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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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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糊涂试读：

读李拯这部叙述唐代历史的书稿，让我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千古名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出生襄阳，曾隐居于鹿门山，有“孟襄阳”之称。一般将他冠以“田园诗人”，可是，我更喜欢他的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首诗不是田园诗恬淡、悠远的意境，相反，是海阔天空一样的纵横捭阖。我想象，孟浩然站在岘山之巅，目光随汉水而去，俯瞰潮起潮落。他在看人事代谢、朝代更迭、历史兴衰。诸多感触沛然而至，这才酝酿而成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的千古名句。

李拯与我是随州老乡，来报社不久就认识了。30多年前，我刚入大学时随州还叫“随县”，隶属襄阳地区。读他的书稿，想到孟浩然的诗，再合适不过。他的笔下，一个个唐代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彼此串联、衔接蔓延，呈现了唐代由无到有、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多少历史感叹，尽在其中。

巧的是，报社里随州老乡竟有好几个，偶尔相聚，不亦乐乎。2014年秋天，李拯与我坐在一起闲聊。他说起自己一直在阅读《资治通鉴》，对唐代历史颇感兴趣，想写几篇唐代人物，以人写史。如他后来所说：“我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阅读《资治通鉴》的精神长征，每一次掩卷沉思，窗明几净之时，似乎总能感到历史从过去伸向未来的邀请，那些慷慨悲歌的人物所折射的时代问题，怎么与此时此地的语境如此相似？”写唐代人物，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李拯计划先写李密和李世民两个人。我建议他，不妨从一开始就考虑形成一个系列，先在杂志上开专栏发表，然后结集出版。没想到，仅仅一年多时间，他就完成了14篇历史随笔，一个完整的唐代兴衰史在他的笔下得以呈现。

唐代历史，我知之甚少。小时候无书可读，回父母家乡枣阳，去乡下大姨妈家，二表哥手抄一本《说唐》，被我带回随县，看了一遍又一遍。知道了瓦岗寨，知道了长安，知道了隋唐18条好汉。有段时间，每天讲他们的故事，还与小伙伴们比赛，看谁能完整背下18条好汉的排序。说起李元霸、宇文成都、雄阔海来头头是道。原来觉得秦琼武艺高强，结果只排名16，想想觉得有些委屈。可是，18人哪一个不是好汉？从此，儿时心里，开创唐代的那些人物，每一个都是传奇。“文革”后参加高考，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上一位女同学颜海平，研究唐代文化，创作了话剧《秦王李世民》，轰动一时，并荣获全国优秀剧本等奖。话剧上演时，大家都去观看，舞台上演绎的唐代兴盛尤其令我们百感交集。“文革”浩劫刚刚结束，谁不期待百废待兴的中国能够尽快走出历史阴影，拥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一个全新的生活？

这些算是我与唐代历史最直接的接触了，了解之肤浅，可想而知。直到李拯开始写作，我才有机会隔三岔五地拜读新鲜出炉的作品。通过他叙述的人物故事，略知唐代兴衰一二，在我而言，仅此而已。

有意思的是，酷爱历史的李拯，大学本科并不是文科生，而是理科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硕士考试时，他转换学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从此，现实观察与历史思索与之相伴，须臾不可分开。其实，一个人的兴趣永远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读他书中如下这番话，可以体会到当他遥望历史时，心底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他的这番感慨，来自凝望北京潭柘寺的一棵千年古树：人们在这棵树下冥想、祈祷或礼拜，寄托的对象并不是

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叶，而是这棵古树历经沧海桑田而积累

下来的时间，是它经历的无数个夕阳西下、清风朗月和人事

轮回。这棵古树，不过是变动不居的时间所代表的一个具象

符号，而人们向古树祈祷，实际上是在向时间表达敬畏。一个人、一棵古树，这样一个意象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

人类精神的秘密：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

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

正是这种敬畏，才使李拯开始了他的唐代历史之旅。在史料与故事的剪辑、呼应与映衬中，他思索人物命运，追寻或许无迹可寻的历史规律。14个政治人物或人物群体，搭建成一本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架构。与其他擅长讲故事的作者的作品不同，《历史不糊涂》的要点不在于铺陈传奇，而是试图勾勒一个个唐代著名人物的命运，归纳某种性格走向。不同的性格又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因传统密切相关，即便伟大如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人物，最终也不得不消弭于无形之中。

李拯谈到为何选择如下人物来贯穿整个唐代兴衰：本书中选取的这些政治面孔构成了一个前后相续的连续

体，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有唐一代的慷慨悲歌：李密、李

世民、长孙无忌、徐世勣、武则天代表了唐朝从建立到兴起

的上升阶段；李隆基、李林甫、安禄山则活跃在唐朝达到巅

峰而由盛转衰的转型时期；李泌、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

恩、裴度则代表了一个衰败王朝力挽狂澜的努力；而李德裕、

牛僧孺、宦官群体、黄巢、朱温则共同见证了唐朝的最后覆

灭。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与唐朝的命运起伏息息相关，而他

们的命运构成的轨迹，就像唐朝吐纳呼吸的躯体一样，反映

着这个王朝内在的政治机理。

研究政治学的李拯，在对唐代人物的叙述时，自始至终贯穿着难得的冷静思考。他显然是在有意识地摆脱传奇的轨道，将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融入历史研究之中。是否准确，是否完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必须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言之成理的归纳。在阅读本书之后，读者或许可以更深切地体会他发出的感慨：“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有时让人不知所措，热爱它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迷恋它的激情澎湃、婉约清新，就不可避免地发出沉重的叩问：伟大而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治乱兴替的自我循环？”

对历史的敬畏，常常就藏匿于历史忧患之中。

总爱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历史更是一种追问。因忧患而叩问，因叩问而思考。

仰望历史天空，一个巨大的问号，醒目地悬挂着……李辉著名作家2016年4月28日于北京推荐序二文明基因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

本书作者李拯，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近30年所教过的政治学专业最有才华的研究生之一。他的政治学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扎实性自不待说，文采、口才也堪称一流。他博闻强识，熟读《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能够背诵其中大段落的叙述，是难得的人才。

读《历史不糊涂》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把读者很快带入到千年前的“现场”，和唐代的那些人物一道品味“此情此景”，共度“此时此刻”。读者不自觉地进入了历史，而历史中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地回到了当下，千年的历史，竟然构成瞬间的穿越，形成酣畅的对话。历史不由得让人扼腕，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居然搞不定自己的嫡长子和嫡次子，无奈之下只有让他并不满意的嫡三子李治继承皇位；而懦弱的唐高宗李治又搞不定自己的后宫，由此才有了武则天的横空出世，李家江山险些易主。这就是制度变迁的非预期性，如果一切都按照顶层设计而来，都是一帮李氏子孙主持大局，历史也就单调而无趣了。

历史固然有其非预期性，但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我们为什么如此理解、同情历史中的玩家，而他们又为何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存在感？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历史观：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无论是唐太宗这样的大人物，还是芸芸众生中的小角色，中国人都如此在乎“身后事”，从而共同构筑起宗教式历史观。所以，千万别说中国没有宗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人的儒学为何被外国人尊称为“儒教”，儒家思想确实内化于两千年来各色人群的血液中，从而内化为不变的生活方式。“儒教”虽然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但宗教式历史的核心脉络就是儒家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上去无所不能的武则天，最终未能把李家的皇权转移到娘家人那里，借用本书作者的话说，这叫“权力败给了文化”。这样的思想性提炼可谓真知灼见，我想这一观点并不会因为唐代制度史研究成果之丰富而失去光芒。

能够“化”人的文明的力量为何如此巨大？比较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文明更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且不说早就灭绝了的亚述文明和玛雅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因野蛮人入侵而中断了几个世纪之后才因“文艺复兴”而成为今天西方文明的古典资源而已；古印度文明在经历两个世纪的殖民入侵后，其官方语言都被替代了；古埃及文明也早已式微，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已经变成了伊拉克这个样子，只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却能够几度中兴——当下中国是新一轮的文明型国家的复兴。这里面必然有现代社会科学难以回答的奥秘，痴迷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对中华文明抱有敬畏之心，否则就错把中国当成西方了，最终必然要以西方的“药方”来“问诊”中国的“病症”，即用西方的知识来回答中国的问题，结果必然也是南辕北辙。能够保持4 000年的连续性存在，我认为是“中华文明基体论”（由文明基因组成的共同体）在起作用，这些基因包括但不限于：融合能力超强的华夏民族，最能体现民族性而4 000年不变的语言和文字，大一统的国家观，治国的民本主义，科举制，协商政治，社会生活的家庭伦理本位和郡县制下的皇权不下县的社会自治。正是这些文明基因，才使得中华民族虽然几度衰败而最终能够屹立不倒并再度复兴。

那么，唐代为中华文明贡献了什么呢？我们一般都说汉承秦制、清承明制，其实还应该加上“唐承隋制”，因为隋唐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夯实了大一统传统。秦汉的遗产是统一，但随之而来的便是300多年的分裂历史，这个时间长度几乎赶上统一的汉代。也就是说，大一统的中国在汉代之后并不是必然的，很可能变成今天的欧洲那般国家林立，但是隋唐夯实了大一统。隋唐之后，又经历了只有50年左右的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很快便是宋朝的一统，之后的1 000年便基本上没有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史——直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唐朝不仅夯实了大一统，也将科举制发扬光大。这些都是可以说得上来的“硬贡献”，而看不见的“软贡献”就是“贞观之治”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不但是今天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资源，更是宗教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代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就由西部移至东部，而这个大转移既是自然演化而来的，也是非预期的。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地方力量开始坐大，颇有点儿今人所说的“事实性联邦主义”的味道。在这种局面下，唐朝的集权制式的财税体制也发生了改变，导致收不上税，而这一结果则促使地方商业中心的兴起——远离长安的开封（汴京）就是由此而来，后来成为赵匡胤首先得到的京畿之地。宋朝开封的人口已经多达百万，真是匪夷所思，集市发达，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乡规民约让百姓安居乐业，难怪日本人说宋朝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了。谈及此，不得不感慨历史中更多的非预期性事件。试想，如果隋炀帝早年不在江南生活而看不到江南鱼米之乡的富足，会有大运河吗？如果不是隋炀帝在江南看到那么多富有才华的读书人闲散民间，会有科举制吗？这些改写中国命运的大手笔，或者说建制的产生，竟然那么偶然，那么富有个人色彩。

当然，代表“政治正确性”的历代史官不会这样书写历史，我们的历史观深受史官叙事的影响，而史官的叙事必然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这样，在“唐书”（《旧唐书》《新唐书》）那里，曾为建立唐朝做出卓越功绩的徐世勣，因晚年支持武则天当皇后就属大逆不道了，因为在儒家“夫为妻纲”的世界里，武则天本身就是异数。但是，如果没有了武则天，唐史不是缺少了许多色彩？何况武则天治下的唐代并不像传统史书论述的那样不堪。这是从“回到历史”的角度看待武则天和徐世勣。而如果以今天的“政治正确”的标准评价武则天，比如以女权主义的标准，武则天与慈禧太后都是重要人物，需要重新认识。这不是笑谈。曾经，美国的杰克逊总统为推广白人民主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美国有“杰克逊式民主”即大众民主之称，但因其对印第安人搞今天意义上的“种族清洗”，他的图像被从20美元钞票上拿下。历史可真是一部“观念的矛盾体”，因此评价历史人物需要超越“二十四史”。

是为序。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2016年4月30日前言时间的力量

我曾在北京郊区的潭柘寺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千年古树前面排起了顶礼膜拜的长队，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对着古树闭目祈福，神情专注，良久方罢。我被这个场景深深震撼。

那只不过是一棵树木而已，为什么能够激发人们最为深沉的敬畏之心？又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棵树木超越自身的精神特性？显然，古树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只是从审美的角度增添了情趣，并不能自在自为地产生精神的飞跃。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后来突然意识到，或许正是这棵古树里面凝聚的时间，才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和存在。

人们在这棵树下冥想、祈祷或礼拜，寄托的对象并不是这些有形且繁茂的枝叶，而是这棵古树历经沧海桑田而积累下来的时间，是它经历的无数个夕阳西下、清风朗月和人事轮回。这棵古树，不过是变动不居的时间所代表的一个具象符号，而人们向古树祈祷，实际上是在向时间表达敬畏。

一个人、一棵古树，这样一个意象再恰当不过地揭示出人类精神的秘密：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

而环顾世界，再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对时间和历史更加敏感、更为重视的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断代、在几千年里保持了连续性的文明体系，而且中国古人注重书写历史、延续历史。黑格尔也承认，“历史必须从中国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生活在历史之中，精英阶层也以青史留名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历史所代表的时间之轴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

直到今天，年轻人仍然能够从司马迁的《史记》中获得启迪，从李白、杜甫的诗歌中寻找美感。正如杜维明所言，传统思想将永远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正因此，时间的延续、历史的视角是思考中国的基座。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早就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基于中国自己的条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与走向未来一样重要的是回归传统。

而回归传统，首先应该理性地认识历史和传统。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说过这样一句话，“橘黄色的落日余晖下，一切都被蒙上一种怀旧的色彩，哪怕是断头台”。这句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话，其实饱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智慧。就像落日的余晖一样，时间的累积本身就会因为厚重而产生一种温情，而这种温情有时候会让人不自觉地忽视历史锦袍上的虱子，只是关注锦袍自身的美好。或者说，越是古老的事物，越是能够勾起人们内心的美好想象，而这有可能导致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传统浪漫化或者完美化。历史之中，既有丰富的智慧，也有深刻的教训。

因此，回归传统的前提是客观地、理性地认识传统，而在传统之中孕育未来，既包含对传统的自然延伸，也包括从传统中得到的反思和教训。本书中选取的14个唐朝人物（人物群体），其中很多人是时代思想的精华，是传统文化里面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理想代表，也有一些人穷凶极恶，书写他们故事的著作不胜枚举，道尽了他们人生的各个层面。但本书只是采撷他们人生中最闪光的一个点或者穷极一生的困惑，并以此观察他们的思考与挣扎，最后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形成一幅揭示中国政治传统的认知图景。

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或许是：伟大且美好的文明，为何难以走出治乱兴替的自我循环？就像唐朝命运所展示的一样，唐朝曾经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最后仍然陷入了自我瓦解，而它之后的历朝历代仍在延续着“自我重建、自我毁灭”的剧情。历史不仅仅是忠实的记录者，更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审判者。历史从不糊涂，也不会打盹小憩。古代的那些帝王将相稍有懈怠，它都会了然于心，并启动治乱兴替的机制，创造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历史不糊涂，任何人都别想蒙混过关。

本书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因此不追求宏大而严密的逻辑体系，它只是想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挣扎或困惑，去触及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本书的结论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甚至还会遭到尖锐的批评。但是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展现出的历史景深和某些字句给人带来的灵光一闪的启示。浅阅读能从本书中体会治理艺术，处世之道与命运无常；深阅读能从中领悟政治与人性中的深层奥秘，而文字本身还能给人带来一种穿越历史的美好体验。看见什么或许言人人殊，但观察的视角却应该尽量多元化，这本书就力图展示出不一样的视角。

博尔赫斯曾引用这样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对新事物的认识无非是一种回忆”。其实，无所谓过去、现在与未来，因为现在就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因此，历史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现在和未来。或许，这本书呈现的14个唐朝人物（人物群体）的命运轨迹，能够让人们透过时间去凝视永恒之物，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延伸的未来之中。第一章李密：“预言自我实现”的魔咒

李密的一生就像流星划过夜空，骤然照亮了无边的黑暗，但正当这些许光亮给人带来希望时，却在顷刻间归于沉寂。在隋末唐初起义的诸侯中，李密首倡大义、引领风气。然而，李密似乎也只是历史的报幕员，就像陈胜、吴广只是为刘邦、项羽鸣锣开道一样，为后来者搭建起“逐鹿中原”的舞台。

在“诸神之战”的黄昏，李密曾被寄予拨乱反正的厚望，他征服的领地曾东至大海，南至江淮，在诸侯中独占鳌头；而从“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角度，他的麾下更是济济多士、群英荟萃，例如秦叔宝、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徐世勣等人都是勇冠三军、天下驰名的英雄好汉，尤其从秦叔宝、程咬金、徐世勣后来辅佐李世民荡平天下的事迹就足以说明李密麾下人才之盛。但是，占据地利人和的李密，为何不能完成削平群雄、定于一尊的事业？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当作“三宝”之一，李密的失败似乎应验了这条权谋学的经典语录。然而，如果仔细审视李密旋起旋灭的曲折人生，他的成功、得意、失败，又远非权谋或厚黑所能解释。当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之时，他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来自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隐秘传统，即上至天子、下迄庶民都深信不疑的“图谶”之学；当他损兵折将、进退失据之际，促使他投靠李唐并因此坠入失败深渊的原因，则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心照不宣却从未捅破的秘密，即君臣之间并非如同股肱手足，而是往往处于利益的对立面。用现代的话说，员工与老板的利益并不一致。“预言能够自我实现”。童谣或图谶所蕴含的神奇力量，其根源都在这句话之中。李密本是名门之后，曾祖父是北周的太师——魏国公李弼，父亲是隋朝的上柱国——蒲山郡公李宽。家庭出身高贵并不是李密笼络人心的最大优势。在群雄间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原因则是李密故意将自己解释为“应在图谶”的真龙天子。隋朝末年，天下群盗蜂起，江山风雨飘摇，而在易代之际，人们总是相信图谶能够揭示出未来的重大变革。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图谶都说，李氏将取代杨氏坐拥天下。李密正是在这一点大做文章，在思想舆论上争取人心，让人们相信他就是图谶所预言的救世主。预言的魔力，把李密送上了人生的巅峰。

然而，虚无缥缈的图谶之学，毕竟敌不过坚硬的权力法则。在被王世充逼退洛阳之后，李密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并未输得血本无归。部将徐世勣仍然统领着黎阳，王伯当还占据着河阳，即便是兵败之后，他还有两万多人的散兵游勇。人生足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不至于一战成擒。就在这时，李密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都曾面临的问题：他作为“主公”想要卷土重来，而部属却想投靠李唐。利益诉求的对立，在这时以命悬一线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而，李密在应该坚强的时候软弱了，在应该决断的时候犹豫了，以至于他最终被部属的私利捆绑，走上了投靠李唐的不归路。李密或许会死不瞑目：为什么投降不符合他的利益，却符合部属的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利益？初次革命的失败

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少年时期，李密也在少年时就初露峥嵘、与众不同。由于蒙承祖荫，李密被选拔到皇宫里面做侍卫，年纪轻轻就混到了皇帝身边，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隋炀帝杨广只见了他一次，私下就对宇文述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杨广初睹其面便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这个细节更像日后李密举兵反隋的隐喻。

宇文述只好煞费苦心地对李密说了一番劝退的客气话。换作别人，或许会为失去工作而哭哭啼啼，但李密却表现得识度不凡，“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因此才有了“牛角挂书”的千古佳话。有一次，李密骑着一头黄牛，将《汉书》一帙挂于牛角上，一手捉牛虱子，一手翻书阅读。茫茫天地间，一个少年不为路边的樱红柳绿所扰，亦不为踢踢踏踏的牛蹄声所动，悠然自得地沉浸于阅读的精神世界里，这幅画面对读书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被打动的人中间就包括在路上偶遇李密的隋朝尚书令杨素。于是杨素按辔追上李密，好奇地问道：“何处书生，耽学若此？”李密自然认识名重天下的杨素，于是下牛再拜，自言姓名，杨素与语大悦，愈益奇之。吊诡的是，李密读的恰是《项羽传》，这似乎也暗示着他会像项羽一样骤起骤落。

杨素是历事两朝的勋臣宿将，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是经营政治的高手，当时在位的皇帝杨广，就是在他的力挺和密谋下，挫败原来的太子杨勇而登上皇位。通过扶持器重自己的皇帝，来保证自己的权势能够代际传承，杨素对子女的安排真可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杨素看重李密，一方面说明李密确实是人中龙凤，另一方面也有杨素自己的私心作祟，那就是为子孙后代笼络李密。杨素对儿子杨玄感等人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杨玄感倾心结纳，与李密情好日笃。

按照杨素的设计，杨玄感继承父爵，而李密正可作为杨玄感的幕后智囊，以此确保杨家富贵长久。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与期望背道而驰，杨素已经位极人臣，他儿子杨玄感站在这样的起点，如果还想有什么人生抱负的话，再往上走就只能当皇帝了。而杨玄感恰恰就有此狼子野心，他的志向不是守住父业，而是在此基础上夺取皇位、窃取天下。杨玄感与李密，两位职业革命家就这样走在了一起。从此，天下再无宁日。

公元613年，也就是大业九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杨玄感受命“于黎阳监运”。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按捺不住的杨玄感终于决定起兵，并立刻派人把李密接了过来。李密为杨玄感献出了三条计策，上策是直接占领蓟县，截断隋炀帝的退路，使隋炀帝进无所攻、退无所守；中策是西入长安，占据隋炀帝的巢穴，以此号令天下；下策是攻打洛阳，“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这三条计策，既展现出掌控全局的战略能力，也表现出不择手段的心狠手辣，尤其是心狠手辣这一点，既成就了李密的辉煌，也将摧毁所有的繁花。没想到，杨玄感对前两条计策嗤之以鼻，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但一切正如李密所料，洛阳鏖战，进有坚城阻隔，退有官军夹击，杨玄感旋即以失败而告终。革命失败，元恶既诛，胁从被罪，李密难以独善其身，也被官军抓捕了。

但职业革命家向来都有金蝉脱壳的办法，他用金子贿赂执行任务的官差，因此成功出逃。跨出这一步，就意味着他与朝廷彻底一刀两断，从庙堂之高走向江湖之远，走向广阔的天地、苍茫的云野和陌生的人群。革命进入低潮，革命家的人生也陷入低谷。李密开始进入漫无目的的流亡岁月，他先是投靠平原的黑社会，在遇冷后又前往淮阳，隐姓埋名、聚徒教授。而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时间里，李密常常诗书遣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时来运转之际，市井徒、刀笔吏、屠狗辈都能千古留名，何况于我？李密满身都在蓄积能量，就像千年火山在伺机喷发。

很快，机会就会来敲门了。翟让、王伯当、徐世勣、秦叔宝、程咬金等绿林好汉正啸聚山林，这群乌合之众，缺少一位能将众人力量组织起来的领袖，一种将黑帮团伙转变为军事集团的革命理论，更需要一张能激发信念、为所有人指明奋斗方向的未来蓝图。这一切，似乎都等待着李密的粉墨登场，等待着李密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从隐姓埋名到峰回路转

乌合之众与政治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亡命之徒的松散结合，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缺少严密的组织体系；而后者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蓝图和奋斗目标，而且有制度化的组织架构和决策体系。尽管如此，二者却完全可以表现为相同的“肉身”。同样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翟让为首，就是乌合之众；李密为首，则为政治集团。

这就像马克斯·韦伯笔下的“超凡魅力型领袖”，李密恰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一个政治领袖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政治领袖应该描绘未来蓝图，并将这种蓝图灌输给普通人，成为其理想信念，使他们自觉为之不懈奋斗。而李密恰恰就是规划未来蓝图的高手，他既有预言家的高瞻远瞩，也有演讲家的煽动能力，不仅善于用美好的蓝图打动人心，而且能以激情洋溢的话语取信于人。

显然，翟让等人啸聚山林，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政治集团应有的“肉身”，但是他们只知道打家劫舍、锄强扶弱，并没有远大的目标，因此，也可以说是没有灵魂、没有方向；而李密虽然独自一人，但是脑袋里面却装着纵横四海、经略天下的理论和蓝图，他只是缺少一个实现战略构想的现实载体。可以说，翟让等绿林好汉需要一个战略蓝图，而李密则需要一支现成的军队，如果双方真能完成“肉身”与“灵魂”的结合，那岂不是要摇身一变成为极具实力的政治集团？而事情的发展，正朝着这个方向不断靠近。

李密在淮阳又遭到举报，于是再次逃到东郡，听说当地的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于是前往投靠。翟让这边有人知道李密是杨玄感的亡将，于是劝翟让秘密将其杀害，翟让遂将李密囚禁起来。然而，最冰冷的绝望，往往能激发最热烈的激情，李密在临近鬼门关时，将其煽动能力发挥到极致，他通过贼将王伯当向翟让献计，“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意思是说，现在皇帝昏庸、民怨沸腾，从外部形势看，东征高丽拖垮了精锐部队，也断绝了与突厥的和亲，隋朝已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内部形势看，隋炀帝竟在这时巡游扬州，这正是起义的好机会！于是，一幅逐鹿中原的蓝图就印在翟让心中，让这个只知打家劫舍的莽汉怦然心动。接下来，李密顺水推舟说道，“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这是以“席卷二京”的未来预期来引诱翟让心中躁动的野心与渴望。果然，一言之下，翟让不仅不再把李密当作朝廷的通缉罪犯看待，而且“深加敬慕，遽释之”。

接下来，李密就开始用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战略部署来改造这群乌合之众。他深知现在聚众为盗、自给自足固然没有问题，但如果想要成大事、谋大业，就必须要获得自己的土地、财政与源源不断的人才。于是，李密为翟让规划出第一步战略部署：“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也就是说先占据荥阳，获得一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深根固本、以图天下。有目标、有蓝图、有部署，起于草莽之间的翟让等人哪里想过在打家劫舍之外，还有这么宏伟壮丽的事业，在落草为寇之外，还有跻身王侯将相的美好未来？

而李密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在规划蓝图之后，更能亲自领军上阵杀敌，将蓝图变为现实。荥阳通守张须陀骁勇善战，曾经大败翟让，这让翟让一直心有余悸。于是，攻打荥阳时，听说张须陀率兵来战，翟让竟“大惧，将远避之”。李密这时便向这些绿林好汉展示出智慧谋略比单纯的暴力更能克敌制胜。他对翟让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于是自己分兵设伏于树林间，让翟让假装战败撤退，等张须陀趁势追来，李密则绕到敌军身后，翟让亦当其前，前后夹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夺取荥阳，既证明了李密战略部署的正确性，也向众人展示了其有勇有谋的人格魅力。而李密“躬服俭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大得人心，这些都为李密取代翟让埋下伏笔。

在攻下荥阳之后，李密又开始规划远景目标，他继续对翟让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换言之，这次的战略目标是：攻打洛阳、直接去袭击兴洛仓，彻底摆脱江湖草寇的身份，并开仓发粟、赈济贫弱，以吸收有生力量、壮大军队。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打下兴洛仓，直逼朝廷的东都洛阳，就像一把尖刀直插朝廷的心脏，也就直接走上了与朝廷对抗的擂台，从此就要真正开始逐鹿中原的事业。至此，翟让不仅完全被说服了，而且也认识到一旦走上逐鹿中原的道路，自己便没有能力担任领袖职务，连说：“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所谓“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实际上是在含蓄表明，一朝攻下兴洛仓，便以主公之位相让。

果然，破仓之日，翟让即率领众人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李密刚获得一块可进可退的根据地，就立即命人写下讨伐隋朝的战斗檄文，尽数隋室之罪，这实际上是为自己造反制造正当理由。“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而自己则是要结束隋朝暴虐统治的救世主。李密终于走出人生的低谷，展开排云而上的翅膀，开始了一飞冲天的奋斗。

可以说，正是李密的鼓动，为这群乌合之众指明了奋斗方向，使之正式成为逐鹿中原的政治集团。李密一介书生，却掌握了“思想”这个最锋利的武器，能够在无形之间斩断所有刀枪剑戟，为这支队伍赋予了崭新的“灵魂”，让这群绿林好汉如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密不仅使用了理性的力量，还发挥了有勇有谋的人格魅力。用“预言自我实现”笼络人心

李密懂得应该积极开展“政治营销”，揭开中国古代政治最为隐秘的传统，并从中获得超乎寻常的力量，为自己在诸侯之间赢得了无人企及的威望。

李密这次使用的武器，就是预言的力量，也就是启动“预言自我实现”的功能，为自己问鼎中原制造神秘的信念，以此取信天下、笼络人心。“预言”在中国古代政治有两种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童谣，另一种是图谶。在治乱交替的中国历史中，一旦天下大乱，往往就会出现包含预言未来的童谣或者图谶，而它们具有宗教先知般的巨大魔力。

图谶是把预言与巫术结合起来，让人们相信某种政治预言并自觉为之奋斗。说白了，图谶是一种融合了超自然力量的预期管理。这就像股票的涨跌仰赖于预期一样，当所有人都相信一只股票会涨价，即便它事实上不会涨，人们的预期也会促使需求增加、股票涨价。这正是“预言自我实现”的奥秘，而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将之运用于政治生活中。陈胜、吴广起义，把“大楚兴，陈胜王”的字条放在鱼腹中，让士兵觉得这是天意；曹丕代汉自立，就在“代汉者，当涂高也”的图谶上大做文章，宣扬“当涂高”即是“魏阙”。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岁月中，童谣与图谶同样应运而生，而且都神秘地指向“李氏将兴”的目标。当时，天下流传“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加上隋炀帝本来对门族强盛的郕公李浑心存嫉妒，于是找理由杀了李浑宗族32人。杨广对李姓大臣大开杀戒，不仅促使后来成为唐高祖的李渊最终起兵造反，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更加具有可信度。道理很简单，如果“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是假的，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皇帝为此大动干戈，本身就说明这一预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而李密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对应为图谶里面所说的那个“李氏”，而且方此兵荒马乱之际，他是地盘最大、兵力最强的诸侯，这更加坚定了他就是“应在图谶”的真龙天子。

与此同时，童谣也开始爆发相应的力量。当时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洛阳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并说：“斯人当代隋家。”别人问为什么，李玄英开始“道破天机”：最近民间有一首叫作《桃李章》的童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这看上去像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天书，解读之后则暗藏玄机：“桃李子”，说的是逃亡的李氏之子；“皇与后”，都是皇帝的称呼，意指隋炀帝；“宛转花园里”，是说隋炀帝巡游扬州；“勿浪语，准道许”，是说那个真命天子的名字是“密”！到这里，一幅清晰的政治预言图景呈现出来：隋炀帝将死于扬州，李密取而代之。李密能够将他的政治构想灌输给那些绿林好汉，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童谣与图谶的魅力。在听说这个“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预言后，群盗皆以为然，“由是渐敬密”，李密的思想由此而进入人心。

李密不仅善于运用正面的预言来经营自己的形象，也善于用负面的预言来诋毁对手。他在讨伐隋朝的檄文中，就将中国古代的图谶、星象等超自然学问发挥到极致。在数落隋炀帝的10项罪名之后，李密接着指出：“故谶箓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此则厌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意思是说，隋朝暴虐，不仅引起人怒，更招致天怨，图谶里面早就说隋朝只有36年运数，而且“厌德之象已彰”，李密接着举出最近出现的异常天文地理现象，例如“岁星入井”“正阳日蚀”“川竭山崩”，说白了都是预示着隋朝将要“宗庙为墟”的怪象。借助天人感应的神秘信念，李密不断论证隋朝将亡，而自己将取而代之，以此不断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总之，那些对李密有利的图谶与童谣，若放在现代，可能被视为是一番鬼话，但在当时却抓住了人们认知系统的盲点。其实，任何逻辑建构、话语体系都无所谓正确或荒谬，关键是要有人相信。信则有，不信则无。李密可以说是深谙此道，通过诡秘莫测的图谶、童谣和天人感应学说，不仅赢得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而且赢得了天下威望。一次失败而坠入悬崖

雄兵甲于诸侯，威望著于天下。李密的人生似乎树立起一架拔地而起的天梯，只需要拾级而上，就可以实现“并海内，兼诸侯”的千秋功业。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在表面的繁华之下，问题的毒瘤正在悄然萌芽。

首先，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翟让主动让贤之后，李密与翟让的关系就比较敏感了。对李密而言，翟让虽有禅让之德，但正因此，也是他稳固权力的最大隐患，尤其是随着李密的事业越做越大，利益的蛋糕也越来越大，更让二人的关系处于微妙的紧张状态。翟让的哥哥完全不懂这中间的道理，竟对翟让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这话传到李密那里，无论翟让本人是否有意夺回权力，懂得零和游戏规则的李密定会先下手为强。于是，李密摆下鸿门宴，杀死了翟让，还把翟让的部将徐世勣给砍伤了。注意这个细节，它将会在关键时刻决定李密的命运。

翟让一死，李密看似稳固了地位，但实际上得不偿失。其一，手刃恩人，留下了抹不去的道德污点；其二，翟让的老部下即便不会反抗，也会在心里留下疤痕，播下猜忌的种子。李密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突然成为整个集团的领袖，凭借的是他胸中的战略蓝图以及图谶赋予的神秘光环，而他与各位部将的关系却不会因此而立刻稳固，需要假以时日慢慢巩固。李密还没有坐稳位置，就杀害了对自己有禅让之恩的翟让，也必然会让将士寒心。从此，这支令行禁止的军队就因为旧主翟让之死而出现了深深的裂痕，这为后来关键时刻时李密众叛亲离做足了前戏。

而这时，天下扰攘，群雄逐鹿，李密与王世充鏖战洛阳，互有胜负。李渊与李世民起兵于晋阳，正要驱兵入关，占长安以号令天下。在此形势下，李密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的谋士柴孝和劝谏说，现在不应该鏖战洛阳，而应该“亲简精锐，西袭长安”。历史何其相似！这曾经是李密向杨玄感献出的计策，这时又有人对李密献出同样的计策，而且杨玄感不听从李密的劝谏，与此时李密不听柴孝和的劝谏，也如出一辙。李密劝谏别人的事，自己却做不到，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诚不我欺！

而老谋深算的李渊恰好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让李密与王世充继续交战，而给自己攻破长安留下空间，他给李密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大乱，而能荡平天下的，非李密而谁？李渊也懂得利用“图谶”的预言来抬高李密，劝李密“惟冀早应图箓，以宁兆庶”，而自己则“年余知命，愿不及此”，这是在有意自我贬抑。显然，李渊在表面的卑微恭顺之下，真实目的就是要捧得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忽略自己这个潜在敌人。李渊的目的达到了，李密不仅把信公之于众，而且洋洋得意地宣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

他哪里知道，“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李渊就是要稳住他，使之继续对抗王世充，为自己占领长安争取时间。

李密缺少李渊的能屈能伸与忍辱负重，却比李渊更加爱慕虚荣，心狠手辣，而老谋深算却不足。他具有卓尔不凡的煽动能力，却缺少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条分缕析的能力，常能以理动人、以情感人，却难切近事机、随机应变。前者让他能够在政治宣传中笼络人心，后者则让他在具体实践中走向失败。

不久后，李渊果然从太原一路向西攻下长安，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而李密则在与王世充的鏖战中失利，与部下弃甲曳兵、落荒而逃。失落、沮丧、气馁等负面情绪笼罩着整支军队。虽然是一次惨败，但是李密当时的地盘足够广大，还不至于山穷水尽，完全有资本东山再起。当时，徐世勣统领黎阳，兵多粮广；王伯当占据河阳，地狭势蹙。李密如果前往黎阳，或许历史就会改写，但是他因杀翟让时伤害过徐世勣而耿耿于怀，关键时刻又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胸怀。而逃往河阳的结果，则是带上王伯当一起亡命天涯。未来何去何从？是继续举旗争霸，还是投降他人？李密遇到了历史上不少英雄人物都曾面临的抉择。

李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也就是他想继续举旗争霸，但是部属都说，现在众心危惧，人情不愿，肯定难以成功。潜台词是，咱们还是找个人降了得了！接着就有人出主意说您与唐公李渊同姓，虽然没有一起举兵，但是鏖战东都，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您也是大功一件。潜台词是，降了唐公李渊是个不错的选择。

古人云，“成大事者，不谋于众”。李密的性格弱点这时暴露无遗，他没有信大义于天下的胸襟，猜忌徐世勣从而断了后路，也缺少统合众人意志的决断力，曲意逢迎部属进而毁了前路。投降李唐的结果是部属官复原职，而李密身首异处。部分利益绑架整体利益的深思

听闻李密这个潜在劲敌前来投靠，李渊当然喜形于色，特地遣使迎劳，相望于道，李密也望之大喜，满心期盼“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然而，李密自废武功，束身就擒，当所有功业都已是明日黄花，他凭什么来换取礼遇？

投降没多久，李密就感到命运对自己的无情嘲弄。一方面，在李唐“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贿”，让他心郁郁、意怏怏；另一方面，战败的部将并不归附王世充，他如果当初不投降李唐，足可与李渊、王世充、窦建德等诸侯鼎足而立、以争天下，如今却寄人篱下，这让他扼腕叹息、追悔莫及。在痛苦的折磨下，他决定谋求出关，招揽旧部，卷土重来。于是，他向李渊汇报，愿前往山东说服旧部归顺，实际上是想金蝉脱壳。李渊一开始被表面的利益迷惑，竟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大臣劝谏不能放虎归山，李渊才恍然大悟，立即追召回京，而李密这时正急速亡命，只好公开叛变。然而，天地之大，李密竟无处可逃。

李密英雄一世，最终惨死在一个叫作桃林的小县城，悄无声息地像尘埃一样从历史的缝隙中落下。他本该在历史长河中投下巨石、掀起巨浪，最后却淹没在历史的浪花之中，只留下波澜不惊的水面。

当代金融大鳄索罗斯曾说，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因为现实选择是“未来投到当下的影子”，可见预期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李密的失败，证明了那些童谣或图谶的虚幻，也说明预言并不总是能够自我实现。王夫之在评价童谣的预言功能时，这样表达质疑：“岂果祸福之机，鬼神早泄其秘于童稚之口哉？”确实，童谣的产生并不是因为鬼神，而是来自于人的创造。马克思说，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其实并不存在所谓超自然的预言能力，政治精英不过是利用巫术传统影响舆论、争夺人心。

当年北周与北齐两雄争霸，北周有韦孝宽，善用间谍；北齐有斛律光，善于用兵。斛律光不仅兵权在握，而且是北齐后主高纬的老岳父，权势熏天。韦孝宽抓住机会，制造童谣云：“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以此“预言”高氏将崩、斛律将兴，结果北齐皇帝高纬对“童谣”深信不疑，果然处死了大将斛律光，为北齐覆灭埋下了伏笔。高纬哪里知道“童谣”并不是得之于天，而恰恰来自竞争对手的编造。

这说明，童谣或图谶所产生的预言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但有时候预言与谣言仅有一步之遥，如果把谣言当作预言，则会在扭曲的预期中将现实推入万丈深渊。因此，可以利用预言管理预期、争取人心，但无法将成功完全寄托于预言的“自我实现”。罗素在《权力论》中说：“舆论是万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但他也承认这需要一个“交互的过程”，或者说，在“预言”与“自我实现”之间，还需要跨越重重现实阻隔，而李密就在部属的私利面前折戟沉沙，遭遇了失败的滑铁卢。

李密熟读史书，难道没有读过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章节？曹操80万大军压境，是战是降，在孙权的江东集团引发了激烈争论。孙权面临的问题与李密此时的处境可谓如出一辙。

鲁肃在关键时刻说出的一段话，虽是异时异地，却充满对官僚政治的深邃洞察，足以彪炳古今。鲁肃对孙权说，江东谁都可以迎曹，唯将军不可迎曹！为什么？因为官僚迎曹，无非是换个主子打工，犹不失“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而将军迎曹，只有被软禁甚至谋杀这两个结果！官僚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对立，在这时表现得如此赤裸裸而又血淋淋。这才有孙权“此天以卿赐我也”的感慨，才有以弱抗强、以小博大的勇气。

可惜，李密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像鲁肃这样的人。同样的道理，所有人都可以降唐，唯有李密不可，因为部属无非易君而事，官品不丢，俸禄不减，甚至还会获得更大的晋升空间。只有李密才代表李密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个集团的任何一个零件，都只会考虑它自身的穷通荣辱，而不会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这就像在一个企业里面，企业家才代表企业的整体利益，承担了全部的风险，企业倒闭了，企业家将一无所有，而领取固定工资的员工，只需要换一个地方打工。李密的困境就在于此，他失败了，但是部属还可以换个老板打工。

事实上，这正是部分利益对整体利益的异化。如果说这时二者的冲突以极端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在制度的日常运转中，这正是朝廷意志难以贯彻到底的根源。害怕农民起义、担忧江山易主，这是皇帝从整体利益出发感到的压力与责任，这种压力也是皇帝不断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根本动力。然而，这种压力与责任在沿着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向下传递的过程中，也必然会遭遇层层递减的困境，因为官僚不会像皇帝那样从大局和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只会考虑自己耳目所及的小局和部分利益。韩非子以极其强烈的对比，将君臣之间的利益冲突直白地道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这与李密在危急时刻面临的困境何其相似。一家一姓的王朝可以更替，但是无论谁执政，都需要笼络精英治理天下，于是，官僚的利益从根本上就与皇帝的利益出现分歧。这就是为什么，皇帝必须不断地强调“忠君体国”的重要性，宣扬“修齐治平”的价值，为的都是从道德层面让官僚更多地从朝廷存亡和整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只可惜，皇帝与官僚“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层级越多，道德约束作用越层层递减，整体利益最容易在基层被部分利益异化。

李密曾借助预言的魅力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却终究屈从于坚硬的现实法则。如果他“牛角挂书”读的不是《项羽传》，而是《鲁肃传》，他的人生是否会改写？

李密之后，李渊在他的儿子李世民的辅佐下，最终建立了唐朝的百年基业。而李世民继承皇位之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也一度克服李密曾经面临的难题，使得官僚集团共襄贞观盛世。然而，李密没有成功，所以不必考虑权力继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会噬咬李世民的心灵。第二章李世民：寻找合法性的失败

公元643年，李世民登基做皇帝已经17年了。他脚下的土地，东西南北都延伸到人力所及的极限；他治下的社会，据说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这是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天下一统，四海升平，蛮夷外服，百姓安居，而已届不惑之年的李世民，正值政治生命成熟之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胜败兴亡，从来只是转瞬之间。外患既除，内忧将兴。忧从何来？贞观十七年正是盛世景象下的一个转折点。欧阳修曾评价这位盛唐皇帝，“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他有着睥睨群雄的文治武功，但也在这一年面临着重大考验——选择接班人，确保权力平稳传递。这曾经难倒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们，而李世民也只欠缺这最后一块政治拼图了。

只可惜，正是这个千古难题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打击。一场太平盛世下的宫廷风波，终于在贞观十七年归于平静。帝国的权力继承，就像疾驰而过的列车在他心头碾过，那疼痛只有他自己懂得。太子李承乾由于谋反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则被贬往京外；晋王李治，一个暗弱、无能、多愁善感的男人成为最后的赢家。一母所生的亲兄弟，竟视彼此为仇人、如路人。

李世民的选择出于他人所不知的隐衷，也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皇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他只能选择一个儿子，同时必须舍弃其他儿子；也决定了诸子夺嫡是一场零和游戏，骨肉相残的结局不是鱼死网破，就是你死我活。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性之光也会在某个时刻从政治铁幕的罅隙中散发清辉，李承乾死的时候，他为之罢朝；李泰死的时候，他忧形于色。政治就是把亲情埋进土里，但还是会有疼痛的感觉，李世民千古一帝，无数的政治风波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却仍然不免为亲情留下一份柔软。

难道权力继承与脉脉亲情真的无法统一，注定只能在剧烈冲突中撕碎皇帝的心？这涉及皇权继承的根本问题。李世民本想通过自己的挣扎，为千秋万代确立一个稳定的规则，能够让政治与亲情两全其美，让权力继承不再以血流成河和骨肉相残作为代价，也让后世帝王不再忍受他曾经的煎熬。只可惜，他征服了广袤的土地，却无法打败文化的基因。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千古一帝李世民从哲学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触及过这个问题。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互争雄长，后来李承乾蓄意谋反，提前出局。按说，礼贤下士、素得人心的李泰成功夺嫡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李世民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堪称惊天逆转的决定。而这背后，正隐藏着他对这一问题从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

那么，李世民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太子失德

李世民的思考与挣扎，是从诸子夺嫡开始的。

在太宗诸子之中，长孙皇后的三个儿子是皇位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太子李承乾在李世民登基时就立为皇储，魏王李泰礼贤下士、声震朝野，晋王李治则比较低调，看似是最不可能被选中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力竞争者，就是才兼文武的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是隋炀帝之女，出身高贵，李世民又常“称其类己”，为李恪赢得了“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的声名。

李承乾小时候本来“性聪敏，太宗甚爱之”，《贞观政要》曾记录李世民善于从生活小事教育太子的温馨故事。看到太子将要吃饭，就教育说：“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看到太子乘马，就劝诫说：“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看到太子荡舟湖上，就启发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看到太子休息于树下，就教导说：“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治国智慧与政治哲理，寓大于小，春风化雨，李世民教育太子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然而，李承乾长大之后，却性情大变。他沉溺声色、漫游无度，把李世民呕心沥血的教导抛诸脑后，尽情与群小亲狎款昵。李承乾也非常狡猾，自己纵情无度，但也惧怕其父知晓，于是索性跟李世民玩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朝堂之上，“必言忠孝之道”，退朝之后，“便与群小亵狎”。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承乾对此也早有防备。等到劣迹暴露，东宫的大臣如果要进谏，李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知道别人要劝谏，自己先三省吾身，深自谴责一番，好让别人无可置喙，其狡黠如此。李承乾口才极佳，在他舌灿莲花之际，“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

李承乾有一位宠爱的伶人方才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而李承乾对他也特加宠幸，称呼他为“称心”，这触及了李世民忍耐的极限。果然，“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李世民的本意是通过诛杀“称心”而让李承乾痛改前非，但这反而加剧了李承乾的抵触和反叛。他认为这是魏王李泰出于争宠的目的，故意向李世民通风报信、告讦其事，于是“怨心逾甚”。李承乾痛悼“称心”不已，不仅“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还“数至其处，徘徊流涕”“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李承乾对这位伶人的宠爱可谓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但在李世民看来，这是在非薄名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于是，李世民派出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当世大儒前往匡正。这些人为了教育太子也是拼尽全力，光于志宁就写了长达20卷的《谏苑》，李世民为了嘉奖于志宁和孔颖达，“二人各赐帛百匹、黄金十斤”。然而，李承乾再次辜负了其父的一片教子之心，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暗中派刺客暗杀他们。就这样，李承乾“侈纵日甚”，而离经叛道的荒唐事也越来越多，“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他还经常带领部下模仿突厥人设穹庐、烹羊肉、演胡乐，扮演突厥部落、彩排突厥葬礼。

李承乾的生活，混杂着王孙公子的富贵气息、打破常规的想象力以及某种后现代的率性而为。这些放到现代社会，没准会收获大批忠诚的拥趸，但在当时却犯了大忌，也意味着李世民所有挽救措施的失败。

太子失德，对于皇位传递意味着风险的倍增。一般而言，太子在位，皇子们还要开展夺嫡竞争；如果太子被废，东宫虚位以待就更助长了各个潜在皇位继承人的野心。他们会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储君”这块会在将来富有四海的“肥肉”。魏王争宠

李承乾既已无药可救，各位皇子自然会对东宫之位跃跃欲试，而魏王李泰这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夺目光彩足以掩盖其他皇子的光芒。夺嫡游戏看上去不会经历复杂的混战，只会在李承乾与李泰的“一废一立”中轻松结束。

李泰雅好文学、敬贤礼士，这两点就表明他具有成为储君的潜质，由此也博得了李世民的欢心。于是，在李承乾逐渐失去圣眷时，李泰却在一步步取代李承乾在皇帝心中的位置。李世民特批李泰可以自行设立文学馆，以延揽人才，而且由于他“腰腹洪大、趋拜稍难”，给予他“乘小舆至于朝所”的特权，其见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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