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绝伦的大英帝国兴衰史(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 戴维·雷诺兹,（英） 劳伦斯·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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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绝伦的大英帝国兴衰史(套装共2册)试读：

书名：精彩绝伦的大英帝国兴衰史（套装共2册）

作者：【英】戴维·雷诺兹；【英】劳伦斯·詹姆斯

出版社：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9-11-14

本书由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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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序言

第一部分 遗产

第一章 民族

第二章 民主

第三章 帝国

第四章 资本主义

第五章 文明

第六章 和平

第二部分 镜像

第七章 战争再现

第八章 罪行

第九章 世世代代

第十章 英国兵

第十一章 纪念

结语 长长的阴影

注释

致谢

在英国，一战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了。鉴于众多的小说家，诸如帕特·巴克、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以及地位显赫的威尔弗雷德·欧文和其他一战诗人的作品深受民众欢迎，甚至被罗列在学校的课程表里面，成为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倾向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然而，1914—1918年这一段历史似乎已经成为文学家笔下的战争，因而脱离了它的历史基础与内涵。正如欧文所说，“我的创作主题是战争以及对于战争的遗憾”，“对一战的论述主要是基于诗歌情怀”。现在我们对于弗兰德斯和皮卡第沼泽地区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过于敏感，认为它们毫无意义，认为这是一场悲剧——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但是, 如果把这场冲突仅仅降低到个人悲剧的层面，不管怎么感动人，我们就失去了对历史大背景的感知能力，而对于一战的论述已经沉迷于对诗歌的情怀1而展开。

在学术史上，从历史层面的论述转向文化层面的分析这种趋向不断被提升。以1914—1918年的一战为例，这种趋向已导致人们对于一战的公共记忆过于迷恋，这种记忆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情感性的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已经解读了一战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对于死亡的人寄托哀思的情感，而这些确实是被传统的军事史学家所忽视的内容。但是, 太过于相信这种记忆，就像现在的史学编纂趋势一样，离开主题太远，却往往忽视了战争的政治、军事、2经济、社会和知识等直接的和物质层面的影响。 《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本书，是一本既关注逝者又关注现实的书，因为1918年以后的生活仍在继续。事实上，正如伍德罗·威尔逊的首席发言人乔治·格雷尔在1920年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被战争的火焰重3塑的时代。 事实上，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陷入永恒的哀思之中，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并不是一个几乎被绝望、失望和哀伤4所笼罩的“病态的时代”。

本书的第一部分透过一战对于战后20年的影响来解析这一问题，这一时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战后岁月，而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战时期”。换句话说，本书是在另一次全球性大战爆发之前对1914—1918年的解析透视。这一部分的诸章节将按顺序系统地论述审视东欧新独立国家的边界问题，以及对于自由民主的挑战、殖民帝国的前景、世界经济的混乱、重新兴起的文化价值和国际和平所面临的总体问题。一战的部分遗产是负面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有些影响则是向积极的方向转化：20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5“仇恨的年代”。

通过对贯穿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主题的论述和分析，我想说明的问题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大英帝国在一战中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不同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观点。英国在一战中没有遭受到本土入侵，没有遭受到严重的轰炸，没有被卷入到革命的浪潮之中，甚至也没有受到内战和非法军事暴动的蹂躏。事实上，除了民间的关于总罢工和经济大衰退的记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比欧洲大陆的那些邻居们稳定得多。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之后的年代。爱尔兰关于一战的记忆与英国的主体部分相比更具有欧洲大陆的特征。1916—1923年爱尔兰独立战争的遗产，它的内战和分离的倾向，将影响20世纪的其6余岁月。

一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重新塑造了近东、殖民地的非洲和东7亚地区。 即使在这个层面上，英国的经历也是非同寻常的，当其他帝国在一战后纷纷崩塌之际，不列颠之下的和平（这有点像法兰西帝国）却在1918年之后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英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势力的意外扩张，却成为它将来发展的障碍。当战争阴影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显现的时候，一战也对英国的反应产生了影响，英国不仅仅是通过绥靖政策来试图维持和平，同时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应急的准备。当时的执政者致力于英国自身防空体系的构建，而不是把另一批军队送到欧洲大陆去充当炮灰。30年代的英国一直在努力避免一场新的大战的爆发。也正因为如此，在下一次大战爆发并且呈现出与一战不同的战争形式的时候，这在1940年几乎拯救了英国。

与英国相比，美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精神感觉上，都更加远离一战。关于战争究竟能够带来什么，美国不断增长的幻灭感逐渐与英国趋于一致。最主要的不同主要体现于伤亡的人数，联合王国（UK）的死亡总数是72.3万人，美国则是11.6万人——而其中超过半8数的死亡是由于1918年的大流感。 对于美国人而言，“大战”应该是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共有62万人死于这场可怕的内战，这个数字比两次大战期间美国死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介入一战的时间短暂，损失微小，所以一战很快就被1941—1945年的二战与其后的冷战所冲淡了。然而，正是由于一战，美国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介入了欧洲的冲突，并以此步入了全球外交。对美国领导人而言，这种经历将成为20世纪美国外交的一个标杆，尤其是当他们感到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面临政治负担和精神困境的时候。

一战的影响非常广泛，并且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但是这场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意义被彻底推翻了，因为不到1/4世纪之后就爆发了第二场更恐怖的大战。在二战中，英国遭到了严重的轰炸，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侵入英国本土的威胁，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也被这场战争彻底颠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1914—1918年的战争也因此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后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一战的意义被二战和冷战所掩盖，因为它们带来了更恐怖的屠杀和轰炸。一战价值的重新发掘是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距离一战大约50年的时候。对于英国人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1914—1918年成了一个故事的形式，而且主要是关于战壕和诗人的故事。

1945年之后，1914—1918年的一战造成的直接的物质层面的影响已经消失了，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方式却变得更加重要，然而这却是被当代人的观念所塑造的历史。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爆发的年轻人反抗保守的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和已经在德国爆发的反对“沉默的一代”的活动，其行为同纳粹别无二致。而到了近些年，在普遍的国际层面上，对一战的看法则更加受到冷战的影响。这在关于索姆河战役、卡波雷托战役和靠近伊普尔的爱尔兰和平塔的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当然，英国关于这场战争冲突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索姆河战役。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在一系列按照时间顺序设计的章节里，我们追溯了1914—1918年对于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虽然在当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是仍然折射于其后的世界，首先是通过1939—1945年二战的棱镜显示出来，其后更是通过1989—1991年冷战的结局显示出来，同时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战后时期的终结。在这些章节里，我将把大家熟悉的书籍、电影和事件进行随机的组合，从而得出变动的现实在本质上是历9史的不断再现的观点。

因此，本书对于一战的分析不仅仅是为了剖析1914—1918年的历史遗产，而且也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一战后的岁月的某些重要特征。这些章节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很多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既包括军事历史，又涉及文化研究；既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又蕴含经济学的内容；同时也关注历史学科的最新研究趋势。而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把英国人在一战中的经历置于欧洲语境中进行观察，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传统的、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关于战争的观念，是迫切需要加以修正的。简而言之，我试图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关于一战的看法出现了偏差与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要扩展我们对于战争的年表的认识和感觉。英国人对于一战的观念主要集中于1916年，更确切地说，是集中在1916年的7月1日，也就是著名的索姆河战役爆发的那一天。但实际上，战争持续了四年的时间，分为几个阶段。如果我们想要充分理解一战对于战后几十年的影响，最后一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恰恰这一年是最易被忽视掉的一年。对于本书而言，一战是如何结束的远远比它为什么开始更加重要。而一战后果的显现，类似10于猛烈的压力在其后数十年的僵局中得以爆发出来。

战争的初级阶段主要集中于1914年。我们这里不探讨在此之前的紧张状态的影响，但是7月危机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而它却成为一战的导火索。这里的问题是，谁将为一战的爆发负责任，或者说哪一个国家将负主要责任，这将在这本书中逐步地被推导出来。充分的证据表明，哈布斯堡帝国是主要的责任国，而它的外交政策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突然刺杀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的支持。于是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经常给它制造麻烦的邻国塞尔维亚问题。很快，支持塞尔维亚的沙皇俄国被卷入了战争，随后沙皇俄国的盟友法兰西共和国也介入了。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英国当政的自由党政府把它的命运和法国以及比利时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比利时一直恳求英国保障它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在1914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通常都被人们遗忘了。这一年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法国的军队推进到阿尔萨斯和洛林，沙俄军队进入了东普鲁士地区，德国则迅速地向巴黎推进。各交战国政府都认为会迅速地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战况的发展使得它们无法达到这些不同的目标，更为严峻的是，它们都低估了现代炮兵和机关枪对于步兵部队的巨大杀伤力。对于交战双方的大部分国家而言，1914年军队的伤亡率是一战中最高的一年，例如，法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50万。1914年8月22日是最为严峻的一天，法国军队在进攻的过程中损失了2.7万人，这个数字比英国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在德国进攻法国阵地的时候，法国士兵因为军服颜色（蓝色的束腰上衣和红色的裤子）非常鲜艳，而非常容易地成了德国11机关枪的靶子。

1915年，西部战线已经进入了漫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瑞士到北海，层层的战壕被挖掘出来，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众所周知的相持阶段，同时它也是一个血流成河的相持阶段。交战双方的所有国家仍然幻想在战场上能够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彻底根除敌人继续战争的愿望。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攻击德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实现这一目标。对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发生在1915年4月，然而发生在加里波利的这场战役的结局是灾难性的。5月，意大利抱着同样的希望发动了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但是却被困在了阿尔卑斯山。1915年，德国的进展更为顺利一些，以势不可当的优势战胜了塞尔维亚，并且从沙俄那里攫取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然而这些胜利也没有达到致命一击的效果，沙皇俄国的士气仍然很稳固。实际上，一战前半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战争后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战前的对于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恐惧是截然相反的。当战争的代价高昂时，和平的代价也是如此。正如一个德国大臣在1914年11月所说的那样，在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和恐怖的牺牲之后，只有明确的胜利似乎才是可以接受的，其他任何的结局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不充分的。 12

时间推进到了1916年，交战双方仍然一直抱着这样的希望，即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为此做好了行动上的准备工作。大多数交战国把GDP的一半以上用到了军事防御上。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经济和社会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种方式也被称为“总体战”。各国纷纷强化了政治上的控制倾向。在德国，1914年的政治上的一致不复存在，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英国强制性地推行征兵政策，这违反了神圣的自由原则，以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相的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并且进行了继续战争的努力。在战场上，德国最高统帅部把目标锁定在凡尔登地区，希望在这一地区“让法国人的血流干”，但是这一战役失败了，德国军队与法国军队一样血流成河。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的死亡人数估计在40万—60万。精确的数字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士兵都被炸成了碎片，至今仍然可以在杜奥蒙葬尸堂里看到从战场上搜集到的大量碎骨。为了解救凡尔登困局，协约国在索姆河发起了进攻。但是英国在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的1/3是被杀死的，于是1916年7月1日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了战争中最可怕的一天。然而，这场进攻仍然持续到了11月，因为当时的战地统帅道格拉斯·黑格仍然寄希望于能够有一个戏剧性的突破。在整个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42万人，法国的伤亡人数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同样，德国的损13失也是巨大的，其数字可能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

1916年11月13日，当时的索姆河攻势已经因为冬天的来临而减弱了，英国的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建议英国内阁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鉴于目前的人口伤亡、金融损失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战争损失的恢复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英国每天的战争花费都达到500万英镑，“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承受的责任”，“但是至少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牺牲是会有回报的，如果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劳的，如果再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战争的延长毫无意义。那些进行毫无意义延长战争的人的责任并不比发动战争的人的责任要小”。当局者对兰斯多恩勋爵的建议充耳不闻，但他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几乎就是在最终的停战协定达成的两年前同一天的时间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即他所阐14述的继续战争带来的后果这一观点，也一直让英国人备受折磨。

1916年，每一方发动的攻击（无论凡尔登，还是索姆河）都失败了，并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国内的骚动也在战争后方给它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17年，裂缝开始出现，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稳定的第三阶段。德国人缩短了他们的西部战线，撤回到新加固的防御工事中去。美国仍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是英国进行战争的需求更加依赖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并且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决定在大西洋发动不受限制的潜艇战，此举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德国人认为，在美国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之前，他们的潜艇能够彻底切断英国跨大西洋的供应线，在短时期内，德国人的战略似乎取得了成功。1917年4月，法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主要导火索是在贵妇小径这一地区发动了对德国人的自杀性袭击。如果不是因为指挥官罗伯特·尼维尔傲慢自负，法国军队甚至可以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未来。这场战役中，很多人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沿着陡峭的山坡进攻，并且发出了类似绵羊的叫声。尽管这次兵变很快被平息了，但是法国军队在之后的所有进攻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冒险行为。10月，意大利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卡普利托被击溃。英国在西线迅猛推进，从春天在阿拉斯到秋天在帕斯尚尔，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收益微乎其微，这也加剧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摩擦。

只有东线战场似乎还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这来源于奥斯曼帝国的失利，英国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是这不能抵消1917年欧洲东部战线的失利。2月，沙皇俄国掀起了反战的狂潮，在首都彼得堡，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因为食品问题爆发的骚乱和兵变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很快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新政府在整个夏天仍然参与一战，但是10月份布尔什维克取得权力之后，东线很快进入了停火状态。在一战的战争进程中，德国首次能够全心全意地进攻西线了。

1918年是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再度进入了一个易变期，这和1914年的情况类似，每一方都寻求决定性的突破。鲁登道夫将军和他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1917年发起过潜艇战，现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德国军事上的独裁者，再次决定赌一把，他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行动，试图在新到来的美国军队认真地部署好之前突破西方战线。1918年3月，鲁登道夫发动了攻击行动，这次行动几乎把英国军队与法国军队撕裂了，随后的危机平息了罢工及所有的反战言论。但是自从发动了1916年以来的首次攻击，鲁登道夫也等于把大量的德国军队暴露在了协约国的火力之下。德国一共发动了五次进攻，其攻势一次比一次弱，这是因为士兵的伤亡和开小差的现象造成的。到这个时候，协约国的封锁开始发挥作用了，柏林人翻遍垃圾堆寻觅腐烂的肉类和蔬菜用以充饥，他们要继续劳动的话每天至少需要1000卡路里的能量，这远比官方的最低限额的一半还要少。1918年夏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得到了百万美军的支持，开始向前推进。当时德国的担心是，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美国将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进攻。这种设想击溃了德军的士气。但是在1918年，这些年轻人仍然在亲身体会战争的本质，并为这种虚张声势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18年秋天，英国军队开始取得最终的胜利。黑格那时指挥着60个师的兵力，这也是英帝国指挥过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以步兵、坦克、飞机和炮兵联合作战的方式突破敌人的防线并以此取得了胜利，这完全不同于1916年的战术。最近英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黑格的胜利持续了“百天之久”，而且他们也认为这是索姆河战役以来的不断15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高潮。

在流血中得来的这些教训是否值得，仍然是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但是战争的最后阶段确实揭开了本书的序幕。1918年11月的战争后果，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协约国的军事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这场全面战争失败的代价带来的是秩序的全面崩溃。当鲁登道夫向协约国要求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德国民众大为震惊，鲁登道夫给出的理由是德国已经面临严重的困境，战争无法继续打下去了，紧接着德国的海军发动了兵变，德意志帝国在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崩溃了，就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不堪一击。德国皇帝被迫退位了，随即他流亡到了荷兰，他的家族在德国柏林长达500多年的统治就此终结。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也解体了。11月8日，当时年仅31岁的卡尔皇帝最后一次站在维也纳美泉宫的舞厅里面，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失去了玛丽娅·特蕾莎的华丽光环。正如一个政治家观察到的那样，这样16的一个场景是名声与权力的最大悲剧性象征。

当然，胜利的代价十分高昂，协约国很快发现它们很难适应这样到来的一个战后世界。如果正如兰斯多恩勋爵建议的那样，战争在1916年结束的话，是否会降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影响呢？然而战争的继续既对交战双方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也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

一战的最后阶段是非常混乱的，它也是本书接下来章节的一个基本背景。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诸帝国的纷纷崩溃，它们长期统治的中欧和东欧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谁将在这里发挥新的替代性的作用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在一个投票的民众均被训练成为杀手的国家里，大众民主能够充分地实现吗？一战中，殖民地的人民已经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浪潮的洗礼，在这种背景下，殖民帝国如何有效地治理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协约国如何重建一个已经被摧毁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呢？经历过四年的战争屠杀之后，谁敢妄言人类文明的价值？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19年在巴黎缔结的和平协定能够维持下去吗?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前半部分的主旋律，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剖析英国对于1918年这段历史的反映。第一部分▬遗产第一章　民族普鲁士容克就像路霸一样在欧洲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当两个弱小的民族被野蛮行为残酷地碾压和蹂躏的时候，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耻辱将贯穿整个时代。——大卫·劳合·乔治，1914年9月19日……所有民族的正当愿望都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满足……如果旧秩序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引入新的内容，那么一切不协调的和充满敌意的1因素都可能打破欧洲的和平局面，并且最终影响到全世界。 ——伍德罗·威尔逊，1918年2月11日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他的夫人居住在穆拉特王子酒店。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19世纪的宫殿式建筑，坐落在蒙索街，酒店里到处陈列着拿破仑时期的纪念品。伊蒂丝·威尔逊对此有着特别清晰的印象，包括大门前面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岗亭，清扫得一尘不染的楼梯，以及穿制服的仆人。她在回忆录中哀叹道：“如果这种仅仅是为了引人注目的花费，能够提供给那些需要生活必需品的人们使用，这个世界将更加美好。”她也没有忘记，有一次，她来到沙龙寻找她的丈夫，发现自己的丈夫正和顾问们趴在地板上。他们在仔细地观察一张硕大的欧洲地图，正努力地划分出欧洲的新边界。她忍不住大笑着说：“你们像一群正在玩游戏的男孩。”总统则转向她，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唉，这可能是我们玩过的最严肃的游戏，据我估计，这个游戏所导致的后果，将直接关乎世界未来的和平。” 2

威尔逊和其他的政治家在1919年的巴黎所做出的决定，使他们经常遭受谴责。一般认为，正是他们的决定造成了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问题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欧洲的政治地图从来没有被如此戏剧化地改画过。1917—1918年的危机彻底摧毁了统治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数世纪的大帝国，包括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王朝。1914年8月，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瑞士、法国和葡萄牙），但是到了1918年年末，欧洲则出现了13个共和国。其中一个是德国，因为德意志帝国已经因战败和革命被推翻了。其余新出现的9个共和国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3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

事实上，当时政治安排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好独立与相互依存之间的关系。正如威尔逊在1918年2月11日所指出的那样，是要在和平与秩序的框架之内实现“民族国家的愿望”。但是在一战末期要达成那样一个目标，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炼金术士”。本章主要阐述新成立的多民族国家的急躁特性，而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被摧毁的帝国的基础上，而且往往是通过非常残酷的准军事的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脆弱性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4里持续地影响欧洲大陆的政治局势。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也是帝国，只不过规模较小，这是英格兰王国数世纪持续扩张的结果。但是它也没有逃脱帝国崩溃和民族重建这种龙卷风带来的命运。爱尔兰的经历与欧洲大陆的许多事件都有共同之处。经历过残酷的暴力践踏之后，爱尔兰被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通过残暴的方式建立了独立国家，另一部分仍然留在联合王国之内。但是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场冲突创建了英国身份认同的全新感觉，这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地发挥影响。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族呢？法国的知识分子欧内斯特·勒内早在1882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民族的定义迄今仍然处于争论5之中。 人们的身份意识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通过性别、阶层和宗教来进行身份认同。在过去，身份认同具有地域化的特征，而且比较简单明确，通过朋友的圈子、教堂和各种俱乐部就可以体现出不同的身份。某人要真正感受到自己是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说具有清晰的民族意识，这往往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需要一个敌对的“他者”进行对比，然后才能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观。但是民族主义同样需要在政治结构或者国家中加以表达和体现，这样它才能够对民众产生合法的情绪上的影响，而这一点对于塑造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必要的。1800年，欧洲大约有500个政治实体，它们的规模和生存能力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到了1900年，则只有20个国家6了。 在整个19世纪，国家主要是被民族间的战争塑造出来的，各国以民族的名义作战，并且通过征兵动员民众参战。这种模式的原型来自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法国的战争在其他地区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在那些后来成为意大利和德国领土的地区。托马斯·尼培代关于德国历史的说法就是：“德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于拿破仑战7争时期。”

正是源于对19世纪这些斗争的分析，学者们逐渐把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划分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前者主要是在一定的地域之内，通过共同的法律、机构和公民权利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而民族国家的定义则是拥有共同血统的共同体，根植于语言、种族划分和文化的基础。一般认为，法国充分体现了公民民族主义的特征，这个国家是由革命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凝聚在一起的。德国则是种族民族主义的经典案例，完全沉浸于民族这个空想的概念里面不能自拔。当然，这种关于公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划分标准，或者说把国家贴上这样的标签，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到底这种划分标准还8适用吗？

在一战之前，民族国家主要建立于西欧和北欧地区。19世纪末期，中欧和东欧地区确实也见证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强化。最初，这种情绪最激动人心的体现是在文化层面，通过诗歌和民间神话的形式（有时这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就像斯美塔那在捷克和西贝柳斯在芬兰所做的那样）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把民族的书面语言系统化的过程，而且要在学校里进行该语言的教学。于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主张政治变革的人，组成了一些小规模的政治团体。在他们开始进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前，特别强调民族的概念，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口号。1900年前后，有些民族主义者比其他一些人走得更远一些。例如，波兰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相比就是如此，但是对它而言，完全的民族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乌托邦的梦想。1914年，虽然实质上那些大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了，但看起来还是在可控的9程度上。最终是整体战争把这些帝国彻底摧毁了。

我们可以看看哈布斯堡王朝这个例子。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是欧洲人口第三大的国家，境内包括了11个主要的民族，其中一些原来是独立的国家，后来被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在这个案例中，这些民族的效忠主要是针对王朝的，而且从表象上看，主要是效忠于特别长寿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他自1848年登基以来一直在位。自从1866年被俾斯麦治下的德国击溃之后，奥匈帝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这次失败使得约瑟夫被迫承认境内最大的王国匈牙利实行英国所称的“地方自治”。因此，他实行的是双重君主制的统治，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单独的议会，甚至有与帝国军队同时存在的独立军事力量。后来，匈牙利逐渐成为奥匈帝国的沉重负担，它不愿意缴纳本应承担的税收份额，特别是不愿意负担任何的军事开支。在帝国属于奥地利的区域内，德意志民族的人成为统治阶层，而其他的种族群体，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则还是老样子。居住在匈牙利地界的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大约占了人口数量的一半，他们处于马扎尔人的摆布之下，马扎尔人运用残酷的手段推行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却抵制这些人要求男性普遍选举权的请求。面对他们的请求，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非常不耐烦地说道，“政府永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民族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最强大的民族的原因……我们必须依10赖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

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塞尔维亚王国。1878年，它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之后一直试图把所有的塞尔维亚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到底是什么群体构成了塞尔维亚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是塞尔维亚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则从马其顿地区延伸到匈牙利地区。然而，这种神话般的图景反映了一种关于塞尔维亚语的宽广的定义。这种神话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9年，当时在科索沃波尔耶（也就是黑鸟平原）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人处于半对立的状态。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统治和各种各样的恐怖团体进一步推动了塞尔维亚的扩张野心。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宝座的继承人被暗杀的事件则标志着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达到了高潮。维也纳决定一劳永11逸地解决塞尔维亚构成的威胁，从而引发了欧洲的七月危机。

在大战爆发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一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开始聚集起来，讨论与塞尔维亚人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但是他们只属于少数派。1914年令人震惊的那一瞬间，反而使得他们对于帝国的忠诚更加强化了。在1914年秋天，哈布斯堡王朝发动的摧毁塞尔维亚的战争行动之中，许多士兵都具有南斯拉夫血统。尽管偶尔也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并且存在种族的多样性，但是总体而言，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且合作得非常好，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非常荒谬的。1914年，帝国军队的每100个人之中，平均包含25个德意志人、18个马扎尔人、13个捷克人、9个波兰人、9个鲁塞尼亚人、6个罗马尼亚人、4个斯洛伐克人、2个斯洛文尼亚人、11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以及2个意大利人。德语是他们的通用语言，尽管他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可能会有80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军官们要求必须掌握他们所指挥的士兵的语言。多数部队使用2种语言，有的甚至多达5种语言。从来没有一个军队使用如此之多的语言进行指挥，也许人们会想到那永远无法建成的巴别塔，但是这种局面确实一直持续到1918年。从那年开始，大多数的士兵开始不愿意团结在一起进行战斗12了。

同样的故事情节也在沙皇俄国上演了。1914年，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人口达到1.7亿（这几乎是英国人口的4倍），统治面积大约占了陆地面积的1/6，其中俄罗斯族的人口不到一半。罗曼诺夫王朝没有创建出一个全面的帝国认同，甚至在人口的核心俄罗斯族中也没有形成一种民族的认同感。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两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和东正教，但结果却激起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的愤怒。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政府开始改变立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表象的妥协，即在新的议会杜马里面给予民族主义团体发言权。当时，沙皇俄国面临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是波兰问题。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自1772年以来就被瓜分了，当时大部分控制在俄国手中。尽管爆发了一些反对草案的暴动，但总体而言，1914年的战争动员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400万男人按照日程应征入伍。在俄国军队的1860万士兵中，1/10的人员来自境内的少数民13族。

在一战期间，来自欧洲边缘地位的民族往往在对立的双方阵营中都有士兵，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甚至包括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作为被征兵的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和残酷，宣传机器也肆意夸大来自敌方的威胁，尽管这具有明显的让他们继续作战的动机。以沙皇俄国的军队为例，如果一个士兵逃亡或者“自愿地”被俘虏，那么他的家人将被剥夺国家给予的津贴补助。而且，许多来自偏远的东欧地区的士兵识字率很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民族认同问题。1918年，一位英国外交官嘲讽道，“假设你在乌克兰问一个农民，他的民族是什么，他将回答他具有正宗的希腊血统；如果接着问他是大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时，他的回答可能就是他是个农民；如果坚持问他说什么语言，他的回答可能就是‘地方方言’……他绝对不会想到知识界非常熟悉的民族性的问14题”。

战争的不断深化确实使民族意识问题尖锐起来。在东部战线，战俘们是按照民族成分被分别关押的，于是他们渐渐形成了反对他们为之效劳过的帝国的特殊团体。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组建了一个波兰军团，还有芬兰军团和乌克兰军团去与沙皇俄国战斗。俄国人也把他们抓到的战俘编成波兰军团、捷克和斯洛伐克军团。俄国的捷克军团1917年7月2日在加利西亚省的兹博罗夫展开了浴血奋战，对各自的帝国而言，这是小型的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被作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为捷克人所铭记，因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为哈布斯堡王朝作战的捷克人。所有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席卷整个东欧地区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这些参与作战的残忍士兵后来成为战后议会团体的15核心力量。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挥动的民族主义旗帜并没有在战后的欧洲转换成伟大的计划。协约国集团（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试图有限度地保留奥匈帝国的君主制，其目的是平衡德国在中欧地区的势力和影响。而且，英国和法国也没有一开始就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奢望，因为那将侵犯它们盟友沙皇俄国的利益。美国参战之后，1918年1月威尔逊出台的“十四点计划”开始设想“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但是对于奥匈帝国的民众，他的建议仅仅是“自动发展的自由的机会”。其实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创造了极端的“民族自决”的口号，从而鼓动和促进了欧洲及之后其他地区帝国的崩溃。威尔逊在强调这个术语的时候去掉了“民族的”这个形容词，对他而言，“自决权”是“普16遍的主权”和“被统治者满意”的同义词。

到了1918年秋天，协约国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不符合大潮流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崩溃了，沙皇俄国也在内战之中瓦解了。它们将被什么势力所取代，权力真空将由哪些国家来填补，这取决于当地的势力和国际影响的混合作用。

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托马斯·马萨里克而言，1918年是对其早期活动所下赌注的一个回报。从一个哲学教授变身为捷克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马萨里克对于西方的一种政治倾向。马萨里克的学术研究关注的是英国和法国的经验哲学（休谟、密尔和孔德）。同时，因为他娶了一位富有的纽约人的女儿，他的英语也非常流畅。1914年年末，他飞离布拉格，其后两年居住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区，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去伦敦大学讲授斯拉夫问题，并且致力于构建他与英国官员和新闻记者们的联系。在俄国沙皇被推翻之后，他使用英国护照来到俄国，组织了捷克军团，随后在1918年飞往美国，期盼获得美国的支持。他在白宫与威尔逊数次会面。他还来到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圣地费城，站在独立大厅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了独立的中欧国家的共同目标，搞了一场辉煌的演讲政变。正是归功于这种把高层的影响和机敏的公关结合在一起的努力，马萨里克在哈布斯堡王朝崩溃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成功地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得到了盟友的承认。10月末，布拉格的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温和的革命，它成功地从不再愿意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的地方官员手中接管了政权”。在他飞离布拉格4年之后，他以新的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衣锦还乡，并执政1717年。

布拉格的天鹅绒式的革命（有点类似于1989年的剧变，指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改革，“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因此得名）被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许多地区所模仿，它们都是由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执掌政权。1919年1月中旬，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图已经非常清晰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独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联合王国（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也获得了独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成为独立的国家。在沙皇俄国的边界内民族独立模式有所不同。1917年之前，民族主义运动非常薄弱，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和俄国内战的突然爆发使得独立运动成为可能，它涉及波兰、乌克兰、18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 这些革命不是天鹅绒式的，而是流血的革命，是通过战争或者内战的形式展开的，而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对于居住在东欧的数百万人来说，1918年11月的停战协定主要作用于西欧地区，在东欧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里的典型案例就是波兰，其领导人是约瑟夫·毕苏斯基，在战争期间他曾想左右逢源。他是一个没落的波兰—立陶宛贵族家庭的儿子，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被迫讲俄语，参加东正教的礼拜。他参加了反对沙皇俄国的地下恐怖组织，并且组织起准军事武装，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把该军事组织作为波兰军团纳入德国的指挥之下。1915年夏天，在德国征服了波兰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毕苏斯基的赌注似乎下对了，但是没想到毕苏斯基本人却成为德国的一个傀儡和木偶。当他想就对军队的使用问题与德国谈谈交易的时候，德国人把他抓进了监狱。马萨里克在1917—1918年关键性的那几个月里面，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获得国际上的支持，行动上极其自由。但是毕苏斯基的命运则完全不同，从1917年7月开始，他就被关进了铁栅栏，彻底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日子。然而，他虽然失去了外交上的影响，但却因此赢得政治地位。他被视为先是反抗俄国，后来又挺身反抗德国的爱国者。1918年11月，毕苏斯基被德国人释放出来，之后他返回华沙，被当作民族英雄，摄政委员会也任命他为政府的临时首脑。毕苏斯基额头很高，有着下垂的胡须，眼睛炯炯有神，总是身着一件朴素的灰色的军团外衣，一看就是一个司令官式的人物。“仅仅从外表来看，他就特别能够打动人的心房，”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道，“虽然在通常的交往中没有感觉到亲切感，但他确实是一个忧郁的天才型人物。”用公正的手段和违规的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毕苏斯基执掌波兰政权一直19到1935年他去世为止。

除却为民族的生存从事必需的斗争之外，毕苏斯基在1918年、1919年和1920年还先后发动了不少于6次的战争。这部分是由于他的野心，也是由于他的立陶宛血统，他曾经想重建16世纪末期的大波兰—立陶宛联邦，而且试图把独立的乌克兰纳入波兰的势力范围。但是在1918年，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都面临必须为保卫国家生存而战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实际上没有自然存在的边界。在利沃夫城，一位波兰人对一个美国来访者指出：“你看到这些小洞洞了吗？我们把它们称作‘威尔逊点’，这些都是机枪留下的痕迹……我们现在确实是在忙于争取自决权了，但是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会有什么样的20结局。”

对于毕苏斯基来说，最关键的斗争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1920年，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胜败此消彼长，波兰人最远的时[1]候进攻到了基辅地区，但是后来又被打回到距离华沙仅仅300英里远的地方。8月中旬，外国政府从这座被饥荒笼罩的城市中疏散了他们的外交人员。伦敦《新政治家》杂志的报道评论说：“波兰的军队21在这一时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毕苏斯基对苏维埃俄国发动了令人震惊的绝地反击式的袭击，这次进攻在波兰的民族神话中被记录为“维斯瓦河大捷”，使得形势彻底扭转。1921年3月签署的《里加和约》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都划给了波兰，这两部分后来都成为随时可能失去的领土。

在沙皇俄国的其他边境地区，国家的构建途径也都是非常暴力的。乌克兰曾经享受过短暂的自由滋味，但是后来大部分地区也被纳入新的苏联版图。在1919—1920年与苏俄军队展开流血斗争之后，波罗的海国家获得了独立。芬兰，以前是在沙皇俄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域，在1918年上半年经过残酷野蛮的内战之后，也赢得了独立，但是它的领土区域不是建立在民族和宗教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传统的界限进行的划分。芬兰境内得到布尔什维克俄国支持的红色势力，与得到德国支持的白色势力的较量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在白色势力取得胜利之后，双方的敌意仍然延续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每一方的幸存者几乎都生存在自己封闭的群体里面，拥有自己的报纸、22娱乐或者运动俱乐部。

无论通过和平的方式，还是使用暴力的手段，1918年之后兴起的建立国家的突发性高潮都与19世纪中期截然不同。德国和意大利国家是通过不同的地方政治组织的统一而建立起来的，它们享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是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则是从各王朝统治下的帝国分离出来的，这些帝国到那时为止一直控制着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动员的实现都是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之上的。 23 它们的开路先锋都是非常敏锐的民族主义者，如马萨里克和毕苏斯基等人，他们把古代存在的王国作为新建立国家的核心。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离和碎片化的过程，他们必须利用从帝国的瓦砾堆里能够找到的东西，这样他们仓促建立的新国家也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这些民族曾经和他们并肩作战。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民族国家看起来像一个小帝国一样，在残酷的四年大战之后，战前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国家构建的过程和民族动员的过程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在西欧，它从波罗的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往往伴随着可怕的暴力进程。

因此可以说，巴黎的政治家们并不是新欧洲的建筑师，他们更像是极力用水灭火的消防队员。可悲的是，无论地图，还是统计数字，都是非常不充分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互相竞争的国家所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都是篡改过的。当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们在金碧辉煌的穆拉特王子酒店仔细观摩美丽的欧洲地图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在民族混居的地区是不可能划出清晰的边界线的，这种情况由于这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变得更加复杂。

泰斯辰公国虽然很小，但却是一个能揭示问题的典型例证。它的面积还不到900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英国德比郡这样中等郡的面积，但是它拥有西里西亚煤田，还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泰斯辰公国成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焦点地区。从种族的角度看，波兰似乎更有优势。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坚持认为，西里西亚煤田的煤矿对于国家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铁路也是连接捷克斯洛伐克两个部分最重要的线路。尽管说波兰语的人占了泰斯辰公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与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西里西亚人的关系在1914年之前都是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然而到了1919年，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军队开始进驻泰斯辰公国。战争随即展开，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暴动。由于形势非常紧张，难以举行公民投票，1920年，协约国决定把这个公国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煤田的大部分（虽然矿工们主要是波兰人），泰斯辰城市也被一分为二，老城区被划分给波兰，郊区包括铁路被划分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美国的参与者悲观地说道：“电光源被划给一个国家，燃气则被划给另一个国家，我实在想不起来市政的水力划分给哪个国家了。”这些争议在今天可以通过经济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协议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前提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一定要存在信任感。然而，实质上在1918年以后，这种信任就已经不存在了。泰斯辰问题的解决方式进一步恶化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本来应该在遏制德国的复仇主义上找到共同的国家利益24的。

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后，德国仍然保留了它的身份，但是帝国的25羽翼还是被折断了。它失去了战前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 西南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赢得的，现在又被迫还给了法国。在东部，德国交出了波兹南的大部分土地、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煤田地区，这些被划归给新建的波兰。另外，还加上一个波兰走廊，使得波兰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但是却因此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余地区割裂开来。300万德国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与奥地利签署的和平条约则明确地阻止奥地利这个德意志人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与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没有一条符合自决原则，同样，有300万匈牙利人居住在匈牙利以外的国家，其中一半居住在1918年被罗马尼亚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协约国及时地批准了这种不法所得，他们不喜欢匈牙利自治。由于1919年匈牙利爆发了短暂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情绪更为严重。德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协议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和平缔造者的心目中，除了自决权，没有其他的目标，特别是惩罚失败者和确保胜利者安全都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中欧和东欧新建立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为这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出现的权力真空局面。但是，当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复兴的时候，它们重新展开了争夺领土和扩大影响力的斗争。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再度成为它们争夺的战场。尽管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在1941年引发了东欧的另一场战争，但它的根源也在于后帝国时代的种族仇恨，特别是边界争端问题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1930年以来简单的统计数据。在波兰，65%的人口是波兰人，16%的人口是乌克兰人，10%是犹太人。在捷克，捷克人只占人口的51%，还有23%的德意志人和16%的斯洛伐克人。在南斯拉夫，统治者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占据人口的44%），他们甚至不是多数民族，30%的人口是克罗地亚人，9%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各个国家，人口分布都26不是平衡的。

和平的缔造者们确实要求这些国家保证少数民族的权益，但是这些很快就被证明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毕苏斯基的波兰虽然不断进行自我辩解，但实质是种族主义国家。而大多数的塞尔维亚人都认为南斯拉夫是大塞尔维亚的一个伪饰。即便是被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民主和最具包容性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境内的少数民族。马萨里克，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但他的父亲是斯洛伐克人，他认为这两个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区别。但实质上，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捷克人一直处于德意志人的统治下，他们信奉的是新教，面对的是西方和工业化的环境与形势。而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天主教徒，主要是一个农业的乡村社会，在经济上主要与匈牙利和乌克兰发生联系。这种基础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很难弥补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安德烈·赫林卡很快就强烈呼吁要求斯洛伐克的自治地位。马萨里克和他的小圈子很快就自动地解决了德国问题，他们采取行动打破了主要由德国人拥有的大量地产，捷克人为此欢欣鼓舞，这是对1620年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征服的一种早就应该给予的补偿。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坦率地告诉一个英国外交官，“战前，德国人在这里”（手指天花板说），“我们在那里”（指向地板）。接着他说道，“现在，”他改变了他的手势方向，“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贝27奈斯坚持认为，土地改革对于教训德国人是非常必要的一课。 但这是德国人非常不愿意上的一课，在1938年，贝奈斯为此尝到了苦头。

1918年的独立声明，经巴黎和会确认而生效，使得民族主义的原则通过了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测试，而不是王朝的遗产或者帝国的原28则，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地震式的转移”。 虽然，民族主义的概念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有点拟人的幻想成分，但它也有一些同源的概念，如民族意识、民族愿望、自决权等；在每一个案例里面，民族与个人都有点相类似。但是这种虚构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当然也不存在于1918年新诞生的国家中。到1900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自我在现代的心理学中都呈现出更复杂的方式。如果用比较阴暗的视角进行审视的话，民族“自身”有点像一束无意识的从众本能的集合，是需要国际机构加以控制的。 29 民族主义本身到底是福还是祸，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和平与安全问题争论的最核心的问题。尽管民族主义的疯狂发展是一战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但是大战的发动者确实把这个“妖怪”从瓶子里释放了出来，而和平的缔结者则没有办法把它收回去了。

那么，联合王国哪里符合这种模式呢？英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公民的民族(大不列颠)，但是拥有一个阿喀琉斯的后脚跟（爱尔兰）。因而英国的民族主义动力与中东欧在1918年发生的民族主义大爆炸截然不同。在联合王国境内，种族民族主义在一战之前已经变得比较危急，随后又冷却下来，自1916年以来只在爱尔兰到达紧急关头，而且引发了悲剧性的、长期的后果。

自从1469年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与卡斯蒂里亚的伊莎贝拉一世两者之间实现王朝联姻之后，英国在仿照西班牙模式的基础上首创了30“复合君主制”。 多亏了爱德华一世，到13世纪末期，英国控制了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1542年，在英国征服爱尔兰之后，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三世和他的继承人同时也成为爱尔兰的国王。1603年，没有子嗣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被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继承，他是大不列颠王国的詹姆士一世国王（他最喜欢的称号是皇帝）。在那个时代，王朝的融合因为政治的联合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536年，威尔士已经单方面地被纳入英国议会之中；同时，经过1707年《联合法案》的谈判，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一片恐慌之中被纳入了英国，恐慌主要是因为1798年的民族起义所引发的，当时起义得到了革命的法国派出的入侵力量的支持。

1801年的新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式形成，这主要是议会层面的联合。在行政层面，统一度要少一些。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威尔士被彻底置于英国法律和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下，但是苏格兰人，即使在1707年之后，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法和教育体系，他们有自己的长老会教会。1801年之后，爱尔兰也保留着自己的行政结构，这有点类似于英国殖民地的地方总督体制，有总督、法院和比较混杂的政府机构，这些与盎格鲁–爱尔兰的士绅阶层一起，强加于31爱尔兰的领土之上，使之成为新教统治的一部分。

英国联合的黏合剂是被称为“英国国民性”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詹姆士一世倡导的，但更主要是英国进行的一系列反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的战争的结果，特别是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1760—1820）的战争。英国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通过不同的途径表达出来，不仅仅是把“上帝保佑国王”作为赞美诗，还包括歌曲、印刷品、漫画、不列颠的图解、对尼尔森的崇拜，以及君主制的新仪式。法国则成为萦绕于英国人民心头的天主教异端。自从改革以来，威尔士和苏格兰学会了恐惧。“面对他者，它们埋葬了内部关于生存、生理和战利品的32分歧与斗争。” 除了新教和议会政府，战利品提醒我们还有促进大英帝国联合的其他黏合剂的存在。对外贸易、殖民地的行政机构以及军队（是不列颠少有的实质性机构之一）都不成比例地依赖于不讲英语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格兰大学的优势，它是培养医生、律师和工程师的重要摇篮。但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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