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希瑟·哈芬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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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试读：
序幕
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苏西因为我对往事记得不够清晰或者不够充分而埋怨了我好多年，包括我们去过的派对、吻过的男人、八卦过的女生、去东南亚的旅行。我记得我们在东南亚待了十个月，在苏门答腊和巴厘岛的一条小船上，苏西的卷发间落了一只拳头大小的蟑螂。我记得自己当时吓得说不出话，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喊“大虫子，苏西，大虫子”。我记得，我们去了派对，在那里和男人接吻，八卦其他女生（我们还没那么有远见和老练，去亲吻女生和八卦男人）。但大多数细节都模糊不清，或者干脆烟消云散了。
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酒鬼，恰恰相反，我很少喝酒。也不是因为我不想回忆，其实我非常想记住。只是因为我的大脑全被局限在当下。我是个即兴演员，接受的训练就是关注此时此地。就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和一群朋友在新墨西哥度年假。其中两个人正在门廊一个昏黄的灯光下写东西，他们中间放着一只绿色的花瓶，插了四枝菊花。其中一个朋友用的是闪闪发亮的金色钢笔。她是欧洲人，很有钱，用的一切物品都闪闪发亮，还总喜欢把它们送给你。另外一个朋友用的是一截铅笔头，上面有着咬痕，黄漆几乎都掉光了。这位朋友是美国人，聪明过人，身无分文。伴随着他们的笔落在纸上的声音，蟋蟀也加入进来，合奏出一曲节奏多样的晚祷。要是你让我下周再描述一下这个时刻，我可能会记得蟋蟀，其他部分——金笔、铅笔头，甚至是因为好朋友齐聚身旁静静陪伴而弥漫在四周的满足——都会消失无踪。
我的记忆会捕捉那些闪光、漂亮又毫不费力的东西，而让其他部分飘散而去，关注细枝末节。比如，我记得遇见苏西的那天晚上。我和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开着车，沿着狭窄蜿蜒的道路驶向北加州一座山顶的校园。苏西行走在中间的车道上，身材苗条，顶着一团波涛汹涌的卷发。我们停在她身边，提出载她一程。这个我已经久闻大名的女生突然活生生地坐在我的汽车后座。我转过头打招呼，她的脸庞不时被路灯照亮：唰，高颧骨，唰，红扑扑的爱尔兰肤色，唰，友善的双眼，又大又友善的眼睛。
我不记得我们在1991年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岛屿，却清楚地记得1987年一个秋夜里苏西的样子。
记忆顽固不化，善于修正，变幻无常。我将要告诉你的都是经过扭曲、充满偏见和欲望的回忆，正如任何历史一样，全是我的一家之言。时间以回溯的形式塑造事物，常常把它们修改成我们希望的样子。我试着记住一切重要的事情，即便是那些我不想记得的事。我反复阅读一直以来所做的记录，但即便是这些记录，也是观点更多于事实。最重要的是，我试着找到一种方法，来讲述一个并非严格意义上属于我的故事。
东海岸和西海岸
1
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出生在周五晚上七点之前。一切完美。小巧结实，完完整整，体重五磅多一点。她闻起来有一股切好的苹果片和椒盐脆饼的味道，就像是她刚从那个咸咸的世界降临到这里，天真无邪。
但助产士很担心。“就孕龄来说，她偏小了。”她说道，“怀孕期间有什么麻烦或者问题吗？”
我想问，心碎算不算。和一只善良的狗狗而非她的父亲同床共枕，这会有影响吗？“另外，”助产士继续说道，“她看上去有点黄疸症状。”“那是遗传了希腊血统的缘故。”我妈妈插嘴道，“我们都黄。”
助产士终于把她递了过来，那个软乎乎、皱巴巴的小东西。沾着血迹，脏兮兮的。她并不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娃娃一样温和地微笑着，而是一个真的娃娃，我的宝宝。
我闻着她身上的味道，一条直接而明快的突触路径直通大脑深处，每个神经元都在向邻居们窃窃私语。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她，是的。这种反应是一种硬编码。动物通过味道辨别自己的后代。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像魔法一样。我想，闻她的味道引发的欢欣感如同第一次吸食可卡因所带来的纯粹的愉悦。子宫外的生命在几个小时后，她开始闻起来不那么像苹果了，更像是一种元素，比如锡或者铁。更加实际的东西，像是园艺工具或者旧硬币，从黑漆漆的土壤中一跃而起，落在我的掌心。
经过了对这个孩子几个月来的期待，躲过了急于想透露她性别的超声医师宽泛的提示，在不幸的荆棘中独自入睡，祈祷着跳过孕期，直接进入母亲的角色——终于，她来了。像个小足球一样的小人儿，裹在我的臂弯中，自己呼吸着，发出微弱的声音。她在忙着活呢。在她柔软的头发边缘，在她软软的头骨下，我发现了一个淡粉色的草莓状胎记。
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中，我清醒地躺着，呼吸着她的气息，为我旁边蜷缩着一个小人儿的身体而震惊不已。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从哪来的。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我明白。我懂基因组、微光、理查德·巴克纳的音乐、DNA卷曲的螺旋。但那些都无法解释她的存在。她的出生再平常不过（每分钟有二百四十五个婴儿出生），但同时又是令人惊掉下巴的奇迹，足以令一切物质利益黯然失色。这世上本没有她。然后，哇，她出现了。
我没有睡觉。我无法入睡。我不想错过任何瞬间。要是她叹气了怎么办？或者噘起她的嘴，或者张开手指，或者举起胳膊？
一直到快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还醒着。这时，一位面容和善的护士走了进来。看到我醒着，做着典型的新父母行为——闻着宝宝的味道，他似乎毫不惊讶。他颇为随意地对我说，他们想带她去护士站做几个检查。凌晨三点做检查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很显然，我的孩子非常健康，做几个检查能有什么坏处呢？
我所知道的只有健康的宝宝。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会对着一排安静而微微散发着香草味道的玩具娃娃咯咯笑上好几个小时。它们有着腼腆的笑容和精心制造的塑料头发。我把它们抱在怀里，轻轻拍抚，在它们小小的塑料耳朵边上低声哼唱。它们没有哪个发过烧，或者出过荨麻疹。就连婴儿时代的耶稣（自古至今最著名的宝宝）也是个健康的小人儿。圣婴温柔又宁静。
护士向我保证，会立刻把她送回来。没有了她，我感到茫然无措。我操纵着病床，把它抬起来又放下，心神不宁，等待着我的那颗定心丸。一个小时以后，护士空着手回来了。“我的孩子呢？”我问，声音就连我自己听来也是异常惊慌。
他给了我一个若有所思的眼神，半是同情，半是安慰，然后说：“我们还得再多做几项检查。”走到门口，他又说：“过几分钟医生会来跟你谈谈。”我还对医院一无所知。一位医生天亮之前就会出现在我的床边，我当时懂的太少，还不知道这有多么可怕。
我所想象的未来孩子可能面临的威胁都是外在的。穿着灰色运动衫在操场边游荡的陌生人，在锋利的岩石上磨损腐烂的秋千绳，无处不在的汽车，冷血无情、目光严酷的杀手。这些是我能想象的可能性。疾病从来不在我的焦虑范围内，弯曲的脊柱，凹陷的双颊。就算它曾经进入过这个范围，我可能也一无所知。严重的疾病，危及生命的疾病，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如果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不存在这种可能。我可能会说：“如果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到，它怎么可能发生呢？”
第一次与这个五磅重的小姑娘的父亲约会时，我们去了格林尼治村珍妮街转角一家舒服的小店。就是那种为了走到你的桌子，你不得不侧身挤进过道，还得向屁股碰到的陌生人道歉的小店。落座之后，我们靠在小桌子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彼此了解。他说，他最近读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乐商”，也就是生命中的快乐已经确定了，与环境无关。他说他的很低，但猜想我的很高。
我从来没听说过“乐商”这个词。我一向都把快乐看作默认状态，是偶然不顺心之后的归宿，再无其他。如果小时候有人让我说出一件对于我的未来确信无疑的东西，我会说：“我将会度过快乐的一生。”
并不是说我有一个盲目快乐的童年。我没有。我的童年处在一系列动荡中，但又充满着深切的爱。我那热心又风风火火的妈妈是一位单身母亲，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一直在不懈探索着各种选择：男人、工作、生活方式。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座山顶上的网格穹顶建筑里上学。一群山羊吃着外面田野里长长的金色的草。有时，我们无论男生女生都赤裸着上身在它们之中奔跑。有一位男性老师很喜欢看，喜欢得出奇。我的世界里，一切都移动得太快，我的任务就是跟上它们的速度。不过，我萌生的念头是，等长大以后，我会很快乐，不会再有任何不幸。这就是青春的乐观。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乐观，直到三十岁甚至三十一岁的时候。
在珍妮街的第一次约会中，在我看来，“快乐的一生”并不包括生一个需要大量新生儿医学治疗的孩子。或者独自一人在心碎中度过孕期。这些可能性在珍妮街的转角丝毫不见痕迹。我所看到的只是眼前这个男人，他穿着熨烫得平平整整的蓝色正装衬衫，带着害羞又狡黠的幽默讲着一个个笑话。我们的沙拉上桌时，我发出惊讶的轻呼，他眼中露出愉悦的目光。“你总是如此热情地迎接食物吗？”他问。“不总是，”我回答，“只是有时如此。”只是现在。
早上四点钟来的医生个子不高，戴着方框眼镜，有一张柔和的圆脸。神色愉悦，带着坏消息，他看上去为即将要说的内容深感痛苦。他先解释说，孩子有种什么东西很高，但是我没听懂。他强调“患者”需要转诊到更大的医院去。“好。”我说，试图在软塌塌的睡衣上找回一点尊严，“但她到底怎么了？”“你的孩子有脑损伤或者……”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遗失的东西，“死亡的风险。”
我为他感到尴尬。很显然，他走错了房间。他一定是把我的孩子和另一个孩子搞混了。我尽量柔和地指出：“我的孩子是晚上七点出生的，那个五磅五盎司重的女孩，脖子后面有个草莓形状的胎记。”“是的。”他说，“我知道。”
但我还是拒绝把“死亡”或者“脑损伤”这样的字眼安到我那好闻的襁褓中的女儿身上。死亡简直荒唐可笑。脑损伤也毫不可能。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事实上，我想问的问题和脑损伤这个字眼根本不相关。我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但是，医生还是认真而诚恳。我决定配合他。“好吧，”我说，“好，是的，好吧。然后我们怎么做？”
他解释说她的红细胞缺少稳定性，会在血流中破裂，里面的铁进入血液，在她的血液里自由流动，有进入脑部软组织的风险。“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她可能会脑子不灵光吗？”
他以考量的目光看着我，沉默了好一阵。“这是幽默，”他终于开口，“常见的应对机制。”
他走到门口，又说：“我们需要立刻清理她的血液。我们会把你们转诊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救护车已经在等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我不会选择在那里生孩子，那个大城市里的医院。跨过金门大桥，高高的银色堡垒矗立在山顶。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新生儿最不想去的地方。
第二次约会，我们在第七大道一家明亮又吵闹的小饭馆吃饭。我告诉自己，如果粗糙的照明灯下面的胶板可以让人觉得浪漫的话，那这算是命中注定。他让我写下我的“小饭馆里的担忧”，那些担心无足轻重得能够写在盘垫纸那柔软如羊皮纸般的表面上。我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应该是编了一些东西，让我看起来有种法式的理智，或者在政治上具有勇气，如果达不到这两点，至少能够看起来神秘莫测。我那时还年轻，在纽约城有一套公寓，在大学里有份不错的工作，看起来与一位严肃而和善的男人正处在一段富有意义的关系的巅峰，根本没什么“小饭馆里的担忧”。
但是他问了，他希望把我关注的事记在一张盘垫纸上，我很喜欢这点。之后，我了解到，他通常会把学生说的话、他们的目标、他们喜欢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记录下来，以此来避免他们误入歧途，不断了解他们所希冀达到的目标。一开始，这看起来有些过头。但后来，我着迷于他的行为方式。他想要了解、理解并记住人们是谁，他们怎么样。最好的一点是他知道，探寻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来。在纸张上，他能够看到自己学到了什么，能够弥合手眼之间的距离，或者是眼睛和心灵之间的距离。他可以把一个女孩的“小饭馆里的担忧”累加起来，看看会得出什么。
救护车司机让我坐在前面。“孩子怎么样了？”我问。“她会待在后面，和护理人员在一起。”他说。“护理人员很好，”我说，“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她。”“我们只是过个桥，”司机说，“她会没事的。”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在这次出车日志中被记录为好斗的妈妈。逻辑上，我明白司机对我出生不到二十个小时的女儿需要紧急转到新生儿ICU并不负有责任，但他也不明白，我的整个世界是如何与她一起关在保温箱那个塑料盒子里。我的任务是和那个塑料盒子在一起，不论发生什么。“事实上，我打算和她坐在一起。”我说。我试着让自己听起来像衡量过他提出的诸多选择，最后决定如此。不知怎地，这起作用了。
在救护车后面的车厢里坐着四个人：两位护理人员、我和她。驶过金门大桥的时候，天开始亮了，我们把马林郡抛在身后，进入了旧金山。在黑漆漆一片的海湾和灰色的云层之间，一道浅淡的粉红色细线摇曳着，黎明了。我稍稍放松了一点，办公时间里不会发生什么灾难。
我母亲的车在救护车后面跟着。我知道她满心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忧虑无法逃避：救护车、黎明、新生儿、坏血。但是孩子在我的掌心下安静地沉睡着，这击退了所有忧虑。她的嘴唇如同玫瑰花蕾，眼皮精致得隐隐透出血管。就连司机打开警报以便在红灯的时候加速，她也没有丝毫动作。我轻抚她小小的额头，试着让我的思绪围绕现在的情况展开。就在这个小人儿的身体里，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红细胞不断破裂。她的身体很紧张，竭力要向身体的各个部位输送足够的氧气。她怎么能看起来如此安详呢？
爬虫类的大脑指令——战斗、逃跑、拒绝、装死——对紧急情况来说堪称完美。它在突发事件和本体之间挤进了空间。从那个圆脸医生说“救护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拒绝和战斗（我最喜欢的两个选择）之间来回摇摆。现在，和孩子坐在一起，我感到高级推理正在回归，对此，我毫不欢迎。我连珠炮似的向护理人员抛出问题，希望获得信息：到医院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和孩子待在一起吗？清洁她的血液需要多久？这种情况下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其中一个人解释说，清洁血液的方法叫作“交换输血”。她说，交换输血就是把身体里所有血液抽出去，让它流过一台可以提取出过量铁的设备，加热血液，重新回到体内循环。
你疯了吗？我想问。放血？这么陈词滥调，这么过时，简直就像中世纪一样。就算不为孩子着想，也该考虑一下你们的声誉吧。
我沉默地坐在那里，试着想象血液清洁或加热机器长什么样子，怎么连接到她身上。我突然意识到，接下来几个小时很重要，非常重要，就连闻起来毫无瑕疵的婴儿也可能会离我而去。
我低头看着我的女儿。她睡着，呼吸着空气，把它转化成氧气。“所有血液？从她的身体抽出去？同时？”我问，“这稳妥吗？”
护理人员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她会没事的。婴儿们比看起来强壮得多。”
透过救护车后面的小窗户，我看到一抹绿色稳稳地跟在后面。我妈妈的沃尔沃轿车跟在我们后面。我感到，她会跟着我们去任何地方，无论多快，无论多远。我在一小时之前给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她在睡觉。“血生锈了是什么意思？”她问，“是那个孩子的事吗？”“开车过来。”我说，“我们需要你。”
她来得正是时候，救护车刚好启动。对她来说，我是女儿，这整辆救护车就是我的塑料盒。
第三次约会之后，我们就回到了他的公寓。他住在上西区位于二十六层的单间公寓里，可以俯瞰以他所崇敬的乔治·华盛顿命名的桥。一整面墙的落地窗，其他东西很少。他有一口单人锅，还有一叠书。四壁空空的房间里，他尽可能少地做了装饰——一张装饰邮票，乔·路易斯。
这就是我爱上布莱恩的开始。就在空无一物之中，突然出现一张黑白的巴黎明信片，或者贝克特的小照片，如同隐蔽的活板门，通向更丰富的一切。
我尽量把自己的公寓装点得十分富有艺术气息：来自国外艺术馆的巨大海报，我把它们带上飞机一路拿回来，生怕留下折痕，但它们注定被放在廉价而尺寸过大的宜家相框里。我最喜欢的是墨西哥画家鲁菲诺·塔马约的作品，那是一个人，低头坐在桌旁，头的四周满是粉色、黄色、淡粉色，充溢着周围的空间。这幅作品叫作《放射快乐的男人》。
与布莱恩相反，我的日常生活飘忽不定，缺少规划，我吃大量的咸味零食，煲电话粥，看垃圾杂志，优哉游哉。上午，我在公立学校和纽约大学创造艺术团队一起当“演员”或“老师”，和来自全市的孩子们一起演戏。下午，在应该做作业（我还是在读研究生）或者排练新独演片段的时候，我会在城里四处闲逛。如果我赶回家，那一定是一边看《综合医院》高潮迭起的最后一季，一边吃冰淇淋。如果有朋友打电话邀我一起去炮台公园看河景，我会欣然前往，即使有一堆迫在眉睫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大概到了晚上十一点，按小时计费的工作室费用降下来之后，我才有可能去排练。如果我马上有演出，我会集中精神。除此之外，我像在创意十足地泡病号。
但是布莱恩知道如何用功。他的人生井井有条，边界极为分明。他承认，自己每天晚餐都吃西蓝花配糙米和蒜酱油，为了整体性而每天都穿法式蓝色正装衬衫和黑裤子，体内仿佛有钟表，日复一日促使他在同一时间坐下来写作，用厚厚一层“习惯”的枝叶保护着自己的天分。
我们截然相反，却不可救药地相互吸引。从晚餐到音乐会，再到朋友聚会，我们飘飘欲仙。手牵手，触摸着彼此的衣服。当我们肩并肩沿着第六大道走过村子，我感到一种流动的富足感。我们深陷彼此迷恋的痛苦之中，内心温柔，很轻易地就以性兴奋作为彼此天作之合的证据。但是这轻率的举动背后有一种奠定基础的特性，我以前从来没有发觉过。和他在一起，给了我一种陌生的感觉——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抵达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几分钟后，我们匆匆上楼，来到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我站在保温箱旁边。保温箱有两个窗口，可以把手伸进去，触摸你的孩子。这是你在NICU里对孩子所做的最大限度的动作——站在盒子旁边，轻抚着毯子下的手指、脚趾或者小巧的胳膊肘。我抚摸着女儿的膝盖。
一位身材小巧、金发梳成一个髻的医生穿过病房。“听着，”她说着，朝婴儿的方向点了点头，“她需要立刻在肚脐置入中央输液管，用于交换输血。”这位医生明显带着胜利者的神色，觉得自己的成就超出预期，仿佛班师回朝的女王，如同告别演说的致辞者，又好像网球冠军。她可能刚演奏过拉赫曼尼诺夫作品中比较困难的那几首来取乐和消遣。“请签署这份同意书。这只是治疗，不是手术。肚脐没有神经，所以她不会有感觉。”她的实验室大褂领口和袖口露出她的真丝重磅女装衬衫，是奶油色的。她太年轻，太漂亮，野心太明显，成不了优秀的医生。但她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我试着理解她说的话：只是治疗，不是手术。她想在孩子身上连根管子。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程度。
我想和那位有着孩子般柔和脸庞还戴着眼镜的好心医生聊聊，就是马林综合医院的那位。但他让我们来找她。金发医生还在等待着我的答复，我允许她在孩子身上连管子吗？她递过来一张表格和一支笔。
但是一个塑料零件能真正改善婴儿本身的状况吗？
布莱恩会怎么做？我试着回忆起他的稳重，他用理性解决危机的能力。我签了字。她呼出口气，肩膀放松下来。令人惊讶！这个女人对我的评价和决定与我对她的一样紧张。一位护士抱起孩子，离开了房间。
2
这世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爱上纽约的春天，至少一次也好。纽约的春天如同历史的新纪元。泥泞退却，树木返青，文质彬彬地伫立在街道两侧。你的恋人终于卸下所有令人迷惑的外壳，肌肤清晰可见。正如约什·里特的歌中所唱：“已经有过十万次，但这次属于我。”
我们恋爱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日，我在布莱恩位于二十六层的公寓窗边，俯瞰着上西区的繁华街景。我想去画廊，想去咖啡厅，想去河滨公园，还想沿着哈德逊河骑自行车。我想坐火车去市中心的蒙古利亚面包房买柠檬糖霜杯子蛋糕。做什么都行，只要投入这城市的滚滚红尘之中。但是布莱恩坐在桌前，陶醉在他的苦恼之中，与想象出的事物较劲，全神贯注。显现着，寻找着，日复一日。他的双手放在键盘上，闭着眼，寻幽探微，掘地三尺。这就是他偶尔会做的“盲写”。他与自己的无意识、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内心的魔仆深入交谈。不论是什么写就了他的书，他都在与之交谈。只有他们两个，促膝长谈。
他看起来不需要柠檬杯子蛋糕。
我知道我们等会儿会出去。我看着落日沉入河中，将脸颊贴在凉凉的玻璃上，等待着。世界在外面，真实存在，但它同时也在这公寓里面。
当我们终于出门去和朋友吃完饭的时候，外面还有暖意。脚下的人行道几乎算得上柔韧，能够在任何方向承载我们。我们挽着手，向市中心走去。我贴心的不谙世事的男朋友，走出来融入了这个世界，四处闲逛。我把一只手塞进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这简单动作带来的回报夸张得令人咋舌。我想看看大脑的扫描图像，想知道在布莱恩也把手插进我的口袋的时候，突触是如何传递电流，形成明亮的电网的。
他们允许我旁观给孩子插管的过程，但我听到大厅传来哭声。是我的女儿吗？无从得知。更不可能知道的是她的感受、想法或者她对世界的理解——孤身一人在一个房间，周围来来往往都是白大褂。
我妈妈给我拿来一杯茶。我小口啜饮着，觉得反胃。我想让孩子回来。我们应该躺在家里的床上。我应该穿着法兰绒的睡衣，紧紧怀抱着她，发出最重要的信息：你是被爱着的。
当我再也无法忍受听着那些不知是不是我孩子的哭声时，我走进等待区的投币电话亭，关上门。终于，我能有一块小小的私人空间，可以感受一些事情。
我妈妈敲了敲电话亭的玻璃，端着茶。“别放凉了。”我打开玻璃门，接过茶，心生恼怒。如果多年以后，我自己的女儿也处在相同的境地中，毫无疑问我会徘徊在她身边，劝她喝茶。但这还是很烦人。我想过给布莱恩打电话。我想要他的支持，但把孩子的病情告诉他并不足以让这一切变得真实。相反，我拨通了健康保险公司的电话。一位业务代表接起电话后，我把自己的姓名和组标识号码告诉她，对她说：“我女儿生病了，我们已经转诊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这是我第一次说我女儿。
我哽咽了。电话中的女人停了片刻。“会没事的，亲爱的。”她说。她可能在俄亥俄州、新加坡或者一个街区之外。她可能在任何地方同情我，所以她又怎么可能知道？
回到等待区后，我拿起一本过期的《纽约客》。封面上印着小小的卡通人物，穿过灰色的泥泞和雪的漩涡，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悲惨日游行”。是二月号。我把它拿给我妈妈看，指着印着小小手写体字母的横幅，悲惨日游行。“哦，宝贝儿，”她说，“我懂。”她的确懂。她在理解别人上非常专业，堪称治疗师。她是少见的具有真正同情心的人。也许是因为童年受了太多苦，也许是因为她天生如此。她从来不可怜别人，只是同情。但恰恰在我最需要同情的时刻，我却并不想要这种情感。
她每一个安抚的姿态都只是强调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她是我妈妈，所以，她不是布莱恩。
举个例子，我爱他的书。不仅仅是他写的那些书，还有他读的那些。它们到处都是，占据了一切平面：洗手间水池边上，窗台上，DVD播放器上，堆叠成摇摇欲坠的一叠，门厅里，还有床上也是，没完没了。
枕头上扣着书，脚下也是书。他会带着他的知识伙伴爬上床：普鲁斯特、乔治·西亚拉巴、G.K.切斯特顿、罗杰·安吉尔、欧文·豪威、罗伯特·B·帕克。贵族领主所作关于古代英语语法的书，关于工作地点效率的书，劳动史，骇人听闻的犯罪小说。他并不是单纯地在阅读他人的理念，而恰恰是这种阅读，一字一句地让他得以成为今天的他。
他不会把自己称为作家，事实上他更像是建筑师或者糕点师。阅读和写作对他来说犹如空气和水。他是作家，是写作的人。日复一日，一天写好几个小时。他是小说家，出版获奖作品的小说家，自我怀疑、进度缓慢、常常灰心丧气的小说家，但他也是严肃的艺术家。他存在的核心就是写作，其他一切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
就算他没有在写，他也始终处在写作中，在发明，在尝试。有一次，我让他给我讲讲他名字的由来。他说，他的父母差点就用一位匈牙利亲戚给他命名为巴罗。这位亲戚是做胶水的，也是位战斗英雄，最后喝醉了酒，头朝下栽进胶水桶里死了。他给我讲这些的时候非常严肃，我很庆幸他没有取名叫巴罗。因为这有可能改变他人生的道路。我们还会相遇吗？当我向他妈妈问起表兄巴罗那悲剧而讽刺的胶水桶溺死事件的时候，她大笑起来。“对你这么实诚的人来说，”她说，“布莱恩真算得上世界头号大骗子。”
他有他的书，他的乔·路易斯邮票，他的习惯，他的西兰花，他的蓝衬衫，他想象出来的朋友们，他的知识氛围，他内心与诺姆·乔姆斯基永无休止的争辩。他在键盘前夜以继日地工作，身上从头到脚贴着孤独的作家这个标签。虽然他很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时光，但很显然，他并不想要孩子，也不想成家。所以，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如果他允许我进入他更加隐秘的内心世界，然后呢？恐怕我会心生叛逆，把一切都搞砸。就是你想在教堂里大喊，或者从古根海姆博物馆最高层一跃跳进波光粼粼的小池塘的那种冲动。
怀孕头几周的时候，尽管清楚自己的状况，我还是冲进目之所及的每一家星巴克。我不明白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我从来就不爱喝咖啡，一点都不。事实上，我曾经因为吃了一袋浓缩咖啡巧克力豆而觉得心悸，于是去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医生问我：“你今天喝了很多咖啡吗？”我义正词严地说：“我不喝咖啡。”随后我想起来了，却没有承认，只是羞愧地溜走了。我可能是纽约城里唯一一个受不了咖啡因的女人。
我点了拿铁、玛奇朵、卡布奇诺，所有含浓缩咖啡的泡沫咖啡。尽管困惑，但我还是成了咖啡因温顺而驯从的仆人。我感觉这些精致的饮料有种时髦感，我喜欢它们的意大利名字，喜欢那些长元音。在我看来，端着一杯泡沫丰富的玛奇朵等同于穿着一件蓝色的羊绒大衣。然后我开始思考，怀疑的种子悄然破土。我为什么如此渴望咖啡？为什么如此渴望牛奶？为什么，如此渴望？
我正好在加利福尼亚探亲。穿过树木繁茂的停车场，十分钟就能走到附近的商店。这条路我走过成百上千次，小时候是去买糖果，后来少女时代是去买化妆品和杂志。我径直走向女性卫生用品区，我曾经厌恶被人看到在此徘徊。我买了不同牌子的四种验孕棒，所有都保证快速准确。
你要在一天某个时候往验孕棒上尿尿，满足特定的条件（读说明书的时候我的耳边一直回荡着小时候喜欢的一档收音机节目的口号：“这就是科学！”）。但我等不了科学了。我拿出一根验孕棒，努力不尿到自己手上，然后把那个小帽盖上，等待着。一分钟，两分钟。一条浅浅的线出现在其中一个显示窗中，只是极浅极浅的一道紫色，然后是另一条线，与第一条线相交，形成了一个加号。多了一条。老天。老天的老天。
我拆开另一根验孕棒的包装，强迫自己往上面尿。然后是另一根，然后是最后一根。它们都显示出横线、对勾和模糊的蓝色线条。我无法相信这些小棍。但它们众口一词，不愿沟通。
我找到自己的跑鞋，穿好并系上鞋带。我要走去山上。回来的时候，也许怀孕这件事也烟消云散了。
我的鞋旁边是布莱恩的一只黑色匡威跑鞋。他和我在加利福尼亚住了两周，见我的家人，和我的大学朋友谈笑风生。我们沿着海岸和一号公路开车兜风，从洛杉矶到马林郡，路过大苏尔。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们开下公路，停在大海上方凸起的一处僻静地方，只为了亲吻。我们整整两周都住在自己制造的泡泡里。
我把他留下一只跑鞋这件事视作好兆头，说明他希望留在这里。我把它捡起来，出门，喘着气爬上山，走向防火带，吸收着这一信息，紧紧抓着他的跑鞋。山顶是一条长长的狭窄山脊，高大的桉树如同卫兵伫立两旁。从我十岁开始，这个地方就一直是我的避难所。树上长着精致的镰刀形叶子，剥开银色树干的外皮，里面是粉色的。孩提时代，我喜欢把脸贴在光滑的内层树干上，或者把树叶放在掌心揉碎。那味道让我头脑清醒，让我步履恢复如常。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既然孩子是两个人造就的，那么同样的两个人也应该决定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我不想要这种形式的民主。我早就告诉过布莱恩：我要是怀孕了，就会把孩子生下来。我想手中举着妇女选择权的标语站在雨中（尽管我从来没做过任何跟这种高贵行为沾边的事），但我并没有将其视作选择。我想做母亲，而他是我深爱的男人。不管公不公平，他都可能选择退出；不管公不公平，我都可能会恨他。但这个孩子则是预先的决定。
走回家的路上，群山吸尽了暮色，变成了蓝黑色。然后，它们慢慢地亮了起来，一家一户，如同夜空。每一点灯光都是一户家庭，快乐还是痛苦，外人无从得知。我现在算是一个家庭吗？我的体内有一群细胞，飞速地分裂着。至少，我可以算作一行两人吧。
我边走边拎着布莱恩的跑鞋晃荡着。离我家车道还有几英尺的时候，我一定是松开了手，布莱恩的鞋飞了起来，离我而去，高高地画出一道弧线，落在蓝莓丛中。我的胳膊穿过带刺的卷须，指尖触到的泥土湿润柔软。我什么都看不到，只是在我认为鞋应该在的地方有条不紊地画着圈。但那里只有泥土和腐烂的蓝莓，还有什么圆形的黏糊糊的东西，可能是狗的玩具。我开始向更深处探索，然后停了下来，收回胳膊。我突然害怕那些领地被我所侵犯的生物咬伤。
时间好像过了好几个小时，金发医生回到房间里，兴致勃勃，身后跟着一个护士，抱着我的女儿。她睡着了，看上去丝毫没有不妥。“好消息，”医生说，“她脱离了紧迫的危险。我们现在避免了输血，但还是可能需要给她输入红细胞。我们接收你们入院。”
这算哪门子好消息？“那管子呢？”我问，“你们给她接管子了吗？”“是的，”医生说，“我们置入了中央输液管，以便输血或者给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从护士手中接过孩子。她的身上还是她自己的味道。至少，我交出去的那个女儿又回到了我手中。
我害怕看她的肚子，脑子里勾画出弗兰肯斯坦式的画面，锈迹斑斑的螺栓或者废弃的自行车零件固定着中央输液管。但正如他们所描述的，一根柔软的橡胶管从她的肚子里伸出来。“好，”我妈妈说，“我们可以接受。”“所以，”我问，“铁不会进入她的脑子了？”“是的，目前铁元素不会跨过血脑屏障。”医生说。
我应该松一口气，医生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但我觉得困惑，还有种异样的失望。不久之前，他们还说需要把她的血弄干净，所以把血弄干净不应该仍然是个好主意吗？“如果你们不打算把她的血弄干净，那她身上连这根橡胶管有什么用呢？”“宝贝。”我妈妈说着，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看了我一眼。心存感恩。别自找麻烦。
当我最终接受了怀孕这个事实，不再想象怀孕神奇消失的时候，我给布莱恩打了电话。电话是个不够准确的工具，但它是可以立刻跨越大陆的唯一工具。拨号的时候，我的牙齿不住格格打战。这在以前没有过，我想，身心失调的牙齿。冷静点，我对自己说。别小题大做，人都会怀孕。但我冷静不下来，我甚至都没想好如何宣布这个消息。“我怀孕了”听起来这么没有新意，这么像处在世界中心的少女，而且，现在直戳我痛处的是，这么说好像这件事只和我有关系。当我终于说出口的时候，他的声音柔和起来。“亲爱的。”布莱恩说，“我的宝贝。”然后，他沉默了。他沉默了很久，再开口的时候，他的声音纠结着痛苦，半是气声，仿佛字面意义上无法吞下这条信息。
想到孩子对现在的一切带来的影响：风生水起的成年人的生活、爱情、你的沙发、你的汽车、你的时间、你的钱，最重要的是，你的艺术，要孩子就成为我怀孕之前几个月始终徘徊在我们对话中的低沉旋律。这件事很奇怪地让我们在建立关系后六个月就开始接受治疗。它就像是房间里的一把枪。他一直说，如果他想和任何人生孩子，那就是和我。如果。
但是“如果”只是一个轻飘飘的词，既挂不住帽子，又承载不住人生。另外，布莱恩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他是个作家，是上西区一个快乐的单身汉，也是一位内向而性感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还是一份左倾杂志的编辑，厌恶爵士乐，喜欢看电视，是位友善的朋友，也令人惊讶地喜欢八卦。但首先、最终、最重要的是，他是个作家。他的成年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写作展开。如果他有人生信条的话，那一定会是尼采的“天地之间最要紧的……就是恒久专一的顺服”。
他顺服于坐在桌前的生活，顺服于在书页上闪烁的生活。真实生活桀骜不驯的使者们——食物和花朵、雪、烂泥、佛蒙特州的夜空、性爱、大峡谷、东村、变形的脚踝、酸了的红酒、近处的哈德逊河——这些都很好，但都干扰着他的核心任务：推动高尚的世界观。
好，没问题，作家。为思想而生，为你的艺术和那一类东西活着。我尊重他所受的感召，尊重他的需要。但他到底为什么和我在城里闲逛？我与他相反，从来不掩饰自己想要孩子的愿望。我热切地说过很多次，我不能也不会允许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孩子。绝不可能。他也明白表达了他不想要孩子的愿望。那么，我又为什么和他在城里闲逛呢？
在开场白亲爱的，我的宝贝之后，布莱恩听起来心烦意乱，怏怏不乐。但我始终相信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见面，一切就都会井井有条：人生，艺术，孩子，爱情，写作——每个人不都会在沙发上有个位置吗？多元主义，这不就是他相信的吗？
我提醒他，我们还是神魂颠倒地胯顶胯走在人行道的那两个人，他可是造就如今这个两难局面的那个欲火中烧（而明知没有保护措施）的人。
明知没有保护措施：布莱恩，四十五岁，从来没有让哪个女朋友怀过孕；我，三十二岁，从来没怀过孕。也不知道是运气还是最佳实践的缘故，这很难说，但我们奇怪地对彼此放任不管。像全世界天真的笨蛋一样，我们觉得，既然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现在也不会发生。我们将幻境变成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现实。
这些年来，两位医生曾经告诉过布莱恩，他可能会有射精困难的问题，他选择相信他们。他觉得，自己有空间能够玩弄这个自己心底隐隐盼望的可能性。我们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做爱时，我低估了布莱恩在每周治疗时说的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话语。我深信，有某一部分的他只存在于床笫之间。但我遵从自己心底最深的愿望。
我希望他也是如此——他对于避孕的漫不经心实则是潜意识里希望有人把悬而未决的事项为他做好了决定。为我们。而现在看来，这种解读介于极端的自欺欺人和彻底的自我毁灭之间。
在我们等待正式住进NICU的时候，孩子小鸟一般的胸膛节奏稳定地起伏着。我坐在她身边的摇椅上，看着她睡觉。我注意到，她喜欢的睡姿是把头扭到后面，支棱着一只耳朵，好像在等待问题的答案。偶尔，她发出一声高而短促的尖叫，像是一件小小的管乐器。
一住进病房里，护士就鼓励我像对待其他新生儿一样对待她。“她不是瓷杯子，不会碎在你手上的。”一位年轻的爱尔兰护士对我说。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她的五官分得很开，有着浅淡的雀斑，一头红发剪成厚厚的、活力四射的波波头。“听着，”她告诉我，“婴儿最喜欢的事就是你把他们光溜溜地抱在衣服里，肌肤接触。”“她不会感冒吗？”我问。“只要你没死，她就不会感冒。”爱尔兰护士说完朝我眨了眨眼。
我们住进那里最初的短短几个小时里，我把孩子放在衣服里，紧贴着我的皮肤，终于放松到有精力注意NICU的节奏。有人为了缓和这地方的冲击力，贴了小猫的海报，放了摇椅。但这还是一间巨大的房间，放着塑料盒子，里面是病情严重的婴儿。有时，我旁边那个小男孩的年轻母亲会给墨西哥的家人打电话。她用西班牙语对自己的母亲说话，我虽然不会说，但能听懂一些。她告诉妈妈她很害怕。她怀疑，儿子的心脏没什么把握能治好。
这个男孩的旁边是个女孩，她那十来岁的父母早些时候来过一次，穿着脏兮兮的运动衫，有着两张饱受挫折的脸。他们看了看自己创造出来的小生命，很快离开了。女孩头上的小姓名卡上一片空白。她在睡梦中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已经开始练习自我安慰的艺术。我女儿的姓名卡也空着。在婴儿死亡率高的国家，人们总是迟迟不给他们取名。尼泊尔的习俗是在“扬库”（Janku），即婴儿大约半岁第一次吃米饭之后才给他们起名字。我的孩子才出生两天，但我的家人和朋友已经在催了。“快决定吧，”苏西说，“这已经有点奇怪了。”
3
终于抵达肯尼迪机场的时候，我还看不出已经怀孕了。我小心地哭了，以免惊扰到其他乘客。我正飞向布莱恩，而没有得到他想与我或者孩子共度未来的任何保证。我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会来机场接我。舷窗外，云层仿佛淡紫和靛蓝色的蛋白霜，简直像是可以吃的。我知道我应该为这样的美景而瞠目结舌，我应该止住眼泪说谢谢。但我没有。加利福尼亚的每个人，特别是苏西，都跟我说别哭了。“你用压力荷尔蒙淹着孩子了。”对不起，孩子。
在肯尼迪机场，我步履艰难地穿过人群，黏糊糊，矮墩墩，心事重重，寻找着布莱恩的蓝色衬衫。他就在那里，在纷乱的人群中，是一抹凉爽的色彩，令人平静。我想向他跑过去，但我只是站在那里等他发现我。
我们决定直接开车去汉普顿见我们时髦的法国治疗师。她在避暑别墅，但愿意见我们。
我们还没敲门，她就开了门。“很好，你找到了我们。”她的口音让一切都带上些许哲学色彩，“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要来杯葡萄酒吗？”
一方面，怀孕还喝红酒，她这点可真像欧洲人，无忧无虑的！不过也许现在时日还短，她还不知道我身体里孩子的存在。
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听我们总结了现在的情况。布莱恩想和我在一起，却不想当父亲。他觉得做父亲不应该是强加到一个人身上的事情。他不是要求我中止妊娠，但明确地表示他不愿意也不能成为我希望的那种伴侣。他拒绝接受自己参与创造的东西（人），尽管我很想和布莱恩在一起，我还是为此感到大受伤害。治疗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希瑟，你生活在幻境里，必须从梦里醒过来。布莱恩不想要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把她颇有品味的陶瓷艺术品砸在她那光溜溜的法国脑袋上。
我站起身来。“该走了。”我说，“时间到了！”我还想说，滚回法国去。这里是机遇之地！是真相之地！
布莱恩和时髦的法国治疗师看着我。两人都没有站起身来。我还站着。最终，布莱恩开了张支票，也许我也开了一张？我们一直是AA制。我们走到精心铺设了碎砂砾的私家车道上，坐进车里。
我们开到海边，一起坐在一段圆木上。“你觉得这是幻境吗？”我问。“我觉得我们都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布莱恩说。他拉着我坐在他的膝盖上。
我们之间，在我的体内，是我们的小人儿。一颗细胞不断分化的苹果种子。这么小的人儿却能够惹出这么大的裂痕，真让人惊讶。“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他哭了起来，将头放在我的肩上。“我爱你。”他说，“我只知道这个。”我震惊无比。他和我一样感觉自己孤立无援。在他看来，我的决定让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在我看来，他的决定是从过去到现在最糟糕的决定。我从认知层面上理解他的难处，能理解一点，但是在我心底，我只是想着，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其中一个人怀孕了，告诉我这有什么问题！指出来！这根本没有问题。
我们驶回曼哈顿，一路无话，都在默默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西区高速公路上，河水在我们身旁流淌成一条平静无波的银色丝带。车里的气氛紧张得我想爬出车外，跳进河里，一路游回城里。我们在布莱恩家旁边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天很黑，我又饿又恶心。布莱恩形容憔悴，双眼蒙眬，奄奄一息。我觉得自己可以一觉睡几个月，在睡梦中度过孕期，醒来就看到我的孩子。也许这能起作用。如果布莱恩看到孩子，他就会想要孩子。“你要上来吗？”布莱恩问。“什么意思？”我问。这是我们之间的老玩笑，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上来吧。”他说。
我跟他上楼。我们从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叫了外卖，一起洗了个澡，躺在他的日式床垫上。这个床垫名叫“将军”，因为它占据了小公寓的大部分地方。
第二天，我们吃了饭，看了会儿电视。我们没有谈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对未来避而不谈。与此同时，我体内的细胞还在不断分裂、繁殖和分化。它们逐渐成形，小小的，肉眼几不可见，但确实存在。
整整两周，我们走钢丝一般地生活着。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快乐了。我们吃早餐，下午散步，在一个房间写作，这些时光犹如礼物。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小丑表演，我们就是小丑。
当我们终于积累起足够的勇气来谈孩子的问题时，布莱恩的答案还是一样的。他无法想象做了父亲以后的生活。“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生活，”我说着，拍打着“将军”上我们之间的一片区域，“只是旁边有个孩子。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只是挪一点地儿。”
但挪地儿并不是他的强项。如果一起吃饭的人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撞到了他的椅子，布莱恩会吓一跳，然后皱起眉。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他并不是对旁人生气，而是他自己的界限十分模糊。我喜欢比较他和里尔克，后者甚至无法和狗生活在一起，因为狗的情绪，它的伤心和喜悦，都极端地影响着里尔克。我曾经觉得这是布莱恩的魅力之一，但现在想起来，里尔克不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也不抚养自己的孩子。
也许我对他的抗拒解读得太狭隘。也许布莱恩对于成为父亲的恐惧并不是害怕失去作为作家的身份。也许他是害怕像人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另一个人投注太深刻的情感。他极度具有同理心，孩子的忧虑，孩子的苦恼，也会成为布莱恩的忧虑和苦恼，一毫秒又一毫秒。就好像他们共用一套中央神经系统。这样的共生状态就连我听起来都无法忍受。他的人类依恋领域有着绝对性的界限，他接受自己作为这样的人。
布莱恩曾经告诉我，他梦见过在房子周围挖壕沟来保护他“陷落的自我”。我想，祝你好运，祝你能够找到一个壕沟，足够保护你不受这个纤细而微小的神经系统的侵害，而它马上就要到来了。
NICU凌晨三点换班以后，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安静。就连机器都入睡了。孩子发出高声又几不可闻的尖叫。我相信自己能够从上百万种尖叫里认出她的那一声。尽管我享受NICU中更加柔和的时光，但深夜时分也正是事实最为凸显之时。远处的发电机那柔和的嗡嗡声，护士的橡胶鞋底在地板上发出悄然的啪啪声，医生耳语出的指令，偶尔的尖声警报，一切都传递着同一条信息：你的孩子会死。
环顾房间，人们很容易升起上帝般的同情：营利性医疗，无辜者受苦；荧光灯，无辜者受苦；塑料鞋，无辜者受苦。无辜者受苦。无辜者受苦。
当我再也睁不开眼的时候，我穿过大厅，走进他们安排给我睡觉的那间陌生而狭小的房间。这是一个偏僻的房间，是奇怪的椭圆形的，只有壁橱那么大，与世隔绝，小得甚至都不够用来当玄关或者休息室。屋里只有一个窄小的塑料沙发和一把椅子。我怀疑这里是专门用来向患者宣布坏消息的地方。最糟糕的那种消息。我尽量少待在这里，以免招致厄运的降临。
第二天早上，住院医师们鱼贯而入，如同一群迟疑的鸟儿，身穿白衣，凝视着我的女儿，好像她是他们决心解开的数学问题。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的红细胞无法稳定存在。安排给我们的这组实习医生是“红队”，我立刻对他们产生一阵冲昏头脑的忠诚。“红队加油！”那天晚些时候，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几乎喊出了这句话。其中一个医生给了我一个“有毛病吧”的眼神，其他人只是不停地在他们完全一样的记录板上写着什么。记住，NICU里不开玩笑。这里没有任何可笑的地方。
也许，要是我足够有耐心，布莱恩能够解决问题。但怀孕这件事自有其迫近的方式。每一秒过去，我的孕期就进展一点。有一天晚餐后，我们看着乔治·华盛顿桥，我说：“我想我该回家了。”“你是说加利福尼亚？”布莱恩问，他听起来半是惊慌失措，半是松了口气。我只不过是想说回城里，回到第十二街。但他说得有道理。如果他不会改主意，那我为什么还要留在纽约呢？
我会把回到自己的公寓作为第一步，停下来给布莱恩一个回心转意的机会。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我就回加利福尼亚去。
坐在回我自己公寓的地铁上，我盘算了一下自己手头的资源。我可以把公寓租出去，租金比贷款要高得多。另外，我爸爸的妈妈，祝福她，上帝保佑她，最近开始每年给每个孙子孙女一笔钱。依靠奶奶给的钱和第十二街公寓的租金，就算我有一段时间不工作，也能在加利福尼亚过下去了。特别是如果我妈妈愿意让我在她的小单间有一席之地的话。她会的，一定会的。我能撑到孩子出生、布莱恩支付抚养费的那时候，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我知道，不论我们变成什么关系，他都会完全承担起财务责任。所以我能行。我可以回加利福尼亚。只是我不想。
日子应该能过得下去了。至少。
到了第十二街，我朝东望向第六街，又朝西望向第七街，看着战前建造的那些美轮美奂的大理石般的建筑。布莱恩在我们相识之后告诉我，每次踏足这个街区，他都会想到《你居住的街道》这首歌。这个世界上我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我的公寓充满了空旷而陈腐的气息，像是在阁楼的热气中不断萎缩的纸板盒。整座公寓陷入遭到忽视的腐臭之中。我打开所有窗户，躺在床上。床罩是白色绉纱织物的，非常滑。我曾经觉得，这床羽绒被让我的整座公寓都更加时髦。现在我认识到，这完全不实用：孩子会从床上滑下来的。我扭过头，把脸埋入柔软的薄纱里，为过去的自己曾经愚蠢到买这么个东西而哭泣，也为现在仍然在意公寓样子和气味的自己而哭泣，同时还为将来无疑会创造无数麻烦的自己而哭泣。
我试图扭转心情。我不仅仅是丝毫不被爱人需要的孕妇，而且还有其他身份。我有一位超级爱我的妈妈。我是凯西、苏西和大卫挚爱的朋友。我还在二十岁的时候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在一座尼泊尔村庄生活了三个月。而且我还有两个硕士学位。数数看，两个！
我还是个演员，在肢体剧场受过训练，进行了十年即兴表演。我曾经很多次站在空空荡荡的舞台上，没有台词，没有计划，仅仅依靠我的想象和灵活的身体，顷刻之间。我并不害怕。事实上，这让我快乐。
但这——独自一人成为母亲，一边经历一边想象——我不是为此而生的。
我一直哭到没了力气，然后起床倒了杯水。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发霉的柠檬和一壶上面结了一层黄膜的苹果汁。
我压下一阵恶心，竭力不去打开电脑。如果我不查收，就还有一线机会收到来自布莱恩的邮件，写着：我错了，我在出租车上，五分钟就到。如果我查收了，机会就荡然无存。
我的收件箱里有好几封来自苏西的邮件，有的写着别忘了吃孕期维生素，有的写着面包和奶酪会让孕吐更严重，有的写着先吃水果再吃鸡蛋，有的写着尽量别难过。健康点儿。想想小东西。小东西应该度过开心的一天。你的荷尔蒙也是小东西的荷尔蒙。还有一封来自爸爸的短信。好好照顾自己，孩子。也好好照顾我孩子的孩子。还有一封当地剧院邀请我春天去表演的邮件。到了春天，我会成为一个婴儿的单身妈妈，这样的人还能表演吗？
我给布莱恩写了一封邮件，说：我很遗憾，我们不能彼此理解。然后删掉了它。我又重写一封：你真是个混蛋。然后又删了。然后写了第三封：艺术和成为父母并不是对立的。嘿。然后又删了。第四封写着：周三做超声检查，如果你想来的话。我把这封发了出去。
他打电话过来：“我不能陪你去做超声检查，我不该这样。但我想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能这么问，真是个超级大好人。”我说，“我好极了。这是我人生中最他妈好的几周，你这个无敌大混蛋。”
一阵令人不知所措的沉默。我们没有像这样吵过架。我们平静地吵架，我们像大人一样吵架，我们用完整而标点清晰的句子吵架，不带脏字儿。“听见了吗？”我说，“你是个无敌大混蛋。简直出类拔萃。你找到了你的使命。也许做混蛋和作家比做父亲和作家更轻松。”
还是沉默。
我很痛苦。布莱恩也很痛苦。而且我们没办法让对方少痛苦一些。
从本质上来说，管你孩子的父亲叫混蛋感觉像是轻微犯罪，就像受贿。
我从来没有见过布莱恩有混蛋的行为，这让我感觉更糟糕了。事实上，他完全是混蛋的反面。他是全美国最后一个会给其他人拉门、会安静聆听他人说话、会记得别人生日、会问候你姨妈的男人。真的，他真的会问候姨妈。
在我们刚恋爱的那几周里，他偶尔会调整我们的计划，这样他可以去探望西蒙娜，一位他在《异议》杂志工作时的同事。她的身体逐渐衰弱，濒临死亡，他很照顾她。他每天下午都去医院看她，而且不是“嘿，看啊，我来探望生病的朋友啦”那种招摇的姿态。他只是想在那里，和西蒙娜在一起，在她离开之前尽可能与她共度时光。如果他是个混蛋，也只是对我这样。我完全陷入认知紊乱的状态，无法言语。
我挂掉了电话。
在NICU的第二个晚上，我手里握着手机在保育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醒来。我想给布莱恩打电话。应该说，我不想让自己有“想给布莱恩打电话”的念头，但更多的是，我想给布莱恩打电话。现在加利福尼亚是午夜十二点，纽约是凌晨三点。我生下孩子后他给我打了个简短的电话，他知道孩子是女儿，但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转诊到这家医院，也不知道为什么。布莱恩清醒地接起电话，好像自我们上次通话以来的六七十个小时里一直攥着电话坐在那里。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转诊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跟他说了她体内的小管子，还有（还没用上的）血液清洁机器，还有医生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的红细胞不稳定，还有她似乎完全没有为这一切所困扰。“她还不到五磅重。”我说，“包括中央输液管在内。”“中央输液管？”我听到他用铅笔记下来时发出的柔和的沙沙声。布莱恩感到困惑的时候会记笔记。这是他的方法：将担忧用符号和音节外化出来。他说：“你能几个小时之后再打给我吗？或者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听到他对于孩子的恐惧，我松了口气，但也觉得有点厌烦。他在等我的电话？如果我是他，我会直接坐飞机过来。但他还是他，三思而后行，害怕边界外的生活。
在睡意淹没躺在塑料沙发上的我之前的几分钟，我试着理解现状。我和我的女儿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她小得能放进手提包里，却已经坐着救护车跨越了金门大桥。目前，我是一位单身母亲。我每天吃医院食堂，溢乳浸透了我的哺乳胸罩，打湿了我的衬衫。我决定不了给她起什么名字，叫艾米莉亚还是格蕾丝。我满脸憔悴，蓬头垢面。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讲，都像是悲惨日游行。
但在我沉入睡眠前，浮上我意识表面的是她的脸。圣婴温柔又宁静。想到她，我忧心忡忡，因为她的父亲而倍感孤独和寂寞。我很害怕，同时又有种油然而生的喜悦。她总算来到了这个世界，尽管她并不能治愈瘟疫或者平息国家纷争，但这个世界因她的存在而变得更好。
我自己去做了超声检查，听着一连串如同骏马飞奔的声音，血流涌动，像是弹指奏出的切分音，这就是心跳的声音。超声技师向我展示了我的子宫表面，就在弯曲的地方，一个调皮古怪的外星人正向我们挥着手。你好，小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
她问：“需要我打印出来给你丈夫看吗？”
我们在电话里吵了一架之后，好几天都没有再联系。超声检查的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发现有一条布莱恩的留言，说想谈谈。电话是从附近打来的。我回拨了过去，让他上来。从走廊上走过来的他看上去很有布莱恩风格，只是疲惫不堪。他瘦得像小灵犬一样。他一直脸色苍白，现在更是痛苦而憔悴。看到他日渐消瘦，看到他无法再维持往日的生活节奏，这让我很满足。至少他在受苦。但他在远远的别处受苦。他再走近些，我开始哭了起来。
打住，我命令自己。有点尊严，有点骄傲，弄死他！但我刚刚拭去泪水，眼泪又潸然而下。“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说，“但我真希望这是。”
我想杀了他，当场杀了他，不是因为我所不能相信和接受的决定，而是因为他语法上的严谨，我真希望这是。他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亨利·詹姆斯小说里完美无缺的主人公？
在对他愤怒的同时——除了怒火中烧之外，我对他无法表达任何情感——我可怜他。我知道，从长远来说，我会快乐的。但对布莱恩来说，这永远不会过去。不能抚养自己的孩子，他永远不会快乐。“我不想这样。”布莱恩说，“我不能给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中间的沙发上放着我的手包，里面放着孩子的超声照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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