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吉鑫,韩巍岩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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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故事试读：
前言
在世人感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不免就会想到邓小平，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十几亿中国人感受到小康生活的富足，体会到国富民强的自豪，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希望。
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三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即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集体一名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新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其政治生涯中经历了三落三起。他在每一次人生的低谷都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积极的思考与工作中静静等待，不悲观、不抱怨，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邓小平在生活中重情重义。他与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一同生活，即使是在下放到江西的艰苦岁月里，也对继母不离不弃，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结成了深深的母子情；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关心子女的成长，悉心照料受伤的儿子，以他的坚强和乐观诠释亲情；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与周恩来、刘伯承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和平年代，他们相互关心，默默支持，继续书写建设中的战友情。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使命感，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爱，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仅留给我们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更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1世纪的青年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时，要学习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不畏艰难的精神，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编者2011年12月童年时光有勇有谋的小小少年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姚坪里（今协兴乡牌坊村）。辈名邓先圣，乳名贤娃儿。童年的邓小平就胆识过人，不信邪。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村民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
有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孩在石坝里玩耍，他看着硕大的石乌龟，对小伙伴说要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乌龟会肚子痛！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邓小平不信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要爬上去试试！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快来呦！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惊叫着跑过来劝说，让他快下来。邓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乌龟背上爬去，最后爬到神碑上坐着，小伙伴们是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扩充，邓小平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动脑筋，越来越讲究科学。在他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令他十分焦虑，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受这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的启发，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她的病。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挽救病重的母亲，李再标决定割肝救母，幸好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邓家老院子，邓小平出生在这里，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也在这里度过。
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去探望，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胆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能活命？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你想治母病而适得其反。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又羞又愧，邓小平耐心地安慰他：作为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请假回去侍候母病。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传为佳话。
邓小平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性格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外交战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美国是干涉、制裁中国的头号叫嚣者，反华行为一度猖狂，而邓小平的态度则是：“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最终中国顶住了压力，美国不得不主动向中国示好。
邓小平一生相信科学、尊重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勤奋刻苦的读书郎
邓小平5岁时，被父亲邓绍昌送进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学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邓小平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实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在私塾读书时，邓小平非常聪明，又很用功，老师讲过的功课，他很快就能记住，课文背得非常流利，老先生非常喜欢他。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当时老师对写得好的字就在字上打个“○”，学生们把它叫做“鸡蛋”，邓小平的毛笔字作业每次都得很多“鸡蛋”。
一次回到家里，母亲看到儿子得这么多“鸡蛋”，非常高兴，就到厨房真的给他煮了一个鸡蛋，作为鼓励。在当时这是不错的奖励了。邓小平在翰林院子只读了一年多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又将邓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讲述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邓小平思想影响非常大。
从牌坊村到学校的路是土路，一下雨路就很不好走，可是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邓小平都坚持上学，从未误过课。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放学时间过了很久邓小平还未回家，到家时浑身是泥，母亲很心疼地询问原因，邓小平却毫不在意地说是路太滑，摔了几跤。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不停地下，邓小平收拾书包又要上学去，母亲劝他：雨天路滑，就别上学了。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能旷课。母亲拦不住，就掏出两个铜板塞给他，让他中午就别回家吃饭了，省得路滑摔跟头。可是等到下午放学回来，邓小平从书包里又掏出了那两个铜板交给了母亲，说是中午不饿就没吃。母亲眼圈红了，她知道，邓小平是为家里节省而舍不得吃。后来碰到下雨天，母亲就在家里煮好饭托人带到学校去给儿子吃。
邓小平读书勤奋用功，在北山小学堂学习的四年时间里，除一次因生病缺了几天课外，从未旷过一天课，不管是酷暑还是寒冬，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未影响他去上学。由于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颖，他始终是班上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在几年的全部考试中，除一次因病考个第二名外，其余考试成绩均是第一名，深受老师称赞和同学们的敬佩。敢于承担的小男子汉
童年的邓小平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平时在外面经常帮助一些贫苦孩子割草放牛，在家里则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弟妹妹等样样都干。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养几发蚕，家里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满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这样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就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些桑叶，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才去睡，这时往往是深夜了。
童年的邓小平十分乐于助人。邓小平的毛笔字有基础，读小学后进步很快，而他的同桌胡德银的毛笔字却写得很差，邓小平主动帮助他，放学后他留下来与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他纠正写字动作，掌握要领，胡德银学得也认真，在邓小平的帮助下，他的毛笔字有很大进步，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几十年后，胡德银对邓小平的热情助人的精神还啧啧赞叹。
在北山小学堂师生中还流传着邓小平“偷钱”义助同学的动人故事。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同学在哭，哭得好伤心。他便走上前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说，妹妹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建议，听了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打量了一下这个同学，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心里明白了：没有钱怎么请医生呀！回到家里，邓小平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第二天早上他悄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来到学校塞给那个同学，嘱咐他快去请医生给妹妹看病。这笔钱在当时是买500斤稻谷的钱。父亲发现丢了钱，就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大声问是谁干的，邓小平主动承认拿了钱，并拿起一根竹片递到父亲手里，转过身去，意思是情愿挨打。父亲气得脸都变了色，挥起竹片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父亲打了几下，看到邓小平忍着不哭，泪水在眼睛里转来转去，又想到平时这孩子很知道节俭，给他零花钱都舍不得花，怎么偷偷拿这么多钱呢？于是他放下竹片，大声问邓小平拿钱干什么用，邓小平说了实情。听了儿子的叙述后，父亲一把抱住邓小平，称赞他做得对。父亲问邓小平，为什么受到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申辩？邓小平回答，不管为什么，偷了家里的钱是不对的，应该受到惩罚。父亲被感动了，他看到了邓小平身上非凡的品质，决心使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让他将来有更大的作为。
1919年暑假，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学习。这个决定使邓小平走出广安。1919年9月，邓小平考到重庆留法学校，15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重庆，继而走出国门，开始了留学生活。留学生活勤工俭学的小徒工
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邮轮抵达马赛港，甲板上挤满了年轻的“中国脸庞”，邓小平就在人群中，16岁的花季少年开始了他5年零3个月的留法生活。1920年10月末，邓小平和其他20多名中国留学生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喀尔瓦多斯的小城巴约，进入巴约公学学习，巴约公学的膳宿费每月200多法郎，中国同学的杂支费在15至50法郎之间，平均25法郎左右，邓小平则是18法郎，其用度实属节省。但一个月200多法郎的开支，对于自费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的数目。5个月后，因自己无法负担费用，不得不离开中学，“勤工俭学”这个出国留洋的初衷，在现实面前被抛得越来越远，“俭学”不成，只好“勤工”，以打工维持生活。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时年16岁。
邓小平的第一份工是在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钢铁厂，“工种”是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编号是07396。轧钢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高炉里熔融的钢水先铸成钢锭，再轧成钢板。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钢材（钢条或钢板）的重量通常是几十上百公斤，在高达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内，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汽中，工人们要用长把铁钳夹着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如不小心摔在热轧的钢材上，全身定被烫伤。有时轧机发生事故，钢条从轧机向外射出，乱穿乱刺，也会发生伤亡事故。工人们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至14个法郎。17岁的邓小平，尚未成年，身材矮小，要做如此繁重的苦工，而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低，每天只有10法郎。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两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食堂的饭菜虽比外面便宜，但一顿也要40至70生丁。学生们还要买工作服穿去上班，每套价目也要20到30法郎。做的是苦工，工资却十分低，温饱都解决不了。后来，邓小平在谈起这20多天的轧钢工生活时说：在克鲁梭钢铁厂，做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
这段苦工生涯虽然短暂，但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他初次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同时，这段时间的雇工生活，也使他对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
1921年10月22日，邓小平受雇香布朗工厂，“工种”是“扎花工”，就是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扎在一根铁丝上。报酬很少，大约100枝花才2法郎，熟练工每天才挣得10多个法郎，每人每天要做600到700枝花才能维持生活。邓小平和同伴们头也不抬拼命地工作，这样低收入的工作也只维持了几天。邓小平再次失业。
此后，邓小平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也仅仅勉强糊口，当时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对于邓小平来说已是很奢侈了。1974年邓小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羊角面包，可见留法时的羊角面包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
1922年2月14日，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成为一名临时工人，开始了他的第三份工作，这是他到法国后进入的第二个大工厂。18岁的邓小平每天站在工作台前10个小时，生产5000双胶鞋。工作是极其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将鞋底、鞋垫及鞋帮放在木模上，然后和里衬贴起来，每小时能挣1法郎。
1925年11月，邓小平进入巴黎近郊的雷诺汽车厂做工，雷诺汽车厂是法国著名的大企业之一，有一万多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21岁，法语流利，成为一名钳工学徒，几个月后成为一名钳工，有了较多的收入。40年后，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的拖拉机厂参加劳动，重新成为一名钳工，干起活来依然很熟练。
从1921年开始，邓小平经历了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涯，但他一直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留法的郑超麟曾回忆说：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7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蹦蹦跳跳，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正是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使他克服了在法国留学期间的种种困难，而且还在思想上发生质的飞跃，找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走上革命道路，从油印博士开始
1922年2月，邓小平在蒙达尼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在那里，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革命的组织，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转变。他住在专门给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住的工棚中，在哈金森的工棚里，他认识了比他年长的王若飞。1919年来到法国的王若飞，当时已经成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王若飞对邓小平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赵世炎、王若飞、蔡畅、李富春等影响，当年夏季邓小平加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少共”的机关刊物《少年》在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半月刊，16开，每期12页左右，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赤光》杂志封面《赤光》创刊不久，邓小平就成为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而编辑部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中周恩来的卧室内。最初，邓小平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就赶到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的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画地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此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是对他辛勤劳动的肯定，也是对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的鼓励。
邓小平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1925年初，邓小平去了里昂，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也就是担任了里昂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在20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
1925年夏，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一同，组织并领导旅法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热潮，在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决定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人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一到使馆就分别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陈箓，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时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做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60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4人进行审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
邓小平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1925年8月20日，他搬到卡斯特雅街3号一家全是中国人居住的旅馆内，这是他在法国的最后一站。10月24日，在巴黎肖莱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邓小平以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有25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讨论的是“重建旅欧中共党组织的必要性”的问题。l926年1月3日，邓小平在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以打击帝国主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的最后通牒，提出两个要求：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说明，中共旅欧支部仍然在组织活动，邓小平已经增长了政治才干和经验，成为年轻而出色的政治家。十月革命故乡的理论积淀
1925年夏天，也就是在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之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孙中山，这所学校取名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也称中山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一般意义的大学不同，该大学的办学宗旨是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所开课程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工人运动，学制只有两年。到这里学习的学员都是由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一起挑选的。从1925年10月到年底，经过选拔和推荐，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300多人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选派了20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一员。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教育，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在苏联，大批有志向、有素质的青年革命者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论和认识水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邓小平、杨尚昆、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1926年1月，邓小平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在法国社会最底层的外国劳工、受法国警方追捕的秘密共产主义组织成员转变成为受到欢迎的贵宾、高级共产主义大学的堂堂正正的学员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也是解放的。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抚平，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尽全力保障这些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外国留学生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
首先是语言学习。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有：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讨论，自由辩论；最后教授总结发言。
邓小平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中山大学的档案中记录着他对功课很有兴趣，并担任七班的党组组长。邓小平在莫斯科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苏学习的决心。”邓小平本着留在苏联一天就要努力研究一天，要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认识的想法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与蒋经国的同窗生活
由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种特殊性，国共两党的许多名人都曾在此学习过。正因如此，邓小平与来苏留学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蒋经国于1925年10月19日启程赴莫斯科，比邓小平早到1个多月，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17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不仅同在一班，而且在同一个党团小组，邓小平因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于组织才能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被选为组长。
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挣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中山大学的学生徐君虎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那时的蒋经国常常和邓小平开玩笑，叫他“小钢炮”。谁也未曾料到，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加同志，50年后竟成为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
对蒋经国来说，或许最难忘的是“中山舰事件”后，邓小平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山舰事件”发生在1926年3月20日，是蒋介石策划的反共、反苏行动。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虽然不知其详情，可消息传来，使他成为中国学生的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找到了蒋经国，他当时对蒋经国讲了三层意思：一、广州“三二○”事件，说明蒋介石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一次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蒋介石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限，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这番话既讲原则又不失人情味，给蒋经国留下深刻的印象，反映出邓小平统战工作的基本思想和风格。
尽管由于国内斗争需要，邓小平并没有完成学业，1926年底他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但对邓小平来说，在苏联近一年的留学意义重大。首先，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虽然从一个怀有“实业救国”单纯理想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但毕竟没有系统地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经过在莫斯科的学习，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坚定了把自己交给党、交给无产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信念。其次，邓小平在苏联切身感受到了没有压迫、没有黑暗、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爱的社会，所有这些与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境遇形成鲜明对照，他因此更加坚定了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不论是他所遭遇的各种曲折，还是他多次重访莫斯科并与苏共领导人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还是他所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宏伟蓝图，都是为了捍卫他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圣殿的纯洁性。初经磨难“八七会议”的政治秘书
1927年春天，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邓小平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回国，3月到达西安，在冯玉祥国民联军隶属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西安，7月来到武汉汉口，任中央政治秘书。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七一五”政变，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邓希贤”从此改名为“邓小平”，这个名字伴随了他此后的人生。
在白色恐怖下，邓小平与实际上已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中央秘书长李维汉一起，在汉口秘密筹备召开紧急会议以挽救革命。他们把紧急会议的地址选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会场安排在二楼。这里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宅。这幢房屋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宅前临僻静街道，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发生情况便于撤离。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最早进入会场，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只开了一天，他却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八七会议”召开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然而开会时却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邓小平是在一个晚上带着小行李进去的，进去就睡地铺。他所做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是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从“八七会议”到1929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标志着共产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八七会议”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一个新起点，所以邓小平对它有着特殊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方式，七次回忆“八七会议”的有关情况，并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烽火染红左右江“八七会议”后，邓小平前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会议安排等工作，在为期一年半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秘书长岗位上的各项工作。
1929年8月底，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因为他是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请来的客人。
邓小平的上层工作很有成效。在他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一批大革命失败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他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军事力量。
邓小平到广西后，首先抓的就是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邓小平利用俞作柏、李明瑞急于扩大军事力量的机会，促成他们同意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广西教导总队，派进了100多名共产党员的学员，驻守在南宁的广西警备大队实际上也被共产党掌握，共产党员张云逸当上了第四大队大队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由秘密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俞作柏还根据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推荐，委任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致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所执掌。俞作柏、李明瑞还支持农民武装，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命名为“右江护商大队”，并拨给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就在广西地区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革命形势日趋好转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急促通电反蒋，进攻广州。此前，邓小平等曾帮助俞、李客观、冷静地分析形势，劝告其不要轻举妄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邓小平说服俞、李，将我党掌握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保护后方。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是邓小平等人为应付突发事件走出的一步妙棋。
俞、李反蒋失败，邓小平等当机立断，决定发起兵变。很快，兵变的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部队迅速撤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10月22日，邓小平率部队抵达百色，立即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十分重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发来的反映准备工作情况的信函、电文。为了起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在各项工作大体就绪之时，传来了中央批准他们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邓小平当即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加紧准备，选定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举行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同一天，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于12月上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1930年2月，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他一直记挂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来到东兰县，与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多次开会，集中研究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最后一致同意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试点，待总结经验后全面铺开。之后，邓小平和韦拔群来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邓小平对当地的土地革命和办好共耕社进行了具体指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和大家一同制定颁布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广大农民通过革命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在生活上也第一次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革命热情高涨，广大适龄青年报名踊跃，红七军人数发展到8000多人。
1930年6月，红七军在邓小平的指挥下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7月，在果化打了伏击胜利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开到平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工作，他亲自编写简明通俗的教材，比如《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内容浅显明了，字迹清晰大方，十分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学习。经过三个月的整训工作，部队和地方同志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都明显提高，红七军进入到全盛时期。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但是他拒绝接受军衔，常常以一个“老兵”拥有“打仗专业”而倍感自豪。从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年份1989年算起，往前推算整整60年，即1929年，那时25岁的“邓政委”自己认为，“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儿军事也不懂”，还是从到上海去汇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陈毅嘴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是啊，年仅25岁的“邓政委”，尽管有了团组织、地下工作、中央机关工作的经验，却怎么能一下子就精通军事呢？但实际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戎马生涯，的确就是从“一点儿军事也不懂”开始的。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不怕打压的硬汉子
1931年夏，27岁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请求去苏区工作，奔赴江西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原来的瑞金县委书记搞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干部，听说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人被杀，全县人心惶惶。年轻的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调查了解“肃反”情况，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主持公开宣判了制造一系列冤案的首恶分子李添富、谢在权等人，宣判了他们的死刑。会上为大批蒙冤受屈的干部平反昭雪。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到会昌县就任县委书记的短暂时间里，邓小平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改变了会昌地区红区与白区相邻的边沿地带的面貌。但当时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盛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硬拼消耗的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有人诬蔑毛泽东理论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他针锋相对地说：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背景下，这样的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1932年11月，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我苏区南部的寻乌县，但当时红军主力集中在苏区北部打仗，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邓小平及时地组织部队撤退，未曾料，就此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扣上了“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帽子。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年2月刊文，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寻乌事件”中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在挫折面前没有消沉，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1933年夏，他从宁都的乡下被调至红军总政治部当选初步干事，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尽管仍然身处低谷，他还是以巨大的革命热情办《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8开4版，邓小平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当时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邓小平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既有革命理论学习的栏目《列宁室》，也有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栏目《红板》，还有介绍防病治病的栏目《卫生常识》……邓小平把《红星》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面对暴风骤雨，他始终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过，体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只要有机会，他就孜孜以求地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计个人得失，不论职位高低。
遵义会议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离开《红星报》，并以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以后，他重新回到党中央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协助中央领导开展工作。从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长征路上的宣传部长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直到长征结束，在此期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当地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红军，弃家逃避。面对这种情况，宣传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要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红军。红军每到一地，邓部长就积极组织和领导宣传队员们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使群众认识红军，并且支持红军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对红军的宣传队员及战士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例如，长征部队到达甘肃的哈达铺休整时，为了使指战员长期耗损的体力得到恢复，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给宣传部给每个指战员发一块银元。宣传队员手捧银元，舍不得花。休息时，邓小平来宣传队看望大家，宣传队员问邓小平是否参加每人凑一毛钱买鸡会餐，邓小平一边答应着，一边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随行警卫们，让去买几只鸡。这一餐大家吃得真香、真美，可是吃完了，宣传队员们揩干净嘴巴，走了，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几天后，邓小平看到这些小战士，还逗趣说：“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
邓小平对宣传队员们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十分关心。翻越六盘山时，红四团歼敌一部，缴获了不少布。他看到宣传队员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便对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话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成武爽快地说：“好，照指示办！”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邓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趣地说命令是自己下的，自己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
邓小平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立马太行智斗阎锡山
1937年10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率民运部部长傅钟和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等去晋西开展工作，建立游击队是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的最核心工作。然而，游击队所需要的物资、枪支从哪里来呢？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国民党平遥县的县长一枪未发，就带着县政府、县公道团和牺盟会的几百人，携物资、枪支弃城而逃。邓小平得知消息后，马上找到我们党的特派员李文炯，指示他站出来，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李当副司令。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可就怕县长不同意。邓小平略一沉思，说：咱们就用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于是，邓小平把平遥县的县长请到随营学校商谈。该县长却坚持要见到了阎锡山后再作决定，因为他知道，阎嘴上说“守土抗战”，骨子里却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消极抗战。见此情况，邓小平又暗示李文炯，要发动群众同县长作斗争，决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李文炯回去后，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向牺盟会骨干讲了，说服了大多数群众后，又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继续坚持西撤，不少人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县长见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下来，自己气急败坏地去向阎锡山报告。
同一天，孝义县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进逼平遥，也慌忙要逃，动身前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邓小平、傅钟立即部署孝义县游击队和总部派来的人员，“包围”了县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缴了县政府的枪。阎锡山听说后大发雷霆，当即准备派兵报复。邓小平早有准备，正当阎锡山与其部下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牛荫冠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说平遥、孝义两县县长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入侵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敌。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不将枪支、公款留下。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声不吭，只好不再提枪支问题了。邓小平收了平遥、孝义两县政府的枪支弹药后，总部立即抽调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队”，在晋西开展抗日斗争。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1月18日，新上任的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来到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一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经过反复侦察所得的情报，他们研究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伏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敌人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
经过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后，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区运动。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响堂铺路北的马拐。徐向前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伏击地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背后起伏的山地又便于部队转移。
邓小平尽心尽职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跑到七六九团，说：“同志们！现在的抗日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敌人已经‘饮马黄河畔’，我们留在与大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了，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他又跑到七七一团，气足声洪地说：“日本逼近黄河，蒋委员长颁布‘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的命令，好得很嘛！我们八路军早就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我们一定要保卫华北，保卫山西，格老子与日本人干到底！”战士们饶有趣味地听着比他们矮一个头的首长的鼓动，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响消灭侵略者的这一仗。
8点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本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皇失措，汽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际，埋伏了一夜的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人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烧毁。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10多挺，迫击炮4门，弹药甚多。
下午5点，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秋树垣一带。刘伯承高兴地对邓小平、徐向前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4月2日，刘、徐、邓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总、彭总。刘伯承认为，响堂铺一战，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在当时影响很大。响堂铺伏击战也是邓小平到任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
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二九师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战斗的胜利，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敌发起攻击。仗，打得漂亮！人，打得英勇。一二九师在晋冀豫的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又进一步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障。
一二九师几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惶恐不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决定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这次战斗后，我军各部乘胜追击，将敌全部赶出了晋东南。在1940年的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与其他兄弟部队并肩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领导和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提出并灵活运用了“敌进我进”方针，即当敌人主力进入根据地扫荡时，也派主力打到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去。邓小平还就如何在敌占区、游击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丰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略方针。马背蜜月
1939年7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前方需要，他又不能在延安多待。那时，邓小平是个单身汉，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件事。于是，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一个爱人。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这里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所以就介绍给邓小平了。当时卓琳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但是，他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一点儿也不清楚。革命者自有革命者的感情世界和情感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卓琳和邓小平联系到了一起。
9月初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出一些桌子，中共中央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刘少奇，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还有中央秘书长王首道，相继来到婚礼现场。婚礼非常热闹。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桌子上摆的是金黄色的小米饭、大红枣等，最奢侈的不过是炒了几个鸡蛋。参加婚礼的人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穿布鞋，膝上打着补丁，虽然没有燕尾服气派，但显得特别精神。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限于当时艰苦的条件，拍出的相片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却有永久的纪念意义。婚礼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大家纷纷庆贺两对新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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