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令存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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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书院试读：
岭南文化书系·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枏、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我们希望这30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2009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2011年6月18日
客家文化丛书·序
在岭南三大民系中，“客家”被称为汉民族中的“吉普赛”。晚清诗人黄遵宪对此曾作过诗意表达：“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在岭南，相对于位居邻海平原的潮汕民系、坐拥肥沃三角洲的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就没那么得天独厚了，它们大都盘踞在山区丘陵乃至层峦叠嶂之中，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而从民系的历史文化与语言风俗看，客家民系也与它们明显不同。客家学界有“大中华，小客家”的说法，其中强调的是作为民系及其历史和文化的客家与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传承关系。诚如黄遵宪所吟诵的：“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存三代前。”
近三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内地曾经一度沉寂的“客家”不断受到热捧，并涌现出大量的文章著作。但是，由于各自著述的动机与立场不一，加之学风机巧浮躁，致使本来对“客家”有些陌生的外界因此更加模糊。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丛书编撰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基于这一背景，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组织了一批不乏高度与视野，同时又对各自负责的选题有一定积累和研究，且能够充分体现嘉应学院在客家研究领域的水平与影响的作者阵容。对于丛书选题的提炼，则在避免每个选题之间简单重复与拼凑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这些选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客家历史人文整体风貌的不同侧面展示，尽量覆盖客家的语言风俗、文化教育、山水自然、村落民居、饮食习俗、民间文艺、侨人侨商、足球体技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领域，并注意在内容展开过程中引带出能够体现客家历史人文内涵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物象。同时，考虑到丛书的阅读对象与传播影响，在编撰风格上，我们力求雅俗共赏，介绍性文字简洁、通俗但不失生动，延展提升性文字具有一定的内涵。
丛书的出版，除了要感谢各选题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嘉应学院科研处、文学院（客家学院）、客家研究院等单位的关心和支持外，还要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林有能副主席、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的理解和信任，特别是出版社史小军总编辑、李艺主任在编撰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邱国锋 曾令存2015年5月30日于梅州
绪论
在展开本书内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书院及与书院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客家（梅州）书院的研究状况，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风格设计等。一 几个相关概念（一）书院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关“书院”的解释很多。从普及与推广角度看，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的解释值得注意：（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始于唐，兴于宋，沿至清末，历时千年，发展普布全国，多达数千所。
唐代开始有书院名。开元六年（718）宫廷设丽正修书院，后改名集贤殿书院，为皇家藏书、校书之所。时私人隐居读书，或聚众讲学，亦有名书院者。如湖南李秀才书院、南岳书院、江西皇寮书院、义门书院、福建松州书院、四川张九州书院等。唐宋五代战乱，庠序不修，学者避居山林，创书院讲学授徒尤多。宋初由官府支持奖励，发展逐盛，规制日趋完善。其著者有岳麓、嵩阳、睢阳、白鹿及石鼓、茅山等，称为“四大”或“六大”书院。南宋随理学之兴起发展，渐成学派活动基地，如张栻于岳麓、朱熹于白鹿、吕祖谦于丽川、陆九渊于象山，遂有“南宋四大书院”之称。元代发展更为普及，由官府提倡，任命山长，授官给禄，几与官学相类。明初朝廷力兴官学，致使书院沉寂数百年，至成化年间始渐恢复。正德以后，随着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派的发展而愈加兴盛，且形成讲会制度。其时尤以东林为最著，因其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为当权者忌，酿成“东林事迹”，导致嘉靖、天启间朝廷四毁书院，然亦未能禁绝。清代严格控制，并加以利用，拨款兴建省城书院。各地竞相效仿，发展更加普及。但多课时文，成为科举业附庸。乾嘉汉学兴起，阮元创诂经精舍、学海堂，废时文，专课经史词赋，各地亦有仿效。甲午战后，梁启超等创办湖南时务学堂，至此书院制度告终。
书院制度始终与官学平行发展，相对独立。它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私学的传统，也吸取了宗教和官学的教学经验，实行择师选生，提倡读书与修养并重，教学与研究结合，重视师承学派传统；它实施自学为主，辅以讲授、辅导和质疑问难、讨论答辩、会讲、讲会等多样的教学方式；且讲求风景与人文环境，多择山林与胜地营建学舍等；它创立了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建立学舍、学田、学规等基本设施及管理制度，并开展学术交流、图书出版和祭祀纪念等文化活动，成为地方文化的活动中心。它一般处于蒙学之上，以招收监生为主，亦或兼收童生，属于地方较高或高等教育层次机构。但也有属于族学、义学、私塾性质者；或专供祭祀纪念，不授生徒者；至晚期，亦有少数专攻武学、医学等专科性质者。又因教学方式的差别，而有“聚徒式”、“会讲式”、“考课式”的分别。这都反映了其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
由此可见，历史上，书院与中国文化教育密切相关。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历史上的梅州，从北宋元符元年（1098）梅城第一间书院——元城书院的诞生开始算起，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丰顺县城北胜书院的建立，在过去近800年的时间里，梅州地区先后涌现出44间书院。元城书院旧址（图片来源：《梅江私塾》）（二）私塾、义学、社学、学宫
为了更好地认识与了解书院，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教育类型与层次，这里我们综合有关资料，特别是梅州的方志史料，解释一下与书院相关的私塾、义学乃至社学、学宫等现象。
学塾，又称私塾、蒙馆、蒙学、门馆、书室、书斋、村塾等，是中国历代私学的一种。西周以后，官学逐渐衰退，私人讲学之风开始兴盛，至战国后日益繁盛。从经费构成看，学塾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一是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是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是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学塾是中国古代州、府、县属各乡堡的初等教育形式，其教育对象一般在12岁以下，以教导学生写字、诵读、简单作文为主，讲授内容主要是《千家诗》、《增广贤文》、《四书》等，涉及书信、浅近的婚丧喜庆礼俗等日常知识。据《梅江私塾》统计，历史上梅州城区先后共有学塾269间，像东郊三坑口留馀堂张氏的咏花书屋、下市攀桂坊人境庐侧后面的德赞楼私塾桐花书屋等，都是有名的私塾。城东三坑口张氏私塾西农望岁居书屋建于道光十四年（1834）。曾在该私塾读书、居住过的名人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科举人、福建长汀县令张衡皋，宣统二年（1910）进士、驻日本神户领事、曾资助过孙中山革命的张淑皋，著名化学家张资珙等。
义学，又称义塾，明清时期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教育机构，属于中下等教育形式。经费主要来自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从历史上看，早在宋代即有义学之名，但当时主要是以宗族为单位设立，而且基本限于教导本族子弟。至清代，由于政府的提倡而广为设置，成为清代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义学主要讲授四书五经、诗词对联等浅显内容，学生仍以读、背、写为主。南宋末，蔡蒙吉创建松源堡义学，供乡间儿童启蒙读书。这是梅州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义学。据统计，清末废除科举前，梅州先后有义学16所，其中梅县8所，兴宁1所，大埔3所，丰顺4所。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设立于城乡的地方学校，有官立、私立等多种形式。元代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所学校，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朱元璋即位后，于洪武八年（1375）命地方政府在各地建社学，教授民间子弟。清初朝廷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学的入学年龄，一般在8岁至14岁之间，教育内容与学塾差不多，特别强调讲习冠婚丧祭之礼，使学童自幼懂得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清代规定15岁以下的儿童为社学的教育对象。历史上梅州最早的社学，是南宋庆元元年（1195）知州刘焕创设的小学四斋。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知县刘彬在县城附近东、西、南三处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各1所：东社学在攀桂坊东桥左面神霄宫旧址，西社学在城西门外街右面，南社学在城西南二里上坎头。清嘉应州知县王仕云将刘彬在城东四里周溪建的濂溪书院（即周溪书院）改为北社学。到了清朝，嘉应州已有“十室之邑，必有一校”之说，州内各县除学宫和书院外，都办有社学，多达32所（据刘伯骥统计），其中梅州城区最多，有15所，其次是大埔，有8所。大埔县志有关本地社学情况的记载
学宫，又叫孔庙、文庙、先师庙，是历朝祭孔的庙宇和管理儒学的机关。据百度百科介绍：“学宫”一词最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与后世经常使用的“辟雍”一词意义相同，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专门教授国子和贵族子弟。但在汉魏孔庙建制后，“学宫”的意思发生了转变，开始泛指官学，即历代王朝的地方官办学校，尤其指明清之际府、州、县的地方官办学校，并且官学与地方孔庙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建筑群类型——庙学建筑，孔庙成为学校的信仰中心，学校成为孔庙的存在依据，这种合二为一的庙学亦称“文庙”。地方学宫的基本设计是，明伦堂居中，前部左右设东厢房和西厢房，堂后为尊经阁或藏书楼，堂前设儒学门和仪门两道。除此之外，许多地方官学中都有斋舍、儒学署、教谕廨、教授厅、敬一亭、洒扫公所、会馔堂、库房、射圃亭或观德亭等建筑，还有一些地方将文昌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等建于学宫中。因此，学宫常常集祭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儒、先贤，讲学与训导等为一体，讲授内容除了四书五经、诗词对联外，还涉及策论、法律、经济等，是古代地方高级教育机构。历史上，梅州各县均建有学宫，其中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的有梅州学宫（即现在的孔庙）、兴宁学宫和五华学宫等。梅州学宫（1104）
这样，书院与私塾、义学、社学、学宫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相对完整的体系：
以上教育形式，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私塾、义学乃至社学、书院均为讲学场所，界线有时并不很清晰，如历史上嘉应州城的东、西、南、北社学，均为明知县刘彬主事嘉应州时所建，其中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的北社学，开始为周溪书院，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方被知县王仕云改为北社学。又如建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大埔汇川书院（在三河坝），左边便是建于1542年的端蒙社学。清朝初期，满族入主中原，为了防止汉人群聚结党，复活民族思想，对书院人才培养并不信任，极力抑制书院发展，下令将各地书院改为义学，代替行使书院的教育功能。如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的兴宁墨池书院，早期便是兴宁义学。嘉应州知县王吉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倡建的培风书院，早期门内左右各五间均是义学。
但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应该具备藏书、讲学和祭祀三大基本功能，这显然是学塾、义学、社学等不可能有的。另外，书院一般建在州（县）一级，而学塾等几乎遍布下面的乡村、家庭。事实上，正如有的研究专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古代，书院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它既是学校，同时又是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而私塾、社学、义学则基本上还是初等（基础）教育形式，其作用主要是对生徒灌输与训练识字、日用常识、基本伦理和行为规范等。（三）书院与学宫
这里想多说几句的是书院与学宫的异同。学宫是中国古代与地方建制同时开设的文化教育机构。古时地方建制必立学，立学必祀孔子，因此学宫也称“儒学”。学宫文庙关系到文教，因此，“凡官兵人民经过，务须下马”，并禁止在学宫内停放马匹及其他牲畜。学宫的文化至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学宫虽然具有藏书、讲学和祭祀三大基本功能，但所谓“学在官府”，学宫一开始即是官学，并一直沿袭下来，归属于官府，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庙（孔庙、文庙）学（学校）结合色彩，在管理上更是典型的政府行为，而且其命名还受制于等级和地域。以五华长乐学宫为例，该学宫始建于宋朝，现存学宫由照墙、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东庑、西庑等建筑组成，其中棂星门为近年重建建筑，其余均为清同治六年（1867）重建之物。学宫建筑群四周建有宫墙，成合抱之势，将各建筑单体包围其中形成院落。宫墙正墙外侧正中刻有“宫墙万仞”，内侧正中镶嵌有麒麟吐玉书浮雕一块，两侧分设东仪门和西仪门。棂星门是六柱三间重檐冲天式，方形石柱上面立有石狮，石柱前后有抱鼓石抱夹。泮池呈半月形。泮池中间架有一座石质拱形泮桥。戟门是抬梁式木架构，硬山顶，黄色琉璃滴水瓦面，正脊置有鳌鱼吻兽，中立宝瓶。正门是朱红色木质门，两侧立有石鼓。梁与枋之间设有平身科（两柱头科之间斗拱）负重承托檐檩。左右两侧各设一拱门通向东西庑。东西庑是抬梁式架构，朱红色木墙，格子窗。长廊通面阔9间，进深4.45米。大成殿穿斗与抬梁式混合架构，重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面，正脊设有双龙戏珠及鳌鱼吻兽。殿通面阔5间，进深6间，通高10米。殿前设月台，台基四周麻条石垒砌，台面四周设麻条石作护栏。檐廊顶为船篷状，檐柱与檩之间设斗拱，枋与檩之间设有狮子、祥云、仙鹤等不同图案的木雕斗拱，上下檐柱设有柱头科，重叠出跳。殿内由24条八角梅花石柱擎撑梁架，柱础为8瓣形须弥座式，柱间无装修，彻上露明造。殿之正堂设有香案、神龛及孔子塑像，塑像正上方挂有“万世师表”、“与天地参”和“斯文在兹”三块牌匾，神龛两侧立有四配塑像，殿堂前方两侧立有十二圣贤牌位。长乐学宫·棂星门长乐学宫·东庑
学宫不仅在形制格局和管理方面与书院有所不同，同时在功用与选址等方面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学宫是地方学正（教育官员）讲学与训导生员的地方，也是地方官员举行祭祀、宣读圣谕、拜谒圣贤等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具有明显的政治与文化色彩。因此，学宫选址与迁移大致属于官府行为，基本在官署附近，以便管理与使用。这与书院更多考虑其山水自然环境的情况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学宫山形水势的考虑始终离不开政治（政绩）的背景。如梅州学宫，由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知州藤元发初建于梅城西区，至南宋淳祐六年（1246）便迁到州署前的南门考院，即现在的凌风路。从历史上嘉应州城的版图格局看，学宫背靠金山顶（现在梅县博物馆所在小山头），面临梅水，其位置既得堪舆（风水）奥妙，又与州署浑然一体。康熙辛未（1691）春，江南太仓州举人曹延懿，任程乡令，下车拜谒圣庙，认为南门城楼角直指圣殿，不利文闱（科考），遂起建凌风楼，三檐八面。结果癸酉程乡得解元，共进四人，丙子科考上又上四人。而始建于宋朝的五华长乐学宫，更是随着历代长乐县治的迁徙而不断变迁、重建，最后于明成化五年（1469）在华城镇北面紫金山下（现在五华中学校内）建成，而历史上长乐县治也一直设在华城。值得一提的是，原建在学宫左面的文昌阁，至清乾隆十七年（1752）被长乐知县周煌从风水角度移建。当时周煌上任，主政长乐数月，阅遍该县文风并考察其山川龙脉形局，感叹道：长乐人文之所以不振，并不完全是因为读书人治学不努力，同时也与风水有关。他指出，县龙自西北来，壬脉入首，首出正中位置为县治所在地，左侧落为文庙，离紫金山太远，未免脱气，学宫依傍文昌祠，地处卑微，又与奎宿共二龛，非调整不可。周煌于是升奎宿于东门之楼，将文昌祠移至东南方，建高阁，阁外为龙门，龙门之前引泉建龙池。第二年，文昌阁建成后，周煌与邑中人士移步登阁，西望玳瑁诸山，感觉气象巍然森列，而其南则嵩螺秀峰，是县邦之重镇，若隐若现，超然云表，郁郁葱葱；绕出阁东门之外，极目之处，深远迷离，四时之景无不宜之。周煌认为移建的文昌阁不独为游览胜地，读书人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吟诗挥毫，当文思泉涌。这对振兴该县人文大有益处。周煌以县官身份从风水感应角度对学宫的文昌阁进行移建，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为官一任，振兴（文风）一方。
除形制格局不同外，书院和学宫的管理体系也大不相同，书院具有非常严格有序的管理机构。一般而言，书院的管理体系主要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别称堂长）、监院（地位仅次于山长的职事）、学长（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斋长（协助山长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讲书（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负责为生徒解难析疑）、掌祠（负责书院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负责书院图书管理的职事）、书办（负责掌握书院各种经卷的职事）和会长（由学业优异的学生充任）等构成。书院这种庞杂有序的管理体系，对学宫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二 客家书院研究情况
绵延千年的书院曾经是中国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历史上梅州的书院虽然不可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相提并论，但它对粤东梅州客家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书院的藏书、讲学与祭祀，对历史上客家梅州民间崇文重教之风的兴盛与慎远追宗的中原礼俗的传承，均可谓举足轻重。然而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客家研究，对历史上曾经遍布于梅地的书院（包括私塾等其他教育形式），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其中可能与大部分书院因年代久远等原因已遭损毁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观念、认知的偏差，对书院文化价值缺乏深入的认识了解。
到目前为止，有关客家（梅州）书院的介绍和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台北，1978）。清末废书院兴学堂后，书院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分子，并于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研究高潮。当时还是中山大学文学院学生的刘伯骥，以考究广东书院的历史沿革为毕业论文选题，撰成《广东书院制度》一书。该书考察的重点虽不在梅州地区，但其对历史上梅州地区东山、崇实、墨池等客家书院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值得重视，如有关书院院舍情况、书院山长的学行与著述情况、书院招生情况、书院膏火（书院发给生徒的生活费）情况、书院教学内容与考试情况等。如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培风书院共有文童（未考取秀才资格前的读书人）30名，书院分派给其中前15名的生活费分别是：第一名为1200文（1文钱＝人民币0.2元），第二名为1000文，第三名为800文，第四至第十五名为600文。《广东书院制度》（刘伯骥，台北，1978）
二是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杭州，1996）。该书在“中国书院名录”一节中收录从唐代至清代全国各地有史料可查的书院共7300条，其中收录了梅州7个县的书院记录共40条（但误将湖南兴宁县的13所认为是广东兴宁的，张冠李戴，特此订正），并在每条下面简单介绍这些书院的创建时间和创建者。
三是有关的专题研究。近十年来，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勃兴和城市文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对历史上梅州地区崇文重教的客家文化传统的挖掘，多年来被遗忘的梅州书院话题重新浮出水面，其中安国强的《刘元城被贬梅州草创书院记略》（《梅州日报》，2006年9月8日），刘奕宏的《皇朝斜晖下的科举残梦》（《梅州日报》，2011年5月18日），李锦让、黄玲敏、杜楚叶等的《梅州书院：传承“人文秀区”不绝文脉》（《梅州日报》，2012年2月22日），杨草原、周涛的《广东梅州依托“文化之乡”开发客家“书院游”》（中国新闻网，2012年8月23日）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历史上梅州地区书院的创办对文化传播、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贡献，以及地方政府近年来从发展文化、旅游角度对梅州地区书院的挖掘、保护。另外，中共梅州市梅江区委宣传部编著的《梅江私塾》（内部交流资料，2014），通过翻阅大量方志和教育文献史料、寻访地方文化古迹与文化名人后裔、借助互联网技术等途径，再现了历史上梅州城区及周边的书院和私塾的历史，讲述了与之相关的名人逸事，形象地展示了历史上梅州崇文重教的情景。《梅江私塾》（中共梅州市梅江区委宣传部编著，内部交流资料，2014）
不过近十年来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是李惠芳的硕士学位论文《客家地区梅州书院发展研究》（山东大学，2009）。文章首次对客家梅州地区的书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勾勒了梅州区域内书院及其发展的基本轮廓，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地方官员的重视、地方士绅和宗族势力的支持是促成历史上梅州地区书院教育发达的主要原因。文章还介绍了梅州地区书院的类型和教学内容、书院经费的来源及管理、晚清转型时期梅州地区书院的变革及留存情况，以及书院教育对今天客家地区教育事业的影响与启示。作者也不讳言因资料所限，文章对客家梅州地区书院的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和山长、学员等方面的考证很少甚至没有，对书院对本地区区域文化影响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近十年来有关客家（梅州）书院的研究，拓展了客家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丰富了客家文化内容，为客家研究开启了新思路、提出了新问题。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介绍的路径与方法基本沿袭书院研究的一般模式，谈共性的多，从客家文化与教育角度挖掘不够；以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为主，多停留在史实与资料的整理介绍层面。另外，一些文章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欠严谨，存在望文生义、不求甚解的问题，误导读者对客家书院的认识和了解。三 本书内容及其他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的区域范畴。“客家”地区在这里是特指历史上梅州的7个县：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和丰顺，其中梅县包括现在的梅县区和梅江区。本书在这里用“客家书院”代称历史上梅州地区的书院，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梅州的这7个县，根据20世纪30年代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的调研，均属典型的纯客（家）县。了解包括书院在内的历史上梅州地区的文化现象，对我们认识与把握客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历史上梅州地区的书院在客家文化崇文重教传统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梅州在客家学界的影响，即梅州被公认为是全世界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地，是全世界客家人“大本营”，被称誉为“世界客都”。“客家书院”的称谓可以说是客家学界对梅州这一自然区域的文化地位的确认。
其次是关于本书的内容与风格及其他一些问题。内容方面，本书将延续对客家书院研究中的一些常识性话题的介绍，如历史上梅州书院的基本情况，包括书院的分布、兴起与发展原因，书院与近代梅州文化教育转型的关系等，但角度会有些不同。同时，基于丛书编纂的宗旨，一般书院研究中的专题性问题本书将不再展开，包括书院的历史沿革、书院的管理、书院的经费筹措等，而侧重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客家自然环境的背景下，从历史上梅州的书院创建与发展事实出发，介绍其对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梅州本土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人才培养，以及民风教化等的影响。另外，本书结合现实，对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客家书院文化遗产，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提出一些思考。在风格追求方面，本着丛书普及的宗旨，本书尽可能融简洁性、通俗性、可读性、学术性为一体，追求雅俗共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本书资料的来源及处理方式。其中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历代地方史志中的相关记载，二是有关书院的研究资料，特别是20世纪以来有关历史上梅州书院的研究成果，包括纸质印刷资料和互联网发表（或转载）的资料。三是近年来一些与书院有关的文化教育读物（包括已出版和内部交流的）。考虑到丛书整体风格的设计，本书对以上资料的征引与参考，在书中不再另外一一注释清楚，而统一集中体现在本书后面的参考文献中。书中图片来源，除了特别注明的外，其余的均为本书作者所摄。第一章 历史概况
本章主要介绍历史上梅州地区书院的分布情况，重点介绍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书院，以及历史上客家书院兴衰的原因。一 分布情况（一）数据统计
历史上梅州地区到底有过多少所书院？从目前已有的相关成果看，由于各自所能掌握的资料，对书院的认定标准与统计角度等并不统一，因此统计数据也不一致。如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1978）统计为22所、梅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制的《梅州市志》（1999）统计为24所、李惠芳的《客家地区梅州书院发展研究》（2009）统计为49所（列表显示37所，其中兴宁13所资料源自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均有误）、罗国兵的《清末梅州教育研究（1902—1911）》（2009）统计为28所。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在综合以上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书院名称、创建年代、书院选址、书院性质及书院创建人等五个要素，借助各种地方文献史料进行进一步查核，按照符合以上五个要素中的三个的标准进行统计，认为从1121年至1896年，历史上梅州地区先后创建的书院有44所。具体情况如下：客家（梅州）书院情况一览表（续上表）（二）历代沿革
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书院的创建与发展，与当时全国尤其是广东的情形大致同步。中国书院虽始于唐代，但当时并未普及。在岭南，至北宋初，文风依然微弱，直至南宋之后，随着官学的衰落与程朱理学的兴起，私人讲学之风渐盛，书院才逐步发展起来。据邓洪波统计，北宋、南宋两朝320年（960—1279）间，全国有史可查的书院共515所，其中广东有39所，而梅州地区便有1所，即元城书院。元城书院是北宋宣和三年（1121）的谏议大夫刘元城谪居梅州时倡建的，比后来著名的惠州丰湖书院还要早133年。需要说明的是，刘元城是当时被贬到梅州的名儒，其创建书院与程朱理学并没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程朱理学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刘元城死后。刘元城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书院讲学推动当地教育的发展。北宋谏议大夫刘元城（1048—1125）
元代，书院规制逐渐完善，但多是官立。元朝不到100年的时间（1271—1368）内，据邓洪波统计，全国有史可查的书院共406所，其中广东有9所，梅州几乎没有。这一方面是因为南宋末年以来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则与元代统治者“置（南人之儒）于倡丐之间”，对岭南汉人种族歧视，岭南汉人“誓不仕元”的情形有关。
至明代，广东书院的正式创兴渐盛。刘伯骥认为，400多年来的书院制度对广东的影响，在明代主要是培植理学风气。据邓洪波统计，明代277年（1368—1644）间，全国共有书院1962所，其中广东占了207所，仅次于江西（270所），成为当时书院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现有资料看，明代梅州地区书院共有8所，其中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知县刘彬创建的周溪书院、明嘉靖十五年（1536）兴宁知县方述鼎创建的探花书院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理学书院。另外，明嘉靖元年（1522）督学魏校为表彰刘元城和文天祥创建了双忠书院，明嘉靖九年（1530）大埔知县方琦在茶阳创建了茶阳书院，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埔知县曾广翰在三河坝创建了汇川书院，明隆庆五年（1571）长乐县按察使张子宏在华城创建了东山书院，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嘉应州知县林欲昂在下市新码头创建锦江书院，清顺治九年（1652）松口地方士绅李士淳创建松江书院于松口镇。这时期客家书院的发展，除了与明代国家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将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的大趋势有关之外，在广东，还与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大师新会陈白沙弟子、增城的湛若水致力讲学弘道，每到一处常建书院奉祀陈白沙，带动地方讲学之风、促进地方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形分不开。我们在《乾隆嘉应州志》中可看到陈白沙曾撰文高度评价地方官员重修学宫以“立学教人”，创建社学、周溪书院以“教化风俗”的举措。陈白沙《程乡县社学记》
清代268年（1644—1911）间，根据邓洪波统计，由于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全国共创建、复兴书院4365所，其中广东有531所，居当时全国之首。历史上梅州地区的书院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大发展，计有32所。清朝200多年间，乾隆、康熙、光绪三朝分别是创设书院最多的时期，特别是有“太平盛世”之誉的乾隆时期。这与当时朝廷先后两次（雍正十一年即1733年、乾隆元年即1736年）鼓励、改变早期抑制书院创设的思想有关。另外，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最后辉煌、不可阻挡的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的兴盛，都极其有力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清代梅州地区的32所书院中有18所是乾隆之后创设的。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书院有：清顺治二年（1645）嘉应州知县戴长治于州城东攀桂坊创建的七贤书院，清乾隆十五年（1750）嘉应州知州王之正在州城东北隅创建的培风书院，清乾隆十一年（1746）嘉应州知州王者辅在攀桂坊东山右麓创建的东山书院、在南口镇创建的培南书院，清光绪五年（1879）嘉应州邑举人黄鸾藻、张麟宝等呈请州宪严家畴拨款和集资在州城北岗文祠之右创建的崇实书院，清嘉庆十六年（1811）兴宁知县仲振履在神光山麓创建的墨池书院，清乾隆十年（1745）蕉岭知县陈必元在蕉岭镇山之麓创建的桂岭书院，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丰顺邑绅丁日昌创建的蓝田书院，清同治九年（1870）丰顺知县冯宝封倡同县绅在原丰顺粮仓旧址创建的鹏湖书院，清乾隆三年（1738）平远知县龙廷标在县署城隍庙右偏创建的凤山书院，清光绪年间平远举人李廷东在东石镇灵水村创建的毓秀书院，清光绪二十年（1894）五华士绅古海帆、李星楼、张笃臣、古芸史、陈星坡等在安流上游周、琴、棉三江汇合处倡建的三江书院等。
刘伯骥认为，宋代广东书院并不多，多属于先贤祠或者是私人讲学性质。元代广东书院虽为官立性质，但士子仍行宋制。至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受理学之影响，书院逐渐兴盛起来，虽私立居多，且独立于学校与科举之外，但士子仍须参加乡试，才得以出身。清代书院在学制系统上基本与明代接近。士子升格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即住书院、贡成均、应乡试。凡儒学出身者均可住书院、升大学。这时的书院设备，“较学校为优，订立课程，聘名师掌教，确能负起育才的责任”，因此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其时广东的书院，“除其普通的地位外，还有高级的设置，看起来好像有两级，但原来是不相衔接，前者为儒学后的阶段，而后者则为乡试后的阶段，界限是很清楚的”。从上面我们勾勒的历史上梅州地区的书院发展状况看，情况大抵相符。（三）区域分布
刘伯骥认为，在广东，宋朝书院的创建，主要是为了纪念被贬谪到这里的名儒，同时还与当时官员或名儒讲学的需要有关，因此那时的书院，或是寓贤经过的地方，或是名儒讲学的地方，以“人”为中心，精神追求比重比较大。但到了明清的时候，由于书院创建常被视为地方良吏的政绩，因此书院创建不再分文野，而以“地”为中心，书院的盛衰与膏火的充足与否密切相关，受地理环境制约比较大，物质因素考虑比较多。刘伯骥对广东书院分布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历史上梅州地区书院的区域分布形态。
在梅州地区目前有史可稽的44所书院中，从区域分布角度看，最多是梅县（包括现在的梅江区和梅县区），有18所，其次是兴宁，有7所，然后是大埔和丰顺各5所，蕉岭4所，五华3所，平远2所。这种情况，与梅县曾经是历史上梅州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首善之区，聚集的人才相对比较多，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等因素有关。梅县在历史上，南齐时称“程乡县”，宋元时改为“梅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钦定为“嘉应州”，辖地包括程乡（梅县）、平远、镇平（今蕉岭）及以前为惠州所统的兴宁、长乐（今五华）。民国三年（1914），废州府制，梅州改名梅县。1949年10月设置兴梅专区，辖地增加丰顺、大埔。在此1000多年的历史沿革过程中，辖地总署始终设在梅县（历史上的嘉应州城）。因此其书院分布比较密集是可以理解的。
客家梅州地区书院的分布也与当地的名贤名宦的活动有关。名贤名宦对当地文化教育的重视、提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书院的创设与发展。如梅县的名宦刘元城（宋）、刘彬（明）、王吉人（清）、刘广聪（清）、王者辅（清）、王之正（清），名贤（邑绅）李士淳（清）、李象元（清）、张麟宝（清）、黄遵宪（清）；兴宁的名宦施念曾（清）、仲振履（清），名贤罗孟郊（宋）；丰顺的名宦葛曙（清）、名贤（邑绅）丁日昌（清）；大埔的名宦曾广翰（明）；蕉岭的名宦陈必元（清）等。
关于历史上梅州地区书院的区域分布，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梅县，其他县的书院大部分都创建在县城，极少在乡镇一级的地方，这与私塾、义学、社学遍布诸乡镇的情形不一样。其中原因，亦如前所言。少数创设在县城之外的书院，主要依靠当地名贤与乡绅，如明永乐年间创设在梅县松源的神童书院、清顺治九年（1652）创设在梅县松口的松江书院、清顺治年间创设在梅县松口的立诚书院、清光绪元年（1875）创设在梅县松口的梅东书院，均由当地名贤、翰林院编修李士淳及邑人倡建。而清光绪二十年（1894）五华安流的三江书院，则由当地士绅古海帆等倡建。（四）选址布局
先讲书院选址。客家书院的选址与中国传统书院的情形大体相同，注重外部自然风景环境，同时也多少讲究风水感应。这种选址取向，一是因为书院的创建往往与士人潜心读书研究、修身养性、讲学切磋、追求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密切相连。二是尊崇宋明理学的书院长期受禅林精舍的影响，对自然山水的清幽环境情有独钟。三是书院倡建者（也是读书人）认为书院建在山环水绕的风景名胜之地，气象天成，人禀其灵气，才思敏捷，下笔有神，有助于成就举业。因此客家书院不少都在山水地势很好的地方，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如梅县东山书院，前临东流而来、汇入梅江的周溪，后依缓缓崛起的东山岃，旁接古典的状元拱桥。周溪书院的选址及其气象更是别有一番景致，对此理学大家陈白沙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周溪山势自北而来，迤逦南峰，四绕如城，远望不知溪发处，但见山东北隅流入，溶溶洋洋，横如陂陀之麓。上有曲池，状如片月。知县刘彬喜爱周溪之名，构堂于曲池之上最高处，画太极图于北壁，前作讲堂，左右为楼。居楼外凿二石井，谓之“天泉”，榜其门曰“周溪书院”。出周溪之门不远，过东云步桥，北折数百步，有山曰“云洞”，与太极堂东西相望，因开地作堂，寓之“云谷”之号。陈白沙另外还赋诗六首吟哦周溪之气象，其中佳句流传至今：“月色溪光荡两楹，酒醒开眼见蓬瀛”；“脚底飞云三万丈，随君不得到程乡”；“月下花边逐影行，还闻保处是溪声”；“水北源南秋更多，满川明月濯缨歌”。更有一首过目难忘：“咫尺溪光谷口分，谷中人语隔溪闻。明朝便下山亭去，溪上清风可送君。”尤为值得称奇的是，现有方志史料中并没有关于陈白沙来梅州的记载，但其对周溪书院胜景的描绘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颇似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神来之笔。此外，清嘉庆乙丑嘉应州进士李黼平（盘龙桥李屋人）也曾作诗赞赏书院环境“因山列翠屏”、“溪声当窗临”。建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大埔汇川书院，坐落于三河坝凤翔山之麓，聚汀江、梅江、梅潭河之灵气，视野宽阔，气象万千。位于五华安流的三江书院，汇合三江（周江、琴江、棉江）之水，积聚灵秀之气，眼界开阔，气势非凡，清代廪生邹家骥（1874—1929，五华华阳人）曾赋诗咏赞：“临江背岭构名亭，士集莘莘自佩青。十约烟云归壁画，三江风雨入窗屏。校书开阁藜分照，作赋登楼酒半醒。彩笔探天谁领取，美人我欲赠芳馨。”其他如梅县松江书院、蕉岭桂岭书院、兴宁墨池书院等，选址都讲究山水相宜，藏风聚气。大埔汇川书院面临三河坝（图片来源：http://pic.sogou.com/d?query=% C8% FD% BA% D3% B0% D3% B9% C5% BB% E3% B3% C7% B7% E7% BE% B0&mood=0&st=255&picformat=0&mode=255&di=0&p=40230500&dp=1&did=15#did14）
再讲书院建筑布局。客家书院的建筑风格丰富多样。如梅县东山书院是“重檐歇山顶”式的书院建筑；兴宁墨池书院是堂屋结构；蕉岭桂岭书院的整个建筑为三层宫殿式楼宇；平远毓秀书院是典型的四合院，是客家民居式土木平房建筑；凤山书院旧为知县何宽专祠；大埔新茶阳书院旧址是公馆（一为神泉公馆，一为潮州开元寺右大埔公馆）；丰顺蓝田书院居中的地方为文庙，左侧为德政祠，右侧为崇善祠。这些书院建筑风格的设计，在继承中国传统书院建筑的风格的同时，又注意结合客家梅州地区的地理环境，因地造势，表现出客家建筑风格特性。至于书院内部的布局设计，主要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等，贯穿书院的中轴线，建筑群整体格局遵循纲常礼教的秩序，其中每个殿堂厅房的位置、大小、装饰等，均严格服从于纲常礼教的秩序。这种情形在梅县东山书院表现得尤为典型。该书院是典型的“三进式”建筑风格：正楼三间，大堂三间，头门三间，左右书房（也作斋舍）各一列，整个书院内部的布局以后面的魁星阁为轴线，两边对称，井然有序。客家书院的这种建筑风格，体现其世俗追求的一面。诚如一些书院研究者所说：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秩序严谨的书院，生动、形象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双重性：既追求脱俗高洁的精神人格，又关注当下世俗社会。另外，为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书院都喜欢将朝廷或名贤名宦的赐匾、赐书，特别是皇帝的御书匾额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东山书院斋舍二 兴衰原因
就岭南三大民系的地理分布而言，客家民系确实没占什么地利。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历史上客家人基本上居住在山区。因此，谈到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书院兴衰的原因，不少文章都认为与梅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有关，认为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梅州客家人崇文重教，大力发展教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或者说这种表述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客家地区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另一方面，恰恰是客家地区文化教育发展起来后客家人反思自身生存环境与寻找生活出路的结果。而作为对客家梅州地区文化教育兴起与发展功不可没的书院，它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整个中国书院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分不开，尤其是与历代地方官员的重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当地乡绅及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有关。下面我们主要从这两方面介绍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书院兴衰的原因。（一）历代地方官员的重视
从前面的“客家（梅州）书院情况一览表”看，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44所书院中，官立的有32所，民间创建的有10所，官府与民间合力创建的有2所。官立的占了3/4，这一数字充分体现了地方官府对书院建设的重视。客家书院这种以官立为主的现象，也与本地经济欠发达、邑人难有余资，以及本土硕儒少、聚徒讲学难成气候等原因有关。
宋元之后中国书院官学化倾向日益凸显，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地方官员对书院建设与发展非常重视。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上的地方官吏，基本上是儒官，仍有读书人本色，关注文化教育、开通民智大多可说是出于本能。对于教化普及比较迟的岭南，这些官员更是投之以热情。二是到了明清以后，地方知府知县莅临郡邑，多以创建书院为良吏政绩的象征。三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认识及相关政策有关。如明代推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国策，“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转宪臣以董之”。这种思想认识对推动包括书院等在内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生活上，朱元璋即位之初，还规定地方学校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国子监生员更是“厚给廪，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布靴。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国家筹备专款解决学生的学习生活问题，以让学生安心学业，由此在全国出现“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全民办教育的气象。
这种发展书院的大趋势，亦可看作是对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的书院兴衰缘由的一种解释。当然，客家梅州地区书院的创建与发展，也多少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有关。史料记载梅州地区自隋唐五代以来，“荆榛未辟，瘴雾迷人”，是历代贬官迁谪之地。历史上，瘴雾迷人、文化落后的岭南，一向是仕途失意官宦的贬谪流放之地。从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谏议大夫刘元城贬谪梅州，于城内创建书院，聚士讲学开始，延至明、清，不少贬谪梅州的朝廷官员，都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振兴当地教化育人之中，并以此转移因仕途不得志带来的落寞心情。清乾隆十一年（1746），嘉应州知州安徽天长人王者辅在攀桂坊东山右麓倡建东山书院，同时在南口镇倡建培南书院。王者辅早年（清雍正六年，即1728年）授任广东海丰县令期间，勤政爱民，治邑如理家。王者辅生性耿介，憨直不屈，被称为“怪尹”。后因触怒上官，被判监禁4年。出狱后，被广东巡抚延请入幕，巡抚以人才保荐，王者辅才得以发往甘肃军前效力，并立功。清乾隆元年（1736），王者辅以军功授固安（今河北省）县令后依然不改刚直之性，被称为“铁匠”。王者辅平素俭约，每餐仅一个菜，外出常以烙饼裹胡葱充饥。清乾隆二年（1737），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同知（知府的副职），王者辅立书院，建营房，政绩辉煌。清乾隆五年（1740），王者辅升迁为宣化（今河北省）知府，却因“执法不阿，为揭帖所陷”，于第二年降职至广东，任惠州知府。清乾隆九年（1744），王者辅补授嘉应州知州。到任之初，王者辅见历年积案2000余宗，即明咨暗访，在任内基本查清积案，并妥善处置。清乾隆十一年（1746），王者辅支持整修状元桥，并倡建东山、培南两书院。此外，王者辅还迁建千佛塔，兴建城北窖溪、合溪坝二桥，造福乡民。后又因文武官僚不和而失官。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后，王者辅又因办案差错，谪戍吉林。王者辅一生好读书，著述颇富，可惜在吉林时因家中失火，所著大都遭焚，连仅留存的一部由其好友蓝鼎元等校订的《读书记事》，后亦亡佚。王者辅的流放生活持续了8年。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左右王者辅在吉林去世，身后别无长物，仅余藏书75柜。像刘元城、王者辅这些儒官的个案很有代表性，对我们了解贬官与客家梅州地区书院的历史，具有启发意义。东山书院旁边的状元桥
即便是正常就任的历代地方官，如刘彬、刘熙祚、刘广聪、曹延懿、王仕云、王吉人、王之正、戴琪、周克达、仲振履等，也很重视书院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如：
明成化十五年（1479），江西永丰进士刘彬为程乡令，忧念百姓疾苦，端正读书人习气，建周溪书院以讲学，捐出俸余以买学田收租，供东、西、南三社学之费。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大埔知县曾广翰在大埔三河坝倡建汇川书院。
明崇祯八年（1635），江南武进举人刘熙祚任兴宁知县，首建书院，并召集众多士人来书院讲学，兴宁人文顿起，政教一新，学使由此奏请提兴宁为中县，兴宁学额也从此逐渐增加。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山东邹平人刘广聪（进士）任程乡县令后，增修七贤书院，延请侯汝耕讲学，一时从游者，户外履满。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江南太仓州举人曹延懿任程乡令，下车拜谒圣庙，他感觉这种格局气象不利科考，遂起建凌风楼。并祀周濂溪、王文成于七贤祠，改为九贤书院。曹延懿还添建义学，每月两课，亲授生徒，自辰至酉而后散，程乡文风由此大振。
清雍正十二年（1734），江南宣城拔贡施念曾任兴宁知县，莅任数月，政治一新。乾隆元年（1736），朝廷以其现任者身份继供原职。施念曾见县学宫万仞坊前沟水汇积，乃开半月形大池，再于池外挖一沟渠，疏透污水于关外，从此学宫泮池水渐清。此外，施念曾还鼎建义学旧址，奉祀韩文公、苏文忠公，题额曰“韩苏书院”。
清乾隆十五年（1750），知州王之正倡修《嘉应州志》，并改建城内东北隅双忠书院为培风书院，祀九贤神像于楼上，定名为九贤祠。为解决书院膏火资费问题，王之正还捐银400两，买城西街第五甲尾铺3间各2栋，其中2间并带地基，每间租银8两，每年分四季交纳。
清乾隆二十年（1755），时任长乐（今五华）知县戴琪，在县暑（华城）北门外禅定寺左修复并重建金山书院。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新任镇平知县周克达，即以培风劝学、因时草创为守土之责。周克达见前任县令建课艺斋十间，日久倾圮，于是与当地学博郭君筹谋移置于镇山之麓。移建银资无着落，又集合地方绅士商议，并遴推举人何清凤、邱鸣岐，贡生古声扬、董其役，选地于城隍庙侧，择日开工。诸君昼夜忘疲，终于次年（1780）五月竣工，并改为桂岭书院。
清嘉庆十六年（1811），兴宁知县仲振履重修韩苏书院，并改名为墨池书院；重修罗探花祠，并以祠设探花书院；又改水口司公馆为养正书院，翌年又改名为文峰书院。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丰顺知县刘钰倡建北胜书院。
……
由此可见，虽然书院兼具官学与私学性质，但就客家梅州地区而言，历史上，没有地方官员的重视，书院的创办不可能有这样的景象。（二）乡绅等地方人士的努力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上客家梅州地区的书院，由当地乡绅等地方人士发起倡建的虽然不多，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乡绅等地方人士对客家书院发展的贡献。如上面提及的镇平县令周克达动议移建桂岭书院，若没有地方举人何清凤、邱鸣岐，贡生古声扬等人的积极响应，将是不可能的事。
关于历史上乡绅等地方人士对客家梅州地区书院发展的贡献情况，我们还了解到：
明永乐年间，庚子科（1420）举人蔡克弘在梅县松源创建神童书院，奉祀乡贤蔡蒙吉。
清康熙二十年（1681），大埔县合邑士民在茶阳神泉公馆旧址建新茶阳书院。道光九年（1829），大埔县合邑绅士又将（潮州）府城开元寺右旧大埔公馆改建为书院，前后两堂，上堂祀文昌帝君，左右两正间、两从屋，堂后仍有隙地，并置田租店铺以垂永久。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国近代革新家、“不世之才”丁日昌和各乡绅耆在丰顺汤坑倡建蓝田书院。
清光绪年间，平远县举人李廷东在东石镇灵水村倡建毓秀书院。
清光绪二十年（1894），地方士绅古海帆、李星楼、张笃臣、古芸史、陈星坡等在长乐（五华）安流上游周、琴、棉三江汇合处倡建三江书院。
而更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在书院讲习、教授生徒的，大多数都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乡绅等地方贤达。换句话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贡献，作为文化传播与兴教育才的书院事业，同样很难发展起来。下面我们简单选几个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一下历史上乡绅等地方人士对客家书院的贡献。
1．结缘书院的“岭南夫子”李二何
在推动客家书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涌现出来的地方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明清之际的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编修李士淳乡贤。李士淳，号二何，1585年出生于梅县松口洋坑村祥安围。李二何生而颖异，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十一二岁即能下笔成文。少年时父母长年在外教书谋生，如失怙恃，真所谓“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明《诗经》），“二何”一典即从此出。李二何早年读书于阴那山，常引范仲淹先忧后乐之语以自我砥砺，因寺前三棵古柏而名书室为“三柏轩”。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李二何在省城乡试中，高中头名举人，后开五龙馆教授生徒，四方来者，多所造就。适逢灾年饥荒，李二何捐出自己赴京会试津贴花银兑换官粟，赈济饥民。“为绅士倡，仍为邑令划发仓策，全活无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李二何深感梅溪出口处“山川文峰欠佳”，募资兴建元魁塔，后十年方建成。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明崇祯四年（1631），李二何任山西翼城县令，惠民训士，每月朔望亲往明伦堂，召集诸士讲学课文。他还捐俸130两建翔山书院，为生徒讲学，一时翼城文风大振，诸士多联翩科第，士中举人者20余人，其中6人登进士。邑人称颂李二何“开辟之功不衰”。当地士绅为此建李夫子祠以纪念。明崇祯八年（1635），李二何调任山西曲沃知县，又建乔山书院，捐俸100两为本县科举书生卷资，并一如任翼城县令时那样讲学课文。后曲沃一连三科考中榜眼，时人称誉李二何为“岭南夫子”。因治行卓异，李二何被“召入对策称旨，钦取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六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分校礼闱（校阅试卷的考官），所选拔者皆为海内英才，“人益服其水监”。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入京，李二何与宫中太子朱慈烺等一同被俘，“身受刑笞，不污伪命，潜归故里”。南明隆武（1646）时，为詹事府詹事，奔走筹饷以盼复明。后来永历皇帝即位，李二何官拜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清军入粤，李二何与赖其肖等人起兵于潮州，事败回归故里，筑室于阴那山灵光寺三柏轩隐居。历史上，粤东客家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李二何当年护卫宫中太子朱慈烺逃离京城南下，太子后来眼看复明无望，在李二何劝说下于阴那灵光寺剃度出家，后又辗转至嘉应州城东郊深山古寺祥云庵。另外，流行于粤东客家民间的“太阳生日”这一民俗，据说也源于朱慈烺出家后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举行的纪念其父亲崇祯皇帝殉国的祭祀仪式，此是后话。清顺治九年（1652），李二何卖田数百亩，“得价五百金，买地于梅州之松口”，重建松口书院，中建正堂3间，后起书楼1座，旁构院舍120间，每月朔望（农历初一、十五）即召集耆老士民，申明乡约，教化民风；“春秋则聚俊秀生童，课文讲艺，说诗敦礼，仁让相先，少长有序，仿昔人几塾里庠三物宾兴之制”。李二何还祈望“显官贵人，居士先达，大发继往开来之心，期立天地生民之命，倡议捐金，撮土成山”，以保障书院费用。清顺治十年（1653），李二何又于嘉应州城东攀桂坊倡建先贤书院，奉祀地方贤哲，以垂后世。据方志史料记载，顺治年间，李二何还在梅县松口倡建耆英讲院（即后来的立诚书院），讲学造士，从学者如云。李二何兄李士濂，号匪何，自弟中元魁直至步入仕途，严于律己，从不干预公务，乡里称其为理学名儒。匪何长子李椅承续伯、父之业，在松口建松溪书院，“有志力学之士，皆得肄业其中”。清顺治十二年（1655），李二何病逝于松口书院。李二何生前著有《阴那山志》、《三柏轩集》、《燕台近言素逸言》、《诗艺》、《古今文范》等，“所为古文，如健马脱缰，横行万里，不受控制。其序所著《古今文范》，尤注重于知人论世尚友”，为学者所宗。综观李二何一生，亦仕亦隐，但始终不忘办学造士。
2．“历主书院”的留馀堂张氏裔孙
在推动客家书院发展的地方人士中，值得关注的另一现象是嘉应州城东三坑村的留馀堂张氏。历史上的留馀堂张氏所属族系不仅是嘉应州城里的大氏族（攀桂坊张家围张氏望族），也是当时的“名族”。留馀堂创建至今不到200年，仅从第十七世至第二十世，即仅在1822年以后不到80年的时间里，张氏家族便出了七位举人。其中张其翰、张其兄弟同为举人（前者为道光壬午举人，后者为道光甲午举人），张其翰子张麟宝、张麟定也是举人（前者为咸丰壬子举人，后者为道光己酉举人），故后有“兄弟父子同登科”的佳话。史料记载留馀堂先祖读书中举后官至四品者两人（张其翰、张其），身后功名录入《光绪嘉应州志》者五人（分别为留馀堂开基祖张应谦及其子张其翰、张其，其孙张麟宝、张麟定）。清光绪十三年（1887），工部右侍郎广东学政臣汪鸣銮视学粤东，盛赞“粤东民物殷繁，人文极盛”。这期间留馀堂之书香翰墨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后来奏举张其为绩学耆儒之疏中，汪鸣銮称许当年的“学海堂名宿”张其“中岁谢官归（田）”后，“历主书院，成就后进甚多。地方利弊，遇事讲求于义利之辨，介然不苟”。这“历主书院，成就后进”，同时也不妨看作是对张其等留馀堂读书人在乡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善行的一种褒奖。在1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这些从留馀堂走出去的读书人，一方面官任他乡，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卸任回归故里后，仍不忘回报乡梓，办义学，建书院，通民智。传说张其从陕西做官返乡，两袖清风，什么东西都没带，只带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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