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鹏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刻印时代试读：

序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完备而深刻的伦理道德、古风古韵的建筑遗存、深具内涵的自然名胜、悠久传承的历史文明，还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2014年4月18日

遥远记忆——古老载体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过程

那是上古时期，人们为了要记住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如果要记住两件事，他就打两个结，记3件事，他就打3个结……

当时结绳记事的内容，包括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据《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文字起源于结绳”。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仓颉想办法，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仓颉在当时的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专心致志地琢磨起来。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办法来。

相传有一天，仓颉正在思索之时，只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掉在仓颉面前，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向猎人请教。

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就知道。”

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形，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黄帝 （前2717年～前2599年），也称“有熊氏”。华夏上古时代一位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 古人结绳记事用的绳子帝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

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这样日积月累，时间长了，仓颉画出许多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仓颉把他造的这些字献给黄帝，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于是这些字便开始应用起来。

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洧水河南岸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 仓颉画像孔安国 （约前156年～前74年），孔子第十一代孙。汉代初期曾于孔府旧宅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58篇，谓之《古文尚书》。

其实，结绳说和仓颉造字只是汉字起源的不同说法。此外还有八卦说、河图说和图画说。“八卦说”是汉代经学家孔安国的观点，他在《古文尚书》序说道：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河图说”认为，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这是汉字的起源。“图画说”是现代学者的观点，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画的图形，与文字的产生有渊源关系。如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的4个鸟形图案，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

总而言之，汉字及其体系的完备，不是由一个或几个人创造的，它是我们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人们生活、生产和交往的发展，至殷商时期，汉字已经相当地成熟了。

据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考古发现，殷商时期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殷墟 是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是我国历史上被证实的第一个都城，位于河南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横跨洹河两岸。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墟发掘，确证了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

商代文字资料以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商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表现在文字的创造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在殷商时期，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 仓颉画像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

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材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历代学者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总结出了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六书”。“六书”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直至后来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才详细阐述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这“六书”的汉字构造原理。

象形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如日、月、山、水等4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字型。

指事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人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是以特定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可合成为“蝴、湖、葫、瑚、醐”等，而以同样的发音，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合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转注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也就是说一个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字。《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东汉时期许慎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2000年来，《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 许慎著作《说文解字》

假借是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但后来被假借当做“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的意思，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

以上“六书”，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同时也证明它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汉字是很有趣的文字，从古代至现代，汉字的形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很漫长，从甲骨文开始，中经金文、篆书、隶书，直至楷书，大约经过了3000多年。自从汉字在殷商时期走向成熟，当时的人们就将占卜时的卜辞、重要历史事件等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石鼓文字等这些属于档案性质的文献资料，这就是最初的书籍。从此，我国古籍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阅读链接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以仰观苍穹之变。我国史书上记载有重瞳的只8个人：仓颉、重耳、虞舜、项羽、吕光、高洋、鱼俱罗和李煜。仓颉是黄帝时代的“造字圣人”；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三皇五帝”之一；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吕光则是十六国时期横扫西域的后凉国王；高洋是北齐建立者；鱼俱罗相传是击杀猛将李元霸的隋代名将；李煜是五代十国时南唐后主，著名词人；项羽则是旷古绝今的“西楚霸王”。

商代的甲骨文与甲骨书

殷商时期，汉字已经被人们用来记载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由于当时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弱，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全凭占卜决定可否，依此来预测吉凶。

当时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样，我国最早的图书产生了，这就是甲骨书。

流传至今的甲骨图书，是清代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的小屯村发现的。小屯村北濒临洹水，殷商曾建都于此。安阳农民在洹水岸边劳作时，偶然间在黄土层下挖掘出许多龟甲兽骨，他们误以为是龙骨药材，就卖给了药铺。

1899年夏天，清代末期著名学者王懿荣，因患疟疾求医，所吃中药中有一味龙骨，无意中发现龙骨中划刻有古字。这一发现使他大为惊讶，便着手收集。

王懿荣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对古代文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龙骨上的奇异文字，引起他极大兴趣，并进行精心研究。后又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鉴定这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文书，故称“殷墟文”，又称“甲骨文”。■ 龟板甲骨文洹水 今名“安阳河”、“洹河”。古代的洹水位置大致在现在的漳河位置，而古代的漳河经临漳，成安，魏县大名县区域间穿过，在洹水的北部。距今3000多年前，商代商族人将自己的宗庙，都邑，村落建在洹水畔，这是中华商民族最早的发祥地。

据后来发掘出土的实物来看，殷商主要用龟甲、兽骨为书写材料。当时的龟甲多产于南部，诸侯以龟作为贡品，呈献给朝廷。安阳出土的龟甲，经考证多产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各省。另外，殷人采用龟甲为书写材料，是因为龟甲有较宽阔而又光滑的表面可供锲刻。

此外，牛骨也是当时的刻字材料。在那个时候，牛不仅是主要的耕作工具，而且是重要的祭祀用品，殷人用牛祭祀神灵，免灾除祸，因此也就用所剩的牛骨刻字，记载事情。

甲骨是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烧灼之后，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然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或称“卜辞”。王懿荣 （1845年～1900年），近代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泛涉书史，尚经世之务，嗜金石，因见药店所售“龙骨”上的刻纹，发现了甲骨文，为收藏殷墟甲骨的第一人。三为国子监祭酒。在八国联军入京时，他投井殉国。

甲骨书文字是刻写的，有的填上朱砂或黑墨，商王朝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字，还填有绿松石来装饰文字中最多的一类是代表实物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等，它们不是简单的图画，而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简单有力地表现出各种东西的特征。例如，表示动物的符号，都是极简单的线条，大都表示直立或侧影，头部在上方，以便直行书写，面部向左，因此多为自右向左的顺序。

其次是会意字，用符号表示意念而非实物。它们代表一个动作或一个方位或以其组合表示某种意义。■ 占卜工具甲骨

甲骨书的文字内容涉及很广，有天象，如日食、月食、晴、雨、风、雪等；有定期的预测，如卜旬、卜夕等；有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如旅行外出、渔猎和战争；还有生、死、病、梦等人事的休咎以及对祖先、神灵的祭祀。比如有一个大的龟甲上边刻有：丁酉雨，至于甲寅，旬又八日，九月。贞人 古代官职。职务用于占卜与刻辞。除贞人外，还有卜人、占人。贞人对商朝的政治有着较大影响，他有权利对商王的意见进行占卜，也可以对商王的意见提出反对。为了避免占卜权的独占，卜人司卜，贞人司贞，一般严禁越位，但仍有卜人兼司卜、贞，或贞人兼司贞、卜之事。■ 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

这说明9月自丁酉至甲寅，连续下雨18天。这是一篇有关天气情况的文献。

又如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文字，大意是说：戊午这一天占卜，史官问商王在龟殳这地方去打猎，能否擒获野兽，占卜的结果是能擒获。于是这一天就去打猎，结果擒获野兽若干。这是一篇有关田猎活动的文献。

甲骨文在当时虽然不是作为书籍而制作的，但占卜者为了便于日后验证占卜结果而记录下来，表明它已经初步具备了书籍的增益知识、交流思想的性质和功能。

此外，甲骨文书不但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而且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都体现了殷商时期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如果说它是我国最早的图书艺术，所言绝不为过。

在殷商时期，已经建有国家图书档案馆，当时叫做“龟室”，负责文献管理的史官叫做“贞人”。因此可以说，以甲骨为载体的古老文字形式，就是书籍的源头。阅读链接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大都经过先写后刻的过程。从书法角度看，甲骨文大体分两类：一类笔画粗壮雄浑；一类笔画细瘦挺拔。甲骨文均衡、对称、稳定、自然。尽管骨甲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但每片文字都因材而异，布局合理，显露出古朴的情趣。尤其宝贵的是，遗址中发现的殷人用墨写在玉片、陶片、兽骨上的笔迹，起笔粗圆，形似点漆，自然藏锋；转折圆润，住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这些都给后世书法的变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西周时期金文与青铜书

殷商晚期，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冶炼铸造等技术，于是，产生了黄金、铁、锡、铜等金属器物，其中以青铜器最为著名。青铜器不但是当时珍贵的器皿，而且还被用来记载文字，流传后世。因此，青铜器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之一。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按其底部形状可分为圆底、平底、觚形底，底部用三四足支撑。这些器皿都由两部分构成，由圆形、方形或长方形配上造型的柄、足、盖等。以其用途来分，可分为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镜、钱币、印章等。文字常刻铸于这些器物之上，被称为“金文”，也叫“钟鼎文”，统称为“铭文”。

铭文有的通过铸造，有的则是雕刻而成。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于器皿上，较晚的铭文也有雕刻而成的。铭文不断演变成各种形体，通称“钟鼎文字”，在汉字书体上叫做“籀文”、“古文”或“大篆”。■ 西周青铜器铭文籀文 汉字的书体名称。籀文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通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的构形多重叠。籀文的代表为今存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现今为止，流传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多者可达三四百个。一般来讲，商代铭文简单，西周时期铭文繁多，而至春秋战国时期又趋于简单，至秦汉时期则很少发现载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了。

周王朝初年所用的金文从笔画到结构还都跟殷商甲骨文非常相似。周昭王以后，西周金文日渐成熟。代表作有周昭王时的《宗周钟》、周恭王时的《墙盘》等。此时金文书法的主要特点是：笔画由蝌蚪尾巴形状渐变圆润，起笔、转换、收笔也多为圆笔；结体比周初金文更平正、更紧密、更稳定，也更有规律。章法方面开始注意到纵横的字距和行距，带界格的铭文章法更为严整，而字距、行距较大的则显得十分疏朗开阔。

目前所见铭文最长者要属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载字497个，它的篇幅相当于《尚书》一篇，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王室嫡裔毛公所铸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即现在的宝鸡市岐山县。圆形，两个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毛公鼎文字结体 书法术语，指汉字书写的间架结构。笔法、结体和章法是书法技艺的三个要素。结古代论述结体的专著，比较著名的有唐代欧阳询《三十六法》、明代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和清代黄自元《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等。

鼎内铭文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时期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

在所有青铜器中，彝器的铭文最多。彝器又称“礼器”，它的盛名与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休戚相关。礼器用来祭天拜祖、宴请宾客、赏赐功臣、记功颂德、死后随葬。在青铜礼器中，鼎最为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祭祀器具，而且是江山社稷的象征。

当时的治国者凡遇重大事情，必铸造铜器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其目的是长久保存。据《礼记·祭统》记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周代的铭文脱胎于甲骨文，但字体较甲骨文定型，而且逐渐走向规范。铭文可以灵活自如地表达思想、描绘事物，其笔画形状也发生了变化，线条不似甲骨文的瘦硬，尽是直笔，出现了圆笔，字体匀称，大小整齐划一，标志着一字一音的符号性质取代一形多义的图画性质的汉字新时代的到来。

从青铜考古实物来看，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奴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盠方尊》 西周青铜器。1955年3月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西周窑穴，通高17.2厘米，口径17厘米，重2750克。盠是西周中期人，受周王册封后，制作此尊，有铭文108字，以纪荣宠。

比如，西周初年的一件礼器，内底有铭文4行32字，是记载周初周武王伐商的唯一记录。再如，西周中期铜器《盠方尊》铭文，记载周懿王命盠不但要统帅护卫王室的“西六师”，而且还要兼管镇抚东夷和统治东方的“殷八师”或称“周王八师”。这些记录与禹鼎、大克鼎、勿目壶相同。■ 青铜器上的铭文

又如，前面说到的毛公鼎，其铭文共5段，每段都以“王若曰”3个字开头，应是史官的记录，以垂不朽。

青铜器上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等各种装饰，具备了那个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因此，这些饰纹同样是青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蛙、龟、蚕、羊、牛、象、鸟等。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 青铜器上的饰纹缙云氏 缙云，是黄帝时期的官名。黄帝以云名官，分别管理一年四季之事，其中夏官的官名就叫做“缙云氏”。当时掌管夏令事宜的缙云氏，究竟是什么人尚未知其详，但是他的后代却纷纷以缙云两个字为自己家族的姓氏，传到后来，再省缙字简为云姓，称为“云氏”。

兽面纹所表现的动物其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凝视，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这类饰纹被后来宋代学者称为饕餮纹。

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不才子”。它非常贪吃人类，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自己，变成了有头无躯的怪物。古代儒生认为，西周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

在各种饰纹中，龙和凤常出现在青铜器的表面。龙的古老神话传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有较密切的关系。禹是当时的半人半神的治水英雄，这种虚构的龙的传说，乃是古人对克服水灾的幻想的形象化。

在远古时代，治水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而当时人们屈服于自然的压力，只能借助想象的神物来制服洪水。后来，龙被当做水神来崇拜，象征水。《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衣上的绘画时说：“水以龙。”龙的传说影响深远，至今不衰。大禹治水 是古代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两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和公而忘私的精神。

凤在青铜器中的表现为华丽的鸷鸟，也是虚构之物，商代人认为玄鸟是自己的始祖，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充分表明了商代以玄鸟为图腾，而玄鸟就是凤。凤鸟又是风神，农作物的生长与风有关，所以对凤的崇拜就是对风这一自然力的崇拜。

青铜器上的纹物除以上述及外，还有几何纹、有关人物活动的饰纹，如有关宴乐、舞蹈、狩猎、攻战、采桑等。人物画像反■ 青铜器上的铭文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生活，开了后来秦汉时期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先河。总之，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许多古代文献，而青铜器上的饰纹也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息。由于铭文和饰纹在我国古籍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故被后人称之为“青铜器的书”。阅读链接夏王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商代时对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世宝器。

先秦时期石鼓文与石刻书

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

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

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石鼓文大篆 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代伯益所创。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

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

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小篆 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一直流行至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

为防止巨重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装饰动物纹碑刻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置入墓内为“墓志”。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现有记录的较早的摩崖文字，是夏禹的《岣嵝铭》和西汉初的《赵王群臣上寿》。《岣嵝铭》又称《禹碑》、《岣嵝碑》、《禹王碑》。原在湖南省衡山县，现置绍兴禹庙。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立，因史料记载母碑位于衡阳岣嵝，又名“岣嵝碑”。

碑文分9行共77个字，文字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文字奇诡，文字有走样甚至出现笔误，但确是有所根据，并非向壁虚造，为春秋战国时期刻石。而碑文的具体内容一直被古文字学家争议考证了几百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大禹治水的记功碑，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是后世人之的一篇登高祭山之辞。《赵王群臣上寿》也称“赵王摩崖刻石”。清代道光年间杨兆璜发现于河北永年县西南的猪山，失藏。此石为汉代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

此刻石为汉代作品，因为它是现存发现汉代篆中最早者。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时期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

此外，还有陕西褒城县褒谷中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褒斜道是秦蜀要道，在褒城东褒水上。西岸山崖，拔地而起，没有道路。秦汉时期在山上修建阁道，即栈道，以通行人。阁道容易损坏，容易发生危险，故常要修葺。古隶 由小篆走向今隶的过渡字体，也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字体，也是古文字时代向今文字时代过渡的桥梁。它的特点是把小篆粗细相等的均匀线条变成平直有棱角的横、竖、撇、捺、挑、勾等笔画。古隶发展到汉代形成了工整美观、活泼有波势挑法的今隶。■ 摩崖石刻篆书

东汉明帝时，汉中郡太守鄐君奉命诏书修治阁道，就在崖壁中刻了这一篇记录。从此以后，历次修路，都有摩崖记录，如《石门颂》、《西狭颂》等。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纪泰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东汉时期，文学家蔡邕于是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赞许。蔡邕用丹笔把经文亲自书于石碑，由石匠陈兴等镌刻，共刻了“六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就是著名的《汉石经》，因刻石起于熹平年间，故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有46通石碑。现存残碑每面36至40行，每行为70至74字，字里行间无空格，段与段之间用点或空格分开，仅有极少数段落另起一行。石刻完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前。

东汉时期石经的刻写，是学术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自2世纪至18世纪，石刻经书历久不衰。其中最有影响的石刻有《魏石经》及《开成石经》。《魏石经》于240年至248年，三国时期魏明帝正始年间着手刻制。由嵇康等人主持，重刻两部半石经，即《尚书》、《春秋》和《左氏传》，其中《左氏传》没有刻完，碑文用古文、篆文、隶书3种不同字体完成。《魏石经》与《熹平石经》不同之处，在于《魏石经》的每一个字都用3种字体书写，所以又叫《三体石经》，也称《三字石经》，因此历史上把与《魏石经》相对的汉石经称为《一字石■ 儒家石经经书经》。洛阳太学 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9年10月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建成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东汉时期太学为朝廷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太学对洛阳影响也大，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魏石经》的出现，明确了古文、篆文、隶书三者的关系，对后世经学与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魏石经》于241年刊立，分载于35通石碑，每碑约4000字，总字数约14.7万字。它立于《熹平石经》西面，太学讲堂之东，成“L”形，排列长度约70米。

837年，又在《魏石经》上刻了12种儒家经典，这就是《开成石经》。这些石碑都由唐文宗的宰相郑覃以当时流行的楷书写刻。《开成石经》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用木版雕刻儒家经籍，就以它作为底本。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比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