，以及与当代社会新发展观的异质性，特别是这一阶段的发展理论几乎总是把发展看作一种经济现象，都把发展的定义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增长，所以一般又把具有这种倾向的发展理论称之为传统社会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早发端于美国。它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特指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即如何走向西方式的工业化、民主化道路的理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学派所列举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开始的脱离王权专制的政治变革，即民主化；一是由产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这种技术和经济的变革，即工业化。”除了这两个主要目标，现代化还关注更为广泛的、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内容。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的所谓“过程论者”就认为：“它（指‘现代化过程’）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对这种变化过程的系统认识。”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为，现代化就是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向先进的西方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现代化理论就是反映和研究这一总体过渡过程的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遵循的是迪尔凯姆和韦伯提出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以及帕林斯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现代化理论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或“内源的现代化”，把落后国家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成就为目标进行的努力，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或“外源的现代化”。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国家”的经济落后是其制度上和观念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民主化，完成现代化，必须首先要在制度上和观念上实现“西化”，全面向西方学习，才能最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无论是政治学家分析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经济学家分析现代化的人格发展和形成，持现代化理论立场的学者均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阐述问题。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也称“依附与低度发展理论”（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是20世纪5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60与70年代风行一时的诠释外围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状态成因的多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称。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那么，依附理论却是真正的非西方学者对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这一理论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拉美和非洲裔的左翼理论家，以拉美经委会为核心的学者集团为主要代表，包括普雷维什（R.Prebisch）、斯威尔（Paul Sweezy）、巴兰（Paul Baran）、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等。

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挑战和批判。依附理论突破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与“现代”的分析框架，而是用“边缘”和“中心”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反对“内因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原因不是存在于不发达国家的内部，而存在于不发达国家的“边缘”地位与发达国家的“中心”地位的关系中。在方法论上，依附理论也不同意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因此，依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化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假设，即：所有社会的发展历程都是相似的，都会经历几个共同的发展阶段；欧美的现代化之路是社会发展共历阶段的充分展现，因而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最终目标。

世界体系论是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理论研究的高度。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不赞成把民族国家或民族社会作为基本单位的分析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是片面的和模糊的，无法涵盖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变迁，也难以解决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因为两者不是社会系统，而是封闭的单位，无法解释社会系统中的总体社会的变迁和局部的变迁。因此，主张用“世界体系”来代替民族国家，用“世界体系”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的总体状态。认为这样可以解决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在解释现代世界和个体社会的整体和部分、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等关系方面的困难，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状况。

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着三种体系，分别是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后两个体系组成了世界体系。该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应1450年以后西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真正诞生的，17、18世纪在欧洲得到巩固和强化，19世纪至今向全球扩张并不断发展，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以欧洲为基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在时间纵向上和在空间横向结构上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并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变动模式进行分析。

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各有不同，分别代表着发展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从强调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决定经济增长的现代理论，到从历史整体的角度探索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论，是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进步过程，它们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伴随传统发展理论产生的便是传统发展战略。传统发展战略是把经济增长，也就是把人均GDP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因此，通常又将其称为“增长第一战略”。传统发展理论及其战略是以资源可以无限制开发的假设为前提的，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以传统发展理论为指导的经济增长还偏离了社会主体——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况且，经济的增长不能自动实现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目标。

三、当代社会新发展观

一般来说，人类主要面临着两种发展：一是“物”的发展，即经济发展；一是“人”的发展，即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观通常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传统发展理论主要是围绕“物”的发展进行的，往往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且认为增长是无极限的。应当承认，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一定程度上使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向人类自由更靠近了一步。

但是传统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战略也造成了极大的恶果，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怀疑失望急剧增长，称其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以人的剥夺为代价的发展”等。而且，在传统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实践还造成了资源、环境危机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理论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社会主体即人的需要。因此，必须重新认识社会在现实状况下的发展问题，通过对传统社会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建构一种能够满足当今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社会发展观，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发展观自我完善所必需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范围的经济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西方社会本身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西方思想文化界抛弃了现代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论，从而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等提出质疑，对“后现代化”的现实提出新的解说。于是，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出现了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的转变，亦即由重物到物与人并重的转变，由无限发展向有限发展的转变，由单维度发展向多维度、综合发展的转变，促动了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当代社会新发展观的形成。

所谓当代社会新发展观，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90年代达到成熟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社会”的一系列的新发展理论。其中比较重要的、产生了持续影响的主要有罗马俱乐部的有限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佩鲁的新发展观等。（一）罗马俱乐部的有限发展观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有限发展观是重新审视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结果，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及时的警告。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不断集中，使得自然界的财富被索取得越来越多，随之投向周围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导致“生态危机”逐步加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局部地区社会动荡，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人们都在反思着发展的代价及其未来，增长空间有无极限？长此以往，未来社会到底会怎样？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的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十年后，两位著名学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的问世，把人类生存与环境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8年4月，来自十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国家的和国际的文职人员约30人在罗马集会，讨论当前和未来人类面临的困境问题，并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1972年3月12日，以丹尼斯·麦多斯（Dennis L．Meadows）等为代表的该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完成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在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公之于世。报告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提出了一种“零增长”模式，论述了地球有限论，指出地球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也是有限的，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并指出决定和限制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必然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耗竭速度的加快和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这些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因此，人类或迟或早会达到“危机水平”。《增长的极限》所阐发的发展观，与传统发展理论的前提假设是相对立的，打破了传统发展观认为的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极限的，经济的增长也是无极限的信念，把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这一报告公开发表后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这份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展开，即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和社会解体。很多学者加入到关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如朱丽安·L．西蒙的“纯市场理论”与“资源稀缺的缓解”理论、科斯的“科斯理论”与“避免公共地悲剧”的理论等，先后提出过“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到70年代后期，经过进一步广泛的讨论，人们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经济发展可以不断地持续下去，但必须对发展加以调整，即必须考虑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最终依赖性。

可见，《增长的极限》提出的有限发展论的意义，不在于它给人类列出了一个危机时刻表，而在于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所形成的“增长无极限”观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一种关于人类发展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为从根本上修正人类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也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二）可持续发展观

面对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断地进行深入的反思和不懈的努力奋斗，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和很有意义的观点、思想和对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类问题的报告、书籍和文章。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

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野生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等国际组织一起，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报告。虽然该报告没有明确给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发端源于此报告，因为该报告初步给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轮廓或内涵。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提出了“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的总观点，并在这样的一个总观点下，从人口、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物种、能源、工业、城市化、机制、法律、和平、安全与发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报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needs。）这既是定义，也是一种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人类探索长期生存和发展道路的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成果的概念表述。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围绕着可持续发展问题组织或进行了一些大规模的会议和行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三次联合国会议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会议。197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它表明了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警觉。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全球21世纪议程》，确定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这次会议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最终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在2002年9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领导人再次郑重表达了实施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的承诺。

可持续发展不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常规性改进与调整，而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突破与革命。这一理论蕴含着发展主体之间的平等原则和发展要素之间的协调原则，以及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空间的合理性、发展时间的有序性等原则。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内容，而且包括人口、环境、资源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自然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协同发展，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个原则同时起作用。可持续发展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扩展到资源、生态、环境等人的生存环境领域；把满足人的需要由当代延伸到后代；把以人为中心的内涵由关注人、发展人推广到人自身的行为约束、自我控制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更广泛的领域。

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发展理论的日益成熟和理智。可持续发展不仅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和制度性质的改变。（三）佩鲁的新发展观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弗良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新发展观》则是当代世界思想界对“现代性”批判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开创当代新发展观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发展观》是从另一思路对传统发展理论和战略进行检讨和反思，特别是对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的实践进行反思的结果。

针对传统发展观带来的危机，佩鲁从社会学方法入手，重新厘清了“发展”、“增长”、“上升”、“进步”等概念，以及围绕“增长”和“发展”提出了各种指标。佩鲁指出，传统的发展观念对发展问题研究的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所谓“增长”，只是生产的高效和规模的扩大，不包括结构的变化和均质的增长。破坏环境、毁坏自然资源、危害甚至毁灭人类等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而所谓“发展”，也只是外在的经济发展，是对“最大值”的发展追求，只考虑市场的要求，不考虑个人的发展价值，不考虑社会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结果在一些国家造成了“无发展的增长”。围绕“增长”、“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指标，如实际人均产量、生活标准、生产率以及各种结构和社会的指标等，给人以价值中立的假象。佩鲁指出，指标是不可能没有价值指向的，因为“指标与之有关的那些事实都是社会现实，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它们的内容都是规范的”。佩鲁要求抛弃这种过时的观念，充分考虑发展中的社会的、人文的、制度的因素的作用。

他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必须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上全面评价发展的内容和实质，提出了“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公式，并从“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方法出发，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

所谓“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整体的”发展体现在具体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上，“在理论上必须包括健康、卫生和教育这些因素”。之所以要强调这些估价相当困难的因素，主要是要突出文化价值在新发展观中的地位，说明新发展观应当是基于文化价值之上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强调GDP的经济增长。

佩鲁对“内生的”解释是，“按照数学的常规用法，内生是指组成选择的方程系统的各种变量，它同表示数据并可进行不同逻辑处理的外生变量是相对的，但是，在各种国际组织的词汇中，这个形容词被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传统的发展实践中，在外部强制下所建立的经济体制和结构所形成的强烈的对外依赖性特点和造成的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开发，动员社会内部因素，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挖掘人的各种潜力，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认为“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这不但强调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也强调了人在发展中的目的性。

至于“综合的”发展，佩鲁说：“就更一般的意义说，‘综合的’这一术语表示各种单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因此，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与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加强的内聚力。”佩鲁强调发展是“综合的”，主要是强调结构内部协调稳定的发展，突出组织在结构中的作用，特别是国家这一特殊组织运用组织的、政治的力量加强对市场的调节和约束作用，而不是像传统的发展观那样，只强调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综合的”的发展追求的不是最大值，而是最适度的发展。

总的来说，佩鲁的《新发展观》强调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动态的、以文化价值为基础的、结构合理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它的立论基础不是过去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是佩鲁所说的“人类科学”。新发展观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其中的主要观点对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和联合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正如佩鲁本人在《新发展观》一书的前言中所言：人们“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行为和活动的”。

佩鲁的新发展观拓宽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发展的意义，发展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消除贫困、收入分配公平、环境的改善等内容，还包括很多非经济因素。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首次提出“人文发展”（或“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广义的发展概念开始流行和普遍被人接受，“人文发展”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也流行起来。

从发展观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发展这一概念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具体体现。如果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过程进行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发展即等于经济增长；60年代，发展是增长加结构变化，但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内容；70年代，贬低经济增长，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等发展目标；80年代，可持续发展、环境改善是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必不可少；90年代，提出“人文发展”，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拓宽，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创造、收入分配、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内容，而且都有其特定的内涵。

第二章 “人文发展”的涵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起，每年发表《人类发展报告》，以全新的观念和评价指标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该报告至2008年已发表了18期，每期一个主题。由于《人类发展报告》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人文发展”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也逐渐流行起来。

实际上，“人文发展”概念含义深刻，内容广泛。它既是一种发展思想与观念，也是一种发展理论与方法，还是这种发展观念和理念所理解和阐释的发展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与这种发展实践本身，即是“扩大人的选择的发展”，还是根据这种思想理论制定的发展政策与实施的发展战略。“人文发展”一切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现实自由和福利状况的改善，以人类福利的改善和获得作为发展的现实目标。“人文发展”以选择界定发展，人类自由和福利的具体体现和现实的实现途径就是人的选择的扩大和能力的扩展和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德雷珀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的前言中指出：“我们重新发展那个基本的真理，就是人民必须居于发展的中心。发展的目的就是给人民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选择之一是收入，但这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获得人类福利的手段。人们还有其他选择，包括长寿的生活、知识的获得、政治自由、人身安全、社会参与和人权保障。”“人文发展”的概念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及以后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以及哈克在1995年撰写的《人类发展的反思》（Reflections on Hunan Development）一书中，都有较确切的界定和较详尽的阐述。此外，阿马蒂亚·森也对“人文发展”概念及其分析路径作出过卓越贡献。

一、“人文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联合国第一个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即《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第一章一开始就指出：“人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发展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人民在这种环境中能安享长寿、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

该报告指出，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过多地关注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模糊了发展的基本目标。国民收入尽管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有用的，但国民收入并不是收入的真正构成，更不是人民的福利本身。人们看重的许多成就并不能从财富的增长中直接看出或表现出来。如：更多地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安定的生活，更好的工作条件，免于犯罪和政治暴力的侵害，享受休闲的时光，在他们的共同体中对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参与等。当然，人民也希望获得较高收入，这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但收入绝对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

这种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和观念，以推动“人的利益”实现的程度作为评判社会安排的标准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判断一个社会优劣不能仅仅以收入和财富之类的东西为标准，因为人们追求这些不是目的，只是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说：“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寻求的利益，只是因为它有用和为了其他事情的缘故。”他以是否成功地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flouring lives）作为评判政治安排优劣的标准。康德也认为，人是一切活动的真正目的。他说：“对待人，不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待任何别的人，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把人视为目的而决不仅视为手段。”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应当使人能自由地一起生活，而不至于在公众场合感到羞愧。类似的思想在近代一些经济思想经典作家那里也有所反映，包括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等。更近者，如丹尼斯·古雷特。1971年，他就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发展的本质问题，讨论了发展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内容，提出从更广的角度看待发展观。他指出， 发展包含三个核心内容，即生存、自尊和自由。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人文发展”思想。

但是世界范围的发展现实对GNP或GDP的过于关注模糊了这一观点，对手段的痴迷取代了对目的的追求。近几十年的严峻的发展现实再一次要求人们转向对经济增长与人文发展的联系的关注，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减少它们在实质方面的被剥夺。甚至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他们的高收入也没能减少一些社会问题的广泛传播，如吸毒、艾滋病、无家可归、暴力、家庭关系的崩溃等。相反，许多经济收入较低的国家，通过扩展人的基本能力反而达到了较高的人文发展水平。

这些发展现实再次提醒人们，财富的生产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必须是人的福利。在进行发展分析和发展计划时，必须把如何实现手段向目的的转换作为主要依据。《人类发展报告》正是着眼于经济增长向人民利益的转换，以及该选择何种政策和措施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要使“人文发展”思想真正对发展理论与发展政策具有公共道德意义和作用，首先必须从概念内涵上搞清楚“人文发展”的确切含义和对“人文发展”的理解视角。《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从“扩大人的选择”的角度对“人文发展”作了如下界定：“人文发展”是一个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原则上说，这些可能是不确定的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是，在发展的各个水平上，有三个最基本的选择：人们过上长寿而健康的生活、获得知识和得到体现生活所必需的资源。这三个方面的最基本的选择分别通过健康水平（以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为衡量指标）、教育程度（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衡量指标）和生活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衡量指标）三大指标来衡量。“人文发展”认为，如果这些最基本的选择不能得到，很多别的机会也就得不到。同时指出，“人文发展”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选择，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创造和生产的机会，享有自尊和保障人权。“人文发展”认为，人的选择的扩大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人文发展”关于能力扩大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人的能力的形成（或能力的获得），如健康的改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二是人们对所获得的能力的运用，用来休闲、生产或积极参与文化、社会和政治事务。后者即阿马蒂来·森所说的“可行能力”。这两者必须都得到重视和很好的平衡，如果只重视一个方面，还不是真正的“人文发展”。

根据报告对“人文发展”这一定义以及对这一定义的进一步说明，可以看出，收入显然只是人们愿意去选择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绝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因此，发展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和扩张，而且必须关注人的发展。经济收入虽然重要，但是收入只是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

该报告从几个方面说明这一问题。首先，一个社会的福利情况，不是看它创造了多少财富，而要看这个社会如何使用所创造的财富。报告列举出一些收入水平一般、人文发展水平却很高，以及收入水平相当高、人文发展水平却很低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如巴西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020美元，但国民预期寿命却只有65岁，成人识字率也只有78％，婴儿死亡率则高达62‰；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国民收入才1610美元，但国民预期寿命却有75岁，成人识字率高达93％，婴儿死亡率是18‰。与巴西相比，哥斯达黎加的人均收入要低得多，但人文发展指标却高得多。其次，一个国家目前的收入并不指向未来发展的前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在它的人民的身上付出投资，那么它潜在的收入就会比它现在的水平要高得多，反之则反。众多发达的工业化富裕的国家表现出来的许多人文发展问题都说明，高收入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文进步。再说，收入增长和人文发展之间并不存在自动联结。关键是两者之间的连线如何被创造出来，如何加以强化这条连线。

该报告指出，“人文发展”这一概念既表示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也表示人们获得福利的水平。这也有助于清晰地区分上文提到的“人文发展”的两个方面：即人的能力的形成和人们对所获得的能力的运用。这一视角把“人文发展”和其他的传统发展理论相区别，如把“人文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人力资源发展理论、人类福利理论和人类基本需求理论等相区别。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是GNP或GDP的增长，但人类的进步只有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够的，许多发展的不足不是经济发展的不足，而主要则是其他社会方面的原因。人力资本形成理论与人力资源发展理论基本上是把人当做手段来看待，而不是作为目的来看待。这些理论只是从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的供应方面来关心人的，只是把人作为完成商品生产的工具来看待。人当然不只是资本品或生产要素，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者，他们还是生产的目的，还是生产的利益受益人。因此，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理论只抓住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人类福利理论更多的是把人作为发展的受益人，而不是作为发展的参与者看待，它更注重分配政策，而不是生产结构。而基本需求理论强调人们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特别是那些基本生活用品遭受剥夺的人的基本需求，如食物、饮用水、衣物、住房、医疗等。强调的仍然是这些基本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而不是强调人们的选择。与这些理论相比较，“人文发展”把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相结合，把人的能力的扩展和运用相结合，同时聚焦于选择，聚焦于人们应该拥有什么、应该成为什么、应该做哪些能够确保他们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

二、“人文发展”的四个基本要素

发展既然是扩大人的选择的过程，那么人们就必须享有公平的选择机会，否则，就会有许多人不可能有真正的选择，选择机会和选择能力都将受到限制。哈克认为，公平应该被理解为机会公平，而不是结果公平。人们如何处理机会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且机会公平并不总是导致相似的选择或相似的结果。从“人文发展”的视角来看，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公平必须被视为人的基本人权之一，“人文发展”把公平置于中心地位。“人文发展”的公平观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即人人都有权力要求全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并且把这些能力在他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得到最好的发挥。公平机会的获得需要一些基本的社会结构的重构，如财产的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穷人的财政转移政策，旨在增强穷人创业潜力的信贷制度，旨在抑制少数特权阶级而使穷人也能获得政治机会的选举制度改革，拆除阻碍妇女、少数族裔或某些宗教信仰者获得某些关键机会的社会法律障碍等。

可持续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代际公平的问题，即我们的下一代或以后各代应该与我们有享受同样福利的机会的权利。资源和环境承载的有限性只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人文发展”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机会的可持续性问题。本代人的无节制必然导致未来各代人的机会的被剥夺。所以唯一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补充和再生各种资源，一句话，人类生命必须持续。哈克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要求资源、物种、环境都必须保持现状，他认为这是一种“环境清教主义”（Environmental Puritanism），与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不大。他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认为技术进步总会创造出自然资源的替代产品来。我们不能指望把一个原封不动的世界传给下一代，我们需要保持的是一种创造相似人类福利的能力，因为可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静态的预设状态。可持续性是一个分配公平的问题，也就是在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分享发展机会，确保代内与代际发展机会的公平公正。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文发展的本质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人文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对于政策实施的意义还在于，可持续性并非目前贫穷与被剥夺现状的持续，持续的应该是有价值的生活机会。但哈克同时表达了世界一体化、世界趋同，从而富国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穷国的选择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多样性不相一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也没有采用这一观点。“人文发展”的另一基本的含义是生产力，即人的生产潜力。就是要求投资于人，确保宏观经济环境能让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人文发展”的投资在于，提高人的潜能，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所强调的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把人作为终极目的，提高人的潜能只是为实现人的选择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人文发展”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而后者仅仅把人作为手段，作为工具，作为资本品或生产要素看待。“人文发展” 既不是家长式的包办，也不是慈善或福利概念，它是人民自为的发展，因而强调人民参与。“人文发展”不赞成施舍，因为这既有损受援者的自尊，也不可持续。“人文发展”支持赋予人民发展的自主权。赋权意指人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有把出于自愿的选择付诸实践的权力。这意味着政治民主，人们可以影响关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决定；这也意味着经济民主，人们可以不受过多的经济约束；这还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政策的制定。199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论证了人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两项策略——健全公民社会机构和将权力从省会城市分散到地方和乡村。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则更为明确地强调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公民授权的重要手段。

哈克认为，人民赋权需要一定的前提。需要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资，以便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会；需要经济环境保障，以便人们在生活中更加公平；赋予男性和女性同等权利，以便他们在同起点上竞争。由此也看出：“人文发展”与其他发展理论，特别是基本需求理论的不同，基本需求理论要求的只是基本的生活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而“人文发展”包含所有选择，特别是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选择，而基本需求理论通常只限于经济方面的选择。

尽管人们对“人文发展”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但对于“人文发展”的含义，在以下方面还是有较广泛的共识：必须把人放到发展的中心；发展的目的是扩大人的所有选择，而不仅是收入；人文发展不仅关注人的能力的形成（通过对人的投资），同时关注这些能力的完全运用（通过能力的运用使增长和就业变为现实的结构）；人文发展有四个支柱性要素，即公平、可持续、生产力和赋权；人文发展以目的来界定发展，为实现目的来分析合理的选择。

第三章 “人文发展”与人的发展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曾大胆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首开哲学人本主义的先河。黑格尔曾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从此“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命题旋转”。但长久以来，发展理论大都忽略了人在发展中的中心位置，而社会进步只有相对于这一发展主体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人文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一、“人文发展”以人为本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灾难。发展所带来的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深刻地反思发展问题。人们在困惑之余思考发展的价值问题。传统发展观“是以‘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为前提，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如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对于‘为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最好的发展’这样一些目的论、价值观的重要问题却缺乏应有的关心。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所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发展观的支配下，虽然人们在解决‘如何’一类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使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与此同时，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迷失了发展的方向”。因此，正如西尔斯所指出的：“在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驱散笼罩在‘发展’一词周围的迷雾，并更准确地界定它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设计出富有意义的目标或指标，从而有助于改进国内或国际政策。出发点是，我们不能回避那些实证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词。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人文发展”观把人置于全部发展问题的中心，就是对发展问题作出的价值判断。把人置于发展问题的中心，不是一般的“人本主义”，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因为人就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人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的本身，人的价值就体现在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中，体现在人的本质的实现中，以人为中心的最高价值就是人的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发展是人的发展，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发展，发展必须着眼于人和人的自由。

二、以人为本的内涵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在思考人的问题，思考人究竟在世界上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中国儒家有民本思想。儒家经典中很早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之说。孟子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霸言》篇中说：“霸王之所治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最早提出“以人为本”。汉代贾谊在《新书》中也指出，“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大政上》）。虽然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巩固统治的角度所提出的治国原则和方略，“有其明显的功利性，但瑕不掩瑜，毕竟是对人的善待和重视其意愿的一种表达，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思路传承下来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说教，同时也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意蕴”。

在西方，如前文所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被后世称为“普罗塔哥拉命题”。普氏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提出，既为当时的民主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也标志着思想家把关注转向了人本身。

康德是西方世界对人关注较多的思想家。在康德的一系列论述中，充分体现出他把人看作目的的思想。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在这个目的秩序中，人（与他一起每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远不能被某个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单纯作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时自身又是目的”；“在全部造物中，人们所想要的和能够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为手段来运用；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中，康德要求人们“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做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康德认为：“人以及一般的任何理性存在物都作为自身的目的存在着，而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手段。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他们涉及自己还是其他理性存在物，都必须总是同时被当做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等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是人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说，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人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

同时也可以看出，“以人为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价值论命题。当代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人类在对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的反思中，尤其是在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所付出的代价的反思中，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关于“以人为本”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如果从发展理念的层面来理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面对发展问题时，把人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本原、本体，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目的、动力和标志的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观念。它肯定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它既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以人为本要求人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发展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运用人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

对“人文发展”及当代“以人为本”思想内涵的理解，首先就要搞清楚“人”和“本”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人”有存在意义上的人、群体存在意义上的人和个体存在意义上的人。虽然“人文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相对于传统发展忽略了“人”的存在与价值，“人”是相对于“物”的概念，是指在发展中不能见物不见人，要以人的发展作为根本目的，但这里的 “人”不是“物”的简单对应概念，也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的类存在物，而是有具体特质的、活生生的所有个体的人。在理解与实现发展时，以人的抽象的类存在为中心，“人文发展”就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本主义；而以特定群体为中心，则必然造成社会资源被部分人垄断，形成社会的不平等。而“人文发展”及当代“以人为本”关注所有的人，关注所有的个体，发展为每个人服务，人人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以人为本”也不简单地等同于“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以民为本”。尽管在特定的场合两者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但在“人文发展”及当代“以人为本”思想中，“人”并不等同于“人民”。“人”比“人民”更宽泛，“人民”并不能包括所有的“人”。而且“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不同，而“人”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哲学概念。发展思想中的“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对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给予合理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人以外的任何事物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精神和理念，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以人为本”也要求我们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进行反思和超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这“本”的确切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世界是现实的世界，并且首先是人的生活世界，离开了人，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之本。二是从价值论意义上来理解。即指人本身的尊贵和重要，要求社会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存在和发展。因为人是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的本质和根据。社会的发展，内在地要求明确把人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本质。三是从终极意义上来理解。从终极目标来看，“以人为本”不是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而是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

具体来说，“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至少应该包含三方面内容：（1）发展应该满足人的需要。这里的需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人的所有的、现实的、发展的需要，也就不是部分的需要和虚幻的需求。需要和需求是不同的。需要是现实的；而在当今时代，需求往往是商业造就的假象。二是发展着的需要。人的需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发展应该能够满足所有人不同阶段的、不同环境的需要。三是指不仅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还包括满足世世代代人的发展需要。（2）发展应该使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享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把人置于一切发展问题的中心，就是要尊重和保护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3）发展应该使所有人为实现自由所需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充分发展。发展应该突出强调能力的获得与使用，能力得不到发展的人是不自由的，这样的发展也不能算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紧密结合，并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一切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理论目标。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并且两者紧密相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人的发展的两个方面。人的自由发展是核心，是人的发展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体现，也是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全面提高，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是当代“人文发展”思想的古典形式；或者说，一定意义上，“人文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当代话语表达。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曾有如下经典论述：“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紧接着马克思还把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由个性的基础之一来论述。

而从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涵。即，“人的全面发展”是主体本质的全面发展，是个人关系（或交往）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需要的多方面发展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个性、能力和知识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同时还是人的政治权利、经济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也正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主要内涵具体表现为：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表现为个人普遍而全面的交往关系的建立。

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仅能在交往中交流信息，获得心理、情感方面的满足，而且还能够在交往中受到启发，从而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可以说，交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普遍而全面的交往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交往。虽然一开始人们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为物质交换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这种交往普遍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不断扩展，使人摆脱了原来的封闭状态，个人活动的空间也得到大大的扩展，逐渐地，交往不再局限于物质交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相互依赖。这种交往和联系必然会大大开阔人的视野，锻炼人的才能，为人的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人的交往的普遍而全面的发展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普遍而全面的交往，特别是建立在现代商品经济交往基础上的人们的全面的社会交往，会打破原有的建立在狭隘范围之内的、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构建出世界范围内的、以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平等还是表面上的，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奠定基础，也就是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创造前提。因为平等应是自由的应有之义。

仅从物质关系而言，人们的交往就可能是普遍的。但全面的交往关系需要更深刻的、更丰富的联系，需要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等。人只有建立起全面的交往关系，才可能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在社会共同体中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为，人的交往关系普遍而全面的建立，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就意味着人们参与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特别是政治生活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而不是被排除在这些事务之外。如果人们不能够参与到这些事务之中，不能参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发展就还不是人们的自由自主的活动，就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也就不是自由的。当代“人文发展”强调人们的社会参与也就是有鉴于此。

其次，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还表现为个人需求的多方面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早期，劳动者的需要被压低到动物性需要的“粗陋”水平，生存状况与奴隶无异；而资产阶级掌握工人阶级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发展着自己“考究的需要”。马克思所提出的“多方面的需求”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真正需要的压抑和扭曲，对其造成需要的虚假性而言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现实需要的结构，是由人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反映着人的发展水平。人应该具有怎样的需要结构，不应该是掌握社会观念生产与传播、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或政治性集团制造出来的，而应该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

因此，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社会历史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而对精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要求。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的理解，就应该基于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自由个性而建立的人的现实需要结构。具体来说，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就不仅包括满足人的生存和享乐的物质性需要，还应该包括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社会关系方面的各种需要，以及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只有这样一个丰富的需要结构，人才能发展出一个“全面的能力体系”，也才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自由的生存境界。

最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强调最多的还是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全面的能力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改和工作的全面流动性。”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由此看出，正是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为了适应不断变动的新的工作职能的需要，对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能力、再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提出了现实的要求，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首先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对于这些能力的获得，马克思主义十分注意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说：“从工厂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

但是，不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简单地理解为人为了适应更深、更高层次的社会分工，每个人都要有能力做、也都必须去做任何别的工作。这仍然是从生产劳动、工作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能力发展的，或者说，还是从人的“异化”而不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恩格斯还指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的这段话说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不是要消灭一切分工，“实行明智分工”还是必要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们除了从事各人必要的生产劳动之外，有了充分的闲暇（当然也包括充分的物质条件）来形成能够从事科学艺术和社会活动等能力，并且实际地从事这些活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谈到：“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有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由此，在恩格斯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能力除了人的劳动能力和从事思想、科学、艺术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能力，那就是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就是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是人能够最终摆脱社会的异己力量的束缚，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前提。同时，我们也看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提高，人们不再为生存奔波，可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时间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这些能力和真正运用这些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

在恩格斯晚年，曾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说：“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世纪末，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人也曾致信恩格斯，请他为即将出版的《新时代》周刊写一个题词，以表示未来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回信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是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最高的社会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核心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实现自由的过程，就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这种“自由发展”的主体是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的活生生的“每个人”，是每个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最大限度地“不受阻碍的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个人主体人格的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有这样的概括：“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人要获得自由自主，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在这些关系对立中获得自由与自主。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恩格斯指出：“……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分析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发展来揭示人的发展的历史线索，并由此把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这三个阶段，就是根据人的自由、人的独立个性的发展来划分的。处在前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甚至人身依附，严重限制着人的个性发展；进入到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个人虽然脱离了人身依附，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人的个性有了相对独立性，但是，这一阶段的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实质是一种“普遍的物化过程”，是“全面的异化”，人的目的“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所以，个人的发展完全是“空虚”的。“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只有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第三个阶段，每个人才能“自由发展”，真实地获得自己的自由个性。

显然，人在这些关系中的自由自主的获得不是自动和必然的，是与社会生产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建立在人的能力的获得上的。人要获得自由，就是摆脱物质的与精神的，自然的与社会的束缚。

人要获得自由首先就要摆脱物质的匮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在人类已经经历的各社会形态中，总的来说，生产力是不高的，物质是匮乏的。人们还处于“异化”的阶段，还谈不上真正的自由。而“异化”的消灭所具备的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可想而知，如果人类还处在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也就还谈不上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人类只有从物质的匮乏中解放出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有可能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来充分发展自己；劳动也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娱乐和游戏的时候，人的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社会的分工也成为一种随自己兴趣的事情了。“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要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不自由，还在于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获得与提高。

认识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人只有获得了对必然的认识的能力，“意志的自由”，才能避免对必然的盲目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的“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这一判断是“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但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对世界的认识，更强调对世界的改造。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只有在实践中，在自然与社会的改造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而对人的改造，主要就对由人所创造的、人生活其中的人类社会的改造。因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中，人才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人也才能全面获得自由发展自己的能力，人的自由也才能真正实现。

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只有在共同体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但并不是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同体”都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相反，在人类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各个历史阶段，所谓的“共同体”都只能是人的自由实现的障碍和桎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前工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国家都不过是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段的个人。……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相对立的、相冲突的。自由的主体只能是个人而不能是国家，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国家自由的扩张是个人自由的丧失。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居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限制“国家的自由”，也就限制公共权力。人们为了“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就“应当推翻国家”这样的“虚幻的共同体”，在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才能“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正因如此，在谈到未来社会的形态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避免使用“国家”概念，而是使用“共同体”概念。

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所指的“共同体”，不是“从前各个联合而成虚假的共同体”，而是理想中的未来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而“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此后，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追求。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真正的共同体”被表述为：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理想社会又被看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资本论》中，未来的理想社会又被规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安排。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生产的高度发展就一定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和自由。要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幸福的精神生活，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安排，必须对发达的生产和富裕的物质财富实行社会化，避免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使“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有计划地自觉的组织”代替“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进行真正的社会生产。这样，“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宝贵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只有“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不再是“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而是“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听从人的支配”，“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真正“支配和控制”“人们周围、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有必要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解放”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就是“每一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目的。马克思说：“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又具有了手段的意义。但其目的意义是根本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程度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中，个人自由永远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最终尺度，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个人自由服从社会，而是社会必须按照个人自由这一目的进行改造。这可谓是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古典版本。无论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都反映出这一思想。这些命题都立足于“个人”，把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前提，“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并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个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因此，这里的个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充分肯定个体的差异和人性的丰富。

当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前提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就说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换言之，每个个人和每个群体的自由发展，也都不能不顾及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否则，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发展也不是健全的。关注每个人、每个群体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代“人的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继承了“人是目的”的思想，使人和人的解放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在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人的发展是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主义明确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历史进步的标志，以人的发展来考量社会的发展，把未来的社会设想为“以每个人的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用“以人为本”这样的概念，但188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并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宣告了人不是超越于自身之上的外在主宰的工具或手段，人自身就是终极目的和最高的价值存在。社会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解放，但向来都是从人摆脱束缚，获得自主、自由的角度理解社会解放，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然是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把人当做全部历史活动和现实活动的本源，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未来的理想社会也建立在人的价值的充分实现这一基础之上。因此，“以人为本”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只是话语表述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的视角论述人在发展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自身，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价值。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这里，马克思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人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因而，在社会发展中，人也应该是主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可见，从唯物史观创立开始，马克思主义就重视人的主体性，并且强调从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去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最主要的感性和实践活动就是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马克思在这两个方面都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如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再次肯定人是“生产主体”。而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批判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科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谓历史规律，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活动的规律，它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

正因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就应该在思维中把人放在本位来把握，“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要“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这样就是“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否则就“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原则，也体现了唯物史观体系中的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承认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的有机辩证统一。

人是“生产主体”和“社会关系主体”也说明，人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不但是改造自然，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是改造社会，谋求人类自身解放、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从主体意义上来说，人的本质和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是以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为目的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其中主要是生产性实践活动。同时，人还应该是自身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享用主体。在马克思看来，把人仅仅看作“生产力”就是把人当成了“物”，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为了更好地发挥主体的动力作用，主体的创造和享用的能力的发展与获得就至关重要。“只有在价值的创造和享用能力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得到确立，人才能成为自由人。”

谈到人的主体性，必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不否认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而是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考察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并且批判了过去的历史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割裂人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然界自身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然界还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对此，马克思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这句话表明了马克思这样的观点，即自然界离开了人是没有意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可以任意地开发和征服自然，而应该按自然界自身的规律活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且，恩格斯还警告人们任意破坏自然所带来的恶果。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还提到：“西班牙的种植厂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要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类能够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当今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和自然界是一致的，“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念，也就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东西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

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不仅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主体，也必然以人为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问题，那就是：人不是超越于自身之上的外在主宰的工具或手段，人自身就是神圣的，人自身就是终极目的和最高的价值存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更是直接回答了“人”即是“本”，人即是目的，而不是是否被看做“本”或目的。人的根本或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别的什么，只能是人或人自身。这强调了人对自己的“主宰”的超越。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和目的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就是人本身，也就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是人的自由和幸福问题。人的价值就在于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社会的发展就应该以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幸福为标准，以人的这些价值的实现程度为尺度来衡量发展的量与质，而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及其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发展的优劣和胜败。“以人为本”，把人置于全部发展问题的中心，也就从根本上把人作为目的，这应该是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时应该坚持的一个原则，并时刻记住，一切革命、改革、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都只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在生产力标准之外，更应有人文标准。“离开了人文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是带血的。离开‘以人为本’，把追求经济效益做唯一的目标，生命就会成为经济效益的工具。要知道，生产力不能自动地导向善。”“人文发展”理论的提出者之一阿马蒂亚·森指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这可以视为“人文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从这一点来说，“人文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标准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使人的生动的、自由的个性充分发展和全面实现，并使人获得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才是最终体现和实现了人的价值。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着眼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思想与“人文发展”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结合起来，对照当代发展现实，可以看出现实的人的发展还远没有实现自由，“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在经受各种各样的不自由。饥荒在某些地区持续发生，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基本生存自由”。“在世界不同国家有许多人被系统地剥夺了政治自由和基本生存自由和公民基本权利”。鉴于此，当代发展必须以消除人的不自由，提高人的选择能力，扩大人的选择范围，实现人的自由为己任。首要的就是要消除贫困，实现人的生存自由，这是一切自由的基本前提。这不仅要消除人的“收入贫困”，还要消除人的“可行能力贫困”。我们要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扩大医疗和社会综合保障，消除人际关系紧张，构建社会和谐。一切造成贫困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加，人居环境的恶化，人身心健康的损害，人与人之间冲突加剧的发展都是“偏离了人的方向、违背了正确的价值尺度的发展，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定”。切实把人、人的利益置于全面发展的中心，积极建构民主与平等的社会理念与构架，确保人的社会参与等各项权利的实现，特别是强势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切实加大教育的投入，保证每个人受教育权利的实现，提高所有人的受教育年限，教育是提高人的生存和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和知识智力保证。

中篇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实质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而它具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特征。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顺应了时代大势，反映了实践要求，代表了人民意愿，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具有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品质。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党要在新世纪新阶段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定履行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和首要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首要内涵是发展；我们党担负着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首要任务是发展；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首要的是解决发展问题。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就必须深刻认识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发展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和首要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面对着综合国力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在这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回避的全球范围内的大竞争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要想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否发展起来，能否实现现代化，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致力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离不开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较量中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发展；保持和体现党的先进性，离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要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上。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重要经验的概括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党始终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发展的思想，从容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之所以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都与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只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能够继续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由党所处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特点，准确把握党的使命任务，准确把握人民的利益诉求，制定和实行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人民利益的过程中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通过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不断实现人民利益。

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凯歌行进，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加强。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面向未来，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特点作了精辟的阐述：“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导致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衡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机遇难得，发展任务艰巨。为了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需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发展的内涵，需要在改革与战略选择上进行转型和升级，进行综合、全面的改革，实现系统的、科学的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是抓好经济发展。”“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丢掉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是丢掉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调动和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阶段性特点，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相当艰巨，收入分配中矛盾较多，处理社会利益关系难度加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更加注重和谐社会建设。但强调全面发展、统筹兼顾，并没有改变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解决实施好科教兴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继续实施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日益密切。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首先，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人员是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关键是人才。大大提高我国劳动者中科技人才的比例，提高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其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再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要为解决人民群众切身问题服务。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注重实现重点跨越。要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目标，突出重点，筛选出若干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实现科技发展的局部跃升，带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最后，实施科教兴国，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高创新能力。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内生性，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来获得和培育。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是要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要在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的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同各类人才成长的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要坚持改革创新，完善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教育体系，完善继续教育和培养制度，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公开、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拔任用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改革和完善人才保险制度和福利制度，建立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主体。要坚持三支队伍一起抓，着重培养造就大批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尽快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新老衔接、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宏大人才队伍。要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组织领导，做好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工作，努力做到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努力营造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第一，创新发展理念。要破除重物轻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为此，必须正确看待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问题。GDP是世界通用的、反映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然表现为GDP的增长。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持GDP的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靠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必须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保持下去。GDP作为综合经济考核指标，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主要是不容易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不容易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不能准确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我们不能把GDP等同于经济发展，更不能将GDP等同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GDP，不能把GDP作为衡量发展和考核干部政绩的唯一标准。我们在使用GDP指标时，还应当辅之以社会成本、环境资源生态代价以及技术进步等其他指标。第二，优化经济结构。我国经济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要着眼于有利于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后劲的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调整和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更多的新经济增长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第三，转变发展方式。要坚持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要推进自主创新，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动力。实现持续健康较快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第五，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三、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及和平发展的统一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多方面的要求，是一项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辩证统一的系统工程。

科学的与和谐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的、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发展。发展应具有合规律性，要符合人类社会建构和发展的规律，符合客观条件，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运行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协调并进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类社会整体运行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人类社会建构与发展的最深刻的基础与动力。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手段，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就会落空，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因失去物质基础而失稳甚至陷入无序状态。经济发展是发展的基本内涵，但不是所有的内涵。

经济的发展是以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为制度前提、社会条件和精神动力的。没有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制度、精神动力和社会条件。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人们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经济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并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必须改革、完善社会的政治制度，努力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必须变革思想关系，更新思想观念，确立与社会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努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展亦是社会与自然和谐协调的持续演进过程。人类社会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它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并且和自然环境一起发展起来。人们能够认识规律，改造自然环境，参与自然过程，使自然发生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变化。然而，在过去的年代里，人类在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中攫取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就必须全面认识自然规律系统，既要关注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的现实效用，又要科学预测人的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长远影响，从而合理支配这种行为的影响；要避免科学技术的急功近利的应用，反对只追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影响的短期行为。

在当今的世界与时代，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已日益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高消耗低效益的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而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和发展实践。而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也遇到了公平缺失、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资源瓶颈等因素的强力制约。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城乡区域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发展奠基于客观规律、客观条件之上。总起来说，发展是总体性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性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应具有合目的性，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利于不断增益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环境与生态利益。当代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发展客体论转向发展主体论，既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已失去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若没有人的参与，社会的物质生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就不可能发动和进行。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主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财富中最本质的东西，因为一切社会财富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创造性成果。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智力和科学技术的竞争。人力资源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的素质、人格、品质也是社会制度体制改革创新和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人又是发展的本质和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手段，而人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作为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是具有多重属性、从事多种活动的总体性的存在物。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或将其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或将其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为了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就要发展经济，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就要改革、调整、完善、优化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创造公正、平等、民主、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与意识，增强其尊严感、归属感和成就感，并为人的自我实现即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在致力于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适时改革经济制度，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为经济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并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必须改革、完善社会政治制度，努力创造稳定有序、民主和谐的政治环境，为人民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创造条件；必须变革思想关系，更新思想观念，确立与发展走向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努力提高精神文明程度；必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制，关注弱势群体，从制度上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生态的可承受能力相适应，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以人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尺度，不仅是指社会个体的多方面需要的满足和多层级价值的实现，而且是指多极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价值的实现。发展的主体是多极的，多极主体之间在共同的需要和普遍的利益上，也有不同的需要和具体的利益。为此，就要在发展机会和权利问题上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正确处理个体、群体以及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并要切实解决城乡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主要取决于发展观念的科学、发展方式的科学、发展内容的科学以及作为发展的制度、体制与机制的科学。首先，要做到科学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念为指导。要牢固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深化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内容，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坚持统筹兼顾这个根本要求，努力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其次，要做到科学发展，必须采取科学的发展方式。要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物质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要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大力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在能源、资源、环境、农业、信息等关键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针对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农业不稳、工业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第一，要切实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与繁荣。第二，要加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工艺，淘汰落后设备、工艺和技术，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要推进重组、完善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力。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环境，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水平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再次，要做到科学发展，必须努力促进和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和西部地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运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要大力发展农村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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