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西门媚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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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光机：食物中的当代小史试读：

自序

我和他下了车，背对山坡，望向前方的开阔平坦之处。我们怎么都不能相信，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像宫崎峻动画片《龙猫》里描绘的那个地方。

眼前是水泥色的世界，一个巨大的水泥贮运场。

道路上，建筑表面，都是一层厚厚的水泥色灰尘，半空中，也是水泥色的灰霾。

我从一小堵红色的残墙推断，那位置可能是我家曾住过的老房子。二十几年以前的，那个玫瑰花环绕的小院子，已经荡然无存。周围的碧绿田野、清澈小河以及安静冷清的火车客运小站，消失了。那个外表清秀，淳朴善良与丛林法则集于一体的小世界，也一同消失。

那是2002年的一天。

西闪经常听我讲述童年居住的地方，听得久了，他便说，我陪你回去一趟吧。

幼时，我跟父母搬过好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呆的时间最长，我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里山青水秀，我对自然的认识和热爱，我最基本的审美偏好，都源自那里。我早已在内心，把那儿设定为我的故乡。

十岁那年离开，就再没回去过。

要不是西闪，我根本没有勇气回去看看。我担心那里不是我童年印象中的模样，但是，也完全没料到是眼前所见的景象。

我们本来预计在那里住上一晚，甚至更久。结果，我们看了这个水泥世界，没有停留，很快就上了大巴。车驶出几里路，经过一棵老黄桷树，我总算认出来了，只有这棵黄桷树，还是当年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去镇上，会经过这棵横跨公路的巨型黄桷树，每次都是在这里歇脚喝水。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思考，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如何保持一种稳定延续的感觉，如何去回忆和重新认识，离去的那些岁月。

跟很多人比，我已经算相对幸运。故乡还存在于地图上，地名也还延用。我更长时间居住的这座城市，成都，我看着它一点点变化，从修一环路，到修二环路，一直到现在，农田完全消失，面积和人口都翻了接近十倍，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现代都市。

我在这座城市漫步的时候，时常会感到我脚下的土地，层层叠叠，埋藏的时光。

有时我会跟西闪说：“这里是我第一份工作的那幢楼，现在外面新翻修了，但还是那幢旧楼呢！”“以前这江边都是棚户区，棚户区的人经常会捡些破沙发、旧椅子，放在露天，自己会坐在那里，绕近道从棚户区骑车穿过的人，有时候也会在那里坐坐……”

我写小说的时候，我会把人物安置在某个现实中的点，这个点，有自己的时间和地理的座标，比如2010年的郭家桥，1999年的书院街，这样一想，我就能借很多真实世界的力量，让人物站立起来。

西闪远没我幸运。他的故乡大部分已经沉没于长江。他曾经的家，他童年、少年、青年熟悉的街道，都因三峡水库，淹没于水下。那些地方，已经彻底消失。现在那个同名的城市，没有记忆，就不是真正的故乡。

我身边的许多朋友，也像他一样，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故乡。

这些都让我意识到，我们身处的世界，这几十年变化太快，既不可能慢慢体味，也没来得及好好讲述。没有讲述，它就近乎被遗忘。

思索很久，我终于找到了讲述的方法。我选取了“食物与记忆”这个视角，味觉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时光之门。

对于写作者，《追忆似水年华》里的“玛德琳蛋糕”就是普鲁斯特的时光机。

对于阅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感受，也会触发对某样食物的渴念。比如，我还深深地记得，多年前阅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被那个悲惨故事打动的时候，忽然在深夜里，有了像主人公那样去吃一份“炒猪肝”的冲动。

食物的故事以及对食物的想象，能让作者与读者，有另一个维度的沟通，既是心灵的，也联结生理。这种沟通，能筑成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

在这本书里，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给每十年划一个段落，我讲这些年代我所经历的故事，以最细节的方式来讲，以食物作为触媒，相信这样，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个更易感知的当代小史——读者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与社会，即使没经历过，也可轻松理解和代入。

直白地说，我想讲这几十年，我所见的事物，我所经历的时代，我想好好地讲讲故事，想记录下，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但要让读者容易进入，我得给这些也许是苦涩的、琐碎的，也许过于坚硬的内核包上一层可口糖衣。

这是一场实验。

朋友圈、短视频、直播等等，还包括不可言说的一些事物，不停地兴起、更替，让当代文学、艺术、影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冲击，传播方式、呈现形式与受众的注意力，都可能完全不同。

我要把故事讲得更好看，可感，全方位地调动读者，因为我要跟这许多事物争夺他们。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部“时光机器”，用味觉的钥匙打开，带领读者，漫游已经逝去的半个世纪。有了这样的漫游，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时光，理解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故事里，部分涉及的人，采用了化名。所有涉及的朋友和熟人，我都非常感谢，你们和我的共同经历，以及你们带给我的故事。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西闪。他们不仅见证这本书从构思到完成，更重要的是，这部精神成长史里，对于我，最重要的支持，前半部来自我的父母，后半部来自我的爱人同志。西门媚2019年5月16日于成都玉林煤油灯时代泡桐花开半截巷的孩子B0 收录机新片未到停课的下午大哥大时代买花去冬阳当时明月小汽车时代蜡梅茶假日将尽智能手机时代蝉之歌暮春者

1970

陈德明抢我的饼干！

每个人和同龄的朋友聊天，都可能会聊到共同记忆。童年吃过的零食，最早看过哪部电影，少年时追哪个歌星。

70后的共同记忆，跟之后的80后、90后不同，我们还有对食物短缺的记忆。

现在基本看不到这一幕了，这一幕在我们那一代幼时很常见：

一个小孩子，手上的食物掉到了地上，呆呆地看一会儿，狠狠地踩过去，把它踩脏，踩碎。

那种心理，像是一种占有本能，惋惜自己失去了它，又通过踩碎来占有它。

比我们大一代的，可能不会有这个状况。他们食物比我们更紧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直接捡起掉落的食物。

比我们小一代的，也不会有这个状况。食物掉了有什么关系。

现在普通的小孩，只有食物太多的问题。最常见的一幕是，长辈端着碗，捏着勺，追在小孩子的身后，骗他们张开口，强行把食物填进去。

食物的欠缺与过盛，只是问题的一个表面。我常常想，这短缺，会带来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还记得小时候的气球吗？得到一个新气球，兴奋，高兴。吹气球的时候，总是难以掌握力道。气球慢慢变大变亮，心情更加激动，总觉得还可以再吹一下，让它变得更大一点，更美一点。怀着侥幸与冒险的心情，再吹一口，再吹一口。忽然“啪”的一声，气球爆了！看着手中剩下的气球皮，短暂地愣一下，失悔的心情油然而生。这种懊恼，跟成年以后对很多大事错事的懊恼是一样的。心有不甘，把玩破掉的气球皮，吮出一个个小小的气泡，聊胜于无地玩着替代品。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玩具是稀有的，气球已经是难得的玩具，我们常用其他物品来替代玩具。比如，用输液胶管套在水龙头上，充水之后便可以得到一个亮晶晶的长条水球。女孩子把吃剩的猪腿关节，当成“抓子儿”的玩具。男孩子把用过的圆珠笔芯改造成水枪。不更事的小孩子还可能偷出父母的避孕套，吹成气球，在街上玩，让父母又窘又恼，还没法向小孩解释。

我印象最早最深刻的，还是关于食物的短缺。

幼年的时候，我身体很差，瘦弱苍白，还经常生病，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因为营养不良。

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母亲买了一袋奶粉。那时，条件好些的地方，牛奶要凭票供应，而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牛奶这样事物。奶粉都是想尽办法才得到的。那时的奶粉，不是速溶即食的，还得煮沸才能吃。

于是，还需要专门配上一个煤油炉。

但奶粉太珍贵了，母亲没办法给我哥同等待遇。每天上午，哥哥上学之后，母亲会抽空给我煮一碗牛奶，再给我一点儿饼干。

对于我来说，这真是难得的美味。每当闻见煤油的气味，我就知道能喝牛奶了。以至于好些年里，我分不开牛奶的气味和煤油的气味。

母亲叮嘱我，这是个秘密，不要给哥哥讲。我听话地答应了。

我平时最爱哥哥了，崇拜他，喜欢跟他玩，我自小话就多，最喜欢跟他说话了。不能跟哥哥分享牛奶，还不能告诉哥哥。哥哥放学后，我看着哥哥，憋着话，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这是我最早体会的内疚之情。

奶粉没有了之后，母亲尽量给我买点儿散装饼干。饼干容易得到一些。

有一次，母亲和几个大人抱怨一个叫陈德明的年轻邮递员工作不负责任。好几次他把应该送到我母亲这个邮电所的邮件，交给我哥，让我哥带回。哥哥那时读小学一年级，才五六岁，既贪玩，又粗心，哪里能负责这么重要的事情。于是一路走，一路玩，一大捆邮件会漏掉很多。每次都是路人，捡到丢失的信件、汇款单、包裹单，主动帮忙送回，还好没酿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我在旁边听到大人的议论，忽然大哭起来。他们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说：“陈德明抢我的饼干！”

再问我原委，我抽抽搭搭地告诉他们。

不止当时，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一幕：陈德明来所里的时候，妈妈出门办事了，只有我在。我正抱着我的饼干筒。我只有几块饼干了，我数得清我的饼干，舍不得再吃。陈德明说：“给我一块！”我犹犹豫豫地递出了一块。大人都教小孩要大方，经常会以向小孩子要食物来考验对方，但并不会真吃。但陈德明吃了我的饼干！一边吃一边又向我要。我向后退着，不肯再给。他便俯低身体，伸手到我的饼干筒里，抓了两三块，扔到嘴里吃了。

我除了生气和难过，更重要的是困惑和震惊。幼儿觉得大人总是对的，第一次发现这样欺负孩子的大人，震惊得忘记了哭，之后也不知他这样对还是不对，只好默默地埋在心里。

直到听到大人们说陈德明的不是，我才终于哭了出来，讲出了这件事。

大家追问我细节和时间，发现那是半年前的事情。

大人们又气又笑，说，这陈德明，居然抢三岁孩子的饼干！他们当然也惊讶，为了这件事，我记了半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物质稍微丰富点儿了。街上开始有了神奇的氢气球。

每年元旦前，就有人拖着气罐出来，在街边灌气球。小孩子会围着他们，看着他们手上的气球，慢慢膨胀起来，最后拴上绳子，就会飘在空中。

那几年元旦，父母都会给我买一个红色的氢气球，我牵着绳子，带着我的红气球，到处招摇。但总会在某一个瞬间，一不留神，气球就飞走了。

但新年才有氢气球卖呢，飞走了只能等到第二年。

童年的时候，看着气球越飞越高，就会泛起懊悔又忧伤的心情。

直到有一年，元旦结束，氢气球仍然在手中，没有弄丢。我把它关在房间里，看它慢慢瘪下去，从天花板的位置慢慢下降，低到半空，一个多月才漏得脱了漂亮的球形，变得坑坑洼洼，难看起来。

那年之后，我不再要求买气球，我不再留心这些玩具，开始关心其他的事物。算起来，童年就是那时结束的，物质短缺的时代也正逐渐告别。

奶奶带来南方的味道

我还记得奶奶来的那一天。那时我才3岁多。她坐了好几天的长途火车，从广东来。

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工作非常繁忙，哥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人照看我。奶奶离开广东老家，来四川的一个小乡镇照顾我。

奶奶来的时候，我对她非常亲热，母亲大舒一口气。哥哥于是要求母亲带他去看一场电影。

因为母亲没办法在看电影的同时看住两个小孩，这下终于可以了。

母亲不放心，问：“妹妹，吃完饭，我带哥哥去看电影咯，你跟奶奶睡觉，好不好？”

我大声地回答她：“嗯！”“要乖哦！”“嗯！”

母亲把糖果罐给了我。罐子里，装着奶奶从广东带来的糖果点心。那粉红色的塑料糖果罐，平时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现在，母亲允许我抱着它，慢慢吃。

谁知，母亲和哥哥才走了一会儿，我就反悔了，开始大哭，要找妈妈。奶奶拿糖果罐哄我，也不管用。我声音越哭越大，直到声音嘶哑。然后哑着哭，怎么哄都没用。

很久以后，母亲还在讲，那一晚，她回来的时候，我刚刚睡着了，是抱着糖果罐睡的，脸上还满是泪痕。我就是这样给了奶奶一个下马威。

后来回想那一刻，总替奶奶难过。估计奶奶当时也想过带我去找妈妈，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出了房门，就漆黑一团。那时，连路灯都没有，到哪里去找放电影的地方。

但那之后就好了。我很黏奶奶。因为奶奶总有很多小花样带着我玩。

奶奶带来的糖果点心吃完了，便给我做红薯干。她做得极精致，跟四川乡下常见的不同。

我们那里乡下常见的是红薯直接切片晒干，最后成品十分干硬难嚼。奶奶的做法则是将红薯蒸熟去皮，切成厚片，晾至半干，再切成条，全干了之后，再用粗砂翻炒。这样做出来的红薯干蓬松可口，近似现在的膨化食品。整个做的过程中，我都一直在吃。我最爱吃还没做好的“红薯干”，甜蜜软糯，微微弹牙，类似蜜饯的口感。

开春的时候，她养了一群小鸭子。我跟着奶奶去放鸭。我现在仍记得，奶奶拿着一根长长细细的竹棍，赶着鸭子去小溪边小河边的样子。我们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土丘上，看着黄绒绒的小鸭子，叽叽嘎嘎地踩着水，欢快地吃着鱼虾小虫。

奶奶跟我说话，慢慢地，我学会了客家话。我还记得，奶奶问我：“妹妹，长大做什么啊？”“长大我要当医生。”

这样的对话反复出现。每次，奶奶都很高兴。我其实知道奶奶想听这个，才这么回答的。

因为奶奶是学医的，医学院毕业，她本来是个医生。她为什么没有当医生了，而到四川来照顾我？在那个年纪，我不可能懂得。我只是知道，她希望我将来学医。

我玩过家家的时候，最喜欢当医生的游戏。我把野草野果捡来晒干，我拿小秤称来称去。奶奶教了我认几样中药，开着半朵花的半支莲和一种甘草甜味的树叶。

那几年，哥哥上学了，我没有小伙伴，我的伙伴就是奶奶。

奶奶跟当地人基本语言不通，她的伙伴也只有我。

她从广东带了很多神奇事物来。比如，好些种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种“菜豌豆”。我们当地的豌豆只能剥壳吃豆，壳荚是硬的，纤维粗糙，奶奶带来的种子种出来的豌豆却是连壳吃的，清甜可口。

我家门后的小块荒地，被奶奶开垦出来，种上她带来的各种南方菜蔬。

奶奶手很巧，那几年，我都吃她做的广东菜肴。我现在的有一半的饮食偏好，喜欢甜食，喜欢粤地口味，是奶奶培养的。

小鸭子边养边丢，最后只有两只养大了。接着又养了小鹅，小鹅养成大鹅。大鹅很聪明，听得懂简单的话语，成了我们新的伙伴。

几年后，我快上学了，奶奶才回广东。进了小学，我开始给爷爷奶奶写信，写得歪歪扭扭，夹杂着拼音。他们很开心，很认真地给我回信，寄托他们的期望。奶奶仍想我将来学医，爷爷期望我能学中文。爷爷叫曾仲良，是学中文的，年轻时是鲁迅的学生，跟随先生从厦大到了中大，后来从事教育工作。

每一年春节，奶奶都会寄来很多我爱吃的东西，南枣核桃糕、盲公饼、杏仁饼、广东香肠。这些美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稀罕。吃着它们，就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稍微大一些，我明白了，奶奶当初到四川来照看我是多么艰苦。除了语言不通，远离故土，光是天气，都相差太远。奶奶是南洋商人的女儿，自幼在很温暖的地方长大。四川的冬天，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太冷了。随身带那么多种子过来，会不会有一种“昭君出塞”的心情？

1988年暑假，我去了一次广东老家。在中巴车上，我发现有一个中巴站，站名就叫：“韩医生那儿”。乘客会说：“我到韩医生那儿下”“韩医生那儿停一下”。

奶奶叫韩翠环，“韩医生”就是我奶奶。这个发现让我十分骄傲。奶奶重新开始行医，是当地最有声望的大夫。

奶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了。她去世之后，我父亲和叔叔才发现，她身上有几根肋骨是断的。她虽是医生，估计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没办法为自己疗伤。后来这些年，她没告诉家人，一直带着伤病。

这些年，慢慢知道更多的家族故事，知道老家那个地方，奶奶当年是唯一的医生，当地出生的孩子，基本都是奶奶接生的。奶奶在当时还失去了第二个儿子。不仅有肉体的伤痛，精神上的痛苦更加巨大，不敢想象奶奶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重新回想奶奶跟我相处的那几年，推算时间，又有了更深的看法。那几年，对于她来说，一定不算是艰难岁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遭遇的最残酷的风暴已经过去，虽然还没恢复工作，但能和年幼的孙女，在乡间，过几年种菜养鸭的田园生活，已算难得一份平静。她带来那些种子，不是因为不习惯四川，而是一份对安宁生活的渴望。

现在，这一幕场景还历历在目：我和奶奶坐在山坡上，草绿了，柳叶绿了，小鸭小鹅正在嬉戏，奶奶摘下一朵半支莲教我辨认，春风吹过来。

乡下孩子的蜜

川西从秋入冬，是最难过的时节。渐湿渐冷，很难见到太阳。这时候，打开一罐农家的土制蜂蜜，开始怀想最好的季节。

油菜花的蜂蜜，闻起来有点闷闷的香味，在蜂蜜中，肯定不算上品，但是这气味，最能让人想起春天，想起三月。

三月，蜜蜂嗡嗡响成一片的时候，油菜花已经很高了。在菜花田里，阳光穿过黄花，射到眼睛里，金晃晃的。

不知是小时候种下的因子，还是更远古的基因，每到春天，人总是蠢蠢欲动，想到菜花田里滚上一滚。

很小的时候，在菜花田里是会迷路的。菜花高过人头，小孩子在油菜花田里，像走在迷宫，蜜蜂吵着，浓重的花香熏着，还要担心有没有狗。那时候，大人们会教：“菜花黄，疯狗忙”。即使这样，春天，仍让孩子欢喜无限。也许是刚脱棉衣的轻快，也许是各种虫子鸟儿出动，各种野草鲜花萌发开放。

一直到现在，春天到了，心就痒痒的，在房间里待不住，想去看花开。

每年，我们都跟好友约着春游。特别是老友燕明，他跟我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很像。都生活在川西靠近乡村的地方。

川西乡村，平原和浅丘结合，水系丰富，春天风光极美。三月的田里，麦苗青青，油菜花黄，间插着豌豆、胡豆，也正开着花。

童年的时候，对自然之美还没概念，这些景色进到眼睛里，并不觉得特别，小孩子是要把春天吃进嘴里。

今年三月，跟燕明照例约着春游。你一言我一语，开始讲到我们童年的春天，讲来讲去，都是春天的吃食。

童年走在田埂，麦苗结穗了，走过一块麦田，手里就已经捋了一把刚刚变硬的麦穗。把麦子轻轻搓搓，皮就掉了，吹一吹，剩下一小捧麦粒，放到嘴里，嚼一嚼，软软的，有一股清香，多嚼一会儿，就觉得有点甜了。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同学中传说，麦子嚼久了，就嚼成了泡泡糖，可以吹出泡泡。我试过，但从未成功，因为嚼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咽了下去。因为自己没能坚持，就很相信那个传说，没法反驳嘛。

有泡泡糖传说的时候，我们都还没见过泡泡糖。有一天，跟我要好的同学带来一支泡泡糖，这在全班引起了轰动。用小刀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我分得了一截，大约有四分之一。放学的时候，把泡泡糖含到嘴里，有一种甜丝丝、凉丝丝的感觉，嚼一下，软软的，很快就变成了一丁点儿。同学还叮嘱了我，千万不能吞下去，她父母告诉她，吞下去人会死的。

谁知十分不巧，我一走出校门，就看到母亲远远而来。她到学校附近办事，顺道看看我，接我回去。

我满脸通红，不知怎么处理嘴里的泡泡糖。家里在这方面管教极严，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不能吐出，又不敢咽下。以致母亲很诧异，说，是不是发烧啊，脸这么烫。她还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过了几天，母亲有熟人要去上海出差，问母亲要带些什么。在那个年代，稀罕的东西都来自远方。母亲请她为我带一件背心，再带一点儿泡泡糖。

连着粉红灯芯绒背心一起带回来的，是几支口香糖。熟人没买到泡泡糖，她听别人说，这个是一样的。

现在想起，母亲那日一定是发现我吃了别人的泡泡糖，因此才会请人带一点儿回来。

熟人带来的是留兰香口香糖。跟现在的口香糖样子相似，糖纸下面，有锡纸精巧地包着。我还记得，在上学的路上，正剥开一粒，碰到一位婆婆，婆婆请求闻一闻。她闻了之后说，闻起来是牙膏味儿。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购买得来的零食太难得，我们会自己发掘零食。

刚刚结出的豌豆、胡豆，经常被小孩剥来嚼嚼。走过胡萝卜地，手里就拔了棵小小的胡萝卜了。走过红薯地，可能扯出了一个小红薯。都是很小的，大的拔不动。拇指粗细的胡萝卜和红薯，已经能让小孩子解解馋，觉得又甜又脆。

更多的时候，我们的零嘴来自野地。幼年的时候，简直有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草根草叶草果，除了像野菌之类被大人明令禁止的，大都亲自尝过一遍。

小河里的鱼虾蚌壳当然也不会放过，捞出来剖开，放在夏天的铁轨上，一会儿就冒出煎鱼的香味。但铁轨太脏了，忍住嘴，不敢吃，只能在旁边干咽唾沫。

春游路上，我跟燕明聊这些的时候，同行的老瞿和西闪，插不上话。他俩是在川东城里长大的，对于川西乡野，没有经验。老瞿听到吃胡萝卜的时候，很惊讶。因为对她来说，胡萝卜满是泥土腥味，怎么可能用来做零食。

我则问起了燕明，小时候吃虫子吗？

童年的时候，哥哥他们那些男孩们，是要吃虫子的。这超过了我的承受范围。那时候，总是又敬又怕地，看着这些男孩子，捉了虫子，进行烧烤。

燕明说：“当然要吃虫子啊！最常吃的油蚱蜢儿。”“竹蝗虫呢？”“那就是很高级的了，不容易逮到，味道比油蚱蜢儿还要香多了。”

燕明说，他家所处的单位没有小学，他那时每天要走八里路，去一个村小上学，同学们都是乡村孩子。

中午就在一个同学家搭伙，他带自己的米和菜，还负责烧火，跟全班的乡村孩子混得极好，因此也学得全套的乡村生活经验。

除了最高级的那种。比如，有位同学特别擅长捉黄鳝，比大人还厉害，能捉到许多去菜市卖，甚至到了能养家的程度。当然，代价就是经常旷课，没法学习。

燕明掌握的只是普通乡村孩子的技能，比如捉蜜蜂。

他放学的时候，要多花一倍以上的时间回家，因为一路都在捉蜜蜂。用一张手绢，就能兜住一只蜜蜂，再小心扯开蜜蜂的腰部，就能吸到它肚里的蜂蜜。

一路残害无数蜜蜂，小男孩回到家中的时候，肚里已经半饱。现在我追想着这一幕，还是觉得很有趣。

燕明说，川西水土肥沃，那时的乡下孩子自己找食物，营养还挺多样，虽然可能个子不高，但都生得很壮。

有着这样的生长背景，就有别人不了解的精神来源。朋友都觉得燕明是个神秘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能为大事。我知道，他现在仍经常回老家，跟小时候的乡下伙伴见面，哪怕他们各自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短暂的川西乡村生活，对于我的影响我是知道的，画画的时候，我喜欢描绘田园风光，四季变迁。我对光影色彩的敏感，我的审美趣味，都源于我的童年，那些曾经熟悉的大地风物，沉淀下来，就如封存完美的蜜糖。

青梅竹马刘老四

一年级要开学的前几天，大人们领来一个孩子，让我们认识。那个孩子很白，连头发都几乎是白的，是那种很淡的黄色。大人们说，你们以后就是同学了，上学要一起走啊。

大人们都叫他刘老四。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很受宠爱，但却由于营养不好，整个人都浅到了没有颜色，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白化病。

我觉得他很丑，是我们班上最丑的人。他很矮小，头发又白，在班里根本没有人注意。我在班里却是最受欢迎的。老师都喜欢我，同学也喜欢我。有好一阵子，课间跳集体舞的时候，要牵手围成圆圈，所有的同学都要来抢着牵我的手，大家乱成一团，最后老师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每次让同学们先牵好手，然后我再去选两位同学牵手。

刘老四是被大家遗忘的，放学我们却是牵着手一起走。因为只有他和我住在一个方向。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也要绕一截路来叫我。

有一次，邻居一个年轻阿姨跑来跟母亲说，我看见你们家妹妹跟刘老四牵着手上学。母亲说，小孩子嘛，有什么关系。其实母亲还因此挺放心的，她总是觉得我们上学的路不安全。

我和刘老四上学放学，开始是我讲话很多，我上学之前已经看过好些书，知道好些故事，所以我就能讲很多故事，多数是些童话。后来，刘老四大约不愿意总是听我洋洋得意地讲，也开始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看了一些我没看过的电影，以反特故事为主。那时电影就那么多，我们看的又大致相同，所以他很快就没什么好讲的了。他就把那几个反特故事改一改，添油加醋地再讲一番。我听着，先是不发一言，看他讲得高兴的时候，冷冷地指出他的破绽。看着他不知所措的表情，我就有些得意。回家就对妈妈讲，刘老四今天又吹牛了。

有一阵子刘老四有钱了，经常都有一角钱。那是他妈妈给他的，因为家里孩子多，吃得不好，又心疼幺儿，所以给他一角钱，让他在外面买些东西吃，补充一点儿营养。我去他家看见过，他们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有菜，每人碗里都是半块豆腐乳。

一角钱，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我就从没有零花钱。所以刘老四第一次来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带他去了商店，然后指给他看柜台里漂亮的纽扣，最后，他把这一角钱变成了两粒漂亮的纽扣送给了我，我穿上线，做成戒指。看来我那时已经很爱漂亮了，经常把这两粒戒指换来换去地戴在手上。

后来刘老四的兜里有了一角钱也会和我商量，这钱的用途。一角钱可以买一两糖，如果是酥心糖，一般会有十颗，那样我们每人就各分五颗，如果是十一颗，我就六颗，他仍旧五颗。在这样的分配原则下，我和他还经常买果仁糖、薄荷糖、李子、杏子。

现在回想起这些，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时我母亲对我的管教其实很严的，如果不经过母亲同意，决不能要别人的东西。我之所以能够跟刘老四共享他的一角钱，也许因为是告诉过母亲，也许是因为刘老四有时会在我家吃饭。

有一阵子，我发现上学路边有一个园子里开了好些花，嫩黄色的，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觉得那真是无比漂亮。每次路过我都指给刘老四看。那园子里的花越开越多，终于有一两朵开到靠近路边的地方了。一天放学，路过那儿的时候，刘老四取下书包，要我拿着，他便爬上了那围墙的刺铁丝，够到了一朵，摘了半天才摘下来。因为晃动太大，园子里先是狗叫了起来，接着就有人骂着追出来。刘老四吓得从那上面掉了下来，我们拉着手，拼命地逃，那主人追了好远才停下。

刘老四很沮丧，说他衣服被刮破了，回家肯定要被妈妈骂。我安慰他说，没关系，要我妈妈帮着补一下就行了，然后我领着他到家里，对妈妈说，今天刘老四做清洁擦桌子的时候，袖子被钉子刮破了，回家会挨打的，你帮他补补吧。

那朵黄色的大花被我藏在抽屉里，喜欢得不得了，觉得每瓣花瓣都像丝绸一样。几年后，我家离开那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才发现这原来是一种常见的花，叫作大丽菊。

到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不爱跟刘老四一起上学放学了。可能是觉得他丑吧，也可能是觉得他成绩不好，更可能的原因是不喜欢他。我喜欢的男同学是我们班上的体育健将，一个黑黑的顽皮同学。

三年级结束，我们家要搬走了，刘老四来我家告别，我才注意到，他的头发早已变黑，个头也已经长高好多。

我现在想起小时候和刘老四的这些事情，才发现自己原来那么小就具备了小女人的那些本性，爱美，爱受宠，喜欢耍小聪明，喜欢享受男孩子的殷勤。幸好我长大后并没变成惹人讨厌的女人。刘老四现在应该是个淳朴敦厚的男人吧。

刘老四的大名叫刘春林。

早春野炊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一个大池塘。池塘水是绿的，水质不算好，池塘一角漂着些浮萍，有时候还散发着淡淡的腥味。我记得那是1978年春天，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有一天放学，经过那里，池塘边的缓坡上，忽然有了点儿变化。

公路到池塘，是几米宽的缓坡。缓坡上是乱石和泥巴。乱石上临时盖了一个简易窝棚。

这窝棚就像农家田边守夜的那种小棚子，几根树棍加上树皮、干草，凑合而成，面积不到一张双人床。

我上学的时候都没发现，放学忽然看见这个，觉得十分好奇，就走近些细看。

窝棚旁边的碎石地上，还生了一堆火，火上面支着一只铁锅。

一个女人正从旁边的池塘里，用一只黑色的罐子舀了水，倒进锅里。

窝棚旁较平的大石，已经被打扫干净，上面放着一个包成蜡烛包的婴儿。

远处，池塘边，有两个男孩正在捡拾树枝树叶。大的那个男孩，看起来差不多跟我同龄。

我们这里的风俗，婴儿是松松的拿块布裹着，方便用背带或背篓，背在背上，婴儿不会包成蜡烛包的模样。蜡烛包模样的婴儿，我只在连环画上看过。我觉得挺好玩，又往那边凑近，看那婴儿。

婴儿已经睡着，脸上还有干鼻涕。脏脏的。没我想象的有趣。

但那女人的举动，让我觉得十分新鲜。

大人一直教育我们小孩要远离池塘，说那池塘水很脏。但是，现在那女人直接把池塘水舀到锅里煮开。

她穿着一件蓝布大襟。那个年代，蓝色是人们最常穿的颜色，但她的衣服，比平常所见更破旧一些，补丁更多。

她这种架一堆柴火的方式，也是我没见过的。

接着，我看见她从窝棚里，拿出干挂面，抓了一大把，扔进锅里。锅里翻滚着，白沫上涌，热气腾腾。

我们家很少吃面条，就算吃，也都是湿面。跟现在看到的不同。父母做饭，一般都会把我们小孩轰出厨房。所以，现在这野外煮面的样子，把我迷住了。我一直在旁边愣愣地看着。

一会儿，她就向远处喊了什么，那两个男孩就往这边走。

女人早看见了我，这时，她转头问我：“小姑娘，要不要吃？”

她说的方言跟我们不一样，但我还是听懂了。我的脸马上就红了。我家管得很严，绝对禁止吃别人的东西，也不能“望嘴”。“望嘴”的意思就是看别人吃饭。

我摇摇头，赶紧离开了。

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讲起我看见的这一家人。母亲叹口气说，这是逃荒的。她听到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更是唏嘘，连说：“太不容易了。”

晚饭后，母亲给我一只小锅，里面有些饭，让我去送给那家人。我端着锅来到池塘边，远远就看见有两个男人走在前面。

我站在稍远处，不敢走得更近。

那两个男人说着本地方言，开始质问那个女人。

女人先回答：“河南的”，对方又说了一句之后，她连忙说：“有，有，有！”

她解开衣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拿出一张纸，递给他们。

他们看了一会儿，还给她，又训斥几句，才离开。她满脸陪着笑，看着他们远去。

我走上前去，把小锅递给她，说：“我妈叫我送来的。”

她忙接了，把小锅里的饭倒进铁锅。那铁锅就是她刚才煮面的那个。现在火已经熄了，那几块架锅的大石头熏得乌黑，铁锅放在一边。

她把锅还给我，问我几岁了，我答，七岁。她说：“比我家老大小一岁。”

那个年龄我在陌生人面前说话十分害羞，这一问一答，已经脸红得要命，马上想逃回家里。

她在我身后说：“谢谢你妈妈！”

在家里，我问母亲，那张纸是什么意思。她说，是逃荒介绍信，最要紧的是上面的公章，没有这个，连乡都出不了，更不可能出省。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母亲经常会让我送一点儿饭过去。因此，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我都看得见那女人站在窝棚边，冲我挥挥手。她的两个大孩子，总是在池塘边、坡地上、田埂边寻找着什么，要么是在拾柴，要么是在采野菜。

大约一两个月之后，他们走了。

一天放学，我看见那个缓坡上，什么都消失了。窝棚没有了，几乎没留什么东西。只有柴火烧过的印迹还在。

半期考试结束，老师说，年级要举行春游，要野炊。我和大多数同学都听不懂野炊是什么意思。老师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我们按照老师的分配，分别从家里拿了木柴、面条、锅、桶之类的东西。

跟着老师远足，到了山里，用石头架起灶，支上锅，烧起柴。我才想起，那池塘边的女人，也是这样做的。原来这就叫作野炊。

但对于从没做过家务的我们太难了。我照着见过的样子，把面放进锅里。火却一会儿就熄了。把面捞到碗里，发现面芯还是生的。

我们小组的同学都坚持着吃了下去，除了我。班主任发现我没吃，就把她的抄手分给我。老师煮的抄手让我觉得十分美味。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野炊。吃了生面条的同学，估计也同样喜欢野炊。

学校每年都会有春游和野炊活动，我和同学们差不多从开学就开始盼望，这个喜好延续多年。我偶尔在野炊的时候，会想起那逃荒的一家人。

我们后来搬家，搬到单位院里，就再没见过这种住在野外的逃荒人。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经常听说，有些遭灾的人，水灾、火灾或者旱灾，来单位宿舍讨一些衣物。我母亲会和邻居收集一些旧衣物，送给他们。

带饭盒的小学生

一直认为，我最有食堂经验了。从小学开始，除了寒暑假，基本没在家吃过午饭。母亲的好手艺，一直没学到。

小学前三年我在一个大厂的子弟校念书。母亲工作太忙，没时间照顾我兄妹。上学要经过一条铁路，她很不放心我们的交通安全问题，就让我们在学校吃饭。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一个锅炉房。锅炉房有一个大型的蒸柜，可以提供蒸气服务。

每天，我都带两只饭盒上学。一只是长方形的铝制饭盒，一只是圆形的铝制饭盒。长方形饭盒里有小半盒米，我会在学校用水淘一淘，再装半盒水。圆形饭盒里是母亲准备的菜。

两只饭盒用一只塑料网兜装起来，放到蒸柜里，中午放学，小心翼翼地拎出来，到教室坐下，就是一餐午饭。

哥哥比我高三个年级。我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年级。他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学校吃饭，当我入校的时候，是他教我，怎么淘米，怎么加水。

很小的时候，哥哥在我心中，简直无所不能。他极聪明，动手能力强，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动手做电动船和显微镜。学校开运动会，他把我带到他班上。他班上的同学好喜欢这个妹妹，女同学就像在玩布娃娃，给我梳头，扎辫子，传来传去，说，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

哥哥小时候长得机灵好看，有点像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角潘冬子，但显得更秀气白净聪明。老师也喜欢他，但又觉得他太淘气，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职位，想收服他。这个职位便是全校的体育委员，主要负责每天课间操的时候，站在高台上，为全校领操。

我入学的时候，也常听到别人讲，这是“潘冬子”的妹妹呢。我心里真是得意非常。

但他除了淘气，还粗心。我终于认识到，原来，万能的哥哥也有局限。

不止一次，到了中午，我拎着我的饭盒回到教室坐下，就看到哥哥出现在我面前。他拎着他的饭盒来的。他打开给我看，里面是一盒干米。

他忘记给米加水了。

我把饭分一半给他，两人相对而坐，高高兴兴地吃完。

吃得虽然少一些，但是跟哥哥对坐吃饭，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比一个人吃要有意思多了。

他有时拎来的饭盒，不是干米，而是稀饭。他把水加太多，米在饭盒里煮成了粥。当然也溢出了很多，这对于一个好动的男生，就太不够了。

我们分享我盒里的干饭，也分食他盒里的稀饭。

那些年，父母处境很不如意。母亲的学校停课很久，教师再无用武之地，便被分派到各地，做一些其他工作。我们跟随母亲在一个小镇的火车站旁边生活。她被派到这里上班，一个人承担一所邮局的工作。父亲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铁路建设一线工作，长年在最偏僻的山区，跟母亲和我们一年只能相聚十几天或一个月。

小孩子感觉不到这些辛苦，却因为家里的这种状况，兄妹感情比旁人更好一些。

我小学的前三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一九八〇年，在那个川西小镇，人们的消息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报纸。报纸的消息比广播更丰富。那个年代的人们，习惯从报纸上解读各种字面之下的意思。小小的邮局成了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好些人每天在这里等待报纸和邮件到来。人们在这儿，焦急地盼望远方的消息，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层风云，以及这风云对自己的影响。有些时候，等了一天，报纸都没到，人们更是议论纷纷。有几个知青，开始是经常来等家人的信件包裹，后来更着急，是等待回城的消息。

除了分发报纸，收寄发送信件、汇款、包裹，这里还有一部手摇电话。这边有人要打电话倒还简单，摇动电话机的手柄，就能接通镇上总机，再由总机转接。麻烦的是有人打电话过来，要找某某人。母亲便只好站到门外，对着某一个方向大喊：“红星公社某队某某某听电话”，或者“供销社某某某听电话”，远处有人听到，便接力地喊下去。

每天下午，母亲还要去一趟储蓄所，钱不能放在柜台里过夜。储蓄所在厂区里，离邮局挺远。来回要两个小时。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不知那几年母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当然，也更能理解，母亲那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着实不易。

母亲有时忙起来，没办法给我们准备中午带到学校的菜。我当即表示，这太好办了，我带点白糖就好。

在那样的日子里，除了带米，我还要用纸包一小包白糖。

把水稍加多一点儿，饭就蒸软一点儿。中午，趁热把白糖撒进米饭，搅拌一下，就是好吃的白糖拌饭。

本来就爱吃甜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只是有一天中午，被我的班主任明老师发现了。

那天中午，我拎着我的午饭回到教室，明老师还没走。我打开我的饭盒，她很惊讶，说：“菜呢？”我开心地说：“我妈太忙了，我带了白糖！”

明老师说：“到我家来吧！”我便拎着饭盒，去了老师家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明老师家里的样子，记得明老师打了两个鸡蛋，用筷子快速搅拌，记得筷子敲击碗沿的声音，记得她烧了热油，把鸡蛋倒进油锅，鸡蛋受热，一下子膨胀起来的样子。

明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就着米饭，吃掉这两只香喷喷的炒鸡蛋。

下午回家，我得意地跟母亲讲，明老师给我做了菜，明老师做菜太好吃了。

我是唯一吃过明老师的菜的学生呢，那时便认定明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1980

但这里有一点好，就是我终于吃上真正的食堂了。

附小没有食堂，但附小设在大学里面。在学校吃饭的小学生，上午第四节课后，便摇着装着叉子的饭盒，叮叮当当地，跑向大学里的各个食堂。跟大学生挤在一起。那一刻，觉得自己就已经是大人了。

成年以后，认识一些那所大学毕业的大朋友，一对时间，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读大学。于是，我便乐呵呵地告诉他们，我跟你们同学过呢。把原委告诉他们，他们也笑嘻嘻地当我是同学。

但我猜想，当年他们这些恢复高考之后的头几批大学生，当过知青，下过乡，感受过饥饿，下课后也生怕买不到好饭菜，但年龄又比较大了，有的上大学已经三十有余，看着我们这帮小学生，不守规矩，吵闹，插队，一定会觉得无可奈何、哭笑不得。1980

红茶菌和邓丽君，邻居的秘密

透明玻璃罐子里，有一块半透明的白色东西，漂浮在红棕色的液体里。玻璃罐壁上，凝结着些小小的气泡，在光线的照射下，能看见液体里还有气泡正在升腾。

母亲打开罐子盖，倒一些到玻璃杯里，加点白糖，加一点儿凉开水。

液体在杯子里，带着一点儿气泡，清亮透明，浅茶色。

我和哥哥便捧起杯子大喝起来。

这是我家的自制饮料，酸酸甜甜的。“比汽水还好喝！”我们常常一边喝一边赞叹。就好像我们喝汽水喝得不爱，才喜欢这个似的。

其实很少能喝到汽水。平时更多见的是街边的凉水摊，玻璃杯，装着红红绿绿的水，上面再盖一小块玻璃，看起来晶莹凉爽，一分钱一杯。那水看起来冰爽，喝起来真是一般。糖精和色素兑的，一点儿都不好喝。

家里这个新式饮料，当然比外面卖的色素水好喝多了。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流行着这种饮料。这叫“红茶菌”。家家都在养红茶菌。

容器经过高温消毒，装入茶水，放凉，再加入菌种和糖，好些天之后，看见水里长出白色的膜状物，红茶菌就养好了。

倒出一些液体来兑水加糖喝掉，再往罐里加入茶水。循环往复，可以无穷。

那时，我们住在单位的宿舍里。北方称之为“筒子楼”，我们这儿没有这名字，就叫宿舍楼。

宿舍楼共两层，中间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开无数的门，每个门进去，是一两间房子。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每家都在走廊上放一个蜂窝煤炉，这就算是厨房了。楼外有个露天的洗衣台，大家淘菜、洗碗、洗衣，都在这里完成。稍远还有一个公共厕所，供附近两栋楼的人使用。

我家那两间房子的功能很多，既是睡觉的卧室，也是会客的客厅，看电视的地方，吃饭的饭厅，还是我们写作业、我妈备课的书房。

我家门口的那个蜂窝煤炉，永远不能熄火。

蜂窝煤是每月凭票买的，用碎煤压制而成，里面掺了大量的杂质，黄泥什么的，不好燃烧，如果不慎把炉火熄了，下一次“生火”就太费事了。那时我母亲工作很忙，很难有时间来侍弄这些。所以，炉火是长明的。但一直燃烧又太费煤，每月定量的蜂窝煤肯定不够。因此那时的人们又发明了很多方法来让煤炉不熄，但又燃烧缓慢。比如，在蜂窝煤的一些孔上，塞上专用的塞子，或者在炉膛上，装一个可调节进气的盖子。

炉火燃着，又不能浪费，所以，每家的炉子上，都会坐一只锅。锅里可能炖点汤，也可能煮点热水。

整个走廊上，充满了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气味，让人有点微微的窒息感。有时，又混杂着炖汤的香味、炒菜的油辣味、熬中药的苦味。

我穿过走廊的时候，总是喜欢走得很快，到家迅速开门关门，把难闻的气味关在门外。

但多数人家不是这样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邻居都喜欢串门。

我母亲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才调回来，知道必须入乡随俗，像邻居一样，得把房门打开，随时欢迎邻居来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人们串门的一个主题，就是，“尝尝你家的红茶菌”。

不记得红茶菌最初的“菌母”来自哪家了，总之，没多久，家家都在养红茶菌。方法是互相传授切磋，但过了一阵子，红茶菌居然味道有差异。

有的人家的酸一些，有的甜一点，有的颜色深，有的味道浓稠，有的菌块发黄，有的发绿，有的甚至发黑。如果发黑了，人们就不敢喝了，倒掉从头做起。

这有点像我们四川人家里的泡菜。每家的泡菜味道都有差别，香气、味道、色泽，都不一样。但泡菜的差别我大体明白，是母水不同，加入的原料不同，佐料不同，手法不同。但红茶菌都是同一来源的菌种，为什么还是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别。

不仅我不明白，我们的邻居们，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研究。

夏天晚饭后，他们常常端了杯子，挨家串门，相互品评。

我家的房间是一个外间套着一个里间。邻居们来了，多半都在外间，聊天，品评红茶菌。邻居们一般不会进入里间。在里间我们藏了个秘密。

就是收录机。

我家有一台三洋牌收录机。是在中国香港的姑姑送给我们的，父母对它宝贝得不行。一共只有两盒磁带，一盒邓丽君，一盒奚秀兰。

我们的邻居都还没有收录机。通常人们只能从收音机或者单位广播里听歌。这种软绵绵的甜歌，非常稀罕，一听就觉得满心柔软甜蜜。

邓丽君在《何日君再来》里的那句道白：“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罢”，软腻无比，让十岁的我非常震撼，发现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亲热温柔。

母亲特别喜欢这两盒磁带，但我们知道只能悄悄听。每次听，声音都开得很小。我们把声音调小到外间都听不到的程度。

有这样的歌曲听着，人便觉得跟周围的环境不那么贴近，走廊里的煤烟味、公共厕所里的蛆虫和打着雨伞洗衣洗碗，都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但是，很快人就得贴近现实。

我家被举报了。单位领导找我妈去谈了话。

母亲回家后，非常难过，她对我哥说，把磁带消了吧。

我哥把磁带放进收录机，再三向她确认。她叹着气，还差点流了泪，但最后还是肯定地点了头。我哥按下了录音键。

我们没有别的消磁方法，只能开着录音功能，录下了两三个小时的空白声音。

我们不说话，在屋里做些别的事情。看着磁带在机器里，匀速转动。

我们房间比外面的路面矮，应该算半地下室，窗外只能看见别人的脚。我们能看见，外面有些人走来走去。走路的也许是买菜回家的大人，跑过去的是放学后正在玩耍的小孩。我们的录音机，把这些声音都录下了吧？

母亲没告诉我们，谁是那个举报的人。我知道，肯定是某个邻居，把耳朵贴在我们的门上、墙上或者窗上，发现了我家的秘密。也许还不止一个邻居。

母亲对邻居不放心起来，时常会担心，我们坐在走廊上的锅。有的邻居喜欢掀人锅盖，一路走，一路掀开别人家的锅盖看看，都在煮啥。

养红茶菌的热闹，似乎也是随着这一事件消散了。我家很快不喝红茶菌了，邻居们也没坚持多久。关于红茶菌的传说，也从最初的抗癌，变成了致癌。

一直到1984年，奚秀兰上了春晚。母亲知道，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听这些歌了。我哥拿着那两盒被洗掉的磁带，出去找人翻录。正版的盒子里，装进了翻录的磁带，翻录的仍是奚秀兰和邓丽君。

翻录的效果差很远，特别是开头有一段空白没录上。发出沙沙沙的杂音，我们知道，是那一天抹掉磁带时，录下的窗外的声音。

大海的味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念小学。

我清楚地记得跟母亲去买海鱼的情形。

头几天邻居们就在传了，说是菜市场会有海鱼。邻居们都在躁动，海鱼！平时河里的鲜鱼都不是每天能买到，更何况海鱼。

我没见过海，身边的大人也没见过海。大海是多么神奇的地方！

星期天，我跟母亲去沙河铺菜市场。那时的菜市场只是沿着公路两边摆开的临时集市。卖蔬菜和鸡蛋的主要是附近农民，间插卖猪肉、卖干杂的小贩。他们挤满了路的两边，中间只留一条小道给买菜的人。他们身后，有国营肉铺、国营粮店、邮局、供销社、理发店、裁缝铺和两家饭馆。

卖菜的人占满道路也没关系，因为那时这条街几无汽车通行，自行车也很少。偶尔有骑车人想过去，只得一路按着铃铛推行而过。

下雨就很麻烦，公路中间有几个大坑，下了雨，装满泥水。

如果有雨，母亲买菜就不会带我去。不然，一会儿就是一裤脚的泥。

那是一个完美的天气，温和无雨，不冷不热，母亲带我去买海鱼。

海鱼并不在菜市场卖，要穿过整个菜市，到公路的那一头。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好些人提着篮子在那里翘首盼望了。

其中也有母亲的同事。大家一边等，一边拉家常。我在旁边傻等，新鲜劲过了，很快就觉得无聊。母亲便拿了钱给我，让我去租书铺看连环画。

从我上小学起，母亲便只给我买字书，不买连环画，她说，既然已经认识字了，不要偷懒，应该读字书。这的确让我从小就读了很多好书，但我仍像别的孩子一样，对连环画好奇。租书铺差不多是我唯一能够看连环画的机会。我平时跟母亲买菜的一大动力，便是可以去租书铺看书。

现在想来，那时的租书铺跟现在的网吧有某种神似。

租书铺开在一间小铺面里，但摊档一直会延伸到外面。外面立了几根竹竿，再用塑料布围起来。两侧拉了一些细麻绳，绳子上夹着一本本的连环画书。中间摆了几排小凳子。

小孩子看上哪本书，取下来，交钱给门口守着的店老板，就可以坐在小凳子上看了。

书有档次的。新一些的，有趣的，质量高的，要两分钱。旧的，充满意识形态说教的，只要一分钱。除了小孩子，偶尔也有成年人在这里看书。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已经看完一本两分钱的书了，母亲还没来找我。我便走到街外，远远地看见那边围着的人更多了，场面混乱。根本走不到近前。

那里停了一辆卡车。卡车上站着一位年轻人，似乎在指挥全局。旁边几个站在高处的人，在维护秩序。

中间是抢购的人们。

我母亲在四川人当中，一直是相当不泼辣的，这时，她站在人群外面，拎着菜篮，伸头踮脚，显然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一位壮实的阿姨躬着身体，倒退着挤出人群，她手里拖着一大块白色的东西。她到了我母亲身边。我认得她，她是杨孃孃，我母亲的同事。

她招呼我母亲守着，又冲进人群中。

那一大块白色的东西，仔细一看，是冰。里面横七竖八的，应该就是鱼了。

我母亲便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把冰块抬起来，砸下去。杨孃孃拖了第二块冰出来，就和母亲一起砸冰。大冰块散开，变成一些小砣的冰块。里面包裹着的鱼看得清楚了。她们拿起这些小冰块，继续在马路牙子上敲打，慢慢地，手上剩下的就是鱼了。她们每人都搞了半篮子的鱼去称重。

那时，除了冰棍，我没什么见到冰的机会。我捡了一块冰在手里捏着，化得差不多了，才扔掉，手里留下一股腥味。

我听见那卖鱼的年轻人，愉快的和顾客互相抱怨，一方说，你们这样把鱼都砸烂了！另一方说，你想把冰卖给我们啊！那些化了都是水啊！

我仔细看这些脱离了冰块的鱼，相当的丑啊。跟我巴掌差不多大，没有鳞，也没有头。头的位置是斜砍的一刀，肚子也没有了。鱼的颜色不一，有的显得白，有的显得黄黄黑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颜色。

卖鱼的人说，这叫耗儿鱼，又叫橡皮鱼，是从海里来的。

海里来的，这几个字就足以让大家兴奋，完全不介意它看起来是这么古怪，闻起来这么腥。

中午，我家的餐桌上它就是主角。

母亲用她平时做鲫鱼的方法做的。先用油煎熟，再码上葱花，用热辣椒油相激。腥味被压住了，只觉得又香又辣，十分开胃。我和哥哥吃得十分开心。

吃的时候才明白它名字的来源，耗儿鱼估计指是长相，橡皮鱼指的是口感。这鱼的肉质粗糙老硬，咬起来就像嚼橡皮。但对小孩子有一大好处，它没有刺。

更重要的是，还是它神奇的出身。这是来自大海的鱼啊。

我还记得，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在谈论这种神奇的鱼。

但橡皮鱼很快就不流行了。我听见大人们抱怨，说，做起来太费油了，没油又不好吃。那时，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油是很珍贵的。

对大海的向往抵不过现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形容美食，往往要用上“山珍海味”四个字。在我们心中，觉得那是一项至高标准。山珍，可以是木耳黄花，也可能是野鸡山菌什么的，海味，多半只有海带啦。

四川很长时间交通不便，四川人对大海的虔敬之心保持了多年。

于是，在成都传统面馆里，除了牛肉面、排骨面之外，有一种面叫“海味面”。海味面里，并没什么海味，往往只有蘑菇、碎肉和玉兰片什么的，很地道的，才会有一丁点儿干鱿鱼丝、淡菜。春节团年饭如果有一道放了水发海参的“烧什锦”，绝对值得向外人炫耀。

近些年，成都火锅又开始流行烫耗儿鱼。从口感上，我太不能接受了。这些从冰块解放出来的，死去多年的耗儿鱼，肉质实在太差。但我能理解，四川人对大海的向往，一如当初。

青春食堂五人组

高一的时候，忽然觉得自由了。我的初中三年很不快乐，直到高中，重新选择了学校，交到了新朋友。

那时，离家远的学生中午就在学校吃饭。高一上学期，我们五人就已经很熟了。小敏、阿华、波仔、小星和我。其实还有一两位同学在学校吃饭，不知为什么，就被我们自动忽略了。在记忆中，班上只有我们五人是中午在学校的。

我们最早是买饭到教室，围坐一起，边吃边聊。之后，饭盒和饭碗摞起来，他们四人打牌，“拱猪”，决一胜负。输的人洗碗。我从来不爱打牌，他们让我押一家，押输了就一起洗碗。

有时候玩得兴起，下午同学们都到教室了，我们还没决出胜负。

最严重的一次，一位女生进了教室，发现我们的脏碗正堆在她的课桌上，她直接把桌盖一掀，饭碗、饭盒，吃剩的饭菜，摔落一地。搪瓷碗掉了瓷，饭盒瘪了角，更重要的是，在一大群同学面前，我们很下不来台，只能灰溜溜地捡起散落的餐具，还得把地扫了。她和我们结下了梁子。

这位女同学名叫水红，长得挺漂亮，打扮时尚，家住在街上。我们高中同学的家庭背景，大都是学校、研究单位，只有几个，来自街道。

住在街上的年轻人，在我们心目中，都自带一种神秘，在成都话里，称之为“街娃儿”“街妹儿”。觉得他们江湖气，性子野，胆子大，讲话粗。当然，也并非是贬义，在单位院子里长大的孩子，对他们有隐隐的羡慕佩服。

第二天中午，刚吃完饭，家住在附近的男生阿秋就来了，他手里拿了一支棍，挑着一个灰色的细长的东西。

我们五人正围坐一起，远远地只晃了一眼，小星就叫了起来：“蛇！”我一听，马上双脚离地，跳上了椅子，背转身体，不敢看。

三位男生却来劲了，马上围住了阿秋。

我听得小敏大声地说：“是蛇皮！蛇蜕！”“啥子蛇蜕？！就是蛇！”这是阿秋的声音。“死了的，死了的。”这是阿华在说。“不仅死了，好像都要臭了！你在哪儿搞来的？”波仔说。

他们嘀咕了一阵，回到围坐的位子，看见我和小星，坐在桌子上，双脚踩着椅子，就说：“已经扔了，没事！”

下午上学的同学陆续来了。今天我们早早地洗了碗，坐到了各自位置上。

就看见水红来了，哼着歌，脸上若无其事，似乎完全忘记昨天的事了。她走到桌前，“啪”地一下，掀开了桌子，又“啪”地一下，合上了桌子。没放书包，转身就出去了。

一会儿，水红又进来了，身后跟着阿秋。她对阿秋说：“我桌子里头有东西，你帮我搞一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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