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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伊恩·戴维森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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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试读：

彼得·卡森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和国王奖学金获得者，多年前就曾鼓励我撰写本书；同时献给我的妻子珍妮弗·莫纳汉，正是她的博学多才与不懈支持，我才得以撰写本书。引言《法国大革命》一书讲述了一群以律师为主的年轻法国人的故事。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何以基于法治的新原则，着手建立全新的国家？他们何以一度旗开得胜，不久之后又何以功败垂成？

他们称之为“革命”，但这场革命的发端几乎不见刀戈，并且在随后的三年里很大程度上也以和平示人。最终，这场革命走向失败，局面混乱不堪，国家进入恐怖统治时期。此时，也正是这些革命者逐步废除了他们所确立的法治体系。

这个故事跟那些耸人听闻的画册所描述的全然不同，那些画册上的插图经常给法国大革命添加一些民间流传的传奇色彩。根据插图的描绘，张牙舞爪的暴徒嗜杀成性，断头台刀片的滑落声没完没了，令人胆寒，这些画面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任何对此信以为真的读者必然目瞪口呆，甚至感到困惑。人们无法理解诸如此类的图片，因为它们极具误导性。

诚然，革命者留下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和世界上首个现代化警察国家的精妙制度。他们还发明了“大规模战争”的概念，其特征为动员全民参与，大规模集中经济资源与官僚资源，不达胜利决不罢休。

但是，他们在1789年春并未在凡尔赛大肆搞破坏；旧制度不堪重负自行垮台后，“革命”才初步成型，此时“革命者”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重任。

他们继而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他们在欧洲打开了通向解放与民主的新时代的大门；他们破旧立新，立足法治，一手创建了首个现代化的、日后唯理性主义至上的世俗国家；他们阐明了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后来被概括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他们与后来者常常援引这一口号，却很少躬行所言。

这场革命的诱因是国王逐渐察觉到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破产，他需要靠外界施以援手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诱发革命的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是，过去百余年来，数任国王一再实行专制政策，而这些政策疏远了所有原本可能解囊相助的人，至关重要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在其中。

旧制度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失公平，只有极少数贵族除外。至少从上一个世纪起，历任法国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先后剥夺了贵族分治全国各地的世袭的政治地位，从而将政治权力集中于全国的中心，也就是凡尔赛宫。为了弥补贵族们丧失的政治权利，君主增加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享有的特权，部分是通过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免税制度，部分是授予非富即贵者上层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在凡尔赛参加等级森严的宫廷典礼，而最为关键的是让他们获得了加官晋爵的机会。

革命爆发时，革命派抱怨最为强烈的问题莫过于不平等的税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革命的首要推动力仍是把持国内各主要行业的资产阶级所遭受的歧视。

在君主统治下的法国，传统的晋升途径是参军入伍与投身教廷，然而根据君主制定并于18世纪早期（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严苛执行的制度，除贵族之外，其他人无法在以上两个领域内晋升高位。贵族占法国人口的比重相当小，即便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争论当时贵族的比例究竟有多少？部分原因在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同宫廷之间一直在为贵族身份的归属争论不休，从家族历史最悠久的纯正贵族，到不算久远但合乎骑士身份的佩剑贵族，再到完全由平民阶层擢升的在法院任职的穿袍贵族；部分原因在于继任的君主册封新爵位，尤其是路易十四，他不断敕封新爵位，设立新公职，出售官职聚敛财富。因此，关于贵族数量与贵族家族数量的多寡众说纷纭，各方估测的数量都有所出入：家族数量从9000个到25000个不等，而个人从11万人到40万[1]人不等。

贵族数量的差异似乎很大，但同法国的人口规模相比，实则微不足道。18世纪初，法国境内约有2100万人，到18世纪末，人口数量已稳步增长至2800万左右。换言之，不论18世纪末法国贵族阶层的数量是多少，其所占比重都微乎其微，大约只占总人口的0.4%到1.5%。11万人也好，40万人也罢，绝大多数贵族是小土地所有者，被蔑称为地主阶级；他们的庄园坐落于法国的偏远地区，而他们当中许多人即使获封爵位，保持尊严与荣耀，并享有特权，却也常常囊中羞涩，甚至一贫如洗。在英国，这群人被称为乡绅，甚至是破落乡绅。言下之意，兼具财富与影响力的贵族少之又少。他们不是21世纪常用来描述极端不平等现象的“社会顶层的1%”的那群人，但同样是极少数群体。

神职人员的数量甚至更少。全国共有12万背景不同、处境迥异的神职人员。139位主教处于教会上层，他们财大气粗，专权擅势，而且全是贵族；至于底层的3.5万名教区牧师，绝大多数生活窘迫，处境和教区居民相差无几。

对一位并非贵族出身却怀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而言，他的职业选择十分有限，只能从事商业或法律工作。工业革命初露端倪，主要集中在英国，但尚处于萌芽阶段，因而投身生产制造业不是当时的主流选择。同样，从商通常指进行贸易或商业活动，不过商业运作需要资本，很大程度必须倚仗事业有成的父母的支持。因此，没有家族生意扶助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通常会选择从事法律工作。

法律行业有很多诱人之处。如果你如愿以偿地在皇家法院及其附属法院工作，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许迟早还能在司法系统内购得一任不可多得的官职。这些官职明码标价，将让你一本万利。等到你赚得盆满钵满，理论上你可以买到司法系统内最有威望的职位，隶属高等法院（Parlements），尽管穿袍贵族强烈抵制平民渗透进高等法院。即便如此，法律行业仍是平民获得贵族爵位，随之而来获取大部分特权的唯一途径。

然而，法律行业不仅是志存高远的平民谋生的方式，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政治阶层的基础。当时崭露头角的律师通常谙熟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想。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法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巴赫与莫扎特、艾萨克·牛顿与亚当·斯密等人开创的远远超越知识层面的启蒙运动，只是这场剧变的冰山一角，这场变革贯穿整个社会，正造就不断壮大、受过教育且有文化、有抱负的[2]资产阶级。弗朗索瓦·傅勒对启蒙运动在法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有如下描述：

在18世纪，法国社会拼命寻找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间人，恰如我们现在所言，因为它过于“发达”，所以难以像上个世纪那样压制民声，迫使人民绝对服从管制。路易十四死后，人民自然寄希望于传[3]统的政府机构，譬如高等法院。但是整个世纪以来，由于百科全书[4]的启蒙作用以及卡拉斯家族的不幸遭遇，高等法院备受谴责，显得过于保守，绝无可能在启蒙社会中有效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因而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不断寻找其他发言人：哲学家与作家。因此，文[5]学实际上具有了政治功能。

在司法系统内初露锋芒的青年专业人员中，独具特色的政治辩论技巧迅速发展，文学的政治功能得以不断加强。“革命派”登场时并未带着推翻任何政权的想法：他们只是来讨论，来辩论，来发表政治演说。[6]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做出了同傅勒类似的分析：

法国人疏远自己的公共事务，丧失了经验，受制于制度，却无力改变它们，与此同时，法国人又是世界上最具文化修养、最崇尚智慧的民族。你想到这些就很容易理解，作家何以凝成一股政治力量，而[7]且最终成为了领导力量。

就知识和道德层面而言，虽然启蒙运动不可避免地同旧制度封闭保守而又专制强横的体制相对立，但其社会与经济影响却造成了更为深远的政治后果，促使受过教育的新兴资产阶级起身与专制政府相抗衡。启蒙运动让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基本的政治地位，法律的实践则赋予他们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受过教育的、具有文化修养的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正在奋起反抗，势头锐不可当。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来自举足轻重、蓬勃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在体制内获利更丰，进而对旧制度的排他性规则深感懊恼。事实上，君主赋予贵族职业上的特权迫使大多数年富力强者不得不跨入法律行业。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然而，路易十六拒不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其前任君主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建立的专制政府是以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为基础的。1786年，路易十六再次陷入财政危机，于是向其传统的阶级盟友求助。他召集贵族举行会议，但后者拒绝施以援手。路易十六早年废除了他们治理一方的官方政治角色，如今发现此举彻底疏远了他们。然后，他求援于法国最高法院—巴黎高等法院，正式发布了敕令，可他们也不肯相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法院逐渐认为资产阶级（完全违宪）有权维护自身政治权利，而且实际上开始暗地里反对君主制。换言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君主制度的排他性政策经年累月造成的结果是法国的整个政治体系陷入了僵局。

理论上，类似法国大革命的运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因为时机业已成熟。当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就已展开了革命，最终形成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在欧洲大陆，法国受到了波旁王朝极端的专制统治，但绝非个例。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多数民族都受到非此即彼的王室统治，其中多数王室推行程度不一的专制制度。部分政权曾断断续续进行了改革，可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或许是日内瓦，按理说它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仍是由极少数统治阶级统揽大权的专制国家。到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专制政权抱残守缺，早已逾越政治容许的范围。因此，从1760年起，在匈牙利、米兰、瑞典、比利时、日内瓦以及法国，受压迫的民族纷纷起来抵抗，这些国[8]家经常爆发反对统治者的抗议活动。

既然如此，为何革命在法国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革命初期路易十六便完全屈从于迅速推进的资产阶级浪潮。在欧洲其他地区，当权者通常采取一定的暴力手段，尽量镇压各种抗议活动，平息暴乱。在美国，英国军队试图以武力镇压起义的美国人，结果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一败涂地。在法国，国王被赶下台，革命者却未动用武力，基调始终和平。

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一起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所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表明立场。一方面，它催生了《人权宣言》，主张人民主权；但另一方面，它也有断头台与恐怖统治，因而若干历史学家认为，恐怖统治时期的暴力事件足以定义法国大革命，它一无是处。譬如，虽然埃德蒙·伯克在恐怖统治开始的数年前就公开谴责社会局面，但他还是抨击了革命的暴力与无政府状态；即便时至今日，部分颇受欢迎的英文著述仍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论调，诸如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和西蒙·沙玛的论述。

我试图以更加中立的态度，客观描述事实。本书并非学术专著，我也无意记述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我的目标相对实际，即依据真实可信的史实，以言简意赅的语言与通俗易懂的笔调讲述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汲取了多个时期的资料—遍览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著述。但是，我始终深知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法国的历史事件。在19世纪至20世纪无休止的政治动荡中，法国的政治家们从未停止思考这一事实，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源于这场革命的余波，以致包括19世纪的三位首相在内的数位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特、阿道夫·梯也尔和让·饶勒斯）都曾书写了多本关于大革命历史的书籍。鉴于此，我试图透过法国作家的视角，了解这段已经成为法国与其自身长期对话的一部分的历史；鉴于此，我引用最多的是六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来自贯穿这段漫长衰退期的三个不同时期—19世纪中期的儒勒·米什莱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20世纪上半叶的阿尔贝·马蒂厄和阿尔贝·索布尔，20世纪下半叶的弗朗索瓦·傅勒与让·蒂拉尔。

米什莱生活的时代邻近大革命最后的幸存者，他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极力拥护共和政体，也极度憎恶罗伯斯庇尔。他的人生经历与狄更斯一样鲜活生动。托克维尔有生之年并未写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专著，但是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纵然在160多年之后，仍是对大革命的起因与形势分析得最为鞭辟入里、引人深思的著作。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左翼研究者的阐释在法国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其中马蒂厄和索布尔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亲罗伯斯庇尔派，而且他俩学识渊博，文章可读性极强。傅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最杰出的大革命史学家，他推动学术界打破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史学的支配地位，影响深远，其精辟的分析与高深的判断至今仍然无可争议。蒂拉尔紧随其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他恰逢其时地出版了相关历史专著。

过去，法国历史学家往往爱憎分明，或是罗伯斯庇尔的狂热崇拜者，或是丹东的忠实信徒。如今，论战早已平息，我的书中不曾出现英雄豪杰。就此而言，法国大革命或许空前绝后。美国革命是美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里程碑，造就了一批风流人物，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而他们只不过是延续至19世纪漫长历史的第一批人物。法国大革命则截然不同，傅勒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毋庸置疑，却并未诞生任何伟人，这一论调无疑正确。

许多历史描述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法国大革命只是单一的暴力事件，市民在巴黎市区攻占巴士底狱要塞足以印证。这确实是一起引人注目、骇人听闻的事件，一群愤怒且无组织的暴民发动了猛烈袭击，摧毁了法国专制政府最令人胆寒的标志性机构，不过这场攻击事先既无计划，也无战略，事后更未产生相应的政治成果。

因此，巴士底日，即7月14日，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与法[9]国大革命的最佳象征，显得十分荒谬。事实上，巴士底狱的沦陷绝对无法代表大革命早期的真实行动，因为早在三周前，在10英里之外巴黎西南部的凡尔赛地区，大革命已经在沉默中爆发，一切井然有序、庄严肃穆、衣着考究的革命派见机而作。第一章　三级会议

路易十六最终认识到，所有直属政府机关都在按部就班地牵制他，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将对他的求助坐视不理。1788年8月2日，他决定越过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举行三级会议（étatsgénéraux），希望通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会议帮助自己度过财政（与政治）危机。这个议会组织如此命名的原因在于它代表全体法国人，而法国人在名义上又分属于三个等级分明的阶层：第一等级为神职人员，其次是贵族，[10]平民则处于最底层，属于第三等级。三级会议是被长期忽视的国家顾问机构，它历史悠久，早在近500年前的1302年就已设立；三级会议鲜有召开，其职能既不确定，亦不可靠。近百余年来，由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唯我独尊的威权与高度集中的权力，三级会议实际上已遭废弃，175年间从未召开，上一次举行还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六的曾曾曾曾祖父）统治的初期—1614年，庆祝他的13岁生日。这一时间点意义重大，因为路易十三后来明确推行了绝对王权的政策，而路易十四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政策，宏伟壮丽的凡尔赛宫长久以来的辉煌气派足以佐证。

到1788年，形势完全不同往日，纵然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过着与世俗隔绝的富足生活，但他绝未真正承续“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气魄。路易十六生于1754年，1770年迎娶奥地利大公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他当时是年仅15岁的王储，而她不过14岁。安托瓦内特经过几年方才怀孕，这招来许多不怀好意的流言与臆测。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1778年12月19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产下了长女玛丽·特蕾莎，这是四个孩子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比父母长寿的[11]孩子。

当年34岁的路易十六大腹便便，一如之前的虔诚，懦弱胆怯且优柔寡断。他满怀善意，却无力抵制妻子轻佻阴险的随从的干预。他不再大言不惭地信守专制主义，转而谦逊地乞求“忠实的臣民”帮助他“克服本王在我国财政状况上碰到的所有困难……并且让我们体察[12]到国民的愿望与怨言”。

路易十六提到的“愿望与怨言”暗指一种古老的传统，即召开三级会议理应随附法国全境所有选区各代表团提交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由三个等级中每个等级的地方代表拟定：在每一辖区（bailliage），神职人员举行会面，共同起草陈情书；贵族亦然。由于平民人数远超神职人员与贵族，他们的起草流程稍显复杂：每个教区需草拟一份初稿，然后由辖区一级进行修订整理。

很多情况下，既出于方便考虑，也无疑是出于忧虑和盲目因袭的原因，代表团借助各类陈情书模板撰写书面报告。这些模板唾手可得，广为流传。部分教区借鉴了两份甚至多份模板，例如，学者们已经在南锡辖区的陈情书中辨认出11份模板的痕迹。在乡村地区，人们往往只得依靠这些模板，因为多数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这一起草整理的过程催生了60000份陈情书，数量着实惊人，托克维尔后来称这是“古老法国社会的遗嘱，是其愿望的至高表现，亦是其最终意志的[13]真实反映”。

这些陈情书频繁表现出对财政赤字的震惊，并普遍质疑国王管理公共财政的专断权力。引人侧目的是，三个等级不约而同地赞成这一提议：引入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之前，三级会议应当坚决要求制定宪法。

平民拟定的陈情书自然切合当地实际情况，囊括种种不同意见，但也有些相近的主旨：强烈的君主情结，对国王身为一国之君的信任，改善生活条件的普遍愿望，以及对时灵时不灵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的诸多指责。尤其是，平民广泛要求简化司法制度，甚或改革和减轻赋税制度。

第三等级对徭役制度极为不满，这是一种强加于最低等级的社区职责（通常以体力劳动的形式），主要目的是维护道路。然而，更令他们愤愤不平的是贵族垄断狩猎权，强加给他们有偿使用贵族磨坊和面包烤炉的义务，并且贵族还手握行使当地领主审判权的权力。一般而言，第三等级希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审判不含歧视性，赋税制度也一视同仁—不再豁免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税赋，以免这些苛捐杂税大多落到第三等级的头上。

话虽如此，但显而易见的是，收集平民陈情书的制度—首先由教区一级起草，再交由辖区一级修订整理—导致了有政治倾向性的筛选，因此定稿更为强调社会上层要员的意见，顾及农场主而非农场工人，顾及大师工匠而非其雇佣的熟练小工。但是，人们都普遍而强烈地要求制定更为平等的赋税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些陈情书而言，平民对自己须向当地领主或地主缴纳的各种半封建性质的税费意见不一。几乎所有人都质疑其中某一种税费，可很少有人要求全盘颠覆整个制度。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可知，贵族与第三等级都曾在多份陈情书中主张充分利用教会资产，或减轻国家债务，或缓解贫困危机。这一切促使各方要求制定宪法，限制国王权力，建立国家代议制，赋予他们征税与制定法律的权利。

因此，三级会议的召开并未解决国王的财政危机，反而直接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因为陈情书最常提及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合法性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

正如上文所提，在巴黎设有一个机构—高等法院，实际上还有十多个次一级的高等法院，位于法国全境各省。它们不像英国下议院和美国国会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处于司法系统的最顶端。具体而言，巴黎高等法院的一大任务便是记录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国王的政策举措签署意见。如果高等法院认为王室的举措同其他法律原则存在冲突，则有权发声反对；它时常声称这一职能赋予了它一定程度的民主合法性，就好像它代表全体国民。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巴黎高等法院是特权与财富的权势机构，是律师的天堂，正在崛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穿袍贵族的特权地位，同宫廷中世袭的佩剑贵族分庭抗礼。因此，高等法院自称拥有民主政治合法性，但这一点并未得到认可。

相比之下，三级会议由选举产生，因而可以宣称自己代表全体国民。按照传统，这三个等级应当分别开会、辩论以及投票，而且每个等级都有一个规模大致相当的代表团。即令平民等级代表了大约98%的人口，但神职人员与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往往投票争取己方特权，否决平民提议，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选举代表的前几个月，此项安排公平与否是政治辩论的主要议题。令人惊讶的是，1788年12月，路易十六竟然被生于日内瓦新教家庭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说服。内克尔当时担任财政总监，提出第三等级代表团的人数应是其他两个等级代表团的两倍。这似乎意味着只要平民票往一处投，他们就不会轻易地被另外两个特权等级以多数票否决。但是，国王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这三个等级是各自单独开会投票，并遵循古老的封建传统，仍然给予特权阶级额外关照，还是同处一室开会投票，从而使第三等级投票否决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成为可能。

国王已经在迈向更为民主的代议制度上走了一半，却半途而废，这件事很典型。受过教育的第三等级人士将这个不靠谱的折中方案视作严重的挑衅行为，继而在1788年下半年出版了大量颇有争议的小册子。

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是胸怀抱负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些人后来声名鹊起。名声最大、令人满腔愤慨者当属第三等级的代表奥诺雷·加百列·里克蒂，即米拉波伯爵。维克多·雨果后来描述称他是“令人难忘且振奋人心的其貌不扬之人”，他因童年时期感染天花留下了伤疤而惨遭毁容。青年时代，他是反政府主义者、浪荡者、决斗者以及疯狂的冒险家，可在革命早期却成为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以其深受欢迎的雄辩而广为人知。他曾自称：“我只要一甩动那鬃毛般的骇人头发，就没有人敢打断我！”

1749年，米拉波生于贵族世家，其父是米拉波侯爵维克托·里克蒂，原籍普罗旺斯大区，具体位于巴黎南部卢瓦雷省的勒比尼翁。他17岁时加入骑兵团，但不久之后做了不甚光彩的劣行败迹，被父亲囚禁于雷岛。获释后，他迅速晋升为上尉，没过多久却离开军队，开始了冒险放荡、伤风败俗的生活。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为妻，之后却与妻子的家族反目成仇，最终以一场备受关注的官司收场。后来，他还有过一段骇人听闻的经历，同胞妹保持近乎乱伦的关系，事发后被迫逃亡。此后的15年中，父亲经常以王印文书（lettres [14]decachet）追捕他，他因而多次遭到囚禁。他逃出其中一座监狱茹堡，同迷人的苏菲·德·莫尼耶私奔，她是一位高级法官的年轻妻子；他因此被控绑架与诱奸，应判死刑，于是不得不逃到国外，先后踏上瑞士与德国的领土，最后在荷兰落脚，并在此获得公民身份，靠为当地书商写作谋生。1777年，28岁的他被父亲引渡回法国，在万塞讷的监狱被羁押了3年。他在这里遇见了萨德侯爵，但对此人厌恶至极，转而撰写了很多书籍，包括《王印文书与国家监狱》，以此猛烈而巧妙地抨击法国当时专横且不公的刑罚制度。

米拉波早已结识年轻的神父佩里戈尔，佩里戈尔是未来的塔列朗亲王，他在巴黎将米拉波引入上流社会，将其介绍给达官显贵。出狱不久，米拉波结交了一批未来的革命者。1782年，他在纳沙泰尔见到了因日内瓦政治动荡而流亡海外的银行家埃蒂安·克拉维耶；1784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雅克·布里索和乔治·丹东；他还在巴黎与新近独立的美国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同工作。1788年，他联合布里[15]索、克拉维耶、孔多塞等人创建了“黑人之友”协会，以废除奴隶制度。

国王召开三级会议时，米拉波立刻设法取得代表身份，但其所属的贵族阶层不需要他；1789年2月8日，贵族代表组成的议会投票将他拒之门外。米拉波随后向第三等级靠拢，出版了小册子《诉诸普罗旺斯人民》（L’appelàlanationproven?ale），他在书中声称自己致力于为第三等级争取权益，反对贵族享有特权，这帮助他成功当选为普罗旺斯大区艾克斯地区第三等级的代表，并以此身份出席三级会议。

1789年1月，40岁的神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出版了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小册子。作为神父，西耶斯属于神职人员，但不是彻头彻尾的牧师；诚然，他在教廷担任过几任要职，并于1783年在沙特尔大教堂任咏礼司铎。数年教会生涯，让他得以同日后的巴黎市长热罗姆·佩蒂翁亲如手足，并结交了米拉波的朋友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佩里戈尔此时是欧坦教区主教，也是神职人员当中积极倡导改革的人之一。1788年夏，西耶斯被要求编辑一本由奥尔良公爵的秘书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有伤风化但大获成功的长篇小[16]说《危险的关系》（Lesliaisons dangereuses）一书的作者］撰写的小册子。他在编辑过程中大受鼓舞，于是决定自己写一本小册子，并于1789年1月发表了标题耸人听闻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

西耶斯在小册子的开篇提出了三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17]

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

西耶斯继而明确表示第三等级是“整个国家”，而贵族与这个国家格格不入：首先，原则上它并非发端于人民；其次，由于其自身性质，它不捍卫普遍利益，仅捍卫私人利益。

西耶斯的小册子立刻在政界引起轩然大波。最初几周，拢共卖出3万多本，随后连印三版。米拉波感谢西耶斯给自己寄来一本，附言[18]道：“这么看来，法国至少有一位大丈夫。”拉法耶特侯爵断言西耶斯的小册子“在所有发表的著述中”数一数二。

从三级会议开始，西耶斯批驳贵族特权的檄文几乎立刻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革命势头日渐高涨，革命派的领袖很快与神职人员和教会为敌，最后也与国王反目。革命最初的主旋律是批判贵族及其享有的半封建性质的特权，但正是西耶斯的小册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一阶段的焦点问题。

在18世纪，法国的人口数量增加了约35%，接近2800万人，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唯一可与之匹敌的国家是东面的俄国，那里可能有3000万人。相比之下，英国仅有800万至1000万人，普鲁士则更少，只有600万。然而，法国的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率不成正比，工资水平也未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结果导致大量人口经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粮食减产，人们食不果腹。18世纪80年代的数年间，寒冬漫漫，夏季多雨，庄稼歉收，贫穷和饥饿的情势更加严峻。

大多数普通法国人仍然生活在乡村，他们遭受贫穷与饥饿的影响最大，但法国正在发生变化，政治重心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在基本上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贵族享有半封建性质的特权或许有章可循，尚可接受，但在社会与经济活动形式愈发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城镇数量的增长与城市生活的发展，贵族的特权日益不为民众所接受。未来的革命者几乎全都生活在城镇，从事法律行业实质上是进行一项城市活动。

1789年2月，三级会议的选举在法国各地区开始。所有贵族每人一票。神职人员当中，主教和教区牧师（curés）也每人一票，但每座修道院的隐修院全体修士只有一票。第三等级中，投票仅限于纳税达到一定数额者，这立刻将大部分家庭排除在外，而且投票分几个阶段进行，又进一步削减了平民代表的数量。

选举过程稍显混乱，我们不清楚参选代表的确切人数，但是总体情况很明朗：神职人员代表团有291人，贵族代表团有285人，第三[19]等级代表团则有578人。神职人员代表团包括46名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206名教区牧师，他们大多和教区居民一样贫穷，同样反对等级特权的原则，而高级神职人员多数非富即贵，隶属特权阶层，尽管其中某些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譬如塔列朗。1754年，塔列朗出生于巴黎的某个名门世家。鉴于出身，他本可选择从军，但因畸形足致残，转而投身教廷，即便缺乏宗教使命感。通过担任兰斯大主教的叔叔的帮助，他在1788年奉命出任欧坦教区主教一职，时年34岁。虽然同代人大多瞧不起他，可事实证明，他是最善于生存的人之一，在历史上比罗伯斯庇尔与恐怖统治、拿破仑与法兰西帝国都存在得更久，至1838年他才去世，享年84岁。

1789年5月，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正式的安排似乎意在凸显对第三等级的歧视。5月2日，国王分别会见了三个等级的代表，第三等级的代表被迫等待三小时才得以向国王鞠躬致敬。5月4日，代表们在圣路易教堂参加了礼拜仪式，可第三等级代表再次蒙受羞辱：贵族身着金色长袍，上层神职人员身披红色或紫罗兰色斗篷，第三等级却被要求穿上黑衣，类似死后在葬礼上的着装；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座位事先被划分好，第三等级却必须争先恐后地抢座位。

三级会议的首场正式会议在凡尔赛的欢乐菜单公馆举行。这里大厅面积开阔，距凡尔赛宫不远，通常用于为宫廷戏剧演出制作布景道[20]具以及储放运动器材，比如老式网球（Jeudepaume）所需的器材。

代表点名的过程冗长而烦琐。由于内克尔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的到来，现场响起了掌声，鼓掌者多是第三等级。奥尔良公爵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堂兄，也是法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以自由主义的观点闻名，更以在其位于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家—皇家宫殿—而名贯法国。该宫殿内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花园，并在拱廊下兴办多家咖啡馆与餐厅供公众辩论或娱乐之用。就在三级会议拉开序幕前，这些咖啡馆与餐厅已然成为了人们谈论政治与发表政治演说的首选之[21]地，而且革命一开始，这里很快就变得更受欢迎。

国王按照惯例简短致辞，全场掌声雷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掌玺官夏尔·路易·德·巴朗坦随后也简短发言，内容同样循规蹈矩，但现场完全听不清他的声音。然后，内克尔就公共财政状况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专题报告，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大部分报告都是请人代读，因为他早已声嘶力竭。内克尔的报告一结束，国王当即宣布会议结束。

会议尚未讨论任何议题，尚未解决任何问题，总之，一切尚未真正开始。

其时，众人在最基本的基于程序的准备工作上僵持不下。神职人员和贵族着手分别登记他们所属等级全体代表的凭据，可第三等级拒绝进一步进行本方代表的认证工作，因为他们不接受各等级单独召开会议的原则。

认证工作的僵局持续了五周。之后在6月10日，第三等级转而采取攻势，向另两个等级提议三个等级理应同场开会，并公开表态称，这将同样适用于三个等级全体代表认证工作的阶段，大家共坐一堂。贵族拒绝了这一提议，神职人员则犹豫不决。

这轮攻势的主要领导者是让·西尔万·巴伊、米拉波、西耶斯、安托万·巴纳夫和让-约瑟夫·穆尼埃。巴伊是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作为第三等级的资深代表，他于1789年6月17日成为国民议会（第三等级后来更名为国民议会）的首任议长。巴纳夫和穆尼埃来自法国东南部多菲内省首府格勒诺布尔，他俩都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律师。巴纳夫信奉新教，拥护君主立宪制，是第三等级新任领袖中最能言善辩、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也是少有的能够不打底稿就能即兴发表长篇大论者之一。米拉波作为出色的公众演说家，对巴纳夫深表钦佩，他评价道：“不可能有人比他更具真知灼见、精力充沛且谈吐优雅。”穆尼埃同样拥护强有力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他早前靠分析三级会议的小册子为自己赢得了名声，而且当年晚些时候，他在起草《人权宣言》（Dé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前三个条文的过程中居功至伟。

6月12日，第三等级开始点名选出了全体代表。翌日，来自普瓦图的三位教区牧师加入第三等级；6月14日，6位牧师紧随其后；6月16日，又有10人效仿。贵族、上层神职人员与国王仍然不肯让步。

6月17日，经过为期两天的辩论，第三等级的代表决定先发制人，不再深入洽谈，他们宣布就此成立国民议会，因为他们代表全国98%的人口。这个新国民议会随即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制定赋税政策，并将“国家的债权人置于法兰西民族荣誉和忠诚的保护之下”。换言之，他们将从国王手中夺走管控国家偿付能力的职责。大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随着这戏剧性一幕的发生，第三等级随即打破了此前宣布的原则，即在宪法出台之前，不会出面解决国王所面临的财政问题。

神职人员被第三等级的举措吓得心惊胆战。6月19日，神职人员代表团以149票赞成、13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决定加入第三等级。然而，贵族依旧不以为然，国王也是如此。

国王的若干大臣与平民步调一致，他们有时候也会称自己为平民，但以王后为首的大多数亲信都力劝国王勿对第三等级示弱。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王室特别会议，借此维护自己的权威，要求平民遵守秩序。会议定于6月22日举行。

出于现实原因考虑，会议时间被迫推迟至6月23日，欢乐菜单公馆的大厅则暂时封闭，以便筹备这一重要活动。然而，会议延期的消息并未对外公布，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错误。到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大厅没有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对他们开放，于是自发地聚集到他们能够找到的开阔场地—网球场上再次召开会议。他们在那里宣誓要团结一致、绝不分裂，直至法国宪法起草完成。

第二天是周日。但是在周一，6月22日，国民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地点是圣路易圣母院的大教堂，这座教堂由路易十五于1743年建在凡尔赛的中心地带，设计者是伟大的建筑师儒勒·芒萨尔之孙雅克·阿尔杜安-芒萨尔。第三等级在此欢迎150名神职人员与两名贵族加入。然而，国王在目前定于次日举行的皇家会议上表明立场之前，第三等级并未真正有所决定，也无法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国王召集御前会议成员举行了三次会议，决定下一步的打算。6月19日，内克尔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该计划获得了几位自由派同僚的同意。内克尔提出赋税制度理应一视同仁（即不应偏袒神职人员与贵族的特权而顾此失彼）；所有公职向全体公民敞开大门，包括平民；三级会议的投票根据代表的人数而定，而非根据等级而定，纵令这次照旧，但以后的会议将一改故辙。内克尔他还劝告国王切莫设法拂逆第三等级的全部要求。

6月21日，国王和御前会议否决了内克尔的计划，国王决意对第三等级的决议置之不理，坚称三级会议必须按各自的等级分别开会和投票。

两天后，在欢乐菜单公馆的大厅正式举行的皇家会议上，路易十六坦承可能会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他表示希望特权等级认同税收平等，并接受了经协商同意基于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征税的税收原则。但是，他并未表明对全体公民放开职业限制，并坚定地支持贵族社会传统的等级制度。事实上，他仍旧反对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接受贵族没有异议的改革。

会议行将结束时，国王说道：“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明天上午前往各等级指定的大厅，在那里继续开会。”

贵族似乎已经赢得了胜利，并打击了第三等级的雄心壮志。很多平民代表此前从未走出过自己的城镇，他们此刻面对君主，周身被等级、财富与极度奢华的贵族光辉所环绕。但是，他们毫不胆怯，继续端坐，一言不发，丝毫不理会国王下达的解散命令。

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如此描绘接下来的场景：

国王走了出来，贵族与神职人员紧随其后。平民仍然坐在那里，平静而沉默。

大司仪官(德勒-布雷泽侯爵亨利·埃夫拉尔)返回会场低声对会议主持人(巴伊)说：“先生，您没有听到国王的命令吗？”巴伊回答：[22]“……在我看来，汇聚于此的国民不能听他差遣。”

米拉波随后开始叫板:“我们因全体国民的意愿来到这里，只有[23]武力才能驱逐我们。”

这则轶事深受后人的喜爱，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已有诸多版本。两天后发布的半官方性质的报纸《箴言报》上则登载了另一版本：

我们业已听闻向国王提出的愿望；而先生你无权担当国王面向三级会议的发言人，你毫无一席之地，也无权过问，更没有发言权，你没有提醒我们国王之言的资格。去告诉那些派遣你过来的人，我们依[24]照人民的意愿来到这里，只有刺刀才能驱赶我们。

两种版本都不完全准确，因为当时现场并无速记员，但是这一平民无视国王长久以来至上权威的极富戏剧性的轶事在法国流传甚广，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大传奇代代相传。法国历史学家常将这一事件概称为“米拉波的反驳”，后世画家也经常提笔描绘这一场景。

平民代表声称代表法兰西国民，从而挑战了王权的合法性。并非所有法国人原来都有国民意识；事实上，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往往对自己家乡所在的省或者更小的地方更有认同感。然而，巴伊与米拉波却在这里声称以整个法国的名义发言。

国王的权威公然遭到忤逆，但他并未回应这些人的挑战。次日，6月24日，大部分神职人员加入第三等级；一天后，又有47名贵族成员步其后尘，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

两天后，国王干脆妥协，他请求“忠诚的神职人员和忠实的贵族们”加入第三等级。在最首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第三等级赢得了胜利，既无枪林弹雨，也无残忍的暴徒，只有一群平民沉默地端坐于座席，不畏恫疑虚喝的仗势。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陈说愿景，之后继续安坐不动。

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因为大批巴黎人攻占了巴士底狱，也不是因为成群结队四处劫掠的农民间或纵火焚烧贵族们的乡间城堡（他们确实做过），而是因为国王向第三等级示弱投降。危机来临时，路易十六时代的君主专制政体犹如枯木朽株轰然倒塌。正如傅[25]勒所言：“旧制度在倾垮之前已然枯朽。”第二章　内克尔倒台

1789年6月27日，神职人员和贵族加入第三等级之后，国民议会遂着手开展工作，正式决定当务之急是制定宪法。7月7日，国民议会成立了立宪委员会，并任命了30名议员；7月9日，国民议会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意为起草宪法的议会）。7月11日，拉法耶特侯爵提议在未来的宪法中附上《人权宣言》作为序言。

革命派相信前不久的皇家会议上国王已经俯首下心，现在由他们掌控大局，于是开始采取行动。往后三年的事实证明，他们确实统揽全局。但是当下，也就是大革命的最初阶段，他们平静有序的行动即将遭受打击，因为国王采取了相关措施，似乎表明他打算动用武力镇压革命派。6月26日，国王征召了六个皇家军团，7月1日又召集十个团。不久之后，巴黎地区集聚了大约3万名士兵，其中多数是受雇于君主的外国军队。目前尚不清楚国王是否有意采取反革命的政策，如果是这样，他又是否为镇压革命深谋远虑；又或者，他是否仅仅是听信于宫廷中强硬分子未经缜密考虑的表态，主谋当属王后·安托瓦内特和他的兄弟普罗旺斯伯爵与阿图瓦伯爵。

倘若借机动员军队，那么半军事化管理的驻守巴黎的法兰西卫兵[26]（Gardesfran?aises）部队必定不听指挥，甚至趋于叛变。事实上，动员军队的号令一旦发出，法国卫兵的叛乱可能在所难免。（眼下的法兰西卫兵部队全是志愿兵，大都拥护革命运动，因财产资格应征入伍，故都属于资产阶级。）更为深入地看，凡尔赛政治事件的消息造成了大众的兴奋与骚动，无疑是上述后果的导火索，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很多巴黎人漫无目的地乱转，其中不少人在皇家宫殿（奥尔良公爵府）为年轻的革命派演说家激动人心的讲演所吸引。6月27日，法国卫兵队的五个连打破等级界线，与人群友善往来。十名叛变者因无视纪律被关押于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但4000名巴黎人涌入监狱开释了他们。

巴黎的大骚乱归咎于面包价格的急剧上涨和失业人口的大幅增加。面包是日常饮食中最重要的食物，其支出通常占工薪家庭生活预算的一半；在诸如1789年7月的危机时期，购买面包的费用甚至可能占到家庭预算的80%。因此，面包的供应和价格在革命进程中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整个大革命期间，食物短缺和因粮食问题引发的骚乱经常发生，夏季尤为频繁，特别是在所谓的“清仓”期（字面上取“清仓”之意，即上一年粮食库存耗尽与新一季庄稼尚未收获之间的档口期）。碰巧在7月14日，面包的价格大幅度上涨，高于18世纪以往任何时候。

随着革命的进行，巴黎民众的需求逐渐控制了革命的走向，尤其是他们对面包的需求。每当发生粮食危机，巴黎民众和周边地区的消费者与乡村地区生产粮食的农民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每一次粮食危机都随时可能将革命进程引入末路。

国王调动军队的行为让国民议会大为惊恐。7月8日，米拉波要求他们撤出巴黎，由资产阶级的民兵组织取而代之；7月9日，国民议会投票呼吁国王撤军。

翌日，国王终于有所回应，他即刻声明动员军队的唯一目的是维持巴黎的秩序，并为国民议会的辩论活动提供保护。一天后，7月11日，国王免除了内克尔的职务，命他离开法国，同时遣散了所有相关的自由派内阁成员。看上去王后和国王的兄弟们转败为胜，即将向革命势力宣战。然而，尽管布勒特伊男爵领导的新一任内阁完全奉行反革命主义，却似乎毫无行动计划，而国王似乎也完全不知道解雇内克尔会带来什么后果。

内克尔遭驱逐出境的消息传入巴黎民间，无疑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对富裕阶层而言，这似乎意味着国家的破产，更意味着贪婪食利者的倾家荡产，因为这些人依靠投资国家公债赚取收益而活，也就是公债券（rentes）。（很有必要搞清楚的一点是，大革命既影响了穷人，也影响了富人。长期以来，历任国王一直通过向民众发放贷款弥补财政预算中频繁出现的资金缺口，而买入贷款者正是相对富裕的人。换言之，财富是革命爆发前的核心问题，而且不论是好是坏，它在整个革命进程中都是如此。）对普通民众而言，罢免内克尔引起的危机感和不确定感似乎预示着粮食短缺和饥荒问题。骚乱遍布巴黎。街头演说家在皇家宫殿呼吁民众反抗压迫；在杜伊勒里花园转来转去的群众遭到了国王雇佣的德意志皇家兵团的袭击。巴黎正在奋起反抗，或者更确切地说，巴黎正力图武装起义。第三章　攻占巴士底狱

1789年7月11日国王罢免内克尔，直接导致革命的重心陡然从凡尔赛转移到巴黎，从国民议会审慎的安和局面转变为首都街道上大量无套裤汉们（sans-culottes）群情激愤的骚乱状态。革命发生前，“无套裤汉”一词有时用以代指贱民或渣滓。1791年3月，它出现在一本保皇主义的小册子里，用来称呼穷困潦倒的普通人。他们得此称呼，多半因为不穿裙裤或大礼服裤，而且他们的穿着不像宫廷打扮那般雅致，既无优雅的镶缀外套，也无精心打理的抹粉假发。但是，随着革命的开展，政治上的势利看法出现扭转，该词成为了政治立场正确的革命用语，用来形容巴黎的“爱国”人士。这些无套裤汉并非现代的无产阶级，他们身处各行各业—店主、屠夫、面包师、手工艺人、工匠，雇员的教育背景也参差不齐—文盲与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以及有文化修养和间或受过教育的。依循全新的革命传统，无套裤汉身穿工人的衣服—宽松长裤和紧身短上衣，并在不涂脂抹粉的头发上戴一顶帽子。随着革命的发展，支持革命者必须穿着这种制服。相比之下，许多革命派领袖总是穿着传统的礼服，例如，罗伯斯庇尔常常打扮得雍容华贵，身着得体的裙裤，头发上施以脂粉。当然，巴黎以外的城镇也不乏类似打扮的普通人。但是，唯独首都的无套裤汉们凝聚而成的群众力量多次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套裤汉们听闻从凡尔赛传来的三级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和内克尔遭到撤职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攻击和捣毁对进城商品收取关税的征税关卡，袭击令人生厌的税务员的雇工，他们被称为“包税人”。国王曾短暂地动用德意志皇家兵团的军队，控制在巴黎皇家宫殿周围游行示威的人群，但雇佣兵们早已回到营房，无所行动。现在，这支先前与示威群众交好、由优秀的法兰西卫兵组成的军队离开了营房，再次加入示威者的阵营，参与这场群众骚乱。

示威者随后的反应是搜寻武器，以防国王的军队向他们发起进攻。革命即将演变为暴力冲突，并处于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1789年7月13日，数千名骚乱分子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市政府大厦）周围，要求市政厅提供武器。市政府大厦（H?tel deville）的行政官员明显无力控制局势，市民中的头面人物（他们近来作为选举人走到一起，从巴黎选举代表派往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当下决定成立起义军的公民委员会，要求获得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三年后推翻君主制之时，这将是建立起义公社可做前车之鉴的先例）。市长雅克·德·弗莱塞勒起初拒绝了他们，后来迫于民众骚乱的压力，同意12位选举人进入市政厅；7月13日当天，改革后的大会在市政府大厦举行了首次会议。实际上，会议的首项措施是确定成立资产阶级民兵组织，成员来自巴黎的60个行政区，每个区应征 800名男子，共计4.8万人，以平息骚乱，维持城市秩序。

弗莱塞勒宣布为该民兵组织配备1.2万条步枪，这些步枪将由沙勒维尔运至巴黎，但是游行的人群不愿等待，他们希望立刻武装起来。7月14日早晨，他们涌进规模宏大、庄重威严的军事医院—荣军院，全然不顾院长的反对，夺来3000条步枪，分发给其他示威者。

然而，这些步枪远远不够。示威者期望得到更多的武器，他们想要子弹、火药和大炮，而他们相信巴士底狱的堡垒中肯定有这些武器。此刻，他们血脉贲张。

通过建立国民议会，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开始掌控政治体制，他们很快将1789年7月14日进攻巴士底狱的行动视作对旧制度臭名昭著的标志性建筑进行的一场极富象征意味的攻击。巴士底狱曾经的确是镇压人民的标志性建筑，用来残忍地监押政敌。但是在1789年7月，只有7名囚犯关押于此，守卫者也仅是30名瑞士雇佣兵与80名荣军。总之，进攻巴士底狱并不能很好地彰显革命热情，只不过因为它易于得手而已。

然而，这仍是一座规模宏大、令人生畏的堡垒，城墙高30米，宽阔的护城河静静流淌，守卫者还有大炮。示威者试图跟巴士底狱的狱长洛奈侯爵贝尔纳·德·儒尔当谈判，希望他交出部分大炮。但是因误解连连，枪响义起。尚不清楚是谁先开的火，但有100名袭击者死去。为了终止屠杀，洛奈侯爵让步投降，示威者承诺不会威胁他的生命安全。他被揪往相距不远的市政府大厦，却在押解途中惨遭杀害。此外，弗莱塞勒在市政厅的台阶上被枪决，跟洛奈侯爵一样，他的头颅也被砍下来，被戳在一根长矛的尖上游街示众。

为了给这类谋杀事件寻找正当理由，有人声称当局曾经密谋饿死巴黎民众。当月稍晚，另外两名高级官员伯迪·德·索维尼及其岳父约瑟夫·富隆都以同样的借口被处以死刑。

那群攻陷并占领巴士底狱的人，或者自称参与攻陷行动的人，后来被冠以“巴士底狱的征服者”的称号。市政府大厦委托市政工程负责人皮埃尔·弗朗索瓦·帕罗瓦拆除巴士底狱，他将一些残垣断瓦当作纪念品出售。

巴士底狱沦陷后，巴黎的选民们在市政府大厦为巴黎公社（Communede Paris）举行了成立典礼，西尔万·巴伊担任市长，拉法耶特担任民兵司令，而被冠以新名号“国民自卫军”（Gardenationale）的民兵组织（民兵则被称为国民卫兵）组成了国民自卫军部队，他们在之后的革命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宫廷中的保守派，即王后与国王的幼弟阿图瓦伯爵，听闻巴黎传来的消息，力劝路易十六逃往梅茨市，那里安若磐石，靠近边境，而且他将受到亲卫军的保护。但是他决意留下，坦然让位于革命派。7月15日，他前往议会发布通告撤回军队，议员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7月16日，他召回了五天前遭他罢免的内克尔和其他大臣。

次日，路易十六去往巴黎，拜访了在市政府大厦任新职的巴伊和拉法耶特。途中，人们对他的态度相对冷淡，但他走出市政府大厦时，佩戴了红蓝相间、代表着首都显眼色彩的玫瑰形帽徽，周围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国王此举似乎是大张旗鼓地支持在巴黎建立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的理念。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他很有可能只是承认新成立的市政府，表明自己希望他们成功维持秩序的态度。不论是何种情况，巴士底狱沦陷后，随着巴黎市政府大厦角色的转变，法国各地城镇也出现了类似的民主改革浪潮。

与此同时，7月15日晚，凡尔赛听闻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以阿图瓦伯爵、孔德亲王、康迪亲王、布罗伊元帅、布雷德伊男爵等人为首的贵族纷纷动身逃离巴黎。国王的另一位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则留守凡尔赛，国王及其家人亦然。

大革命的进程中多次出现移民风潮，往往是为了应对动乱，而这是第一次。无人知晓大革命时期最终逃离法国的总人数。据一项研究估测，总共有15万～16万人，约占法国人口的0.6%。约莫一半以上的流亡者出身第三等级；由于反对教会的革命运动，还有1/4是神职人员。出身贵族的流亡者所占比例很小，可能只有2.5万人，当然他们要么在宫廷威名显赫，要么坐拥万贯家财。富裕阶层逃离法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奢侈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急剧下降，而那些为贵族提供服务或作为仆人服侍贵族的人的失业率相应上升。

总之，巴士底狱的沦陷并不像国内传奇间或诉说的那样，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国王为保王位在凡尔赛屈服于第三等级的理由还充分一些，之后三年的革命本质上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实施的政治措施和议会程序的影响。但是，推翻巴士底狱的确标志着巴黎民众首次介入革命斗争，无套裤汉在斗争中最初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盟友，后来却成为他们强有力的对手。第四章　封建制度的瓦解

1789年7月下旬，一阵巨大的恐慌席卷了法国的乡村地区，同时蔓延到各地。历史学家称之为“大恐慌”（la Grande Peur），但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乡村地区的动荡从春天就开始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谷物普遍紧缺，没有土地的农场工人失业率上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三级会议选举期间的地方性政治辩论及其所阐述的思想，加剧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种种不公的愤恨。但是，鉴于动荡大约从7月20日起转变为大恐慌，我们可以推测，它也可能受到了首都传来的革命消息的鼓动—巴士底狱的沦陷、巴黎市新政府的成立以及国民自卫军的建立—紧接着法国诸多城镇都开始经历大恐慌。

农民对临近的收割季节忧心忡忡，他们固执地认为贵族也许会组成全副武装的强盗毁坏他们的农作物。各省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动手进攻城堡和庄园，损毁贵族们作为领主享有封建特权的书面地契，掠夺粮仓。

8月3日，国民议会展开辩论，“多个省份报告的事态十分严重，民众的安全、财产的保全和税款的征纳都岌岌可危”。一位议员评论称：“这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战斗！”这句话实际上概括了其他很多资产阶级同僚的感受，可在座议员不愿过分暴力地镇压动乱。

大恐慌并未持续很久。8月6日，它似乎突然之间销声匿迹，恰如它忽然兴起。两天前的那场自发组织的深夜会议可能是诱因，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废除所有封建特权。

会议首先提出一项正式提案，即保障维护财产安全的“神圣权利”。但是，拉法耶特的连襟和军队同僚、年轻的诺阿耶子爵却提议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他认为议会应当讨论农民的控诉，减轻他们封建税费与关税的负担。他表示以后的税额应同个人收入相匹配，贵族不再享有税收的豁免权或特权；所有封建税费应以现金的形式缴纳，额度与他们的年收入挂钩；至于徭役（个人做苦役），理应彻底废除无偿的规定。

虽然诺阿耶是子爵，也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出身于相对贫穷的贵族家庭，更何况只是次子，因此他似乎不用牺牲太多财富。与之相反，艾吉永公爵富甲一方，是王国内除国王外最富有的人之一，一方面，他并不像诺阿耶那样想得那么远，他坚称封建税费是一种财产形式，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税费可以被买断，但在此之前，应该完全照过去那样继续征收。另一方面，他也同意按照全体民众的收入平等征税，废除免税权与其他特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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