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章永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试读：

清德既衰，士人横议。康南海以旧学出新义，因客帝保孔教，一时天下耸动。而学术新新不已，政教激荡陵夷，其人其学，身后寂寞久矣。不期于清鼎革后百年，势迁运转，时贤佳构迭出，以康子为先知大哲，而非仅近代史上一过时人物也。

迄今为止，康有为研究无非三种方式。一是老派的近代史研究。此派之长，在考订史料，编撰文献。康有为一度身陷晚清政局漩涡，后周游列国，辙迹遍天下。交游广泛、著述繁多而又好矫辞自饰。故收集、考辨、核实有关史料，极费周章，非精勤老成工夫不办。姜义华、朱维铮、茅海建诸公，用力甚勤，贡献甚巨，是史家康有为研究之典范。注1此派之长处即其短处，考叙有余，自然诠释不足。盖解释必逾越史料，史家谨慎，议论有限，无可厚非。

另一路为思想史研究。思想史虽亦为大史学之一科，然而其旨趣不在史料，而在理解人物或时代之观念。而理解观念、阐释观念，必据观念。思想史之观念每有二层，表层为所研究之观念，底层则为据以研究此观念之观念系统。思想史研究中较素朴者，多自以为能够纯粹客观地叙述传主之思想，而对据以解释之观念，则少自觉。然而亦因此能尽量避免主观意见。老派的、思想史个案进路的康有为研究，李泽厚、萧公权等先生贡献良多。注2与此相应，哲学史进路中康有为亦列为专章，如冯友兰先生之有关著述。注3唯冯先生以哲学家治哲学史，故怀整体之史观，于深层观念，不无自觉。其撰述意图，亦非纯粹“历史”之客观，而是体现于历史之“逻辑”之客观耳。此等研究固有卓见，唯在此系统史观中，康氏无非已消逝的哲学史环节之一。而中国“哲学史”之难，恰在于近代以来之中国思想，并非传统中国“哲学”之合乎“逻辑”的推演，故冯契先生不名之为“逻辑发展”，而名之曰“革命进程”，以古今中西问题为近代哲学之主轴。此真大见地也。然而此“革命”既为“进程”，则无非又是“从……到……”之演进。故康氏仍为一环节，处“进化论”阶段，贡献止于“初步探索”注4而已。此哲学史之整体观与思想史之个案差别所在。两者亦有相通处，皆以康氏为对象、为过往、为仅供借鉴之历史“初步”而已。

本世纪以来，康有为研究虽有不同方向之推进，但大体重视康氏之“旧学”，而非徒取其“新义”。上世纪研究偏爱康氏之激进，本世纪研究则重视其保守。后见易明，所谓数千年大变局，今日似已波澜不惊，然而要知那首当其冲之世，四顾皆有生路，四顾亦皆是绝路。或生路毕竟走绝，或路路走绝乃现生路。其左右彷徨之郁苦、东西隳突之躁厉，非后世所能想见。王纲解纽，祸福相缠，夷夏易位，天崩地解，其纠结纷乱远超以往末世。如不能于此处体贴、深入，随其行止，共其悲欣，其研究就难免隔膜、轻巧。故体会康氏情境愈切，则理会康氏思想愈真。本世纪之康有为研究有所推进，皆缘于此。

汲取旧派思想史个案研究之长处，而又以整体史观为本者，有汪晖及张广生之研究。注5汪晖以“现代中国”或“中国现代”为研究之轴，以政治史、社会史中所嵌之“思想史”为进路，不复仅据观念研究观念，亦不复将“中国现代”之上限定于晚清。张广生则重视今文经学传统中的康有为对晚清实际政治局面的应对。汪及张对康有为身处之错综诡谲情境皆有更为深入清醒的认识。汪之历史叙述远较一般思想史学为复杂；其理论解释，亦远较一般近代史学为精致，是其兼综两派所长处。而其骨架，则无非“天理”、“公理”之变，盖仍以思想史概观为本，无非将议论之简易，化为叙述之繁复矣。这是第二路研究近期之变化，亦思想史学一时之盛也。

康有为研究之第三条道路，以曾亦、唐文明、干春松的有关著作为代表，可谓横空出世。注6此种研究虽亦以思想史研究之面目出现，但既不将康氏对象化，更非视其为过往，而是将康尊为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先知”式人物（唐），或儒家传统应对中华政教文明现代总危机的终结式人物（曾、干）。先知式人物也就是终结式人物，因为他们都超越了时间。“先知”与“初步”属于两种时间性。“现在”包含了、超越了“初步”，而“先知”则既包含“现在”也包含“将来”。没有一个时刻可以超越先知，先知则超越了任何时刻。“初步”是被后人扬弃的，而“先知”始终是支配性的。如果说通常的思想史阅读是“对象化”的，那么这种阅读则属于“基源化”或曰“资源化”的。在这种阅读态度中，康有为在思想史的写作时刻非但仍然在场，而且比思想史写作者的同时代人更有支配力。因此，这第三条道路体现了思想史研究从单纯的“对象式”到“基源式”的转折。这种转折在其他的精神形态史门类（例如哲学史、经学史等一切不被现代科学知识增长法则所支配的精神形态）中虽一再发生，但在康有为研究中并无先例可循，故仍能算作突破。当然，曾、唐、干只代表基源化阅读之一派，盖用其为资源未必即尊其为先知。“基源化”阅读是诠释学的，而非科学的。不过诠释学本身也有各种形态。诠释性实践基于被诠释者与诠释者两者视域或情境的关系，这层关系的另一面相是文本与情境之间的张力。可以说诠释学的全部立足点就是这层关系。也正是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诠释学的不同形态，例如基源化的诠释以及其他。对象化的理想阅读在于尽量排除情境，特别是诠释者的情境，而把重心放在文本的意义及其情境条件上。20世纪的哲学诠释学则主张在有差异情境之间的“融合”，注7以打开文本的新义。情境方法进入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之后，注8渐凌驾于文本意义之上，也打破了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之间情境的平衡。此派以为，文本的意义要在诸文本之间构成的情境中确定。尽管如此，这也可归属于诠释学而非科学。哲学诠释学与语境主义思想史之间的差别并不妨碍它们的共同之处，即强调对话式的阅读，无非前者那里的对话存在于文本与理解者之间，而后者的对话存在于语境之内，或诸文本之间。

对话式的阅读不是对象化的阅读，但也不是基源化的阅读。基源化的阅读建立在被诠释者的语境与诠释者语境之间的类似性上，因此既确立语境，又不过于强调语境之间的差异。其背后，是对两下情境的把握和对照。例如，那种认为所有真正的政治哲学文本都在大义下掩藏着微言的阅读，正在于将一切语境都视为本质上同一的永恒语境——基于礼法而非哲学的政治共同体。只要政治存在，语境便一贯如此，绝不改变，在诸作者之间是这样，在作者与解释者之间也是这样。故有助于理解文本意义的是永恒的礼俗共同体，而非那些川流不息的周遭情况。理解作者的原意非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作者和读者处于本质上相通的语境之中，故经过恰当解释的古代典籍完全可用于获致当代生活之幸福与正义。这，就是一种基源化阅读，无非是读出了哲人，而非先知。

其他的阅读方式也同样如此。显然，对政治思想史做基源化解释的最大考验是把握作品之语境。而语境是复杂多面的。剑桥学派重视语境盖无大错。如有所误，则在低估政治语境的复杂多变。他们从维特根斯坦或奥斯丁处学得一些语用学分析方法，懂得了失火时说“起火了”是用来让人逃生的而不是让人理解语义的，明白了说话也是行动，就勇敢地用这套东西去分析政治世界。犹如在盆中观察研究过水之后，就以为自己懂得水了，就敢于扬帆出海了。在政治世界中，语境与行动是高度复杂的，非但不止一维，且彼此作用，随时改变。一指入水，四海起变。行动基于语境，行动也改变语境。你的行动，就是别人的语境。别人对你的行动采取行动，又是你的新语境。现在的行动，就是未来的语境，而现在的行动，取决于行动者如何把握它的语境或曰过去的行动总和。对政治人物来说最重要的语境当然是总体政治形势，而非同代人的政治小册子。以康南海为例，他的语境至少具有三个维度，一是当时之实际政治，中外形势，二是经学史，三是同代人复杂的政治言行。故南海之写作，既在谋一时之效，亦欲垂万世之教。注9语境中最重要维度是当时之中外形势总体。无此形势，康对公羊学的解旧与开新，对大同义的向往与克制，与论敌等的争辩，就无焦点可聚。而今文经学，是其立论根本，决非无足轻重。形势所趋，不得不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就要驳守旧派。守旧派都是儒家士大夫，不是留学生，那就不可讲西学，而必讲孔子改制、公羊大义。要讲公羊大义，就不得不驳古文经，上及刘向、歆父子。既驳古文经，就不得不遭遇章炳麟、刘师培辈经学、时论之夹击。实际政治、经典历史、政见时论彼此纠缠、因缘相生，环环相扣，哪有什么单纯稳固的语境可觅！康有为保皇、组党、立教，纵横捭阖。他不仅属于政治思想史，也属于政治史。其积极的政治行动远较柏拉图、马基雅维利或霍布斯等重要、复杂而有实效，故一方面其著述更明显地从属于政治行动，另一方面，其政治行动也绝非仅限于经教著述与报章辩论。政治人物既处复杂语境之中，而其行动自身的复杂性又导致了新的语境。故政治思想史既要把握思想人物之情境，也要对该人物自身的情境把握进行再把握。康有为对经学历史之判教、与时贤政论之纠缠皆相对简易清晰。语境之中，最难再把握的，就是他对实际政治维度的把握。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外政治总形势，就是康有为的根本政治处境。一种类似的情境仍然支配着当前。那种以后见之明轻率褒贬康有为的素朴研究，就是对此情境之复杂性认知不足，而那种基源化的阅读方式，即有所见于康有为情境之支配性。政治人物存在于政治世界中的基本方式是政治智慧，是对其语境的把握、应对、转化、超越，也有对其行动界限的自觉。仅当行动被语境限制，政治智慧才会回转到主观，成为较纯粹的“政治思想”。理解政治智慧的只能是政治智慧，真正理解政治思想的也只能是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无非是对政治处境、具体形势的总体把握。政治思想史只有能力把握文本，或诸文本构成的语境之一隅，故政治思想史研究既不同于政治智慧，甚至也理解不了政治智慧。贫血的“政治思想史”所缺乏的，就是总体把握具体形势的能力。这也是康有为研究的症结所在。

康有为之根本处境，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此非物理时间的定位，而是历史时间的定位。此亦非单纯中国历史时间的定位，而是世界历史时间的定位。阿瑞基、汪晖有长19世纪、短20世纪之说，即此意也。唯他们对两个世纪“之间”的张力，对两个世纪之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张力，或留意不足。大体而言，晚清士人，即处于此两个世纪之间，康有为更处于中外各自两个世纪之间。晚清认知的所谓世界，归根结底就是19世纪的西方。正是这个19世纪，把中国卷入其殖民世界体系之内，也正是这个体系内部的强权兴衰与战略失衡，终结了19世纪，开启了20世纪。19世纪始于拿破仑战争的终结，而终于俄国革命。20世纪始于俄国革命，终于7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结束。中国的两个世纪问题与欧洲的两个世纪问题有关联，而不尽相同。欧洲虽“万国竞争”，其实则非独有列强争霸，非独有英法德俄等远及亚洲、美洲的地缘之争，且有一国之内共和、君主、教会之争，民族国家间教会教派之争，更有成为国际运动的工人运动、阶级斗争。“维也纳体系”固然本指列强在地缘上的脆弱平衡，其实则是君主制的西欧联手应对法国革命，驯服共和主义乃至一切激进社会运动的总体系。而只要回顾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知道这个体系要对付的绝不仅仅是拿破仑和共和派。亚洲的那些老大帝国遇到的西方，包括“船坚炮利”、“技术与机器”、“经济”、“制度”、“思想”、“文化”，无非就是这个体系的不同面相。那么，19世纪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固然没有不同战线的统一战争与争霸战争，但有朝贡体系之解体、海防塞防之优劣，且不时遭遇明火执仗之劫、瓜分豆剖之危；固然没有工人运动，但有此起彼伏、原因复杂、震荡内外的农民起义，固然没有街垒、炮兵与断头台，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与民族央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君主共和之争。固然没有新旧教派与宗教批判之争，但有更为严重、影响深远的经学科学、中西体用之争以及各种民间宗教运动。欧洲19世纪的破题，是比共和革命更为激进的革命，非独皇冠落地、帝国瓦解，更有殖民地解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多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康有为看到了19世纪中国的所有难题，也看到了用共和革命破题之后面临的更大难题。但他没有看到，真正的破题是20世纪的俄国，而非19世纪的德国。康氏之经术虽然雄奇，论其无匹则不及其政治智慧；康氏之政治判断虽然中肯，论其难得则远逊其实地周察。康寻伺欧美之深广周密、裁断由己，远超一切讲西学之留学生，遑论旧学者。以一代儒宗，亲造欧美，默观政教，缔造党派，经营产业。此因缘之会，千载难遇。康有为一人兼具饱学硕儒、雄才大略、博闻多识、身谋其事、亲历其地诸缘，岂一般政客、学者可比？岂一般复古派、西化派可比？岂一般帝制派、革命党可比？岂西洋思想史上一般政治哲学家可比？故康有为之所见，极为重要，而康有为之未能见，尤为重要。以此书议题喻之，康有为之所见，即19世纪之德意志、英格兰、法兰西诸国政教得失，康之未能见，即20世纪之俄罗斯革命专政。康之所见与未见，即永乐书点睛之处。

曾唐干诸人于康有为研究实有大贡献。身处20世纪终结之后，诸学者已遍历此世纪之忧乐苦欣，回看康南海当年之警告，不无痛切追悔之感。曾干书重审康氏之共和评议，于共和弊病中，重估其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主张。唐书于人伦解体，“新儒家”一任心体遍润之际，重估康氏立教之议。儒门附议者甚多，一时纷纷攘攘以新“康党”自命。曾唐诸儒，真能见南海之所见，此治康有为之前辈所难及也。此即所谓“基源化”阅读者。基源或是问题资源，或是答案资源。较其同代人，康氏尤其在正确的发问方向上。时人及后人批评康氏者，多在君主制、孔教会两端。曾唐诸儒独能见康氏之所忧。数千年之帝制所支撑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历史共同体，共和革命之后，疆域之统一、文明之连续与藩属之屏障可保全乎？此确乎君主制之所长，而共和制之所短也。保中国不得不保君主。数千年帝制，一家能治天下，一族能统万族，一教能理诸教，一士能率四民，端赖儒教调停其间。而儒教虽长盛不衰，势力则处君王之下。儒士散漫，各奉其宗，无统一教会，故教权弱，君权强，唯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列强环伺，衰乱之世，欲抟万民为一国，而又不破家族、不断伦常、不易礼俗者，必不能无儒教，亦必不能无组织。遂有孔教会之立。孔子既为素王，孔教之耶稣早存。唯成立教会，尚需保罗，康子自任之。康氏保君以保国，保国以保教。君国既然不保，则以教会保教，而教会有组织，亦能据之抟合国家，则保教亦能保国矣。故君主制、孔教会皆良有以也。此康南海应对数千年巨变之方案。此方案于书册中甚雄辩合理，盖切中要害、推演透彻。曾唐干诸儒，因康子对问题看得真切透彻，故认肯其方案，乃至尊其人为先知，尊方案为教条矣。以为康子方案既出，儒家当能应对现代之全面挑战，何必去君去教、一路革命耶？此议不徒儒门拥戴，保守主义学者亦大激赏。儒门与西学保守派一同以为，共和麻烦重重，革命并无必要。贤等恐未尝自问，何以共和革命之后，多民族大一统之疆域，终究并未如康子所言削弱、崩解？何以革命之后迄今，非但能保其国，而且能强其国，甚而至于渐能恢复儒门元气，于今日指点古今是非也？如不破教，何以强国，如不强国，何以复兴其教？何以康氏树为君主制楷模之德意志第二帝国，其土崩瓦解也速，其复辟帝制也难？其拒帝制之决绝，何以较反复政变之法兰西尤甚？康子多大略、有远见，极了解中国，亦极了解西方。唯于中西方大势所做之大判断，皆有大误，何也？

永乐新著，即意在解释：康有为对西方的判断何以失误，如此了解西方、尤其欣赏德国之康圣人，何以料事并不如神，何以抓住了正确的问题，却抛出了错误的方案。永乐此书，同近年曾唐干诸书，皆能深入康子语境之实际政治维度，对康子之把握，做同情共识式再把握。两者均开辟新路，超越既往之思想史研究。两者之差别，首在取舍有所不同。曾唐干等于康子语境之经学、政论维度亦颇有照应，而于康子理解、判断外国之政教诸论，未尝措意。外国政教之论，原非它事，本是康子介入中国政教之争的一种方式。假设法兰西共和制弊病较少，英、德诸国君主制弊病甚多，则康子持论未必如是之坚耳。永乐之书，详他人之略，略他人之详，于内容贡献实多。而其方法论之贡献，尤胜于内容之贡献。此亦章著与曾唐干所著最重大之差别。如曾唐干等先生之康有为阅读，为方案化、教条化的基源阅读，那么永乐此著，即是问题化或再问题化的基源阅读。既以康为基源，深入康之理路甚至情感，顺康思索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外实际政治共通之核心问题。此问题于作者并非突兀，盖正承其前书注10而来，既由一世收为一人，复从中国拓至天下万国。两书作法，大迹略同，而前书非“思想史”主题。故本书方法于“思想史”尤有创发之功。此即鄙人所谓“政治语境之基源式研究”。作者认同康之问题而追究康之方案。此非作者主观欲如此追问，读史至此，必有此一问。无此一问，即从根本上不能理解康氏以来之所有中西历史，即从根本上不能理解，何以有十九二十世纪之变。将康子视同教条，而非问题，此种态度隐含康圣人为正确，为应然，而历史，换言之20世纪革命，虽是实然，却是不应当，是越走越错、将错就错。此虽亦可化为儒门之语，其内里即汪晖所谓“革命之悔恨学派”。无非汪所谓悔恨学派，追悔的是中国革命，而某些保守主义者，追悔的首先是欧洲革命而已。因偏离先知裁断而判世俗历史为罪错，这既不是真正历史科学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儒家的态度，而是基督教的态度。

对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整个人类史，对于理解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部历史，最有意义的恰恰是追问，康有为错在哪里。这样追问，绝非低估康有为。一个错误的康有为比他侥幸正确的同代人伟大得多。同样，一个错误的康有为也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的康有为伟大且意味深长得多。因为，站在康有为伟大错误背后的，是更伟大的历史意图。看历史之手如何捉弄伟人、英雄与智者，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教益，远超一切悲剧、神学和哲学。或许历史才是唯一真正的启示，而领会这个启示需要的既非虔诚，亦非知性，而是理性。

康子已经抓住了几乎所有正确的问题，且如此切实、中肯、雄辩，怎么会错？康子对民国派的批评完全正确，无君的共和势必不能保持历史延续的大一统，去儒教的士绅也不能维系日趋散漫的社会，承担伦常、抟聚国家。但康对民国批评正确，不等于康替代共和的方案是有效的。康替代共和具体方案之无效，不等于其原理是不正确的。与儒门激进派所设想者相反，康决非排斥共和以及其他现代因素，而是要限制共和的危险。康的政制设想，无论君主立宪还是虚君共和，其要义是综合君主制与共和制，其形态是寓共和制于君主制之中。康对郡县制大一统君主制亦有重要的修订或限制，如其地方自治说、孔子素王说，皆是此意。康的孔教会运动，其要害不是孔教，而是教会。孔子之教，古已有之，而家国同构之天下并不需要教会。教会有其宗教性，更有其政治性。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与纲领的政教团体，正如康有为仰慕的路德或保罗的时代那样，其机乃是古典世界瓦解、近代原理兴起。它既是自然的政治共同体崩解的征兆，也是其补救。君国既亡，科举已废，士绅败坏，孔教会乃兴，其意乃一统政教，再造精英，寓政治团体于宗教组织之中。

要之，康有为方案中真正有活力的东西就是，综合君主制与共和制，融合政治团体与宗教团体，重建精英组织。这个活的、正确的原理为何导致了失败？因为康用来容纳共和制的满清皇帝仍是一个旧君主，是一个受到肉身限制、种族限制的君主，不够抽象故不够普遍，于满蒙种种瓜葛，无法代表万民。他用来融合新政治的是旧孔教，虽经公羊三世说等极力推扩，仍无力容纳西学，亦无力支撑对历史普遍而具体的解释。他通过孔教会造就的又能是何等样的精英呢？19世纪的殖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资源、市场和利润的无限渴求将旧士绅阶级置于一种崭新的、揭去温情脉脉面纱的生产关系之中。同时，皇权崩溃、乡村败落、都市兴起。在这些新的时代状况中，旧士绅沟通朝野、美政美俗的意义已一去不复返了。科举的消失、儒教的失势和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兴起让士绅淤积在上下之间，从起敦化表率作用的“乡贤”逐渐变成单纯的剥削、压迫、守旧者。而无法沟通、维护、教育和发动人民的就不是真正的精英。康有为之正确，在于看到了19世纪。中国从未有人那样清楚地看到整个19世纪。康有为的失败，在于他只看到19世纪的表征，没有看到其原理性矛盾，没有看到19世纪因此必然解体；在于他依靠19世纪对付19世纪，无力解释旧世界体系的崩溃与新世界体系的产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性必定会完全摧毁他试图依赖的旧文明的肉身，包括旧君主、旧孔教、旧精英。而这个普遍性会带来新的矛盾和新的力量。

康有为虽逆大势而败，并不能直接证明顺势者之高明。一时顺逆，不可据以抑扬豪杰；一味顺势，适足因之断定小人。盖历史之势，绝非其直如矢，而历史中人，终当有所保守。此非关血气之衰，亦非只问应然，不顾现实。乃因人之所守，其实亦势之所守也。康子于旧制度、旧文化、旧士绅命无可续之际，倡君主、教会、精英。此似逆势而行，实则大势因之而成。大势取康子之方向，而不取康子之道路而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注11即此意也。岂止大同而已，康有为要保国、保君、保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一统、君主制、新精英和公民宗教的道路。历史同康有为，更同他的对手们开了个玩笑。现代革命的真正实现，就是20世纪。这个实现的契机，就是整整一百年前，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这既是19世纪西方的破题，也是19世纪中国的破题。2017年4月26日  上海

感谢永乐的强邀，让我有责任拜读他的新作。读后兴奋之余，乘写序的机会，表达一点对康有为、思想史研究及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永乐书讲的是康有为的西欧研究，是迂回的，但语言平易活泼，很好读。拙文试图直接理解近现代中国，不过表达笨拙，很不好读。永乐和我的不同写作方式说明，他属于20世纪，我属于十九二十世纪之间。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时间，属于什么世纪？有思想家认为，之后历史又摆回了19世纪。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判断。但也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其他的判断。我个人意见，这段时间总体呈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紧张和复杂。也正因如此，被整个20世纪放在一边的康有为似乎毫无征兆地复活了。康有为身上几乎所有令人难忘的对立特征：卓越和拙劣，远见与短视，先锋与过时，激进与保守，也全都因为这个“之间”。当然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十年，出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如此之多，如此之新，以至于有迹象表明我们也许正开始进入一个与以往人类历史总体断开的时代。究竟是天道有常、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万物皆流、于今为烈？没有什么现成的软件能推算出来。我们只能从人那里、前人那里学会分辨持久的和暂时的，恒常的与崭新的。这就是思想的开始。也许人的超级产品可以计算。但计算从来不是思想。思想史最大的教训和收获就是这个。康有为虽然擅长这种分辨，终究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不是唯一拥有这种命运的人。历史即便充满矛盾，也没有错误。人类哪怕处处算到，也终有一错。不应因此指责他，这是思想者的特权。思想史的研究者则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应该做的是解释错误，而不是坚持错误。章永乐这部书的真正旨趣就是这样。这部书非常精彩，但愿它不会终结当代的康有为研究。因为此书只是打开了一条道路，而非走到它的尽头。丁  耘附识  于2017年4月27日序二多种普遍性的世界时刻：19世纪的全球史读法殷之光一、 作为全球史问题的“世界观”

1910年秋，当时还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在17岁的毛泽东看来，世界上存在两种君主制国家，一种经由人民制定宪法，“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另一种，则像中国，法令由君主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26年之后，当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斯诺回忆起这段经历，并未掩饰自己青年时“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他还表示，曾经设想过未来中国理想的政府将会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注12然而，青年毛泽东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政治设想过分幼稚。1917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谈及康有为的主张虽然看似“略有本源”的讨论，但是，细读却发现这些讨论“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那种从“枝节入手”单谈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改革方案的变法，无法真正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有通过改造世界观本身，才能够真正达到救国救民的目标，并进而彻底通过改变“天下之心”而改造“天下之事”。注13

在传统对中国现代史的叙事里，从康有为到毛泽东的历史发展脉络展现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从改良到革命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这种线性的历史观中，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容易被看做是一种单纯的“中国”走向现代的问题。这个叙事框架，受到了我们今天对“国家”和“世界”这一组观念理解的局限，无法真正展现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巨大变迁过程中，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中国，在这种现代世界秩序构成的动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永乐兄的这本新著，以19世纪欧亚大陆上“国竞”的动态为基本背景，将康有为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全球史的问题提出，并尝试为我们展现这种“世界观”构成背后的历史脉络。也正是在这个全球史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提出需要在“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去“改造我们的学习”。而也是这种对于“世界观”问题的历史考察，恰恰能够让我们理解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真正动力。

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给我们描述了一个18世纪末期“微小”世界的图景。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像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那样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也只不过“了解这个人类栖息地球的局部地区”。而对那些生活在西欧主要城市之外的其他人来说，这个世界对他们则显得更加微小。注14然而，很快在从18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漫长的19世纪”中，随着交通与贸易线的发展，特别是伴随这种发展而加速的殖民扩张，这种对微小世界的认知似乎逐渐开始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叙述中所描绘的那样，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一种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我们不可否认，欧洲在这个历史关键性转折过程中扮演着“中心”地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则用了“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这一术语来阐释这种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世界政治、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国家与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dependency）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过程恰恰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形成的过程，也是作为一个体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现的过程。

从对这一世界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历史学者们将晚期近代（late modern）的开端划在18世纪晚期。通过一系列发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内的事件，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政教分离、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议会制度与现代共和国的形成等发生在欧洲历史内部的关键事件为中心，对整个世界的现代历史进行整体叙述。通过这种对已知“世界史”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代”的、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在不断形成。它不但规训了我们对自身过去历史的理解，更规训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方式。在这种普遍主义世界叙事背后，潜藏着一种对欧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务”（civilising mission）的默认。的确，从现象上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几乎各个角落19世纪的关键历史进程，似乎都能“发现”一些可以同早期现代中欧洲发生的那诸多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的脉络。也正是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基础上，我们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不少历史学家，在讨论世界现代历史进程时，会不约而同地用“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的逻辑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动因。从一定程度上，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殖民力量的压力的确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这一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确实又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模仿。

然而，我们看到，随着殖民的扩张，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在内的这些世界版图上“非西方”帝国，纷纷开始发生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有着类似的步骤。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这些非基督教帝国都经历了军事现代化、工业化改革以及法治法律改革。改革之后的帝国也都在革命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压力下崩溃。但是，我们能否就简单地作出判断，世界性的现代化变迁就简单地遵循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逻辑么？我们会发现，那些从帝国的废墟上重新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实际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那种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完全无法真正展现19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甚至也无法展现在这一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社会内部相应发生的复杂变化。二、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自由贸易与维也纳体系

在这种世界性物质流动与权力变化的动态背景下，我们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将我们的世界观本身作为一个不断在构成中的过程，其本身便是历史性的。它的自我塑造既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在这个塑造过程中，尝试影响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这种世界观的改造与自我改造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影响了个体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被整个群体所共享。从这个角度出发，19世纪世界秩序的构成，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多种普遍主义之间的缠斗与自我改造的过程。在永乐兄的《万国竞争》中，这种世界观变迁的过程被具象化为国际体系的“衰变”。他的讨论从康有为对维也纳体系（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组织形式）的理解入手，处理了一个欧洲、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现代秩序在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动态。也恰是在这种漫长的变迁过程中，作为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得以形成。而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追问，那种原本产生于欧洲历史脉络与政治秩序内部的世界观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尝试着将自身变为一种唯一的普遍性的？

的确，到了19世纪末期，包括奥斯曼和中国在内的几个重要的普世帝国内部，都开始了一场以法律改革为表现形式的自我改造运动。这一系列改革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欧洲国际法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在实证主义影响下对国家特别是国家主权的理解开始获得其普遍性。这种欧洲法权观念的扩张与殖民扩张的进程密不可分，因此在图兰·卡亚奥古鲁（Turan Kayaoğlu）看来，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帝国主义”（legal imperialism）的表现。注15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于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Congress of Vienna）实际上从实践上给出了一种对“国际”秩序的管理模式。注16实际上，维也纳和会上那种通过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达到的国际和平，根本上是一种对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秩序的规范。

作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建筑师，奥地利保守主义政治家克里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意识到，19世纪的欧洲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诸如英国、荷兰这类民族国家，它们的国家政策与利益受市场与自由贸易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易北河东岸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君主制国家。另外，来自俄罗斯帝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强大压力也是维也纳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梅特涅为欧洲设计了一种以各种复杂条约为手段的制约系统，通过定期举行的和会，以此来进行欧洲内部的协调（Concert of Europe）。注17这种协调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变迁时刻，达到两种欧洲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之外，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欧洲大陆国家里逐渐开始兴起的革命企图。

维也纳体系假设，永久和平可以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国家间互相牵制的平衡，并由此达到永久和平。这种五霸共治（Pentarchy）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实上，它更多体现的则是欧洲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获得了大片曾经独立或者属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土地。虽然这次会议的前提是拿破仑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控制并拆解法兰西第一帝国。但是，它同时也调整了欧洲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达将近300个的日耳曼小国在此次会议之后，被统一为主要受奥地利制约的由39个国家组成的松散德意志联邦。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欧范围内，以各国派遣代表，集中协商的形式处理外交关系问题。并且也确立了一套以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试图达成权力秩序的稳定态势。因此，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恩格斯曾经将欧洲旧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描述为“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Gleichgewicht）”。注18伴随这种均势而产生的中央集权国家则被看作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但是，在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与其将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视为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的调停者，不如将其看做是旧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挑战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注19在国际层面上，由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构想出的维也纳体系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

一定程度上，维也纳会议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结构是一种欧洲精英阶层或贵族国内议会政治的国际延展。这种模式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群体/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能够帮助建立政治共识。并且，这种由精英阶层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识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这种精密设计下的政治平衡并未考虑精英阶层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的秩序，它不但无法管理欧洲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活动，甚至无法真正处理欧洲内部的差异性。从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欧洲内部虽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但是，它却对列强相互之间在欧洲之外进行的争斗无能为力。因此，如果将目光转向欧洲之外的世界，便能发现，维也纳体系作为一种欧洲地方性知识似乎在19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相反，维也纳体系的命运，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独立以及欧洲列强对这类独立运动回应的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07—1808年间拿破仑先后取得了对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逐渐开始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上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在欧洲之外却试图利用这场战争削弱伊比利亚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作为一个传统殖民帝国，西班牙垄断了欧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间包括贩奴在内的一切贸易。葡萄牙则相对采取了与英国合作的模式，并通过条约的形式，允准英国与其殖民地巴西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拿破仑战争的出现，对英国来说成为了一个打破西班牙贸易垄断，进一步加强英国海上贸易霸权的绝佳机会。这场19世纪上半叶欧洲帝国之间对贸易霸权的争夺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维也纳和会之后。

当我们将目光从欧洲转向整个世界之后，可以发现，维也纳体系所带来的和平非常有限。在《万国竞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意识到，维也纳体系的基本作用，仅仅在于“保欧洲太平”。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种“移毒于亚洲”的手段来确保这种有限的和平。那么，如何理解维也纳体系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呢？事实上，恰恰是来自老殖民地对殖民帝国的反抗才穿透了西方中心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体系的里程碑地位，并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连接成一个整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来自殖民宗主国在文明论基础上对国际法秩序排他性的维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殖民地追求国际法秩序与自身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现代国际法秩序的普遍性。同时，这种来自殖民地的反抗行动，也对宗主国的政策形成了影响。虽然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并不是世界历史的主潮，但是，发生于1801年的海地革命，及其在此之后掀起的南美洲老殖民地独立的确开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也正是在这种南美洲独立浪潮中，英帝国开始逐渐抛弃欧洲已实行了200多年的直接殖民模式，转而开始尝试一种非传统的世界帝国（informal imperialism）策略。

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纳德·罗宾森（Ronald Robinson）将这种新的帝国治理秩序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注20这种模式强调，19世纪英国的帝国秩序已经不再单纯基于那种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式的直接统治模式，转而开始更加注重通过推行“自由贸易”观念，保障英国对世界几条主要远洋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而实现其帝国的全球霸权。注21而这种新的，不经过直接殖民的帝国主义秩序，则无疑是在欧洲新旧两种帝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对霸权地位的争夺过程中诞生的。

与其将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中形成的权利平衡视为一种欧洲的“交响”（concert），不如视为是一种殖民帝国在欧洲之外进行的“变奏”（variation），以及在这种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兴起而引起的世界各个角落多种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确，使得维也纳体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欧洲之外。1824年，当时的英国外相（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如释重负地表示，“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自由了”，并且，如果“我们不犯错的话，她便是英国的（she is English）”。注22而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开始意识到，通过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拉丁美洲与欧洲大陆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对“自由”与“独立”观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从道义上符合英国对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的界定，还能就此赢得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对英国的好感。此外，拿破仑战争还让英国意识到，发生在欧洲大陆几个君主国的革命，甚至还能从内部有效削弱这些旧殖民宗主国的霸权地位。注23

事实上，从19世纪初开始，无论是卡苏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针对欧洲大陆君主国之间战争所采用的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注24还是之后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对欧洲之外地区采取的强硬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政策，其基础都来源于这种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欧洲列强之间对世界贸易霸权地位的争夺。从这个意义上，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欧洲新旧两种霸权之间就欧洲内部问题而达成的暂时性妥协。它终止了拿破仑帝国统一欧洲大陆的进程，但并未真正处理欧洲大陆那种碎片化的封建局面。这个脆弱的体系内部还包含了英国，这样一个代表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帝国，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旧帝国的世界影响上。

英国在维也纳体系之外，有选择地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获得英国积极承认并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属于欧洲旧帝国的殖民地，或者来自于全球贸易路线上一些关键的，属于奥斯曼与中国这两个非西方帝国的传统治权范围之内的民族地区。英帝国对于前者，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独立的支持毫不犹豫。维也纳体系因此也成为了这种新旧两种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缠斗的平台。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Congress of Verona）则从实质上终结了维也纳体系，并也凸显出了那种欧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注25维罗纳会议之前，从英国的议会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西班牙美洲帝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存在多年。英国制造与商业资产阶级绝不容许这种联系受到任何阻碍。1822年7月，在维罗纳会议举办之前3个月，卡苏里子爵便向威灵顿公爵（1st Duke of Wellington）表示，英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只关乎英西关系，与法国、俄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无关。注26虽然，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在对抗西班牙基础上形成的对拉丁美洲独立的支持被表述为一种自由主义英国对世界“普遍民族独立”（universal national independence）的推动，注27然而事实上，卡苏里子爵对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毫无兴趣。他仅仅有选择地在拉美（针对西班牙帝国）、意大利和希腊（针对奥斯曼）积极推动不干涉主义政策，而在维也纳体系内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问题上则反对法国协助镇压，并参与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击队。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构建的那种五霸共治的平衡体系。终于，卡苏里子爵的继任者坎宁在维罗纳会议上由于西班牙问题而彻底与法国决裂。他表示：“现在的时局，重新回到了一个有益的状态（wholesome state）。国家自谋前程，上帝关爱世人（Every nation for itself and God for us all）！”注28在梅特涅看来，英国这个被“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影响“坏到骨子里的”国家，现在终于“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注29同样，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新兴的美国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以有选择性地推动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为基础，开始了对旧霸权（英国及整个欧洲旧大陆）的挑战。

然而，我们从永乐兄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康有为在“国竞”逻辑下却对英国作出了极为正面的判断。他采用合纵连横的办法，试图在这种国竞的局面下，建立中英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求让大清加入这种势力平衡的机制中。然而，恰是在20世纪发生的反帝与去殖民独立运动背景下，我们才发现，康有为这种认识背后的巨大局限。事实上，英国在自由贸易观念下展开的世界霸权的新模式，对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毫无自由而言。这种“自由”的贸易，并未改变拉丁美洲地区在19世纪世界格局中的依附地位。注30而从这之后非西方世界开始的对这种霸权秩序的认识与反抗，则构成了连接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秩序形成历史的重要线索。在不同地区，这种霸权的展开模式各有不同。我们发现，殖民帝国在拉丁美洲互相排挤，而到了东亚，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贸易权利。在中亚与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民族主义的选择性使用与欧洲五霸共治的妥协局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便是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直接殖民模式的英帝国，在19世纪中期却也开始占领一大批在全球海上贸易线路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补给及中转城市、港口。民族独立，被作为推动这种自由贸易霸权的策略性手段而使用。三、 自由贸易不平等的起源

对1840年的英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则是继拿破仑之后，与英国利益更为密切相关的国际力量。一个稳定但却不那么强大的奥斯曼在欧洲自由贸易帝国秩序中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1840年7月15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伦敦协议》（Convention of London）。在当时的巴麦尊勋爵看来，一个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将会为欧洲的安定提供基础，他希望通过对奥斯曼的扶持来防止俄国控制博斯布鲁斯海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武装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乱，炮击贝鲁特，以期维护《伦敦协议》中规定阿里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军的诉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中，要求奥斯曼帝国承认希腊人的自治。

对英国全球贸易的发展来说，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它对通往中国腹地的路上贸易通道的控制，对英国通过海上贸易线路的控制而形成的贸易垄断产生了重要挑战。沙皇俄国19世纪中期在中亚地区的贸易扩张行动主要开始于19世纪中，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特别是其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帝国也希望通过参与这场战争，能够遏制不断向欧洲扩张的俄帝国。作为战争的结果之一，1856年签订的《巴黎和约》（Treaty of Paris of 1856）将黑海划为中立区，这从实际上取消了俄国原有对黑海的专属控制权。同时，战争又使得原先在欧洲政治秩序边缘的奥斯曼帝国进入到了欧洲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中，被接纳到所谓“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巴黎和约》签订于1856年3月，同年9月21日，俄国便向楚河河谷地区派出了一支勘探队。这支勘探队由俄国阿拉套地区（Alatau）地区指挥官命令军官P.谢苗诺夫（P. Semenoff）带领，从今天阿拉木图境内的俄军韦尔内堡垒（Fort Vernoye）出发，最远到达伊塞克湖（Lake Issik-Kul）西岸。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对英帝国在亚洲的边疆形成了重要挑战。注31作为对俄国中亚扩张活动的回应，英国殖民政府也开展了对中亚的探险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打开从旁遮普地区通向以中国的新疆地区为主的中亚地带的商贸路线。

1868年5月25日，在皇家地理学会年会上，时任学会主席的罗德里克·玛奇森爵士（Sir Roderick Impey Murchison）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系统叙述了英国贸易殖民主义下的世界秩序及战略重点。其中针对中亚（Central Asia）与中国西部（Western China）地区的部分，也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中亚及中国西藏、新疆地区的贸易扩张意图，以及在这种意图之下对该地区治权问题的法理认识。注32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与旁遮普地区的殖民活动，除了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粮食作物产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棉花种植与布匹生产，将这一地区编织进了英帝国贸易殖民主义的网络中。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cultivation）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commercialisation mission）。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以贸易为基础的殖民主义秩序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天下秩序。也不同于建立在基督教普遍话语及科学人种学基础上的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这种秩序并不希望建立一种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相反，由于小型政府更容易屈服于这种贸易殖民主义的霸权，进而为其提供更低的税率。因此一个碎片化的治权结构虽然在贸易路线上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但从整体殖民工程的角度出发，小政府更符合19世纪欧洲殖民霸权的利益。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中，英帝国对在旧帝国秩序边缘发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中也能得到印证。这一政治策略，被称为“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然而，就像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从内部打散了原有民族之间的共同体那样，这种传统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从外部进一步将世界拆分成以民族国家为主的集合体。而这一系列具有了民族意识的社会群体，很快便成为这种19世纪殖民贸易帝国主义世界秩序衰落的重要助推器之一。注33

随着这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秩序变迁的发展，整个世界在“已开发”和“被/未开发”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愈发鲜明。少数几个欧洲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化强权在这一不平等的全球化格局中明显占据了中心地位。然而，以这类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建设却从未将这种实质上的地区间差异与不平等纳入考虑范畴。这种不平等被掩盖在欧洲法律上的形式主义自由之下。19世纪80年代，虽然所有的奴隶制度均已成为非法，但是这种法律制度的自由却仅仅表达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法郎士（Anatole France）曾讽刺地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在大部分欧洲强权现代国家里，金钱、而非出身决定了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分配走向。而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同时也决定了政治权势的多寡。一种资产阶级的形式平等逐渐在19世纪末期替代了旧制度中由法律规定的明确阶级身份差异。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及受欧洲殖民秩序影响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不平等还以另一种形式展现。教育的不平等和差异在20世纪初期随着这种殖民扩张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以欧洲科学教育及其整体学科体系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在儒家文明世界与伊斯兰文明世界中慢慢流行起来。作为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教授欧洲知识，特别是科学与律法知识成为殖民与半殖民地国家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原本与各自帝国政治体系结合紧密的儒家教育、伊斯兰教法教育等开始渐渐同帝国治理脱节。而也正是一批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对各自的文明传统产生质疑。他们从“现代化”的框架下，开始重新梳理或批判传统的知识体系。这种在20世纪殖民主义全球化压力下对各自传统的反思往往走向两个方向：“托古改制”和“全盘西化”。

我们应当非常熟悉中国近代史中这两种思潮间的交锋及其发展方向。而与中国19世纪以来的历史类似，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涉及类似问题。究竟哪种对待传统的模式，能够使得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摆脱苦难命运的问题。其中，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印度的伊斯兰知识分子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学习英国殖民主的“先进经验”，彻底引入西式教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