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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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论丛试读：
前言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始设于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时期，著名的《闽星日报》总编郑书祥在史地科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
1952年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至1966年，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进入发展时期，学科团队先后聚集王文杰、陈壬生、郭舜平、范启龙、程镇芳、林庆元、陈矩生、王隐、黄起寮、孙里亭、王大同等一批学术造诣颇深、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在这一时期，学科建设不仅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方向上有了显著提升，而且加强了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于1958年开设了中国现代史课程，“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福建师范学院停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也随之中断。
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复办，更名为福建师范大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1972年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和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学科团队进一步壮大，上述各位与陈增辉、陈贞寿等老师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又有郑勉己、郑祖溪、林戬、林少玉、陈能南、陈孝华、黄国盛、王民、叶青等相继加盟，后来，又增添高峻、杨齐福、林平汉、温锐、刘慧宇等。现在学科团队成员大部分拥有博士学位，从而使学科建设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历经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1987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点。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使学科建设上新台阶，培养的学生在教育、科研及社会各部门深受好评。多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学府及研究机构继续深造。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团队教师获得多项国家、教育部、省级社科规划等课题，多项成果获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福建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学科优势领域，如陈增辉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林庆元的洋务运动研究、福建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陈贞寿的中国海军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等成果出色，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影响较大。学科团队出版学术专著40多部，重要著作有《福建船政局史稿》、《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林则徐评传》、《洋务运动与近代科学技术》、《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沈葆桢传》、《沈葆桢未刊信稿考注》、《杨廷理传》、《黄叔璥传》、《中英近代化比较研究》、《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百年风雨话香港》、《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图说中国海军史》、《孙中山与福建》、《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福建近代经济史》、《严复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1～6卷）》、《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科举政治》、《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巨变与重组的民国政治》、《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中华苏维埃史》、《中共闽西南白区组织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稿》、《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等。
回顾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发展历程，我们感谢曾经为之贡献智慧和才智的前辈，并将发扬他们的科学精神。未来五年内，本学科建设将以“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建设史研究”、福建历史与海西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等项目为重点，培养引进新一代骨干力量，推进学科建设更上一层楼。
本论丛由福建师范大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所收各篇论文是本学科团队教师近年来撰写的论文，有的已在刊物上发表，有的尚未发表，反映了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建设新进展、新成果。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
[1]明龙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伟大的农民战争。这场起义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水平推向了顶峰。由于这场起义爆发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即中国封建社会已到了穷途末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打进了国门，中国面临着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给这场起义染上了一层斑斓驳杂的色彩，它既颁布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理想的空想色彩极浓的《天朝田亩制度》，将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发展到最高水平，又颁布了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它既敬拜上帝，以彻底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又在其礼制、上谕、天父诗里处处流露出非常传统的封建思想。由于这场起义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复杂的现象，因此，这场起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成为史学工作者异常关注的一个课题。
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成功，到底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益还是无益？下面来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在这场起义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相互矛盾的现象。不过，撇开这些纷纭复杂的现象从根本上来看，这场起义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
从参加这场起义的阶级来看，尽管参加这场起义的阶级、阶层十分复杂，但毫无疑问，这场起义的主力仍是农民。虽然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向近代化转变的契机。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仍旧是封建的，近代化还远未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资本主义也好，近代化也好，都还远未给中国农民阶级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带来冲击。一句话，中国当时的农民阶级依旧是封建的传统的农民。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他们的思想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统一于封建社会内，二者都是封建生产力、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农民在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每每打出“平均”的旗号，起来反抗封建统治、争取民心。这一点在《天朝田亩制度》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2]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这种平分土地的纲领，以及太平天国所要建立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3]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旧式农民战争的纲领，是“平均”、“均平”—“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这一思想线索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的纲领，农民阶级根本无法把它在实际斗争中贯彻到底，其结果若不是农民战争遭受失败，就是农民政权的蜕化变质，成为封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很明显，从旧式的农民战争里是不可能产生近代化的内在冲动的。因为农民阶级并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
除了农民这个主力之外，太平天国起义参加的阶级还有矿工、船夫、无业游民、市民等。这些阶级或阶层，在当时还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的成员，并不具备新的思想。纵观太平天国运动之始终，起决定性的、支配的作用的阶级是农民。
以上我们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农民的阶级属性探讨了这场起义同近代化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情况：
太平天国主要领导者的阶级出身，一部分是贫苦农民，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人；一部分是下层失意的封建社会乡村知识分子，如天王洪秀全、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此外，还有部分帮会首领，如罗大纲等。在整个运动中属于支配地位的是前面两部分人。出身于贫苦农民的领导者，其思想我们已在前面阐述过了。至于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封建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传统教育，拿天王洪秀全来说，他“自幼即好学，七龄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4]经’、《孝经》，及古文多篇”。以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这种系统的封建教育，使封建的价值观在他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与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屡受挫折，很不得志，因而对封建的现政权产生了由怀疑、不满到反抗的意识，从而吸收了历代农民战争中的平均思想，以及基督教教义里貌似“平均”的“平等”思想。他们之所以接受“平等”思想，并非他们已掌握了近代社会的价值观，而是因为它同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平均”思想相似的缘故。而且在实践当中，他们只是将“平等”思想作为号召群众起来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后进行统治的手段，并未作为一种价值观来争取实现。这样，他们所提倡和号召的同他们所具体实行的内容，便有了天壤之别。洪秀全曾经宣扬“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5][6]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等。从这些泛泛而谈的内容来看，太平天国似乎有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可是，到具体实行时则依然采用“称王称帝”的封建王权制度，父传子的王位世袭制度，区分上下尊卑的避讳制度，以及后妃式的多[7]妻制等。天王在诏旨中明确指出“天下万郭帝无二”；确认“君使[8][9]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原则；[10]提倡“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的观念。洪秀全带头搞一夫多妻，幼天王被俘后说：“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11]子。”天王还自称为“朕”，将办公的地方称“殿”，住宿的地方称“宫”。人与人之间因地位和职务不同，都规定了各项专门的称呼。[12]一般官兵的名字若与诸王名字相同，都得避讳改名。还规定了明确的等级制和特权制：如天王万岁，东王九千岁，依次递减至翼王五千岁。他们的王府规格不同，后妃数量不同，轿夫数量不同，连吃肉的定量也不同。这都是典型的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作祟的结果。其繁杂琐碎的程度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个极其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太平天国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矛盾现象，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从它的领导阶层来看，贫苦农民也好，封建的乡村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其思想行为和价值观仍然是封建传统的。他们绝不可能离开实际而建立一个超出封建政权的新政权。因为在封建时代，从来没有存在过“农民政权”。
关于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天朝田亩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要造就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这种平均思想，是农民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模糊回忆以及他们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憧憬和向往。它在太平天国前期部分地得到了贯彻执行，例如圣库制度、百工衙和诸匠营等。但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近代化也已有一定契机的情况下，这种对商品经济进行摧残的做法，显然是对近代化进程的一种反动。而且《天朝田亩制度》既规定给农民分配田地，而其中的圣库制度实际上又将农民已分得的土地的收益重新剥夺了回去，收归了“国有”。这种制度与农民小生产者的心理根本上是互相抵触的。农民为了取得土地才奋起参加起义，可是圣库制度却规定农民生产的产品除了其生活必需之外，一律须交归圣库。农民即使分得了土地，也没有多大的好处，甚至分得土地越多，农民吃亏越大。很明显，这种理想上同政策上存在的矛盾若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太平天国实际上无法贯彻执行《天朝田亩制度》。它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最终只是“照旧交粮纳税”。这样就又回到了封建的老路上面。
以上，我们已从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领导阶级、政策等方面论述了这个政权的封建性，也就是说这场起义即使不失败，它也只能建立一个封建政权，不可能超过它。事实上，太平天国后期这个政权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完全封建化了。这种封建化的政权同近代化根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有关太平天国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作用，一些论者多引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加以说明。毫无疑问，《资政新篇》确是一个希望推进中国近代化、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可惜《资政新篇》却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它同太平天国起义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它也就没有实现的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上，《资政新篇》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太平天国政权中实践过。
既然太平天国这场旧式农民战争的结果只能建立一个封建政权，那么它对中国近代化有无积极意义，我们只要将它与清王朝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究竟了。
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近代历史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反对外来的侵略以实现民族的独立；反封建斗争以争取民主；改变贫穷落后以谋求国家的富强和进步，等等。但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都必须以近代化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基本前提，其他问题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这是由当时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中国近代史开始之时，中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要由这样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必须在经济上实现由小手工生产向资本主义工厂机器生产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完成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完成由君主制向民主制的转变。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三种转变在正常情况下该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和实现的。而在中国，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即近代史开始之时还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西方列强打进国门为契机的。所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不是靠资产阶级来推动，而是依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在清王朝日趋衰落，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反复蒙受耻辱的刺激下，愤而起来主持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世界历史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经济一日千里地发展。此时的中国尽管封建制度已趋衰落，但从整体看来依然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国家。清王朝对整个世界的形势一无所知，王朝上下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在此情况下，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衰败的清王朝已无法与之抗衡。战争的失败，促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成员幡然醒悟，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可是，这种口号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得到什么回响，绝大部分人仍把鸦片战争的失败看作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他们依然夜郎自大，奢侈腐朽，得过且过。时间过去了20年，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再次丧师失地的时候，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才体会到必须实施林、魏提出的战略，开始搞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长技”，致力于近代工业。这时中国的近代化才真正开始起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的若干特点：
第一，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其动因并非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发展需要，而是由对外部战争的一再失败所推动的。
第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其说是由于清王朝衰落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它还会主动地去推行近代化！
第三，中国近代化的阻力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天朝上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在作祟，不经过几次对外战争的惨败，不打破传统的惰性，近代化就不可能付诸实施。
第四，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才开始的，当时国内还没有现成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近代化在开始的时候，是由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主持的。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由于外力的冲击，即战争的不断失败，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王朝本身已经非常腐朽和衰败。中国近代化起步的迟缓，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所致。太平天国如果取得最后胜利，在统一中国之后，毫无疑问地定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在这个封建王朝的身上，也同样地将要背负着阻碍近代化的“天朝上国”的沉重包袱。因为它与清王朝有着同样的封建传统的价值观。要让太平天国这个封建王朝去实施中国近代化，也非得同样地经过几次外力冲击不可。这样一来，由清王朝一部分封建官僚主持并已开始了的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势必就会中断或者延期。
从太平天国与清王朝这两个并存的封建政权“师夷长技”的程度来看，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都同样地使用过洋枪洋炮，所不同的是清政府已开始设立近代军事工厂，从事洋枪洋炮的制造。从使用到制造，这中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表明清王朝已开始着手实施近代化了。而太平天国则不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它设立过近代工厂的遗址、实物或文字资料。但是，比清王朝胜过一筹的是，太平天国颁布了《资政新篇》。它看上去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文件，不过《资政新篇》同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却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只是洪仁玕个人偶然经历的产物。一句话，在太平天国运动里面并不具备实施近代化的条件。而且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实施过。因此，我们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对中国的近代化并不一定有利。但是，这场起义在客观上来看，对于清王朝实施近代化，倒是起了促进的作用。原载于《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2年第6期全文转载注解：[1] 明龙系范启龙笔名。[2]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3]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09页。[4]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丛刊本《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838页。[5] 《原道醒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15页。[6] 《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16页。[7] 《贬妖穴为罪隶论》，见《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39页。[8] 《天父下凡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474页。[9] 《劝幼学诗》，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60页。[10] 《劝幼学诗》，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60页。[11] 《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855页。[12] 《太平礼制》，《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256页。
中法战争前的福建海军
黄国盛兴办近代海军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福建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法战争时期，福建海军经历了一个由创建、发展到衰败的过程。福建海军的兴衰，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同时，它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又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影响。一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等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是为福[1]建海军筹办的开始。“中国创办海军，起自马尾船政”。福建海军的创办成了近代中国海军的起点。
福建海军创建的原因何在？过去我们只强调它是中外反动派联合[2]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实际上，清朝部分官吏创办新式海军的动机和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威胁。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像左宗棠这样比较开明的官僚。他们对世界形势已有所了解，认为清朝旧式水师名存实亡，致使西方列强群起轻视之心；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3]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可见，近代中国海军的兴办，一开始就包含了挽救民族危机的积极意义。当然，左宗棠兴办海军，同时也带有便于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观企图。他们刚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体会到洋枪洋炮的益处，为了稳固统治，迫切需要新建轮船水师，“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4]分攻合剿，克期可至”。1877年初（光绪二年十二月），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为了尽快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就曾咨请福建船政大臣，由他率清军从福建泉州搭乘船政所造的“海镜”轮船，“开驾放洋对[5]渡鸡笼淡水”。可以说，新式海军的创办，包含了对外抵御列强和对内镇压人民的双重目的。但从新式海军的特点和它后来起到的全部作用来看，前者是摆在首位的。
创办新式海军，绝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办海军的不乏其人，为什么唯独福建海军能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创者？这和当时福建海军创办的途径及所持的民族立场是密切相关的。[6]
第一，福建海军以“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把建立新式造船工业作为筹建海军的一项重要条件。
在兴办海军的过程中，发生了所谓造船与买船问题的尖锐对立。左宗棠向清朝当局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其时英人威妥玛、赫德有借新法自强之说，思藉购雇而专其利。美里登、有雅芝等亦扬言制造耗费，[7]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在这里，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侵略分子唆使清政府“购雇”轮船的险恶用心。他认为，中国只有通过造船，“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创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才能根本打破西方列强的“专其[8]利”，真正做到“师其长以制之”，使中国海军立于不败之地。[9]
举办船政，左宗棠创议于前，沈葆桢规划于后。左宗棠在船政局设立后不久调任陕甘总督，他特意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总理船政”。沈葆桢是福建海军的实际创办者。沈与左的洋务思想基本一致。沈葆桢也认为必须通过造船的途径办海军，买船的意义主要在于为造船提供技术借鉴，“由熟生巧，由旧悟新，即铁甲船之法，亦可由此[10]肇端，购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证明，沈葆桢、左宗棠的这些认识是正确的。如果按照侵略分子赫德等人的“购雇”之说去办，近代中国海军的产生至少还得推迟一个时期，并且一开始就势必完全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比较起来，左宗棠、沈葆桢造船办海军的途径，不仅在一个时期里确实做到了“权操诸己”，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加快了近代中国海军发展的进程。
第二，左宗棠、沈葆桢在引进西方军事科技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海军自主权。
怎样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技术，有一个认识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广州已令中国匠工对洋式兵船进行过简单的试造；[11]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军械所仿造一艘小轮船，“全用汉人，未雇洋[12]匠”，但“使驶迟钝，不甚得法”；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也找手工匠人仿造了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也驶行不速。这些失败说明，造轮船必须采用西方的机器生产，办海军必须借重外国的技术人才。福建船政局设立时，左宗棠因此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并雇用37名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以后洋人技师和工匠的数目又有增加）。左宗棠、沈葆桢在处理聘用洋人和维持主权的关系问题上，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左宗棠与日意格订立的合同规定：所聘用的外国技师和工匠，必须“教习中国员匠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如果洋员“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同时让洋人保证，合同五年限内必须造出大轮船十一只、小轮[13]船五只，均照外洋兵船式样。合同期满之日，洋员必须尽数遣[14]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
1879年（光绪五年），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意在参用西人”。时任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断然以“中外人员共[15]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坚决予以抵制。因此，中法战争之前，外国侵略分子企图直接控制福建海军的阴谋基本未能得逞。
第三，福建海军筹办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并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马尾前后学堂。
船政局建立之初，左宗棠就意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制造轮船，不在于简单仿造几艘舰船就算了事，目的是为了借此而引进西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并且，不只求少数人学到一些技术就为满足，而应务求让西方科技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就必须设立海军学校，“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16]后西法可衍于中国”。沈葆桢也认为，船政和海军是否可以发[17]展，“根本在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这种造就人才的设想，颇具战略目光。1866年（同治五年冬）第一所海军学校在福州城内白塔寺正式开办，初名“求是堂艺局”。后船政厂舍落成，迁回马尾，分别学科，改名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专学制造；后学堂习英文，专学驾驶。光绪二年又另设管轮一班。当时认为法国的造船学较优，英国的驾驶学较优，因此前学堂教习多由法国人员兼任，后学堂教习则多聘用英国人。两校教育体制悉按英、法海军学校成规。[18]虽然马尾前后学堂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教育的束缚，学生兼读孝经、圣谕等，但它仍称得上是一所仿效西方教育的新型军事学校，其宗旨是为近代化的海军输送熟悉专门知识的各方面的人才。“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19]者，准授水师官职”。
总之，左宗棠、沈葆桢在维护主权前提下引进西方科技的思想，及他们那种在造船与育才基础上建军的思想，使得福建海军的创办很有一些特色。这种情况在整个洋务运动及近代中国海军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里左宗棠、沈葆桢有这样的思想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他们本身的主观原因之外，还有两点因素不应忽视：
其一，左宗棠是林则徐爱国思想的追随者，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他们都曾受到林则徐、魏源等人思想的影响。沈、左二人在向西方学习时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其继承的关系。据说，林则徐初次与左宗棠相见，即“诧为绝世奇才”；左则一向仰慕林则徐，在福建海军的创办过程中，左宗棠还怀念林则徐说：“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20]间。”
其二，1860年代初福建海军筹议之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阿思本事件。当时清政府在英国侵略分子、总税务司李泰国的怂恿下，从英国购雇轮船，准备训练后驶进长江攻打太平军。可是这支舰队的头领阿思本经过一番策划，居然妄图控制中国的海军大权。由于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议和国际列强之间的摩擦，清政府最后白付一百多万两白银遣散了这支舰队。这桩丑闻预示着近代中国海军创办的艰难，但也为左宗棠等力图独立自强办海军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二
福建海军筹办的上述指导思想，使它在近代中国海军发展历史的前期，能有较显著的成绩。
福建海军最明显的成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熟知近代科技的海军人才。
在制造方面，经过学堂的专业培训和造船实践，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能够掌握近代船舶修造的工程技术人员。1869年（同治八年），第一号“万年清”轮船下水，它算是用西法首创的中国军用运输船。同年十一月第二号“湄云”下水，则为中国近代海军最原始的兵船。初期所造船只，主要依靠法国员工的技术和设计。沈葆桢不单纯以成船为追求目标，他认为“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就令如数成船，究于中国何益？”于是强调让中国学生和员工在洋匠示范下放手自造，反复实践，“务期尽其技[21]能而止”。因此，中国生徒业务进展较快。到1870年初（同治八年底），船政的中国生徒已经能够自制第五号“安澜”轮船所用150[22]匹马力轮机。同时自制厂中大小机器及船上杂件不下万计。1873年7月（同治十二年六月），通过考核挑选中国工匠艺徒中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从此洋员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23]童分厂监之”，“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合同的各项计划基本都已完成，前后五年余共造大小兵船、商船十五艘，其中有三艘是由中国员工“放手自造”的。1873年底，除少[24]数洋员留在前后学堂任教，其余外籍员工全部遣散回国。日意格[25]本人亦被解除了船政监督职务，“资遣归国”。
1874年起，福建船政局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不仅能够承担全部的船舶修造工程，而且还进行过一些重要的技术改造。如舰船质料，初为木壳，1877年（光绪三年）以后所造的舰船，开始改为铁胁木壳。机式的装备也逐渐加强，初多用常式立机，用煤过费；1875年经沈葆桢建议后，改用康邦省煤卧机，后更进为新式省煤立机或卧机。[26]轮船马力，1873年以前所造最大舰船为250匹，1877年（光绪三年）下水的第一号“威远”铁胁轮船，已采用750匹马力新式卧机。1880年（光绪六年）下水的750匹马力“澄庆”铁胁船，所有铁胁、[27]铁梁、铁龙骨及轮机、水缸等，均由中国员工自造。1883年1月（光绪八年十二月）下水的“开济”快船，更增拓为2400匹马力，全[28]船吨载2200吨。船舰炮位，起初“均安在两旁，前后俱无炮门，[29]即有炮位无从安置”。并还使用英制前膛炮，填药、装弹、洗炮[30]均须人出舱外，“既虑敌炮见伤，又防余药遗患”。这种状况也逐渐得到改进。上述“开济”快船制成后，“特于船之前后向制左右耳[31]台，可置新式后膛长身钢炮四面轰放”。船政还计划开拓厂地，广招工匠，“添设机器以多制轮机，每起两舰并造，便觉事半功倍，[32]且可为将来试造铁甲船之地”。按当时发展情况看，如果船政局员工的聪明才智和技术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话，福建海军的舰船装备是可以赶上西方先进水平的。
驾驶方面人才的培养，同样成绩显著。沈葆桢认为，“有船不能[33]驾驶与无船同”。因此船成之后，“以驾驶为急务”。福建海军最初的舰船驾驶人员是从民间招募的。如船政局第一号“万年清”轮船的管驾官贝锦泉，由渔户出身，向在洋船帮伙，熟悉沙线，被“破格[34]录用”。以此途径，“通轮机者派令管轮，熟驾驶者委以管驾，人才以搜罗而叠出”。这样，福建海军筹建之初就做到：“闽省各轮船，仅长胜（外购）船内向雇有洋人一名，拟即择人更易。此外均系[35]中国人驾驶，无一洋人在内。”福建海军更多的人才是通过海军学校专门培训的。后学堂驾驶学生不仅在课堂内学习天文、地舆、算法等科学知识，而且登上练船航海实习，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涉练风涛、沙线，考究港道。1873年底外国人即将从船政局撤走的前夕，学堂的部分学生和技术人员，成功地担任了从东南亚返航的任务。经过这种训练，到1873年学生学业优异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分派各船管车者已14名。[36]1876年，船政局选派刘步蟾、严复、魏瀚等第一届制造、驾驶学[37]生共三十名赴英法等国深造，此届留学生均于1880年毕业回国。这时，福建海军可谓“人才辈出矣”。据不完全统计，中法战争之前，仅由福建海军培养的舰船管带先后多达四十余人。其名单如表1：表1续表续表
在清末各洋海军中，福建海军成军最早。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海军是中国海防的主要依靠力量。
1870年9月（同治九年八月），船政局万年清、湄云、福星等轮船陆续制成后，沈葆桢立即提出新式海军的建置问题。“轮船之设，其利较（旧式）战船数倍，其难亦较战船数倍”；因此他奏请简派熟悉海疆之大员，“以为统领”。同年9月20（旧历八月二十五日），清[38]廷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这是福建海军建置的雏形。它以“统领”（即海军司令）为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以示和旧式水师的区别。
1874年清朝筹建海军的活动进一步活跃。这一年5月发生了日本兵船进犯台湾的事件。11月初，为了筹防日本，总理衙门发动各省督抚，就建立海军的体制、装备、饷源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议论。[39]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海军。1875年5月总理衙门决策：“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著派李鸿[40]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沈葆桢任南洋大臣后，又疏请以十年为期建成北洋、西洋、粤洋三大海[41]军，分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但1879年（光绪五年）[42]清廷决定福建海军独自成军。此后广东也别树一帜，“粤军自成一[43][44]队”；苏浙亦谋“自成一军”，专称“南洋”海军。于是，中法战斗之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
福建海军是这一时期中国海军的中坚。就舰数来说，1875年第[45]二任“统领”罗大春统率下的福建海军，舰船已达16艘之多。它们是：扬武、飞云、伏波、济安、福星、靖远、镇海、永保、海镜、[46]靖海、万年清、湄云、振威、琛航、海东云、长胜等。以上除海东云、长胜和靖海之外，其余舰船均由福建船政局自制。总吨位达到[47]13394吨。
1879年9月（光绪五年八月），清廷任命水师提督彭楚汉为福建[48]海军第三任统领，“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这里明确规定“船政轮船”自成一军，凡船政制造的舰船，都归福建海军“总统”。据此，到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海军拥有的舰船除了上述之外，又新置元凯、艺新、登瀛洲、泰安、威远、超武、康济、澄庆、福胜（外购）、建胜（外购）等轮船。这时福建海军舰船的总吨位已[49]达22845吨。此吨位尚不包括“开济”轮船（2200吨）在内，该船由南洋（苏浙）海军出钱向福建船政定造（首例），1882年底开济下水后，直接归南洋海军调遣。
这个时期除了福建海军，其他各省并未具备创办近代海军的条件，结果大都虚有其名。到1881年（光绪七年），广东虽有大小轮船二十余艘，但“皆为沿海捕盗而设，而能角胜外洋者，竟无一二”。[50]“浙江则尚不及广东”。由于李鸿章完全寄希望于“购雇”轮船，北洋海军亦成军甚迟。直到1881年初，北洋海军仍然是块空招牌，仅有蚊船四只，水雷船一只，“又津沽有‘操江’、‘镇海’，奉天有[51]‘湄云’，山东有‘泰安’”。其中镇海、湄云、泰安等船系向福建海军借调。1881年10月，北洋向英国订制的超勇、扬威二舰驶抵天津，同年9月炮舰镇中、镇边也由英国驶回，加之向福建借调数船，[52]这时才共有大小舰船十四艘，“北洋创练水师，甫有端绪”。中法战斗前夕，倘若扣除向福建海军借调的舰数，北洋海军舰船总吨位实[53]际只有5980吨，尚不及1875年福建海军总吨数的一半！并且，李鸿章不重视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0年（光绪六年），北洋才于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聘请福州马尾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严复为总教习。为了解决成军问题，北洋海军在人才上也不得不向福建海军借调，“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54]于闽省”。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保持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主要舰船管带，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方伯谦、黄建勋、林履中、李和、萨镇冰、林颖启、蓝建枢、林国祥、程璧光等，全是中法战争之前由福建海军所培养造就的。没有福建海军，北洋海军即使到甲午战争时期也不可能真正成军。
由于福建海军的影响如此，所以在中法战争前的十余年中，它不仅担负了防卫闽台的重任；而且在沿海各省督抚的要求下，还发挥了支助各省海防的作用，凡由南至北的中国沿海防区，福建海军的舰船[55]无所不至。“闽局各船差使络绎，日在洪涛巨浪之中”。福建海军的舰船长年在外轮流充当“差使”。如参加过中法马尾海战的“伏波”[56]轮船，1872年曾派赴浙江巡缉；永保与琛航二船，1878年曾派往[57][58]上海、天津等地差使；济安轮船1882年赴广东廉琼洋面巡防；飞云轮船1873年调山东差使，1875年回福州马尾修理，1882年又与[59]济安轮同赴广东廉琼洋面巡防。因此，留守福州马尾军港的舰船从未固定，并且为数不多。过去一些论著往往把中法马尾海战时调回港内的11艘舰船当做是福建海军的总舰数，因而产生了福建海军全[60]军覆没的说法。实为误解。
此外，在近代海军的操练和管理等方面，福建海军也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
操练方面，早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沈葆桢就奏准实行：“凡闽局之船，无论留于福建及分拨外省者，统领均须逐时校阅其高下。”[61]1879年（光绪五年），福建海军进一步规定了月操制度，或在基隆，[62]或赴澎湖，或集厦门，“按月轮回，周而复始”。1873年（同治十二年），福建海军废除了旧式水师的操演内容，所有船上官弁兵勇，[63]“免习弓箭，俾专心训练枪炮”。此后福建海军仿行了近代海军的操练方法。如1879年11月（光绪五年十月），福建海军统领彭楚汉督带舰船驾赴澎湖港合操时，即“按依鱼贯、雁行变复各阵式详悉指画合操船阵，并枪炮、帆索、舢板次第督饬操演，考优校劣，兼求精习[64]测量、驾驶”。1880年2月，彭楚汉又督带济安、扬武、飞云、振[65]威等船驾抵基隆合操，亦“按依鱼贯、雁行变复各阵”。
福建海军还先后制定过一些管理章程。如1866年（同治五年）制定了“求是堂艺局章程”，这是近代中国海军学校的第一个章程；[66][67]1870年（同治九年）有“轮船常川训练章程”；1871年（同治[68]十年）有“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1876年（光绪二年）有“保护[69]船只章程”和“救护洋面中外船只遇险章程”；1883年（光绪九[70]年）有轮船定员及薪饷等方面的“分别定章”；等等。这些管理条例虽然较为粗陋，但它却在近代中国海军发展史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三
中法战争之后福建海军一蹶不振。不过，福建海军的衰败是否主要由中法马尾海战所造成呢？其实不然。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在这次海战中，福建海军仅仅只有留港的11艘舰船遭受了法舰的突然袭击，这虽然是一次沉痛的挫伤，但并没有造成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也并非就此决定了福建海军的衰亡。参加马尾海战的扬武、伏波、艺新、琛航等11艘舰船，大都建造于1870～1873年，均为木壳质料，全是福建海军最原始的兵轮，按说也该撤换淘汰了。其中伏波、艺新等船在作战时自行凿沉，伏波、艺新、琛航等船战后仍修复使用。[71]1884年6月（光绪十年五月）海战前夕，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备省者”由他陆续调回，“存闽认真考察”[72]。这说明当时福建海军新制的主力舰船大都差遣未归。其时差遣[73]北洋的有威远、康济、镇海、泰安、湄云等舰船，差遣南洋的有[74]澄庆、超武、登瀛洲、元凯、靖远等舰船，另驻守台湾、厦门基地的还有万年清、海镜、长胜、靖海等舰船。这样，再加之修复后的伏波、艺新、琛航等船，战后属于福建海军编制的仍有17艘舰船。就海军人数来说，根据1883年10月（光绪九年九月）重新制定的[75]“酌定各船薪费名额”章程，战前福建海军共有舰船人员1704人。战后，除了在海战时阵亡的约五百名舰船人员之外，福建海军仍有舰[76]船官兵1200人左右。[77]
被称为“中国海军之基”的马尾船厂，战时也遭到了法舰的[78]炮击，但“机器厂屋尚未大损”。因此战后复工迅速。如750匹马力“横海”铁胁船，竣工前曾被法舰击伤，战后仅三个月，“横海”[79]便修造工竣下水。1885年12月，船政为南洋定造的第二号2200吨[80]级“镜清”快船亦竣工下水。以上情况表明，经过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实力犹存，基础仍在。
福建海军的衰败是另有原因的。其实早于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海军已经表现了衰落的趋势，埋下了以下各种危机的祸根。
其一，封建顽固派的干扰。早在船政拟办之初，封建顽固官僚就[81]以“中国仿制轮船，或拟失体”为由，从中阻挠。1867年（同治六年）船政开办不久，闽浙总督吴棠就利用职权，多方掣肘；1872年（同治十一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此次轮船将谓以之制夷，[82]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请饬停造轮船，等等。经过左宗棠、沈葆桢的苦心争取，船政得到了延办；但顽固派阻挠势必动摇清朝当局的决心，拖累近代海军发展的步伐。
其二，经费奇缺。福建海军的“制船经费”向由闽海关拨给，[83]“养船经费”则取资于福建税厘局。可是上述经费都不能如数拨给。如制船经费，自1866年12月（同治五年十一月）至1874年8月（同治[84]十三年六月底），闽海关尚可拨银510万两。而1874年8月（同治十三年七月）截至1883年初（光绪八年十二月底）的共计九年多的时间里，清政府总共只允许闽海关拨银441万两；由于闽海关经常借故“欠解”，福建海军实际得到的制船经费只有296万两！这点经费不仅用于轮船制造，并且还包括了行政和教育等方面的经费支出。[85]
经费不足给福建海军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恶果。为了“节国家之度支”，船政不得不把一些兵船制成商船式样，结果不兵不商，不伦不
[86]类。尽管左宗棠、沈葆桢主观上还比较重视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早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就认为中国应该仿造西方新式铁甲船，但经费支绌异常，使他们“计穷智拙”，“进退维谷，苦唤奈
[87]何”。甚至一些常式兵轮，“因关款欠解甚多，所有应配边炮六尊[88]无从购办”，只得由差遣省份另行补齐。养船经费同样不足，舰船得不到应有的维修和保护，损坏愈快。经费困难迫使福建海军一度将[89]船勇裁减一半，以致“不能成操”。福建海军的舰船之所以长期轮流赴外省差遣，原因之一也是闽省“养船经费支绌”，“诚出于万[90]不得已”。新兴的海军成了统治阶级沉重的包袱。
其三，洋务派内部的互相排斥。为了加强各洋海军的联系，沈葆[91]桢等曾奏请各省兵轮统归江南提督李朝斌合操。但各省官吏都不愿隶属于对方，直到中法战争之前，仍未建立统一的训练和指挥系统。1879年清廷任命由李鸿章培植的丁日昌节制南洋沿海水师，丁日昌居然以“沈葆桢之知臣、谅臣、容臣，未必能如李鸿章。臣性属坚执，闻沈葆桢亦复如之，将来各执一是，其流弊何所底止”为理由，拒绝[92]与沈葆桢合作。丁日昌还建议将福建海军调离闽台基地，以礁石林立、“绝无门户屏蔽”的南关（闽浙交界处）为常驻扼要适中之
[93]地。李鸿章本人排斥福建海军的手法更为恶劣。他一面向福建海军借调舰船和人才，一面又贬低左宗棠、沈葆桢自造轮船办海军的意义。李鸿章竟然认为，“中国大势，陆多于水，练陆军视练水军尤亟，即使兵船造精，非专恃轮船可以御侮”。并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因此他坚持仿造兵船“不宣更求加大，庶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94]。李鸿章削弱和排挤福建海军的做法，及他那种“保和局”的妥协思想，是导致福建海军在中法战争中失利的主要根源。
其四，福建海军自身的弊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任八年，由于前面所叙各种原因，福建海军一度较为起色。但之后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张梦元、张佩纶等接踵任职船政，各种弊病逐渐深重。[95]“历任船政屡易其人而未能整顿”。结果，提调、监工不懂业务，[96]滥竽充数，“船政大臣亦为所欺”；有的管驾官“数年技未必精而[97]已坐拥厚资”；海军统领“不习轮船事务”，学校培养的人才却因[98]“资格太浅”难得提拔；官兵纪律松懈，技艺生疏，舰队船械锈蚀，更是屡见不鲜。当时有人感叹：“此但就闽省所造之船而言，他处恐[99]亦不免。夫有名无实，有始无终，此中国之大病。”
此外，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的逐步深化，外国侵略分子干扰福建海军正常发展的情况亦愈加严重。西方列强绝不希望中国近代海军的真正强大，因此它们“多方阻挠”。“英国领事等屡以造[100]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福州海关税务司美理登以福建省并不需要这样大的船政局和这么庞大的[101]舰队为借口，从经费拨给上加以刁难。福州为近代最早对外开放口岸之一。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外通商各国兵船即泊（马尾）罗星塔下”，相距船厂“陆行一里许，水行二里许”，这对福建海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此军港任凭外国兵船横冲直闯，“无乃慢藏诲盗[102]乎？”虽然左宗棠、沈葆桢力争福建海军摆脱列强的控制，“惟[103]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他们这种努力在一个时期内是卓有成效的；可是，处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福建海军最终是无法挣脱侵略分子的钳制的。
由上可见，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海军的发展已经遭遇了种种不可克服的障碍，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福建海军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衰落的转折点明显表现在沈葆桢1879年逝世的前后。以成船为例，1869～1877年，福建海军平均每年自造下水三艘舰船，而[104]1878～1884年，平均每年成船竟不到一艘。“沈葆桢旋卒，海军[105]属李鸿章。设海军营务处于天津”。从此，海军的一切规划便专属于李鸿章。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的对外求和妥协方针导致了福建海军的坐等挨打。战后为了蒙骗舆论，李鸿章假意关心福建海军的发展，鼓吹中国海防需要北洋、南洋、闽台、广东“四支得力水师”，[106]而福建海军“亟须添购船只，以备不虞”。可是当1885年左宗棠去世、福建海军失去了最后一位有影响的支持人之后，李鸿章便公然肢解福建海军。如1885年清廷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1887年此四艘（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甲快船[107]制成回国后，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战后福建海军所购买的仅有的一只鱼雷艇（福龙），设防福州海口，后亦被“拨归北洋遣用”[108]。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福建海军原被北洋借调的舰船[109]和人员，全都正式纳入了北洋海军的编制。战后福建海军自用的经费更加困难，“积三年之费不能成一新式快船”，“船政几不能自
[110]立”。因此福建船政只能长期由其他各洋海军提供经费，所造舰[111]船都归它们调遣。福建海军从此名存实亡。
福建海军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重要的海军。随着它的筹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培养了一批能够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优秀人才，并初步创立了近代中国的造船工业。中法战争之前，福建海军是中国海防的主要力量。福建海军为其后近代中国海军（尤其北洋舰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技术与人才的基础。对于福建海军的成就和历史作用，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福建海军主要是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也是左宗棠、沈葆桢继承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并将其“师夷长技”愿望付诸实践的结果。它是在维护海军主权，主张自造自驾的基础上兴起，在反动的，“购雇”政策重新在清朝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衰败的。福建海军的兴衰表明：同样都企图仿效西方的船坚炮利，但洋务派内部却有坚持民族立场和出卖主权的区别，有主张独立自主引进西方科技和盲目崇洋的区别，有采取正确方针和实行反动政策的区别。因此，我们对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评价不可一概而论，而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具体的分析。
福建海军的兴衰过程还表明：作为清朝封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洋务运动，尽管它的个别倡导者如左宗棠、沈葆桢等具有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们创办福建海军的过程中，能够坚持民族立场，采取正确的方针，并取得一些较明显的成绩，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阶级极为腐朽的情况下，要想真正建立起一支能够有效地抵抗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近代海军是不可能的。福建海军的兴衰过程，也和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覆灭一样，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抹杀它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注解：[1] 林献炘：《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第605页。[2] 《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43页。[3] 《同治五年十月初八日闽浙总督左宗棠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6、19页。[4]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7页。[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档第7号：《光绪三年二月初七日京报》。[6] 《光绪五年六月初三日两江总督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16页。[7] 《同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10页。[8]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6页。[9] 《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文煜等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94页。[10] 《同治十三年七月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48页。[11] 《林则徐集·奏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867页。[12]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折》，《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6页。[13]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调陕甘总督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页。[14] 《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138页。[15] 《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439页。[16]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8页。[17]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总理船政沈葆桢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51页。[18] 《船政奏议汇编》第9卷；《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第24页。[19]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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