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国学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鸿儒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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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国学课试读：

前言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强行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挟裹而来的还有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和自然科学等各种文化学术。它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为此，梁启超等有识之士，出于保存和发扬本土文化学术的目的，提出了区别于西学的“国学”概念。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指的是建立在先秦时期各种学术经典和诸子百家学说基础之上，并且涵盖后来各朝代的各类文化学术，即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大体上来说，它们除了包括先秦时期的各种文化学术之外，还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包括诗、词、曲、赋、骈文与小说等各类文学，以及史学、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和书画、音乐等。

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了解国学，熟读国学，对增长知识、开阔思维、明辨事理、提升素质、传承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国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那些先贤的著作浩如烟海，而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想要识得其中真谛，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那么，怎样才能化解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况，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呢？

本书就是本着提升成效这样的目的，来为广大青少年国学爱好者释疑解惑的。全书立足于传统国学，侧重于先贤大儒们的思想精华，从十二个方面来解读国学：立身、敬事、诚信、谦让、仁爱、道义、省己、勤俭、勇毅、练达、明礼和好学。显而易见，这些方面侧重于对人身心的锻造和人格的修炼。

要想做好学问、事业，首先得学会做人，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一个人不管怎样聪明能干，家庭出身多么优越，自身条件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必定会遭遇各种困难挫折。这时候，如果缺乏一定的身心素养，往往就会走上偏激之路。现实中，谁都渴望成功，渴望成才，渴望受到他人认可，渴望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是，有时偏偏事与愿违——自己努力了、拼搏了，结果却是一事无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而这种局面出现后又该如何面对呢？对此，古圣先贤们早就给出了真知灼见。

本书从广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惑入手，将古圣先贤们的智慧心语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从而有针对性地帮助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释疑解惑，战胜自我。比方说，人该如何立身？读了本书之后就会明白，立身贵在立志。正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古圣先贤们关于人生的取向、立身的原则、修身的要求、处世的基础等方面的智慧，犹如一盏盏黑夜中的明灯，不但指明了前行的方向，还能开阔人的心胸、振作人的精神。又比如，人与人之间该如何相处？读了本书之后就会知道，温、良、恭、俭、让、和、忠、信等这些良好的品德，就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只有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基础之上，才能赢得信任和尊重，并为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一路“绿灯”。

本书侧重于从古圣先贤的思想源头挖掘精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所有道理深入浅出，从而启迪青少年的心灵，并力求取得这样的效果。

首先，提升青少年的阅世能力。现实生活不是完美无缺的，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当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强加到自己身上时，如果能正确面对，就能勇于跨越障碍，继续前行。

其次，提升青少年的判断能力。人之所以会被迷惑，大都是源于自己的蒙昧。如果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就不会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形，也就不会导致贻误、损失之类的不利局面出现。

再次，提升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对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认知大都局限于家庭和学校。而古圣先贤的认知，都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中来，并且历经漫长的岁月、无数的人事检验。所以，他们的认知都是浓缩的智慧，对他们认知的了解和掌握，是青少年提升认知能力的一条捷径。

另外，通过学习和掌握古圣先贤的智慧，青少年还能提升自己的自省自纠能力、知人察人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气质等。

本书字里行间流淌着无穷智慧，时刻能给人以教诲与启迪。通读本书，能让人尽睹古圣先贤的思想风采、体会人生的精妙无穷之处，于潜移默化中让人增加涵养学识，提高文化素养，还能开阔视野，升华境界，提升气质，端正心态，对于将来走向社会执事立业，具有立身打基础的积极作用。第一章立身篇：有志者，事竟成

中国的古圣先贤，把立身当作一个人走向社会、成就事业的根基。立身的前提是立志，那么人应当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孔子认为，人所立的志向应该是利他的，而且并不只限于治国、平天下这类大事，还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比如，把志向建立在尊敬老人、关爱幼小、孝敬父母长辈和取信于友等诸多力所能及的事务上。

在古圣先贤看来，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固然合乎人性，但如果把这种享受当作人生目标而失去积极的进取心，这样的享受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所以，生于顺境，并不值得羡慕；生于逆境，也并不可悲。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只要能树立一种正确的志向来立身，到何时何地都不会迷惘，都能够取得成功。

儒家强调以道德立身，但并不是以德论德，而是要让人们投身于社会干一番事业。这种事业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体现就是立德、立言和立功。通俗地讲，即人们以德立身，是担有社会责任的。这些责任包括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美德转化成社会公德；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引导人性向善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让自己干出的事业有益于社会。1.孔子在《论语》中倡导了哪些人生志向？《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儒学著作。孔子在很多章节中谈到了人生立志的重要性。其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谈到人生志向的有两处。

第一处出现在《论语·公冶长》篇中。一天，孔子的弟子颜渊、子路围拢在孔子身边。孔子对两人说：“你们两个说说自己有什么志向吧。”子路先说道：“我愿意拿出自己的车辆、马匹、衣服、皮袍，来与我的朋友一起使用，即使这些物件被他们用坏了，我也不会抱怨。”颜渊则说道：“我愿意做到不欺压良善，不把吃苦受累的事强加给别人。”子路接着又对孔子说道：“老师，我们想听听您的志向是什么。”孔子回答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人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弟子们得到关怀。”

在当代人看来，志向都是与个人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追求往往是按照自身的需要出发，所以也就体现了更多的名利价值观。因而，现代人的志向往往与“高大上”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有些人自小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远大志向，而更多的人则把自身放在现实的利益思考中，把志向定位为当科学家、当明星、当大老板、当股神等。在这些志向中，贯穿的都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瞩目崇拜对象的思想，主体是自我。而孔子与其弟子们所谈到的志向，关注点则是别人。子路的志向是乐于助人，颜渊的志向是无害于人，而孔子的志向更具有社会意义——表现为尊老爱老、取信于友和关爱弟子三方面。他们的志向都是把仁爱作为立身之本，并把仁爱化育在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利他”的高尚情怀。

依照现代人的观点，人都是生活在物欲世界里的，每个人不管有怎样的志向，都会有出于本性的物质需求。也就是说，人必须依赖粮食、衣服生存，无法放弃对它们的依赖性。这时，从人的本性上来说，物质会让人产生征服或永不满足的欲望。那么，孔子又是如何面对这些现实欲望的呢？

在第二处，即《论语·先进》篇中，孔子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赤四个人陪着孔子坐在一起。孔子对他们说：“我现在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就不敢直说。你们平时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呀。’所以，我要问的是：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子路回答道：“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国的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能让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对冉有发问道：“冉有，你会怎么做呢？”冉有回答道：“一个面积有六七十里的国家，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我可以让百姓吃饱穿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孔子接着发问：“公西赤，你呢？”公西赤回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那么你呢，曾皙？”孔子继续问道。曾皙当时正在鼓瑟，他一听老师问自己，赶紧站起身，说道：“我要说的和他们三人都不一样。”孔子鼓励他道：“那有什么关系呢，说出来吧，不过是谈谈每个人的志向罢了。”于是曾皙回答道：“我的志向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大家都穿上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少年，在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大家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听罢，长叹一声，说道：“我赞成曾皙的志向。”

显然，子路、冉有和公西赤三人的志向同现代人的志向有相通之处，都体现着人生抱负。这种抱负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但是，在孔子看来，这并不是自己所推崇的志向。真正的志向，首先在于内心力量的强大。面对物欲世界，始终以一副超然的态度面对，把人生的最大乐趣归于精神范畴。团结友人，提携年轻人，把一同洗澡、吹风、唱歌当作人生的乐趣和追求。

人的志向往往与物欲、利益紧密相联，这也是世人追名逐利的根源所在。而孔子却把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当作人生的志向，淡泊名利，这实在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处世态度。2.《大学》对修身提出了哪些要求？《大学》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教育理论的儒学著作。到宋代以后，它成为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我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部书中，对人的修身提出了很多要求。《大学》提出，人们修身的目标在于“明明德”，即塑造光明正大的高尚品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求人们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学会“格物”。格物，简单来说就是认识事物和它的发展规律。人活在世上，不能像动物那样依靠本能生活，而应该用知识来武装头脑。为此，《大学》中要求人们去亲近和接触天下的万事万物，认清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只有通过接触和了解，才能区别什么样的动物是骡子，什么样的动物是马。并且，要想认识得更全面、更切实，不能道听途说，必须亲自接触，亲身体会，从而分清骡子和马的长相，分辨出它们叫声的差别之处。这实际上是对人如何立身所做的最基本要求。

其次，要学会“致知”。致知，就是在认识事物后，能通过表象发现本质，并找出和掌握其中的发展变化规律。人们获得知识提升的途径在于依赖现有的知识去研究万事万物。从本质上来讲，人都具有认知能力，只不过自身的知识有限，才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不能被进一步认知。所以，《大学》就要求人们在格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进一步探究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做到对事物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世上的知识无穷无尽，《大学》要求人们做到，在自己所接触的范围内，做一个明白人，不让自己因无知而受到蒙蔽——一旦受到蒙蔽，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再次，要做到“诚意”。诚意，就是在处世过程中，做到心无杂念，一切出自本心。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始终做到不自欺欺人；要像厌恶腐臭和喜爱美好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你认为自己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时，却不知神目如电，隔墙有耳。所以，对于自己的举止，别人一眼就能看穿，掩盖是没什么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表里如一，不伪装，不矫揉造作。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希望人们做事能遵循诚意。

最后，要做到“正心”。正心，就是要做到端正心思，不动歪脑筋，不搞歪门邪道。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现实一再告诫人们，心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事不成。正心，就是从思想认识上树立道德的标尺，从而能正确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和诱惑。《大学》把正心视作修身的前提，人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守正的原则，才能成就内心的强大。这样在面对愤怒、恐惧、喜好和忧虑时，就能处变不惊，从容面对。正心，能让人具有恢宏的心胸和气度，让人置身花花世界、酒池肉林不为所动，淡泊悠然。《大学》倡导的修身成果是“治国平天下”。在这之前，还要通过修身来处理好家庭和家族间的关系，即“齐家”。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齐家”的要求，既是修身的行为表现，也是修身的进一步要求。它和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一道，都是《大学》提出的修身要求。3.儒家为什么把立身看作为人处世的基础？

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比方说，有的人以相貌身材立身，有的人以才华知识立身，有的人以技术能力立身，有的人以信仰立身，等等。而儒家所强调的立身，指的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并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来待人接物，即以道德来立身。那么，该以什么样的道德来立身呢？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高兴，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高兴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使父母高兴；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己真诚。所以，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这番话表明，儒家立身的思想之本在于真诚。

西晋大臣王祥曾著《训子孙遗令》，从行为方面将立身归结为：“说话做事经得起考核查对，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把美好的名声让给别人，自己甘愿背上恶名，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通过自己成名来使父母感到荣耀，这是孝敬的最高境界；兄弟之间心情愉快，家族之间和睦相处，这是友爱的最高境界；面对财富能时时谦让。这五个方面是立身之本。”这五个立身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至信、至德、至孝、至悌和让财。

从孟子和王祥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儒家立身的道德，必须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是方便与人交往的，也不是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临时拿出来应付的，它是出于人的本心，已经融为人的心性的一部分，体现出来就是真诚。有了真诚这个思想基础，在进行社会交往时，就不会欺骗外人。说话做事一切从诚信出发，经得起考验；不贪慕虚荣，不贪图富贵，并能营造和睦的家庭关系。这样的人，就过了儒家提倡的立身关。

儒家强调以道德立身，但并不是用其来以德论德的。也就是说，儒家强调的立身，并不是为了让人通过修身养性来明哲保身的，而是要让人投身社会干一番事业。而事业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体现就是立德、立言和立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人们以德立身，是担有社会责任的。这些责任包括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美德转化成社会公德；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引导人性向善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让自己干出的事业有益于社会。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的，同时也是贫富不一、饱暖不均的。有的人生下来就坐拥家财万贯，足以让他一辈子吃穿不愁；有的人自生下来就一贫如洗，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风里来雨里去地拼搏；有的人挥金如土，偏能不劳而获；有的人节衣缩食，依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个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立身处世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朝有个叫宋濂的人，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到他上学时，因为家里太穷，根本就买不起书。但他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把勤俭作为立身之本。为了读书，他就把别人的书借来抄录下来。不管天寒地冻，他都坚持抄书、读书。书抄完后，他会立刻完好无损地将其归还给对方。遇到自己不懂之处，他有时会到百里外的地方向别人求教。他长期这样坚持着，到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家，还参与了《元史》的编写。

宋濂这种立身精神，实际上就是将儒家所倡导的立身精神运用到了自己身上。他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成为了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同儒家所倡导的以立身来处世的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儒家处世的目标。而由此，也就能理解儒家为什么把立身作为一个人处世的基础了。4.道家和儒家关于立身的观点有哪些异同？

道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代表作品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和《庄子》。现代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是，儒家的很多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从道家思想转承过来的。所以，它们的许多观点都有着相同的地方。就立身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道家与儒家都认为立身处世的根基是修身。《老子》第五十四章写道：“一个具有蓬勃朝气的力量是难以消除掉的，一个拥有吸引力的事物是不能轻易摆脱掉的。如果后世的子孙们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家族就会绵延不息。如果遵循这个道理来修炼自己的品德，这个品德就是真实纯正的……用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别身；以自家察看观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老子这番话，从个人的修身一直讲到“平天下”，这同儒家《大学》所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十分类似。不管两者立身处世的具体态度如何，就起点来说，它们都强调以道德修身来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基。

其次，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道家和儒家都主张“仁”和“俭”。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老子说：“我有三件宝，第一件是仁慈，第二件是节俭……”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孟子在孔子仁爱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仁政的政治主张。关于“俭”，除了要求人们控制欲望外，儒家更把它纳入了礼的范畴，与温、良、恭、让一起被称为“五仪”要求。从道德上来看，道家和儒家所持的“仁”和“俭”的观点是相通的。

另外，在主张悟道立身方面，道家和儒家在行为要求方面也存在相通之处。道家认为，“道”精微高深，其中含有真意。所以，他提倡人们积极探求存于事物中的“道”。而孔子更是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处世思想。在《中庸》中，他还给出了“率性之谓道”的明确定义。

道家和儒家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周朝的势力已经衰颓，礼崩乐坏，政治腐败。一些诸侯国乘机掠夺兼并，致使战祸连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样的社会环境，引发了道家和儒家学者的深思，进而产生了丰富的政治思想。由于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道、儒两家的思想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从立身处世的角度来看，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修身的标准不同。儒家的修身主要强调的是忠恕和三纲五常，希望通过反省自修，达到合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道德要求。而道家的修身可以说是没标准的，因为它强调清静无为，即做到顺应自然即可。

其次，关于立身的人生态度不同。儒家把“仁”作为人生的最高思想境界，并把它当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强调按尊卑、贵贱和亲疏的顺序去爱人。另外，儒家还把仁纳入了礼的范畴，认为只有向别人施以仁心、言行合乎礼的要求，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道家则立身于宇宙和大自然，认为人生应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们主张人生首先应该“无为”，而不是“有为”，他们反对圣、智、仁、义、礼等伦理道德规范，认为众生是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的，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发展。

再次，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不同。儒家主张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事务，敢为天下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家则主张人们以避世、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来对待社会事务，事事不敢为天下先，做到谦让卑下。

到庄子时，他既反对像“江海之士”那样的避世态度，又反对儒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张。他要求人们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生活中，不必躲到深山老林中，但又要与世俗保持距离。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儒家要求人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社会，并在社会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从而实现人生抱负。道家则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淡化了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从立身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它们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5.“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立身有什么启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告子下》中的同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孟子列举了舜、傅说等六位圣贤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最终担当大任的事例，证明忧患、磨难能激励人奋发有为、取得成就。进而，他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指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样适用于国家兴亡。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提出了许多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主张。他从动荡中感受到，一个国家一时的落后贫穷并不可怕，只要保持高昂的斗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就能走出忧患，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孟子的这个观点对个人的立身处世同样具有积极的启示。

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人的生理特点、劳动分工和生活习惯诸多方面，更体现在物质资源的拥有方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贫富不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可归结为贫穷。因此，对被贫穷“关照”的人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他们立身处世具有很好的指导和鞭策意义。

另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如同千年田地八百主一样，贫和富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它们之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都存在着转化的可能。贫穷的人如果不因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活状况低人一等而灰心丧气，而是立志于改变现状、成就事业，那么，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笑对人生、无愧人生的铮铮铁汉。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9岁时就成了孤儿，生活无依无靠，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而是放下以前官宦人家的身价，十分勤奋地跟当地的农民学习干农活的技能。刚开始投入反对王莽的斗争时，他的部队兵少将寡，装备非常差。到打仗时，他竟然骑着牛上阵。后来王莽政权覆灭，他立下大功时，他的大哥竟然因受到更始帝的猜疑而被杀，他自己也受到猜疑，险些被杀。

可以说，刘秀的前半生都是在忧患中度过的，然而，他始终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面对挫折、打击，乃至屈辱，他始终不改心志。最终，他终于成就一番霸业。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挫折、打击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来说，它们恰能给人以反面的启示和教育作用。人的才干不会从天而降，机遇不可能垂青游手好闲之人。与磨难斗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锤炼心志、毅力和学习、接受新知识的过程。失败乃成功之母，经历过磨难的人，往往都是能笑到最后的人。

对于物质财富丰厚的人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其立身处世无疑具有警示作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便以为大功告成。于是，那些跟着他打江山的将领纷纷起了享乐之念，把京城搞得天天像过年一样。结果，没多久就因失去进取心而被入关的清兵打败，从而一败涂地，最终身败名裂。

追求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固然合乎人性，但如果把这种享受当作人生的目标而失去进取心，这样的享受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所以，生于顺境，并不值得羡慕；生于逆境，也没什么可悲之处。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只要能树立一种正确的志向来立身，到何时何地都不会迷惑，都能取得成功。可以说，这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给每个人的最大启示。6.为什么说立身要以立学为先？

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说过这样一句话：“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意思大体是说，一个人来到世上，要把勤奋学习放在修养品行的首要位置，而学习的根本在于多读书。

现代人一谈到学习，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太苦，太累！”这种感叹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乎把学习当成了应付考试的手段，这样也就忽视了学习的社会性和学习本身的趣味性。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古代大儒们给出的答案是“经世致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子思在《中庸》中说：“喜欢学习就会不断增加智慧，把智慧用于社会实践，就会培养起仁德，然后就会知道怎样处理问题，办起事来就会非常有成果，然后就知道怎样来修炼自己的品行，怎样来管理他人，到最后也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子思的这番话，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不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的，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这就是学习的社会性。当你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了具体矛盾和问题，或有了创新、有了发明创造时，社会自然会回馈给你荣誉。这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子思的话中，还包含另一种含义：学无止境。庄子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对于求学者来说，要始终把学习当作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并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要学到什么程度呢？儒家提出的要求是“博学”。孔子说：“人的知识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它积累到广博的程度时，他的才能才会充分发挥，并取得显著的成果。”要达到博学的程度，往往离不开一个“勤”字。

宋代的范仲淹，两岁时就死了父亲，家里非常穷。后来，他获得了在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的机会。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常常是白天刻苦读书，直到黄昏时才吃一点东西，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想打瞌睡时，就将一盆冷水浇到头上，好让头脑保持清醒。就这样，他坚持了五年，不仅领悟了六经的主旨，而且学以致用，制定了许多治国策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成为读书人的座右铭。

范仲淹为什么能做到勤学呢？那是因为他把学习求知当作了一种生活乐趣，而不是让它成为追逐功名的手段。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把求学当作生活中的一项乐趣时，他学习的心态就会非常端正、积极。这时，求学不仅是乐趣，而且成了获取知识的动力。

儒家将读书人的立身目标定为“治国平天下”，也就是管理国家。对于管理国家的人，儒家希望他们既要具有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更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所有这些品德、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起步的。所以，按照儒家的思想，“立身以立学为先”的观点，可以放大为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个人不管确定怎样的人生目标，他都必须从学习开始，把学习当作相伴终生的伴侣。“立身以立学为先”的观点，经受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检验。到南宋时期，大理学家朱熹把它当作教育思想的核心，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它仍然值得倡导。7.人贵立志，为什么会“欲速则不达”？

中国古代的儒家先贤，最推崇的就是人对社会有作为、有贡献。为此，他们从个人立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贵立志的观点，强调人活着就要有奋斗目标。孔子在《论语·子张》篇中提出了“博学而笃志”的立身观点，希望人们通过广泛的学习，获取全面的知识，然后坚定自己的志向，这样就能成就自己的智慧，从而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通常，人们在经历过一场大喜大乐之后，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十分迷惘，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当初的好心情也会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转变为发怒、抱怨。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陡然间发现自己没了生活目标所致。正因为这样，有人才说，志向是一个人的灵魂。人一旦没有了志向，就可能出现六神无主的情形。

生命不仅体现为一段生存过程，它的社会意义还在于要播种、要开花、要结果，更要有收获。在这一过程中，谁付出的心血汗水多，谁的收获就多。那么，要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呢？这就是人生的目标所在，志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恒心和毅力。如果能及时明确自己的志向，过着心灵充实的生活，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厉归真的人，从小就喜欢画画，并立志成为一个大画家。他特别喜欢画虎，但是，他从没有见过真虎，以致画出来的老虎都像病猫一样。为了提升自己画虎的技艺，他义无反顾地闯进深山老林，希望能见到老虎的真面容。为此，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在一些老猎户的帮助下，见到了老虎的真面目。于是，他现场写生临摹，决不退缩。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画出来的老虎就像真的一样。后来，他又将大半生的时间用来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临摹飞禽走兽，直至惟妙惟肖为止。他通过这样的坚持和努力，终成一代大画家。

厉归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画家，不仅在于他敢于付出，还在于他不畏艰难，长期坚持。而这恰恰体现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夏做了莒父这个地方的长官。一天，他向孔子请教处理政务的方法。孔子就告诫他说：“办理政事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的作为。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作为就做不成大事。”孔子的回答，对于个人立身明志向来说，同样非常适用。

俗话说，“真有志者立长志，无真志者常立志”。立志不是一天立一个决心，那样就是朝三暮四。立志重在随后的践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迎难而上，坚持不懈，才有可能一步一步接近人生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任何知识、技能和个人素质的提高，都是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拔苗助长，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事实一再证明，大到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小到个人的每一次成功，都是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结果。所以，从立身角度来看，有了明确人生目标的同时，还应该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和恒心。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8.“过犹不及”体现了孔子怎样的立身原则？《论语·先进》篇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相比，谁表现得更优秀呢？’孔子回答说：‘子张做事总是做过头，子夏又做得不够。’子贡问道：‘这样说，是子张表现得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做过头和做不足是一样的。’”

孔子的回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做事情做过头跟做得不够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他所强调的就是，做任何事都要把握一个度。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达不到这个度，就是畏缩；超过这个度，就是夸张。所以，过犹不及，体现了孔子“量体裁衣”和“适可而止”的立身原则。

儒家提倡人们积极投身社会做贡献，希望人们以道德来修身，把“治国平天下”作为立身的人生目标。为此，他们鼓励人们树立志向，并坚守志向不动摇。但是有时候，不管个人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主观诉求多么坚决，客观因素却早已注定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比如说，有人立下决心，要把一只猫修炼成一只猛虎，并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自己持之以恒地让猫修炼下去，终有一天会使其变成猛虎。但猫永远不会修炼成老虎。所以，这个人的愿望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怎样避免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这就要求人们在确定立身目标时，要学会量体裁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广泛地学习，详细地求教，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他主张凡事都用不偏不倚的方式去解决，不走极端，利用温和的思维和方法进行思考和行动。

知识的多样性和人生的有限性，表明谁也做不到穷尽一切。人们通过学习得来的知识，除了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用来解决自身问题，即让自己具有自知之明。一个对自己具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确立人生目标时就不会好高骛远，也不会妄自菲薄。他会根据自身条件出发，确定自己将来要走的路，包括相伴其间的各种需求。这就是量体裁衣。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都是有欲望的。受这些欲望的支配，人往往会失去自控力，让心性变得贪婪起来。这种贪婪有时会堕落到穷凶极恶的地步。这时，让适可而止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显得非常迫切。针对这种现象，孔子在《论语·乡党》篇中就十分形象地提出：“人们总是爱好美酒佳肴，面对它们总会胃口大开，吃起来没个停歇的时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人的共同爱好。但是面对可口的酒肉，哪怕供应充足，也绝不能由着性子乱吃一气，而要有所节制，这样才不会伤身体。”这显然是一种奢侈之风，而这种风气的由来，就是人们不懂得适可而止造成的。

从立身角度来看，一个人哪怕能力再强，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礼记·曲礼》中就提出：“礼不逾节。”儒家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等级观念之上的。抛开这个时代因素，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人的言行同样要懂得适可而止。老师不一定处处都比学生强，也会在教学过程中出差错。但是，谁也不应该因此对老师做出轻慢的举动来，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准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利用恰当的时机，不损老师的颜面、不失对老师的尊敬而提出来。同样，对于能力比自己差的人，不能嘲弄歧视，更不能挖苦打击，而要引导他见贤思齐。

画龙该点睛时不点睛，画蛇不该添足时偏添足，这种适得其反的做法，是同儒家的立身原则背道而驰的。子思在《中庸》中对人的行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按照所处的地位行事，不抱非分的想法。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照富贵者的身份行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按照贫贱者的身份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照患难者的身份行事；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能够恰如其分地行事。身居上位，不欺凌在下位的人；身居下位，不巴结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求于人，这样就不会招致怨恨。上不埋怨苍天，下不归罪别人。”

所以，孔子过犹不及的观点，从处世上来说，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从立身上来说，反映了儒家一种正确的处世原则。实际上，它所倡导的就是让每个人都从自身条件出发，确定人生目标，制定行事标准、明确行为方式，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处于和谐有序之中。9.孔子为什么耻“恶衣恶食者”？

孔子对人立身的要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非常合乎人性。他认为，人立志向，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而且重在道德方面。为此，他在《论语·里仁》篇中说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士人的志向应该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对于那些在乎吃穿的人，应该以和他们交往为羞耻，也就不值得与他们谈论道。孔子这句话，和现代人所说的人生在世不能只有吃喝二事的意思是一样的。

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着一种先天性的差别。先不说性格、气质这些内在条件，就说外在条件，有的人一出生，由于家中什么都不缺，所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而更多的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不停地奔波忙碌。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打拼更好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但偏偏有些人长了双势利眼，只把眼光盯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势者的身上，并以讨好巴结他们为荣。殊不知，万事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气节操守，而这是人立身的第一要务。

明末有个叫刘军臣的人，他家里很穷，30多岁还娶不起老婆，很多人因此瞧不起他，并当面毫无礼貌地喊他“军瞎”。有一年大年三十，刘军臣在祠堂提了个修理神龛的建议，结果遭到族人的嘲笑。后来，他外出经商发了大财。回到村里时，人们再也不喊他“军瞎”了，而改口喊他“军四爹”。他针对祠堂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后，众人反而附和着说好，结果惹得他大为恼火地说：“你们都是势利眼，嫌贫爱富要不得！”

势利眼之人，就是孔子所说的“恶衣恶食者”。先不说这些人的行为和表现怎么让人不齿，仅就他们的生存意义来说，他们只不过是生活的附庸，永远活不出自我的精彩。普通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世平庸。纵览历史，多少帝王将相、富商大贾无不是从普通人中崛起的。为此，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从立身的角度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说，一国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堂堂的人，不能强迫他改变志向。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这种志向就是人的操守气节——活出自我，做个有骨气、有思想的人，不趋炎附势，不昧心悖德。

北宋真宗时期，聊城有个人名叫李垂，他十分有才华。尽管他家境贫寒，但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后，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巴结权贵，而是始终保持着正直的态度待人处世。

当时朝中的宰相名叫丁谓，他就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得宋真宗欢心的。手握大权后，他便玩弄权术，独揽朝政。许多官场中的人，都纷纷寻上他的门路，通过吹捧巴结他而获得升迁。唯独李垂不为所动，有人就出于好意告诉他，不到宰相府走动走动，就会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李垂大义凛然地说道：“丁谓身为宰相，不但不公正处理事务，反而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他的直言很快被人打了小报告，丁谓听说后大为恼火，随即找了个缘由就把他贬到外地去了。

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即位，丁谓随即倒台，而李垂则奉诏回到京都。他的一些朋友提醒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如制诰。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他一下呢？”

李垂听后冷冷地说道：“如果我从前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他。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此来换取他们的荐引和提携呢？”结果，他的这番话又被人打了小报告，新任宰相也借故将他贬到外地去了。

李垂的人生际遇令人感到惋惜，但他的为人，尤其是他那不为名利、权势所动的气节，却让人肃然起敬。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后人诠释了什么叫“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表现，是对孔子以及古代先贤关于立身的完美践行。第二章敬事篇：貌思恭，事思敬“敬事”和“敏行”是儒家对青少年学子的基本要求。“业精于勤，荒于嬉”“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足以明示儒家基本的治学和做事态度。恭敬属于君子的“九思”之一，是贯穿君子一生的德行要求。总体来说，敬事的对象是态度，敏行的对象是行动。对这两种基本礼仪，小到日常行为起居，大到家国天下，从内室到学校，儒家典籍里事无巨细地均有所要求。

儒家虽然奉“敬事”和“敏行”为基本道德规范，但每个时代的具体要求却是不一样的，会因大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基本上儒家的每一位代表人物都会反复强调这两个基本准则。《弟子规》《弟子职》《三字经》都阐释了这两个基本准则，但这三部书各有侧重，显示出儒家思想的系统性和内容的包罗万象。1.儒家的“敬事观”是如何要求的？

儒家通常将内在与外在相区别，将言语与行动相区分。敬事指的是谦卑谨慎、恭敬对待事物的态度；敏行指的是行动力。在儒家看来，“巧言令色，鲜矣仁”，即花言巧语、只说不做是小人而非君子的表现。

敬事和敏行的对象不同，要求自然也不一样。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君主要恪守信用，对待国事要严谨认真，节省开支，正确使用官吏，让民众顺应自然之时以安排生产。儒家经典《礼记》中强调“敬业乐群”，足见“敬事”已上升到礼乐制度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仪式感。更进一步讲，“敬事”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论语·子路》篇强调“执事敬”；《论语·季氏》篇强调“事思敬”。先贤教诲我们，不仅要在具体的事情上谨慎恭敬，还要把它作为一种自我修养，逐渐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正是“敬事”潜移默化的要求，才使得人们不断做出丰功伟绩。“敬事”的“事”，第二种意思是侍奉、供奉。比如，“敬事鬼神”，这涉及儒家的鬼神观，看似与“敬事”的字面意义无关，但实际上“敬事鬼神”和敬事精神本身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孔子虽言“不语怪力乱神”，但他对鬼神的态度是敬畏的，对鬼神之事慎之又慎。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人们继承了殷商敬事鬼神的传统，虽不再唯鬼神是举，但整个春秋时期信仰鬼神的风气依旧弥漫。不过为了突显民之重要，以君子为德行的信仰也与鬼神并举。此时礼崩乐坏，孔子更希望能“正名”，所以孔子敬事鬼神，背后敬事的其实是严谨的礼乐制度和以仁德为标准的君子精神。

理顺敬事鬼神和敬事精神之间的关系后，我们还有必要比较一下君子和鬼神在儒家整个思想观念里的地位。在《论语·八佾》篇中，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孔子回答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说，倘若犯下滔天大罪，即便是向鬼神祷告也无济于事。换言之，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敬事鬼神，内在里却道德败坏，失去信仰的约束力，那即便向鬼神祝祷也是徒劳。由此可见，孔子对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孔子之所以说“不语怪力乱神”，除了敬畏鬼神外，更重要的是孔子认为内心的自我约束力比任何外在形式都重要。

总而言之，儒家不仅重视道德的自我修养，敬事严谨，而且将“敬事”作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处世的基本准则。2.儒家的“敏行观”都有哪些体现？《论语·里仁》篇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说话要谨慎恭敬，行动起来要敏捷干练。儒家倡导少说多做，对“巧言令色”的小人是嗤之以鼻的。“敏行观”在《论语》中多有体现，比如《论语·公冶长》篇中有一则非常出名的故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思是说，孔子看到学生宰予大白天在睡觉，便生气地说：“真是烂了的木头不能雕刻，烂泥扶不上墙，本身就是不成气候的东西，再怎么责备也成不了才，放弃他吧。”宰予听到这样的评价，立刻改了白天睡觉的毛病。由此可见，孔子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就像孔子之所以对颜回评价极高，并不是因为颜回有什么想法，而是通过数十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每天吃一箪饭、喝一瓢水，住的地方很简陋，但他依旧不改初心，怡然自得，可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而得出结论——颜回是一位贤者。“敏行”从广义上来讲是勤于行事，重视行动；从狭义方面来看，则更多是指学习上的要求。比如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勤学慎思是好学的基本要求。而儒家一切学习任务的最终目的都是达到“君子”，甚至“贤者”“圣人”的境界。而先做后说是做君子的必然要求。子贡曾经问孔子怎样成为一个君子，孔子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倘若只说不做或者没有做到，则是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件事情。再从另一个角度举个例子，在《论语·公冶长》篇中，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有人说冉雍这个人虽然有仁德之质，但不擅长辩论。孔子回应说，为什么要擅长辩论？给予别人的是口舌的伤害，令人讨厌，让人不知道他的仁德。何苦要擅长辩论呢？孔子的意思非常明显，口舌之能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反而可能因为口齿伶俐而损害仁德之质。“敏行观”在这一点上与“敬事观”达成了一致。之所以敬事，是因为要很好地完成“敏行”。在《论语·里仁》篇中，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古人从来不把话轻易说出口，因为做不到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这话说得很严重，因为儒家把“巧言令色”直接作为评判小人的标准，若“敏行”不足，就会被视为怠惰、懒散，是不成器的表现，与君子的标准大相径庭，所以是很令人鄙视的事情。

孔子自身就是“敏行”的典范，他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屡屡受挫，也不曾更改自己的志向。他曾经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其志向的远大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总之，“敏行”是求学、生活、工作的必备素质，是潜意识指导下的行动，也是每个人奋斗的内在驱动力。3.《弟子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弟子规》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李毓秀采纳《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文意为之命名。《弟子规》初名《训蒙文》，从书名上看，这是一本适合少年儿童诵读的启蒙读物。其内容传承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共分为七篇：“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它最重要的内容是规定了日常生活中点滴举动的道德规范，将儒家的礼仪思想潜移默化地注入到人们的意识中。《弟子规》对学生的道德修习可谓事无巨细，小到站姿、坐姿，大到心智、精神，都有所规范。孝悌是全篇之首，是日常行为规范中离自身最近的。儒家倡导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恩莫大于生养”，父母与日月同辉。那么该怎样孝顺父母呢？在“入则孝”里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及时回应父母，父母之命要立刻执行，虚心谦卑地聆听父母的教诲，不得忤逆；晨昏定省，凡事与父母商量，赡养父母直至送终。“德有伤，贻亲羞”，便是将德行与父母的尊严联系在一起，警醒人们与人为善，不要做错事。也许你可以不顾及自己，但必须要想到父母，多一层道德束缚，也就多了一份责任。然而，《弟子规》并没有倡导愚孝，即一味顺从，“亲有过，谏使更”，倘若父母犯了错误，子女有责任和义务劝谏他们，让他们更改过错。“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对父母劝谏，必须要恭敬，即便父母不听，也要有话好好说，和颜悦色，即便因为劝谏挨了父母的打，也是自己应当承受的，不应该有怨言，更不能不劝谏。不恭敬和不劝谏，都是不孝顺的。

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则要与兄弟姐妹和谐相处、互敬互爱。《弟子规》中的“出则悌”，并不仅限于兄弟姐妹，它的落脚点在“悌”，即尊敬，要尊敬长辈，要懂得谦让。这是儒家“敬事”思想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体现。比如，“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连走路的先后，都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原则。“出则悌”，是指走出家门在社会上的行为规范，这比原来的意义扩大了很多。“谨”篇承接“敬事”的意识形态，不过更为小心谨慎，意思是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当然，都是一些生活场景的细节要求。比如，“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其中所列的具体动作都有礼仪规范要求。而衣着方面也必须谨慎：“衣贵洁，不贵华。”饮食倡导适当：“食适可，勿过则。”“信”篇倡导的核心思想是诚信。比如：“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意思是说，凡是说出的话，首先要诚实讲信用，欺诈不实的言语，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这句话旨在告诫父母，要从小教育孩子讲诚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信守承诺，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就不要随便答应，更不能用花言巧语去欺骗别人。“泛爱众”“亲仁”篇主要提倡的是伦理道德，崇尚向善宽厚，崇尚君子风度。整体来说就是符合儒家的道德观。“余力学文”篇专注于学习习惯的养成，人要立志高远，虚心勤奋，注意力集中。“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即求学时要全身心地投入，有问题要不耻下问，读书要精细，不可囫囵吞枣。《弟子规》是儿童形成良好行为规范的上佳读本，每位家长都应该带着自己的孩子读一读。4.《弟子职》中“以生为本”的思想是如何体现的？《弟子职》也是一本培养青少年良好道德规范的指南，但重点并不是生活方面的点点滴滴，而侧重于在学校所要恪守的准则，可谓古代学生的校园行为规范。《弟子职》出自《管子》第50篇，共800余字。主要讲作为学生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教师、轻学生，把学生放在比老师低一等级的位置上。相反，其中处处体现着“尊重学生，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用”的先进教育理念。

先秦齐国的学校，叫稷下学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从此历史上有了“学校”这样的公共场所，用于自由讨论，传播知识，进而促进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稷下学宫的学术成果都集中在《管子》一书中，而《弟子职》就是其学生守则。

首先，身为学生，必须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开篇便强调“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无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总体而言，学习态度必须是温和的、谦虚的。做学问之前，先学做人，并不以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对同学亲人要温柔，对父母兄弟要有爱，不能因为长了点知识就骄傲，目空一切。要有浩然正气，行得端，坐得正。遵守常规纪律，做任何事都要有良好的德行。从表面上看，句句都是对学生的要求，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环境是学习效果的直接影响因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

其次，是自由的学习氛围，稷下学宫很像西方的“逍遥学派”，是在一种自由闲适平等的状态下让学生学习。据《弟子职》记载，除教师正常授课，课后还有辅导和讨论，师生之间会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讨论更多的学习方式与方法。可以说，那是一方十分令人向往的精神圣地。《弟子职》中这样描绘：“昏将举火，执烛隅坐”“栉之远近，乃承厥火”，意思是说，课后晚间，师生举着蜡烛坐在一起，温习白天的知识，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后一句更感人，意为当有学生蜡烛不足时，会有老师、同学向其传递，不仅传递蜡烛本身，也有传承知识、传承文明的意蕴。晚上老师们休息后，同学之间可以继续讨论，不仅增进了同窗之间的情谊，还能在切磋中彼此成长。稷下学宫之所以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可以说与这种美好的学术氛围是分不开的。5.“恭敬不如从命”属于愚忠吗？

宋朝释赞宁《笋谱》卷下说：“恭敬不如从命，受训莫如从顺。”宋朝推行新儒学，它与本色的儒家思想并不相同，因为朝廷的一些要求，所以宋朝的儒家思想更为苛刻，有非常严谨的学术规范。单独来看“恭敬不如从命”这句话，确实会以为这是儒家的言论，因为儒家思想倡导“貌思恭”“事思敬”，以礼为信，最讲究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但这句话并非儒家鼻祖的言论。现在，我们多半将其作为一种推辞，因为实在拒绝不了就先接受、先顺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接受的是对方的好意而不是命令。

一位婆婆对儿媳特别挑剔。寒冬腊月的一天，婆婆忽然对儿媳说自己想吃嫩笋，没想到儿媳一口答应下来，婆婆等到开饭，果然看到桌上有嫰笋。她问道：“这寒冬腊月哪里来的嫰笋？”媳妇说：“寒冬腊月自然弄不来嫩笋，这是今年春天我贮藏起来的嫰笋。”婆婆听罢，再也不为难儿媳了。这里儿媳的顺从是孝顺的表现，并没有违背儒家的思想。

之所以有些人提到儒家思想会有疑惑，是因为儒家的礼节要求太多，古往今来恪守礼法不知变通的人也不少，甚至有些人为此酿成了大祸。

比如，有位愚昧的书生坚定地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看到邻居女子掉到河里，却因为“礼教”而选择不救，在回村呼救的路上又想到君子行步不能着急忙慌，便“雅步，复雅步”，回去对女子的丈夫说：“您家夫人在河里挣扎几许，我碍于礼节不好搭救，来向您回禀一下。”丈夫夺门而出，见到妻子时，妻子已经遇难。像这样的危急时刻，生命最重要，而这位“君子”只记得“恭敬”，却忘记了孔子家马厩起火，孔子只问“伤人了吗？”并没有问马损失了几匹，可见与恭敬礼节相比，儒家思想更重视人的生命。

同样，我们也要多角度思考“恭敬不如从命”，从命从的是友人的命、亲人的命。这句话本身是一种自贬的说法，将对方的身份抬高，所以对方的要求就变成了“命令”，遵从要求就变成了“从命”。而恭敬只是礼节上的婉转拒绝，总归是要接受对方的好意的。接受对方给你的善意，这也是一种礼节，一种真正的恭敬。这句话还反映出儒家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不逾矩”的关系距离，即便你和我是朋友，也要遵守礼节，讲道理，在保持礼节的基础上增强关系，进行互动。所以，“恭敬不如从命”与儒家思想的关系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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