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坛骄子——谢晋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陶丽,来斓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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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坛骄子——谢晋传试读：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人以地而贵、地因人而名的传统。按现代的说法，虽然难免有刻板效应的痕迹，但毕竟人杰地灵是每一个中国人坚持乡土情结的理由之一。20世纪20年代的浙江绍兴上虞谢塘镇，注定要因为一个生命的降临而在后世平添荣光。1、桑梓深情

关于上虞谢塘，它的重要性足以被中国的人文地理记载——谢塘镇地处上虞东北部，东邻宁波余姚市，是一个水陆交通便捷、人文资源丰富的文化名镇。谢塘镇历史悠久，为谢安后裔的集居地。东晋时期，谢安后裔迁此定居，称谢家，后因谢姓集资自夏盖山至小越横山修筑湖塘一条，故名谢家塘，习惯上简称“谢塘”。

1923年11月21日，即农历十月十四，谢塘的大户人家谢氏新添了一个男丁。那个男孩的到来给谢家带来了很多欢乐，按辈分排行，他被命名为谢镇方，字淝捷。由于原名复杂，上初中时，他被更名为谢晋，也就是多年后我们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看到的那个响当当的名字。

作为东晋名臣谢安的后世子孙，谢家时时以这位先祖为自豪，自豪于他的政绩，自豪于那青史流芳的淝水之战。所以对于长房长孙的厚望自然寄托于其中。谢晋后来回忆：

从小的时候，我的家教就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人。我的名字叫‘晋’，很多人以为谢晋同志是山西人吧？因为山西的简称是晋，我说我不是山西人，我是东晋年间谢安的后代，所以我祖父给我取名字叫谢晋。我的号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一直到初中一年级开始，才用谢晋这个名字，因为原来那个名字太难写了。我的号叫淝捷，东山再起，淝水大捷！

作为谢安的第53代孙，谢晋显然在后来的岁月里，把国、家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从另一种意义上扛到了肩上，实实在在地担了起来。不过，幼年的谢晋当然不可能预知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地灵人杰”、“名门望族”是他对于自己出生的乡土、家族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执著的印象。

江南的谢氏一族由东山迁居到盖东谢家塘聚族而处的这一支被称为盖东支谢氏，历来书香传世，一门都明礼知义。祖父谢洪绪，号佐清，又称“佐清公”，是当时谢氏盖东支家族中的掌门人物之一，职业是教书先生。谢氏族谱中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读书稽古，重义尚侠，与徐烈士锡麟友善，建石塘，发仁粟，创小学，立自治，整理公益，栽培后进。”谢晋的父亲谢春溥任职于上海电器公司，后升任总会计师。谢晋说他父亲有个老师叫胡庆阶，性格豪放，思想开明，曾任上虞县教育会会长。由于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任职期间竭力主张开创女学，兴办新学堂，其所思所言所行，对谢晋的父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同样，谢晋也从父亲那里传承了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在年幼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以后人生和艺术道路上追求进步、崇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晋的母亲陈振美来自浙江余姚的一个大户人家。她家在北京、上海开着多家银楼和钱庄，家境殷实。陈振美是陈家幺女，最受其母宠爱，受到的封建约束少，因而在当时女子不可避免的缠足问题上逃过了一劫，同时也被允许接触文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是一个知书达礼、爱好读书而手不释卷的人。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也是余姚人，他曾说他随母亲到乡村生活时，乡人发现余母能“断字”时非常之惊诧——“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可见，在当时女子获得教育是多么的不容易、不寻常。谢晋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母亲，长大过程中所受的良好影响必不会少。后来他一生坚持刻苦求知、坚持清醒思考，将人生与文学结合起来，找到一种对他而言最为完美的方式并将之表现出来。能做到任何一点，对普通人而言已经很难得；而对于谢晋而言，则是将这种难得变成了人生常态，变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和追求。

在求知路上，谢晋生而幸运。由于家中的长辈都比较开明，谢晋自童年时起就在祖父、父亲、母亲营造的宽松环境里博览群书。在10岁生日时，谢晋的父母亲送了他一套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学生文库》。据谢晋回忆，恰恰就是这套时值7块大洋的书，“基本上必读书都有了”，影响了他的一生，为他的文学观、人生观奠定了基础。许多年后，他曾经就读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多读书，多研究文化。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对于书、知识与人生的关系，他从很早就有了深刻的体会。后来，谈起往事时，谢晋曾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走上从艺道路以后，我从许多优秀电影，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当中受到了启发。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2、青葱岁月

上虞谢塘的快乐童年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谢晋就告别了他的故乡，告别了谢氏祖居的这片乐土——少年游，贵在及时进取；少年游，注定要走向更高更远的新天地。

在家乡上了一年小学后，谢晋随父母迁居上海继续读小学，居住在上海宁波路。宁波路那座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就此开始与谢晋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的父亲谢春溥已经是上海有名的会计师。少年时的谢晋

上海对于谢晋来说，是一个与他的一生都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地方。也许，把上海与谢晋的关系解释为“宿缘”可能更合适一些。套用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话来说，就是“上海一直在那里等他，等了许多年”。他的一生兜兜转转，最终都离不了上海这片土地，犹如风筝，飞得再高，上海却一直拽着那风筝线。以后的谢晋以导演的身份，会时不时地和上海的人和事发生关联，他在上海会生活得风生水起。只是，从命运之路的这一端点到达另一端点，还需要些时间和别的一些因素来成就他。

在上海求学期间，随着父亲职务的调动，谢晋也跟随父亲的脚步辗转于上海和香港之间。在1938年短暂的一年时间里，谢晋曾赴香港读中学，因为当时他的父亲谢春溥在交通部驻香港办事处任职。1939年，谢晋又回上海就读于大夏大学附中，而后又就读于稽山中学高中。到1941年，他在稽山中学高中完成了高二的学业。人生之路的转折点马上就要来了，少年时代的谢晋应该听得到磨炼和机遇同时叩响心门的声音吧！

1938—1941年间，少年谢晋已经较为成熟了。促进他成长的，是时代风云，是他所肩负的家族使命。谢晋到上海读书时正当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已经相继爆发，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多灾多难的祖国使得他时时关心国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面对侵略者的暴行，心中燃烧的是熊熊的怒火，血脉中沸腾的是少年的热血，再静坐书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做不到了。他想做点实事，他想宣泄，他想呐喊，他要找到一条适合他自己的路，明白自己的“天命”，然后去走，去闯，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他找到了那条路。

要了解谢晋的一生，就不可能跳过上海这个地名。上海是个太过特殊的地方，不过在谢晋的一辈子里，还有一处地方对他而言也很特殊，那就是四川江安——在那里，他将明确他一生所经营的事业，也将找到他的一生所爱。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按照时间逻辑来说，如果没有之前的上海岁月，谢晋就不会有后面如此辛苦而又如此丰富的江安生活了。

在上海，谢晋受母亲影响，接触了大量的电影作品。很有意思的是，谢晋的母亲陈振美即使在很多年以后，都反对长媳——谢晋的夫人徐大雯去看戏，因为老太太觉得这样的举动不合适，有失体面；但老人家又绝对不是一个古板闭塞的女子，到了上海，她爱看电影而条件又允许——住所邻近南京路，繁华热闹，有许多影院和戏院，如大光明、大上海、新光、丽都电影院和中国大戏院等。于是，谢晋陪同母亲一起看电影，在学校里又频繁地接触新文化、新文艺，他的视野迅速地扩展着。

上海时期的少年谢晋已经因为兴趣考进了金星影剧青年训练班，执教的老师是后世赫赫有名的黄佐临、丹尼、吴仞之等话剧界名人，上官云珠等著名演员也就是在此时与谢晋相识的。抗日烽火在上海燃烧时，有许多爱国人士赶赴内地，继续宣传抗日，参加抗日活动。抗战爆发后，金星影剧青年训练班的教师也或走内地，或随国立剧专内迁四川江安。谢晋的母亲不忍爱子远行，而谢晋也因母亲的身体问题，不敢远走。是去是留？这问题一下子横亘在谢晋的人生之路上，似乎一切选择皆有可能，一切也都在胶着之中。

如同许多国际和国内的著名导演一样，一生事业的发端往往是青少年时代的那么一次悸动，甚至是那么小的一瞬间的想法，却影响并决定了一生的轨迹。谢晋也是。虽然家族对他的厚望是成为一个发明家或是一个科学家，因为谢晋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后表现出了较强的动手能力。然而谢晋喜欢的是电影，迷恋上的是电影，虽遭到家族的阻拦和反对，但始终勇往直前，一生追随，无怨无悔。青葱岁月的这份勇气，一路跟随着他，走过许多年后的荆棘之路。

在谢家这样诗礼传家的门庭里，当然希望培育出的是芝兰玉树，是国之栋梁，一如遥远年代里他们的谢氏先祖们的想法。“（谢）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所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他们是不能接受自己家里出现“戏子”身份的子弟的。可谢晋偏偏不仅喜欢看戏剧、看电影，更较了真，萌发了从事戏剧工作的念头，还在于伶带领的学生业余戏剧活动中频频现身，比如在多幕剧《岳云》中扮演男主角岳云——这，应该是谢晋平生首次以演员身份接触戏剧。

1941年，在上海完成稽山中学高中高二学业的谢晋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没有听从父亲让他报考内地大学去学财经的建议，从此和父亲希望儿子所走的经纶世务、光宗耀祖的方向脱了钩。谢晋经由香港、广州、湛江、柳州、贵阳，几经周折，一路辗转，在重庆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即国立剧专，并被录取到国立剧专的话剧科。于是，18岁的谢晋和他所认知的“天命”相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晋在中国艺术界的出现是时代磨炼了他，他也准确而及时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由十里洋场的上海而至四川南部的江安小县城——国立剧专所在地，谢晋步入了他辉煌灿烂的青年时代。3、巴蜀风流年轻时的谢晋英俊潇洒

在回忆1941—1943这两年的江安岁月时，谢晋曾十分动情地说：“抗战纷乱时期，长江边上的小城江安接纳了国立剧专的迁入，使其成为载入史册的中国话剧的摇篮；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宜宾、江安要特别珍惜呀！”

在谢晋的回忆里，江安岁月无疑是黄金岁月的代名词：

剧专于1935年10月8日创建于南京，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戏剧专科学校。由于抗战爆发，校址几经迁徙，尽管在江安只有六年多的时间，但生活相对稳定，而且学风正，师生关系融洽，演剧活动丰富，堪称国立剧专14年中的黄金时间。

说它是黄金时间，首先表现在名师云集。如校长余上沅，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另有专任表演、编剧、导演的教授和专科教师曹禺、焦菊隐、张骏祥、吴晓邦、洪深、马彦祥、黄佐临、陈白尘、吴祖光、金韵之、贺孟斧、杨村彬、陈瘦竹、肖锡荃等等，这一个教师名单拿出来，恐怕到今天也会令众多一流艺术院校为之赞羡。

其次，是高徒辈出。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进步的学生。毕业后有的奔赴延安或抗战前线，或全身心地投入于大后方的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艺术修养；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发展我国话剧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国内外戏剧、影视界的知名人士。如凌子风、徐晓钟、骆文、刘厚生、赵蕴如、李世仪、陈怀恺、万川、胡浩、赵锵等名家。我算学习“笨”的，1941年考入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受教于曹禺、洪深等名家。

第三，剧专在江安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雷雨》《日出》《蜕变》《清宫外史》《凤凰城》《从军乐》《以身作则》《风雪夜归人》《家》《岳飞》《塞上风云》等80多部著名话剧、歌剧。还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首次搬上了中国戏剧舞台。充分地发挥了剧专的特长，以戏剧为武器，努力进行抗日话剧的演出。为推动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汪伪的无耻，为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团结抗战、夺取抗日胜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于江安，谢晋是这样总结的：

因此，江安这座小城，始终承载着剧专师生对那段光辉岁月的深切怀念，理所当然地注定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不可缺失的部分。

江安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是深远的，对于谢晋个人而言，有的也不仅仅是学业上的突飞猛进，他还遇到了事先意想不到的甜蜜情感。和中国的许多战争时期的学子一样，国难当头，谢晋和国立剧专的同学们在内地艰苦的环境中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教室简陋、寝室狭窄、饭食粗糙，但一切都不成为问题。谢晋在这里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几个改变——他开始戴眼镜了，他会吃川地的辣椒了，他遇到了一批名师，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曹禺、洪深等名家。曹禺先生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而洪深先生，则是他和夫人徐大雯的证婚人——在数年后的上海。

说到谢晋未来的夫人，则不可不提到谢晋的戏剧老师蔡送林和他的夫人张桂珍——他们算得上是谢、徐两人的大媒人。两位老师兼职于国立剧专隔壁的江安女中，两校学生一起排戏、演出的活动就多了起来，于是热心肠的谢晋和同样热情大方的徐大雯相遇了。也是戏剧爱好者的徐大雯排戏、演戏都很认真，这与谢晋的风格很相似，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离开父母、背井离乡的谢晋喜欢交朋友，喜欢参加戏剧活动。过生日时，也喜欢招呼朋友一起吃个饭，热闹一下。1943年11月，徐大雯参加了谢晋的生日聚会，数位好友在一起，本是很高兴的事。不料，消息传开，却引起轩然大波——小县城江安因其小成全了谢晋和徐大雯的相遇，也因其小而思想封闭造成了两人的分离。闲话对徐大雯这个女孩子更不利，因为她是江安本地人，她周围形成的闲言碎语对她和她家人的伤害更大。由于徐大雯是由寡母带大的，所以当江安女中在舆论的造势下决定开除徐大雯时，老母亲不仅伤心，而且惶恐——孤女寡母，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热心的女中同学一语提醒了梦中人——徐大雯做生意的舅舅在重庆，投靠舅舅应该是徐大雯最好的出路。很快，跳级考进重庆文德女中的徐大雯没有辜负母亲和舅舅的希望，开始了她在重庆的新生活。谢晋（后左四）在江安国立剧专求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同时，国立剧专的谢晋也将离开江安了。当时国民党特务常常阻挠国立剧专进步师生的抗日活动，冲突时有发生。热血青年谢晋性格刚强坚毅，常常出来为进步师生打抱不平，老师和同学们也常常担心这个进步青年的安全。这次的徐大雯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在背后的造谣生事。在共产党员高衡等同学的劝说下，谢晋主动退学，跟焦菊隐、洪深、马彦祥等老师去了重庆——这是1943年的冬天，谢晋跟随老师们加入中国青年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如果说江安国立剧专时期的学习留给谢晋很多的宝贵财富，而中国青年剧社则提供了将这笔财富加以兑现的机会。由于是自负盈亏的专业话剧团，而又时值抗日战争，剧团的演出必须带给民众精神上的激励与振奋，而且也必须让剧团能够经营下去，维持下去。在物质考验和精神考验双双来临时，中国青年剧社迎难而上，精益求精，不仅导演出色（焦菊隐、洪深、马彦祥），演员也出色（张瑞芳、白杨、秦怡等），而剧本更出色（《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据谢晋回忆：“1943年从学校肄业，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在《少年游》《槿花之歌》《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戏中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这对我以后向导演专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谢晋的确多才多艺，从前台到后台，从剧务、场记到台上的角色，从声音效果到灯光、布景，哪里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谢晋成了一位多面手。

在工作之余，精力充沛的谢晋还为重庆学生的业余剧团排戏，帮助他们接触戏剧艺术，就像当年他在上海参加学生业余剧团时得到的帮助一样。比起上海那个爱好戏剧、电影却又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少年时代，重庆时代的谢晋目标更明确了，脚步也迈得更稳更扎实了。他已经立志做一名导演，这和焦菊隐、洪深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求真求实的戏剧精神，在未来的大导演谢晋心中留下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谢晋此后最显眼、最突出、最招人爱也招人“怕”的导演风格——真，就是这时期形成的。总之，在巴蜀的岁月里，谢晋学会了很多东西，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事。那一段热血沸腾、人文底蕴深厚的日子，无疑是对谢晋影响最大的“巴蜀风流”时代。4、上海曙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晋在上海时就结识的吴仞之、张骏祥等戏剧界名家陆续回到上海，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也迁回了南京。

1947年，谢晋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专业复学，导师是余上沅，也就是谢晋每次向大家介绍国立剧专时必定提及的集戏剧教育家、理论家、翻译家、剧作家于一身的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得此名士同时也是名师指点的谢晋，进步得更快了。

第二年，即1948年，谢晋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应吴仞之邀请到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担任助理导演。回到一别七年之久的上海，年轻导演谢晋初次在影坛亮相。他跟随老师吴仞之参拍的首部影片是《哑妻》，吴仞之任导演，谢晋任副导演。从此，谢晋始终将生命中的激情毫无保留地融入电影拍摄之中。激情，是他一生从影的动力；同样，他的真也是一生不变的。此后，谢晋以副导演身份参拍的电影还有《欢天喜地》《几番风雨》以及《梨园英烈》等。在这个过程中，忠于生活、爱思考、爱总结的谢晋风格也在不断成长着。谢晋、徐大雯新婚照

在重庆中国青年剧社时就已重逢并相互勉励、相互扶持的谢晋和徐大雯，随着谢晋事业的初步走上轨道，两人的感情也等到了花好月圆的结果。1948年，徐大雯在谢晋的陪同下由重庆来到上海，和谢晋举行了婚礼。上海宁波路的石库门老房子从此新添了又一位谢氏家族的当家媳妇，谢晋等来了他一生的爱侣，徐大雯走进了她一生要扶持的家……

此时的上海已面临解放，曙光在前，谢晋积极投身到迎接上海解放的进步运动中。

谢晋在这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在这里找到他一生所追寻的事业，在这里开始他的电影导演的工作，在这里建立起他和爱人的小家庭。和所有进步的人士一样，他爱这座城市，他要坚持不懈地追随这片土地上出现的曙光！第二章我以我心荐轩辕

一代有一代的艺术，一代也有一代的艺术家。也许谢晋注定是为他如此热爱的中华大地而生的，所以要用他的眼、用他的头脑、用他的才华，来看、来观察、来记录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从《鸡毛信》开始，谢晋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中华大地上的人肯定是忘不了谢晋了——他总是有佳作问世，总是有让人为之喜极而笑、悲极而泣、感极而叹的人生大制作问世……

1949—1965年被后人称为“17年”。在这17年中，中国的国力突飞猛进，相应地各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意气风发的谢晋

这1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迎来春天的17年，也是谢晋的17年。在电影界里，从初露头角到如日中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1、初露头角

但凡说到《鸡毛信》就娓娓道来的人，大多是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50后、60后和70后的人。《鸡毛信》的制作班底从现在看来依然当得起“豪华”二字。原著是解放区作家华山，编剧张骏祥，导演石挥，副导演谢晋。《鸡毛信》的主题是解放区的儿童团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作斗争，表现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日——即使是尚在垂髫之龄的儿童都投入了这场战争。谢晋的电影作品类型多样，现在的人们熟悉的有女性系列、体育系列等。不过谢晋也有儿童影片，数量虽不多，内容却很新颖，视角也很独特。除了这部《鸡毛信》，谢晋在很多年后还将有儿童片《啊！摇篮》《启明星》问世。谢晋爱生活、爱人，也爱孩子，对《鸡毛信》的主角海娃的扮演者蔡元元，当时的谢晋倾注了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帮助他入戏。《鸡毛信》是谢晋较早的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众所周知，谢晋的电影类型较多、风格亦多变，随着他对人生和社会体验的增长而不断提升，儿童片也不例外。若干年后，谢晋的儿童片在表现力度和技法上会棒得多，如《啊！摇篮》。但初展身手的《鸡毛信》也赢得了观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观众的好感。《鸡毛信》的剧情走的是我国传统小说一波三折的结构路线：

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有赵姓父子俩。父亲老赵（舒适饰演）是民兵中队长，12岁的儿子海娃（蔡元元饰演）是儿童团团长。一天，父亲得到鬼子要进山抢粮的消息，便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鬼子。海娃急中生智，将信藏在了头羊的大尾巴下面。鬼子们抢了海娃的羊，还逼迫他带路去龙门村。

晚上，海娃乘敌人熟睡时，取信逃跑，却再次被敌人抓住。于是机智勇敢的海娃故意把敌人引入歧途，敌人知道中计，开枪打伤海娃。千钧一发之际，八路军赶来搭救，全歼了敌兵。八路军根据鸡毛信提供的情报，炸毁了敌人的炮楼，并活捉了猫眼司令。《鸡毛信》所得的评价极好——“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中诞生的《鸡毛信》。”

的确，现今许多生于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人，只要说起革命题材的儿童片，最为津津乐道的，不外乎《鸡毛信》《小兵张嘎》以及《闪闪的红星》等几部影片。作为取材精当、讲述故事曲折动人、拍摄较早又影响较大的红色经典儿童片，《鸡毛信》《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适时地给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人带去了革命的热情和艺术的营养，至今余热犹在。而《鸡毛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优势不仅仅来自它较早的创作时间，而且还有石挥和谢晋的导演才华。《鸡毛信》剧照

当然，好的影片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52年9月接受拍摄任务后，不但《鸡毛信》剧本四易其稿，剧组还面临着更多棘手的问题。

首先，由谁来执导？有着“话剧皇帝”美称的石挥是20世纪40—50年代杰出的影、剧双栖演员和导演。制片主任是新中国建国后与他一起从香港回到大陆的顾也鲁，也是一位集演、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演艺界人士。初出茅庐的谢晋遇到这两个搭档，给他的成长带来了又一次积极的影响。顾也鲁回忆当时为事业、为电影倾情投入的岁月时，这么评价石挥：“他是个‘夜神仙’，写分镜剧本都在晚上。我和他谈拍摄计划，常常要在半夜12点以后去他家聊。”又说：“石挥很能吃苦。拍外景时，常常在祠堂里打地铺，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我们还睡过草地。在艺术上，他决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顾也鲁总结说，石挥是他最欣赏的男演员。石挥常跟他讲的那句“生活上不怕苦，艺术上我负责”，也让他一直铭记在心。顾也鲁说的是石挥，不过很显然，用这些语言来描述谢晋也并无不妥，或者说，谢晋日后的许多做派，我们似乎在石挥导演身上找到了源头，多少可以发现谢晋的“生猛”和石挥很像，也或者说，谢晋是和怎样的艺术家在一起奋斗、相互影响而人以群分的。

其次，小演员急需敲定。在这儿，我们要提及影视界很有故事的一对兄弟——蔡安安、蔡元元。石挥和谢晋起初让哥哥蔡安安演剧中的主角——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让弟弟蔡元元扮演海娃的小伙伴狗娃。兄弟俩为拍摄《鸡毛信》，还到京郊农村体验生活，练了几个月的放羊。后来发现两兄弟的气质适合互换角色，于是就让弟弟蔡元元扮演海娃，也就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那个虎虎有生气的小英雄。蔡家两兄弟本就出身表演世家，其父蔡松龄是我国老一代话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电影界名家如谢晋、陈怀恺等都是他的学生。蔡氏兄弟从小就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蔡安安7岁那年，与父亲和弟弟蔡元元一道，在著名导演黄佐临执导的《表》中演出。兄弟俩联袂出演《鸡毛信》后，蔡安安又在桑孤导演的《祝福》中演祥林嫂的小叔子，与父亲在水华执导的《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一对革命父子：华子良和华为。而弟弟蔡元元亦在《两个小伙伴》《林家铺子》等影片中担任主角和配角。拍完《鸡毛信》37年后，蔡安安、蔡元元在澳门创建蔡氏兄弟（澳门）影业公司，填补了澳门电影电视制作方面的空白。显然，包括《鸡毛信》在内的童年的从影活动给兄弟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从童年时期他们就决定了日后一生的抱负所在。

再次，在哪里拍？影片的拍摄地主要有三个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要拍夏、秋季节的戏，可北京时值隆冬，大雪飞扬，夏、秋的场景到哪里去找？当时全摄制组连同被派来支援剧组的解放军一起扫雪，抓拍了少量的近景和中景。可是远景在北京拍还是不现实，于是谢晋提出到湖南去拍。中国地域广大，南北气候不一，此时的湖南依然绿意葱茏。然后，新的问题又来了：南方不像北方那样羊群遍地，《鸡毛信》里那头功劳最大、身藏鸡毛信的老羊，上哪儿弄去？于是，剧组南方去不得，北方留也难。

最后，剧组还是进军湖南——在火车还很稀罕的当时，带着30只羊浩浩荡荡地南下湘楚大地。看过沈从文先生的湘西系列小说或者1988年播出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人就会对湖南的地形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山，崎岖难行。坐了火车才赶到湖南的羊群，摄制组可不想送到湖南深山里的老虎口中去。于是在拍摄之外，又多了借助派出所的警力保护羊群的戏外之“戏”。由此，石挥和谢晋工作上的狂热投入，也就可见一斑了。为自己所爱的事业执著、较劲，是他们那一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生在上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鸡毛信”。现今许多观众一定会质疑传递信息时有必要用鸡毛信吗？本世纪初，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当年传送过鸡毛信的小通讯员雁秀峰。13岁就开始送信的雁秀峰老人说：“我送的鸡毛信没有信封，那时候也不需要信封，要不没法藏。就折成三角形，抓在手里。”这是活生生的“海娃”。狼牙山五壮士的指导员蔡展鹏则是“鸡毛信”的收信人。91岁高龄的蔡展鹏在保定向新华社记者回忆了他所收到的“海娃”们送来的鸡毛信的情况。他解释说，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急；插两根鸡毛，表示特急；插三根鸡毛，就表示十万火急。可以说，《鸡毛信》完全是有生活基础的，它既符合生活真实，又在无数个“海娃”和抗敌战士的形象基础上进行提炼、总结，高度集中，在当时有着很真实、很感人的艺术效果，得到包括成人在内的观众的共鸣，其艺术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同时，人物形象的真实也为《鸡毛信》这部电影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一丝不苟的人物形象的写真，来自整部影片大背景的写真，来自导演团队协同一致的写真风格。当代书法家朱以撒先生在散文《古渡》里提到，当他多年后再看一遍黑白影片《鸡毛信》时，他注意到的是“沉浸在那土得掉渣的陕北背景里——那满是沟壑的黄土高坡、愣头愣脑的群羊，还有黑不溜秋的老棉袄。那时节，人的举止、表情，都是那么的朴素实在，拙得有味，土得深厚。这些情景总是让人想起真实无华的泥土，没有一丁点儿文饰。后来，我又看了几部重拍片，黑白换成了彩色，演员队伍也换了另一拨，主要角色漂亮多了，动作也表演似的，眉宇间巧多于拙，那种能表现苦难、风霜的背景如风飘散。在我看来，拍出一些没有时代特征的片子来，让人眼睛看着，情感却无从附着。”朱以撒先生的品评很到位。确实，《鸡毛信》以朴素实在的真取胜，大巧若拙，一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得到彰显。《鸡毛信》剧组经过15个月的奋斗，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在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他们把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向全中国的小观众献礼，后来还赴埃及、美国等地放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获得了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三等奖和1980年全国第二次（1954—1979）儿童文艺奖故事片一等奖；同时，作为远赴重洋在异国展映的新中国儿童片，《鸡毛信》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总之，拍摄的过程虽然艰辛，成就却也有目共睹，谢晋在导演的航程上初次展翅即已远翔。

1957年，谢晋又迎来了一个机会。新中国建立10周年前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批反映新中国体育战线成就的影片在全国上映，《女篮五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当时谢晋所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拍摄《女篮五号》的任务交给了他。这时的谢晋，身处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黄金时期，自己又刚过而立之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五光十色的未来正在前方等着他……

大凡艺术家，往往需年届而立甚至不惑才能达到自己才情的巅峰。少年天纵的才子不是没有，但人生阅历的欠缺、心灵积淀的浅薄往往阻碍了他们向前探索的脚步。只有遭遇了人生之种种，对人、人性、人生有了深刻思考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而只有在他们把这些人生感受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被称为艺术家。谢晋的经历本来就比同龄人丰富，抗战的风霜、巴蜀的风云早早地把他磨炼成了一个感情丰富而铁骨铮铮的人。而立之年的谢晋，期待着一次改变、一次飞跃，这能令他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更鲜明地被人所认同。在电影业同行里，才至而立却事业有成，甚至大成的大有人在。如孙瑜在30岁时就拍出了轰动当时影坛的《野草闲花》；谢晋的老师张骏祥在31岁时就导演了曹禺创作的《蜕变》《北京人》以及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谢晋十分敬重的石挥在35岁以前就在电影导演水平上达到了高峰，他导演的《腐蚀》《关连长》等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那么，谢晋在接下《女篮五号》的任务后，又将怎样交上一份完满的答卷呢？《女篮五号》剧照《女篮五号》的主要剧情是这样的：

解放前，上海东华篮球队主将田振华与老板的女儿林洁都十分热爱篮球，他们是一对恋人。一次球队要与外国水兵进行一场比赛，老板收了贿赂，要求队员无论如何都要输掉比赛。但在赛场上，田振华出于民族自尊和体育运动的职业道德，带领球队打赢了比赛。这个结果令老板震怒，指使流氓打伤田振华，又强迫女儿与其断绝来往而嫁给一个有钱人，生生拆散了他们。18年后，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田振华实现了献身篮球事业的夙愿，成为上海女子篮球队的指导。队员中有个叫小洁的姑娘是个有天赋、有前途的篮球苗子，但她对体育事业有偏见，打球不够投入。田振华对她进行耐心的指导和帮助，使她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一次，小洁因比赛受伤而住进医院，在探望小洁时，田振华遇到了小洁的母亲，过去的恋人林洁。田、林重归于好，小洁也将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出国参加比赛。

谢晋在开拍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女篮五号》的人选问题。由谁来饰演田振华？又由谁来饰演林小洁呢？从今天的视角看，要拍摄一部意义重大的影片并且要保质保量，演员的名气大小、号召力的多少是导演首先得考虑的，因为要保证票房。可谢晋不是这种操作模式，他用演员的依据一直以来就是，他/她是否适合这个角色？所以《女篮五号》的演员来自四面八方，阵容不可谓不“庞杂”。

饰演田振华的刘琼是个领军人物——电影演员、导演。一生参加演出影片70多部，导演影片10多部，是早期中国影坛少有的多面手。和石挥一样，他既能演，又会导，是个优秀电影人。他的作品中人们最为熟悉的有《乔老爷上轿》（兼编剧之一）、《51号兵站》、《阿诗玛》（兼编剧），而这些仅仅是他多产作品中的一部分，其才华可想而知。刘琼长谢晋10岁，从影时间又早。刘琼21岁参拍孙瑜导演的电影《大路》时，谢晋才11岁。他俩同属上海电影制片厂。《女篮五号》中刘琼和秦怡饰演男女主角田振华和林洁

在拍摄《女篮五号》之前，谢晋和刘琼还没有合作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作为篮球运动的爱好者，两个铁杆球迷时常在篮球场上相逢，时而“狭路”，时而“同路”。这一次饰演篮球运动员，刘琼真可谓名至实归——台下的票友终于唱上了舞台。有着丰富的从影经验和如许阅历的刘琼为谢晋“坐镇”《女篮五号》，是绝不会有差池的。有了他，谢晋的《女篮五号》将锦上添花。

饰演林洁的是当时已很知名的秦怡。秦怡和刘琼、谢晋同属上海电影制片厂，所以他们的合作是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气质典雅而外柔内刚的秦怡是林洁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饰演林小洁的是曹其纬，她当时就是国家女排主力队员，所以让她出演一个天赋极高的运动员，正好人尽其才。如今，已定居香港的曹其纬常常回北京探访故人。在她心里，难忘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上的故交，还应有那一段为事业、为明天打拼的青葱岁月吧。

敲定女篮9号汪爱珠的扮演者，倒是很让谢晋费了一番周折。汪爱珠虽是女篮9号，并非第一女主角5号，可她的戏很重，情节起伏也大，所以也是个主角。有人建议再在上影厂找一个现成的，谢晋不同意。上影厂的名演员固然比比皆是，可谢晋要积极物色新面孔，培养新演员，为艺术大军增添新鲜血液。经过谢晋到处挑选，终于组成了《女篮五号》剧组。这里要说到其中一个来历特殊的演员——之所以说她很特殊，是因为参加《女篮五号》时她还是一个大学生。她就是向梅。

向梅，1937年生于北平，1957年在天津大学建筑系求学时参加拍摄影片《女篮五号》，同年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

她曾在《布谷鸟又叫了》《红色娘子军》《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最后的选择》《流亡大学》《一代枪王》《月随人归》等近20部影片中饰演角色。参加拍摄的电视剧有《永不凋谢的红花》《人之初》《长夜行》《蓝屋》《丁香别墅》《鼓浪屿号》等。因在《流亡大学》中饰演校长夫人，于1987年获上海市文联举办的首届文学艺术奖优秀电影表演奖、中国电影表演学会表演奖。

向梅老家在北京，其父是著名的生物学教授，其母也是学生物的，家学渊博。向梅从小就浸染于知识文化的海洋里。大姐喜欢戏剧，常在家里自编自导，演员是向梅和她二姐。少年时的兴趣与爱好是最真挚的，不带特定目的和功利，纯粹为了心中的那点喜乐，因而在心中萌发美丽的梦幻也是很自然的事。少年时的经历，使向梅萌生了当演员的想法。富有戏剧性的是，向梅最终走上了演艺道路，正应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句老话。高中毕业时，向梅原本想报电影学院表演系，可电影学院这年不招生，眼看要与演员梦失之交臂了。于是她瞒着父母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正当此时，班主任突然找到她，代表学校的意见，动员她报考清华大学。重新填写报考志愿书，从文科改报理科，在一阵忙乱后，向梅匆匆应试，成绩不太理想，幸好还是被天津大学建筑系录取了。1955年9月，向梅开始了她在天津大学的生活。向梅和她的演员梦，似乎越来越遥远了。但命运在小小地和她兜了个圈后，又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把她带回到原点。她梦想的起点——所有的契机来自一张照片——谢晋和向梅的初次相见，也从它开始。向梅和《女篮五号》的缘分也结在这张照片上。上海外婆家的一位远亲与电影界人士很熟稔，得知谢晋剧组在物色新人参拍《女篮五号》，就从家中取了向梅的照片给谢晋，让他定夺。谢晋看了很中意，于是就敲定由她扮演九号汪爱珠。

经高教部同意借调，上影厂的制片主任丁里亲赴天津大学。很快，正在读大二的向梅终于站到了导演谢晋的面前。此时已经是1957年1月底了，新年将近而向梅的人生新路也即将展现在她面前。新年一过，剧组的工作就紧张地开展起来了。向梅除了体育之外兴趣广泛，但这回拍的偏偏就是体育题材的影片。出现这个问题的不只她一人，一半以上的女孩连篮球的边都没沾过。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学！于是刘琼的工作就来了——教练么，当然得名副其实了。女演员们苦累在其中，亦乐在其中。那一辈艺人的较真劲儿在此一展无疑。要演，首先得像，方能拟形、摹态，举手投足间，人物的韵味就能流露出来了。真正的演，不在“演”，而在“是”。从学会打篮球到上场训练，再到开机上镜头，刘琼和女篮姑娘们一路走来，颇不容易，戏里戏外，已经有些难分难辨了。《女篮五号》以朴素、简洁取胜。名家领队，新人跟进。谢晋本就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也许是怕“近亲结婚”，过多挑选自己所在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拍戏会导致“熟悉的地方不出好景、奇景”。所以四处招募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女篮运动员的扮演者都是新人，不可能依靠而今所谓的“人气”、“影响力”，只有依靠自己真实的表演去打动银幕前的观众了。显然，谢晋的胆气和才气不小。

在艺术上，影片的特色很突出，主要表现为三点：

朝气。影片中青春气息充沛。既缘于年轻、不做作的演员阵容，也缘于清新明快的风格。女篮姑娘们素朴而真实的表演、简练明快的节奏，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如夏日长风，令人忘俗。

细腻。谢晋的影片重细节、重以小见大、重以意象而昭示主题。解放前的运动员田振华的生活无须赘言，低矮狭窄、阴暗破败的宿舍环境已经说明了一切，而影片又不动声色地将陋室里摆放的林洁送来的兰花细加描写，既象征田振华、林洁的高洁人品，又渲染出主人公之间纯洁的爱情。斯是陋室，惟吾情真，在鲜明的对比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如清莲出水，自然天成，其余的影片语言都嫌累赘了。

一以贯之和今昔对比。林洁、林小洁母女两代人拥有同样的追求，但境遇大不相同，因为母女二人遇到的时代不同，所以作为运动员的命运也就不同，这是一组对比。田振华一生的经历足以印证影片主题，今昔境遇迥异，昔日爱篮球、求真情而遭遇悲惨，今天他意气昂扬，事业与生活均有所成。他见证了中国体育运动的起步和腾飞，表现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体育运动员的不同命运。田振华境遇的今昔对比是影片中的第二组重要对比。而田振华对篮球的爱、对篮球事业的追求则是影片着力表现的精髓，这份爱和追求使得他能迎来新中国、新时代，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影片就是用这两组主要对比巧妙地表现出了主旨，简洁明了。《女篮五号》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是谢晋导演的成名作。导演谢晋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显露才华，成了为人们所关注的导演界新秀。《女篮五号》在1957年获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电影节银质奖章，1960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谢晋之名，开始声动海内外。2、见龙在田

1957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曾一度改名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江南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天马电影制片厂。不久，撤销江南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公司改建为上海市电影局。1973年后，海燕厂（当时名为红旗电影制片厂）和天马厂（当时名为东方红电影制片厂）重新合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就是说，天马电影制片厂存在于1957—1973年间，谢晋就在该厂工作，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就是天马电影制片厂名下的作品。

1959年，也就是新中国建国的第10年，电影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是为大众所公认的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峰。建国10周年的喜悦带给许多电影人以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佳作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这部由梁信编剧、谢晋执导、沈西林摄影的《红色娘子军》应运而生。若要说到它的缘起，却要归功于一场偶遇了。20世纪50年代，广东军区的作家梁信在琼崖深入生活时，遇到三个女战士，听了她们的战斗经历以及她们所参加的30年代组建于海南的共产党妇女民兵团的故事后，颇有触动，便于1958年夏天完成了《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的初稿。几经投稿而杳无音信。经梁信所在的广东军区文学部门的老领导鼓励并支持，剧本继续向外投递，于是《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出现在了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负责人钱鼎德的案头上。经钱鼎德的推荐，谢晋看了剧本后，敏锐地捕捉到了它的闪光之处。他们邀请梁信到上海改编剧本，这一年，谢晋37岁，梁信32岁，正当创作的好年华，热血的岁月里，热血的青春势必将创作出热血的作品来。

1959年下半年，由谢晋担任导演的《红色娘子军》开始进入拍摄阶段。1960年，影片完成了。当时，为庆祝建国10周年，电影从业人员制作了大量影片，《红色娘子军》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较为优秀的作品之一。《红色娘子军》的剧情如下：《红色娘子军》剧照

贫农女儿吴琼花受到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几次反抗后，遇到化装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常青和通信员小庞。琼花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她来到娘子军营地，要求参加娘子军队伍，连长批准琼花入伍，并发给她一支枪，娘子军战士们决心打下椰林寨、活捉南霸天。南霸天的公馆宾客满堂，正为南霸天做寿。化装成华侨巨富的洪常青来到寿堂，南霸天见他气度不凡，接到寿礼后对他更是深信不疑。深夜，琼花带领一名女战士化装成丫头，潜入南府，准备里应外合捉住南霸天。但琼花见到仇人分外愤怒，贸然行动致使南霸天漏网脱逃。

连长严肃批评了琼花并收回她的枪，让她深刻反省，琼花对自己的错误悔恨不已。部队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但洪常青为掩护主力不幸被俘，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琼花继任党代表，带领娘子军配合主力攻打椰林寨，击毙了南霸天。

值得强调的是，影片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吴琼花塑造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女英雄，而是耐心地描述了她成长的过程，从自发反抗的女奴，到加入娘子军、一心报仇却不讲策略的卤莽战士，最后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斗争经验的女英雄。影片所设置的情节真实可信，演员的表演逼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这既归功于编剧、导演、演员的通力合作，也和谢晋准确的艺术直觉和精确的艺术手法有关。在《红色娘子军》筹拍期间，谢晋和梁信等人深入到海南琼崖体验过生活——琼崖就是当年娘子军革命、斗争过的地方，也是“吴琼花”的原产地。在琼崖，他们拜访了当年的娘子军连长——如果说作家梁信遇到的三个娘子军女战士为他提供了写作的蓝本，那么这位老连长则为谢晋提供了《红色娘子军》电影的原型。虽然这位女连长当时年事已高，有70多岁了，但她精神矍铄，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双眼睛给谢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察觉到了灵感的跃动，捕捉住了“吴琼花”的灵魂！在寻找并确定演员时，他坚持要找这么一位有着炯炯的眼神的女演员，以出色地传递人物形象所包孕的精神。他找到了，她叫祝希娟。1960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是个爽直大胆的女孩。1961年被定为“吴琼花”的扮演者时，她才23岁，这是她参拍的第一部影片。第一次拍片就担当主角，遇到大戏、重头戏的挑战，导演谢晋的胆子可说真够大的。而祝希娟接下这么一个角色，她所受到的压力也不小，她要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谢晋是个好导演，也是个好演员苗子的发现者，在电影界素有“演员伯乐”之称。从他一生所拍的电影看，随着作品的问世，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被谢晋“带出师”的演员——男女演员都有，祝希娟就是其中之一。在拍摄《女篮五号》时全一炮走红的向梅，也在《红色娘子军》里扮演角色。

眼神炯炯的女主角难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但在表演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事隔多年后，祝希娟回忆起当年跟谢晋一步一步学着演好吴琼花这个角色的情景时，就情不自禁地微笑，好似回到了从前的“学徒”时代。她说，刚开始演吴琼花时，她特别把握不好度——吴琼花眼神的表达力度过于平淡吧，不符合人物的身世性格；过于浓烈吧，又不能收发自如。这比起她以后在1979年《啊！摇篮》以及1989年《最后的贵族》里的表现，显然青涩多了。出生于江西赣州的祝希娟性格外向，有男孩子的风范。和向梅一样，她也热爱表演艺术，所以高中毕业时就直接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59年《红色娘子军》剧组开始筹拍，谢晋到上海戏剧学院物色女主角人选，无意中遇到祝希娟与男同学为角色而争论的场面，也许是祝希娟在男同学面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打动了谢晋，也许是谢晋发现了祝希娟骨子里的倔强、磊落，当时谢晋想，“吴琼花”找到了！

比起初出茅庐的祝希娟，扮演洪常青的王心刚已经在当时的影坛崭露头角了。1949年，王心刚应征入伍时年仅17岁，他进入了东北军工局文工团（后改为抗敌话剧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尽管他仅在一些剧中扮演过配角，然而王心刚有颗淡泊的心，不急不躁，做好他自己想做的就可以了。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即将开拍反特故事片《寂静的山林》，开始挑选男主角，王心刚中选了。他特有的军人气质使主创人员非常认同他的银幕造型，于是他的表演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59年，王心刚受邀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他的加入，将《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演绎得更为精彩。从21世纪的角度看，王心刚有着现代人往往缺失的纯良本质：淡泊、从容、尽心于事业、永远做自己。

然而在王心刚身上，这些优点如长河静水，默默无声地流淌着，流淌了大半个世纪——这份从容、尽心，可能就是王心刚和洪常青最像的地方。《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是吴琼花的革命引路人，是她崇拜的对象，洪常青身上所具备的坚毅从容是她在日后的道路中孜孜以求的品质。看过《红色娘子军》的观众大多能从中体会到洪常青与吴琼花亦师亦友的关系，演员以自然的表演水到渠成地呈现剧情所蕴涵的内在信息，这是导演谢晋最乐于看到的艺术方式，也是新中国的早期电影最为纯粹、最为本色、最为动人的艺术方式。

1961年，《红色娘子军》首次在国内公映，可谓恰逢其时。为提高电影业的总体水平，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全国文艺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于1961年夏天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会议提出了放宽电影政策，尤其是“四好”政策——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激发了电影人的创作动力和公众的讨论。《红色娘子军》公映之后，大部分有关它的讨论也大都围绕着这四个标准而展开。

首先，《红色娘子军》有好故事。故事的来源十分真实可信，它取材于海南琼崖地区娘子军奋勇斗争的故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周恩来总理就已经听说了“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他当即表示希望电影工作者能将之拍成电影，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就暂时搁置了。60年代，梁信敏锐地捕捉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和灵感，从听说到有感再到创作，故事的表述形式虽然随着叙述者的身份和角度有所变化，但故事却如同百炼之钢，越打磨越坚实精粹了。革命者是怎样成长的，是生来就坚毅刚强、富有斗争经验的吗？《红色娘子军》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次，《红色娘子军》有好演员。摄制组的演员在与“娘子军”老战士冯增敏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得到了关于当年革命斗争的大量信息。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祝希娟——光有炯炯的眼神还不够，祝希娟需要大量地学习，她做得很好。她有很多的老师，老战士冯增敏就是其中之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海南“娘子军”里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长长的故事。冯增敏应当是吴琼花的原型之一，但也不会是唯一的吴琼花的范本。“娘子军”中的每个女战士都可以是吴琼花。可惜到《红色娘子军》进行拍摄时，“娘子军”战士在世的已经不多，被找到的冯增敏当然是祝希娟最好的范本。在谢晋的要求下，祝希娟着力观察学习冯增敏的言行举动，力求最大程度地贴近角色——扎绑腿、佩枪生活。她平时不和饰演南霸天的演员陈强多说话，以免削弱角色意识和镜头前的表演力度——入戏在观众而言，或许会被指认为“痴人”，但在演员的立场，不“痴”可不行——试想作为演员你都不入不痴，那怎能把观众带进你的表演天地呢？

当然，《红色娘子军》也有好镜头和好音乐。影片中有不少关于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特写。视角各不相同，关于吴琼花投奔革命队伍，诉说自己苦大仇深的那一段，就刻意安排了这样一段特写：吴琼花如火的眼神被着重突出，炯炯有光，她对迫害者的刻骨仇恨和对起来反抗、参加革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渴望等思想感情都是通过这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来演绎，来传达的。可以说，当时的观众记住吴琼花，记住祝希娟，媒介就是这一双眼睛，一双绽放生命渴望、不屈的灵魂之光的眼睛，这是祝希娟在镜头前的上乘表现，更是谢晋对镜头的近乎直觉的精确掌控。好音乐？自然不用多说了吧，风靡至今的《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红色娘子军连歌》是梁信作词、著名作曲家黄准作曲的：“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可谓脍炙人口。谢晋、梁信，再加上一个黄准，他们凑到一起工作，竟会如此理解远在海角天涯的那一群女子，竟会创造出这么一部刚烈的片子，竟会创造出这么一首刚烈的曲子来！好故事需借好音乐而被人铭记，好音乐需借好故事得以流传，现在当有人哼唱起《红色娘子军连歌》时，不少观众仍能在慷慨激昂的曲子中回想起那段激情充溢的岁月来。老曲重温的魅力，不是简单的语言可以描述的。

有了以上的“四好”，《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就不言而喻了。以1961年为衔接点，这部作品衔接起了两件国内大事：首件大事是1959的建国十周年庆典；第二件是1961年中国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1962年，《红色娘子军》一举荣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奖，并获第3届亚非电影节万隆奖第三名。《红色娘子军》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认同，也预示着它的导演——谢晋如龙在平地，腾飞之势已可想见，转眼就将见其于高宇翱翔了。1962年，谢晋（右）凭借《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导演奖，这是郭沫若为谢晋颁奖3、飞龙在天

如果说谢晋执导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影片《女篮五号》是一部正剧的话，那么同样作为体育片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喜剧。

1962年上映的《大李、小李和老李》，编剧是于伶、叶明、谢晋、梁延靖、伍黎，主演是刘侠声（饰大李）、姚德冰（饰小李）、范哈哈（饰老李），可谓名家荟萃。上海是经济文化名城，在演艺方面常常流派纷呈，百花齐放。谢晋在这片土地上得到的滋养决不会少于在重庆国立剧专时所得到的。

独角戏艺术在上海的萌生、发展、壮大，本身就表现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生活独到的视角和幽默的思维。上海独角戏的代表作之一《三毛学生意》就在1952年被改编成了电影，而正是它的一炮而红，让人们包括谢晋注意到了刘侠声——1952年，刘侠声参加大众滑稽剧团，在《三毛学生意》中扮演剃头师傅，表情丰富，动作洒脱，语言幽默，因此成名。

其实刘侠声早在20岁出头之时，就已经在艺术上比较成熟，十多年的历练下来，在拍摄《三毛学生意》时，他的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了。谢晋的眼光总是跟着时代走，他很快就发现了刘侠声表演艺术的独到之处，当然希望刘侠声能在艺术道路上再接再厉，便邀请他出演自己正在筹拍的喜剧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第一主角大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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