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秉忠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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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试读：

土耳其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这种独特体现在几个方面：地理上，土耳其横跨欧亚两个大洲；历史上，土耳其一度称雄中东地区，并在几百年的时间内成为欧洲的噩梦；而在一战后土耳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又是凯末尔强行推进现代化和世俗化，在伊斯兰地区首创了一个现代世俗国家。这样一种大起大落，文明与宗教交织在一起，帝国的昔日荣光与救亡图存同时并存的复杂局势，大概世界上很难有第二个国家会有如此的经历。

凯末尔的世俗化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并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这一世俗化的进程，也同时给土耳其带来了长久的隐患。那就是，原本十分淡漠的民族问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中开始出现了。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然而，在伊斯兰的大屋顶下，这一问题被掩盖了，最多以教派纷争的形式出现。而当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就很自然成为这个国家的两大难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伊斯兰）。

说其自然，是因为这个问题原本存在，但并未有一个合适的观念来给这一问题“正名”。而世俗化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民族自治等概念的出现，终于给库尔德提供了一面“普世”的合法合理的旗帜。土耳其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费尽心机，而且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防止这种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然而，这却与世俗化防止伊斯兰化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一个整合好的民族国家，不仅需要政治上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文化的统一。没有共同文化和相应的语言，一个现代国家要真正实现名副其实的统一是十分困难的。然而，这样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在土耳其却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土耳其原本与库尔德人一同生活在伊斯兰教的大屋顶下，宗教与文化的认同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旦政教分离，就使伊斯兰教不再承担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功能；而新型土耳其现代国家，却又十分急迫地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与统一，问题是，现代的土耳其应该用什么文化去与库尔德人达成共识？没有了伊斯兰信念的纽带，新的纽带又在哪里？因此，土耳其面临的两个巨大的麻烦，其内在逻辑却是相互矛盾的。如何解决这种内在矛盾，超越这种悖论性的困境，是土耳其建国以来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土耳其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些政策及其得失，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所幸，李秉忠同志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本，他利用丰富的材料，以学术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

全书共分十八章来探讨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库尔德人的问题，其中，既探讨了土耳其建国过程中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合作，以及建国以后的种种方略的影响，又探讨了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各种势力在这一地区造成的很多不可预测的后果，再加上世俗化的过程中，民主选举政治对世俗化的反作用，这些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使人对土耳其建国以来为了民族和国家整合所做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

应该说，作者的很多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的把握也十分到位。不过，我觉得本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为我们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与国家统一方面，提出了很多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不妨将本书的一段论述引用如下。

民族融合政策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方向，至于民族融合政策的制定、执行则是历史赋予主体民族的历史使命。民族国家往往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单一国家的案例极其稀缺，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民族融合是解决民族冲突的最终途径。民族融合在强调各个民族个性的同时，更要强调共性。诸多国家致力于民族融合政策的推行，其中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美国就是民族融合政策的成功案例。而南斯拉夫的解体原因之一就是过多强调各个民族的独特性，而忽视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同性，甚至出现了有无“南斯拉夫人”的讨论。同样，在塞浦路斯谈论更多的是希族塞浦路斯人，或土族塞浦路斯人，却很少提及塞浦路斯人。民族融合的本质是对差异性的创造性统一，而对同一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差异性。尊重差异基础上建成的同一性，往往更具创造力。

换言之，民族的整合更主要的是文化，而不是血缘。然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足够的时间，还需要主体民族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政治架构——而这恰好又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土耳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承担一般后发国家的那些基本任务，还需要在政教分离方面做坚持不懈的工作。在这方面，土耳其面临的挑战，显然比人们预期的要大得多——甚至在凯末尔逝世已近百年之后，这一问题也未能彻底解决，是否会发生倒退也未可知。因为土耳其坚持了多年的世俗化原则，却因为民主选举而出现了变数——当伊斯兰的旗帜成为吸取选票的工具时，世俗化的原则是否显得有些可笑呢？加之土耳其某些政治人物，在自己的国家未能解决库尔德问题，面临着巨大风险的时刻，却还在做着不合实际的帝国梦。因此，土耳其在未来走向何方，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把握的谜团。

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冷静的思考。在这种意义上，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按我们通常的套话，就是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故此，我热烈地祝贺该书出版。

以为序。陈晓律于成都市文星镇2016年8月10日[1]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研究。序二土耳其、库尔德人和西亚局势的演变[1]蒂姆·尼布洛克

当下西亚局势的发展或许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单单研究土耳其或者库尔德人的专著本已极为重要，而《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同时涵盖了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这就使得该专著的重要性和成就更为引人瞩目。从历史长时段着眼来解释当代土耳其和西亚的发展是本书的一个巨大贡献，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政治意识和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诸多观点，是在历史长时段的演进中塑造和成熟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一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历史和当代的释读，其价值还在于通过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研究，可以推动和厘清学术界关于众多学术热点的讨论。而且，土耳其当下发生的一切对于更广大的西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使得研究和理解土耳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显得更为迫切。在本序言中，我将首先就土耳其案例对于学术界诸多议题的意义展开讨论，然后阐明土耳其对于更广大的西亚的意义和影响。

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相关案例在学术界争议的两个问题上尤其具有相关性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争议还处于变化之中，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区域的相关经验本身也处于发展演变中，远未定型，因此也难以对相关学术热点问题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

经典问题一：伊斯兰教和民主的相融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土耳其的经验能够预示什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利用伊斯兰教来动员民众似乎表明了民主理念与伊斯兰文化和传统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这或许也是一个被误解的结论。最近几年，在西方如同西亚一样，社会的疏离已经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大量的人口感受到了某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政治和经济权利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遥远，远离了人们的利益和关注。社会中的诸多人士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被经济、知识和统治的精英所把控——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只是有利于精英，却损害了更为贫穷和职业技能低下的民众。他们明显地感受到自身正在一步一步地失去社会地位、职业和工作、福利和尊严，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成为民粹运动得以出现和发展的牢固基础，这种运动结合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运动对于旧有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某些政治领导人善于运用这种不满、失望和疏离所造成的社会裂痕。特朗普正是这种领袖的一个典型，同样的现象可以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埃尔多安非常适合这一模型，唯一的区别在于，土耳其被边缘化的是穆斯林，普通的穆斯林民众将不满用伊斯兰的话语呈现于穆斯林精英。政治家可以充分利用民众由于被边缘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埃尔多安深谙此道，其熟练程度并不亚于特朗普。因此，这个问题的症结与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并无关系，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法得出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的结论。这一讨论对于民主化的相关性在于，不应该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文化的癖好或倾向，造成这种癖好或者倾向的或许恰恰是社会-经济结构。

经典问题二：多民族国家中族裔和文化的分裂是否有和平的解决方案？土耳其在将库尔德人纳入其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长期面临着困境。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压制文化表达、语言使用、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方面任何不同意见的呈现。最近一些年，特别是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相关的政策有所松动，库尔德人可以较多地自由表达自身的文化身份。政府在与厄贾兰和库尔德工人党达成某种和解之后，土耳其政治领域开始出现了基于库尔德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库尔德地区施行的安全措施得以松动。2014～2015年之后，局势再次发生变化。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被搁浅了，库尔德工人党再次诉诸武装反抗。政府再次施行高压性质的安全措施，在库尔德人为主的区域存在着某种紧张的对峙。人们比较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早期实行的谈判、妥协和和解是一种理想的畸变，因而注定要失败，在多族裔国家只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方案之一，分裂领土，少数族裔独立（或者至少是囊括诸多方面的基于联邦的自治）；方案之二，强有力的中央对于不同族裔和文化身份的表达，能够维持集权的和有效的控制，直到某种普遍的能够为全民接受的民族共识得以建立。但是，这些方案并不适合土耳其的案例。库尔德区域再次出现反叛并非不可避免之事。如果叙利亚内战导致的库尔德问题未曾出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反叛很有可能不复出现。埃尔多安总统利用库尔德问题巩固自身在非库尔德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是库尔德人反叛的一个原因。如果叙利亚得以实现和平，而且这种和平对于土耳其而言并没有构成威胁，土耳其有理由继续追求更为妥协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和平方案。充满智慧的政治家、设计良好的发展方案、得以有效管控的对外关系是决定族裔身份政治表达的关键性要素，可以避免政治和国家的分裂。因此，族裔不同并非某些理论家所坚持的政治分裂之根源。

接下来我们讨论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内政和外交）对于更为广泛的西亚的影响。土耳其对于该区域的重要性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加以强调。从许多方面来看，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和政治运动往往先于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发展和政治运动的预兆。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土耳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土耳其与欧洲密切的联系，使得土耳其必须先于其他西亚国家努力应对和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和[2]发展问题。另外，也有一个有意识模仿的问题。土耳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某种灵感，这种趋势又融入西亚需求变化和改革的大环境中。一战之前，东阿拉伯世界和库尔德区域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属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至少对接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是如此。

整个20世纪，东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和发展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都趋向于学习土耳其所创建的模式。20世纪20～30年代的凯末尔主义，可以在40～5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找到回应（特别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纳赛尔主义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某些早期的阿拉伯民主主义运动领袖在一战之前有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经历，有些曾经出任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官员或军官。20世纪50～60年代发动政变的阿拉伯军官，自命为将给国家带来现代化和发展前景的自由军官，他们往往是从发动1908年革命并创建了第二宪政——取代了素丹哈米德二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经验中得到灵感。阿塔图克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为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权所学习。阿拉伯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自身的经济和政体实行自由化政策，阿拉伯政府半心半意政策的灵感来自于60～70年代的土耳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政策（“阿拉伯之春”是一个独立的现象）。

在早些时期，土耳其所发生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反思或者引发出类似的发展往往需要时日，今天的世界已然改变。人员之间的交流、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系、媒体对于新闻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等，意味着思想传播速度的急剧提速。土耳其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迅速成为阿拉伯世界精英思考的对象，这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下阿拉伯世界冲突性的政治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政治讨论已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阿拉伯之春”的初期，阿拉伯世界寻求变革的政治运动——从世俗精英到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都使用土耳其模式来为他们寻求改革的诉求正名。相对自由的议会制度、公开承认的伊斯兰文化、愿意与外部世界交往、对于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尊重和融合的努力、文官而非军方的统治等，使得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世界效仿的榜样。阿拉伯世界的旧有政权习惯于强调伊斯兰教，或者是它们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发展的诉求，这些都可能由于政治体制的改变而遭到破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变革的初期，埃尔多安所到之处，往往得到阿拉伯民众的夹道欢迎。阿拉伯世界政治运动的领袖们也愿意以土耳其的经验来表达和塑造自己的运动。无疑，土耳其模式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影响：为寻求改革的民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和智力支持，可以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镀金。

当下，围绕着土耳其的政治话语却发生了变化，土耳其的经验由此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影响。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土耳其国内自身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却在于阿拉伯世界冲突的性质和动力正在发生变化。对于诸多鼓吹自由改革的阿拉伯人而言，埃尔多安中央集权化的努力，他对于社会中世俗主义者有意的边缘化，对于反对派人士的逮捕，对于持有异议的媒体的镇压，重新恢复高压的态势等，给阿拉伯世界带去了某种幻灭和失望的感觉。埃尔多安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的对抗，复杂化了叙利亚的局势。

然而，阿拉伯世界的诸多伊斯兰主义者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变化却持有肯定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强化伊斯兰价值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将权力集中于一个可以压制世俗主义的领导人手中、将土耳其全球/区域结盟的方向由西向转变为东向或者南向。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组织，都从土耳其的这种转变中得以获益。在穆罕默德·穆尔西任埃及总统期间，土耳其与埃及关系是整个区域政治架构的核心。2013年7月，塞西将军领导埃及军方政变，推翻了穆尔西政权，此后土耳其与埃及关系迅速恶化。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仍然至少在口头上对于穆斯林兄弟会多有支持。土耳其、卡塔尔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有某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阿拉伯世界当下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分裂，一派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立足于自由基础上，是致力现代化的力量，另一派却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工具，后一派的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塞西任总统的埃及和阿联酋。土耳其在区域内结盟的取向，强化了这一分裂的局面。

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响除了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之外，近期又增加了直接的军事介入的维度。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一直以来受益于较大的人口数量、富有经验的军队建制、与美国结盟所获得的高端武器等因素的结合，在西亚国家中遥遥领先。土耳其一直就具有介入中东军事冲突的实力（只要它有此意愿），但在过去的年代中，考虑到军事冒险中潜藏的巨大风险，土耳其倾向于避免军事的直接介入。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很长时间内，殖民帝国和超级大国在西亚的存在，也意味着土耳其任何的军事行为面对的都不仅是单个的阿拉伯国家，而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殖民帝国或超级大国。这也使得土耳其在军事介入问题上慎之又慎。

然而，“阿拉伯之春”以来，叙利亚日益加剧的无序状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与库尔德工人党相互合作在土叙边境取得的进展、西方大国对于派兵直接进入该区域所表现的犹豫不决，导致土耳其以军事干涉的姿态出现在该区域。现在讨论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许为时过早，然而可能产生影响的维度却是多方面的。土耳其有可能通过军事的介入而增加它在该区域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区域军事力量的仲裁者，决定现有冲突的走向（很有可能通过与全球性大国合作而达到）。但这种介入也有可能对土耳其国家和其难得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冲击，将广大西亚地区带有分裂性质的冲突带入土耳其政治的核心。

无论当下西亚的局势走向何方，土耳其未来都会在西亚赫然耸现。土耳其是西亚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特征西方往往愿意缩小而非放大。北约的外围和依附性成员、孜孜不倦地申请加入并不乐意接受其为成员的欧盟等，往往是西方所习惯的土耳其形象，然而西方的这一习惯性判断在未来未必可靠。土耳其当下有着比之前更多的选择，而国内政治的动力、区域发展、全球权力的转移都将影响到土耳其对于未来决策的取向。土耳其显然是决定区域走向的重要国家，而库尔德人的政治运动对于西亚整体的演变也具有重要意义。与库尔德人相关的问题——他们在四个西亚国家中的地位（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特殊性以及政治承认的主张——一战以来在区域政治中不断重现。

本书出版之际，伊拉克库尔德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建立独立的国家。如果这成为事实（现在可以说可能性很大），将意味着该区域自殖民时期继承来的国家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亚所有国家都会受其影响，它对于区域政治产生的影响将难以估量。库尔德人国家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建立在现在伊拉克领土上的库尔德人国家，能否构建为一个稳定和有效的政治实体，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往往为深刻的政治、领袖的个性和部落的分歧所主导；未来还取决于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人国家对土耳其库尔德人产生何种影响，土耳其库尔德人的不满会得以缓和还是加剧，土耳其政府如何管控这种局势；叙利亚库尔德人运动如何适应这种局势；现存的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政府能否与新的库尔德人国家调和。因此，库尔德国家建立的未来和影响不仅仅对库尔德人有意义，对于该区域所有国家和所有民众都会产生影响。

最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一名中国学者用汉语所完成，带有着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学者们在写作的时候无疑会将植根于他们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价值观与判断体现在研究之中，他们所做的判断需要时间来验证，但这种探索本身非常重要。西方和土耳其学者已经发表了诸多关于土耳其的著作，国际学术界需要来源更为广泛和视野不同的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研究。李秉忠博士的专著在新的视野下探讨土耳其和库尔德问题，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对于土耳其和极其重要的西亚地区的理解，学术界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研究将会从中受益。[1]蒂姆·尼布洛克（Tim Niblock），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荣退教授，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国际知名中东问题专家。[2]埃及在这一点上与东阿拉伯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政体的现代化改革（1805～1848），使得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区别于东阿拉伯地区的其他国家。土耳其在19世纪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现象在同时期的埃及也有明显的表现。然而，最终埃及还是处于殖民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使得埃及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了曲折，也损害到埃及发展出自立经济的潜力。绪言

中东有两大因历史而形成的热点问题，一个是巴勒斯坦问题，另一个就是库尔德问题。库尔德问题日趋复杂和重要，不理解库尔德人政治就无法弄清中东地缘政治和族裔-政治地图过去的变化及未来的走向。很大一部分库尔德人生活在今天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国内的两大顽疾之一（另一为政治伊斯兰），其深刻作用于土耳其的外交方面，可见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具有特殊意义。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并又与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有着复杂的关联。“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库尔德民族主义，尤其是库尔德工人党，我们就无法理解土耳其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段的历史。过去25年中[1]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都被库尔德问题所绑架。”库尔德问题牵涉面广泛，处理不当后果极其严重。甚至有预测指出，2030年时土耳其[2]可能因库尔德问题而分裂。

库尔德人是西亚的古老居民，然而库尔德人并非区域政治格局变迁的主导性政治力量，由此产生的附带结果是有关库尔德人的记载较多散见于其他族裔的历史，尤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斯人这样一些区域争霸强者的历史，也散见于西方大国的东方学叙述中。库尔德人是较早生活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居民，长期以部落为单位并相互开战，部落领袖和宗教首领是库尔德人主要的效忠对象。17世纪以来，库尔德人摇摆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不同的部落效忠于不同的帝国，边境民族的处境和部落生活方式导致他们一直未能形成共同的认同和统一的政治体。1920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诺库尔德斯坦自治，该条约最后的搁置成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现代起源的重要环节。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自20世纪以来开始挖掘本民族的历史，西方学者对于库尔德人的历史和民族主义运动史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现代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历史中对库尔德人的历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讳莫如深。显然，库尔德人的历史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蕴，书写库尔德人的历史很难避免权力角逐和各种利益争夺的干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地缘政治的附属性力量，库尔德人的政治角色往往为大国政治所利用。

库尔德问题是指库尔德人对族裔权利的追求与其所在民族国家在宪法和公民权利设定方面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它是库尔德人追求自身权利的诉求与所在民族国家不同的库尔德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交互作用外溢至国际政治舞台，而国际政治也会对其产生反作用。这种矛盾和冲突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宽广的辐射力，影响到国家和区域的稳定。现代库尔德问题起源于20世纪初期英法等殖民大国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归属的随意处置，它所造成的结构性遗产，就是库尔德斯坦以及生活于其上的库尔德人被分割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个接壤的国家里。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在民族国家建设和巩固方面都面临着满足库尔德人诉求的同时又不致使国家分裂的困境，而它们无法迅速和富有成效地建设民族国家则为库尔德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中东素来就是动荡的渊薮，历来也是大国角力的重要区域，外部因素的介入损害了现存国家的主权，也削弱了它们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库尔德人不仅居住在这四个国家，而且大量散居于欧洲和美国，从而导致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复数概念而存在，既有总的库尔德问题，也有打上相关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烙印的库尔德问题，即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等各个相关国家特定的库尔德问题。由于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有时库尔德问题也指代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美国库尔德问题专家罗伯特·奥尔森（Robert Olson）指出，库尔德问题特别指代土耳其内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挑战和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国家的形成。[3]后冷战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多种区域力量介入该问题，加深了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诸多迹象表明，2010年底爆发的中东大动荡，有可能成为库尔德问题在区域内迅速恶化的新起点，也有可能成为中东地缘政治重塑的重要力量，深刻作用于区域局势和全球政治。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已现端倪，而库尔德问题却由发酵期转向了爆发期，库尔德问题的成功管控或和平化解尚需时日。

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尤其严重，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共和国的软肋和外交短板，在现有的以领土完整为圭臬的国际政治架构中，尚无破解之法。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占了库尔德人总数的一半，而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又明显失当，加上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远远严重于其他国家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官方历史记载，1920～1940年间土耳其爆发了28次库尔德人叛乱，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1993～2000年任土耳其总统）总统将库尔德人在1984年的叛乱称为库尔德[4]人的“第29次叛乱”。库尔德问题的恶化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高度警惕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成为土耳其民族担忧内外勾结破坏土耳其领土完整的“色佛尔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导致土耳其政府持续强化其同化政策。此外，土耳其在处理库尔德问题时，必须虑及与此相牵连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相关政策，这就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和成本。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1999年被捕后，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经过短暂的蛰伏，而后由于美国入侵伊拉克等因素而快速反弹。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PKK），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政府和叙利亚可能的“西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使得中东大变局变成了“库尔德人之春”，从而加重了土耳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而且，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对于生存环境都充满了警惕之心。库尔德民族最明显的民族特性是，除了生存所处的高山之外，拒绝完全信任任何盟友，这已成为库尔德人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民族往往是区域和全球性大国权力角逐中的棋子，库尔德人被[5]大国利用的频繁程度恐怕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企及。土耳其人也往往认为土耳其没有朋友，只能依靠自己。有学者指出，土耳其[6]生存环境险恶，面临着全方位挑战。土耳其和库尔德民族都充满了危机感，双方安全感的缺失，从心理层面阻碍了问题的解决。第一节 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和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继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之后的第四大族裔群体。关于库尔德人的起源、现有人口数量等，有诸多模糊和争议之处。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主要生活区域的称谓，主要涵盖了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最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关于库尔德斯坦作为地理政治概念的变迁历程，也存在含糊之处。库尔德问题既有时间维度，也有空间维度，并且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因而十分复杂。1.库尔德人

洛克曼·梅霍（Lokman I.Meho）和迈克尔·尼迈（Michel G.Nehme）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库尔德人总人口在3000万左右，其中51%生活于土耳其，24%生活于伊朗，16%生活于伊拉克，[7]3%生活于欧洲，1%生活于苏联。哈坎·厄兹奥卢（Hakan Özolu）[8]估计库尔德人的人口总数为2000万～2500万。凯温·麦基尔南（Kevin Mckiernan）指出，今天生活在中东的库尔德人总数为2500万[9]～3000万。阿米尔·哈桑普尔（Amir Hassanpour）指出库尔德人数超过2200万，其中1000万～1200万生活在土耳其，占据了土耳其人口总数的20%；500万～600万生活在伊朗，接近伊朗人口总数的10%；生活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为400多万，约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23%。[10]族裔识别本身的难度，固然是难以得到准确的库尔德人口总数的原因之一，但更核心的症结还是政治因素，库尔德人自身趋向扩大这一数字，而库尔德人生活的国度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则又趋于低估这一数字，加之历史及现实原因所形成的库尔德人在欧洲以及美国的散居状态，最终很难得到统计学意义上准确的库尔德人口总数。表1 不同学者不同年代提供的各国库尔德人口数量

作为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人的起源显得扑朔迷离。学者将库尔德文明起源追溯到基督诞生前。有考古学家指出，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铭文中已经有了关于库尔德人的记载；也有学者指出，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远征记》中，将库尔德人描述为居[11]住于深山之中的一个好战民族，他们没有臣服于当时的国王。俄国东方学家弗拉迪米尔·明诺斯基在《伊斯兰教大百科》中认为现代库尔德人是多族裔混合通婚的结果，因此任何寻找独具特点的库尔德人的努力都属幻想。然而，情况远较此复杂。库尔德人也被认为是中东的伊朗人种，人数不等地居住于土耳其、什叶派的伊朗、阿拉伯和逊尼派的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北部和苏联的外高加索地区。不能忽视这块土壤——库尔德斯坦——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一战结束以后，库尔德人和他们的邻居一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见证了巨变……他们的历史依附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无法构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历史……因为库尔德人受不同外部统治者影响的程度，远甚于自身内部结构的影响。只有承认这一特点，方可理解库尔德部落之间的[12]差异性。图1 古代库尔德人形象《谢拉夫之书》（Sharafnameh）一书中的“扎哈克”传说，是库尔德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古史传说。1597年，强大的比底利斯（Bidlis）公国亲王谢拉夫汗（Sharaf Khan）用波斯文编辑了第一部库尔德史书《谢拉夫之书》。该书是关于库尔德公国尤其是统治家族的编年史，既记述了统治家族的政治活动，也涵盖了它们与周围强权的博弈，以[13]及各个库尔德国家享有的独立程度。扎哈克是一位在历史上因暴力和邪恶而臭名昭著的君主，为了惩罚其罪行，上帝在他两肩膀上各划了一道蛇形伤口，扎哈克因此痛苦不堪。某天撒旦伪装成医生来访扎哈克的宫廷，告诉扎哈克每天将两个年轻人的脑浆涂在伤口处，可以治愈他的伤口，扎哈克自此开始了这种邪恶的行径。掌管此事的厨师逐渐产生了怜悯之情，每天放生其中一名青年，用羊脑以作替代。遵照这名厨师的要求，逃生者逃往无人可以到达的山区，以求彻底摆脱扎哈克的专制。越来越多的逃生者聚集在这一多山地区，并产生了新的语言，之后他们迁移到谷地，转变为农民、牧民、商人，建立了[14]自己的村庄、城堡和城镇，他们逐渐被称为库尔德人。这一传说与库尔德人现在生活区域的地貌特征非常吻合，同时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库尔德人的族裔色彩相当弱。还有一些其他传说，如认为库尔德人是所罗门王的一名女奴的后代，该女奴受到魔鬼亚沙德（Jasad）的[15]诱惑，事发后被愤怒的所罗门国王赶进大山。与库尔德人相关的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Sarah）是[16]库尔德人。

弗拉迪米尔·明诺斯基认为，公元前718～前550年生活于现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米底人在语言上与现代库尔德人相近，是库尔德人的[17]先祖。阿拉伯文献中认为库尔德人的祖先是贝都因人或伊朗的牧民，他们冬季生活在巴格达东部的低地平原地带，夏季生活在扎格罗[18][19]斯山牧场上。也有库尔德人为中亚突厥人一支的说法。金南（Derk Kinnane）认为库尔德人的祖先在公元前7世纪已经定居在库尔德斯坦，他们后来逐渐成为伊朗化的部落。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后再次促进了种族间的融合。库尔德人就是指那些被伊朗化的部落与亚洲民[20]族、闪族与亚美尼亚人血统混合后的族群。大卫·迈克道尔（David McDowall）则怀疑库尔德人有共同祖先的说法，认为他们可能是公元前2000年中期当印欧部落跨越伊朗向西迁移时，留在库尔德斯坦的一群部落民族。只是在20世纪早期，他们才获得作为库尔德人的群体意识。在库尔德人说法出现的很久之前，库尔德斯坦就作[21]为不断引发麻烦的古代帝国的统治边缘地区而被多次提及。库尔德人起源之谜的解说事实上也包含了诸多政治因素，如土耳其人倾向于认定库尔德人为突厥的一支。学界似乎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的说法先于库尔德人而存在，库尔德人极有可能是多族群的混合，这表明库尔德人是外部世界对居住在库尔德斯坦居民的称呼，因居住地名而获得族裔名称。公元16～19世纪，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处于独立和自治的库尔德人公国的管理之下，1639年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库尔德斯坦的瓜分达成了协议，接下来的三个世纪的战争损坏了农[22]业经济。16世纪以来，库尔德人的历史主要见诸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历史中。多种证据表明，库尔德人属于中东的古老族裔之一。

就语言而言，库尔德语属于伊朗语系中的西北或西南语族。库尔德斯坦北部和西北部方言被称为库尔曼吉语（Kurmanji）；南部方言被称为索拉尼语（Sorani）；东南部方言有西奈尔语（Sine’i）、库尔曼沙赫语（Kurmanshahi）和莱基语（Leki）。比较而言，后三种方言与现代伊朗语更为接近。除了上述三种方言外，还有另外两种，即库尔德斯坦北部的杂杂语（Zaza）以及南部和东南的居兰语[23]（Gurani），它们属于伊朗语系的另一语族。1932年起，大部分库尔德人开始用罗马字母来书写库尔曼吉语，并用改写后的阿拉伯字母[24]来书写索拉尼语。就宗教信仰而言，大部分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尊奉严格的沙斐仪教法学派的教义，而其邻居土耳其人和[25]阿拉伯人属于逊尼派中的哈那夫学派。也有其他教派，如耶兹迪（Yezidi）出现在库尔德斯坦的中部，耶兹迪人是库尔德的宗教异教徒，常常被错误地看作邪恶的崇拜者。事实上，耶兹迪属于库尔德宗[26]教天使崇拜的一支。索罗亚斯德教出现于库尔德斯坦的南部。土耳其现在的凯兹莱巴什或阿拉维教派与耶兹迪和索罗亚斯德教在信仰体系和宗教实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教派使得人们对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有两种相互排斥的偏见，一种偏见认为库尔德人是坚定的穆斯林和不屈的宗教狂热分子，另一种认为库尔德人几乎没有被伊斯[27]兰化。库尔德的族裔色彩似乎并不浓厚，然而其宗教方面却有独特之处，历次库尔德人反叛的宗教色彩都相当浓厚，且往往由宗教领袖来领导，恐怕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关于库尔德人的性格特征也有诸多描述，如理查德·柯克（Richard Coke）1925年写成的《中东的心脏》中有多处提及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他认为数个世纪之前库尔德人已经生活在土耳其的亚洲东部坚固的多山地区。库尔德人很可能与一些野蛮的部落，如斯基泰人，具有种族上的关联，该种族在古代亚述帝国灭亡过程中扮演过大破坏者的角色。库尔德人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他们极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和影响，同时也使得他们得以较多地保留了自身的族裔特征。库尔德人本质上是山地人，他们精力充沛、喜欢挑战、吃苦耐劳、难以驯服、本性保守并且不太友好，有[28]时也非常狡诈。他们天生就适宜从事一些机械工作。库尔德人也[29]很“贪婪”。荷兰著名库尔德问题专家马丁·范布鲁尼森（Martin [30]van Bruinessen）却认为库尔德人热情好客。2.库尔德斯坦

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构成主要族裔的区域，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英里，大致相当于法国的领土面积。库尔德人在此生活了上千年。一方面他们拥有共享的历史，另一方面库尔德社会又具有异质性，“库尔德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和多宗教的社会”。大部分库尔德人[31]是进入和居住在该区域的不同于波斯印欧部落的后裔。库尔德斯坦过去有着流动的边界，是外来官员、学者和旅行家对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笼统指代。现在库尔德人居住区主要指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32]部、伊朗西部和叙利亚最北部的突出地带。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库尔德斯坦指的是库尔德人的居住区，面积为23万～30万平方英

[33]里。“库尔德斯坦”这一说法何时启用是个谜。哈坎·厄兹奥卢指出，众所周知阿拉伯人并没有使用库尔德斯坦作为库尔德人特定居住区的说法，库尔德斯坦首次被使用是塞尔柱人将其指代为一个行政区域，12世纪时素丹桑贾尔（Sanjar）在扎格罗斯山东部靠近哈马丹的地方[34]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域，称为库尔德斯坦。当时的库尔德斯坦概念相对比较狭窄，到16世纪时库尔德斯坦逐渐囊括了现在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塞姆塞丁·萨米（1850～1904）这样定义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是坐落于西亚的大片领土，它大部分属于奥斯曼帝国，也有部分属于伊朗，生活在此地的居民大部分是库尔德人，因此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然而目前，库尔德斯坦却没有任何政治或行政的内涵。库尔德斯坦过去指称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建立的库尔德斯坦省。库尔德斯坦的边界很难明确界定，但是我们可以大致认定，库尔德斯坦北部起[35]源于凡湖。”可见塞姆塞丁·萨米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是因库尔德人而得名，库尔德斯坦广义上系指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集聚区域，狭义上是作为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行政规划的称谓。

马丁·范布鲁尼森也指出，奥斯曼帝国时代，库尔德斯坦仅仅指代库尔德人居住的一个部分（迪亚巴克尔省），相应在伊朗也有一个库尔德省，该省占据了伊朗库尔德人居住区的三分之一。马丁·范布鲁尼森进一步指出，1948年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递交给联合国的地图，大致与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区相吻合，它大概的地域范围如下：从托罗斯山脉东部和扎格罗斯山系西北向东南延伸，构成了库尔德斯坦的脊梁。西南方向坑坑洼洼的山谷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壤。北部和东北部是高原和高地，最高处是凡湖，那也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也被称作亚美尼亚高原，因为当地的主要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在此仅生活了几个世纪。一战中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和屠杀，使得库尔德人成为这里主要的居民。南部的低地和东部的高原[36]构成了库尔德斯坦的自然边界。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库尔德斯坦所指的范围。米歇尔·冈特（Michael Gunter）对此有更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就地理位置而言，库尔德人主要居住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交界之处。里海东部的伊朗呼罗珊省以及安纳托利亚中部也有相当多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土耳其最大的三个城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也聚集了大批库尔德人。除此之外，跨过伊朗呼罗珊省，库尔德人也居住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土耳其占有库尔德斯坦43%的领土，伊朗为31%，伊拉克为18%，叙利亚为6%，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占2%。库尔德人居住区最大的地理特征是多山，库尔德谚语“我们没有朋友，只有大山陪伴”对此做了最为恰当的概括。扎格罗斯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像脊椎一样，既阻碍了库尔德人内部的团结，也防止了来自北部的土耳其、来自东部的伊朗以及来自南部和西部的阿拉伯人的同化威胁。[37][38]

学术界对库尔德斯坦的大致范围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疑点在于库尔德斯坦的说法究竟起源于何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库尔德斯坦从何时由地理概念转变为兼具地理和政治内涵的概念。哈坎·厄兹奥卢指出，20世纪之前的文献中使用的库尔德斯坦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意蕴，库尔德人也是外人对居住在库尔德斯坦民众的称呼，他们自己[39]的身份识别往往采用部落、居住地或游牧地带来命名。马丁·范布鲁尼森也倾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作为政治概念应该发生在20世纪。可见，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库尔德斯坦具有政治意蕴较晚，大致是在20世纪前后，或者说一战结束前后。1919年3月22日，作为“库尔德人权利促进会”代表团团长的谢里夫帕夏呈给巴黎和会的照会中，对库尔德斯坦地理范围进行了核定，要求和会支持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库尔德斯坦由此有了明确的政治意蕴。与惯例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将凡湖地区囊括进来。其中缘由应该是考虑到为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合作之计，将凡湖留给了亚美尼亚人，而且在巴黎和会时双方确实发表过相关的声明。由于这张地图没有将凡湖地区囊括进库尔德斯坦，因而遭到库尔德人激烈的批判和反对。时任“库尔德人权利促进会”副主席的埃明·阿里·贝迪尔汗（Emin Ali Bedirhan）先生写给巴黎和会的信中指出：“库尔德人的领土包括迪亚巴克尔、凡湖、摩苏[40]尔和乌尔法。”这时库尔德人才真正意识到库尔德斯坦是库尔德人的家园，也发生了为与亚美尼亚人合作而是否应该将凡湖地区涵盖进库尔德斯坦的争论。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斯坦这一组概念，开始在自然地理概念中加入了政治意蕴。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往往被称为安纳托利亚东部或东南部，以消除其族裔痕迹。3.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斯坦涵盖的区域变化并不太大，然而由于所处地缘位置重要，它的归属经历了很多波澜。1514年的加勒迪兰一战，导致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二，分别由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所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三，强行分割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民族国家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库尔德人的跨界存在和库尔德问题多样的表现形式。库尔德人生活环境的共同之处在于：第一，库尔德区域与诸多民族国家的边界相交叉，对于相关民族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很容易受区域或国际力量的操纵和控制；第二，库尔德人居住区是所在国家最贫穷和欠发达的地区，被中央经济系统地边缘化；第三，同化、压制和库尔德人的反抗在各个国家都影响了库尔德人在邻国抗争的方向和结果；第四，库尔德社会内部也非常复杂，充满了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阶层、方言，有些地[41]方甚至还存在部落。库尔德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地聚焦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而关于什么是库尔德问题，由于研究者立场的不同而有着极大的差别。

杰拉德·沙利昂（Gerard Chaliand）将库尔德民族运动的下限放在1993年，对库尔德人现代史做了如下划分。第一阶段：1925～1945年，土耳其库尔德人在此期间多次发动反叛；第二阶段：1945～1958年，伊朗马哈巴德共和国（亦称库尔德斯坦共和国）的建立是标志性事件，尽管共和国只短暂地存在了一年；第三阶段：1958～1975年，伊拉克卡西姆发动政变结束了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的统治，卡西姆政权承认伊拉克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共同的家园；第四阶段：1975～1993年，库尔德运动再起风云是这一时段的主要特征，库尔德工人党的崛起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事件，土耳其则自1983[42]年以来屡次越境在伊拉克境内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冲突伴随着库尔德现代史的发展。

国际学术界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界定因立场不同而有较大的偏差，概而言之，有三种观点。部分西方学者和库尔德人趋向于认为，库尔德斯坦涵盖面积约为23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德国和英国面积之和，所谓的库尔德问题就是指，如此人数众多的独特的族群却没有自己的[43]国家。所以，库尔德问题的实质是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委婉说

[44]法。这种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马丁·范布鲁尼森就强调库尔德问题极其难以界定。最大的无国家民族说法的弱点在于库尔德人长时期以来满足于无国家的生活，正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影响改变了这一切。一战后分散各国的库尔德人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国家，相关国家则认为独立的库尔德身份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也是民族国家身份的主要[45]威胁，对国家自我界定的身份构成威胁。第二种观点主要来自库尔德人所在国家，它们趋向于认为，库尔德问题即库尔德人对所在国家的政体和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和形成的挑战。对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而言，库尔德问题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对现存政体的严峻[46]挑战。第三种观点认为，库尔德族裔民族主义对中东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挑战，库尔德人要求自治或独立引发的问题将成为中东持久[47]冲突的根源。这三种观点的焦点分别为库尔德人的民族诉求、库尔德人所在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立场不同因而导致对库尔德问题定义的内涵有巨大差异，将三个不同维度加以综合，则是库尔德问题的完整内涵。库尔德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大国争霸尤其是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殖民关系密切。我们所讨论的库尔德问题主要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民族国家建立以来的库尔德问题，它主要体现为上述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宪政安排上对库尔德人，尤其是对以族裔为单位的库尔德人权利和地位的安排，与库尔德人预期之间产生的不一致和矛盾引发的冲突。冲突的表现、规模和性质也会随着民族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而转变，而且极易产生外溢效应，也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

诸多因素的复合使得库尔德斯坦一直是中东的火药桶之一，库尔德问题极有可能发展为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问题的第二大冲突源。库尔德人往往是大国争夺中的棋子，并由此造成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同时，库尔德人在欧洲长期以来的大量散居牵动母国神经的同时，对所在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库尔德问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化的新讨论维度。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对库尔德问题的高度关注，更是将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提升到世界舞台。各国对库尔德问题的态度变迁，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的种种尝试，与库尔德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第二节 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发展阶段

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口数目庞大，主要聚居于土东南部地区，而库尔德问题至少与土耳其共和国同龄。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民族反抗风起云涌之时，库尔德人对帝国并没有构成致命威胁，相反他们投身于建立共和国的事业之中。20世纪20～30年代共和国的政权巩固与抗击东南部地区库尔德人的反叛相伴随，40～60年代库尔德问题的相对平静期未能转化为解决问题的黄金时期，80～90年代库尔德问题恶化为低度战争，几乎将土耳其拖入内战。进入21世纪，库尔德问题在经过短暂的整体趋缓之后，出现了区域内库尔德人的联合和进入“库尔德人之春”的新阶段，并迅速波及市民社会。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根源在于，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多族群、多宗教遗产基础上所采取的强制性同化措施，损害到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向民主国家转变又过于仓促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罗伯特·奥尔森将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时间上限向前推至奥斯曼帝国晚期，下限则终止于1925年左右。第一阶段为19世纪谢赫乌贝杜拉（Ubaydallah）反叛阶段，它标志着谢赫开始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袖；第二阶段主要包含了从1891年哈米迪耶轻骑兵（Hamidiye Light Cavalry）的创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段；第三阶段则比较集中地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色佛尔条约》，这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库尔德人民族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第四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紧随其后的谢赫塞义德反叛阶段，这是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以来[48]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法国库尔德学家哈米德·博扎什兰（Hamit Bozarslan）在《剑桥土耳其史》中将其划分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斗争，激进化和反叛（1923～1938），蛰伏期（1938～1961），问题再次出笼阶段（1961～1980），1980年军事政[49]变和游击战阶段，以及当下阶段等六个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基本上可以将库尔德问题置于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库尔德问题并非帝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问题迅速凸显和发展，各个阶段都有明显不同于前的特征。图2 库尔德谢赫

笔者认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历经了约一个世纪的转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尚处于襁褓期。由于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是五个阶段的共同特征，所以五个阶段实质上就是五个冲突期。第一冲突期（1914～1939）：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政权性质的变更导致库尔德问题以新的形式爆发，主要围绕建国精英追求构建同质民族国家而库尔德人追求库尔德人居住区自治这一矛盾展开。库尔德人反叛与政府镇压构成了第一阶段主要的冲突形式，1925年谢赫塞义德反叛和1937年德西姆反叛是影响最大的两次反叛事件。最终结果是政府凭借强大的军队镇压了反叛，库尔德人的反抗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冲突得到暂时的化解，然而这一冲突化解是通过非持续的、单向度的、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因而冲突的销声匿迹并不代表和平，实际是造成了更深的创伤，也孕育了更持久的反抗。尽管第一冲突期与第二冲突期之间有较长的间歇或蛰伏（1939～1945），但库尔德人的退却并不意味着对目标的放弃，冲突后和解的[50]缺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的冲突。宗教首领谢赫领导下的一系列反叛和土耳其国家的强行镇压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二冲突期（1945～1978）：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民主化相伴而行，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主化引发的库尔德族裔政治动员和政府的强行弹压。民主化的一个附带后果是库尔德社会的封建结构开始瓦解，库尔德族裔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库尔德人开始建立以库尔德人利益为关注中心的独立组织，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成立，库尔德工人党的成立使得库尔德问题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部发动了一系列游击战争，军方将其定性为恐怖行动。文官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由此导致社会秩序失控，这是军方1980年发动军事政变的主要理由之一，政变后军方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管制状态下，军方成为库尔德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库尔德暴力组织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军方监督下土耳其出台了1982年宪法，1982年宪法有一系列的特别条款，以期加强对[51]库尔德人集中聚居的东南部各省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打压。踉踉跄跄的民主政治实践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族裔冲突的激化和军方对冲突的强制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导致了问题的进一步激化。民主化进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主要少数族裔的诉求，民主政治追求选票的特征导致库尔德问题以庇护政治的新形式出现，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三冲突期（1984～1999）：20世纪80年代后期库尔德问题恶化，这一时期冲突主要表现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极端行动和政府的军事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声称库尔德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受了剥削，以1984年8月袭击两处宪兵驻地为界标，库尔德工人党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追求库尔德人居住区的独立。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土耳其-伊朗边界进行跨界活动，增加了政府的打击难度。土耳其政府否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称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主义组织，将其活动定性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为，对此进行激烈的军事打击，推出了包括村庄护卫制度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以暴制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冲突形式，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1999年被捕后，这种低烈度的武装冲突方始告一段落。激烈的冲突一方面表明问题日趋恶化，另一方面又证明“以暴制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80年代是库尔德问题的转折时期。

20世纪90年代，区域因素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巨大影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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