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兆飞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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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序
河东地区在中国北方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由西向东流淌的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改变方向，自北向南，把河东同关中分割开来，因为在黄河之东，故称“河东”，唐代以来指的大约就是今日的山西省。
河东有两条大山脉，自北向南，东面是太行山，西面是吕梁山，从飞机上面往下看，山西呈现出山连着山的样貌，蜿蜒曲折，绵延不绝。
一条大河，两道山脉，把中国的北方分割成为东西两部分，太行山以东，唐以后称为“山东”，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延伸入海；西渡黄河，是关中盆地，连接陇右，通往中亚。河东恰好居于东西之中，从地缘、人缘直至古代政治社会都别具一格。
之所以别具一格，首先是因为从地理上它并不只是区分东西的线性地带，从太行山到吕梁山构成相当宽度的山区，使得人流、物流并不只是简单的通过，而有了足够的空间让它发展，内生的和外源的因素在此融合，关中与山东两大区块左右逢源，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
其次，崎岖的山地，使得这一带的流动性不高，人与物容易在此沉淀下来，深深扎根。而且，各个民族所具有的风俗传统，也一道保存赓续。这就是为什么山西拥有中国最多的地面文物的重要原因。然而，我更加重视此地保存着古代各个民族的后裔，不但是文物的博物馆，更是古代人类绵延不绝的天地。
复次，在太行和吕梁山脉之间，夹着一块平原，成为控扼这片战略要地的据点，商贾汇聚，地灵人杰，遂为人文荟萃之都，古称“并州”，是最古老的“九州”之一，蔚然大国。
自古以来，北方草原的民族南下，经常选择从雁门突破，夺取并州，把北方断为两截。因此，并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重镇。历史和地缘的条件，以及现实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并州不仅是资源集中之地，而且是农业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与民族接触碰撞之处。
足够的空间，相对封闭的山区，闭关成国，开门辐辏，其腹地虽不足以领袖全国，却足以独树一帜。关中与山东交争，竞相拉拢河东，使之在东西对峙中举足轻重。东汉灭亡以后的政局走向，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周以关中弱旅对抗强大的北齐，实赖河东大姓的有力支持，我曾经多次到山西稷山县考察，提取古代鲜卑族的基因样本，这里是当时称作“玉壁”的地方，高欢以数十万雄师西征，竟然挫折于此，留下数十米高的尸骨，粼粼白骨，历历在目。唐朝的崛起，其主要的支撑力量，与其说是有待证明的“关陇集团”，不如说是实实在在的关中与河东大家世族的结合。
由此可知，河东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当地世家大族具有很强的在乡性，稳固而坚韧，不易动摇；河东人对于本地文化的认同而形成的归属感，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强化了世家大族。
魏晋隋唐历史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分裂动乱与国家权力的瓦解，令强者崛起于乡间，汉代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集团全面洗牌，依赖于朝廷的城市权贵没落了，组织民众自成势力的在乡性士族成为左右政局的势力。魏晋时代深深扎根于乡村的士族，并不是两汉权贵家族的延续，他们之间有着明显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汉族、胡族，各个政权都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士族成为国家首先考量的要素。两者之间虽然不时有利益冲突，但是，结果往往是朝廷对于个人乃至房支的追究，最后演变为与其宗族妥协，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的奥秘。根本原因在于这时期的士族拥有强大的地方社会势力。国家同士族相互依存，各自的权力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国家治乱、家族盛衰同两者之间的力量消长，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密切关联。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有力地制约着朝廷走向专制，构成这一时期政治的又一特点。
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必须深入了解士族，从其来龙去脉到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弄得一清二楚，据此给他们定位，纳入国家政治秩序之中。士族与国家共同维护谱牒，是双方的政治基石。这个传统到唐朝以后随着士族政治的衰微而发生重大改变，谱学从庙堂跌落为民间事业，越往近代走，人们对于昔日氏族的荣耀和谱学的意义越发隔膜，乃至模糊不清，误会萌生。
从魏晋到唐朝，谱学兴盛具有官方的背景，对人物家世的分辨是选官的基础。宋代以后，士族政治衰微，编纂族谱基本上属于民间事业，认祖归宗，辨析源流，相当程度上也是对旧日荣光的自我夸耀和依稀残梦。近代社会革命，彻底打碎了身份等级，把门阀观念也一起扫除。因此，学者们对于名门大姓变得相当的陌生，也不太关注。
我们的近邻日本却不一样，这是一个从身份等级森严的武士社会跨入近代的国家，其“华族”与门第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所以，内藤湖南等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学者，用他们所熟悉的日本社会现状及其观念来考察中国，自然而然把士族问题作为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钥匙，开展研究。其实，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都是站在日本的角度，用日本史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所谓的“豪族”，或者是“古代”与“中世”的时代区分，都源于日本史。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关键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日本学者的窠臼中去，还以为中国古代士族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所创立的，忘记了这才是中国古代研究最为透彻的领域。
至于欧美学者，其社会形态与中国相去甚远，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多受日本学术的影响，容易看到与其不同的差异性，加上他们所擅长的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不无启发。
中国近现代对于传统的破除非常彻底，学统传承基本打断了，现在重起炉灶，不知往哪里接续。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欧美理论的引入，日本考证的模仿，引远水以解近渴，在摸索中开展新的探索。国外学术的借鉴当然是促进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本，要有根，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国际学术界有所洞察，才不至于随风起伏。
因此，扎扎实实地研读古代文献，选取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区，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个地区的社会存在形态，士族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代剧变中的跌宕沉浮，考察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的呼应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
范兆飞博士来自太原，熟悉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在古代文献史料上下了很多功夫，立志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并且做了很多学术准备，大量搜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梳理脉络，颇有感悟。
近些年来，士族的个案研究颇为流行，国内海外，不乏成例。如何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寻找突破点呢？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既要掌握文献，更要有阅历和悟性。兆飞选取了他最为熟悉的河东地区，大有斩获。而且，他花费了很多时间，走出书斋，在山西各处实地考察，广泛收集考古成果，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时间的轴线，研究东汉灭亡以来河东士族的变迁，又从空间的轴线，考察河东士族的兴衰与存在形态，用大量的实证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我曾经建议他多考察士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网络，因为孤立地看待士族是偏颇的，而且难以深入到其内里，尤其在河东这块颇有封闭性色彩的地区。说说容易，做起来甚难。兆飞在传世文献中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便把眼光投向墓志，搜集考证，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用联系的观点，从群体的角度把握一个地区的士族，给士族个案研究的现状另辟蹊径。
河东士族在北周隋唐的政局演变中举足轻重，要了解其前因后果，本书就是很值得阅读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已经完成多年了，研究者常常因为读不到而成为憾事。现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满足了学术界多年的需求，又推动了学术的进步。我也借此表达祝贺，相信学界对此课题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韩昇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于上海悟证堂
绪论
中古士族研究是中古史学术领域的传统课题，士族在魏晋隋唐的社会中举足轻重，不论中外学界对士族政治发端和终结的时间界定有何歧异纷争，都必须承认士族在魏晋隋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对士族阶层的研究无疑是领悟中古政治力量变迁及社会转型的有效途径。魏晋隋唐的社会性质不同于先秦两汉，该时期承前启后，别具特色。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发轫于两汉，蕴积于魏晋，勃兴于六朝，消融于唐宋之际。士族在中古时期世居高官，簪缨相袭，婚配高门，地位显赫，在某些时期甚至与皇权分庭抗礼，其成立要件即为学术中心由国家太学转移至地方之世家大族，学术文化成为士族的专有物，从而使得谙熟于治理国家的士族阶层占据国家官吏的大多数，进而通过九品中正制控制国家官吏的选拔权。在传统中国，皇帝、贵族和官僚三者之间的关系，微妙隐晦，交错鲜明。一般规律是，贵族权力愈强，皇权和官僚权力愈弱；贵族权力愈弱，皇权和官僚权力则愈强。中古时期的皇权、贵族和官僚三种力量的强弱变化，是否足以影响到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学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昭示后来者仍有继续从事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必要性。兼以近年中古石刻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整理成果的新鲜出炉，也为这种问题意识提供了若干契机。绪论部分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就中古士族可能开展的领域略陈管见，并简要介绍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基本内容。
第一节 贵族政治与寄生官僚：日本两大学派的交锋
19、20世纪之交正处于新旧学术转型和现代学术建立的时代，在这个史学脉络和国际视野中，研究中国中古士族问题最早、影响最大的学者莫过于20世纪初叶日本京都学派的奠基者内藤湖南。内藤氏立足中西比较的文化史观，揭橥“唐宋变革论”和“六朝隋唐贵族制论”，特意强调六朝贵族的独立性、自律性以及六朝社会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贵族特征，其核心观点是：“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亦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由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亦就是所谓郡望的本体。”内藤氏强调的正是贵族制度自有渊源，其权力、土地、声望等社会资源与皇权无涉。实际上，如果往前追溯，宋人沈括已体察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化，以及家族门阀在北朝隋唐的政治社会中举足轻重：“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沈括强调中古郡望显贵的社会风俗，内藤湖南则看重中古士族权力的内生性特征，两氏所论，不过是中古士族卓然自立现象的一体两面。
但是，就中古士族研究的现实影响而言，无疑是内藤湖南的学说影响更大，学界誉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论”等等。其后，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欧美学界，一大批学人在其理论基础上进行阐释、补充、验证和修订。在日本学界，主要体现为京都学派的学者对“内藤假说”的验证和发挥。20世纪30年代，内藤氏的弟子冈崎文夫继续发挥和深化内藤氏的观点，但也意识到北魏异族统治背景下的皇权复兴，从而使名门望族的政治权力处于“被监视”的境地。冈崎氏注意到在六朝贵族政治的大背景下，士族同样具有历时性的特征：魏晋北朝士族的势力和权威尽管得以维持，但并未形成如南朝一样森严的贵族制。冈崎氏还从文武分途的角度，将士族分为重武的勋门和重文的姓族。
50年代，冈崎文夫之后，亲炙内藤氏学术衣钵的宫崎市定，从选官制度的角度将内藤假说演绎到极为深入的境界。宫崎市定发现，六朝人物政治权力的来源，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和官僚机构，而是一脉相承的高贵血统，担任官职的高低清浊，取决于门第的贵贱，以及血统的尊卑。宫崎市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贵族子弟的起家官品，与乡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具体言之，乡品和起家官品之间大致相差四级；不仅如此，宫崎氏还认为，乡品的意义不仅决定贵族子弟的起家官品，还决定其日后所任官职的最高限度。如此这般，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在一千多年后的六朝时代重新得以复活和回归，核心表现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上，血缘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六朝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等现在看来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恰好正是这个时代高贵血统决定任官高低的鲜活反映。宇都宫清吉认为，秦汉时期的帝国构造是皇权与民众的二元对立，而六朝时代的“民”则划分为豪族和庶民，豪族在此意义上承担着沟通皇权与民众的“中间层”作用，豪族卓然成长为皇权和民众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宇都宫氏格外强调六朝时代的特殊性，“相对于秦汉时代的政治性，统领六朝时代所有事物的是自律性”，但他同时强调隋唐的时代格，“不仅是近的自律的六朝时代的一种历史展开，也是远的政治的秦汉时代的一种新展开”。换言之，宇都宫氏一方面强调六朝时代的特殊性和自成系统，但是又似乎强调六朝时代在大一统的秦汉和隋唐帝国之间的衔接背景和过渡意义。
60年代以降，京都学人在中古士族研究上的主要推进，以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为代表：两氏分别以十六国北朝和汉魏六朝为研究时段，可谓分工明确，旗帜鲜明。谷川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是提出“豪族共同体”理论。所谓的“豪族共同体”，是以望族中的特定之家为中心的宗族和乡党的地方性团结，尤其以贵族赈济民众的现实善举为核心，结合其学问、伦理、文学等精神素养，贵族具有控制乡党的独立品格，由此成为领导者，进而自立于官方朝廷之外。贵族通过九品中正制的保驾护航，世世代代把持政治特权，实现贵族对朝廷权威的超越和控制。六朝士族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头阶层：既笼络了乡里社会的民众，也控制了高高在上的朝廷。异曲同工的是，川胜义雄亦格外重视乡论的影响，认为正是乡论的普遍存在，才有效遏制了地方豪族领主化的倾向，从而构成士大夫自立自律的基础；同时认为门生故吏既是人格上的依附关系，也是恩义关系，并指出六朝就是这种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谷川、川胜二氏的论说在日本学界产生极大震动，并引发广泛激烈的学术争鸣。国内有的学人对谷川氏的研究成果予以极高的评价，实际上，即便中日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之后，谷川氏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大陆学界也没有产生预料之中的影响。有必要指出，“豪族共同体”脱胎于日本学界风靡一时的“社会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在“豪族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等共同体理论框架内进行中古士族研究的大陆学人，或继续推进者，或激烈批评者，寥寥无几。
在验证内藤假说的后继者中间，个案研究的方法是学者广为采用的一种，时至今日，个案研究几乎是学人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士族个案研究的前世今生如何？追根溯源，日本守屋美都雄援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之法，展开汉唐时期太原王氏家族的个案考察，是中古士族个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守屋氏明确说明其研究意图是通过研究太原王氏家族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过程，从而考察中国门阀制的变迁及其向官僚制的演变。守屋氏特意提示，六朝门阀大族逐渐丧失在政治世界的卓越地位，仅沦为社会崇拜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守屋氏进而指出：“中古门阀衰落的原因是：一、科举制之实行；二、旧族向官僚之转变；三、新兴官僚阶层之崛起；四、儒家仪礼及事业被新兴官僚所独占。”但是，守屋氏还提出：“是否适用于其他门阀大族，有赖于对其他家族的继续考察。”遗憾的是，守屋氏之后再没有从事士族个案研究。
应该说，守屋氏的个案研究从社会细胞及政治家族的角度，将从文化史观出发的内藤假说落到了社会的基本层面，同时也为士族研究开辟了一条堪称研究范式的道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不是所有中古家族的演变历程都可以验证内藤假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日本学界，以六朝贵族制研究为学术根基的“京都学派”很快就遭到炮火猛烈的学术批评。与其开兵见仗的“东京学派”，极为重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同质性和连续性，强调皇权的传统影响，认为魏晋隋唐社会是古代社会的延长和继续，从而对京都学人一贯主张的六朝贵族说进行尖锐批评。当然，两大学派论战的主战场是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及其根本性质认识的巨大分歧，关于六朝是贵族制抑或官僚制的争论仅是其中的一翼。京都学人强调乡里舆论对士族的影响、士族的精神作用及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由此在乡里社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自治的世界”，从而与皇权主导的“政治的世界”分庭抗礼。东京学派与之截然不同。矢野主税认为不应夸大六朝贵族的政治力量，反而提出六朝贵族的政治力量来源于皇权、经济生活依赖于俸禄、社会活动附庸于官僚机器的观点，即“贵族即寄生官僚论”。
矢野主税的学术论点建立在一系列士族个案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守屋氏尽管开创了士族研究的范式，但从他本人后来再无任何士族个案研究的学术兴趣观察，这个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壮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矢野主税的继承、发挥和批评。守屋氏研究太原王氏的著作甫一出版，赞誉如潮，追随者的研究成果，在三五年之后就已面世。矢野氏对中古大族如张氏、裴氏、郑氏、韦氏等不同类型的家族及门阀社会进行研究，前后持续的研究时间将近二十年之久。矢野氏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甲族、寒门的区别绝不是绝对化的，可以得知以颁授官职为基准，其界限很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指出，同一士族的不同子弟都有士庶之别，评价的标准正在于担任官职的高低。他还提出：“从祖辈传承获得的特权地位，即便是最高层的门阀，也绝不是能够无条件的接受传承下去。”矢野氏强调中央政权所赋予的官职和地位是门阀世族形成的主因，即士族的兴盛建立在蝉联官位的基础上，而官爵为朝廷所授予，这正是矢野氏一系列士族个案研究的问题意识。由此可见，矢野氏旗帜鲜明地主张六朝贵族权力寄生于皇权主导的官僚机构，从而动摇了六朝贵族的政治权力具有独立性的特征以及源于高贵血统的观点。60-80年代，在守屋氏和矢野氏的影响下，士族个案研究在日本学界沛然成风，影响至今，一大批学者如竹田龙儿、滨口重国、丹羽兑子、多田狷介、福原启郎、尾崎康等对中古家族进行个案考察。
大致同时，越智重明从贵族阶层的整体观出发，对南朝的贵族和豪族进行严格区别，论及贵族的寄生性格。但是，越智氏着力考察州大中正与门第固定化的连带关系：“甲族之子通常还是以甲族身份起家，其子之子也通常是以甲族起家。可以说次门以下也是同样。”这就是门第的世袭化。增渊龙夫批评京都学人川胜义雄对清流势力的理解方式，并认为川胜氏将士大夫阶层的理想过于现实化。增渊氏强调清流势力和逸民隐士的社会基础及力量源泉。越智氏也集中批判川胜义雄的门生故吏论，认为不应过高估计门生故吏关系的内涵及影响。这个观点明显受到西嶋定生古代帝国论的影响。在越智氏看来，任何一个身处阙庭的官僚，与故主相比，更加重视与其利益攸关的长官。越智氏的论点，带有鲜明的寄生官僚论之痕迹，即认为官僚的升迁途径决定于现任长官及官僚机器。实际上，寄生官僚论的本质或许受到韦伯等人关于社会分层研究之影响，即偏重士绅阶层和官僚群体的一致性，认为他们属于同质性阶层。东京学派将担任官职的贵族视为身份急剧转变的政治动物和官僚附庸，从而抹杀了在朝贵族与普通官僚之间的身份边界。面对矢野氏、越智氏等人的尖锐批评，川胜义雄予以反戈一击，指出“寄生官僚论”的理论基础是“皇权单方面的支配体制”；并对矢野氏运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激烈批判。川胜义雄和矢野主税的交锋争辩，是日本两大学派对垒批评之缩影。两人无论在方法论、研究思路还是最终结论上，都未能形成共识。但是，两派学者致力于探索中古士族社会真相的学术态度和批评精神，垂范学界。双方之间的交锋冲突和激烈批评，虽然各申己说，异同犹是，未能划一，但其成果影响后世至深至远，构成日本学界关于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的学术基石。
第二节 多元模式与范式束缚：士族研究理论的演变
如果说20世纪初叶日本学界的中古士族研究笼罩在内藤假说的学术氛围中的话，那么，中国的士族研究则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样态。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对六朝士族的认识，开始超越赵翼“江左士族无功臣”的表象理解。30、40年代，先行者杨筠如、杨联陞、王伊同等人先后从制度、婚宦等层面对汉魏六朝的士族门阀进行考察。与之同时，陈寅恪先后对魏晋之际统治阶层的分化、东晋士族的历史作用、北朝士族与鲜卑统治者的关系、梁陈之际江南土豪的兴起等问题进行缜密考察，尤其是从种族、家族、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考察问题的方法，对海内外的学者影响较大。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及其有关的士族研究，可用“种族、文化史观”和“政治集团观”进行概括。陈寅恪主张的文化史观，与内藤湖南的研究旨趣极为相似，其所得结论与冈崎文夫的论点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陈先生解释北周、隋唐三代政治力量的转移及生成，提出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主义的概念，诸多学者纷纷效仿，借以研究其他朝代的政治集团和权力构成，从而提出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概念，如万绳楠以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解释曹魏政权、廖伯源以南阳集团解释光武用人政策、田余庆以淮泗势力解释三国孙吴政权的建国道路、康乐以代人集团剖析北魏帝国的权力构造、毛汉光从婚姻方面对关陇集团进行深入的发挥与释证，等等。1949年建国前后，唐长孺对汉晋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九品中正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汉魏士族家庭的升降，取决于当朝权势，而非冢中枯骨；并对南朝寒人的崛起过程进行勾勒。唐先生考证精当，论证公允，自成体系，奠定了后来研究者考察士族的学术基础。但是，建国以后学术风向急剧转变，多数学人沉迷于农民战争、阶级斗争等问题，关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的研究转入沉寂，即便有所谓研究地主阶级的论作，政治功能也远大于学术意义。如此，陈寅恪和唐长孺开辟的学术道路和研究传统，被迫中断。之后将近三十年，大陆地区的士族研究陷入低谷。
与陈寅恪强调士族文化史观的角度相似，钱穆强调儒学是历史演进的精神动力，而士族门阀则是这种精神动力的载体与行动者，钱先生揭橥：“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由此阐释士族门第与学术文化及其礼法的相互作用。钱穆开创的新亚学派，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注重挖掘民族的独特精神。新亚学人深受钱穆治史的影响，余英时从思想史的角度，提炼出士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自觉”的概念，借此观照士族精神世界的独立特征，并从士族与皇权的关系角度着眼，探讨东汉政权与士族势力的互动关系。大致同时，孙国栋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统计分析，认为：“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何启民、陈启云等人考察士大夫文化传统与政局的互动关系，借以探求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伦理。可见，新亚学人认为中古士族的权力来自于他们是中古时期学术的传续和托命之人，由此可见，这种文化史观正是和陈寅恪关于“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的主张一脉相承。
50-70年代，日本学人在中古士族研究方面一骑绝尘。这个时期，中文世界关于士族研究的贡献，除却新亚学派强调士族的文化传统之外，对后世最具影响的是毛汉光的系列论著。毛汉光看重士族家庭世袭官职的重要性，其结论和日本“京都学派”的观点较为接近。毛氏也对士族个案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古时期的琅琊王氏进行系统深入的社会学统计。个案研究之外，毛汉光还运用社会学数量统计的方法分析中古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婚姻关系、仕宦情况、家族变迁及其引起的中古社会性质的变化，在方法论上具有借鉴意义。其研究方法可能受到许倬云史学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吸收政治社会学的权力精英理论以及量化统计人物成分进而分析社会结构变动的研究方法。数量统计之法在毛氏研究成果中俯拾皆是，毛氏的系列论文几乎都带有数量统计的烙印；但是也应该指出，毛氏的士族研究理论，也继承了陈寅恪研究士族的政治学背景，如格外强调地域集团的形成及影响。与此相反，由于新亚学派极为强调中古士族的儒学精神及其作用，这和注重社会学统计的其他学人——尤其以毛汉光为代表——在讨论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毛汉光的研究虽曾风靡一时，但在目前的台湾学界罕见追随者，中青年学人如甘怀真、宋德熹等人受日本学风之影响，或注重士族与皇权的结合、或注重士族与地域的结合、或执迷于个案研究的旧习，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热点。
70年代以降，欧美学人受到日本学界中古史学风的刺激，部分学者对士族问题一度展示出极为浓厚的兴趣，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早在50年代，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对魏晋隋唐北方地区的社会势力进行研究，略有粗疏之嫌，但其揭示“城乡双家形态说”以及对北魏政府中胡汉士族力量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引人入胜，在后来的学人中颇有影响。此后不久，白乐日（Balazs tienne）指出中国士大夫凌驾于皇权之上：“中国的独创性在于，创造出了一种文人官僚们作为社会集团明确地统治国家，可以说一党支配体制的形式。……君主制作为正统性的象征、抵押品、屏风和保管者，尽管位于优势地位，实际上仅仅只是次要的存在。”欧美学人关于中古士族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姜士彬（David G．Johnson）和伊沛霞（Patricia Ebrey）。师徒二人关于中古士族研究的成果先后发表于70年代。姜士彬一方面继承了守屋氏、矢野氏以及毛汉光等人关于士族个案研究的方法，同时杂糅了日本学界两大学派的观点，通过对赵郡李氏以及中古寡头政治的研究，讨论任官对家族地位的影响，其研究主旨是：“（中古士族）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五世纪至十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寡头政治。”可见，姜士彬认为中国中古社会的性质是官僚制和贵族制的有机结合，但又强调贵族的官僚属性：即身份地位来自于官职，但是官职却仅仅只能由贵族获得，唐代贵族的社会地位依附于政治地位。姜氏旨在调和六朝贵族论和寄生官僚论的学术意图，昭然若揭。
姜氏的研究虽然得到国内部分学者如张广达等人的推崇，但其学术雄心在中西学界并没有产生意料之中的效果。在大陆学界激起千层浪花的反而是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和姜士彬的弟子伊沛霞。伊氏名为毕氏门生，但其学术旨趣却是师法姜氏，又能广引中日学界之成就，取精用弘，青出于蓝。稍晚于姜氏，伊沛霞借鉴守屋氏、毛汉光等人研究士族的方法，充分利用当时学人极少关注、收藏于台北中研院的墓志材料，互相印证，补充发明。伊氏不仅在资料运用上富有创见，在方法论上也是考虑周全：在社会学风靡的大背景下，有机结合人类学的方法，富有新意地指出博陵崔氏在汉晋、北魏乃至隋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不同特征，发现同一指称“博陵崔氏”之下掩盖着不同的历史内容；其中仕途显赫之“官僚型”者与聚集乡里之“大族型”者的命运结局，犹如天壤。换言之，博陵崔氏不是持续不断、更不是性质不变的士族，甚至不是一个凝聚统一的大族，而只是一个文化传统的历史观念。伊沛霞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和矢野氏、毛汉光、姜士彬等人一样强调任官对士族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如新亚学人一样看重士族精神世界的作用及家风礼法的作用，着意考察崔氏家族的社会声望和文化修养等内在属性。
伊氏著作甫一面世，Robert M．Somers、Michael Dalby、吉冈真、周一良、张广达、金应熙闻风而动，对伊著进行不同程度的赞誉和评介。伊著的影响力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1980年前后，由于姜士彬、伊沛霞等人的学术刺激，陈启云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中古史学术会议上，倡言士族个案研究必然会大行其道。然而，吊诡的是，80年代以降，欧美从事中古士族研究的干将姜士彬和伊沛霞在完成士族研究的代表作后，似乎已经毕其功于一役，进行了程度较大的学术转向。守屋氏在进行完太原王氏的个案研究之后，也没有从一个家族跳跃到另一个家族，但其研究旨趣仍然徘徊在家族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而姜、伊二人的学术转向程度较大，其后从事的学术研究与士族问题几乎是一刀两断。换句话说，姜、伊二氏的著作在欧美学界尽管一度享有盛誉，但实际效果却是石沉大海，后继乏人。80年代，万里之外的澳洲学人霍尔姆格兰（Jennifer Holmgren）对代郡陆氏的汉化历程进行个案考察，并通过清河崔氏对5世纪东北部地区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90年代，麦希维克（Dušanka D．Miščevič）对中古统治家族复杂多变的社会流动展开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将毛汉光的数理统计之法发挥到极致，其分析结果更加翔实可靠，进一步扩充了我们对中国中古家族和宗族组织以及政治社会架构的认知，他认为中国中世纪统治者家族社会流动的幅度很大，他们不能长久地保持统治地位。无独有偶，伊沛霞、麦希维克均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毕汉思之门墙，兼以姜士彬研究中古士族问题时也供职哥大，以及近年韩明士（Robert Hymes）以研究中国近世的精英阶层闻名遐迩。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具有研究中古精英阶层传统的哥大学人称为“哥大学派”。哥大学人具备鲜明的问题意识，不私一说，兼收并蓄，隐然与东京、京都、新亚等学派鼎足而立。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开创的士族个案研究，以隔山打牛的方式，通过伊沛霞的研究，经由周一良的评介，兼以张广达对欧美学者关于世家大族研究论著的介绍和宣扬，中西合璧，引领了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中古士族政治研究的新风气。周氏书评出炉乍现，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随即出现叶妙娜关于陈郡谢氏的研究成果。叶氏研究方法，一方面显然受益于周氏书评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是继承陈寅恪强调士族婚宦问题的有益尝试。80、90年代大陆中古史学界形成士族个案研究的高潮。但是该时期士族个案研究的基本方法，拘泥于研究范式：或搜检婚姻家族，或统计仕宦等级，或编排谱系阀阅，或排列郡望房次，或检核墓葬之所，使个案研究变成换汤不换药的“样板戏”，甚至一个士族研究的模式和结论可以完全套用于另一个士族，从而抽绎了中古士族的地域性、时代性、多样性等特征，造成了中古士族研究“学术内卷化”的困境。
在这种纷纷沉迷于个案考察从而迷失问题意识的研究氛围中，田余庆的士族研究显得尤为可贵，他从东晋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诸家族入手，但又不局限于家族史的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东晋政治史演变的轨道之中，同时又能在皇权、士族之外，注意到东晋的第三支力量——流民出力，从而前后呼应，推陈出新。田余庆最富创见的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田先生主张：“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田氏的观点在学者普遍认为中古时期是士族政治时代的学术氛围中，不啻于石破天惊。实际上，田氏的理论出发点和东京学派颇有相似之处，即强调传统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以及皇权的强大，从而认为士族权力的生成和来源在皇权之下，具有附庸性的特征。田余庆强调士族权力是在皇权主导下的特权，而东京学派则重视士族权力对于官僚机构的寄生性。但是，即便明清史的学人也已经意识到皇权与官僚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更遑论中古时期的皇权和官僚之间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
田先生之后，阎步克致力于中古官僚制度尤其是品位与职位、官阶制度、服冕制度等制度史的研究，制度史和政治史、家族史分属不同领域，但是名异实同，其最终的学术关怀都是统一的：即着力考察皇权政治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另外，罗新近年从事的民族史研究，也是强调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演变的阶段性及连续性，重视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实际上，大多数出身北大的学人几乎都认同“仅东晋一朝是门阀政治”的观点，更有甚者，如罗新认为：“东晋政治仍然是皇权政治，只是由于时势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变成了门阀政治，但是，门阀政治也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形式（田先生委婉地称之为变态），传统并未割断。”近年有学者指出东晋士族身兼双重性格：“他们身上既有维护士族利益、限制皇权的倾向，也有削弱士族、加强皇权的倾向。”田余庆开创的东晋门阀政治研究，在中文世界影响甚大，不妨称之为“北大学派”：他们强调华夏帝国皇权统治的连续性和同质性。在田余庆研究士族的影响下，罗新对五燕政权下华北士族的仕宦情况进行整合研究，借此分析华北汉人士族与政权的共生关系；陈爽效仿田先生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方法，以个案形式考察北朝世家大族的兴衰沉浮及其对政治权力的依赖，进而指出：“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罗新、陈爽是田氏门生，受到田先生“皇权政治论”的影响，强调士族权力对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大致同时，刘驰注意到同一士族内部，不同房支所面临的不同命运，并对北魏末年士族旁门别支崛起的情况予以具体考察。韩昇则从中古士族与乡里社会分离及其动因的角度，剖析士族的城市化与北朝隋唐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南北朝隋唐士族居住地的转变，破坏了根深族厚的乡里基础，也把士族社会逼入了权力死角，或许受到艾博华“城乡双家形态”、毛汉光“士族中央化”等理论的影响。
就中古士族研究的编年史和内在理路来看，尤其是学人参与的广度、研究的深度、抑或学人积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显示，中古士族研究的主流，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日本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为代表的两虎相争、过渡到欧美哥大学派和新亚学派并行不悖、最后由中国大陆地区独领风骚的“典范大转移”。典范转移的动力主要源于各国学界学术转向的学术氛围，以及各学派之间的力量消长。各家学派之间门径既别，立论不同，遂相持不下，或交互辩难，或自说自话。不过，贯穿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社会学的数量统计、政治学的地域集团等。这是士族研究的纵断面，其横断面却是对立交锋的姿态：双方理论分野的出发点在于，中古社会与秦汉帝国的关系是连续的还是相互独立的。京都学派、新亚学派强调中古士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认为中古社会是士族门阀时代，士族的政治权力源于高贵的血统和垄断的文化；东京学派、北大学派则强调中古士族权力对官僚机构的依赖作用，认为其权力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的特征；哥大学派则似乎在两者之间寻求学术的平衡。当然，各个学派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即便同一个学者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观点也有所不同。
有鉴于此，中古士族研究的突围，首先在于士族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中外学者研究士族之精髓、所开之风气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学术张力，如士族婚宦、士族个案、地域集团、共同体理论等研究范式，不能遽然抛弃，漠然视之，但也不能邯郸学步，亟需升级换代。比如士族的通婚对象存在动态变化的可能，姜士彬、伊沛霞的研究显示赵郡李氏、博陵崔氏存在着历时性的变化。有理由相信，多数声望显赫的士族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过程。譬如，即便两个家族的通婚之家都是太原王氏，但是实际的历史意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其次是从中观角度把握士族研究。宏观的士族阶层以及微观的士族个案研究，已经被学者广泛使用，成果丰富，但弊端也显然存在：从整体阶层的角度研究者，求全求大，内容难免重叠交叉，也不可能将研究引向纵深；从士族个案的角度研究者，显然会让我们怀疑对某个家庭的解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折射宏大的历史特征。如此，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结合中古史料的特质和现状，从中观角度出发，整合历史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方法，以同一州郡、不同等级的士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是士族研究有待升华开拓的空间。再次，中古士族的比较研究。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比较南北士族发展道路的异同、同一家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胡汉士族发展历程的区别、不同胡族汉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区域士族群体的互动等话题，或许也是可能有所发现的领域，从而避免各自为战的士族研究沦为“破碎的历史”。最后，关于其他时期士绅精英阶层研究方法的吸收与借鉴。上古史研究的理论资源也可为我所用，学人曾经援引顾颉刚古史辨的“层累说”，创造性地研究渤海高氏的系谱构造和冒姓问题。学人关于近世精英群体的研究，如学人对明清以降士绅的研究，在社会分层、阶层流动、场域（arena）、共同体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对中古士族研究也有启发意义。中古士族的类型和分层，唐人柳芳《氏族论》的分类——即侨姓、吴姓、关中郡姓、山东郡姓、代北虏姓等——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种素描式的分类显然只是中古时期的一流高门，这些士族有无地域性和身份性的交叉和重叠，能否在此基础上对中古士族身份的分化现象和类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
中古时期的士族问题，必须置于中古政治社会的宏观背景和目标鲜明的问题意识中进行考察，选取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实现凤凰涅槃，否则还是一潭死水。实际上，中古政治社会的底色无论是士族政治还是皇权政治，即便士族在这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也需要明白：没有抽离了皇权而独立存在的显赫士族，也没有抽离了士族精神而为所欲为的至尊皇权。换句话说，在某些士族身上可能体现出贵族政治的特征，而在其他士族身上则显示出寄生官僚的特征，或许有的士族兼具这两种特征。又及，中古士族担任高官显宦之后，是否会变身纯粹的行政官僚？同一士族兼具多重身份，其自身属性究竟是官僚性呢，还是贵族性？其政治权力来自家族血统和官僚机构的比例如何？皇权如何渗透、又如何通过权力授予侵凌、消解和异化士族的内在属性？如何认识乃至辨析这些士族的多重属性、历史意义及其与社会演变的相互影响，需要我们做出更多富有问题意识的士族研究才能解决。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及内容
本书立足学界已有的丰硕成果，遵循前贤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所倡导的实证精神，以中观维度的“士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吸收地域集团说的理论素养，将其置于中古名郡太原地区的社会空间中，从而以发展而非静止、联系而非孤立、整体而非片面的思维考察中古士族问题，这就区别于士族阶层的宏观研究和士族个案的微观考察，在必要时候对不同地域（郡和郡、州和州之间）的士族群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不同州郡士族的变迁趋势。这将有助于揭示中古时期太原地区士族群体代际更新的内在规律，及其与中古时期政治社会递嬗演进的互动作用。
本书的研究立足于蒐辑史传文献和新出石刻关于太原士族群体的资料基础之上，但是不满足于单纯凭借史传和碑志资料排列士族家庭之谱系、统计士族人物之婚宦，而是将精力集中在中古时期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域社会上，以冠籍太原的士人群体为研究主体，以政治史的眼光结合社会史的统计分析，来研究汉唐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实态变迁。该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考察士族群自身的问题，如士族家庭的礼法规定、学术承袭和家学门风等。第二层研究士族群体内部以及与外部家族之间的交游、婚姻以及仕宦，由此洞察士族群体内部争夺郡姓排列次序所体现出来的新旧家族的升降浮沉，探究其渊源及影响，即士族家庭之间关系的问题。第三层在前两项的研究基础上，分析太原士族群作为整体合力与太原地域社会乃至汉唐政治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将其置于汉唐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从地域史与士族史结合的双重维度分析太原士族群体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崛起与消亡的历史过程。
兹简单介绍篇章结构及大致内容于次。
本书前四章资料多据传世文献，力争掇拾无遗，辅以相关石刻资料，考述成篇。略言之，第一章研究汉代太原大姓势力的生长过程。以郭泰主持的人物评论为切入点，在卢云对汉晋士人分布统计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汉末太原士人资料，发现卢氏之统计颇有遗漏。就所见汉季太原资料，可以管窥汉末太原大姓成长之一斑。通过文中讨论，笔者发现汉末太原郡士人以人物评论为纽带，援引成风，借此抬高太原地域之声望，表现出学者所云的“群体自觉”之特征。与此同时，太原士人大姓之间，激烈竞争郡姓次序，浸然坐大者有之，日渐凋零者亦有之，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流动。
第二章考察羽翼渐丰的太原士族群在朝代更迭之际的政治表现及其现实影响。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太原士族群的政治动向以及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该家族在魏晋时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生死角逐，士族群体因之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和晋阳王氏，见风使舵，政治道德虽然沦丧，恋家忘国，但其家族由此走上日益繁荣的道路；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保持对曹党集团的政治忠诚，最后随着司马氏的强大，这些家族走向覆亡；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家族，如太原郭氏，其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滑到叛曹亲马，可能代表政权更迭之际大多数家族的政治态度。
第三章讨论西晋承平时期太原士族群的发展样态。西晋士族形成各具特色的交游网络。西晋士族通过交游、品题、婚姻及援引等活动，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太原士族的通婚范围随时代之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对象由同郡扩展到同州大姓，婚姻选择层面甚至突破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西晋时期同郡士人品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但是同郡士族不仅存在合作关系，也相互斗争。这种复杂现象的产生由个人喜好、家学门风、家族发展及地方利益等多重因素所决定。太原士族群和内迁的胡人部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其发展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章着重分析西晋永嘉乱后太原地区社会势力的演变过程。西晋末年，并州局势呈现失控之态，匈奴、羯、鲜卑等胡族力量纷纷崛起壮大。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胡汉力量在争夺并幽冀诸州乃至北部中国的过程中，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永嘉乱后，政治格局存在多极走向，刘琨经营并州和王浚统治幽冀，成为影响晋末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刘琨继承和发挥司马腾的刺并政策，采用多种手段，笼络各种地方力量：联合代北集团、接纳地方豪右和援引太原士族，以抗衡刘石军团。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王氏家族有的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成员站在其对立面，呈现出家族分流的态势。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而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本书后四章的资料基础主要是记载太原士族的石刻资料。笔者以为广泛运用墓志资料，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冒姓可能是影响研究结论的主要问题。以太原郭氏为例，永嘉乱后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为太原郭氏的士人寥寥无几，而魏末以降逮至隋唐之世，冠籍太原者却如雨后春笋，管见所及，学人尚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详细讨论。也就是说，本书后四章大范围使用石刻资料研究太原士族问题，今后有可能会证明所用墓志资料中很多士人的郡望或血统存在假冒攀附的情形。隋唐之世冠籍太原的士人家族大规模地涌现，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应当确有一部分冒充姓氏郡望的情况。其二，正史记载，多以五品官及以上之王侯将相为主干，而永嘉乱后，士族家庭鸠集乡里宗族退隐山林，坚守坞壁，从而游离于北方朝廷的控御范围以及传统史家的撰述视野之外，是以史传资料未能记载；北魏墓志固已定型，然从数量上无法比肩隋唐墓志，因此，现在所见资料仅为鸿爪雪泥而已。换言之，直到隋唐之世，这些家族的后裔才出现在社会活动的历史视野中。其三，太原士族旁门枝叶的蓬勃发展。职是之故，即使其中确有伪冒郡望之可能，但笔者在利用墓志的过程中，发现称太原王氏、太原郭氏者，固有追祖至太原一流名士如王昶和郭泰者，但是比例甚少，这是因为其时士族家庭血缘之纯正和郡望之显赫对于任何家族都很重要，没有道理只是攀附郡望而不伪冒祖先，所以中古时期太原士族中冒姓的情况极为复杂。尤其应该清楚，唐代墓志和六朝墓志在祖先记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第五章讨论异族统治下太原地区士族群体重新崛起的过程。通过对北魏太原士族婚姻关系的详细考订，深化对太原士族通婚的相关认识。太原士族的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宏观考虑。北魏时期的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如名家大姓太原郭氏和王氏等，但亦有渐次衰弱者，如张氏和薛氏等。太原士族在上升的过程中存在激烈竞争，集中体现为郭氏和王氏对并州首望的争夺。
第六章主要利用墓志资料，结合相关史传记载对魏分东西以后太原地区士望之整体动向进行统计研究。文中以“椎冰”故事为切入点，首先讨论东西政权攻守异势之大致时间，进而对史传所载太原上层人物之向背进行考释；其次对墓志所载太原士望于东西政权对峙时期之动向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太原王氏、太原郭氏之旁支大多数出仕东魏北齐，但是在东魏北齐所任官职普遍偏低，以地方僚佐为主；仕于西魏北周的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尽管人数较少，但是所任官职普遍偏高，以开府仪同将军为主；至于其他如太原唐氏、太原白氏为魏末以降之新兴家族，绝大多数倾向于东魏北齐，地位声望之高贵甚至不让王、郭两家；其他尚可考知冠籍太原者如范、刘、吴、龙、康、杨、毕、武等悉为太原地区从未兴盛之家族，他们绝大多数倾向于东魏北齐，且居高官显位。太原士族群体的动向以及东西政权对待士人的态度，对北朝政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第七章是以隋开皇四年《晋阳造像颂》为中心，结合其他石刻资料和史传文献，对隋代太原家族格局的演变过程进行勾勒。隋代太原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大幅降低之势极为明显：其任官不再是六朝时期的冠冕相袭、公卿辈出，其婚姻不再是六朝时期的一流高门、王谢之家。隋代的太原人物，绝大多数已非六朝人物的嫡系后裔，旁门别系和伪冒者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墓志资料所载隋代太原人物，尤其是那些处士们死后却安葬洛阳的例证，更加说明了隋朝士族子弟城市化的进程。
第八章则是以一千一百余份太原士族墓志资料所见太原士族群体的婚姻关系为切入点，讨论唐代太原家族的政治新贵与旧族门户，从而考察太原士族群体作为社会阶层的消亡过程。旧族门户如隶属七姓家族的王氏，力图维系七姓婚姻圈；王氏家族的旁门枝叶，其婚姻对象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七姓王氏，但其婚姻对象中的七姓家族，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他家族中政治地位较高者的婚姻对象，明显体现出政治婚姻的特点，尤以武氏家族为代表；其他家族中政治地位较低者的婚姻对象，则以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精英或次等士族为主，但也不乏七姓家族和旧族门户。
三个附录的前两个是关于中古太原士族个案的考察。附录一在学人关于中古士族迁移宏观讨论的基础上，以五十九份墓志为主，对隋唐时期太原郭氏的迁徙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太原郭氏在隋唐国家重建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三个主要的迁徙方向：一大股涌向洛阳，占50.9%；一股迁向长安，占22.1%；一股滞留并州而周旋于太原和上党之间，占20.1%。涌向长安的郭氏官僚化程度最高，迁往洛阳者次之，滞留并州的郭氏力图保持其乡里基础。附录二是以四百余份唐代太原王氏墓志所见的谱系塑造为中心，考察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中古太原王氏的郡望和谱系的构成具有典型性特征。在同一份王氏墓志中所追溯的祖先，往往含有“真实”的嫡系祖先，通常是高曾以内的名流；以及“虚假”的想象祖先，通常是汉魏以前的祖先。六朝时期士族郡望和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隋唐帝国统一，在国家主义复苏和政府权威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太原王氏的郡望呈现从高贵化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诸色人等均可将先世攀附至毫无血统关系的同姓名流，也可随意伪冒著名郡望。中古时期真伪相参的谱系塑造，见证中古门第郡望从界限森严到普遍滥用的演变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力量角逐消长的鲜活反映。附录三是对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的评介，以此反思和展望中古士族政治史继续研究的可能。
最后需要说明几点。其一，研究空间的界定。太原郡之辖地因时代不同而有广狭阔蹙，太原郡最大时囊括西至黄河、东达太行、北抵句注、南临霍山的整个晋中地区，如秦太原郡、明太原府等。中古时期太原郡之辖地，见于正史之地理志、《北周地理志》等记载。此处需要指明的是，为保持研究主体的连贯性，在必要时将其他郡的士族纳入太原区域进行讨论，比如宋氏家族，在汉代和郭泰同乡，共为太原介休人，而在北魏时却属西河郡，所以有必要将北魏时期西河郡的宋氏纳入太原士族群的讨论范畴。直言之，本文采取的研究空间或广或狭，皆以研究对象为准绳，大多数为狭义的太原郡概念，必要时有所拓展。其二，研究时间的说明。始于汉季，逮至唐代，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太原士人资料极为有限，因此合并于第五章中进行有关考订。其三，研究方法的阐释。拙著试图从地域史和家族史两个维度探讨太原士族群体，在长时段的有限空间内整合资料，着力考察诸多家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体政局的影响。因资料选取的限制，在某些章节会突破太原地域的限制，比如第四章以“外来者”刘琨和“迁出者”太原士族王浚为中心，讨论西晋末年太原士族群体在北部中国的活动，用意在于探讨太原士族群体与两晋政治社会的互动作用。囿于材料缺乏和学养不足诸方面的限制，拙作难免处理失当及谬误之处，祈望学界师长同仁批评指教。
第一章 东汉太原大姓势力的形成
汉魏士族之间有代际传承，更有浮沉嬗递。士族作为一个成熟的阶层究竟形成于何时，学界迄有争论。陈寅恪先生指出士族和地域、学术和门第之关系，切中肯綮。钱穆先生揭橥学术文化和家族礼法对士族门第的重要性。唐长孺先生曾经以谢、庾、褚、萧等四个家族为例，精妙阐释魏晋士族之升降沉浮与当世冠冕密切相关。卢云先生在研究汉晋文化地理的核心区时，提示士族发展具有不平衡的特征。前贤的研究成果及思路说明，汉魏士族之发展历程仍可从特定地域入手，整合相关资料，进行细化考察。尤其是汉魏之际的大姓情况，在多数学者研究中古士族时只是作为简单的追述。实际上，汉魏士族发展的实际样态，尚有深入讨论之余地。兹章试图以郭泰主持的人物评论为切入点，勾勒两汉时期太原地区家族群体的发展轨迹，以及太原大姓内部排列次序之升降及影响因素。
第一节 郭泰品评与太原士人
太原郡东阻太行，西抵吕梁，北据雁门，南御霍山。其间有汾河一线贯通，又与上党交通便利。太原在地理形势上封闭于外，周流于内。遂决定其不易接受外面的影响，而能长期保持本地的传统。太原之地的社会风俗，《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论曰：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北周人在撰述碑刻时亦云：“幽并好侠，燕赵多奇，高门诞庆，英风载驰。”《隋书》卷三十《地理志》议论关东诸州风俗，涉及太原地区的风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太原、上党自古为一体，其风俗相近如此，非为偶然，与并州地理对外封闭而内部通达相关，又具有先秦时期同属晋国、后隶赵国的传统因素。其地自战国以降，慷慨悲歌，任侠剽悍，粗俗豪放，因此一直处于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带。经两汉数百年儒风熏染及经济开发，社会发展与两汉核心区逐步接轨，厥有人物。《隶释》卷十二《杨震碑》碑阴胪列杨震孙杨统门生一百九十余人，其中标籍太原者五人：吴伟高、刘文高、杜叔茂、韩孝达、王子廉，这五人俱不见于《后汉书》。弘农杨氏与汝南袁氏东西呼应，双峰并峙，家风优美，德业相继，卓然为“东京名族”。清人赵翼云：“古来世族之盛，未有如二家者。”海内名士贤达自然趋之若鹜，太原郡五人忝列杨氏门生，不啻为太原郡之地方英杰，然不见于史传，可能是因为其时太原人才辈出抑或这五人没有建立显赫功业之故。
汉末失道，阉寺弄权，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评之风，广被天下。名士作为个人和群体之双重自觉，日益复兴，以地理空间封闭之太原，概莫能外。兹以汉末太原名士之翘楚郭泰所主持的人物评论为切入点，考述两汉太原地方势力生成壮大的历史过程。郭泰出身寒门，家世贫贱。此种家庭出身，有的太原士人如刘茂，与之相似。郭泰以寒门而不屑于给事县廷，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师求学，研习经史。郭泰以博通文籍之才，然身微言轻，幸赖名士苻融大力引荐。苻融平生经历和郭泰多有相合，曾经鄙夷都官从事，游于太学，师从名士李膺。苻融与郭泰一见如故，遂推荐郭泰于李膺，得其赏识，李膺惊叹云，“吾见士多矣，未有如林宗者也。”郭泰从此以布衣之身，名震京师，领袖士林，因此具有评论天下士人的资格。得其美誉者，仕途通达，蒙其批评者，终身淹滞。经由郭泰评论的士人，为数不少，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郭泰提拔奖掖者，凡六十余人，经笔者考检史料，姓名可知者三十五人，见于章末附表1。毫无疑问，附表1的资料必定和当时的实情有相当的差距，但是据以分析郭泰所主持的人物评论对太原地区士人群体的影响，已有助益。兹据附表1所列郭泰品评的三十五人，其籍贯分布大致如下：表1 郭泰品评士人籍贯分布表
根据上表，再结合章末附表1所列其他士人对郭泰进行评论品题的情况，陈留郡人数将升至七人，太原郡十人，汝南郡四人。人物评论是郭泰进行交游活动的主要方式。从这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郭泰主持的人物评论，其范围主要集中在三郡，即陈留、汝南和太原。从对郭泰本人的声名影响来看，陈留、汝南二郡人士居功甚伟。郭泰名声之起步，从一介布衣跻身士林贤达，陈留苻融引荐有功；郭泰卒后，陈留蔡邕不吝赞誉之词：“吾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惭容，惟郭有道无愧于色矣。”郭泰生前死后俱由陈留名士隆其美誉，同时考虑对郭泰名声亦有推动力的范滂为汝南人，李膺为颍川人，三郡皆为中原要地。学者曾经系统考察东汉的文化核心区，称汝南、颍川、陈留、南阳等地为天下腹心，是品评清议盛行之地。郭泰经由文化重心地区的名士提拽奖拔，名震天下以后投桃报李，亦对该区域的后进才俊进行积极的人物评论，属自然之理。还可注意的是，郭泰名声日隆，对于太原地区社会势力的成长更是极大的助力。阅览史传，郭泰对太原士人的评论，竟然毫无贬词，所评论十人皆荫其恩泽，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
郭泰品评士人之标准，前贤多有讨论。陈寅恪先生揭示郭泰进行的人物评论，不涉及朝中人物，而是研究人伦鉴识的理论和实践，是魏晋清谈之风的开启者。余英时先生认为，“才”和“性”是郭泰评论人物的两大标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学者冈村繁亦对郭泰之评价人物进行分类研究，似有重叠之处。经郭泰品评奖拔之人物，据史料所考大致有三十五人（详见章末附表1）。大体言之，郭泰以德行美之者，如以恭义礼让为标准，盖为黄宪、袁阆、徐穉、刘儒和茅容五人，见而异之或奇之者孟敏、庾乘、王允和申屠蟠四人，所奇所异者应当不是高尚的道德，而是卓越的才能。在郭泰评论人物的活动中，贬斥士人者四例，均切中其德行要害。经由郭泰提拔者十四人（据史传所言是六十余人），原因无非是才行擅美。郭泰评论三十五人中，身份明确是州郡著姓者不过五人，而王允兄弟、王柔兄弟均系本郡人。其他地域为大姓者仅一人。由此所见郭泰评论人物，不以家世背景之贵贱高低为准绳。郭泰对太原人士之奖拔，均锐意进取，光家显身，与他地士人之沉浮颇有不同。郭泰对其他地域人士的评论，或劝学向道，或给其美誉，然而终身不仕、沉寂无闻者亦不罕见，如孟敏、庾乘和茅容等；对其人其事了无影响者亦有之，如黄宪、袁阆和徐穉等。由此可见，郭泰评论人物的标准，除了前贤所论之外，还有一些特征，如轻阶层而重地域，尤其重视评论太原地域人士之倾向，甚为明显。
不仅如此，郭泰人物评论的风格还受到太原地区积年累月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轻生重义、任侠剽悍正是史家班固所形容的太原风俗。郭泰品评三十五人中，有四人均因报仇犯法而不容于乡里社会。汉魏以降，血族复仇逐步遭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禁止，但是仍然存在不少例外的情况，甚至在某些地区与国家法令恰好相反，尤其是东汉一朝的复仇风气还是非常浓厚的。学人指出，复仇在汉代是公开的行为，其方式多半是聚集亲族或宾客，结成党羽，以集团的形式付诸实施。实际上，复仇是在作为社会中心势力的公的权威尚未充分确立、社会统制力量尚未发达的历史阶段，被当做一种维持、恢复秩序的手段而为社会所承认。郭泰甘冒声名受损的风险，为违背国家法令的复仇者申诉辩白，其中以苏不韦最为残戾乖张，为报父仇，掠杀仇人司隶校尉李暠之爱妾小儿，又掘李暠亡父坟茔，割骸骨之首悬挂于市，以祭亡父，李暠因之呕血而亡。苏不韦割杀仇人亡父头骸，虽然富有同态复仇（talio）的意味，但不韦本意乃是格杀李暠。申屠蟠有被郭泰见而奇之的经历，后为本郡缑氏女申辩其报仇事，称赞其为“节义”之事，结果县令减免死罪。而郭林宗则称赞贾淑是“蹈义之士”，其标准大同小异，两者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之处。这些案例显示，汉代的“经义”一度凌驾于“国法”，两者如不能相容，则弃国法从经义，即便为国执法的官员亦不例外。
汉代复仇之风广泛存在于各个地区，而且在某些地区特别突出，形成了“面广点显”的格局。西汉复仇风气最盛的三个地区是：关中地区、南阳颍川地区和太原上党地区。东汉复仇风气的分布有所变化，尤其是太原地区的复仇之风有所削弱。这应该是出于文献记载偏少的判断。学人的这个判断和事实可能有所出入。史料记载的复仇案件大多数是为父系亲属的复仇，为母系亲属的复仇为数极少，这可能出于史书作者的有意安排。但即便如此，汉末太原地区的复仇案件以及对复仇案件肯定的风气还是较为浓厚的。《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书》记载，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城之中，体现舅甥关系的异常密切，这是母子关系的延长。贾淑之行为在太原之地颇有代表性，郭泰感念贾淑为蹈义之士，诣县请宥。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围绕着乡邑支配权，彼此之间极有可能发生冲突。”东汉末叶复仇之风大炽，就贾淑复仇而言，很可能是太原宋氏和其他家族激烈竞争郡姓次序，在此竞争过程中，宋氏家族居于下风。而宋氏家族地位的剧烈下降，还由于乡里同盟王允的政治失败。贾淑奋不顾身之报仇行径，与郭泰不惮名望受损之营救行为，必须置于太原风气的传统影响和地方大姓竞争排列次序的现实利益中考虑方得其筌。
其后在魏晋隋唐成为冠盖鼎族的王氏家族，其可靠始祖王泽、王柔兄弟正是得到郭泰的人物评论而光耀家族。《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云：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东汉时期的太原王氏还不是名动天下的望族，仅是地方著姓，父祖无有显达之士可考。据《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注引《王氏谱》所言，郭泰和王氏兄弟素有交往。郭泰以“仕进”劝王柔，以“经术”属王泽，王氏家族的显赫前途遂由此奠定。郭泰激励王泽修习经术（内化为家学和家风）更有深刻影响，大姓家族势力之升降浮沉，前贤所言之当世冠冕自然为非常重要的现实指标，但如果没有优美的家风家学相维系，必为朝露瞬逝不能长久。王泽后裔子孙枝繁叶茂，簪缨相袭，成为一流高门，岂偶然哉？
经由郭泰品评提拔之太原士人，最为显著者是其时名声地位远在晋阳王氏之上的祁县王氏。王允出身显贵，父祖世仕州郡，为冠盖之家。东晋次对东汉的选举与地方势力进行考察，认为中央官僚、州郡吏的担任者系士大夫豪族，县、乡吏的担任者系非士大夫豪族。所谓的士大夫豪族，即为中国大陆学人所使用的大姓、望族、士族；非士大夫豪族即指文化色彩淡薄而以强劲武力垄断乡曲的豪强。王允既然世仕州郡，必为东晋次所言之士大夫豪族，是一流豪门。据《后汉书》本传知，郭泰生卒年为汉顺帝永建三年至灵帝建宁二年（128-169），王允生卒年为永和二年至初平三年（137-192）。王允既有显赫家世之内因支撑，又得同郡前贤郭泰人物评论之外力推动，遂于汉末代替郭泰执太原士林之牛耳。郭泰品评王允之影响通过王允提拔同乡人的“接力”活动即可洞烛明了。王允自身政治显达之后，相继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族人王宏为右扶风、允弟懋为幽州刺史，太原士人在汉末政坛的力量一时如日中天。王允在提拔宋、王二人之外，又见同郡孙资而奇之，“见而奇之”是史籍中汉末人士赏鉴的常用术语，孙资自称“累世蒙宠”，家世和王允应当不相上下。由郭泰→王允→孙资这样一个评论、提拔同郡人的接力活动，反映出太原地区士人群体的自我觉醒。兼以此时地方意识逐渐形成，地方州郡因先贤辈出而称名望，人物以出身名地而骄矜，两相助长，各取其美。职是之故，孔融与陈群论汝颍人士之优劣，余英时视为地域分化之强证。
第二节 汉末太原大族次序之竞争
同郡士人相互援引，借以抬高地域名望；州郡升为名望，反过来有利于当地士人的发展。然而同一州郡如太原郡之大姓望族，并非平流并进，其发展体现出不均衡的特征。
太原郡地理封闭，文化相对落后，豪族大姓必须抱成一团、紧密团结才能在国家政治中有所作为。但是地方家族在帝国体制内卓有序列，《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谱系类”罗列中古家族之等级高下为：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和县姓。唐长孺先生曾利用碑刻资料对此排列次序进行阐发释证。东汉郡守刺史例由国家任命，并且不用本地人氏，而郡府僚佐悉用本地人，东汉地方官的任用存在严格的籍贯限制。有的学者则指出地方强宗大姓充任地方僚佐往往是终身制，甚至父死子继。东晋次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地方吏民等级和家族出身有关，即中央官僚州郡吏、县乡吏、庶民和士大夫豪族、非士大夫豪族、小农呈对应关系。
在这样的选举背景下，各地具有实力的家族必然争先恐后跻身本地一流大姓的行列。太原郡发展壮大的大姓家族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同郡内的豪族大姓在此过程中，浸然坐大者有之，日渐衰落者亦有之，其间存在着巨大的流动性。因史料缺乏，本节只能就仅见的部分资料管窥太原郡大姓成长过程中的升降沉浮。卢云曾经统计东汉士人籍贯，太原郡为二十二人，其统计资料可能全部来源于《后汉书》。笔者对其进行查验落实，发现尚有不少遗漏。就东汉初叶而言，共有七人，简表如下。表2 东汉初叶太原士人表
从本章统计而得的太原士人情况来看，东汉一朝，太原士人的分布时间恰好是首尾两端。其中，汉初七人：荀氏二人，温氏二人，皆为父子；周氏一人，谭氏一人，王氏一人。其中温氏家祚绵延持续至魏晋，成为地方一流家族，王霸则被宋代史家追溯为太原王氏的始祖。其他几家皆轻财重义，以节气闻，累征不就，遂后世无闻，当是销声匿迹于地方势力的激烈竞争中，聊供后人追忆而已。但即便是后世所称道的温氏和王氏，在东汉百余年间也鲜有人物。究其原因，对官位的排斥是主要因素。通观表中诸人，除却温氏任官外，其他名讳可考者六人中有四人均不屑为官，尤以王霸最为特立独行，王霸倡言“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其思想渊源于先秦《礼记·儒行篇》中孔子对鲁哀公语，“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但是王霸如此言语，在东汉初叶中央集权制再度复兴的政治氛围下毕竟惊世骇俗。王霸胆敢如此作态，正是汉初太原士人不仕朝廷之风气与本郡风气素来之侠烈相互激荡所致。从王霸累征不仕的经历看，王氏家族在地方上绝非等闲，应为地方大姓无疑。但其后没有人物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之视为太原王氏可以追溯的现实始祖，日本学人守屋美都雄予以有力驳证。可以注意的是，汝南名士范滂赞扬郭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郭泰终身不仕，经历与不臣不仕的王霸相仿佛。东汉始末太原地区之士风，以王霸开其端，郭泰终其尾，首尾相顾，前后呼应。班固生于东汉初叶，对太原风气必有深刻了解，遂径采太史公之说，更有发挥，进行申论，语见前引《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班固表面上说的是西汉之兴，号为难治；实际上，很可能一语双关，同时形容东汉建国之初太原地区士子不臣之风、睥睨权贵之俗。
由此可见，东汉初叶太原郡地方势力的排列次序大概是：温氏为翘楚，荀氏次之，其他王霸、周党、谭贤等家族紧蹑其后。但是他们深染不臣之风，以归隐山林为美德，没有加入官僚行列，因而在百余年间没有人物可以称道，家族或趋于凋零，或幽晦不显。换言之，东汉百余年间，太原地区无有良士，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仕宦或者大多数仅能担任本地郡县僚佐，不能符合正史列传记载的资格，从而未进入史家视野。
东汉末季，政局动荡，士风高涨，兼以太原风气之侠勇与党人之刚烈暗自铆合，人物遂兴。笔者粗略统计东汉末季太原人士，凡三十一人（参见章末附表2）。其中王氏八人：祁县王氏四人、晋阳王氏二人、其他王氏二人；介休郭氏一人、阳曲郭氏二人、其他郭氏二人；令狐氏二人；祁县温氏二人；介休宋氏四人；刘氏二人；孙、郝、胡、李、曹、贾、吴、杜、韩等家族各一人。有限的数据统计应该能够说明部分问题，汉代太原郡的家族地图自然远非如此。郭泰生于贫贱之家，博通文籍之后经名士品评而成士林领袖，可惜其隐逸高蹈，子孙无显，在魏晋时期郭泰家族消失于正史列传中；但就当时太原地方的家族格局而言，无论争衡当地还是进取朝官，甚至谋划个人和家族的未来前途，基本都需要经过郭泰人物评论的大力扶助。无论从士林名望还是现实利益着眼，郭泰家族地位之崇高昭然若揭。
郭泰所品评之太原士人，于仕宦中位高权重者是祁县王允。王允世仕州郡，基于东晋次的研究，可以明确知道王允之家是士大夫豪族。继而因楼台之近、王佐之才深得郭泰赏识，从此扶摇直上、仕途显达。王允平生事迹，最为论者所忽略的是在桓帝时担任郡吏、击杀晋阳巨患赵津一事。晋阳赵津虽然为小黄门，但既然能够在远离京师的晋阳贪横放恣，或许有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存焉，即便太原太守刘也无能为力，更可注意的是王允击杀赵津后，连累“无辜”的上峰——太守刘罪死囹圄，而真正的“杀人者”郡吏王允却安然无恙，甚至大张旗鼓地护送刘灵柩归还乡里。王允为刘护持灵柩，守丧三年，正是缘于东汉故吏对于府主的“君臣之谊”。赵翼云：“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这件事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其一，王允的非法行为得到晋阳地方大姓的支持。赵津贪横放恣，破坏了晋阳地区的正常秩序，是以难容于太原大姓。其二，王允击杀小黄门赵津之行为，当是受其时清浊对立、士人与外戚宦官形同水火的大氛围所影响。赵津的宦官身份无疑是自诩为清流名士的王允杀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王允击杀赵津后声名更噪，锐意进取，掠取功名。不可否认，汉季太原王氏之勃兴，与王允个人之仕途显达有莫大关系。王允击杀赵津后两年（159），同郡胡武和郝絜效仿故智，公然对抗朝廷权贵梁冀，胡氏罹灭门之祸、郝絜则自杀性命以保全家族。前者行为是基于地方利益而进行，朝廷当局鞭长莫及；后者之行为则是离开乡里，或许也能代表乡里士人的政治观点，锋芒直指当朝权贵。前者声名鹊起而后者身败族灭，是非成败，皆对太原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胡武家族的灭门惨剧势必对太原士人家族造成相当大的心理阴影。其后两次党锢之祸，太原士人鲜有罹难者，即是出于殷鉴不远、明哲保身之策。胡武和郝絜的不同选择体现出大姓豪宗在政治高压下的敏锐度：前者鲁莽失措，遂至于家门受诛，后者坚忍明断，舍身保家。郝氏家族虽痛失领袖人物，但是元气尚存，在汉魏之际继续保持影响。
王允在董卓乱后，处理关西关东两大集团矛盾不力，遂致灭顶之灾。所幸覆巢之下，尚有漏网之鱼，如王淩即兴风作浪于魏晋之际。晋阳王柔、王泽兄弟在郭泰人物评论的积极扶持下，迅速走上振兴门户之路。温氏家族在沉寂百余年后开始复苏。同时可注意者是宋氏家族，宋氏兄弟仲、冲皆与郭泰友善，必然有助于家族声望之提升，宋冲墓地和郭泰同处一地，即为宋氏家族在当时兴盛之明证。宋氏婚姻之家可考者为同郡贾氏，贾氏在统计数据上尽管只有一人，但是史籍明言其家世冠冕，亦为地方大姓。
通过考察上述十五个太原家族，属于第一梯段的是介休郭氏和宋氏，祁县王氏，晋阳王氏；第二梯段的是晋阳令狐氏、贾氏、郝氏和胡氏，祁县温氏；其他家族为第三梯段。太原大姓之竞争次序，在第一、第二梯段内尤为激烈。介休郭氏虽因郭泰盛于一时，旋因缺乏冠冕人物而迅速消沉。整个郭氏家族之发展轨迹，恰似一条抛物线，阳曲郭蕴之家渐升，而祁县郭泰之家急降。祁县王氏平稳进取，因王允功业突破郡姓范围成为四海大姓，名著一时，又因政治败亡近于灭门，幸有王淩继踵于后。宋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与王氏类似。太原晋阳王氏之发展，持重稳健，由王柔、王泽兄弟谋划经营，王氏家族开始真正崛起，在魏晋时期沛然成为第一流高门。第二流之温氏也处于坡度虽小但持续不断的上升之中。郝氏家族虽遭大难，但不绝如缕，维系其家族势力于不坠。贾氏、胡氏等家族却堙没无闻。总而言之，高岸为谷，介休郭氏、介休宋氏、祁县王氏、晋阳胡氏之谓也；深谷为陵，晋阳王氏之谓也；平流进取，祁县温氏、晋阳郝氏、太原令狐氏之谓也。
第三节 结论
汉末党锢之祸，促成名士群体之自觉，遂抱成一团，相互救助，品鉴成风，士气高涨。郡望之贵重与此莫不相关。东汉太原地区的大姓家族渐成气候。郭泰执汉末并州士人之牛耳，品鉴士人为其交游之主要方式。郭泰生平的品评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地方：陈留、汝南以及太原。陈留、汝南等地为两汉学术重镇。郭泰经由文化重心之名士奖拔提携，名动天下之后投桃报李，亦对该重心区之士人进行品评奖拔。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郭泰名声日隆，对于太原大姓家族的发展则为莫大福音。郭泰对太原人物的评论，无一贬词，所品评十人皆荫其恩泽，呈上升之势（参见章末附表1）。借郭泰奖掖之力而崛起于太原地区的家族，如太原祁县王氏、晋阳王氏等，郭泰提拔同郡人之作风为王允所继承。同郡士人热衷交游，相互激扬，互相援助，人才荟萃，从而使太原俨然成为汉魏之际士人来往、车马辐辏之名郡。
萨默斯在评价姜士彬《中国中世纪的寡头政治》时，特别提示需要注意“社会结构分层的复杂性和多种多样的社会角色”。汉末太原地区的大族情况亦不例外。汉末太原士人之间不惟有互相援助之风，亦有相互竞争、坐大地方之习。太原郡的巨姓大宗在此过程中，浸然坐大者有之，日渐衰落者亦有之，其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流动。这些家族的流动性特征与魏晋史的老生常谈概不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其他州郡的郡姓次序大致都有升降沉浮的流动过程。具体言之，东汉末季太原人士的统计情况是，祁县王氏四人、晋阳王氏二人、其他王氏二人；祁县郭氏一人、阳曲郭氏二人、其他郭氏二人；太原令狐氏二人；祁县温氏二人；祁县宋氏四人；刘氏二人；孙、郝、胡、李、曹、贾、吴、杜、韩等家族各一人，共计三十一人。数据统计能够说明局部问题，历史真相远非如此。就此十五个太原家族，通过他们的活动经历，我们发现，属于第一梯段的是祁县郭氏、祁县王氏、祁县宋氏，晋阳王氏；第二梯段的是太原令狐氏，贾氏，郝氏，胡氏，祁县温氏，其他家族为第三梯段。太原大姓势力之升降，原因不一。郭泰家族因无贤达人物相继踵，祁县王氏因政治理想破灭而遭杀戮，晋阳王氏因保守隐忍而成巨室，不一而足。附表1 郭泰品评士人表【说明】
↑代表被郭泰称赞者
↓代表被郭泰批评者
＝代表被郭泰欣赏但无影响者附表2 汉末太原士人表采严耕望先生说，见《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1948年。《世说新语》“赏誉”篇刘注作同邑郭泰友人宋子俊。余嘉锡据《水经注》卷六“汾水”条认为郭泰友人系宋冲，字子浚，今本后汉纪作宋仲字俊或子俊（御览七百十三引郭林宗别传）者，皆误。戴蕃豫认同袁纪之说，见于氏著《稿本后汉书疏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06页。《太平御览》卷五〇八引皇甫谧《高士传》作“与同县宗仲至京师”。案，“宗仲”当因字形相近，为“宋仲”之讹。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据《通鉴》卷四七所载：“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尝劝之仕。”认为子俊盖宋冲之字。徐氏既睹余说，而以谨慎态度言子俊盖宋冲之字，说明其时宋氏绝非单指宋冲。笔者试作调和如下：据表中粗略统计，汉末宋氏活跃分子尚有宋翼、宋瑗，往来皆为鸿儒贵胄，因而宋氏已经上升为太原一流大姓无疑，所以宋氏子弟绝非一人，郭泰交好者亦非宋冲而已。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解释资料歧异之因。太原郡当时活跃的宋氏人员为：宋冲字子浚（子俊误），宋仲字隽。前者感其厚德，劝其入仕；后者陪同求学，明其志向。并非一人，否则既同师三载，交情甚密，没有不知道郭泰无仕宦欲望之理。严耕望先生认为是初平三年，根据当是初平三年春王允始除董卓。实际上，初平元年董卓即以朝政委托王允，董卓专政起用名士，王允或有力焉。又，王宏初为弘农郡守，当亦为王允所荐，专营考捕搜略亲近宦官者，掠杀豪强，绝非朝夕之功。两人任命均应在初平元年王允执政时。参见《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第2174、2177页。严耕望《两汉刺史表》“东汉司隶刺史录”下“幽州”条漏载王允弟懋，第308-309页。严耕望《两汉刺史表》遗漏郭蕴父全，参见《三国志》卷二六《郭淮传》注引《郭氏谱》，第734页。
第二章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与太原士族群的升降
魏晋鼎革曾经是学者倾力关注的研究课题，关于魏晋政治社会推演的宏观研究，历来学者大多措意于政治史的纵向考察，集中探讨曹马之争的党派归属及阶级特征，研究角度基本上从士族和寒门的阶层对立中寻求魏晋革命的历史谜团。但是也有学者试图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瓶颈，摆脱阶层对立的惯性思维，从意识形态和执政方针的异同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考察。高平陵之变被视为决定曹马命运的关键性事件。但是政变后十年的政治格局，对于曹马双方来说都是险象环生的十年。士族群体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分野，由此决定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中古政治的权力构造和地域集团息息相关，论者指出曹魏政权由汝颍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联手支撑，并深入分析其势力消长。两大地域集团之外地方势力的变化情况，长期游离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无形之中被“边缘化”的地域群体是研究士族阶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章试图以魏晋之际淮南三叛中太原士族群的政治向背为切入点，着力探讨政治冲突背景下的家族流动及其类型，并阐释家族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作用。
第一节 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古代帝国时期，任何一个改朝换代之际，政治家族的利益和党派集团的成败都紧密相关。魏晋之际的大族门阀亦不例外。大族门阀在政治混乱之际的命运更是取决于其成员是否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政治敏感及其最终的政治抉择。魏晋时期太原士族圈的整体崛起，离不开曹魏政权的大力支持。向来被学人忽视的令狐家族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浮沉富有戏剧性。令狐家族在东汉末期处于平稳的上升态势。令狐邵的父亲出仕汉末朝廷，与曹操结识，交情甚密。令狐邵在建安年间的袁曹斗争中，倾向家世显赫的袁绍一方。官渡一役，曹操破袁绍军进入邺城，捕捉袁绍党徒令狐邵十余人，依例当诛。曹操观令狐邵形貌，以为衣冠，问其祖考，果识其父。令狐邵随之归附曹氏，数年为弘农郡守，其地遭战争创伤，衰落为文化荒漠，无人明经。令狐邵遣人习经于河东乐详，弘农郡学业转兴，其后官至虎贲中郎将（第五品），卒于景初、正始之际。令狐邵的同房侄子令狐愚，常有高志，而邵不以为然。《三国志·仓慈传》裴注云：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邵言，其心不平。及邵为虎贲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见邵，因从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也。然私谓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淩谋废立，家属诛灭。《资治通鉴》卷七五“邵陵厉公嘉平三年（251）”采用裴注之说，胡注云“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言外之意是令狐邵不可能预测到十年以后的灭门家祸，必然是晋人作魏史时根据后事往前追溯而凭空杜撰。胡三省的注释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将令狐邵的预言置于令狐愚叛乱灭族十年之前的政治环境下考虑的话，就会发现令狐邵的评论并非杞人忧天。十年前恰好是明帝将崩，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处于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令狐邵其时的官职是虎贲中郎将，官品虽轻（第五品），执掌却重，由于接近政治权力中枢，对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必然有所警觉，对于明帝卒后政局的诡谲多变尤有切身体会。同郡孙资为政治漩涡中的关键性人物。令狐邵和孙氏的交往史载不明。但是以令狐邵的处事作风，必然是和光同尘，两面骑墙。这种态度或许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无为”官员的倾向。而令狐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的性格气质及其价值取向让令狐邵对他的政治仕途乃至令狐家族的前景命运感到担忧。众人对当时极为紧张的政治空气警悟不足，盲目看好令狐愚的政治前途，或许正是看重他拥有家世背景下的政治能力。令狐愚的青云直上也证明了时人的眼光。但恰恰是这样的锐意进取更加让令狐邵感到忧心忡忡。这段关于令狐邵对令狐愚评价的记载闪烁其词，很难看出“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何至于严重到惨烈灭门的地步？令狐愚少年得志，恃才傲物，接人待物狂傲而不多积恩德，这样的人越有才，树敌的人就越多，终将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记载必然是有所删减或有意掩盖。空缺的实质性历史内容应当是：令狐邵凭借靠近政权中枢的任官经验，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进攻行动必将在短期内迅速展开，而令狐愚在曹氏的卵翼下迅速成长，怀有较高的政治能力，具有明显的亲曹倾向，必将会遭到实力不断上升的司马氏集团的仇视。至于灭门，依照当时的制度，应当是忤逆叛国才能定的罪刑。令狐邵在公元240年左右的推测应当是指令狐愚党于曹氏可能会遭到司马氏的翦除。
令狐邵的政治预言在令狐愚就任兖州刺史后变成现实。令狐愚之母嫁给太原王允侄王淩。王淩、王晨兄弟在汉末王允的灭门惨祸中侥幸存活。王晨后裔名望不显，王淩经并州刺史梁习推荐，被曹操任命为县长，之后官位升迁速度甚快，不足二十年从地方僚佐升至文帝时期的散骑常侍，其后出为兖州刺史，又迁为豫、扬州刺史。王淩与司马朗、贾逵交好情密。令狐愚任兖州刺史的时间是正始六年（255），史载：“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兖州、淮南风马牛不相及，王淩、令狐愚影响所致，不独专任淮南之重。而扬州之任，王淩都督扬州诸军事（239－251）、诸葛诞为扬州刺史（243－251）。由此看出王淩、诸葛诞有共事九年的经历，同时王淩子王广娶诸葛诞女，王淩、诸葛诞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嘉平元年（249）正月，高平陵政变爆发。司马氏在京畿重地利用地理位置的微弱优势冒险出击，取得对曹氏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边镇重地，曹氏力量基础仍然雄厚。《三国志·王淩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云：“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所谓强臣，即指司马懿。《晋书》卷一《宣帝纪》明言，嘉平二年（250）“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贰于帝，谋立楚王彪”。王淩、令狐愚积极展开另立王储以对抗司马氏的行动。楚王彪长而贤，成为王淩的选择对象。《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鱼豢《魏略》云：淩闻东平民浩详知星，呼问详。详疑淩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淩计遂定。《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略同，史源当一。《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扬州·建安郡”下领有东平。中古时代的占卜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民意在很多情况下都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争衡。浩详“欲悦其意”，揣度王淩欲谋之事，冒性命之危而进叛逆之言，则王淩之谋已广为扬州人所知，当无疑问。司马懿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公然反抗，但是并没有迅速对王淩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主要是要消化高平陵政变的成果。时机成熟后，司马懿亲率中军对王淩采取征讨行动。正如学人所论，王淩具有两面性特征：一方面，他在曹魏政治中拥有极为深厚的人际关系，因此是高平陵政变后唯一可以与司马懿抗衡的实力派人物；另一方面，他在淮南的政治根基远非无懈可击。王淩无计可施，旬日之间，势穷被缚，最后饮鸩卒于项城。司马懿对王淩余党包括令狐氏采取铁血手段，皆夷三族，太原令狐氏和祁县王氏主干房支亦从此断绝。这就是令狐邵政治预言所蕴含的历史内容。
第二节 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魏晋嬗替过程复杂，曹马之争在京畿重地和边陲地区激烈展开，互有胜负，其力量基础盘根错节，生逢其时、处身其中的士族当然不可能完全预料曹马之争的结局，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今人研究曹马之争，经常会从历史的逆向思维入手，倒放电影般地认为曹马之争阵线分明，立场明确。如台湾学者卢建荣曾对高平陵政变前夜曹马对垒双方的政治力量进行统计归纳，简洁明致。实际上，有必要指出，有些士族家庭在时局动荡之际不见得一定非此即彼，即一定要站在曹马之争的某一方阵营。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在曹马之争中持观望态度的士族不在少数，这点似乎为学人所忽视。太原郭氏在中古社会算不上一流大姓，却是第二流大姓的佼佼者，对郭氏的研究可以洞察中等士族的生存状况，因而对郭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以往讨论太原郭淮者，无一例外都把郭淮视作司马氏党徒，卢建荣亦承此说。事实上，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有一个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的动态的转变过程。
司马懿取得对曹爽的决定性胜利后，在地方引起连锁反应。就关中一地而言，雍州军政自正始四年（243）以来为夏侯玄和郭淮所把持，而郭淮为夏侯玄所督。夏侯玄时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玄因婚姻而为曹氏死党，众所习知。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征夏侯玄入洛，族人夏侯霸惧祸降蜀。《资治通鉴》卷七五载夏侯霸降蜀的原因是：“霸素与淮不叶，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夏侯霸对姜维言及司马懿主政后的政策，谓“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
司马懿对地方重镇历经两年之整顿，譬如对雍州、扬州之处置方法如出一辙，均采取软硬两手分化方镇力量：以夏侯玄所都督之郭淮都督雍凉军事、以王淩所都督之诸葛诞都督扬州诸军事，布置完毕遂亲率中军对王淩采取行动。王淩无计可施，旬日之间，势穷被缚，途经贾逵祠而高呼自己为曹魏忠臣，其后饮鸩卒于项城。司马懿对王淩余党皆夷三族。卢建荣曾对高平陵前夜曹马双方重要的政治力量进行统计列表，简洁明致。其中让笔者深感怀疑的是郭淮政治倾向的翻云覆雨。王淩姊妻郭淮，则太原郭氏和王氏为婚姻之家。前文言及司马懿以郭淮代替夏侯玄，夏侯霸惧祸、归降蜀汉似乎表明郭淮为司马氏党羽。阳曲郭氏在汉魏之际迅速上升，其代表人物郭淮在曹马之争中态度暧昧。坚持认为郭淮是司马氏党徒的学者可能认为，郭淮与王淩家族存在婚姻关系不会影响郭氏的政治态度。其实不然，王淩乱后，郭淮妻依法当诛。《晋书·刑法志》载：“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关于犯逆连诛的适用范围，曹魏律令的规定极为苛酷，乱世用重典。《晋书·阮籍传》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族灭之事不绝于书。王淩叛乱，按照曹魏法令，其姊亦在连诛之内。但是当御史遵循法令前往拘捕之时，关中地区发生骚动。《三国志·郭淮传》注引《世语》记载了这起骚乱的始末：淮妻，王淩之妹。淩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于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于法未通，当受罪于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世说新语》卷中“方正”篇同载此事，大致相同。不同处亦极为明显，为进一步说明问题，不辞累赘，抄录如下：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语》作者郭颁是西晋人士，或与太原郭氏颇有关联，西晋太原郭氏荣宠之极，行文用词必然会为时讳。《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裴注评论郭颁《世语》云：“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而《世说新语》作者却无任何必要为司马氏讳言。故《世说》所言较之于《世语》，更为可信。
太原士族在曹魏时期的活动能量远远突破太原甚至并州之地，与政权的结合日益密切。他们在此期活动区域的广泛性呈现出家族成员急速官僚化的倾向，与永嘉乱后北方士族垄断地方、呼啸乡里的情况判若云泥。郭淮终生用兵秦雍，王淩惨淡经营淮南。司马懿宽宥的真正原因自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震慑于郭淮在秦雍一带积累三十余年的军功，担心过快激化和郭淮的矛盾。但是郭淮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又不能不让司马氏寝食难安。嘉平元年（249），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对关中一带的人事安排，是消化京畿政变成果、逐渐蚕食曹氏羽翼的重要部署，司马氏调离关中夏侯玄进入洛阳，以雍州刺史郭淮为征西将军，似乎显示郭淮是司马氏集团可以信赖的人物。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司马氏同时任命陈泰为雍州刺史，并加奋威将军。陈泰与司马师兄弟过从甚密，是司马氏党徒。陈泰的任命在与蜀汉的战役中迅速体现出影响。《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记载郭淮、陈泰和姜维的交战时云：“（泰）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可并取维，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进率诸军军洮水。”陈泰被司马氏派往关中的具体任务虽然囿于史料的缺乏很难明确考察，但是陈泰取代郭淮雍州刺史进而操理民政，军事上与郭淮共同筹划，则郭淮之权力受到明显掣肘和削弱，已经不能与往昔独揽军政大权比类齐观，则是不争的事实。紧接着，嘉平二年（250）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明升暗降。而《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载：“淮薨，泰代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笔者对陈泰任官时间的记载深表怀疑。郭淮卒于正元二年（255）正月，征西将军一职早已空阙。魏蜀交争，征西将军的职位人选不应该出现空缺的离奇情况。因而笔者的推断是，郭淮任车骑将军的同时，陈泰即为征西将军。
王淩乱后，郭淮妻依法当诛。前文言及曹魏法律规定：“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当时犯逆连诛之范围，曹魏法律规定极为苛酷，非常时期当从严而治，如司马氏动辄族灭数家、名士少有全者，即可为证。王淩叛灭，其姊亦在连诛之内，当合魏法。但是当御史往拘之时，仍然发生骚乱。郭颁《世语》把骚乱的缘由归于“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而《世说新语》认为这一群人是“州府文武及百姓”。御史胁迫郭淮妻上道后，“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俱与常理相乖张。郭淮在“州府文武以及百姓”的支持下迅即派出精骑追还。这样一个群情激愤的场面显然有郭淮鼓动的成分在内。郭淮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对司马氏的挑衅，而居然得到法外开恩、予以宽宥的结果。
郭淮父子及其部将的行动让我们读史的人坚信，郭淮父子尤其是其部将群情激愤的表现，固然含有郭淮鼓动的成分，同时更含有对司马懿抗议的真实用意。司马懿宽宥的真正原因自然不是怜悯，而是震慑于郭淮在秦雍三十余年的军功，并且担心激化和郭淮的矛盾。联想到司马氏调动夏侯玄离开关中而不敢对郭淮有大举动，原因亦在于此。但是郭淮和王淩为姻家的事实又不能不被司马氏视为眼中钉，遂以名望甚高的陈群之子陈泰入关中监督郭淮。这就是司马氏当初派陈泰进入关中的真正背景和动机。
陈泰奉命进入关中削弱郭淮权力的作用逐年累月地体现出来，这就是陈泰奉命进入关中的真正使命。郭淮虽然在营救其妻的行动中取得暂时胜利，但是由此引起司马氏更深的猜忌。司马氏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之后的五年郭淮已经没有可以称道的军事表现。《晋书》卷二《景帝纪》载，嘉平四年（252）春正月，“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陈泰都督的范围和职能显然是都督雍、凉诸军事，万斯同《魏方镇年表》失载此事。陈泰在雍凉一带借助司马氏的支持，至此已经完全力压郭淮掌控关中之权。郭淮和王淩谋立楚王彪之间固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但是观察郭淮营救其妻即王淩姊过程中的表现，不惜鱼死网破与司马氏决裂而采取军事行动，不得不让人怀疑王淩在谋乱前是否确实如有限的史籍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没有联合关中的姻亲郭淮。
如果说郭淮和王淩叛乱间的关系是若隐若现，而郭淮和文钦、毌丘俭之间的关系则是班班可考。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文钦、毌丘俭据王淩叛乱之扬州再次发动对抗司马氏的起事，时间距离王淩叛乱被平息将近四年。所相同者都是司马氏兵到叛平，毌丘俭被杀，文钦南奔投吴。文钦、毌丘俭兴起之盛，平息之速，主要原因是：其一，被迫进行的草率对抗。正元元年（254）司马氏在京师发动一系列翦除曹氏党羽的行动，夏侯玄、李丰等人被杀。随即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侍中巡省四方自然不是简单的观察风俗，慰劳士民，关键是“察冤枉失职者”。明言之，察冤枉，即是提拔被政敌所压抑的己方力量；黜去职，即是罢免对己方不利的敌方羽翼。这就是颍川荀的谋划：“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所谓“外志”，即指方镇的政治态度。据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正元元年（254）的侍中分别是：郑小同、荀、赵酆、华表。四侍中的政治态度，或明或暗均系司马氏党羽。侍中持节巡省四方之事，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掌控下进行的。前贤指出，其目的在于监视地方之拥曹势力。毌丘俭、文钦正是难以忍受这种来自中央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被迫提前反抗。
其二，同盟郭淮没有及时响应（或言郭淮已经无能为力）。郭淮本传的记载显得波澜不惊，嘉平元年以后五六年间的事情其实惊心动魄，事关郭淮家族的性命安危，也在一定程度上事关淮南三叛的结局。据郭淮本传推测，郭淮卒年当为七十岁左右，上下浮动当不超过五年。对征战边疆的武将来说，尚可有为。郭淮卒年前后的事情史传几乎无载，嘉平二年（250）的封赏之后再无功业可考。其后六年无所事事，固与年事已高有关，但如果结合之前嘉平三年（251）王淩之变、之后正元二年（255）毌丘俭、文钦叛乱，可以觉察到郭淮在这个敏感阶段的陆沉，暗示陈寿的《三国志》抹去了郭淮在此时期的一些作为。幸赖裴注中保存着这方面信息的吉光片羽。《三国志》卷二八《毌丘俭传》裴注文钦《降吴表》云：司马师滔天作逆，废害二主，辛、癸、高、莽，恶不足喻。钦累世受魏恩，乌鸟之情，窃怀愤踊，在三之义，期于弊仆。前与毌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诚臣愚管所执。
文钦此表已明显透漏出郭淮具有和毌丘俭、文钦共同举兵的意图，这个计划胎死腹中的要因即在于荀策划的“侍中巡省四方”等一连串弹压行动。文钦此表当然可以理解为故意反间郭淮和司马氏的关系。但是据文钦降吴后的举动，明显看出文钦的确和郭淮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交往。其时在孙吴边镇，诸葛诞亦为曹氏党徒，且和王淩为婚姻之家。文钦舍近求远联合郭淮，必然是有以往联系密切的渊源。同传载文钦《与郭淮书》：公侯恃与大司马公恩亲分著，义贯金石，当此之时，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专朝，潜欲举兵，事竟不捷，复受诛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钦以名义大故，事君有节，忠愤内发，忘寝与食，无所吝顾也……腾说公侯，尽事主之义，欲奋白发，同符太公，惟须东问，影响相应，闻问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即与毌丘镇东举义兵三万余人，西趋京师，欲扶持王室，扫除奸逆。企踵西望，不得声问，鲁望高子，不足喻急……毌丘不复详之，更谓小人为误，诸军便尔瓦解。毌丘还走，追寻释解，无所及……然仆于国大分连接，远同一势，日欲俱举，瓜分中国，不愿偏取以为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帅胸怀，宜广大势，恐秦川之卒不可孤举。（卢弼《三国志集解》云，关中之固沃野千里，秦之故国。谓之秦川。郭淮时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笔者按，此误。据前所考，嘉平四年，陈泰已取代郭淮都督雍、凉诸军事，征西将军恐亦为陈泰所任。）今者之计，宜屈己伸人，托命归汉，东西俱举尔，乃可克定师党耳。
文钦言及“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当然是提醒郭淮营救其妻王淩姊的后遗症，意即势必引起司马氏的敌视和报复。又言“恐秦川之卒不可孤举”，皆指郭淮对司马氏之敌意蕴藉。文钦给郭淮的建议是，让他效仿自己和夏侯霸，降服蜀汉以图东西并举，共伐中原。郭淮最终没有响应，内中详情已不可知。但是比较可能的推测是，郭淮在嘉平四年（252）陈泰都督雍、凉诸军事后，空留车骑将军的虚衔，军政大权处处被陈泰掣肘牵制，或是主因。《晋书》作者把郭淮卒年和毌丘俭、文钦起兵之事置于同处，别有深意。郭淮之亲曹疏马，尚有补正材料。将近一个半世纪后，郭淮弟亮七世孙郭祚和北魏孝文帝谈到郭淮时说：“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这说明郭淮的后人认为郭淮的政治态度是亲魏的。还可注意的是，郭淮卒后两年，在诸葛诞起兵前夕，郭配把二十一岁的女儿郭槐嫁给时年四十的贾充。郭配此举显然是要极力扭转乃兄郭淮亲曹对家族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通过联姻贾充表明对司马氏的款款忠心。文钦《降吴表》所言与毌丘俭、郭淮“俱举义兵”者之前尚有一“等”字，自然不能对之联想过多。但是肯定尚有其他盟友，其他人中能与毌丘俭、郭淮并列的最有可能的人物是诸葛诞。
淮南三叛诸人中最让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即是诸葛诞。刘显叔大致认为魏末党争是基于浮华名士和儒学大族壁垒分明的斗争，卢建荣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其中所举到的例子即是：“既然毌丘俭与诸葛诞同属名士集团，为何后者不但坐令前者之败而不往救，甚至还是剿灭有分的人呢？刘氏对此不置一辞，此为可疑者二。”若将淮南三叛归属于亲曹反马的行为，诸葛诞的作为确实很难让人理解。前面提到，王淩、诸葛诞多年共事（正始四年至嘉平三年），又为婚姻之家，撇开政治路线不问，就个人情谊、姻亲关系及任官同地来看，绝无王淩单方面举事而诸葛诞袖手旁观之理。所可注意的人事安排是：王淩乱时，司马懿以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之职恰好是王淩乱前的任命，即都督扬州诸军事的重任。陈寿《三国志》对诸葛诞在司马懿镇压王淩叛乱行动中的作为含糊其辞，自然是晋人修史笔法所致。前面提到司马懿的这种人事安排具有挑拨分化的作用在内，仅是一种推测。笔者以为现在比较能接受的真相是，司马懿虽然平叛王淩之乱，但是扬州军政大权仍然没有回到司马氏控制之中。这或许正是诸葛诞可以暂时隐忍不发的原因？
诸葛诞镇扬州一年后，与毌丘俭所督之豫州对调。豫州、扬州皆为亲曹反马之地区。贾逵自黄初元年（220）起担任豫州刺史，一直到太和二年（228）。其后赵俨、满宠担任两年有余，再就是王淩刺豫。王淩败后，路经贾逵庙而高呼：“贾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很难想象被司马懿所俘虏之朝廷重犯，会让他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这样的史料与其说是真实情况，毋宁说民间传闻更为可信。正是豫州之地广泛存在着反马亲曹的情绪，才会炮制出如此骇人听闻的言论。
关于诸葛诞和毌丘俭、文钦起事的关系，陈寿如此记载：“后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姜宸英居然相信了这样的记载。卢弼对其进行猛烈批评：“俭、钦移书郡国，罪状司马，天下共知，非由公休露布之咎，当时勤王诸将，惟文钦父子粗猛武夫，反覆无常，彦云、仲恭皆为儒将，懋著功勋，事之成否，岂可概论？公休谋定后动，子上至，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倾全国之力挟两宫以行，用兵十月之久，尽乃克之。公休力竭智穷，而麾下壮士数百人拱手为列，无一降者，田横得士，何以加兹？此皆魏之忠臣义士，承祚合为一传，有微旨焉。君子平情论事，不能以成败相绳，不佞考订事实，不为空论，偶因姜氏之说，特发其凡于此。”卢氏以“勤王”冠以淮南三叛，较为符合真相。卢氏“谋定后动”之语，实已道破天机，惜未全然展开。由高平陵政变后的一系列事变看，卢建荣认为是司马氏逐渐翦除曹氏党羽的主动行为。而反过来看，尤其是正元元年（254）一系列的清除京师亲曹氏力量的紧迫行动，甚至必得废齐王芳而立高贵乡公，紧接着派侍中巡省四方观天下方镇之志的行为，让我们联想到曹氏一方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或亦有中央、地方联合以图全力一击之深谋远虑。其中以郭淮的资料最为隐晦。卢氏归罪“勤王”之败在于文钦父子粗猛武夫，反覆无常。更深一步，意思似乎是文钦父子打乱了曹氏一方的行动节奏，被迫各自为战。
通过以上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太原令狐愚、太原王淩、太原郭淮、琅邪诸葛诞之间存在婚姻关系，太原王淩是中心人物，其他几人均与太原王淩有婚姻关系。而毌丘俭、王淩和诸葛诞又有多年同地任官的经历，并且平生事功的地域多是亲曹反马的扬、豫诸州。他们与中央夏侯玄等人极有可能在高平陵政变后蓄谋发动对司马氏的全力一击。但是随着正元元年（254）京师之谋被司马氏识破而遭血洗，甚至连齐王芳也被废黜。其后地方实力派连续被动起兵，已经无助于事态之发展，亡魏成晋的历史大势已经形成。在此激烈的角逐过程中，部分豪门大族的政治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夹在其中摇摆观望，甚至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也出现政治分歧，太原郭淮亲曹反马、其弟郭配通过婚姻手段向司马氏效忠，集中体现了在曹马集团之间徘徊观望的家族情况。
第三节 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魏晋政权更迭，家族政见不同，导致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前文分别以被史学界广泛忽视的太原令狐氏和郭氏为中心，对魏晋鼎革之际的两种家族形态进行分类剖析，发现令狐氏家族代表曹党家族的命运，感念曹氏人物的知遇眷顾，亲曹反马。而郭淮家族更能代表政权嬗替之际的家族形态，在曹马之间来回摇摆，从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所谓的骑墙观望，就是对曹马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行重新认识选择的过程，最后倒向司马氏一边。唐长孺先生曾经指出，士族的升降和当世冠冕息息相关，士族家庭在形成壮大阶段，家族利益的维系与当政者的重用与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魏晋政治格局朝着向司马氏集团有利的方向进行，之前出仕曹魏朝廷的家族在朝代更替之际迅速转变政治立场，无疑会维护家族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太原士族也不例外，家族成员在政治道德和家族利益扞格时的取舍将决定家族命运。
太原士族整体之上升，与曹氏关系极大。前论郝氏家族之渐升，曹魏时期亦有人物出焉。郝昭以雄壮武功名震河西，与郭淮情形类似，虽未有资料显示郝、郭两家有何联系，从郭、郝两家在河西均享有声望来看，太原大姓在关中一带活动者恐怕不限于此。郝昭在关中一带军功颇著，得到魏明帝“快人”的美誉。郝氏将卒之时对其子郝凯训诫道：“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耳，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郝氏家族在曹魏之世为军功家族，以武力见长。而郝昭对此不以为然，在将死之际诫子云“将不可为”，希冀子孙弃武从文；又言不择墓地之所，盖尚武家族，无礼法相维系，视乡里宗族社会如无物。太原温氏与之截然不同。东汉初叶温寿弃官归葬乃父温序，温恢归葬其父温恕。
太原孙资得王允之赏鉴，名著乡邑。乡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艳妒其盛名。杨丰党附田、梁以构陷孙资，仇怨甚重。孙资不以为意，田豫等人弥久乃服，请求结为婚姻之家。孙资为长子宏娶田豫女。孙资在文帝、明帝朝尤见宠任。孙资最为后世所诟病的事件即是：明帝临崩时安排辅政大臣的人选受刘放、孙资所左右。在刘、孙二人的作用下，辅政大臣的人选完全改观，由清一色的曹氏集团人物改为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局面。何焯、王懋竑、王鸣盛、赵翼对刘放、孙资党于司马氏而“援纳篡贼”、“弄权败国”之行为痛切斥责。孙资蒙受曹氏厚恩，而叛曹纳马，足见其时士大夫恋家忘国之丑态。
晋阳王氏的起家，在于汉魏之际。王柔、王泽兄弟得郭泰的品评，热衷仕宦，精通经术。王泽房支精习经术的优势在后世逐渐显现出来。其子王昶在年轻时与王淩齐名，而兄事之。王昶在曹魏政权中官位上升速度甚快，至明帝时已经加扬烈将军，封关内侯。王昶撰《家诫》一书，重孝敬仁义，轻浮华朋党，并称“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又称家风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一言以蔽之，即孝于父母、敬于宗党、守默谦让于国家政务。这种“守慎”家风的由来当是乃祖王泽据党锢之祸的现实原因而制定。
曹爽在正始年间培植势力，王昶子王浑、王机子王沈俱应曹爽征召而为掾吏，这说明正始年间晋阳王氏还是曹氏集团的党羽。王昶本人在正始年间的事迹史籍缺载，当和郭淮的情形一样，是一种有意的删减，势必抹去了王昶和曹爽之间的一些关系。高平陵政变后，王浑、王沈俱因曹爽故吏免官。王昶在正始年间的活动仅可从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中得鸿爪蚯迹，万斯同载王昶在正始年间相继任兖州、徐州、荆州刺史，未有间断，不知何据。司马氏诛曹爽后，对晋阳王氏采取怀柔政策，浑、沈相继复出。王淩之乱中看不出晋阳王氏成员的政治倾向。而在毌丘俭、诸葛诞叛乱中，王昶本传均言其平叛有功。由此可见，王氏家族成员无所谓政治道德，见风使舵固为后人所不耻，但忘国之余兴家有道。王沈之后担任秘书监，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王昶在晚年发动对孙吴进攻兵败一事尚须申论。嘉平四年（252）王昶、胡遵、毌丘俭征吴而大败。司马师引咎自责，惟降司马昭官爵，余则不问。习凿齿对之赞誉有加，笔者以为是皮相之论。其时王淩叛乱初平，人心思乱。兼以司马师执政不久，众心游离，如对征南诸将采取强硬措施，势必对己不利。因而司马师的引咎自责，固然有统治术的成分在内，更应该考虑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压力。
第四节 结论
魏晋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有代际传承，也有流动嬗变。士族阶层的升降方式在和平年代与动荡时期路径不同，其升降动力来自不同因素：学术权力的归属、仕途命运的际遇、婚姻之家的贵贱、政治空气的变换等等，其中由政局变动带来的士族分野，无疑扮演了动荡时期阶层流动的关键性角色。魏晋嬗替过程中士族的政治动向乃至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该家族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政权鼎革并非如后世见到的那样一帆风顺，政权嬗变之际的大族形态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
以魏晋之际的士族格局来说，太原士族群整体之上升，与曹氏关系极大。郝氏家族即恩其荫泽。太原士族在曹魏之间的举动影响到该家族在西晋一朝乃至六朝的声名、权力和地位。曹马之争的过程中，太原士人出现明显的分歧。王允家族孑遗王淩及其姻家太原令狐氏明显倾向曹魏政权，枯守曹党集团，最后随着司马氏的强大，令狐家族走向覆亡。投身曹马之争中败身灭家者，如祁县王淩，祁县王氏所存主干血脉亦自此断绝。阳曲郭氏在汉魏之间迅速上升，其代表人物郭淮在曹马之争中态度暧昧，进退两难，角色多变，郭淮为王淩家族之姻亲，太原大族之援奥于婚姻之结合可窥一斑。然而郭淮之亲曹反马与王淩之举动颇不相同，郭淮亦有举兵向马之心，然卒未成行，最后由曹党倒戈滑入司马氏阵营，有裨于家族之繁荣。亡魏成晋的过程中，太原大族中能改弦易辙、见风使舵的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在西晋乃至六朝独享盛名。王氏家族见风使舵，叛曹亲马，虽然政治道德沦丧，恋家忘国，但由此使家族走向日益繁荣的道路。
第三章 西晋太原士族交游网络的凝结
魏晋士族阶层的整体崛起与发展演变，是内外诸多因素交织合力的结果。从内在动力看，家学、礼法、道德和人物都是影响士族家庭成长壮大的核心因素；从外部环境看，士族之间的交游、婚姻以及品评所形成的士族网络，乃是影响士族家庭外延力量的重要指标。魏晋鼎革，在西晋朝堂之上名声显赫的士族家庭，亡魏有过，兴家有功。大州望郡的士族群体蔚成气候，除了在改朝换代之际保持洞明时务的政治态度之外，和平时期婚姻网络的缔结亦是重中之重。关于汉晋士族婚姻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事实上，影响士族婚姻的因素，除却身份内婚制、政治仕宦、宗教信仰、学术文化等诸多因素外，地缘环境和士族升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各种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的角色各有差异，士族婚姻的复杂性和生动性隐藏在简单分析及个案研究的幕后。
士族交游网络的凝成，不仅靠婚姻之家，还有广泛深入的交游活动。交游也是士族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游”一词，于史有征，大致包括两种类型：即傅玄上疏所批评之“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以及郭璞“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简言之，士族间的交游活动有良性交游和恶性交游，前者包括评论人物、援引奖拔和缔结婚姻等；后者则是士族之间由于利益扞格而交恶冲突的社会关系。士族交游的两种类型，涵盖士族群体社会关系的世相百态。西晋时期的士族研究，似乎只有放宽视野，跳出个案研究的社会学套路，圈定行之有效的士族研究群。本章即以西晋承平时期的太原士族群为例，考察其婚媾对象以及交游范围的变动。
第一节 《华芳墓志》与王氏婚姻圈
汉晋时期士族阶层的婚姻关系可以太原王氏为中心，围绕《华芳墓志》来深入探讨。中古历史研究的最大困境莫过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史传文献和石刻资料构成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基石，汉末魏晋由于当时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出土的墓志石刻依然屈指可数。1965年7月在北京西郊发现的《华芳墓志》弥足珍贵，庶可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西晋墓志平均高度为50cm左右。该墓志却高达129cm，宽55cm，形制之大为迄今所见西晋墓志之冠，远远超过徐君妻管洛（58cm×24cm）、贾充妻郭槐（70cm×38cm）、贾后乳母徐美人（86cm×50cm）及晋武帝贵人左棻（27.5cm×14.5cm）等女性贵胄的墓志尺寸。该墓志形体巨大，正是永嘉乱后王浚在河北地区统治地位的生动体现。王浚三位夫人依次是济阴文氏、河东卫氏和平原华氏，通婚对象的社会地位呈现出逐次升高之势，都位于王浚统治区域内部。《华芳墓志》显示华芳和王浚联姻的具体时间为太康八年（287）。而王浚父王沈卒于泰始二年（266），其时王浚年十五，推定王浚生于嘉平三年（251）。则王浚、华芳联姻时分别为三十七和十八岁，相差近二十岁。两人连理时，王浚父沈已卒，其母赵氏生死未知。王浚在《华芳墓志》中声称：“太夫人在堂”，所谓的“太夫人”可能指王浚嫡母荀氏。年轻的华芳嫁给王浚时，其父业已故去。但其父华衍曾任侍御史，与王浚有同朝为僚的政治经历，职任也具有相似性。
综合两家联姻的具体情况，基本可以推定：一、两人联姻不是在其父的主持下进行的；二、王浚母身份卑微，在王氏家族恐怕没有“主中馈”的资格，婚姻在王浚一方可能是自主完成；三、王浚以近不惑之年联姻华氏，和颍川荀氏家族一样，都是钦羡平原华氏在洛京崇高的社会声望；四、平原华氏联姻太原王氏的考虑，虽非其父做出的选择，但显然是其族人看重王浚的政治潜力。《华芳墓志》反映的以王浚为中心的婚姻关系简图如次。下文图1展示了以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为主干、平原华氏为辅助，进而延伸出河东卫氏、颍川荀氏、沛国刘氏等大士族的婚姻关系网络。图1显示了西晋士族的通婚特征，大族荀氏、华氏、刘氏、卫氏、王氏等家族具有连环婚姻的关系。为深入说明问题，笔者进一步具体考察太原王氏的婚姻关系，同时简略涉及王氏姻亲士族之间的通婚情况。
王氏家风自王泽通经术以降，渐被儒风，礼法熏染，自有天地。王泽、王昶、王浑三代积极任官，兼备文化和仕宦双重角色。王氏家风的急剧转型，始于王浑。《太平御览》卷八三〇《资产部》载王浑表曰：“臣有气病，善夜发，服半夏汤，或服汤不解，尚取针。前殿中医赵恭思簒见给事医，在医署。簒能针，有方伎，乞以簒名课，称考课医，给臣自疗治。”从王浑自表的病症来看，极有可能是服寒食散所致。由此推测，王浑由儒入玄，颇受玄学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服寒食散者当然未必全是玄学之士，但崇尚玄学者大多服食寒食散。王浑一方面有玄学化的迹象，另一方面又坚守父祖习儒的素养，因此王浑儒玄兼修，具有濡染玄学与修习儒学的双重素养。《通典》卷六十《礼典》收王浑《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载：“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按《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缞嫁娶之文，亏违典宪，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从这条材料来看，王浑恪守儒家礼法，儒学传统并没有被王氏家族丢弃如遗。图1 《华芳墓志》所见大族通婚情況
王浑弟王湛自行做主，娶同郡郝普女，而王昶居然“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由此看来，西晋名士婚娶竟然不尊儒家礼法规定。婚姻如此随意，不由得让人疑窦丛生。实际情况则是，王昶告诫宗人曰：“若结婚姻，如暴贵无识，猥富不仁，慎勿为也……勿三代不仕不学，不看客失婚无谱，不葬无坟墓，不修仁。若是恶事，三代皆沦小人也。戒之慎之。”这条资料可以补充《三国志·王昶传》所录《家诫》的不足之处。从王昶的箴言来看，王氏家族的婚姻圈尚未全然凝固，王氏对联姻之家的学术文化尚有较高要求。王湛以弱龄自行婚娶同郡女子，虽不可信。但虚构的材料未必一无是处，这条资料透漏出的信息是，同郡大姓联系密切。王昶不可能对郝普之女全然无知而放任王湛自行婚娶，必然是郝氏女符合王昶给宗人所定的通婚标准，即仁而有识。《贤媛篇》载郝普女果有“令姿淑德”，应当可信。较之王浑，王湛更坚定地偏执于玄学化。王湛、王承父子俱享高名，“论者以为祖不及孙，孙不及父”。所谓的论者之言，应当是南渡玄学名士的评论，以清谈善言度之，王昶固不如王承，承不如湛。但若论事功兴家，王湛、王承父子远不能与王昶相提并论：太原王氏家族起飞的关键人物正是王昶。
王浑妻颍川钟琰，长于名门贵胄，美姿容，有文才，礼仪法度堪称当世圭表。颍川钟氏的家族特征与郝氏的家族风格颇有相似之处，既具姿容之美，又有贤淑之德，与王昶规定的婚姻标准大致相合。太原王氏家族平日汲汲追求的家族礼法，支脉之间有所不同。《世说新语·贤媛篇》载：“王司徒（王浑）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姚振宗、余嘉锡、徐震堮相继对东海、京陵的含义进行考释。简言之，王浑、王湛兄弟婚娶钟氏、郝氏的家世背景有所差异，钟氏、郝氏家族因为德业优美而相互敬重，但是又在各自小家庭内保持妻家礼法特征。钟氏为其女择婿，王浑子王济推荐兵家子弟却被钟氏否决，钟氏反对的理由是“地寒寿促”。我们显然不能据此认为太原王氏的婚姻标准一定排斥寒门，王昶允许王湛娶同郡庶族郝普女，即为明证。郝氏尽管曾经为太原名门，但《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汝南别传》记载，郝氏家族门寒孤陋，缺乏俊良出众的人物。综合上述考察，可将汉魏西晋时期太原王氏的婚姻关系列表如下：表1 汉晋时期太原王氏婚姻表
六朝初叶，门户之见尚未完全凝固，贵贱之间还可跨界婚配，如前贤所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然此种变迁乃逐渐形成者，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惟一之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也。”王济既然以才能超群为由推荐兵家子弟，说明王济心目中门第观念较为淡薄。这条资料同时反映，王浑家族内部婚姻的选择程序首先由兄弟荐举人才，然后由其母钟氏审核方能通过。所谓“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并非虚语。王浑其后娶琅邪颜氏，并非大族名门，而是普通州民。王浑父子对其羞辱有加，而颜氏却因为王氏冠盖大族，不敢离弃。大族婚家之间通常相互援助，如西晋八王丧乱，楚王玮骄横肆虐之际，河东裴楷藏匿岳父王浑家。王济叹服其甥河东卫玠，“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太原王氏之婚姻，还有王沈联姻东莱王基等。
考察太原王氏的婚姻关系既竟，复考太原王氏姻亲家族之间的通婚情况。太原郭氏之婚姻，亦为巨姓强宗。贾充、裴秀为郭淮弟郭配女婿，郭配选择河东裴秀为婿、郭配子郭豫成功联姻西晋鼎族大姓琅邪王衍，都显示出郭氏成员继续致力于家族特质由武入文的转型。但郭氏主轴人物向来无通经之能，无家学可传，家风更无从谈起。就西晋有限的婚姻资料来看郭氏的家风，粗俗妒忌，丑陋难堪。王衍妻郭豫女才拙性刚，聚敛无厌，干预人事，借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贾充妻郭槐性妒忌，鞭杀二乳母，贾氏两儿竟思慕而死，贾充因之绝嗣。郭奕为中山名流刘琨、刘舆之舅，固为太原郭氏之英杰，而其姊之僮仆多有犯奸作科者，姊弟不问。郭奕有鉴人度世之才，而无齐家之能。
由此可见，郭氏之女多妒忌之辈，足见家风颓败丑陋，无儒家礼法相绳系。郭淮积累的赫赫军功使他们进入高等仕宦圈，具有明显的寄生官僚的特征，贵族气质不足，与太原王氏的优美家风判若云泥。郭氏家族亦有通经者，如郭琦，但在族人郭彰的阻挠下没有实现高官化的目标，因而不能显贵于朝廷。另外，琅邪王戎与贾、郭通亲；裴頠为王戎之婿；王衍女为愍怀太子妃；颍川荀岳子隐娶琅邪王士玮女；荀勖外祖为颍川钟繇；勖子组娶华衍女苕；平原华恒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河东卫瓘第四子宣尚武帝女繁昌公主，等等。在相关考证的基础上，结合《晋书》相关传记，绘制以太原王氏为中心的通婚关系简图如下所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西晋士族的婚姻圈为：汉魏时期，以同郡大姓为主，譬如太原王氏婚于同郡郭氏、宋氏和令狐氏等；西晋以降，地缘因素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婚姻对象由同郡扩展到河东一带，如太原王氏婚于河东卫氏、裴氏等。另外，婚姻对象的阶层属性基本上是中央性大士族，如琅邪王氏、平原华氏甚至是皇族司马氏。图2显示，太原士族群形成以太原王氏为中心、包括河东裴氏、河东卫氏、颍川荀氏、平原华氏、琅邪王氏等大族名门在内的连环婚姻网络。图2 汉晋时期太原士族通婚网络
第二节 太原士族群交游网络的凝成
魏晋士族的壮大和稳定，互为婚姻、结成裙带是关键因素，但是广义的交游活动对士族社会的形成更具重要意义。士族之间品题成风，来往密切，互相援助，凝成一团；又或者攻击责难，激烈竞争。士族的交游活动集中体现在政见异同、人物评论等方面。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士族的整体地位正是通过士族交游圈的形成得以巩固。
魏晋鼎革，士族家庭在政治风雨的洗礼下或存或亡，有升有降，士族地位和政权嬗替交互作用。战争时期家族地位的升降沉浮，基本上是沿着派系斗争的政治路线得以进行。太原王氏从地方大姓上升为一流高门，军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汉时期的王柔、王泽兄弟是太原王氏的可靠始祖，该家族历经汉魏五十余年，由地方大姓上升为中央性的巨姓强宗。王浚家族从王柔担任护匈奴中郎将开始，四代数人，都具备较为突出的军事才能。政权易代之际，军事才能注定是士族成员倾力培育的重要技能。汉魏晋皇权嬗代，士人心中的国家意识日趋淡薄，家族主义渐成气候，王浚之父王沈在曹马之争中临阵反戈，尽管在当时和以后遭到贤达俊良的激烈批评，但是在当时却确立了这个家族“佐命之勋”的显赫地位。魏晋时期以士大夫门户对立为主轴的党争在嬗代之后并未烟消云散，而是以斗争合作的复杂态势继续存在于西晋的政治肌体之内。西晋政坛两大力量的明争暗斗，基本上是以羊祜和贾充为核心而展开的。太原王氏诸成员亦积极参加西晋时期的党争活动。
太原名士王浑在征吴过程中，功高位尊。王浑和王濬争功，刘颂以王浑为上功。《晋书》卷五八《周处传》载：“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王沈因叛曹亲马而显耀于世，人所共知。王昶家族在曹马交争中政治姿态之趋于委蛇，微妙转变，已见前考。而王氏之显贵，却难以遮掩时人对其政治道德沦丧的横加评议。周处的这番批评，主要针对王浑家族一度为曹魏政权所重用，王浑亦曾擢为曹爽掾吏，而在魏晋鼎革之际却叛曹亲马之丑事。由此可见，太原王氏似乎隶属于贾充集团。相比于祁县王氏家族不顾亡身灭家而忠于曹魏朝廷之勇烈，晋阳王氏主干大房见风使舵，和光同尘，服膺势力渐强之司马氏集团，借此护持家族利益。但毕竟一身仕宦敌对二朝，为人责怪，心中羞愧，不免赧然。
周处大肆讽刺灭吴功臣王浑，极易让我们联想庾纯嘲讽贾充的往事。庾纯竟然在贾充举办的宴会上与之进行激烈冲突，并责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贾充欲用武力囚禁庾纯，庾纯依赖中护军羊琇和侍中王济的救护方得幸免。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侍中王济、中护军羊琇共存的年份分别是泰始八年（272）、咸宁元年（275）至太康三年（282）。庾纯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贾充”云云。知冲突时贾充为司空。检之万表，贾充担任司空公时间为泰始八年至咸宁二年（272-276）。这可以敲定这起冲突事件的大概时间。《资治通鉴》卷七九系该事于武帝泰始八年（272），甚为有识。
引人注意的是，根据万表，王济在泰始九年（273）未能进入将相大臣行列，次年复为侍中。这应当和庾纯暂时免官一样，均受这起事件的直接影响。王济父浑，后被周处指摘，赧然羞愧；贾充也曾被诸葛诞呵责，俱为同因。贾、王两家在西晋时期勃兴发达，崛起道路实在是殊途同归。但是仔细斟酌王浑子王济全力护救庾纯的冲突行为，会发觉王济家族是亲曹势力在司马氏朝廷的延续。这件冲突事件彰显魏晋家族政治生态的复杂情形。易言之，太原王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站在贾充的对立面，因此在次年一度被清出将相大臣的行列。由此可见，太原王浑家族父子事仇，分属不同阵营。结合平原华氏和太原王氏的具体情况，足可想见其时家族成员选择归属党派之随波逐尘。
太原王氏在西晋党争中的复杂态势，还可从齐王攸事件中窥见一斑。太康三年（282）齐王攸出镇青州，不过是诸王就国、移封出镇的硬性规定，却引发西晋高层的激烈争执，主要表现在博士和高官两大官僚层面。《晋书·庾纯传》记载了八位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以及庾纯父子）和尚书省（朱整等）在齐王攸问题上的争斗。王氏家族（包括王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对抗贾充的方针。《晋书·王浑传》载王浑谏书凡五百余言，切中肯綮，武帝不能采纳。同传载王浑子王济亦陈请，又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稽颡武帝，请留齐王攸。又，太原士族和齐王攸关系密切，太原温羡为齐王攸僚佐、温颙虽然没有和王氏交往的明显资料，但温颙、和峤与张华等攀附任恺对抗贾充，在政治立场上，和王氏大致趋同。党派斗争的结果是齐王攸本人以三十六岁的壮年卒于太康四年（283），支持他的官员多数受到降职、免官的处分甚至忧郁而死。太康三年（282），王济因忤旨由侍中（三品）左迁国子祭酒（五品），在齐王攸卒后次年再次迁为侍中。种种迹象，显示西晋党争氛围下士族生态之复杂多样。
太原士族与贾充关系要好的，并不乏人。贾充妻郭槐系阳曲郭淮弟郭配女，贾氏党徒裴秀亦为郭配女婿。太原郭彰世系不明，为贾后从舅，贾后待若同生，历任散骑常侍、尚书，“物情归附，宾客盈门”，势大气粗，与贾氏并耀晋廷。同时不顾辈分悬殊，跻身“二十四友”，或许正是为缺乏文化色彩的家族赚取文化资本。贾、郭二氏并称，前已有之，如《三国志·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记载袁术数落何颙之罪，其中一条即是，“郭、贾寒窭，无他资业，而伯求肥马轻裘，光耀道路”。卢弼《集解》释为郭泰、贾彪。而西晋人士所称之贾、郭与此相反。汉末郭、贾不蓄资业，却以学术文化为士人推重；西晋贾、郭权势熏天，富有政治资源，但是文化阙如，社会资源较为缺乏，遂鸠集二十四友作为点缀，欲收抬高社会声望之效。太原郭氏为贾充党羽，殆无可疑。《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载：“其后武库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暾正色诘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谓彰曰：‘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纸笔奏之，彰伏不敢言，众人解释，乃止。”刘暾在齐王攸一事上和王浑父子志同道合，为贾充敌对力量的组成分子。郭彰、刘暾由修库的点滴琐事居然衍化为激烈的冲突事件，自然让我们联想起贾充和庾纯在宴会上的冲突。我们有理由相信，修库一事，无非是党派争衡的余波而已。
王浑为晋廷重臣，提拔品评之士，尚有京兆寒门王育，有汝南豪族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有族人王沈庶子浚，誉其“平世不减方州牧伯，乱世可为都督三公”。有颍川大族荀勖子荀组，荀勖为贾充的坚强支持者，贾充通过联姻皇室而避免调离中央的危险，正是借助荀勖之力。而王浑请荀勖子荀组为从事中郎，则王、荀两家似已无芥蒂。有平原贵胄华歆曾孙恒为仓曹掾，恒父廙为贾充所亲敬，史书称为“朋党纷然”。而华廙拒绝荀勖为子求婚其女于前，又拒贾充女婿韩寿为子求婚于后。荀、韩两人皆为贾充党徒，华廙此举，导致其在政治上受到明显挫折，先拒荀氏而免官，后拒贾氏未登台司。《华芳墓志》记载，华芳姊苕适颍川荀泰章。《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载，荀勖子组字大章，应系华苕夫荀泰章。平原华氏家族的两个房支出现分离的趋势，荀氏凭借显赫家世，势在必得，联姻华氏。华表一支坚决拒婚，而华表弟华炳支却虚与委蛇，与之联姻。家族婚姻影响华表枝叶的政治仕途至为深远。华廙不顾仕途艰厄，毅然两次拒婚。
士族婚姻不只是伴随着现实的政治利益，还有家族礼法的约束以及人物风貌的影响。而堂兄弟华衍嫁女荀氏，必是荀氏的政治高压所致。不可否认，西晋士族通婚的条件固然含有理性的因素，诸如存在门阀等级内婚制的现象、通婚与士族成员政治前途的博弈等，但还包括成员主观性的抉择，如士族礼法、文化因素和人物风貌的影响，等等。华芳姊妹分适王浚和荀组，王浚和荀勖家族未能匡正乱世，唐代史臣毁誉相参，但根本上持否定性的意见。华炳房支未能进入唐代史家的编纂视野，或许是华炳一支官爵不显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史家嫌恶其族遇人不淑而刻意删减的笔法所致。王浑重用华恒之初衷，莫非与华表家族疏远贾氏有关？大概与此同时，华恒尚武帝荥阳长公主，而王浑子王济亦尚公主，这样的婚姻关系，可能正是王浑重用华恒之要因。王浑奖拔之士流，有中山大姓刘舆、刘琨兄弟，中山刘氏与太原士族——如王氏、郭氏、温氏、令狐氏——关系极为密切，遂有其后刘琨整合并州社会势力抗御胡人之壮举。
太原郭奕追慕郭泰品评之风，以擅长人伦赏鉴而出名。郭奕奖拔品评之士，有泰山巨姓羊祜，视为“此今日之颜子也”，甚至因送之出辖区而免官。郭奕见阮咸而心醉叹服、与太原王浑弟王深有同朝为官之经历、与郑默有共为中庶子事、任雍州刺史时辟用陇西寒门李含为别驾、处群僚之右，与褚有共同反对杨骏辅政之事，其后骏败，朝政混乱，郭奕辞病不朝，应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
太原不同士族之间，亦有激烈斗争。孙楚和郭奕颇为不和，遂致湮废积年。据孙楚本传载其由参石苞军事职被废，石苞任骠骑将军的时间据《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三三本传推知大概年限为景元元年（260）至泰始元年（265）。孙楚以其才气抵牾府主石苞，遭到报复，陆沉经年；郭奕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孙楚遂成废人。那么孙楚受武帝责怠最迟不晚于泰始二年（266），结合本传言司马骏启用孙楚的最早年份当为咸宁三年（277），由此可知史传中轻描淡写的一句“然以少贱受责，遂湮废积年”，对于孙楚而言却是埋没十年的惨淡经历。九品官人法确立之后，士族的高下序列已经基本确立。但是在太原郡仍然存在着竞争士族排列次序的斗争，尤其是同姓不同房支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同郡士人不惟品题扶持，亦有矛盾交恶者，甚至族人交争。聊举数例以证之，如王济与从兄王佑素为不谐，王佑乃王柔后裔王默子，与王济为同辈堂兄弟。两人交争，遂导致王济左迁河南尹，又因鞭笞王官而解职，王佑始见委任。由此看出，王氏家族内部不同房支之间有竞争任官之事。正是看到王氏成员之间的矛盾攻击，学人认为王氏家族的纽带较为脆弱，但同时又认为王氏家族至少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明确的宗族团体。太原郭彰竭力阻止族人郭琦出仕晋廷，郭琦博学雅量，太原王氏成员王游曾就学郭氏。郭彰压抑郭琦是对郭琦家族的文化底蕴极为忌惮，惧怕他们获得文化和政治上的双重地位，从而坐大。从郭琦出仕和隐退的矛盾境遇看，郭琦出仕武帝朝，意图正是从政治上寻找突破口，而武帝死后，天下动荡，郭琦为全族保身，归隐乡里。
如果说汉末大姓竞争郡姓高低主要集中在不同大姓、不同家族之间，而西晋太原士族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同姓门户之内。王湛年少称痴，人所不知，甚或乃兄王浑子王济甚轻视之。据王湛本传知其生卒年为嘉平元年至元康五年（249－295）。《晋书》四二《王浑传》载王济卒于王浑之前，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知王济卒年大致是太康十年至元康四年（289－294）。则王济生年当是正始五年至嘉平元年（244－249）。则王济年齿不幼于叔父王湛甚明。王湛本传云：“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当与年岁相关。王湛因讲《周易》“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王济甚为钦服，称其为“家有名士”。王济素日所来往之士流，以同郡孙楚最为相得。王济卒日，名士毕至，孙楚为后。先作驴鸣，后辱群贤。另有姊夫汝南大姓和峤亦为相得。和峤在对抗贾充、谏齐王攸之藩一事上，和王浑父子共进退，婚姻作用亦为有力。太原温羡为齐王攸僚佐、温颙和王氏虽无明显交往之确证，但温颙与和峤、张华等附翼任恺以抗贾充，在政治立场上，和王氏取向相同。王济平常所交之人，皆鸿儒巨卿，尝与张华、裴頠、王戎秉烛夜谈，独尊王戎。前言裴楷为王济姊夫，而王戎女适裴頠，则高谈阔论之四人乃是婚姻连接之两代人。王济所礼之士，尚有广陵华谭；有颍川荀崧，因“清虚名理”、“德性纯粹” 而相尚。
王济对王湛之欣赏，除却玄学因素外，尚可注意者，为王湛亦有相马之能。王济素有“马癖”，则王氏家族于文化陶冶之外，复有擅长骑射之能。王湛、王济叔侄相马之能，可能受到太原、上党尚武风俗之潜移默化，又可能与匈奴内迁的胡风渗透有关。《晋书》卷四三《山涛传》录有时人所作歌谣：“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篱。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葛疆家居并州，为山简心腹。从这条歌谣知道，西晋并州士族文采斑斓，但尚武之风不减当年。
并州尚武之风，不单带有传统风气的烙印，还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匈奴内迁，居并州之地，魏武分为五部，分居晋阳汾涧之滨。匈奴内迁以后，魏晋之士屡屡上表请予徙出。但是太原士族群和并州匈奴相处和洽。刘渊起兵旬日之间聚集五万余众，可知五部匈奴内徙并州，对并州士族群的发展空间势必构成现实压力，而士族成员和匈奴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大概是风尚相同之故。匈奴领袖刘豹平素习尚不明，但由刘渊恭谨问学，结合刘豹卒后太原名士王昶前驱吊丧来看，刘豹生前和太原士流已有密切交往。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知刘渊生年在嘉平年前后（250－254），卒于永嘉四年（310），和王湛、王济年齿相若，则王浑亦长刘渊一辈，刘渊遭母忧而“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王昶闻而嘉之，则人物评论的对象从汉族士人扩展到胡人贵胄。王浑虚襟友之，命王济以礼待之，正是看重刘渊文武兼备之特征。王济叔侄相马之能事，或许正是师从并州匈奴人。王浑父子、李憙在西晋朝廷对刘渊鼎力相助，王济对武帝推荐刘渊平吴，孔恂、杨珧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相阻。其后秦凉覆没，李憙举刘渊为帅平之，又为孔恂所阻。刘渊亦有“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之语。李憙之谋，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徙戎之深意存焉，未必尽然。刘渊子刘聪游京师，名士莫不乐交。而刘聪之起家为担任新兴太守郭颐主簿。郭颐郡望不明，极有可能是太原人。《晋书斠注》所补“任以郡事”四字恰好可以解释刘聪迅速上迁的原因，即得到太原郭氏的支持，主新兴郡之事；这样的资料可以反过来理解，正是因为刘聪受到太原王浑的激赏，因此在新兴郡颇有影响，被郭颐辟为主簿不足为奇。王浑对刘渊、刘聪之品评，不止是人物清谈，更关系到刘渊父子在匈奴部帅中的影响力。刘渊父子正是得到太原王氏的大力支持迅速成为五部的领袖人物。魏晋之世固有邓艾、郭钦、江统徙戎之议不绝如缕，但是表现在匈奴人麇集的并州心腹地区，匈奴部族却能与太原地区的土著豪望相处融洽，部帅子弟纷纷问学，文武兼备。王昶、王浑、王济三世与匈奴部帅交往密切，固有乡曲利益存焉，而并州社会风气暗合匈奴部帅的习气，两者相投，亦是要因。必须指出的是，太原王氏在刘、石集团和鲜卑族对垒争衡的情况下，出现政见分野，王浑一系亲近匈奴族，而王浚家族则笼络鲜卑族。
与太原王氏扶持匈奴刘渊一事类似的，还有太原郭氏援助石勒之事。石勒为上党武乡人，邬人郭敬、阳曲宁驱资赡救助。邬、武乡毗邻，相隔不远。阳曲与两地距离虽远，但同处以晋阳为中心、以汾水流域为交通纽带的交游网络之内。石勒成事前所经坎坷流离之往事，是晋末民族矛盾日益严峻之缩影。但是石勒之发迹显然与并州汉人大族关系甚大。宁驱拯救于前，郭敬护持于后，石勒终成气候。而宁驱、郭敬、郭阳之所以不惮护持，正是冀望于石勒在晋末四分五裂的残局下有所作为。太原郭氏与石勒、太原王氏与刘渊，交情甚笃。这种情谊的缔结，不独是文采武功相吸引，更是乡曲利益攸关的表征。
第三节 结论
有晋一朝，名声显赫的太原家族，亡魏有罪，而兴家有功。西晋士族形成各具特色的交游网络。西晋士族通过交游、品题、婚姻和仕宦，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和固化。太原士族群体在加强联系的同时，彼此激荡影响，凝聚成浓厚的同郡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局的变动以及士族地位的升降，士族婚姻网络亦逐步强化，太原士族交游网络逐渐凝成。婚姻是士族网络的重要环节，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汉魏时期太原大族势力尚在形成阶段，婚姻范围多以同郡大姓为主；而西晋以降，地缘因素在士族通婚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太原家族的权力逐步增强、社会地位日渐崇高，士族的通婚范围随之不断扩大：婚姻对象由同郡大族扩展到同州大姓，甚至突破州郡的地域限制。具体言之，汉魏时期太原士族群的婚姻对象多以同郡大姓为主，如太原王氏婚于同郡郭氏、宋氏和令狐氏等家族。西晋以降，地缘因素仍然不可或缺，然而婚姻范围却由同郡扩展到并州河东一带，如婚于河东大族卫氏和裴氏等。其次，外地的婚姻选择基本是中央性的大士族，如琅邪王氏、平原华氏和皇家司马氏，等等。太原士族圈以太原王氏为中心逐渐强化和封闭，形成河东裴氏、河东卫氏、颍川荀氏、平原华氏、琅邪王氏和司马氏等家族在内的连环婚姻网络。婚姻之外，西晋时期同郡士人品题扶持，宛如汉末清议的死灰复燃。但是同郡士族并不只是存在团结合作的积极关系，也存在相互斗争的现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形成由个人喜好、家族发展及地方利益等多重因素所决定。这一切促成西晋士族交游网络的正式形成。
可申论者，《希古楼金石萃编》卷九《晋袁君残碑》碑阴载有两列文字，列首分别为“□□”、“故吏”的字样。袁氏为谁，墓文残剥，难以考知。而故吏一列皆是太原士人，暗示袁君担任过太原郡的官吏。共计十四人，其中十三人姓名可以考知：许望、白留、王光、郝乂、薄兽、胡敏、赵瞻、郭徽、庞（龙）琳、温闵、郭敬、傅宏、孟休。《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并州”条下太原郡十一姓：王、武、郭、霍、廖、郝、温、阎、昝、令狐、尉迟。《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除此十一姓之外，还有孙、弓等十六姓。残碑碑阴十三人中许望、薄兽、胡敏、赵瞻、傅宏、孟休皆非太原大姓，推测多是流寓之士，或系本郡末流士人，又或胡人后裔。但即便如此，仍可反映西晋时期太原郡家族地图代际更新的生动场景。
东汉史家班固议论秦汉时期的人物格局，“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但是时移世易，魏晋以降的关东地区，由于北亚游牧部落的内迁，羌胡杂居，关东地区的尚武之俗沛然成风。以西晋并州地区为例，该地区的尚武骑射悄然成风，与两汉之侠烈风尚有所不同。除传统因素的惯性作用之外，还掺入了现实利益的影响，即以匈奴为主的胡人内迁，必然与并州当地的社会风俗互有影响。太原王氏与匈奴部帅交往甚密，固然存在现实的乡曲利益，同时还应当与并州地区的社会风气暗合匈奴部帅之习、两者气味相投有关。太原士族群在匈奴和羯人力量成长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永嘉乱后，在北部中国竭力对抗匈奴建国、反对羯人政权的还有太原士族群的身影。不同族群的军事对抗，亦伴随着太原家族的分野，如有的太原王氏倾向匈奴族，有的则亲近鲜卑族。历史的变迁有时确实让人难以预料。
第四章 西晋末年的太原士族群与北方局势的演变
汉晋百余年间，地方力量日积月累，渐成气候。西晋国祚短暂，无力消化。兼之北部民族问题日益严峻，两者交互作用，西晋统一之局再次瓦解和分裂势所难免。从这个角度看，西晋只能视作秦汉帝国大一统的回光返照。西晋短促而亡的原因曾经为史学界长期关注，史家多集矢于八王之乱。八王之乱的彼起此伏，胡族势力的伺机而动，如汤沃雪，整合脆弱的西晋社会因之崩溃瓦解。田余庆先生着力于研究两晋社会的继承性，对西晋永嘉乱后的局势洞若观火，通过对“王与马”力量传递的精密考辨，从而阐释西晋之亡东晋之兴的政治关联，启人心智。但是，田先生的精巧推论是一种逆向思维，即从东晋肇建的角度往回追溯，寻求东晋政治力量的源头所在，研究重心在于东晋何以生成。如果换一种视角，依照历史的顺向思路进行，就会发现西晋败亡之际的北方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因此，西晋末年的政治情况仍有可发之覆。本章以“外来者”刘琨刺并一事为切入点，结合太原大族王浚督镇幽冀诸州的情况，把研究重心放在并州、冀州等北方地区，通过考察太原士族群在永嘉乱后的政治活动，力求把握两晋之际太原士族群与北方政治社会演进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 刘琨刺并之政治背景
中山刘氏是西晋政坛的巨姓强宗。刘琨凭借家族优势，成长的政治环境可谓一帆风顺。刘琨少年时追随贾谧，名列“二十四友”。所谓“二十四友”，俱见于《晋书》卷四十《贾充传附贾谧传》。《晋书斠注》则对“二十四友”成员进行考释，沈玉成加以补订。但是刘琨何以事贾谧，沈氏没有言明，故有深入阐释之必要。刘琨顺利加入名噪一时的“二十四友”，恐怕和家族婚姻有关。中山刘氏、太原郭氏和平阳贾氏形成联系紧密的婚姻网络。《晋书》卷六二《刘琨传附刘舆传》云：“舆字庆孙。儁朗有才局，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名著当时。”则太原郭氏为中山刘氏之姻家。又据北京图书馆藏《夫人宜成宣君郭（槐）氏之柩》：“讳槐，字媛韶，太原阳曲人也。……父城阳太守，讳配，字仲南，德迈当时……廿有一，嫔于武公。”武公指贾充，则太原郭氏与平阳贾氏为姻家。
太原阳曲郭氏的简单世系见于《三国志》卷二六《郭淮传》裴注引《晋诸公赞》，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阳太守。裴秀、贾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干用，历职著绩，终于太仆。次弟豫，字泰宁，相国参军，知名，早卒。女适王衍。配弟镇，字季南，谒者仆射。镇子奕，字泰业。山涛启事称奕高简有雅量，历位雍州刺史、尚书。”据此可知，郭奕伯父配女郭槐嫁于贾充。而贾充孙谧，与郭奕甥刘琨、刘舆兄弟同辈，则婚姻为拉近刘琨和贾谧的纽带，不必赘言。另外《晋书》卷四十《贾充传附郭彰传》谓：“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郭彰世系不明，为郭配女郭槐从兄弟。郭彰辈分与贾充相埒，竟然不顾辈分年齿，跻身“二十四友”，降节服侍贾谧，有谋取文化资本的考虑，亦有党于贾氏婚姻圈的因素。
实际上，“二十四友”未见得便是有所图谋的政治集团，而是秉承东汉以降“三君”、“八俊”、“八及”、“八顾”、“八厨”的流风余绪，或者与“竹林七贤”相仿佛。“二十四友” 成员以文采斐然相标榜，或者互为人格风貌所吸引，遂鸠集于权臣贾充、贾谧卵翼之下，但真正为贾谧所包庇援引而活跃于政坛者，寥若晨星，故其树倒之后，猢狲四散，殉贾氏而亡者，竟无一人。
刘琨的政治生命真正始于高密王司马泰辟其为掾，而后平步青云。高密王泰为司马越之父，刘琨其后伙于司马越，此为政治渊源所在。其后赵王伦执政期间，刘琨因姊为赵王伦子荂之妻，故而刘琨父子兄弟咸为赵王伦所重用。其后齐王冏辅政，以刘琨父兄皆为当世之望，不念旧过，加以擢用。其后冏败，范阳王虓引为司马，开始进入司马越集团。虓为司马绥子，绥为彭城王权季弟。越为高密王泰子，泰为彭城王权弟，则虓与越以彭城王权为纽带，形成司马氏家族内部关系极为亲密的堂兄弟。血缘所系，应为日后司马虓强烈支持司马越之要因。刘氏父子蕃、琨及兄舆俱为司马越党羽。东海王司马越本为司马氏疏亲，其得势的主要原因即是在成都王颖和长沙王乂兄弟相煎之时，背叛长沙王乂，囚之以献成都王盟军河间王颙部将张方，从而崭露头角。之后大局总揽的司马颖经营不善，大失朝望，司马越乘机而起。永兴元年（304）司马越挟惠帝移檄州郡联军讨司马颖于邺，惨败于荡阴。司马颖的势力达到顶峰。但是在幽州，司马颖与王浚的势力水火不容，王浚联合并州刺史司马腾，击溃司马颖军团。其时王浚之所以主动出击，未见得是党于司马越之故，而是两虎相争，不容于幽州一地。司马颖败后，惠帝被河间王颙裹挟入关。关东之地成为权力真空地带，换言之，关东之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残局，正在此时，司马越卷土重来。
司马越盟主之位的获得，是建立在其与地方实力派人物心照不宣的基础上，地方实力派人物需要一个象征性的“共主”，以抗衡关中司马颙。司马越更要靠盟主身份，收拾人心。司马越在部署方镇时受到阻力，承制以司马虓为豫州刺史，其时刘乔正是豫州刺史，互不相让，河间王颙趁机集中力量攻破许昌，刘琨领兵救许不得，与刘舆、司马虓俱奔向河北。其时司马虓穷迫无立锥之地，刘琨说服冀州刺史温羡让位于司马虓，司马虓方转危为安。司马虓在冀州和豫州所遇若霄壤之别，刘琨之功，不可忽视。温羡何以会让位于司马虓？《晋书》卷六七《温峤传》谓：“平北大将军刘琨妻，峤之从母也。”温峤为温羡弟憺之子。则温羡同意刘琨劝说而让位于司马虓，当是因为刘琨妻为温羡姐妹，婚姻作用至关重要。
司马越的惨淡经营及其功亏一篑，决定西晋政治格局的走向。刘氏兄弟尤其是刘舆迅速成为司马越的心腹，说服司马越派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为北面之重。《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载，司马腾于元熙元年（304）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二年，司马腾命部将反攻。此种情况，同书卷三七《宗室·高密文献王泰传附新蔡武哀王腾传》载其镇邺时间为永嘉初。《资治通鉴》载光熙元年（306），刘琨至上党而司马腾东下。《刘琨传》校勘记四同意《资治通鉴》的系年，甚是。那么，在元熙元年刘琨未到并州、司马腾东下山东说谬。
司马腾在并州的时间如《晋书》卷三七本传云，公师藩、汲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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