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李穆南,竭宝峰,刘心莲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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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思想（下）试读：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编委会

主编：刑春如 李穆南 竭宝峰 刘心莲

副主编：王福选 魏茂峰 于武 张景丽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邢春如 杨坦然 刘阳 竭宝峰

高阶顺 于文 于武 赖伟中

于洋 徐瑶 仲艳秋 石伶俐

李国芳 刘华 刘莹 刘开宇

何力 陶世鹏 谢菁 刘柏林

孟瑞 苏海涛 赵文秋 于波

孙丽光 于泳 李穆南 高强

李明岩 王薇 王福选 宋力涛

赵翠琴 张晓峰 高蕾 杨丹

阎冬 李锦华 赵文佳 黄州

王鸣会 李秋山 宋之文 马晓波

李文 李宗坤 吴景山 田明亮

周加敢 刘俊 宋春正 邵军

隋克诚 任华文 梁昕 刘心莲

刘连旺 赵小玉 苗杰 马宁

邓四海 邓卫 于琪

总编辑：宋涛 安阳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4卷136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一、政治历史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32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并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二、文学艺术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36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三、科技军事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32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四、社会民俗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36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二、军事家的军事思想

伊尹

伊尹，本名挚，因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所以因官得名，历史上又称之为阿衡或保衡。出土甲骨卜辞中，亦有称之为黄伊、寅伊或单称伊者。伊尹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前1600年前后），曾辅佐商汤取得灭夏战争的胜利，他既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军事谋略家。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计划、准备与实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文献对这次战争的记载，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具体的途述。虽然如此，综合文献各说，加以归纳，仍能看出伊尹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及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伊尹第一次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运用于战争指导

夏、商都是在我国黄河流域建国的王朝，这里的地理条件适宜于农业生产，所以夏、商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不能不受农业生产水平的制约。由于当时生产力不高，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生产水平上，人们对大的自然灾害还无力克服，所以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认为上帝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活动，都受上帝意志的支配。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后裔，是天之子，他们的权力和行为，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如商汤在灭夏战争的动员令中说：“格尔庶众，悉听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表示他是奉天命讨伐夏桀。因而，人们对战争的胜败，也认为主要依靠天命，每次战争之前，必先向上帝及祖先祈祷，恳请降福、赐予力量，并用占卜向神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通过对前人无数次战争实践的总结，伊尹已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朦胧地发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感觉到了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胜败。他和汤都认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把民众拥护国君与否，看做是衡量一国治乱兴亡的重要尺度，而不再认为是单纯的天命。这一观点就成为伊尹指导战争的主要思想。

伊尹第一次去夏时，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就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王朝的覆灭已不可避免，因而与汤共同定下“必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伊尹强调“修德”，对内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邦国的支持，促使人心背夏而向商。战争开始时，又在动员令中痛斥夏桀的暴政，说他强迫劳役，用尽民力，残酷剥削、遭民痛恨，为此才不得不讨伐他。其用意依然是争取民众的拥护和鼓舞战士的斗志。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在现在来说当然是人所共知的简单公理，但在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能够看到这一点并运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军事发展的重要贡献。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从狩猎活动中，就已学会了根据野兽情况决定行动的原则。因而，在进行战争时，必然也懂得荫察敌情。但在认为国家治乱兴亡全出于天命的神权政治时代，这种侦察却只能是纯军事性质的战场侦察。由于伊尹已经感觉到了民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所以他在两次去夏时，就主要是侦察夏王朝的政情和民情，属于战略侦察。根据第一次侦察结果，判断夏桀必败，从而定下灭夏决心之后，第二次去夏，就不仅仅是了解情况，而是进一步用扩大敌人矛盾的办法破坏其内部团结，以削弱其实力，为未来灭夏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据《竹书纪年》说：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末）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孙武称之为“用间”，并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这在我国军事史上，是有记载的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第一次选择有利战机

商在灭掉葛、韦、顾以及昆吾等各国后，统治区域有所扩大，军事实力有所增强，攻夏战争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而当时的夏王朝，又内部矛盾重重，呈分崩离析之势，一般说向夏发动决战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了确有战胜的把握，却认为仍须慎重，一定要等到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才发动进攻。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桀知后大怒，即“起九夷（在今淮河流域）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还心向夏桀，听从他的指挥，认为决战时机未到，遂与汤恢复朝贡，向桀谢罪。第二年再度停止进贡，桀又召集诸侯在仍（山东微山西北）会盟，准备伐商。但有缗氏（山东金乡东北）首先叛夏，“九夷之师也不奉夏命，“夏桀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伊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顾国内因旱灾影响征集兵员的困难，紧紧抓住这个从总的战争形势来说对己有利的时机。立即向夏发动进攻，结果获得了决战的胜利。

在以占卜、观象等手段请上帝示兆，以决定战争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的夏末，伊尹能够第一个不问天命，根据客观形势，由自己，即由人来决定发动战争的时机，实在难能可贵。

从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来看，他对军事史发展的贡献，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能冲破天命观的军事思想，第一个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用间和战机的选择，都是在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下实现的，从而为我国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伊尹之前，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战争历史，但由于那时用于作战的兵（人）力不多，编组指挥简单，战争和战斗不分，双方胜败主要取决于兵（人）力大小和参战人员的体力强弱、勇气高低，再加以一切行动听命于天，所以对指挥人员的要求不高，也没有战略可言。商汤想推翻已建立五百多年的夏王朝，夺取天下统治权，除了必须制造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理论根据以外，还必须设法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这样，谋略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军事谋略家也就应运而生，伊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争取人心、用间以及选择战机等各种措施，无一不是谋略的产物。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军事谋略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他虽然开始冲破了天命思想的束缚，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天命思想的束缚。如灭夏战争的进军路线与进攻方向，就是伊尹根据在梦中上帝的示兆决定的。商都亳位于夏都斟寻之东，一般应向西进攻，但因伊尹第二次去夏时，曾听到妹嬉说。“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所以在开始进攻部署军队时，“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绕道至斟寻以西再向东进攻。可见他还未能完全不受天命思想的影响，在作战指导上，还蒙有一层迷信的色彩。尽管如此，仍应看到：他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依据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政治观点，运用谋略指导战争的军事谋略家，对我国军事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吕尚

吕尚，是我国早期的军事谋略家之一。主要活动于商末周初（前1101年～前1030年）的历史舞台上。曾辅佐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和成王姬诵，为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吕尚原姓姜名望，又名子牙，其先祖是起源于宝鸡一带的姜姓血统的一个氏族。后迁居于吕（河南南阳西），故改姓为吕。吕尚本人是西周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周初最高军政长官的“太师”职务，被周人尊称为“师尚父”，所以后世称之为吕尚。又因太师位为公爵，吕尚又是齐国的始祖，所以在古籍中，对吕尚有姜太公、太公望等多种称谓。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灭商战争的准备与实施，以“太公之谋计居多”，“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谋略）皆宗太公为本谋。”他是我国军事理论的启蒙者，在军事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对军事、特别是对战略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世界军事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吕尚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他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曾经辅佐周王、在消灭商纣和建立西周统治的军事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因为他对军事史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1.他动摇了在军事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思想，提高了人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创造了以谋略取得战争胜利的最早战例，为“兵者，诡道也”的军事理论开辟了道路。

夏商之交，仍然是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迷信对战争的影响依然极大，每次战争之前，仍由迷信的卜筮来决定军事行动。仅河南安阳小屯一地出土的刻有文字的占吕尚卜用龟甲兽骨，据1955年出版的《殷墟发掘》统计，就有十五万件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战争有关。从出土的甲骨卜辞看，不仅在出征之前要问卜是否可以行动，而且还要由占卜来选择出征的日子。在这样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指挥人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很难在战争中得到发挥，战争的胜败，也不决定指挥人员的智慧和谋略运用，而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人员数量、体力和勇敢，所以当时不需要有专门军事知识的指挥人员，对指挥人员的要求，也主要是勇。如《六韬》在《论将》中，将勇列为“五材（勇、智、仁、信、忠）”之首。其实吕尚本人就是一位极其勇猛的大将，在牧野之战时，他亲率战车，带头突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吕尚能初步地认识到人的指导作用对战争的重要意义，从而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运用智慧，实施“谋攻”，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当时的社会思想，终周之世，天命观仍在军事领域内占有重要地位。但他毕竟动摇和削弱了这种落后的思想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建立，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2.他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了战争与政治的某些内在联系，认识到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有重要影响，自发地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结合起来，为我国战略学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夏商时期，战争方式简单，战争规模不大，军队以贵族成员为主体，数量不多，战争通常在一个战场进行，一次战斗即决定胜败，所以战争和战斗很难区分。人们一向从战斗的角度观察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武装力量的斗争。这对强大的夏商王朝向弱小方国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来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对实力较弱的西周王朝向商纣进行夺取天下统治权的战争来说，则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尚能朴素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自发地以政治来统率其他，如外交斗争、争取与国，瓦解敌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等各种斗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以保证战争胜利，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对我国早期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使我国的战略理论从一开始就走上不脱离政治的正确道路。

3.他摒弃了商代车战的传统战法，创造了以战车集团实施正面突击的新战法，使我国的车战战术前进了一大步。

商代有战车和步兵两个兵种，一般是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时各战斗单位的步兵在前列为方阵，军官身份的贵族甲士们乘坐的战车，在步兵之后排成横队，步兵先与敌接触进行格斗，然后战车才投入战斗。这种作战方式，限制了战车机动性和冲击力的发挥。吕尚在牧野之战中，将三百辆四匹挽马的大型战车编为前锋方阵，由他亲自率领“驰帝纣师”，向商军步兵方阵实施猛烈的冲击，《诗·大雅·大明》己述这次战斗情况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旴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极力赞扬周军的威武强大。这种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战车冲击，不仅破坏了商军的物质力量，而且在商军心理上产生了震撼、威慑作用，动摇了纣王及其贵族军将的信心，从而削弱了商军的稳定性与抵抗力。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战车冲击的战例。以后，战车即成为军中的主兵，步兵下降为战车的隶属徒兵，进入了以车战为主的时代。

大约在牧野之战的同一时期，在埃及、古希腊等地，也已有了战车，并在麦吉多之战和特洛伊之战中大量使用。但它们是两匹挽马的小型车，除了“作为弓箭手的机动平台使用”外，“在古希腊末期（公元前3世纪前后）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吕尚所运用的战车战术，在世界军事史上居于领先地位。

管仲

管仲（约前730～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史记》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是我国奴隶社会后期第一个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大政治家，也是对我国战略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事谋略家。《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名著，战国末期即已行世。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刘向曾加以整理，成八十六篇，今仅存七十六篇。书中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著者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作。史学家认为“《管子》不仅不是管仲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有的还进一步指出，《管子》内容，“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管仲相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管仲学派的学者们，记述了管仲的言行，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但在相传过程中，也以管仲的名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就这样不断地增加和丰富管仲学派的理论，再加上秦汉时掺入的其他作品，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管子》。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否定《管子》书中包含有管仲的原始思想。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管仲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由于春秋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太高，只要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所以管仲的认识，也还是狭隘而不全面的，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如何不全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军事思想，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管仲的利民、富民政策，是为了巩固齐国奴隶制度的统治，是为了图谋霸主地位以控制更大的地区，绝不是为了民众、特别是奴隶们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从《管子·侈縻》“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这就是说，让民众的生活富裕起来，就不会听从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和驱使，但吃不饱就不懂羞耻，不但作战不勇敢（孔子就说过“知耻近乎勇”），甚至可能要造反。所谓利民，实质是让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既饿不着、也撑不着，仅仅限于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温饱就可以了，其他当然都是奴隶主贵族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谋略，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更不能认为这种手段比残酷迫害民众更具有欺骗性。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主张慎战

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厦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管仲相齐的几十年中，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例如桓公三十年（前656）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不能不救，所以才率领八国联军远道伐楚。但当楚成王派人质问小白为什么向楚进攻时，管仲却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人”等空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自称“蛮夷”的楚国，虽然也在小白“攘”的范围之内。但此时已灭掉了申、邓、息等大批小国，占有了江汉广大地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军事实力非常雄厚，齐国并不具备一战而定的力量与把握，这次向楚进军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才表面上摆出要交战的架势，但内心并不愿冒险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才“王顾左右而言他”。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以召陵结盟结束了这场危机。这是管仲慎战思想的体现，比西周“仁义之师”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开始认识到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要精良

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交兵器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对军事史的贡献

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因素日益增长的过渡时代。管仲是第一个向奴隶制发难、进行带有封建制因素改革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只称管仲为政治家。其实，他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将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我国的古代战略学又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略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它与战争的内在联系。管仲的这一学说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内容。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我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吴起》原名《吴起兵法》，两汉时为四十八篇，后在流传中不断散失。至宋时已大部亡佚，所以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说：“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当时已有木版印刷本，即是现在通行的《吴子》。

两汉后《吴起兵法》虽不断散失，但始终传世未绝，被改称为《吴子》。三国时魏太尉贾诩曾为之作注，唐时户部侍郎陆希声曾为之编次。北宋时礼部侍郎、武学负责人朱服及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为之校正。清代以前，所有学者，从未有人说不是吴起所著。明代学者胡应麟，虽然怀疑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自清代学者姚鼐等提出伪书之说后，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相吴起继指为后人伪托。至今两种说法也未得到统一。我们认为：《吴子》全书内容和基本精神，与其他先秦古籍如《战国策》、《尉缭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记吴起事迹及思想符合，是吴起所著兵法的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后人整理、编次，有所增删和润色，其中也有当代人记录的他的言论，其内容可以代表吴起的军事思想。“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基本战争观

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五种。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制止）乱”而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的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争）”。吴起把政治看作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吴“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不容易。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绝不能穷兵黩武。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国时代（1467～1591）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二千年。“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

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万民，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和”的。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巩固国防（固国）。“料敌”、“应变”、“因形用权”——主要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如敌军因冒酷暑、严寒、狂风等恶劣气候，昼夜兼程急行军，以致士卒饥渴、军队疲惫时；又如敌军兵力不多，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以致人马染病，或粮尽援绝，军心动摇时等。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如敌军远来新到，部署未定，设防之前，或过度疲劳、涉水半渡时等。经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本来是春秋以前的军事专著——《军志》中的一条原则，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加以发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和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战法，战胜敌人。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戒教为先”，“以治为胜”——军队建设思想

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他主张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他认为兵不在众而在精，精兵三千，则“内出可以决围（突破重围），外人可以屠城（攻破城邑）”。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戒教为先”，“以治为胜”。也就是要狠抓教育、训练、纪律、组织这四个环节。

吴起认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作好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也就是说，只有先用新兴地主阶级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礼，来教育军民。用符合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义，来激励官兵，使他们懂得光荣与耻辱，才能使他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辱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非所恃也”，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获取胜利。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吴起激发士气的办法，是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用。物质鼓励，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精神鼓励，就是使有功者感到光荣。例如他曾建议魏击，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座分前、中、后三行，“上功坐前行”，食上等酒菜，用贵重餐具；“次功坐中行”，待遇稍次；“无功坐后行”，一切从简。并将与会人员的家属，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不仅让他们看到自己夫、儿、兄、弟的座次情况，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功者必感光荣，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既鼓励了有功者，也激励了无功者。据说：“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万数”。吴起请求魏击，“试发无功者五万人”由他率领与秦作战，魏击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车五百乘，骑三千匹”，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人们评论说，“此励士之功也”。看来吴起颇懂得一些军事心理的学问。

吴起在军队建设上，十分重视训练工作。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会战斗技术），败其所不便（不熟练战术）”，因而，虽然常备军的土卒都是考选而来的精壮之士，仍需进行严格的训练。吴起提到的训练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单兵动作，如跪下、起立、行进、停止以及转法等（“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又有队列教练，如解散、集合、列队及队形变换等（“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而方之”），还有行军、宿营和掌握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训练方法，大有创新。他不用一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先训练少数骨干予以提高，再训练多数人员予以普及的办法。他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先进的。

吴起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而是极为强调。他说：“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而，他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他处死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足以说明他执法之严。他还规定作战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在军队组织上，吴起主张精锐部队应按照各人的特点进行编队。例如将“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编为一队）”，“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等。这样编队，有利于根据战术需要部署部队。在各队的编组上，吴起也主张量才使用，按士卒具体情况分配战斗任务。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等。同时还吸收了管仲组军的精神，注意“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使同乡邻居之人编在同一什、伍之中，以利于互相帮助和互相担保。“总文武”、“兼刚君”——军事人才思想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繁，尤其是作战样式的增多，除了对军队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外，对军事指挥人员的要求也更为提高。吴起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应该“总文武（政治、军事兼备）”，“兼刚柔（勇敢、智谋具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他批判那种“论将常观于勇”的片面观点。据说一次战斗前，吴起的“左右进剑”，他说：“将，专主旗鼓尔（专司指挥），临难决疑，挥兵指刃。一剑之任（持剑战斗），非将事也”。这很能说明他的军事人才思想。

吴起对将帅品质才能的要求，比过去更高。他认为首先必须具备理、备、果、戒、约五项基本条件。这就是说要具备“治众如治寡”的指挥能力，“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临敌不怀生（不作苟活考虑）”的献身精神，“虽克（战胜）如始战”的谨慎态度，“法令省而不烦”的简练作风。他特别强调将帅必须有“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高贵政治品德，并要求将帅，必须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吴起还认为，将帅在作战指挥方面，要能掌握“四机”：气机、地机、事机和力机。也就是要善于控制军队士气，善于利用地理条件，善于运用战略战术，善于保持和加强军队战斗力。他认为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和指挥才能，才算得上“良将”；这样的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吴起强调统军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强调到一人之去留，关系国家之兴亡，就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可见吴起在军事人才思想上，和孙武等多数古代军事家一样，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因素。

吴起的军事思想，是继承前一代，特别是孙武的军事理论，并吸收和总结同时代的战争经验，以及自己的战争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他的许多理论原则，都来源于《孙子兵法》。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战争的发展，理所当然地也有所丰富和提高。吴起对军事科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在战争观问题上有新的认识

孙武在战争观上，虽然已较前有所进步，认识到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还没有从性质上对战争进行研究。吴起则对战争发动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根据他的认识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性质的“义兵”，和非正义性质的“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两种类型，虽然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揭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但他的认识，已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见解，比同时代的

墨翟

吴起吸取了春秋时宋襄公（前650～前637）大夫子鱼所提“明耻教战”的基本精神，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教育军民，使他们愿意为封建统治作战。最可贵的是，吴起不仅仅采用上述属于理性号召的教育手段，而且还采取了属于感情号召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针对人人皆有自尊心、荣誉感，喜欢受人尊敬，不愿被人耻笑的心理，在大型宴会上，按照战功的有无、大小，规定三种不同的待遇，这对与会人员来说，必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会引起积极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将各人的父母妻儿也召集来参加大会，并使之享受同样的分等待遇，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的荣誉感。尤其是对那些无战功的人员，绝大多数会产生想通过积极的作战行为表现，来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观感的愿望。这种崭新的思想工作方法，不但在当时曾起过良好的效应，即使在现在，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军队训练上有新的创造

吴起继承了春秋以来即重视军队训练的优良传统，对训练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将军队训练置于关系到将士生死、战争胜败的高度上进行考察，并在晋悼公（前572～前558）曾经实施过的、分科训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当全面的训练内容。特别是在训练方法上，创造了类似现代“几何基数累进式、扩散式”的训练方法。对我国军事训练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他方面的新发展

除上述三点外，在战略战术思想、军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吴起也有较前人有所发展的地方。例如孙武曾列举了“相敌（观察判断敌情）”的三十二种征候，但他没有进行归纳。吴起将这些现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并总结出在何种情况下应“急击”或“击之”，在何种情况下应“避之”等。这就更加明确和条理化。又如孙武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吴起则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仅要求具备“威、德、仁、勇”和“理、备、果、戒、约”等基本条件，而且要求在作战指挥上能掌握“四机”。“四机”的内容，都是孙武提到过的，但将它们概括为四个关键问题，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则应视为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再如孙武虽然极为重视地形对战争的影响，但由于春秋时期仍以车战为主，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大，所以他的论述，在对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极成分，对复杂的地形，往往主张“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过离开（如圯地）。吴起则较为积极，他认为兵力少时要战胜敌人，一定要利用险隘的地形条件。他说：“用少者务隘”；还说：“以一击十，莫善于呃，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甚至还涉及到水战。这些理论比孙武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是吴起对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贡献。

从史籍所记吴起一生事迹看，他极为重视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军事历史知识。他与魏斯、魏击等谈话时，经常引经据典，以史例来论证他的见解。据专家学者们的考证，我国最早的一部大量记录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历史的名著——《左传》，也与吴起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学者、中垒校尉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传》一书，系“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清代学者、刑部郎中姚鼐在《左氏补注序》中说：“《左氏书》出一人，累有增益，而由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现代学者童书业通过进一步考证，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郭沫若则认为：“吴起去魏奔楚而任要职，必已通其国史，既为儒者而曾仕于鲁，当亦读鲁之《春秋》，为卫人而久仕于魏，则晋之《乘》亦当为所熟悉。然则所谓《左氏春秋》或《左氏国语》者，可能是吴起就各国史乘加以纂集而成”；孙开泰、徐勇两同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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