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1966年采访手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彦芳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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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焦裕禄：1965—1966年采访手记试读：

前言 焦裕禄从历史中走来

2012年2月10日，元宵节后的第三天。49年前的这一天，1963年2月10日，却是阴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焦裕禄，第二天，他便带着一家人回山东老家探望母亲去了。从此他便消失在我的眼前，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走进了历史。

我想起这一天，也正是47年前即1965年2月10日长影党委通知我回兰考组织电影剧本的日子，我是从此时走向兰考的。这是值得我记住的2月10日。

1965年3月，我来到了河南，组织“三结合”的《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组；4月进入兰考，先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查看兰考县委档案，完成了焦裕禄在兰考的近五百天（475天）的日志，从纵的方面知道焦裕禄在兰考做的事情，成为以后采访的经线。而采访其他人，听他们讲焦裕禄的事迹则成了纬线。这经纬线织出了焦裕禄活的形象。

1965年4月25日，我开始采访了解焦裕禄的人，并记了日记，直到1965年9月。之后，我与创作组的人全部参加兰考四清工作队。

1966年2月8日，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播放，震动了世界。文化部将创作焦裕禄电影的任务交给北影，经过协商，我加入了这个创作组，继续采访焦裕禄的事迹。1966年6月10日，创作组宣布暂停，各自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兰考采访也便结束了。这一年半来记录的日记，大约有60万字。

焦裕禄在兰考一共待了475天，回顾焦裕禄这475天的经历，我发现，迄今为焦裕禄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作品（如1995年殷云岭、陈新合著的36万字的《焦裕禄》，以及屈春山著的《焦裕禄》），它们在宣传焦裕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也都有令人遗憾的缺陷。有的作品，如最近出版的小说《焦裕禄》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竟然把焦裕禄当时要解决的借地，改成支持借地，并且让队里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地分下去，这就完全背离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些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或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历史。有的作品甚至把焦裕禄在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穆青等人的大通讯没有写这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一派抓住这一缺陷，无限上纲，全面否定大通讯，并把这篇有巨大功绩的大通讯，说成是“否定焦裕禄”的“大毒草”。历史尘埃落定，回头冷静思索，“批判者”的这些话不也是实际吗？“焦裕禄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深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他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他在除三害和生产自救斗争中，时刻不忘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就是焦裕禄的“举旗抓纲”。

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焦裕禄在兰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主要是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刹“单干风”（包括解决1961年年初的救民政策“借地”），巩固集体经济。

第二阶段：从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和公社分别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武装训练阶级队伍，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第三阶段：从1963年8月10日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每人深入一两个队进行生产斗争中的阶级调查，解决如何在生产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问题；集中力量抓在除“三害”和种麦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第四阶段：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在其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县委和公社党委分别召开了四级、三级干部会议，大揭生产救灾和除“三害”工作中阶级斗争的盖子。

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焦裕禄，他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如果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县委书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所以，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如果回避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用今天的目光“剪裁”历史，反而损害了他。因为这样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焦裕禄本人是坚决反对的。

事实上，焦裕禄在认真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已发现与老百姓的内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贯彻执行确有难处。1964年3月14日，焦裕禄病重住院前9天，县委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焦裕禄在生活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工作作风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按照上边要求，在刹单干风中就要把“借地”坚决收回。可焦裕禄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采取灵活办法，不“一刀切”，同意灾情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受到了社员的拥护。

莫看这一点“灵活”，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为了治风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实行责任制。焦裕禄在起草文件时写道：“造林在兰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不造林就不能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多造一亩是一亩，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种育苗工作，尽快确定树木所有权，建立责任制，实现管理分成，颁发林业证。”

焦裕禄在这份文件里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和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当时，人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而在焦裕禄写的文件里，竟有六个“包”，可见他是努力实事求是，照实际解决问题的。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当时焦裕禄内心的焦急和痛苦，这是他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甚或他自己在当时也未必能说清楚的！作者与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刁文（左）谈心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兰考，和时任兰考县委书记刁文交谈，他说：“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两年便解决了，老百姓这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还是工作方法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地下有灵，听到这话会感到欣慰的。

穆青等同志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通讯，没有写焦裕禄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因为从历史来看，那是时代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是焦裕禄的悲剧性。这篇通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写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强烈的呼唤——迅速治理“三害”，改变贫苦面貌，也写出了县委书记关心群众疾苦，做人民儿子的那种深厚之情。正是这些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精神，感动了亿万人，至今仍让作者与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在焦裕禄墓前人们震撼。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但是要还原一个完整的焦裕禄，却应写出这种焦裕禄的悲剧，这才是焦裕禄要求的实事求是。只有写出历史真相，才能对后人有深刻的启示，而不是只为眼前的需要。

因此，我从箱子里取出了1965年4月到1966年6月在兰考采访时的日记，重新梳理那些记忆。这是尘封了49年的日记啊，大大小小共有13本。我将它们整理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鲜活的焦裕禄。

第一部分 流年半世纪，斯人远去长相忆——我来寻找焦裕禄的足迹

1962年冬，寒风卷着黄河故道的尘沙，迎来了兰考县的新任县委书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党的普通干部，他的名字叫焦裕禄。12月4日，他在黄河故道的沙地上，踩下了他的第一行脚印。

半个世纪过去了。

焦裕禄的脚印和无数兰考人艰辛的足迹交织在一起。他与兰考人心心相印，血脉相通，度过了近五百天的日日夜夜。他们的脚印融在一起，心也融在一起……

黄河故道上漫卷的黄风，早已把历史的足迹淹没了。但记忆却烙在民众的心里，不会被时间的流水冲淡，时间越久难忘记的往往更加清晰。对于半个世纪前的兰考图景，年轻的人不好想象，年老的人不好重提。面对过去，有人想让人忘记，有人想故意歪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将历史变成任意打扮的少女。只有半个世纪啊，某些现实竟会让人不可理喻！只有记录真相，才可以探索真理。让我们以真诚的心，写出历史的真实吧。

1962，饥饿的兰考在母亲河边哭泣

半个世纪前的1962年，命运安排，让我有幸在这一年来到了兰考，亲眼目睹了10月的黄河故道，听到了黄河的悲歌。

1960年，全国进入了挨饿的日子，发生了著名的“信阳事件”。当时我妈妈在河南信阳铁路公社担任副社长，她也亲自收留了两个孩子，因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跪在妈妈面前说：你救孩子一命吧，他们的爷爷奶奶全饿死了，我们也没法活了。妈妈只好收留了孩子，救活了孩子。可如何能养他们，家里的粮食是有定量的，家人也是吃不饱的呀，没办法，那就一同受苦吧。就在这时，我继父孟昭芝回到家里，见到屋子里的两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问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了原委。继父叹息说：全国都是这样，党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不办好农业，没有饭吃呀。接着说了他被调去支援农业的事。妈妈自然明白，这是当前最要紧的事。不知农村会有多么困难呢，共产党员就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她支持男人的调动。妈妈问继父调到哪儿去？继父说，是开封地区的兰考。兰考，这是妈妈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她说：“党调你离开铁路战线，到农业战线去，你就去吧。说好呀，我可不跟你去。我就在这儿工作。”老孟笑笑说：“好吧，你就在这铁路公社吧。不过，你自己有两个女儿，加上这两个孩子你可顾不过来，还是送孩子到孤儿院收留吧。”没过几天他就离开家，匆忙赶到兰考去了。

在兰考人民最受难的时候，孟昭芝担任了兰考县委副书记。他与兰考人民一同挨饿，吃糠咽菜，也一样得了浮肿。他含着泪水，埋葬饿死的乡亲。从男人到了兰考，妈妈也便关心起兰考，打听兰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知道了那里是河南最困难的一个县后，再也睡不着觉了，担心老孟一个人在那里如何生活。一年后，有兰考县委来人说继父在兰考很困难，没有人照顾他不行啊，希望妈妈也到兰考去，并且说那儿有她的工作。中国女人的宿命吧，她的心激烈地跳动了，想如果在兰考能有她的工作，还是到男人身边去吧。她又一想，不行，不能丢掉眼前的工作。她没有答应去兰考，她太热爱自己的工作了。

又过了一年，到了1962年初，兰考县委又来了同志，说要给妈妈转工作关系，说到了兰考便重新安排工作。这是组织的安排，她是党员，就服从了。再加上她听说男人生病没有人在身边照顾，心里也很着急，最终她还是跟着男人来到了兰考。

因为妈妈的这个决定，也便给了我到兰考的机会，不然我可能一生都不会来这里，不会在后来认识焦裕禄，也不会有以后的许多故事了。

1962年10月，为了探亲看望母亲，我离开长春来到了兰考。

我是1962年10月20日从郑州乘坐陇海线的火车到了兰考车站。一个半月后的12月4日，也是在这儿，焦裕禄下车来到兰考。当时的兰考车站秋风瑟瑟，满目凄凉。车站挤满了逃荒的人群，他们穿着破衣，背着破被。他们要扒货车，车站人员不停地呼喊着，让大家不要拥挤；出了车站，便看见一群乞讨的孩子母亲张学玉和继父孟昭芝南下前和女人。读者也许看过李雪健主演的电1948年的合影影《焦裕禄》吧，开头的场景就是兰考车站，一群孩子向焦裕禄乞讨，这是真实的。但下面的镜头便是编剧的想象，那就是焦裕禄将他背上的馒头拿来分给孩子。那年月，焦裕禄哪有多余的粮票购买如此多的馒头呢？一个干部的定量一个月不过二十六斤哪，也仅仅处在半饱状态呢。

路边没有高楼，只有国营食堂卖饭，吃饭要交粮票。当时有一个场景，让我至今记忆深刻。一个老人从食堂出来，带着省下的一口干粮，也许是带给家里人的吧。突然，一个孩子冲过来抢走了他手中的干粮。老人喊叫，可孩子早就大口小口地将干粮吃进肚子里去了。

饥饿，让老人向你伸着永不缩回去的手；饥饿，让我扭过了头不再多看他们那饥黄的面容。

我打听到兰考县委所在地便沿街直走，在一座大院前我见到了用红字写的兰考县委的牌子。焦裕禄在一个半月后，也是从这里走进县委大门的。院落很大，地上白花花的，泛着白碱；只有东西北三面有三排平房。知道我的到来，县委通信员把我领到西边的一间屋子里，还给了我一些花生。在最困难的兰考，我却第一次吃到了兰考的花生。继父刚从乡下回来，因为我的到来，他从乡下骑自行车回来了。他风尘仆仆，一身沙土，连鞋子里也灌满了沙子。他在门口倒了倒。见到我他十分高兴，兴奋地向我介绍兰考。他这个从小给地主当长工出身的人，1938年参加革命才学文化。他不善言说，更没有漂亮话，他没有说兰考的困难，却说这儿产的花生好。又说今年比去年强了，不会再有那么多人饿死了。他说，1960年他刚来时，各村都有饿死的人，人人都有浮肿，妇女没有月经。1961年进行整风整社，刹了“五风”，解决“一平二调”，给农民退赔，兰考形势好多了。他还说这儿有个国营的仪封园艺场，可以去看看，那儿产的苹果出口外国哩。继父的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第二天，我便由县委通信员孙培谋领着去了兰考仪封园艺场。

从城里奔仪封园艺场，车子在沙土地里骑得很吃力，不时得下车推着走。一路上，我见到的是满目黄沙，经过的一些村子都是破破烂烂的穷苦景象。通信员培谋是当地人，他一路说着兰考。他说：“原来兰考不是这样子。1957年前，这儿全是绿色，那林木泡桐也都是遮天哩。你看，就像前面这样子呀！”

前面便是我们去的仪封园艺场了。这儿如同另一个世界，是世外桃源，是沙海中的绿洲。我年轻的心激动了。那是多年写诗，学会了专找美好的事物歌颂，不愿看世间疾苦。我在这儿住下，参观了整个园艺场，听场里人说了它的历史。

从仪封园艺场回到兰考，在县委家属院里，我与继父有一次难忘的谈话。说到兰考的灾难，这位老长工出身的干部对我说：“到外边不好多说呀，兰考这风沙是咱们自己造成的呀。听兰考百姓说原来兰考的农村也和仪封园艺场差不多，村子都被泡桐树罩着。今年年初，我和王书记去北京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席向大会作报告，说的是实在话，大家都赞成。他说这几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兰考也是人祸造成的呀，这是叫人为的黑风闹成这样子的呀。”

可是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兰考县委王书记并没有如实向县委传达。对这一点，一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继父有想法。他对我说：“王金壁是第一书记，他不如实将大会内容向县委传达，不知他是如何想的呀？我向他提过，他不说，我没有办法，他是一把手。兰考也要说实话呀，县委也要向兰考人民做出交待才是呀。”

我看出继父在为兰考的现状苦恼。

妈妈来兰考也有她的苦闷。本来调继父孟昭芝在兰考任县委副书记她来兰考，是说要分配工作的，可来到时的照片之后，就没有再说工作的事。“我和你继父说起这事，他说，现在正在精简人员，他是县委副书记，不好安排自己的家属。我便对他说：‘我也是老党员，这是你自己家的事吗？’他不吭声。要知道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不来这儿。我不怕苦，我怕的是没有自己的工作呀。那个王书记，光顾自己的家，也不管事，老孟也不让我和他说。”妈妈说。

我知道妈妈的心情，可我不知如何安慰她。我是带着母亲的这些苦恼离开兰考的。

这次来兰考，我了解到一些兰考的古老民歌，这些民歌记录着兰考的历史和苦难。

兰考由兰阳、仪封、考城三个县合并而成，位于黄河要冲，黄河故道。公元前403年，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过这里，当时卫国掌握封疆的一个官员，请求见孔子，称“封人请见”，这成为仪封地名的来源，也成为今天的一处古迹。明代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仪封城被黄河吞没；清乾隆年间又一次洪水，让仪封古遗址消失。兰阳县志上载：秦始皇东游到此，昏雾四塞不能进，故名此地为东昏，汉初置县称东昏县。可见这地方历史上就是有风沙蔽日的苦灾。一支悲歌不知唱了多少代：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洋，一年汗水半年糠，交租纳税恨官堂，携老扶幼去逃荒，卖了儿和女，饿死爹和娘……

1949年，兰考这片古老的土地被解放，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土地改革后，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力得到解放，这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兰考再也没有逃荒要饭的了。不到七年的时光，1956年兰考就出现了黄金时代……

可1957年下半年，兰考开始了巨变，走向了贫穷。兰考人培谋告诉我，从此不到三年，兰考的天重新变得昏暗，风沙挡住了太阳。

1962年10月26日，我离开兰考，在车站看到的是更多的到外边逃荒要饭的农民。苦难的农民，苦难的兰考，也许正在等待一位敢说真话，能为百姓办事的新领导的到来。果然，在我离开兰考一个月零十天后的12月4日，焦裕禄就从这里下了火车，来到了兰考。

1963，家中初识焦裕禄

1963年冬天，我到兰考探望母亲。走进兰考县委大院，仍旧是老样子。母亲到兰考后，便搬进了县委的后院，是县委领导住的家属院。母亲说，他有了一个好邻居，那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那天县委领导全在下边，继父也没有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焦裕禄的名字。

我看到了继父桌子上有新打印出来的县委文件。我因为参加了四清，对县委的工作有兴趣了解，我想看看兰考县委和我家乡县委工作有何不同。从这份焦裕禄的讲话里，我听到了一个关心百姓的县委书记的声音。焦裕禄同志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5日）今天电话会主要是说一说社员生活安排和副业方面的一些意见。前两天下去看了一下，开了一些座谈会，了解了一下当前统销情况。现在下边一般抓得比较紧，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当前粮食统销和副业生产，总的看来要抓紧抓细，正当外出人员要管松一些。重体力劳动如盖沙丘、深翻土地、挖河等这些工作要往后推一下，给社员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业生产抓好。各公社领导同志要绝大部分深入到队，应把粮食统销，安排社员生活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其他工作和统销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影响统销的一些会议一律不要开，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亲临前线，以点带面，抓统销，抓组织副业收入。凡是副业抓得早、抓得好的，不但搞起了副业，创造了经验，也进一步贯彻了生产救灾的方针，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增加了收入，提高了战胜灾荒的信心。城关公社南部的灾队比好队还有钱，因此减少了国家的统销，打下了长期搞副业的基础。进一步贯彻了以农业为主、以副养农，农业副业结合的方针。葡萄架大队刘楼搞副业买了七辆架子车，二头牛，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千方百计找门路，扩大生产，变死钱为活钱，变死钱为物资。有些队有钱没有粮，怎么办呢，迅速作好副业分配，社员可以到外地买些粮食，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去买粮食回来分给社员。有些队存款想外出买粮食，也不敢外出，干部也不敢表示态度。因此，钱虽多不顶用。这个问题主要是没有划清界限。因为，今年一年来，在群众中讨论外流的坏处比较多，社员划不清什么是外流，什么是正当副业的界限？因此，我们的干部应该告诉基层干部和社员，只要不搞投机倒把，不贩卖国家禁止上市的物资，棉花、花生、烤1963年12月25日焦裕禄的讲话烟、油料、金银、票证等，不违犯国家的法制，可以允许社员投亲靠友，允许外出换粮，吃利保本不算投机，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可以找些好的贫下中农、生产队干部出去搞些副业。我们在葡萄架大队发现有些社员有枣，但没有粮食，社员说：我家的枣是不是可以换些粮食？干部不敢表态。有枣可以换些粮食不算投机倒把；有些地区藕很多，允许出去换些粮食。

看到这里，我在想兰考县委书记这样讲话，可真有胆量啊。这更引起我细看的兴趣！要注意劳逸结合，当前一些劳动太强的农活，如翻地、挖河，要有意识地根据不同情况该停的停，该放长线的放长一些，以避免现在吃了春耕生产的粮食使将来生产造成被动，不要撵的过急，不要要求过高，为什么呢？因为，前段自力更生方针贯彻以后，再加上一些典型经验传播后，基层干部和社员鼓足干劲，改变面貌的精神实在可嘉。可现在已经是天寒地冻，再加上口粮标准很低，因此我们就要注意这方面的领导，注意有劳有逸，有紧有松，给社员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积蓄力量，明年大搞春耕生产。统销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搞法上，有些地方要因地制宜，该简单的简单，该复杂的复杂。例如：绝收队、重灾队就可以简单一些，除个别的不销户，其余每个按75斤算账扣除现有粮，缺多少补多少；对轻灾队的家底要摸细一点，时间放长一点。首先解决断炊户的口粮。绝收队从现在计算，5个月给75斤，家里有多少再给多少，现有粮加半斤就行了。

我如同亲自听到一位关心百姓生活的公仆在面对面地说话。他想得这样细，叮嘱如此周到，我感到这是一个贴心照顾父母的孝子。我不由得感动了。我也看到兰考人民的困难，百姓的生活要比我家乡河北差多了，那年，我家乡的百姓可以一年吃到360斤原粮了，而在兰考还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如果安排不好，还会饿死人的呀。

我同时看到一份兰考县委的文件，是批转的焦裕禄1963年12月29日写的关于当前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县委批转焦裕禄同志关于当前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兰发（63）275号各公社党委：焦裕禄同志昨天深入到公社、大队检查了统销工作进展情况，发现了许多问题，并提出了重要意见，县委认为裕禄同志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可行的。现特将原报告批转你们，作为县委对当前统销工作的几项紧急指示，望你们立即认真加以研究，切实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兰考县委员会1963年12月29日县委：昨天到仪封检查了区委对统销指标的分配和圈头等大队的统销工作情况，晚上听了县委办公室的汇报，认为绝大多数的公社对统销工作抓得比较紧，工作比较细，指标分配得比较合理，四清工作比较认真，因而既贯彻了政策，又保证了重点；既清理出了物资（根据现在情况看，做得比较认真的每队都清理出粮食四五百斤），又初步改善了干群关系，大大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也有个别公社指标分配不合理，不该分配的也分配了，该少分的多分了，轻灾队照顾过多，重灾队保得不突出；政策贯彻得不透，底子摸得不准，四清工作未引起重视，工作形成被动。为此再提出如下意见：一、首先安排好重灾队的统销：在方法上，根据圈头大队的做法是，因指标分了三次，经过前段摸底，有的户不应该销，有的户安排已经保证了，但因粮少有些本来缺三个月，只销了两个月。因此，将用扒两头补中间的办法，即将不销户和按政策已销够的户站出，再补销未按政策销的户。这部分户的补销，有两次会就结束了。第一次先召开生产队贫农代表和干部会，在上次摸底排队的基础上，重新摸下底，排下队。标准是到五月底现有粮食加统销每天保证半斤，缺多少补多少。如张三上次摸底是现有粮每口人还有10斤，贫农代表和干部若认为可靠，这一户到五月底就每人再销65斤。若上次摸底不是这样摸的，而是因为指标少，首先保证了困难户五保户每人半斤后，余下缺粮户不是按现有粮加统销保半斤销的，而是根据粮食多少，按等级分配的，如一等50斤，二等40斤，三等30斤，问题就大些，如本来按政策应销60斤，但因指标少只销了50斤，缺10斤，这次再补上。若这样做指标还不够，有的户还有缺口，可缺到困难小的身上。再发动自力更生搞副业补缺口。这个会摸底后，再召集补销户，逐户协商逐户落实，在方法上是工作队和大队干部组成若干小组（两人一组），分队逐户协商，协商时先讲明政策，自己的加国家保半斤，光说自己的，然后再用统销粮补足每天半斤，这样逐户落实下来，然后填购粮证。在摸底站队逐户协商时应注意的问题：1.圈头有一户是个窑匠，给外队烧砖瓦窑，烧一窑管吃，还能赚30元到40元，不向队交分文，这类户可不销，叫他到市场上买高价粮，今后应订好每月或每窑向队交款数，在农业上给他记工分。有的窑匠向队里交过款，但他家存款很多，可动员他买议价粮。2.一贯投机倒把分子本人不销粮。3.一般贫下中农、五保户、困难户，在摸底站队逐户协商时，不要斤斤计较，相差三斤二斤也争执不下，定不了案，须知这类户就是多销三斤二斤，也是比一般户困难大得多。4.一个大队的指标，若稍微宽裕一些的话，补销后有结余，对困难户、五保户可适当再补一点，如三斤二斤。二、不准利用各种名义层层扣留指标，为了使指标分配更合理，公社、大队的指标做的两次分是可以的（如第一次分百分之八十，摸好底子后再分百分之二十），但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用劳动粮、照顾粮、补助粮等名义层层截留，这是不允许的，必须立即纠正。三、结合统销坚持搞“四清”。统销中主要清理：一年来各种救济粮款物资，今秋麦种，大队、生产队现有各种救济款，布、煤、副业存款，今年留的种子，饲料，现有棉花、花生等。从已四清的大队、生产队情况看，不论重灾队、轻灾队，在救灾物资和饲料种子方面，多留少报，贪污多占，挥霍浪费，是很严重的。城关公社杨山砦大队（特重灾队），一个生产队清出豆子8麻包，剩余麦种300斤。南彰公社王茂店六队清出粮食3470斤。张君墓公社清出十月份借销粮2000斤还未分下去。固阳范砦大队一个会计冒领13人的布证等（另有专门材料）。虽然不是每队如此，但程度不同，多少都有，因此，要下决心清理。在方法上：第一，要宣传中央的决定，说明现在是初步清，将来是彻底清，今年清得不彻底，明年再清，迟早要按中央规定彻底清，坚决清。第二，统销指标分到队后，就发动干部、社员进行四清，说明清出多少，由队分配，不上调，不顶统销（花生种要留明年种，芝麻数量大可到粮管所换粮食）。第三，已统销结束未进行清理的，要用五天左右时间进行清理，对今年的救灾物资，实行五对照。第四，这次统销已发证的要进行一次检查，内容是四对照，即：1.公社分大队数；2.大队分生产队数；3.生产队评议到缺粮社员数；4.发证数。方法是将各队统销户的购粮证收回，一队一队地把数对照，发现贪污多占，虚报冒领，平均分配的要坚决退出。未发证的检查后再发证。四、花灾队的统销工作，一定要做细，由于这些队集体和社员家底比重灾队好，受灾程度也极不平衡，在分配指标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向户统销时，一定要逐户摸底，按户统销，不要光听下边汇报和按数字标账。在具体方法上：1.首先集中力量抓好重灾队统销，这类队的指标不要急于向户评销，年前先解决一下已摸准了的断炊户和困难户的吃、穿、住等困难，其他户继续摸好底子。2.认真地依靠群众，摸好这些队的现存物资。3.属于一般轻灾户队，不分统销，依靠搞好副业解决。五、统销中不能忽视农业生产，应通过统销向社员进行爱国、爱集体、爱劳动的教育，发动社员订好争取明年丰收的农副业生产规划，当前统销已结束的或基本结束的队，应切实抓好三条：1.大搞副业增加收入；2.大搞花生五落实；3.订好社员肥料交售制，合理解决肥料报酬。目前应发动社员向集体交一次肥料，昨天在毛古村见到一社员自留地的肥料每亩合四五车，社员的肥料不交集体，都上了自留地，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很不利的。焦裕禄1963年12月29日

作为一个在家乡参加县委“四清”工作队的队员，我对焦裕禄如此细致地安排工作人员如何工作，如何做人民的公仆、做人民的孝子很感兴趣。这不是在手把手地教我吗？要学会工作，首先要有一颗视人民为父母的孝心哪。我没有见到焦裕禄，但已经从他的讲话里，从他亲手写的报告里，感受到他的一颗跳动的心了。兰考县委批转的焦裕禄写的关于统销工作中几个问题和意见

我看完两个文件，在一边沉思。这时妈妈过来和我说话。我说：“这位焦书记可是个细心的人哪。”

妈妈说：“他可是细心。他太操心了，操着兰考百姓的心，他还操着妈妈工作的心呢。”

妈妈坐在我身边，对我细说她的心里话。“焦裕禄和那个人不是一路。”妈妈用下巴扬了一下我家北边，那儿曾住过的邻居是原来的县委一把手王金壁。焦裕禄来兰考时，是第二书记。妈妈对王金壁不提名字，而叫那人。“那个书记，只想他个人家，不想兰考老百姓。这几年多困难，可他家什么都不缺。听说，他在下边还让人家给了他一块自留地，让农民给他种，收了东西都给他，这不是跟旧社会地主一样吗？他吃的菜都是下边的人给送，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好烟好酒。这还是共产党员吗？真给共产党丢人哪。妈妈是个普通党员，可我看不上这不像党员的领导。他下乡光去丰收的好地方，他还在自行车后面绑上个椅子，这样他好拿好要呀。我跟老孟说，可他不让我管，依妈妈的脾气，早就向组织反映了。老孟说我不了解情况。我要说，就说我亲眼见到的事。可焦裕禄和他不是一路人哪，这是个真共产党员，他让妈妈赞成。”“我还跟你说一件事。那人的老婆，也是个党员，可她和妈妈心思正相反哪。她是有工作不干了，只想自己家；我是想工作，没有给工作呀。你听听人们怎么说她的吧，暗地里管她叫第二组织部长。人家找他男人谈工作，男人不在，她说，你们有事跟我说一样，我说给你们王书记听。我们住邻居，我也不理她，自己过自家的日子呗。可她闲的，找事。有一天，她叫喊，说她的白菜少了，说她家的煤少了。这个院里，有几家？她还不是冲着我叫喊的吗？我生气，跟老孟说，他说不要理她。他不同意我向组织反映她。后来她还叫喊，说有人偷了她家的东西，我不能一忍再忍，我见到焦裕禄从乡下回来了，便和焦裕禄说了。他可是负责任的人，他说，他要说说这事。果然，他在县的一个会上公开说了。他说，同在县委大院，不要做影响团结的事，不要说影响团结的话，不能没有根据地说谁，这样不好。焦裕禄这样做了，让我觉得这个县委书记真是负责任哪。”听到这里，我想起妈妈工作的事。我说：“你工作的事应该向焦裕禄说呀！”妈妈说：“为我工作的事，我跟老孟吵了几次了。我说，当初让我从信阳铁路公社来兰考，是你们答应我，我来了就有我的工作。可我来了，老孟却说，现在中央政策正在精简人员，他是县委副书记，他不能将自己的家属安排了，说这样影响不好。我说他：你光顾你自己的影响了，为何不管我有没有工作呀，我看你就是自私。我说，我要找焦裕禄说说我工作的事儿。他立刻制止我。他说，焦书记一天为兰考忙得不行，你可不要再让他操心你的事呀。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向焦裕禄说自己的事。我看着焦裕禄也是真累呀，回来就是开会，开了会就去下乡。他和老孟一个脾气，干革命不要命哪。我想算了吧，我不能让焦书记为我的事操心吧，就这样拖下来了。”说到这儿，我看妈妈的眼睛亮了，她自己笑起来了。“我说给你听呀，儿子，我可没有和老孟说哩。在你说来这儿的前些天，我还真的找焦裕禄说了妈妈工作的事了，没有想到，他还真的重视了。”

我让妈妈向我说说找焦书记的情景。妈妈说：

看焦裕禄从乡下回来，总是主动地和我打招呼，他这天说：“孟嫂，老孟在乡下很累，他回来你可要给他做点可口的东西吃，让他补补身体，他比我们年纪大呀，还跟我们一样到乡下干活呀。”我说，你也得让家里照顾好你呀，看你越来越瘦了呀。他说：“我年轻，不怕。”我听他这样关心人，便对他说：焦书记，我看你这么忙，有话也不愿打扰你。你要有空，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呢。

焦裕禄看出我有话要说，便让我到他屋子里说话。

我进到他的屋子里，他要给我倒水，我说不用。他一口一个孟嫂的叫我。我说话了。儿子呀，你知道妈妈的脾气，我遇事可敢说话。我当时对焦裕禄说：“焦书记，以后不要叫我孟嫂，别人叫我我应，你要叫我，我不应了。”

焦裕禄听到这儿有点吃惊，笑着问我：“为啥不让我叫孟嫂呢？”

我说，叫我孟嫂，就是因为我是老孟的家属。可我曾经是有工作的人哪。我是1932年入党的党员哪，今天我却没有为党工作。不是我不想工作，是老孟不让我工作。

听我说完，焦裕禄更奇怪了。

我便把我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入党，对着国民党军警的刺刀打官司，如何出来工作的事，全说给焦裕禄听了。我说我名字叫张学玉，我要用我的名字，我不愿当老孟的家属，论党龄，老孟是三八年入党，我是三二年的，我比他还长哩。说到我的工作，我不由得哭了。这下可把焦裕禄听呆了，他连着向我说：“这都是我不了解情况呀，你是老同志，我不知道你的情况，老孟也没有对我说过。”

他拿起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下来了。他说：“你是老同志，你的工作是应该很好地安排的，你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呀。老张同志，你放心，我一定了解清楚情况，将你工作的事解决了。老张同志，你不要急，不要难过，你的事没安排好，我也有责任。”

他这话真是自家人的贴心话呀。我说，这就要成没用的人了，可只有你还把老同志当成宝贵财富呀！1962年的焦裕禄

妈妈说到这儿，把激动的泪擦干，露出了天真的笑：“妈妈这算是把老孟也告了，他还不知道呢。我看焦书记把我的事放在心上了，记在他的本本上了。他的本本上记的全是他要办的事呀。他把别人的事，对他说的事全放在心里呀。这才是咱们党的同志呀。让你觉得温暖哪。”

妈妈眼睛里有了希望的光。

我听了妈妈的话，很高兴，对这位没有见过面的书记有了崇敬的感情。

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妈妈看看窗外，将炉火通开，说：“我看他们该回来了，人家村里也要过年哪，从打焦书记调来兰考，老孟跟着更不要命了。”

寒风卷着雪扑打着窗户，快到做饭的时候，妈妈把炉火打开。这时，便听到了窗外的说笑声。妈妈说：“怎么样，我知道他们该回来了，果然到了。”

继父孟昭芝顶着大雪回来了，见到我非常高兴。他告诉我说：“兰考正搞‘小四清’，要安排好社员的生活。要过年了，得让兰考百姓能过个有饭吃的年哪。”

妈妈问：“焦书记也一起回来了？”“都回来了，明天地委要开电话会。”他扑打着身上的雪，妈妈给他找出一双鞋换上。

这时，焦裕禄推门进来。妈妈对我介绍道：“这就是那个工作不要命的焦书记，那个关心人的焦裕禄。”

我和焦裕禄握手，紧紧地握着。他黑红的脸，目光炯炯，带着笑说：“你看老母亲来了。好哇，不能忘记生身母亲啊。”

妈妈说：“你老家不是还有老母亲吗？老人家多大年纪啦？”

焦裕禄深情地说：“老娘七十多了，也是想我呀。我今年过春节也要去看看他老人家啦。”

妈妈说：“你是该回家看看啦。多少年不见老母亲，你可知老娘想儿子的滋味不好受哩。”

焦裕禄说：“我跟地委请假了，今年一定要去看看老娘啦。”他转向我说，“多和母亲待几天，说说话。母亲有不少话要对儿子说哩。”

说完他和妈妈都笑起来了。

接着，他和继父谈起工作来。听他说，当前还是要以安排好群众生活为中心，搞好救灾物资的发放，让群众过个好年，做好今年夺取丰收的准备。

他的话说到继父心里，继父连连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农民盼了一年了，就想过个好年。农民很拿过年当回事呢。”

焦裕禄说：“明天地委开电话会，内容也是安排群众生活的事。”

继父提醒他：“你不是向地委请假要回家看老娘嘛，你该准备走了。春节前的安排，我们和老程一同商量吧。”

焦裕禄说：“回家不急，还有一个星期呢。开个公社书记会，把地委的精神贯彻下去再走不迟。今年春节肯定是和老娘一块过了。”焦裕禄办公室

第一次见到焦裕禄，他在我脑海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纯朴如泥土，开朗如阳光。他心地透明，充满真诚地热情。他的心全在兰考百姓身上，他真的把兰考人民视为自己的父母一样，他最担心的是百姓过年可有饭吃，是否快乐。

第二天开过电话会，我碰到了他。

电话会议是当时最常用的方式，开会的人员听电话上讲话，也可以与主持会议的人对话，只是不见人的面。这样省下了时间，并且很快地传达了会议的内容。开完会县委领导从会议室出来，焦裕禄还在和一个同志谈话。这时，他见到了我，便叫我到他屋里坐。

我见到他就说：“我看你真是忙啊。我看到了你在公社书记电话会上的讲话，你是这样关心兰考百姓的生活，我看了很感动。”

焦裕禄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离我很近。我近距离看他，他的脸上很疲倦，但眼睛仍是明亮的。他说：“我们的工作很不够啊。兰考父老太好了，看到他们生活这样困难，咱心里有愧。1957年以前，兰考是黄金时代，就和现在仪封园艺场一样。可因为瞎指挥，让兰考百姓父老受罪了，到现在也翻不了身。”

焦裕禄这几句话说得深沉，让人感到他心里的沉重。他的声音在我心里震动：“咱们不是父母官，人民才是咱的父母呀；咱也不能满足当清官，那是封建社会的官。咱们让父母养活着，咱们理应孝顺父母，咱们不是当清官，要当老百姓的长工啊。”

也许这话太沉重吧，焦裕禄转了话题：“你们长影拍什么电影啦？我在青年团工作时，最愿领着看电影。我也喜欢文艺，可现在也顾不上了。我们县剧团的戏，你去看看，水平不高，但他们演的《社长的女儿》不错。你有时间去看看，给他们提提意见。”

我们正说话，有人进来找焦书记汇报工作，我只好告辞。如果我们能多说说话，该有多好。他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2月10日晚，焦裕禄又到我家来了。他见到我妈妈仍叫孟嫂。他问道：“给儿子做什么好吃的啦？”

妈妈见他没回家，吃惊地问他：“今天都腊月二十八啦，你咋还不走哇？老娘在家里盼哩，老话说，腊月二十八，赶回家呀！”

焦裕禄笑道：“我明天就回山东啦，腊月二十九，往家走哩。大年三十肯定到家见老娘啦。”

他和继父孟昭芝交代他走后的工作，说他和程世平副书记说好了，春节老程在县委值班，有什么事叫继父和他商量。

他把一支心爱的随身带了多年的手枪，留给了继父保存，就和继父握别。他见我还说了一句：“过年看看我们兰考剧团演的戏吧。”

2月11日，焦裕禄离开兰考，回到山东省淄博北崮山村探望母亲。我在2月20日离开兰考。我没有想到，那一次见面竟是永别。

1965，踏访焦裕禄的足迹

1964年5月，我在家乡河北容城“四清”工作队，开始搞细线条“四清”，也叫“大四清”。此时，上级要求各地剧团要演出自己创作的剧本，保定要举行汇演。于是容城县委研究决定，要我为家乡写一个河北梆子剧本。接受县委派的任务后，我离开工作队一段时间专门为县剧焦裕禄同志之墓团写本子。写什么呢？这时，我竟想起焦裕禄建议我看的兰考县剧团演出的《社长的女儿》，想到了焦裕禄的谈话。我不能不说自己是受到焦裕禄和这个戏的启示，为县剧团写的本子也是年轻人接班的故事，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对年轻人的争夺为主题。戏名就叫《三夺子》。我想，如果是在兰考，我一定请焦裕禄看看我写的这个剧本，请他指导并提出意见，如同他让我看兰考的戏一样。

焦裕禄是重视年轻人的接班问题的，我在后来写的一篇怀念焦裕禄的《焦裕禄的英雄形象引导我前进》（1966年2月《电影文学》）的文章里记下了这一点。当时，中央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说这是百年大计。一九六三年的冬天，我到兰考来，认识了焦裕禄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革命接班人的关怀，他经常谈起如何对青年人进行教育的问题，在青年一代中要坚决拔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他强烈地憎恨资产阶级思想。他平时说话不多，但和蔼可亲，朴朴实实平易近人；他的心像一团火，让你感到温暖。记得一个大雪天，我从早到晚偎在屋子里看书，焦裕禄同志进来了，亲切地说：注意身体呀！到外边活动活动筋骨吧！我走出屋来，在雪地上打了一套拳，他笑着说：“嗬！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打拳不是讲究冬练三九吗？要经常锻炼！”回忆起来，他这普通的话语里，含有多少深切的关怀呀！还记得，他叫我去看兰考豫剧团的演出。那是一个描写对革命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戏。听说，他让他的大女儿小梅看过后，写一篇观后感。他看过小梅写的观后感，严肃地说：不要光写漂亮话，要把你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有脏思想还不敢说出来，就要越变越坏，变成修正主义！在全县的干部大会上，他以自己子女的例子，提醒大家：注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不然，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焦裕禄特别强调说真话，他最讨厌说假话的人，他表里如一，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也教育孩子们要说真话。他不愿听说漂亮话，他愿意听说老实话。

这天，我的剧本在容城县委听取领导意见。我走进了县委大院时，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信，是母亲从兰考写来的。

我展开信一看，呆了。这是母亲托别人写来的信，这信母亲写于开封的精神病院。母亲信中说：那位一直关心着她的工作的焦书记，在5月14日永远离开了。母亲的精神受到巨大的刺激，整天流泪不止，后来被送到开封精神病院治疗。

我在写作的间隙，向县委工作队请假，回到兰考看望母亲。

我听兰考县委的同志讲母亲患病的经过，是她听说焦裕禄在郑州病故，再也不会回到兰考来了，她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便是流泪不止，喊着：焦书记，焦裕禄，你要回来，你要回来呀。过了几天，母亲便不再说话，继父叫她，她也不理，不知她想什么。没有办法，继父便将母亲送到开封精神病院去了。

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母亲。

母亲见到我，认出我了，便“哇”地哭出来了。她叫我的名字：“彦芳，彦芳，你知道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就来了。人们都说焦裕禄走了，我不相信，你跟妈说实话，焦裕禄是走了吗？我明明觉得他没有走，可人们说他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你说给我听呀。”

我不能不说实话，我说，人们说的是真的，焦裕禄书记走了，真的走了。

母亲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半天不说话。突然她的泪流了下来，流了满脸。我给母亲递上毛巾，她没有接。让泪水流吧，也许泪水流出来了心里才好受些吧。过了半天，她突然大喊起来：“天哪，为什么好人都走了，让坏人留在世上害人哪！老天不公啊！让那些害人的人，让那些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早早死吧，让好人活下来吧！”

这天我和妈妈一同睡下，她和我说了一夜，一边诉说，一边流泪。“儿子，只有你知道妈妈的心哪。有人说我神经，我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心，便说我神经。我跟焦裕禄说真心话，他最愿意听我说，我光说大实话，我还说一些人不爱听的话，他们怎能不说我神经呀。还有人说妈妈疯了，我是风，我是东风压西风！有人怕这怕那，他们不敢说实话呢。妈妈当年跟你爸爸闹革命，夜里去村里贴传单，那时一心想让百姓当家做主人，不受压迫，人人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挡；可革命成功了，我看有些人早把当年说的话忘记了。有人光想享受了，不想和百姓平等了，不想想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了呀。当初入党，是要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呀，可为什么他们现在光想自己享受，不愿为老百姓吃苦呀！我跟焦裕禄说这话，他向我伸出大拇指，说张学玉同志，你这老同志说的话我赞成。我说，只有你赞成我说的话。他就说，是有些人虽名为共产党员，其实他们早变了质。焦裕禄这话我一百个赞成啊。可有几个焦裕禄这样的人哪？我说，有这好思想的人太少了。可就一个能和妈妈说上话的人走了。他真的走了？我可一直总觉得他还活着，他是到外边出差了呢。“妈妈到兰考没有安排工作，只有焦裕禄拿着妈妈的事当回事办哪。他为了我的工作，还找到了地委，说我不应该没有工作，我是老同志。他3月跟我说，他向地委领导说了我的情况，他们还做了调查，说妈妈说的是实情。可没几天，他就住院了。妈妈只等着他出院哩，哪知道他一走，便没有回来呀！“焦裕禄走了，这世界上还有谁管我工作的事呀！妈妈一辈子革命呀，妈妈是真心革命的呀，可一辈子没有正式工作呀！我有这块心病，没有人能给我治，除非焦裕禄活着，他能治妈妈的心病，跟他一说话，心里就亮堂，不然这心里就堵塞得难受呀。“你听妈妈这话是疯话吗？妈妈是神经吗？”

母亲出院后，给我讲焦裕禄的故事。她说的全是一些细节小事，可这些小事却更让人感动。她说：“和老焦住邻居时，见有老农民到县委找老焦，找到县委家属院，妈妈问他，他说是焦裕禄的亲戚，妈妈以为真的是他的亲戚哩，后来才知道是兰考的乡亲，只因焦裕禄帮助过他，管他叫大伯，才成了亲戚的呀。”说到这事，妈妈叹息道，“只有焦裕禄没有忘记当年打仗的年月，八路军都是对老百姓这么叫的，一口一个大伯，一口一个大娘。你记得吧，在咱家住过的八路军伤员，管我叫大嫂，管老人叫大伯大娘，你二爷爷二奶奶没有孩子，有多少八路军工作人员认了他们干爹干妈呀。可后来革命胜利了，他们全忘记了这些爹妈啦，老百姓能不伤心哪？可焦裕禄没有忘记，他还想让人们都不忘记呀。”

说到这儿妈妈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也流下了泪。这时，我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要写焦裕禄。我决定将焦裕禄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交给我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

长影领导支持我去搞这个题材。经长影党委研究决定，让我去以“三结合”的方式，组织当地的作者完成这个剧本。长影党委给河南省委宣传部、开封地委宣传部写介绍信，说明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电影剧本。

3月初，当我拿到长影党委给河南省委的信后，立即打点行装，离开长影。此时，我肩负重任，却觉心轻如燕，我的心飞向了向往的兰考……

“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一份特殊的报告

时间的风穿过半个世纪。今天，我为了追寻焦裕禄的足迹，重新打开记忆之箱，找出了半个世纪前的日记和兰考档案。早年我将有关兰考的所有档案都存在一个皮箱里。啊，这是什么，闪光的字进入了我的眼里。这是手写的一个历史文献——《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一年来除“三害”斗争的报告》。

我实在想不起来，这样珍贵的历史文献如何会在我的箱子里完好地保存？这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份极为珍贵的报告原稿呢？是焦裕禄主持讨论并亲手修改的《中共兰考县继父那里保存的，让我收藏起来委关于一年来除“三害”斗争的报告》的吗？不会吧。是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交给我的吗？还是我访问张钦礼，他交给我的呢？我努力搜索记忆，仍是一片空白。

在当时县委文件里有一个《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卓兴隆说，这是张钦礼亲自起草的，县委焦裕禄书记主持进行了讨论。而这个一年来的总结报告，却比那个设想方案更具体，其中有些段落就是抄录设想方案。这是上报地委和省委的报告，是焦裕禄离开兰考后交给省委、地委的。其中写出了1964年夏季的情况，那时，焦裕禄已因病住院了。但是，他在病重时，还要打听兰考的麦田是不是被大雨淹了。这个报告却做了很好的回答。

我看到这份由焦裕禄亲自主持讨论并亲手动笔修改过的报告，心情如此激动，因为报告开头，便如实地向上级党委和兰考人民交代了历史的真实情况。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一年来除“三害”斗争的报告地委并报省委：（一）兰考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中心，废堤故道交织全境。黄水过后，不是沙荒，便是盐碱河坡，淤土很少，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历史自然条件形成兰考历年来的主要灾害是风沙、盐碱和内涝（以下简称“三害”）。有二十万居民因灾缺粮，加上非农业人口，每年国家供应粮食不下两三千万斤，增加了国家在粮食供应上的困难。（这儿，有焦裕禄亲笔加上了一句：国家供应我们这么多的粮食，群众生活依然困难。）一九六三年春季外出谋生的达三万八千人，加上曹县、东明等县外出人口从兰考车站上车，也说是兰考人，显得兰考人口外出更多了。（这里原稿上有一段：有的同志打趣说：你要不多救济我，我就走“兰考道路”，焦裕禄将这段勾去了。）兰考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一百一十六万亩可耕的土地，最适宜种植小麦、大豆、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次宜种棉，河滩洼地宜种苇、蒲，河岸堤旁及沙碱地均可造林、晒盐、熬碱，并盛产泡桐，杞柳，闻名中外。但是近几年来，每年收获却养活不了自己，我们觉得很抱歉，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除“三害”是兰考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关键，是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同时，解放后，尤其是合作化以来，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进行造林防沙，排涝治碱和土壤改良，经过八年的努力，获得了长期稳定增产。就粮食、花生、棉花主要农产品：由解放前的一亿零九百零二万斤，到一九五六年就增长到二亿零一百五十一万斤；牲畜由三万二千头，增长到五万四千头；耕地由九十七万亩，增长到一百一十六万亩；林地由三万亩增长到二十万亩。横贯全境的三条黄河故道沙滩变成了绿洲，沙丘变成了锦绣，满目凄凉的古仪封变成了举世少见的苹果园。历史事实证明，人们无可争辩，只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切实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进行经营管理，增产丰收是敢断言的，灾区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美景是有物质基础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三年之中，因为我们一度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和群众很好地商量，硬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并且采取了错误的工作方法：如，在治水方面，贯彻以蓄为主的方针以后，不分地区的提出“一亩地对一亩天”和挖塘如建仓，蓄水如蓄粮的口号，并且采取了边界围，高路基，格子堤，控制闸，高底河和不适当的灌溉方法，造成了平原地区格子网，致使水流不通，积水扩大，内涝成灾，加重了地表碱化程度，扩大了碱化面积；同时，在毁林闷炭、支援巩县炼铁、毁林作薪、保证公社食堂和基层干部集特训没人管的情况下，防风固沙和农田防护林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风沙重起，风助沙势，沙助风威，农田失去护卫前哨，顺风者被风打死，背风者被沙活埋，多次播种，收获无几，年产量大幅下降，就粮食、花生、棉花主要农产品：由一九五六年的二亿零一百五十一万斤，到一九六二年下降到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耕地由一百一十六万亩，下降到八十九万亩；牲畜由五万四千头下降到二万三千头。据统计：以风沙、盐碱和内涝为主要灾害，造成六百六十二个生产队，八万八千人，二十一万亩耕地七季基本绝收。前几年农业生产下降，是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还由于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严格地批评了和坚决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且同全体农民在一起努力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去年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好转，而且，必将继续有更大的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开始出现的新气象，已经看出来了。

这是报告的第一部分。我的激动当然与我的经历有关。1958年有了三面红旗之后，我亲眼看到了农村因此造成的巨大灾难。1959年暑假，我曾按着家乡农民的求救要求，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我在北大反右倾学习中受到了半年的批判，直到1960年大学毕业的鉴定上，还给我写上“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亲眼看到了家乡亲人一个个被饿死，却不见对此灾难有认真的自焦裕禄修改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一年来除我批评。家乡县委没有做，其他“三害”斗争的报告》内页很多县委也都没有做。半个世纪后，我重看兰考县的这个报告，仍旧很激动。这是为焦裕禄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的。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县委写过类似的报告。一是敢于承认真实的现实，二是能进行反思，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的办法。

1958年后，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兰考农村的情况竟比解放前还不如了。粮食解放前是19002万斤，到1962年竟降到了6825万斤；牲畜解放前是32000头，到1962年竟是23000头；耕地解放前是97万亩，到1962年竟少到了89万亩。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这真叫今不如昔了。如果不是焦裕禄敢于对人民负责，敢于对历史负责，能这样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吗？

二是从这个报告里看到了以焦裕禄为班长的县委对历史的反思，敢于向人民说出真相，并代表原来的县委作检讨，说出了“我们觉得很抱歉，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然后写出了对生产力破坏的严重事实。这与今天有些县领导文过饰非，或说谎欺骗党和人民以求所谓“政绩”，不是鲜明的对比吗？

看到这儿，我不能不想起半个世纪后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来。只有敢于正视历史，有科学的历史观，才有科学的发展观。敢干揭示真相，才能认识真理。焦裕禄带领全兰考36万人民向大自然的“三害”作斗争，正是基于这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上。焦裕禄只在这岗位上奋不顾身战斗了一年，便取得了如此成果，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体现啊。一是吃透两头。县委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吃透，必须吃透下边的情况。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人们看准了阻挡兰考人民奔向社会主义的去路的是“三害”，我们必须把全党同志和全县人民动员起来，下决心，把它除掉。县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党内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求得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在焦裕禄同志主持下，1963年就召开了六次常委会，把问题集中起来，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在工作的浪头上，又开了三次全县规模的三级干部会，除三害的模范会，县人民代表大会，认真进行思想上的发动，政治上的表彰，物资上的焦裕禄修改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一年来除奖励。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把全“三害”斗争的报告》第15页县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除三害的号角响起来了。

报告中说：我们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而彻底地根除三害，组织了领导干部、老农、技术员三结合的班子一百二十人，于1963年8月到12月一百多天的时间，跋涉五千余里，跑遍了全县各个角落，在群众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全县所有沙、碱、涝的面积，分布情况，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的勘察丈量，并以不同颜色编号绘图示意。

报告写到这儿，有焦裕禄亲笔加上的一段：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不惜时间地追赶风沙和涝水的去向，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才算结束这项勘察任务。如二号风口，一直追到杞县的阳固公社；贺李河追到民权县有李馆公社和曹县的秋湾公社；其目的是为治沙、治水提供可靠的资料。

焦裕禄因为亲自参加了这场伟大的调查，他才有资格写下这生动的一段啊！勘察丈量的结果是：全县共有沙荒二十四万亩，其中国荒十一万六千亩，集体荒地十二万四千亩；大沙丘二百六十一个，沙丘群六十三群，沙龙十七条，大风口八十六处，危害耕地三十万亩，其中绝收的十二万亩，减产的十八万亩。全县有较大的阻水工程一百六十四处，长达二百八十九公里。其中高路基六处，高底河九处，格子堤十一处，淤塞河渠四十四条，废干渠二十九条，公路十三处，围堤十四处，控制涵闸三十八处。在情况明的基础上，分别那是今年办的，那是明年办的，那是后年办的，先作三五年的规划。哪是生产队办的，哪是大队办的，哪是公社办的，哪是县办的，都绘出分级分批治理图样。实现了一年的计划有什么变化，实现了二年的计划有什么变化，实现了三五年的计划我们又有什么变化。一年一年地，一件一件地让群众讨论，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在群众中无限循环，真正做到政策来于群众，理论来于实践，我们的计划才能变成群众的行动，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生产队的计划必须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报大队批准；大队的计划必须经过大队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公社批准；公社的计划必须经过公社管理委员会、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县批准。这样看来是形式，其实是发动，看来很慢，其实很快；这是对工作严肃负责的态度，也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除三害虽说不是真枪真刀的战斗，但是，它是向自然界进军，向沙、碱、水夺粮的革命，并且还夹杂着先进与落后的思想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阶级斗争。计划是通过群众订的，修改也要通过群众。例如爪营公社张庄大队，原订翻淤土封沙丘的计划是五年完成，二次改为三年，三次改为一年，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三个月就完成了，而且质量比开始封的还好。贫农组长尤连信老先生说，沙丘是个纸老虎，大家一动手，它就老实了。抓住主要矛盾不放，不达目的不止。常说打蛇先打头，除三害也要抓住主要的，县委认为：胡子眉毛一把抓会分散力量，同时，好事情也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实证明，三害相比，水字领先，这就是说三害的要害是水，水害是危害兰考农业稳收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矛盾才能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须有一种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根据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条真理来研究水的规律。……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一个落后的单位的转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应该说，首先是领导思想的转变，如果领导思想转变得好，并且抓住了造成落后的主要矛盾，认真地坚持下去，很快就会形成群众运动，如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又会把群众运动引上新的高潮。但是，如果这处单位的领导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时候，不但本地的先进经验总结不起来，而且，外地的先进经验也学不到手，同时，来自群众中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也得不到应有的反映和注意。由此可见，县、社、大队三级党委的书记，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学习解放军，实行“四个第一”，必须作最大的努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县委认为，对每一个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做到“及时发现，确实搞清，认真总结，正确推广”是十分重要的。例如：焦裕禄同志帮助城关公社市皓大队许贡庄生产队总结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农业丢了副业捞，不吃国家的统销粮，不要国家的救济款，将社员生活安排得很坚实，主动替国家分担困难的先进经验；县委又先后帮助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总结了坚持革命干劲，战胜内涝和风沙灾害连续获得丰收的经验；固阳公社秦砦大队坚持愚公移山的决心，战胜内涝盐碱，夺取丰收的经验；城关公社的豆砦大队韩焦裕禄修改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一年来除村生产队坚持“硬骨头”精神，战“三害”斗争的报告》第25页胜沙、碱、水三害，夺取丰收的经验，我们把这些战胜“三害”、夺取丰收，以副养农，巩固集体经济的红旗，一举再举，很快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比有对手，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帮有对象”的群众运动。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经过一年多的除三害斗争，初步见到了成效，这是在省、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全县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鼓实劲，不鼓虚劲，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并时刻注意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错误的发生，力争秋季有较好的收成。

我拿到这个报告后，十分兴奋，它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焦裕禄的思想，也是他的精神的体现。我当时向继父孟昭芝说起这份给省委地委写的报告，他又回忆了当时县委讨论的情况：“这个报告是张钦礼副书记让除‘三害’办公室起草的，向县委常委们提出来，进行了几次讨论。焦裕禄的话，让我心里痛快。这就是要不要向兰考百姓说实话，承认我们在1958年到1961年，是犯了错误，才造成了兰考现在的困难局面。有的人说，不要这么提吧，中央也没有正式文件要我们检讨。有的说，这不是我们这届县委的错误，我们没有必要承担这种错误。焦裕禄说：‘咱们共产党人就要敢于说实话，因为我们没有私利，错了就是错了，要对兰考人民有个交代。你不说，老百姓心里也明白。他们不知道1957年前是兰考的黄金时代吗？老百姓心里最明白，肚子最有数，那年月，他们没有挨饿嘛。你不说，你不敢承认我们瞎指挥犯了错误，你就得不到兰考人民的信任。虽然说，这是过去县委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嘛，你就要承担过去的县委的错误，这样兰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会再犯同样的瞎指挥的错误了。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啊。我主张开头要写明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这错误造成的灾害是什么。’”“焦裕禄没有参加写完报告他就走了。原来报告里没有写焦裕禄的名字，他不同意写他个人的名字，他说，这是县委班子领导的结果。焦裕禄去世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在报告上提出是焦裕禄书记带领的结果，这是实事求是嘛。”

焦裕禄永远离开了兰考，这个一年来除“三害”的总结报告，也就是对焦裕禄用生命换来的成果的总结，这也是对焦书记最好的纪念了。

五十年后，我用心灵抚摸着这历史文献，它充分体现着焦裕禄精神。这就是两句话，一是为人民服务，一是实事求是。焦裕禄身上体现的这两点将永放光芒，这是焦裕禄精神的核心，是焦裕禄精神的灵魂。这精神将越来越透过历史，照耀着中国未来。因为它基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有这两点的人生是不朽的人生，一个政党有此两点精神，便必得民心，必立于不败之地啊。“为人民服务”，焦裕禄不是说在口头上，县委不是写在门口的墙壁上。他说兰考人民才是我们的父母，他是人民的儿子，他是以有愧于兰考父老的心情来工作的，他是孝子，他是人民的长工，是真正的公仆。他不谋个人的私利，他要为兰考父老拼上老命，要让父母过上不挨饿的日子，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孝心；他为百姓受苦而难受，他关心的是更弱的群众，当时叫贫下中农。他为贫下中农没有翻身而痛苦。你从县委的这个报告里，没感到主持写这个报告的焦裕禄一颗为民之心的跳动吗？

实事求是。只有没有私利的人，没有私利的政党，才敢于实事求是，才敢于面对真实的历史，才不会害怕民众知道真相，无私才无畏。只有敢于说真话，敢于面对真相，才能探求到科学真理。你读了这个报告，不会感到这真是一篇科学发展观的杰作吗？没有一点是虚假的，对上级负责与对百姓负责的一致，在这报告里得到生动的体现。只有真心为民众的人才能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为民。实事求是，便是阳光灿烂，便是光明磊落，便是光明正大。只有这样，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民众的眼睛。焦裕禄的心里充满阳光，他有透明的心灵，他怀抱阳光，阳光让他全身温暖，他又将温暖传达给弱势群众，他和民众百姓同甘共苦，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实事求是的人啊。

焦裕禄兰考日志475天

1965年春天，为了实实在在地了解焦裕禄在兰考踏下的足迹，我们决定做一个焦裕禄在兰考的日志。即从他来到兰考的那天起到他去世，这近五百天里他做了些什么？他每天都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到兰考时编写这个日志，是有条件的，因为兰考县委的档案对我们开放，以及跟着焦裕禄的同志的笔记，还有焦裕禄自己留下的手记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记录。

1965年整理的这份《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日志将是研究焦裕禄的珍贵资料。在我们做完这份日志后不久，焦裕禄的事迹在全国播出，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县委书记，他成了全国人民瞩目的名人，他，震动了中国。有无数记者、作家来到兰考采访，他们便再没有条件查看当年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了国家保护的文献。

当我们将焦裕禄在兰考的日志整理出来之后，我们都深深地感动了。

中国有哪个县委书记是这样工作的呀？他有休息日吗？他有过星期天吗？他可是带着重病在工作呀。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能有这样的精力吗？他是在拼命，如他自己所立下的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改变兰考面貌”一样，他真是在拼老命啊。作者的采访记录本

这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战斗日程，也是他与早已侵入他肌体的癌细胞搏斗的时间表啊。当时我曾想以一个自知身患绝症的共产党人如何以生命倒计时为人民拼命来构思一部电影，来写一个钢铁般坚强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从这朴实的记事中，我们看到焦裕禄拼命工作的身影。每一个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人，都会从中受到震撼！

这份焦裕禄兰考日志，也可以作为一个了解焦裕禄的纲，读者可以从这日志里，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

1962年

12月5日

焦裕禄于12月4日下午来兰考县委报到，安排了住处后，第二天，便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题是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王金壁主持。

他坐在会场一角，没有介绍他。人们还不知道他就是新来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和大家一同参加讨论。他的发言，生动而深入浅出，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12月17日

焦裕禄写《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干部发扬土改时的优良作风，真正地深入下去，深入到牛屋、饭场、每家每户了解情况，听取反映，宣传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评说：焦裕禄在结束三级干部会后第四天去了老韩陵，他如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一样深入群众中。他呼唤这种与民众同甘共苦的作风的到来。

召开各公社书记碰头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了解到当前群众思想动态出现“六怕”：怕合大伙、怕抽地、怕收猪羊、怕收架子车、怕瞎指挥、怕挨整挨斗。评说：这“六怕”便说明当时的民心。群众实在太怕吃“大锅饭”的体制即合大伙，怕抽回原来借给他的一点土地。这反映出当时的所谓“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是不得民心的。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焦裕禄传达陶铸在中南五省造林会议上的讲话：

1.迅速发展林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

2.穷山恶水标志穷困，青山绿水标志着富足；

3.有限造林收益比钱存银行吃利息大得多，十年后可取回50％，真正是摇钱树；

4.造林的方针：以国营为主，国营、集体、个人同时并举。

12月23日

焦裕禄在区委书记会议上总结第一批运动的基本情况，指出各级党委指导思想明确，普遍贯彻了党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六十条”武装了干部，教育了群众，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了单干风；突出抓住了冬季生产，安排了群众生活，稳定了群众情绪；造林对兰考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林业不发展，就不能保证农业生产，不造林不能改变兰考面貌。

焦裕禄在会上对干部工作做了安排：坚持正面教育，坚持组织生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不开大会斗争，但这不是取消党的斗争，过火的斗争不对，和平共处更是不对，各党委负责人是当家人，大权在握，一言一行对下面的影响极大，更应小心谨慎，带头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应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生活不能特殊，家属也不能特殊，对困难地区的同志，要特别关心，要减少会议，大家都下去。

问题是看困难多，看有利条件少。

1963年

1月4日

焦裕禄转发县委检察组对三义寨西八生产队年终分配情况的检察报告。

焦裕禄指出：如果社员对支书库存不摸底会影响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焦裕禄说：我们一些同志甚至是县委书记，从思想作风感情上起了变化，蜕化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毁灭了自己。如果容忍错误，在党内泛滥，就会使先锋队的集体变质。我们主要批判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领导别人不能受别人领导的错误思想。我们应该有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领导我的思想，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是要勤勤恳恳的当人民的勤务员。

书记和委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执政党搞不好，就可以亡国亡党。

现在的环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生活特殊，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都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评说：今天读到这些文字，你有何感想呢？这就是焦裕禄对干部的告诫啊。只有一心为民的公仆才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他自己做到了。现在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谣：张思德不烧炭了，雷锋叔叔不接站了，焦裕禄离休住院了，老愚公说移山不合算了，老百姓只有受苦遭难了，社会风气大变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民谣流行呢？对照当年焦裕禄的这些话，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月8日

焦裕禄起草关于“鼓干劲，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的通知”。

1月9日

焦裕禄从南彰公社打来电话要县委有关部门通知，任何部门、任何人在春节期间都不准许用集体名义或个人，向财贸部门、供销粮食部门要求制度以外的特殊供应。这些部门的干部、职工都有权拒绝违反制度的要求，不多吃多占，不开后门，对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每一个职工都有向县委、监委直到中央告状的权利。评说：焦裕禄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才可能发出这样的通知，提出这样的要求。

2月4日

郗书海传达省委监委会议精神。

孟昭芝书记根据省委组工会议，谈党员的思想情况和今后意见。

1.对三面红旗的动摇；

2.严重个人主义；

3.无组织无纪律；

4.工作不深入；

5.贪污腐化堕落；

6.立场不稳、生活特殊等15种表现。

焦书记接着说社会主义建设，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思想建设。这两方面犹如车的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经济落后不好，思想落后更可怕，不抓思想工作是危险的。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是不会变的，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但个人是会变的，组织是不会毁灭的，但个别党员自己会毁灭自己的。

要分香臭，纯洁我们的党，如果容忍错误在党内泛滥，就会使我们的党先锋队集体变质。主要批判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领导别人不能受别人领导的错误思想。革命不是做官，要勤勤恳恳的当人民的勤务员。书记和县委委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我县有重大问题，个人决定，甚至会议公开制止委员的发言，实际是家长制的作风。

在接受群众监督方面怎么样？利用工作职权搞个人名利。执政党搞不好，就可以亡国亡党。过去当党员不容易，搞不好就要杀头，现在当个党员还是不容易，既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责任重大，还要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做斗争。现在的环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生活特殊，贪污多占，特殊化等。

从思想上检查，多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敌人在那里打旗帜，我们要高举红旗向这些坏现象做斗争。共产党员的旗帜要鲜明，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任何环境下经得起考验。任何时候都不能欠党的账，任何成绩都不能骄傲。

过去的战争对我们是考验，和平环境也是考验。在困难时期也要经得起考验，在政治上向党欠下账，总是要还的，离开了党的领导，不管你有多大能力，都将一事无成，任何时候，干部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都要吃苦在先享乐在后。

不坚持马列主义学习，脱离了群众监督，就要变，已经变了的同志，要有刘介梅的勇气，过去那样艰苦，为什么有些党员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斗争，坚持到胜利。看了革命历史，想一想革命先烈，为什么现在有的讲名誉讲地位，工作讲地区条件，不是比工作、比艰苦……

有些党员不是无条件的革命，乃是有条件的为人民服务。

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就会去占领。

揭县委内的问题。

搞男女关系。

救济带头生活特殊。

民主集中制问题。

种地，成了单干户。评说：今天我有些后悔的是，当年整理焦书记日志时，对他的讲话只是抄录了一少部分。他的原话比这抄录的更生动，更丰富。今天已无法弥补了。正如不能将他的声音留在世上一样，当年没有录音，也很少留影。就抄下的这一段话，对照现实，仍让人心灵震撼！焦裕禄在多次会议上，强调了干部变质的问题。50年后，胡锦涛总书记也明确指出，党的深层问题是干部的变质！焦裕禄当年提出亡党亡国了，他在现实中已经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今天看来，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3月1日

老韩陵公社汇报春耕生产情况，焦裕禄听完很兴奋。焦裕禄说这是社教的结果，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成功，贯彻执行政策的结果，也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结果。

焦裕禄在会上指出，灾情虽大，但生产情绪高，大家有雄心改变面貌，问题是“十多十少”：

一般号召多、调查研究少；

一般情况多、具体经验少；

原则讲得多、具体办法少；

干部讲得多、认真听取群众的少；

一揽子会多、系统会少；

工作布置多、认真检查少；

管理办法多、认真坚持下来少；

当前生产走着看多、计划上少；

支援农业喊得多、实际行动少；

生搬硬套多、具体实事求是少。评说：焦裕禄善于听取民众反映，并将群众分散的意见总结起来。这“十多十少”，是他根据反映总结出来的。在他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多少群众的心声啊，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所以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3月12日

县委常委会关于饲草问题。

1.各区都有草源，社员家中还有一些草，制止饲草外流。

2.一个劳动力一天搞60斤，一头牲口吃40斤，要一个劳动力包一头牲口。

3.自力更生，必要时国家给予经济扶持。

4.真正解决不了，卖一些牲口养牲口，把弱牲口淘汰。地委赵书记说，自力更生搞的草多了，可以买一些牲口。

晚上焦裕禄对制定生产规划，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我认为制定生产规划是个群众运动，必须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做出样板、推动全面、组织检查，抓住典型典范、开现场会，只有传播经验，才能做好这些工作。这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细致的群众运动。那种只让队委会提意见，形式主义的召开社员会通过，或几个干部想一下就完了事，必须加以纠正。”

焦裕禄对当前生产高潮的报告（刘俊生采访本）：

1.当前生产高潮的形势，老韩陵公社未完成花生任务，派出80人到外地买花生，种1000亩不成问题，杨山寨还有石寨的造林已经行动起来，决心改变灾区面貌。

2.高潮形成的原因：（1）是社教的结果；（2）认真总结了1958年的经验；（3）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4）制定生产规划时先政治后经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相结合，三年计划使社员看到，当前的生活改善和长远利益相结合；（5）组织评比表扬。

3.问题是十多十少五分散。

焦裕禄讲话：

常委讨论时谈，有的同志在战争、土改的过去一贯很好，这几年变了，搞享乐。有的单位吃几种饭，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应有刘介梅的勇气。过去那样艰苦，为什么有一些党员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斗争、坚持胜利？看看革命历史，想想革命先烈吧。为什么现在有的讲名誉，讲地位，工作讲地区，讲条件，不是比工作比艰苦，而是比吃穿、享受、待遇，公开向党要地位，坚决回原籍工作。有些党员不是无条件地革命，而是有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现在有些党员为人民服务讲条件、讲价钱，为个人名利斤斤计较。剥削阶级思想侵蚀是多方面的、无孔不入的。

我们不注意勤练扫地，进行清除，就会被侵蚀，因此要经常加强思想工作。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就去占领；我们必须提高觉悟，要经常地消毒防毒。评说：焦裕禄的这一段讲话，让人感动，令人深思。这就是焦裕禄真诚的心，他多么希望我们的同志保持战争年代的那种思想，那种精神啊！他没有忘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没有忘记烈士的理想；他深情地呼唤：看看革命历史，想想革命先烈吧！让我今天和他一起这样呼唤吧。

4月1日

焦裕禄起草《县委常委对自己问题的检查》，指出以前县委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民主生活方面，作风不民主，命令式的作风违反集体领导的原则。

2.执行党的政策方面：（1）粮食征购透底；（2）民政局长钱永才成了蜕化变质分子；（3）精简政策，不认真执行，王金壁给自己的儿子、儿媳安排工作。

3.生活方面：（1）出现特殊风；（2）求救济；（3）开荒地；（4）违法乱纪。

4.思想政治工作和工作作风方面：（1）不到困难地方去，个别情况一般化；（2）调查研究不全面，用好区的经验套灾区。评说：今天重读到这儿，想到当时看到的原检查报告是内容翔实、有具体生动事例的，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条目了。但就从这极其简单的条目上，也可以看出焦裕禄对县委班子的严格要求。这个检查报告里，提出了原县委第一书记王金壁安排自己人工作的问题。由此可见，焦裕禄没有放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一有力武器。

5月18日

兰考特大暴雨。

办公室记录：一次降雨180毫米。焦裕禄睡不着觉，天刚亮就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里传来各地积水的情况。焦裕禄说：“下去！所有能下去的同志立即出发！”他电话通知：“派驻大队的工作组，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抓紧排水，抢救庄稼！”评说：焦裕禄在大暴雨里去了最困难的大队，他亲自顶着风雨工作，了解情况，在下边开了电话会议。

5月19日

县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前焦裕禄了解到，豆砦雨后积水1700亩，已排涝500多亩；干部的悲观情绪很大，怕种了以后再淹；从18日到19日群众又开始外流，拾麦要饭；羊山寨和杞县引发水利纠纷。根据这些情况，焦裕禄在会上布置了雨后的处置措施：

1.集中力量，全力以赴，领导带头查好灾情，挖沟排水；

2.稳定情绪，积水大的以排水救苗为主，没有积水的，以查苗补种为主；

3.继续疏通排水河道，找好水的出路，防止继续下雨出问题。

5月27日

焦裕禄召开电话会议。

焦裕禄在电话会议上说：最近大风大雨，省地委帮助我们，来了工作组对灾民进行慰问和帮助。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全力以赴投入排水抢救。

会上焦裕禄还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安排：

1.进一步安定情绪，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查算。灾情虽重，季节尚早。墒情好，对盐碱地播种有好处，只要抓紧排水改种，夏季丢了秋季捞，搞多种经营，加上国家补助，困难是能克服的。悲观外流都不是办法，要做斗争，领导要深入到困难地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每个党员都是一种考验。

2.要妥善安排运动和生产，白天不搞运动，利用生产空隙搞运动；县区供销社要抓紧粮食调运，民以食为天，不解决吃饭是不行的；要克服一切困难，搞饲草不是临时的措施，要作为制度定下来，按照季节劳力需要规定每一个劳力交草的任务，作为巩固集体经济的一条办法；夏季分配要搞好，这是巩固社教的成果。评说：看到大雨后焦裕禄的活动，就看到了他实事求是和一心为民的精神。他提出民以食为天，白天不搞运动，要干部不要埋头搞运动，甚至让运动停下来。这是大胆的决策，是从实际出发的决定。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啊。焦裕禄将兰考情况向地委张申书记汇报后，得到地委的支持，明确提出当前全力转向生产斗争的意见。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他还要求发下的粮款实行两公布，以防止贪污多占。这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实例。只有让群众的眼睛看着权力，让权力受到群众的民主监督，才可以有效地防止贪污腐败。这是焦裕禄工作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6月15日

下午7时，焦裕禄在公社书记电话会议上作关于当前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人民的老爷，如果不坚决，不但会腐蚀干部，还会瓦解我们的阶级队伍。对家属不能很好地进行教育，就会使我们党脱离群众，长期下去成了特殊阶层，就要变质，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指示，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评说：焦裕禄反复向干部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他在这里提出了特殊阶层的问题，提出变质问题，这在半个世纪前提出来的问题今天更令人震撼。

7月13日

焦裕禄提出的釜底抽薪法，即突出抓好生活、生产的安排，把全县外流工作做在生产队。具体举措有：

1.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以后，从县抽出100多名干部，同公社干部和大队100名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加上省地委50名工作组干部，深入困难大外流多的大队，用搞社教的声势和规模，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

2.调120个治办主任，260个脱产干部，配合火车站干部，组成4个劝阻外流人口工作组，进行说服教育。评说：釜底抽薪，兰考县干部都赞扬焦裕禄提出了这个办法。焦裕禄在会上说，我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流，就要把家里生产生活安排好，让他们不再想外流。不然，只是到车站劝说就晚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今天提出的，变农民上访为干部下访，去为民办实事，解决他上访的事情，就不会有劳民伤财的上访。这和只有为民维权才能维稳是一个道理。

7月22日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刘副书记在会上报告，红庙大队42个队借地收回，并汇报了处理借地的具体办法：明抽暗不抽，统一耕种分户管理；收回借地，扩大荒地；挪用借地，抽回东地借还西地；上级催得紧就收。

焦裕禄在会上布置了今后的工作：储备种萝卜，储青草，积肥、种苇蒲和发展副业生产。评说：河南省委在最困难的时期，提出了“借地政策”，即将生产队管理不好的地借给社员自己种，收获归自己。这样，因为有了自己的地，而使外流减少，民众称这是“救命政策”，说明这是得民心的。然而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重提阶级斗争，将这借地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要求收回借地。从兰考下边的这些反映看，生产队是不愿抽回借地的，有的采用了明抽暗不抽，统一耕种分户管理。这不就是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做法吗？农民对抽回借地是进行了抵制的。作为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对抽回借地是执行的。实事求是的焦裕禄采取了灵活的办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根据灾情严重地方群众的要求，同意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进行改造，收入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得到社员拥护。这一点，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8月16日

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灾情。

当天焦裕禄召开电话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

焦书记在电话会上传达地委会议精神：（一）摸清思想状况，加强思想教育。

受灾后各阶层的思想动向有四种情况。1.悲观失望，认为年年受灾没有出路。2.走着说着，车到山前必有路。3.没有遭灾的地区，满足现状。4.重灾地区，坐等国家支援，干部中认为兰考的穷名声在外，要多少给多少不成问题。

我们要进一步查实灾情，不能坐等国家支援。上级关心我们是对我们的鼓舞，我们不应以重灾县自足，应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依靠集体，战胜灾荒，不要首先考虑国家支援，应该考虑自力更生，这才是战胜灾荒的根本思想。这四种思想怎样来解决呢？

1.向干部讲清形势，这次水灾大，灾情严重，安阳的水灾最大，我们地区是第7位。我们专区灾情最大的是杞县，其次是尉氏，我们兰考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地区。

2.要大讲有利条件，社教后的新形势，是正气上升，精神与过去不同，50％的地方好，30％减产，20％地区绝收，以丰补歉，好地方争取多收一些。

3.算大账、算细账、找出路，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要多想出路。要像韩村赵垛楼一样，贯彻阶级路线，找贫下中农想办法。城关准备开全公社的护林模范奖励大会，表扬模范，林业局给模范200元，仪封也可以开一下。

4.迅速安排好社员9月份的生活。

5.各公社大队，从党内到党外，开展一次大的思想教育运动，讲外流的害处和越逃越荒的道理，要举实例对比，树立战胜灾荒的信心，要振奋起来，干部先动员起来。（二）进一步查实灾情。

1.领导要亲自去查摸底。

2.在澄清灾情的基础上，要抓资料定计划，长短结合，大搞多种经营，从根本上改变面貌。要收集治沙治碱资料，首先要收集治水的资料，要画个草图，哪里可以种庄稼，哪里可以种苇、种蒲。有了资料以后，冬季要抓水利，因此要做好计划，做好准备。林业局、水利局下去人协助这个工作，多种经营，省里给了15万元。（三）不同地区用不同方针，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

1.要种菜，搞代食品。

2.要做好计划，老韩陵已经做了。抓紧时机多做一些苇、蒲、伏条。土山大队搞得好，搞了13里长的林带，堵了7个风口，要开现场会，总结经验。各公社除“三害”小组要抓紧，要有汇报制度，要继续查防汛、复堤、堵口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3.要大搞饲草，落实“三投”任务。（四）一切工作贯彻阶级路线。

1.供销社要突击运煤。

2.布证，要经贫下中农讨论。

3.贷款要贯彻阶级路线。

4.我们的医院要下去给群众治病。

5.副业要集体搞，不能自己割草自己卖，饿死队里的牲口。（五）加强领导。

1.干部和群众要同命运共呼吸，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以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使干部认识到这是对我们工作和所有干部的考验。因此对灾区群众提出的困难和要求，要主动了解，要送货上门，不能坐门等客，不能光讲经济不讲政治。财贸部门要有政治观点。

2.在困难时期千万不能浮在上面，空喊空叫，走马观花。要认真执行主席的指示，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才能实现具体领导。要加强团结，同甘苦共患难，上下之间、干部群众之间，都要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受灾后容易闹不团结，要加强联系，群策群力，战胜困难，抗日战争时期，有那么大的困难我们都度过去了，所以要有信心，要经常总结和表扬不怕困难、舍己为人、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同志，领导好群众战胜困难的好党员、好干部。

3.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经得起考验。干部不要搞特殊化，干部家属要下去，在生产中要反复讲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及早考虑工作方针，今年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好地方抽一部分搞社教。防汛上下要兼顾，团结治水，不让水灾搬家，群英会要开，做好准备。

开完会后，焦书记同卓兴隆、公社书记孟庆凯、关得田去查水情。评说：这次焦书记的电话会内容，我抄录较多，是因为我从这个电话会上学到了很多：不只是学到如何领导的方法，如何具体地解决问题，更强烈感受到他的一颗爱民之心。焦裕禄身先士卒，真正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他时时处处想着群众，才可能领导群众战胜困难，才能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提出这样具体可行的方法。

12月20日

召开公社书记总结会议。

焦裕禄在会上讲了两种办法。一是“四依靠”和“四坚持”。“四依靠”即依靠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依靠政策，依靠工作组、党员、贫下中农的三结合。“四坚持”，即要坚持政治挂帅，先政治后经济；坚持阶级教育，回忆对比；坚持生产、生活，一起安排；坚持贯彻政策发动群众。

第二种办法，是放账的办法。少数人在屋里放账，政策贯彻不透，群众发动不充分，粮食越放越多，缺口越挪越大，矛盾越来越多，讨价还价。这是旧社会清官的做法，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和清官是不同的，就是要发动广大群众，群众的事情让群众自己去办。明年我们要彻底翻身，粮食统销到队、到户的做法，要“抓两头评中间”。评说：焦裕禄在这时又提出不要当旧社会的清官，人民当家做主了就要让群众自己办自己的事情。这是焦裕禄和一些官员在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1964年

1月3日

召开县委会议，会上讨论了南彰公社变相分地到户，借地给社员的问题。评说：这时只写了一句情况。可见群众是多么愿意将地分到各户啊，他们在自发地搞分田到户，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不挨饿，这就是兰考的“小岗群众”。1980年，兰考实行了大包干的分地，只一年便扔掉了讨饭棍，不再外流。然而1963年的县委只能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要求，反对这种做法，这是焦裕禄的时代悲剧啊！

2月28日

焦裕禄从山东回到兰考。

2月29日

城关、三仪寨、仪封扩大会议。

焦裕禄传达省委刘建勋书记的指示，向解放军、大庆学习，学样板做政治工作，强调人的革命化；搞好社教，开展比学赶帮，不能恩赐强迫；领导干部要搞两分法，工农群众中评功摆好；要学习三老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参观，要参观好的和坏的，不要弄虚作假。说谎话、弄虚作假这是对党和对人民的欺骗。

3月14日

上午开始召开县委常委生活会议。焦裕禄发言，刘长友记录：

去年一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小成绩，地委对我们鼓励很大，表扬我们，这也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也是很大的鞭策，因此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经受住表扬的考验，今年立志站起来，自己能走路。

今年主要是很好地总结去年的工作，抓主要矛盾，抓阶级路线，抓调查研究，把工作做好，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抓薄弱环节，这个问题许多同志还不够注意，例如造林中的育苗、红薯育苗，这是群众不注意的问题。

二是抓思想，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必须抓住。

三是抓质量，要使运动一开始就注意抓质量，以质量代数量，质量第一。现在已经发现有不注意质量的现象，如下五营犁地有留格子现象，红庙有十来岁小孩拉犁。

四是抓管理，一定要搞好包工责任制。

五是抓政策，城关镇动员了很多人去宣传政策，这很好。

六是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实地检查。

另外，这一段常委和县委委员之间，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最近有个苗头，如那天苏和程爱云同志，因开会问题在大街上都吵起来了，这样不好。

再就是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检查后，他们说：一、农业局、卫生局修房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是实际需要；二、被子、家具也应该做，但是否做得快了点、多了点。另外他们说是专员批的不好，如果都是书记批的，那就没什么了。

我个人对这问题的看法是：我当时都知道做这些东西，和孙书记谈时我也在场。说有问题，我认为也有点问题，不在于做东西，而在于这一次做得多了点，当然按实际需要也不算多，但对我们灾区干部思想上影响大点，问题就在这儿。

如何加强几个后进公社的领导问题，有问题的公社是三义寨，主要是精神状态，思想不好。解决办法，一是去帮助，二是组织他们到好的公社参观。

小宋公社也是思想问题。

张君墓公社老范有些问题抓不起来。

另外我思想上有些问题：我个人思想是在兰考一天，就要把工作做好，集中考虑工作，但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

生活上别的问题不大，这次回家，借了300元，这个月可以还100元，另外小孩多穿的问题很大，可大家都是这样。

工作作风上，我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这样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对下边批评不够恰当，有时控制了自己，不公开批评，可还影射的批评，这方法是不恰当的。评说：这是我唯一收集的县委常委生活会。记录从县委档案中抄录，然而没有抄全，大家互相批评部分没有抄录。这次生活会离焦裕禄逝世只有整两个月，他是带着重病开这次会的。他说了他最苦恼的是身体，他检讨因为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他回家看多年不见的老母亲还借了300元，他说要用他的工资还清，他还了100元后，便因病住院了。整两个月后，5月14日，焦裕禄去世。他去世时还欠200元，由县委讨论免去了。他家的生活是困难的，但他却从没有要求过补助。这是今天的官员难以想象的吧？我每次看到这几行字，便不由得眼里含泪！

3月17日

焦裕禄谈种泡桐的要求：

以桐树育苗为中心，因地制宜，开展育苗造林运动。桐树是摇钱树，在兰考发展桐树是农业经济之本，林业之帅，因此要狠抓泡桐树种植。泡桐的价值不仅是木材，而且它本身对改变土壤抵抗风沙、改良气候、绿化环境、增加收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兰考搞桐树是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是改变兰考面貌的中心一环。同时我们也有条件：有土地、有桐根、有桐树的有48个队，集体和社员可以刨桐根育苗；有育苗的技术，群众还有要求，这就是说我们发展桐树的条件成熟了。条件成熟不干就会落后于形势，因此要坚决打好这一战。总的要求是今年移栽3万亩，育苗400万到500万亩。

明年培育40万棵桐树苗，每亩栽8棵，明年栽5万亩，共8万亩。桐苗移栽后，桐根再发可作者在兰考达100万棵，到后年再栽12万亩，共20万亩。桐树还可以进行压条，后年搞到三四十万亩，争取后年把所有能栽桐树的土地都栽上。立即行动起来，重点摸好底子上报，看能搞多少桐根。要统一行距，要能过拖拉机。一带一，有桐树的队，带一个无桐树的队。评说：读到这儿，你能不为焦裕禄热爱泡桐感动吗？他以重病之身，想到的是兰考的明天，想到了几年后的兰考将是一个绿色的世界。他不像一些官员，只想眼前的政绩，而不管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保护，不是造福后代。而焦裕禄对泡桐的热爱，是他的理想体现。

第二部分 尘封的日记，当年众人说书记——身边人眼中的焦裕禄

“焦书记的提包，问题不少”——县委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介绍兰考

兰考：9个公社，1个城关镇，10个单位，36万多人。这个县，主要的灾害是风沙、内涝盐碱。先说沙。兰考地处黄河故道，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这里开了口子，仪封城被冲留下了一片黄沙——诗的意境！

民国21年，下面又决口子，先淹考城县，后淹顺河集。有老农说，在此正东方向在乾隆四十八年决口后，下面又决口，向南走形成了沙荒，沙、盐、水来源于黄河，咸丰五年（1855），黄河又归古道。

1950年兰考开始造林，到1956、1957年，全县的林起来了，基本上制止了沙，“只听大风响，不见黄沙扬”了。1958年到1961年，兰考大炼钢铁需木炭，以及成立公共食堂后，伐木为薪，林木遭到了破坏，风沙再起。

1962年春开始，每次刮风仪封公社书记李凤良都做记载。他记到了99场风的情况，记到了收麦之前。

沙堆滚动，淹没庄稼，风起村移，都被埋住了。

再说水淹涝：1958年以前，兰考县的涝灾主要在张君墓，去哪儿都得坐船儿去，因为地处下游，上边面积较小，以后经过1958年河网化，积水不能下排，使涝灾的面积扩大。

再说盐碱：1959年冬到1960年春，搞引黄储溃、使地下水位增高，盐碱上翻，耕地少、次生碱较多，如城关公社按原来就可以种地，后来都盐碱化了。

兰考收成最好的是1956年，收粮一亿六千万斤。后来“三害”加重，粮食产量下降，到1962年产量下降为6000万斤，生活压到了最低标准也难保证基本口粮。这种情况搞统销很困难，账都算不下去，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群众外流现象严重，都逃荒去了。

焦书记是1962年12月来的，是这县情况最严重的时刻，外流三四万人，到哪儿去一问都说是兰考县人！——这也引起少数工作人员不安心（灾区干部），比如城关公社压力较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很严重，少数干部申请退职回家搞小自由、跑买卖了。有的请假长期不归，外地干部申请回原籍工作。党的民主生活不够正常，被灾荒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焦书记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到1964年5月14日去世，共一年半。他一到兰考县，首先扭转干部情绪，抓干部思想和作风，贯彻中央组织会议的精神，大抓阶级斗争。他先抓城关（仪封、三义寨），这是灾情严重的地方。当时正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他去城关老韩陵蹲点。老韩陵原来是个好地方，后来刮起了“包产到户”风。他一来，是第二书记，他蹲点都到困难的地方，去好区好队的时候占少数。比如，他去张君墓的赵垛楼，去红庙的葡萄架。

1963年秋，我跟他去了好多地方，主要是去摸产量的。我跟几个书记下去过，他们都没有他那么有魄力。他一抓就快，干劲很大。他来的时候就有肝炎、神经官能症。他是“白天看，黑夜想，早晨记”。有一次，我、老周、中修和他在黑夜闲扯，他说：“这人的脑子，就跟镰刀、锄头似的，你老是用它，它就锋利，老不用它，它就生锈了。”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把一天的事想想，像放电影似的，回忆一下。第二天，数他起得早，他拿起小本子来，记想到的问题，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发现好的或者坏的典型，他要看，要分析，要积累。他首先看的是阶级斗争情况，如：丰收不爱国，富了不革命的队，破坏集体经济。他在灾区树典型，葡萄架、坝子生产队是穷队，但热情很高，他进行了表扬。

说说除“三害”吧。

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张钦礼同志熟悉，他具体搞这个工作，县委书记是个班长。有一次，焦书记说：“除‘三害’要抓死，要像老鳖一样咬着不放，非等星星出全了不可。”说完大家哄地笑了。

焦书记的作风很好，他按时召开常委的生活会，对政策进行充分地讨论，在困苦面前找出路，在困难面前出英雄。他说愈困难做出的成绩愈大。

1963年春，兰考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想帮助贫下中农，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习生产经验。

他研究种白芍（药材）——在葡萄架蹲点时，他从一户人家中看到了这药材，便带回来放到了会议桌上。他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提出来要种药材，要帮助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

他组织贫下中农看三园（瓜、菜、果木园）、看仓库、管农具，帮助他们养猪，还给贫下中农贷生产工具（翻地用的铁锨）。他说要在全县干部中讨论为什么要扶持贫下中农。他在老韩陵搞重点。

1963年冬，他和县里干部冒风顶雪到各户去访问。头一天下了雪，黑夜里下更大了，积雪很深，第二天天明后他就起来先打电话联系，然后分头去各大队逐户去看，安置群众生活，带着布票和棉花去的。

下大雨了他往外跑，担心出事他睡不着——别人下雨往家跑，他却往外头跑。

他大活小活都干。公社还在召开会议研究劝阻人员外流问题，他就已经站在车站门口，劝阻人们外流了。

日常，焦裕禄很随便，在县委会议室开会也很随便，敞开怀，冬天还解开扣，用手按住他的肝。在一次会上，他疼得不行，还不想让人发现，可其实有人发现了……

他吃饭到哪都可以吃，有时就蹲在火炉边吃饭。

县里安排公社干部的家属下乡，名义上是安排下去，可实际上他们下去不好好劳动，他批评：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3年，有公社想摘掉灾区的帽子没有摘掉，公社书记队长抱头大哭。焦书记发现后，去他们公社了，提出“四丢四捞”，春季丢了秋季捞，农业丢了副业捞，低洼区丢了在岗上捞……他这么一鼓励，人们的情绪很快变过来了。

了解了赵垛楼摘掉灾区帽子的情况后，他向地委写了汇报《一个老灾区队的繁荣景象》，讲灾区翻身了，秋天卖了余粮。赵垛楼的生产他能很快地抓上去与治水有关，从此他狠抓治水查河。

焦书记抓桐树育苗，先从城关老韩陵胡集抓起。他从这发现问题，提出“保护树木恢复花生”。他建议，搞五个林业派出所，专门保护林业。作为县委书记，他的办公室却是在农村的地头。他不讲享受不讲条件，他在县委大院的办公室、家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查河记“你对哪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这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

兰考水灾频繁，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焦裕禄全面查水，经常顶着雨去找出问题，访问老农、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人们有句话，叫“焦书记的提包，问题不少”。

在南彰公社，公社党委的同志汇报说：“今年接受了往年的教训，从麦收以后，就抓紧时间做了排涝工程，五条主干河道，都挖成了，保险今年不再受淹。”焦书记听了后很高兴。《河南日报》刊发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学习焦裕禄的报道

其实焦书记早已亲自查河，他叫这个同志一块走，这一边走是一边受教育的过程。那个同志脸红了，县委书记自己却说：“这也教育了我们，要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啊！”——这不能光听他汇报的话。我想这真是一场好戏，县委书记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全县的干部，向灾害做斗争。焦裕禄平易近人，温和中有严。他像一团火，让你感到温暖。

一个村支书知道焦书记有病，安排他休息，焦书记说，工作完了才最痛快么。于是焦裕书记带着干部和社员们一块劳动，带着干部，一起劳动，收拾完了以后，焦书记说：“今天大家干劲冲天，战果辉煌，受到了群众赞扬，特放假一晚，以资奖励。”引得大家一场大笑。

挖河翻出的土垒在河沿两边，把河床加高，两边水进不到河槽。书记在雨中查河，水有两尺深，把豆子淹了，要求把河滩推平。堌阳公社马木村边，有个四明河。干部为了走路方便，高桥高路，下雨干脚，不愿意拆——县委书记就领着他们看了，说宁可汛期踏上点泥水，为了百姓的生活，也要把河滩推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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