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德）嘉碧丽·谭·荷佛（Gabriele ten Hövel）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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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为何而来：海灵格自传·访谈录试读：
推荐序
这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这一生为何而来？人类所有个体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有的人很早就问了这个问题，有的人面对中年危机才问这个问题，问得早的人这一生注定会不平凡。
浩瀚宇宙、苍茫大地、金钱男女、名利地位、生生死死都会不期而遇般扰动每一个不假思索地生活的人，精神哀痛如影随形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之灵。当深陷痛苦、面对死亡时，人们会仰天发问：这一生为何而来？
当我们在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时，就该看看《这一生为何而来》。
海灵格老师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他7岁那年逃脱纳粹追捕的时候，在他10岁那年进入寄宿学校的时候，在他17岁就结束青少年时代应征入伍的时候，在他18岁进入战俘营的时候，在他19岁就进入教会的时候……
海灵格老师的思考和实践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他一直在研究，在呈现，在展示一般人没有看到的、确实存在着的和存在过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了解他的工作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理解：这一生为何而来？
海灵格老师的思想有精粹的表达：“我允许”“我等待”“我尊重”“谁在我家”“一切如是”……他一直非常耐心、细心、谦卑、敬畏地工作。从他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良知和对人心的洞见。
海灵格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家族系统排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科学领域的发明和创新，有的只是弟子的观察和对话记录，这一点有点像我们古代的先贤。所以，国内外学术界对他争议不断。作为受到自然科学实证方法严谨训练的学者，我一直试图用原有知识储备和经验系统理解他的思想和工作。在自己的临床心理实践中，我对他的态度和方法有所借鉴，其他超出语义网络的部分仍在我的深思中。
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杨凤池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年11月8日
伯特·海灵格简介
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1925.12.16—2019.9.19），德国心理治疗师，“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他是跨越20、21世纪，影响力深远的知名心理治疗师，也是心理疗愈领域的畅销书作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哲学家、教育工作者，在心理治疗领域同时扮演着心理分析师、身体疗愈师、团体动力治疗师和家庭治疗师等多重角色。他将一生的经验和智慧都倾注于工作当中。“家庭系统排列”（Family Constellation）已成为欧美应用心理学界一个热门的课题。作为社会性的生命，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些系统：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某个社区的居民、某个组织的一员……而且每个人自身也是一个系统，一个由身、心各要素构成的系统。这些大大小小的系统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家庭系统排列师通过现象学探究问题的引发根源，呈现隐藏在现实背后的影响因素。
家庭系统排列作为海灵格疗法的标志，触动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也改变了许多专业助人者的助人方式。
海灵格年轻时曾在南非学习和工作过很多年，他在那里对心理治疗产生了兴趣，后来离开南非回到欧洲，接受精神分析的系统培训，并从此专注于心理治疗领域。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无疑对海灵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秉承一贯的作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精神分析的训练中。他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以及很多相关的著作。
此外，诸多其他治疗流派也对海灵格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包括：团体动力中的现象学/对话定向、他从南非祖鲁人那里学到的人类要与自然力量保持一致的基本需求、在维也纳学习的精神分析，还有在美国学到的身体疗愈方法、家庭治疗的方法。他还和米尔顿·埃里克森（Milton H.Erickson）等人一起工作过，对格式塔疗法很感兴趣，并学习过多年人际沟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TA）。
那些熟悉心理治疗知识范畴的人会辨认出，海灵格在自己的治疗方法中对各种不同元素进行了独特的整合。通过对不同心理治疗方法和其他范式的整合，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而又极具吸引力的疗愈方法。家族系统排列开始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被用于处理个体问题，后来经过海灵格夫妇的共同努力和研发，家族系统排列在当今的欧美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康复、教育、商业、组织发展（如企业重组、企业并购、企业文化的改变）等方面。
海灵格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推荐信中写道：海灵格先生做出了很伟大的贡献，即对于长期存在于个体、团体和种族间冲突的成因提供了深刻洞见，并提出了让过去得以平息、让新的开始可以到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为那些长期处于冲突中的个人和团体带来了深度的和平。海灵格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依然笔耕不辍，他的著作平易近人，妇孺皆懂，引导着人们去寻找自己内在的和平。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感激海灵格的人，因为海灵格疗愈了他们的心灵，挽救了他们的关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及对生活的认识。
海灵格先生的洞见和方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很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传播和广泛的应用。家庭系统排列这一方法向我们展示了系统性的方法如何对个体产生影响。海灵格指出，很多人站在了不属于自己的错误位置上，导致系统层面和个体层面发生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放弃只着眼于个体的方法，而从更大的系统的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首先回归到父母身边作为孩子的位置上），那么在整个系统中爱就开始流动，个体的问题就有机会得以解决，这就是海灵格所称的“爱的序位”。而家族系统排列的所有秘密，就是帮助个体看向被中断的联结，将其带回到父母身边。
海灵格迄今已经完成了110多本著作，其中部分图书被翻译成38种语言。他的许多工作被记录在CD、DVD、有声书和电子书中，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上图为伯特·海灵格被提名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推荐信，在图中可以看到，来自全球许多国家的人们联合署名支持伯特·海灵格。）海灵格生平
1925年12月16日，伯特·海灵格出生于德国雷门，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两年后，他们举家前往斯图加特，三年后去了科隆，他在科隆上了小学。海灵格曾说，父母和童年经历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0岁那年，他被送往洛尔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5年时光，他将其描述为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最美好的时光。
当寄宿学校在战争期间被转为军人医院后，他在卡塞尔上了初中。两年后，在17岁时，他入伍服役，进入军队成为士兵。
1944年11月，19岁时，他成为战俘，经历了战争、被俘以及在比利时战俘营被关押的人生。
一年后，他从监狱逃脱，想办法回到了德国。6周后，他成为神职人员行列中的一员，开始了在静默、学习、沉思和静心冥想中漫长的身心灵净化过程。经过一年的准备，他去了乌茨堡的神学院，并在乌茨堡大学开始了他的神学研究。
5年后，他被任命为神父。之后，他被派到南非工作，并在那里的大学继续学业，获得了大学教育学位。他与南非的祖鲁人一起度过了16年时光，那是一段对他后来的工作有深远影响的经历。他在那里管理一所很大的神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后又升职为校长。
他学会了祖鲁人的语言，并将歌曲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作为一个欧洲人，海灵格和祖鲁人在一起感到十分自在。离开一种文化，然后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的历程，使海灵格对多元文化价值相关性的觉知变得更加敏锐。
在南非期间，海灵格参与了一个有多个种族成员参与的团体动力培训，这对他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在那里，他了解了一种重视对话、现象学和人类体验的团体工作。
在南非居住了18年后，海灵格回到德国。同时，他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并参加乌茨堡大学的心理学课程。他也教授团体动力学课程，并成为德国工作小组的团体动力学和团体心理学培训师。后来他也参加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师工作小组，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师培训。在此期间，他整合了团体动力学的知识，得到了积极认可。
1971年，也就是他从非洲回来的两年之后，海灵格不顾所有反对的声音辞去神职。他决定离开宗教组织，因为他意识到，神职人员的工作已不再能与他内在的成长相适宜。他开始作为心理治疗师独立工作，并迅速成为欧洲最主要的治疗专家。他的课程在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很成功，从神父到心理咨询师，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参加，他成为心理治疗业内的顶尖人物。
1974年，他去了美国9个月，并在洛杉矶和丹佛参加原始疗法培训，同时，他致力于深入探索格式塔疗法，并参加了人际沟通分析和脚本分析的培训。
1979年后，他先后参加了米尔顿·埃里克森的催眠疗法的培训，以及主题中心交互、神经语言程序学和生物能量分析的培训。到1982年，他受到非医学背景心理治疗师更广泛的认可。
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多个心理学家大会，在小团体范围内开始展示家族系统排列。随后，海灵格向更广大的民众提供家族系统排列治疗。
1995年，根达·韦伯来到海灵格的课上，并记录了文字稿，因此有了《谁在我家》一书的出版。海灵格逐渐形成了一套家族系统排列的理论和原则，称之为“爱的序位”，他认为对于这些序位的违背会导致关系、财务和健康状况的困难。
2003年，海灵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索菲结婚。索菲·海灵格曾创立海灵格学校，为人们从源头学习家族系统排列提供了可能。海灵格和索菲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家族系统排列，使它进入了新的层面和维度。
2008年，海灵格因其对结合医疗的特殊贡献，在墨西哥被授予结合医学荣誉博士。同年，他由于在结合医学领域做出的特殊贡献，在美国纽约接受了另一个结合医学奖项。
2011年，海灵格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2012年，墨西哥大学董事会授予海灵格金色桂冠，“认可这种方法论和哲学发现对人类幸福做出的根本贡献”。
2014年，海灵格成为墨西哥特拉尔内潘特拉的名誉公民，同年，他由于对墨西哥家庭和社会事务国家机构的建立做出的特殊贡献而获奖。
2016年，伯特·海灵格和索菲·海灵格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工作坊，展示新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方法。
2018年3月1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综合和补充医学执业及公共卫生大会上，家族系统排列被正式列为巴西公共健康体系的执业疗法之一。
2019年9月19日，海灵格逝世，享年94岁。
导言
那时正值二月，我俩刚离开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踏着路上泥浆般的积雪，走向慕尼黑中心火车站。我问他：“你还会工作多久？”“噢……”他说，“我想再过不久就差不多了吧？”那时他70岁，刚出版了一本书，我们共同完成了第一场广播电台的访谈。“伯特·海灵格是谁？”广播电台的节目编辑最初这样问我。我向他保证，海灵格会让心理治疗的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他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我的说法。我的主编听完录制的节目带后对我说：“我听节目带时，因为不安、愤怒和内心的冲突而无法自制地起身，来回踱步。”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听录制的节目带时，不得不中断录音，对我说：“可怜的嘉碧丽，你又让自己卷进什么风浪里啦！”我让另一位朋友观看有关海灵格工作的录像带，几分钟后，她就站起身对我说：[1]“我无法继续看这录像，这家伙讲话就像弗赖斯勒！”[2]
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已经10年了，当时引起争议的海灵格先生，如今举世闻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19种语言，从中文到葡萄牙文，再到塞尔维亚文，被全球数百万人阅读。海灵格的家族系统排列治疗[3]方法，成为在世界各地备受欢迎的热门课程：无论是在有机食品店还是在不同的成人培训机构，到处可以看到精美的介绍家族系统排列课程的印刷广告。
然而，海灵格仍然被一些人质疑。当时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拥有反叛和好斗的心态，他们对于1968年发生的自由主义思想运动都持赞许的态度。而那时的海灵格已经冲破了许多禁忌，这对那些人来说是一种无礼的挑战。对他们而言，自治和解放是神圣的词语——自主、自由、对抗，海灵格则与其截然相反，提倡联结、爱的序位，但这无伤大雅。
海灵格继续致力于家族系统排列工作，不久以后还将家族系统排列工作在团体中进行实践，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在越来越多的排列案例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战争在家族命运中留下的烙印和影响。也许这正是他的兴趣的焦点。想想那些因为战争造成的逃离、流亡、屠杀，德累斯顿（Dresden）、多特蒙德（Dortmund）或汉堡（Hamburg）等地葬身火海的牺牲者，在德国还有哪个家庭完全不存在受害者或加害者呢？
家族系统排列揭示出许多令人震撼和耳目一新的事实。譬如，加害者和受害者彼此相属。在近30年的经济奇迹以后，以及受1968年反叛思潮的影响，家族系统排列中所用的字句，如“在我心中给加害者一个属于他的位置”，对于刚刚受到熏陶要认识牺牲者的德国民众来说，简直是一种挑衅。
海灵格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以色列到中国，从日本到塞尔维亚，从韩国到澳大利亚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他都排列了涉及战争、严刑折磨、反抗组织及逃难流亡的案例。海灵格排列的个案案主有：游击队员、印第安人、战争中曾经敌对的双方、抵抗战士与曾经的叛变者。这些工作深深影响了他。
顿然间，海灵格领悟到：转变始于灵魂，转变也仅仅始于我们的灵魂。唯有铲除防御的壁垒，不再排斥加害者，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到来。因此，他的工作最终被定性为具有政治性。有些人断定“海灵格侮辱、嘲弄那些受害者”。
海灵格击中了德国时代精神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时是要显示“政治立场”的时候：支持受害者，谴责加害者，这乍看上去是如此显而易见。
之后，在莱比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谓每一位治疗师的噩梦：和海灵格做完排列的一位女案主自杀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心理治疗师经历过这样的事——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被保守得很好的秘密。而现在有一个人，被绑在了耻辱柱上。
对海灵格的攻击，从一篇发表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开始：“他受过什么职业培训呀？故弄玄虚！胡扯！模仿别人的半吊子！一个脑子有病的守旧派，宣扬倒退的‘序位’，强迫新的服从。一个愚弄操纵那些在精神危机时刻寻找方向的人！一个仇视妇女的人……最终，看！又死了一个！”
另一篇文章还声称，海灵格把战争中的加害者称为“人”。之后还曝出更令人咋舌的信息，海灵格坐落在贝西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新居需要装修，施工进程被装修公司拖延，因一时无法找到短期的公寓，他暂时租赁了附近一栋曾被纳粹时期担任总理的人居住过的房子。
因为要写这本书，我去拜访海灵格，他来到萨尔茨堡（Salzburg）的机场接我。我们驱车在不同的乡村和小镇间穿行，随意聊着，突然他对我说：“现在我带你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他将车驶入了一条两侧种满松树的小道，一直开到那位总理曾住过的房子，这栋房子现已成为当地居民的普通住房。接着海灵格先生谈起希特勒御用餐车的故事，他告诉我，首先是蒙哥马利（Montgomery）用过这辆餐车；然后，阿登纳（Adenauer）也用过这辆餐车；之后，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第一次到东德地区的埃尔福特市（Erfurt）时用的也是这辆餐车；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乘着这辆餐车穿行了德国。海灵格先生只说了这些便无多言了。
媒体对海灵格的抨击和歪曲使很多人产生了不安全感。成人培训机构、各种协会全都开始与海灵格保持距离；已经排定海灵格排列课程的社区学院像扔掉烫手山芋一样取消了课程；那些接受排列后身体和心理重获健康的个案受益者，以及熟悉家族系统排列的兴趣爱好者、治疗师或教育工作者突然间都被激怒了，他们不禁自问：“难道我们也与战争中的加害者站在一边了吗？”而自我解放和反法西斯主义思想，才是一个诚实、有良知的人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的内核。
很多人自问：“我是否真的变成了一个愚蠢的神秘主义者？我们是否只是些守旧倒退的疯子？我们是否是旧事物的非政治拥戴者？我们是否被‘和平’‘欢乐’‘爱的序位’利用和支配了呢？我们曾深深受到感动，这种感动错了吗？我们是否失去了理智呢？我们难道是一群盲目顺服的羔羊，毫不自觉地蒙受他的诱惑吗？我们难道变成了盲从的‘信徒’吗？”
很多人因此感到震惊、哑口无言，而认同海灵格的人受到了许多非议。有些人产生恐惧并且疑惑地自问：为什么海灵格对这一切没有表态？
我们的青春叛逆期结束已久，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当年的叛逆思想如今已进入固定的主流话语体系。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难道我们长久以来还没有领悟到自主仅仅是一种信条？事实上，我们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而幸运的是，我们有孩子、家庭责任和生活圈子，这些使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家族比我们的理想更重要，我们在自主权上会失去什么？
·如果我们将关注更多地放在自主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更关注联结，承认我们的生命与许多不受我们操纵，也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相联结，会发生什么？
·不去代替牺牲者与加害者斗争，而是哀悼被杀害的人，这样的想法真的就是反动和倒退吗？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打破禁忌，将加害者看作普通人吗？
·去思考在天与地之间，除了我们所认知的，还有其他更多东西的存在，就是守旧和不开明吗？
终生地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思想开明，在今天几乎是必需的。而家族系统排列工作触及这些概念无法到达的盲点。系统牵连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影响，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或愿意接受的更重要。这些洞见是异端吗？或许吧。正如卫道士和权威听众曾经不想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一样，政治上正确的主流代表同样也拿出大炮来诋毁家族系统排列。
为何会如此呢？因为海灵格认为，在战争时期几乎所有德国人都在一条船上，无论他们当初的信仰是什么。由此，他触怒了那些认为“加害者是别人”的“好的”德国人。
法兰克福的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ötz Aly）把这称为至今还粉饰得很好的防卫策略。在他著名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Hitlers Volkstaat）一书中，他陈述了所有德国人如何从“纵容独裁”中受惠，尤其是工人阶层及平民百姓。他在书中所陈述的受益者的数量，完全推翻了那种将全部责任都推卸给资产阶级、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的说辞。德国人曾住进犹太人的房子，睡在犹太人的床上，坐在犹太人的沙发上；德国人吃的面包是用来自波兰的小麦面粉做成的，而彼时波兰人民忍受着饥饿，濒临死亡；德国人一边打开一包包从乌克兰运来的食盐、鸡蛋、肉制品和蜂蜜，一边享受来自比利时和法国的咖啡、巧克力……所有这些奢侈享受都是德国人从占领地买断或掠夺来的。格茨·阿利依据实际的数字阐明了，所有的这些物资使得战争时期的德国人无须忍受饥饿，所有德国民众餐桌上享用的食物都带着谋杀者的味道。那时在德国，无论小的改善，还是重大改革，所有社会福利都是通过抢夺他人，用别国的饥荒换来的。
以上事实还有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许多德国人能生存下来其实需要感谢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母亲，而是那些因为饥饿失去生命的其他国家的母亲、父亲及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其与加害者（到底谁是加害者）斗争，不如与受害者一同哭泣。这种谦卑的哀悼有什么错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若将纳粹主义视作一种操纵，认为它受到不为我们所知的其他力量的操控，这种看法危险何在？为何“希特勒‘也被这些力量所支配而服务于这些力量’，其种种残暴的行为是自愿性现实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让人无法接受？要求大众认可这些观点当然是一种苛求，正如我的一位女友说过的：“一切都崩溃了，不再有任何支撑。”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观点让一些人感到不安，而使另一些人成为追随者：曾经束缚人们的世界观瓦解了！以那种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可能无法控制、决定、阻止或者改变一切的态度来思考战争，是伯特·海灵格带给我们的一种挑战。
从20岁起，伯特·海灵格本人就走上了静修和内在净化的道路。他不依附于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对他的工作真正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也许他的道路旨在不让自己迷失于一个被善与恶分割的世界。在当今社会，这种想法确实会使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诋毁海灵格呢？
海灵格要求我们持有一种知性与灵性，去看待罪行、被剥削者，以及剥削别人，却将责任推脱给别人的人。难道这不是一种启蒙吗？这是对神秘进化思想的告别！或者，这只是一种谦逊。总之，这是对无所不能的幻想的辩证理解，我们只需要进行足够的探索、斗争和了解——当然是在“正确的一面”，去解放自己，去抗争，从而让世界上的一切变得更好。
当然，有些对海灵格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他粗暴、任性、不可预测、无情、充满挑衅、不听从教导。接受吧，他就是这样一位导师！他的学生都成年了，走向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即便是那些内在地或外在地与这位老人保持距离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海灵格通过他深刻的洞见，把系统动力理论中一些全新的观点带给了世界。如今，他的洞见已经成为心理治疗的标准之一，以及许多管理咨询顾问的必备工具。海灵格这种将系统关系在空间中排列出来的方法，已被科学研究证实是一种诊断症结的利器。这是前所未有的。现今的“纠缠”取代了20世纪的“压抑”的心理概念。通过海灵格，我们对于系统中发生的一切，良知与愧疚、联结与解脱、灵魂与存在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他扩展了心理治疗的空间，这比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经验基础上要更加宽广。而且，这一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因为数百名优秀的治疗师、咨询师及教育工作者正在自如地运用家族系统排列方法工作着。
值得注意的一个反差是：海灵格在德国饱受“疾风劲雨”，在国外却满载荣耀和学术赞誉，这位使人的心灵变得宽广的德国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世人的尊崇和赞誉。
尽管外界的评判两极化，但他毫不顾忌这些。当人们询问他，是否可以使用不会引起反驳或激怒别人的方法来阐述他的一些论点时，他用强烈的反问句回答道：“到底哪一种方法更加有力？”
本书提及了许多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批判观点。海灵格一如既往地以他的独特风格做了回答。在本书中海灵格畅谈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同时也阐述了他的许多重要见解。本书描绘了一个不谈政治，致力为心灵成长领域做出贡献的海灵格。嘉碧丽·谭·荷佛[1] 指罗兰·弗赖斯勒（Roland Freisler），纳粹德国时期“人民法院”院长。——译者注[2] 本书德文版首次出版于2005年。——译者注[3] 在欧洲，有些关于身心成长的图书在有机食品店出售。——译者注
生命与内在成长
于我而言，一切只与内在成长相关：生命站点
☉您今年即将80岁。希特勒当政那年，您才7岁，那时的事情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一天晚上，我父亲工作回来，一打开门就告诉我母亲：“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了。”他当时非常沮丧，他已经猜到了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不久之后，我们也有了一些亲身体验。我们当时住在科隆，某个周日我们想要去周边的山上转转，我们去参加了早弥撒，然后离开教堂。在我们等待有轨电车时，有一个纳粹人员走过来盘问我父亲，父亲回答了他，他却开始辱骂我父亲，并且要逮捕我父亲。恰逢此时，有轨电车来了，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迅速上了车。驾驶员立即关上了车门，启动电车离站。那个纳粹人员蹬上他的自行车，咆哮着追赶我们。有轨电车驾驶员在后面的几站都没有停车，直到甩掉了那个纳粹人员。电车上的所有乘客都为司机拍手叫好。在那个时期，这样的状况在科隆还有可能出现，但到后来这种情形就终结了，因为没有人再敢拒捕了。那一年我7岁。
☉您10岁时就离开家，进入一所寄宿学校，这是为什么呢？
母亲的一位友人听说过这所寄宿学校。这位友人知道我想成为一名神父。我在5岁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神父。因此，这位朋友对我母亲说：“这可能是一个机会。”那所寄宿学校是由玛丽安西勒尔传教士机构（Mariannhiller Missionaren）领导管理的，位于美茵河畔的洛尔（Lohr am Main）。我们住在这所寄宿学校中，并在城中的市立文理高中学习。
我始终认为，对我来说，我的父母允许我就读这所寄宿学校，是一份很大的礼物。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极具意义的转折点，当时刚满10岁的我，突然间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它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如果留在家里，我是不可能获得这些机会的。
☉您的父母看法完全一致吗？
我母亲对此非常满意，而我父亲，确切地说，是持保留态度的，但他还是同意且支付了寄宿学校所需的费用。
☉1936年，您进入了这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住宿学校的修士们对于纳粹主义所持的态度如何？您当时察觉到他们的态度了吗？
我举一个真实发生的小事为例。在当时奥地利与德国结成政治共同体之后，进行了公民投票选举活动。显然，寄宿学校的一些神父和几个在厨房工作的修女投了反对票。但这次选举不是匿名投票，他们的选票被截留了。选举进行的那天晚上，来了一群举着火把的纳粹突击队员。之后一组纳粹突击部队队员聚集在寄宿学校门前，并在学校的外墙上用大写字母涂上了“这里住着叛徒”“我们投了反对票”。接着他们用铺路石砸破了这幢房子的大约两百扇玻璃，石块甚至砸进我们当时睡觉的房间。第二天早上有两位学校工作人员被捕。我们被迫放假回家。
☉您基本上10岁就离开了家，在寄宿学校，有您当作榜样效仿的人吗？
主持寄宿学校的神父和修士都很好。他们尽可能地为我们提供一切：体育活动、外出游览、音乐课、戏剧表演，等等。我学会了拉小提琴，在学校的乐团里演奏，还在合唱团里演唱。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
☉您当时不想家吗？毕竟学校离家很远。
不想。我放假的时候都会回家。对我而言，寄宿学校时期是段美好的时光。住宿期间我感觉在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支持。神父们都喜欢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总是忙于各种活动，完全不会无聊。
☉我们知道，在您的心理治疗工作中家庭是核心部分，而您自己所享受的家庭生活却比较少，不会感觉有点苦涩吗？
在寄宿学校，我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1941年，这个寄宿学校关门了，我重新回到家里。我父母在我住宿期间从科隆搬到了卡塞尔（Kassel）。我在卡塞尔的家住了两年，当时我15岁。
☉15岁正值青春期。我还记得自己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有一次出去了很久，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不服从父亲的管教，父亲给了我一记耳光，那是我最后一次被打。您的青春期是怎样度过的呢？
嗯，您知道，事实上，我们当时已经处在战争期间，没有时间可以花在这类事情上。我的父亲也尽力满足和支持我的愿望，比如听音乐会，看戏剧。他从不限制我。当时我父亲在一家兵工厂担任工程师，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总是很晚才回家。
我们的邻居都是些很有趣的人，比如乌尔镁林（Würmeling）一家人。他们的父亲后来出任了阿登纳（Adenauer）总理内阁的家庭事务部部长。
我记得很清晰！我们家里有六个兄弟姊妹，当时多子女的家庭可以享受火车票减免的优惠政策，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乌尔镁林优惠”。
乌尔镁林家的长子是我当时的朋友。耶稣会的成员经常出入乌尔镁林家。在这所房子里进行的交谈和讨论给当时十五六岁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倾听他们的交谈是莫大的享受。他们是基督徒，思想很国际化，很开放，跟纳粹主义截然不同！
我在那里接触到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灵性并且纪律分明。他们身上散发的魅力，使我受益匪浅。
我从未想要成为教师
☉精神的、理智的自律与顺从无关吗？
耶稣会的成员并不是常见意义上所谓的“顺从”。他们每个人都很独立，呈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和成长的可能性，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体会过的。
我对这些耶稣会的成员充满崇高的敬意，甚至考虑过成为一位耶稣会成员。但有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很多耶稣会的成员必须成为教师。我想，我并不需要为了在一所学校教20年的书，而成为一名神父或者加入一个宗教组织。我更愿意选择玛丽安西勒尔的传教工作。但是后来我在南非，还是成了教师！人生就是这样：你越想避免的事情，最终越是会抓住你。
☉也就是说，您更愿意当传教士而不是教师，比起待在一所学校，您更愿意到世界各地去传教？
是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当然，那时我并不了解“作为一个传教士”到一个很远的国度传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对此有一种理想的憧憬，与我想冒险的愿望紧密相连。早在寄宿学校期间，我就沐浴在这种环境当中了。
结束寄宿学校的生涯之后，我在卡塞尔市上高中，参加了一个天主教的青年活动组织。在当时，这样的活动是被禁止的，很显然，盖世太保一直监视着我们。
到了七年级期末，我们先被征召去义务工作，然后被军队征召。我刚被征召去工作时，一天晚上单位的主管来我们的住所拜访，寒暄后开始跟我交谈。那个主管也是盖世太保的成员，但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他与我谈到尼采，还有黑格尔。当年我17岁，对这些我知道得不多，但毕竟了解一点，主管对我说：“黑格尔已预见了国家的现状。”我回答道：“黑格尔对国家有仇恨。”他当着我的面呵斥道：“是你对国家怀有仇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试探和盘问。
一年后，我已经在部队里，驻扎在法国。我们这一届高中生的毕业证书是要邮寄到家中的。高中的最后一年免读，因为我们都被征召入伍了。要取得毕业证书，需要一份所在义务工作机构出具的表现良好的证明，而我工作证明上的评语是：“人民潜在的敌人。”这在当时意味着“这个人该被枪决了”。因此，我的高中毕业证书未能签发。
我母亲听闻此事后，找到学校校长与他谈话。我母亲对他说：“我儿子目前在军队，他冒着生命危险，而您竟然拒绝发毕业证书给他？”校长感到羞愧，将我的毕业证书给了她。我母亲就像一头母狮般为我奋战。
在那个时期我已经与纳粹主义保持了距离，我曾上过天主教的寄宿学校，我整个家庭的状态也能够与纳粹主义保持距离。我的母亲全然不受纳粹主义的诱惑。我后来才意识到，当年母亲能够独善其身是多么不易，是她的信仰使她能够坚持做到。我父亲也是，自始至终抵御了种种压力，没有成为纳粹党的一员。在这方面，我的父母给了我助力。我对父母怀有由衷的崇高敬意。这种坚定的力量并不只来自于我本身的努力，更多是我从母亲和父亲身上承接来的。这种不随波逐流、不屈于社会压力、坚持自己立场的态度，都呈现在日后的各方面中，也包括在南非和我现在的经历中。我保持了一种内在的距离，守卫着自己的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我能够让自己在一个更广袤的场域中移动。
☉您曾说，有个场域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您刚刚又说，只要有能力保持距离，不受诱惑，就能拥有一种个人的自由。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我只是这样描述。是否能够将它定义为一种个人的自由，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把这种灵光乍现的领悟视为上天赐予的一份礼物。我时常在刹那间明白：此时此刻，有些事情呈现出来，并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一种意识和领悟，然后我就有了去行动的力量。这并不是一个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产生的决定，也不是因为我跟从了某一个目标，而是我跟从了内在的一种瞬间的感召。在做这些重要抉择时，我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假如我不那样做，我就是放弃了我自己。
☉那就是说还是存在着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出一些决定，比如您离开您归属的神职工作，成为一名治疗师，是吗？
当然，人要跟随自己的“命中注定”，哪怕这需要勇气。
☉您之前说，我们都自带使命。现在您又说，我们可以决定听从我们人生中的召唤或者决定停滞不前。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不是前后矛盾吗？
这样的说法确实矛盾。对我来说，这关于灵魂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关于我们重要经历的某个时点，关于我们的本质核心。在那里，我们的一切都是预设的：我们在哪里应该继续，在哪里不能继续。假如我跟随这个核心移动，我绝不可能偏离。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获得力量，我与这个内在的核心保持联结。
☉这是一种哲学的观点，似乎无从验证。
这一点没有意义。它会对灵魂发生一定的作用，这对我来说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我推测这个本质核心是永恒不朽的。我的本质核心不会因为我的死亡而终止。我与这个本质核心的差距也不会因我的死亡而消失。家族系统排列中的一些体验已经接近了这些推论。譬如，一些已过世的家族成员，如果他们还有未完成的事情或他们还没有找到自身的本质，那么他们仍会对当下的家族起作用。
☉您是如何感知“注定”的？
当我与命运和谐共振的时候，我的一切皆自然圆满。在这些时点上，我们被一种创造性的移动抓住，它承载着我们。我并不自由，但尽管如此，我不想有任何改变，因为它与我最深层的内在是契合的。这条路可以带领我们获得决定性的觉知。
☉这不是近乎一个神秘的维度吗？荣格把这称为“成为你自己”。
两者的意思确实朝向同一个方向。自古以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一直讨论着这个内在的真实。例如，年幼的孩子最初是与内在真实相联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才渐渐偏离了这份联结。
☉哪怕被系统纠缠，人们也能同时与自我的本质核心相联结吗？
人们只有通过觉知才能一定程度地解除纠缠。然而即使从纠缠中解脱了，人们也并没有离开系统。
☉那该怎么做？
排列后，过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应带着爱去认识系统中与我们有纠缠的那位家族成员，在我们的心里给他一个位置。这样做，我们并没有与他分离，我们继续与他有联结，但我们不再与他纠缠！这种联结会使我们成长。
☉当您谈起少年时期，您提到更多的是您的母亲，却很少提及您的父亲？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决定性的事情是从我们的母亲开始的。当然，在那个时期，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母亲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直到多年后，在一次心理治疗中我才意识到，我母亲自始至终都在。也是在那次治疗中我才真正意识到，这具有怎样的意义。她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她任劳任怨地做了所有的一切，天经地义般自然；她也会为保护我而与外界抗争。我的父亲很严厉。小时候，父亲的严谨有时让我觉得有压力感，很多年之后，我才领悟到父亲的这份严厉对我的重要性。我有过一次很关键的经历。在伯克利（Berkeley），我曾向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斯坦利·克莱曼（Stanley Keleman）谈及我的青少年时期很沉重，斯坦利只是笑着注视着我，然后对我说：“但是你很强大呀！”刹那间，我忽然意识到我身上这股来自我父亲的力量和他的严厉对我的重要性，我与他深深地联结了。
☉您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意识到这一点？
如同所有的孩子一样，这是一种成长发展。
其实，我并未经历青少年时期就长大成人了：战争
☉您17岁时被认定为“人民潜在的敌人”，在同一年您应征入伍。当时您的感受是怎样的？今天的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都会计划着海外旅行、职业实习、海外深造或到南美洲做社会义务服务，相比于他们，您当时的自由被大幅度地限制了！
当时的我根本无暇思考现今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实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青春岁月就长大成人了。在我身上，这个阶段未曾发生过。当20岁的我从战场上回来时，我几乎一半的高中同学都已丧生，我的哥哥也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感受。但这段经历也让人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
在那个时期，我被一些我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力量驱动着，我被某种东西感召着。在所有的系统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旨在完成系统中一些未完成的事物。譬如，家族系统对某个后代家族成员施加压力，使他为其祖先解决一些问题。家族系统推动某些家族成员趋向我们称为正面或负面的发展方向，被这股力量推动的后代家族成员并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
☉什么是“正面”，什么又是“负面”呢？
正面就是一个人能够对其他人做一些好的事情，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而已！和某人结婚、生子，支持孩子成长独立，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个人是在与一个好的、正面的移动和谐共振。
负面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杀人凶手，无处可逃，不能自主决定。他被一些更高层的力量支配，为这些力量服务。
☉您提到“正面”和“负面”，似乎是一种价值判断。当您提到凶手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吧？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做。对我来说这都是一样的过程，两种都不是自由的。不管是在好事中，还是在坏事中，人们都没有自由。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一样看待，并无偏爱。它们就是这样，如其所是，是命运在每个人身上的呈现。这是人们各自的系统，驱动着每个人。由此产生的强大的移动支配着个人，牵扯着他们，或者就像社会形态一样，支配了整个民族。
☉这是您当时的亲身体验吗？
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我被迫与一些我不能逃避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我随时都有可能丧失宝贵的生命，死亡的危险无处不在。直到今天，我自己都还觉得很惊讶，自己是如何从那样的情境中逃出来的。
那个该死的德国人，到底藏在哪儿：逃亡
☉您是如何逃亡成功的？
我当时在西线的战斗部队中，我身边的很多战友或倒下牺牲或身受重伤。我自己也常常与死亡擦肩而过。譬如，我们不得不穿过一片雷区，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出路。在亚琛附近我被美军俘虏，并被送到位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Charleroi）的战俘营关押。那里大约有1600名战俘，每天在一间庞大的美军补给仓库工作10个小时。作为对战俘的惩罚，在艾森豪威尔的指令下，我们每天伙食内的卡路里含量，只有身体承受如此繁重工作所需的一半。
我们每天装卸搬运上百万吨美军的补给食物。由于伙食不足以充饥，我们就偷窃食物作补充。盗窃时被抓到的人，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关禁闭30天。关禁闭时，每晚有50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在其中既坐不起来也躺不下去，而白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每天只能吃饼干，早上是5块，中午是4块，晚上是5块。
我第一次被抓到时，不知什么原因，仅仅禁闭了5天就被释放了出来，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禁闭室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撑得过30天。通常被禁闭10天或15天人就倒下了，这种惩罚手段是极其严酷的。
有5位战友试图逃亡，他们试图穿过铁丝围墙逃走。但是他们被抓住了，在围墙边被就地枪决。后来我又在偷食物的时候被逮到了，这次我被关在一间无窗的营房里，每天得到的伙食只是粗面包和水。当时正值严冬，我们都没有铺盖。
那时被捉到的战俘必须在地上挖个坑，被毒打也是家常便饭，然后被关进营房，剃光头。我那时也挖了坑，有个美国大兵在我身边静静地走来走去，但我没有被毒打。我进了禁闭室，这次被关了7天，没有经过任何严查审问便被放了出来。我当时也没被强迫剃个大光头。真是奇怪。
☉您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在当时我也犹如置身迷雾当中，无法解释这一切。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战俘营待了更长的时间，在我成功逃脱后，他告诉了我缘由。原来那个“美国人”——我的看护者，是个德国犹太人。当然他听得懂德文，但他从未表现出来。很多战俘嘲讽他，比如说他是同性恋或类似讥讽的话。我总是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能这样说”。当然，我们当初以为他不懂我们的对话。实际上他全部都听得懂，因此他后来保护了我。
当我从禁闭室被放出来，没有被剃光头时，我心想：这是一个征兆，我的监狱生涯该结束了。在被放出来5天之后，我逃离了战俘营。
☉您也试图穿越铁丝网逃亡吗？您是如何成功逃离的呢？
我躲藏在一列预计开往德国的军需补给火车上。在一节车厢中，我的战友帮我在货箱底下造了一个躲藏处，这样就不太容易被找到。那列火车装满了货物，美军当然不会因为一个战俘不见了，可能藏匿其中就卸载整列火车。这列火车在这个补给站停了一整天。当晚一些美国士兵搜查火车，试图找到我。我听到他们的咒骂声：“那个该死的德国人肯定躲在火车的某一个地方。”但是他们没能找到我。我藏身的那列火车行驶了6天才从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到达德国。火车行驶到乌兹堡（Wurzburg）附近时，我才从藏身处出来，跳下火车逃离。对我来说，战争及战俘营的境况到此结束了，那时我在战俘营已经被关押了一年。
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过多次类似的情况——我服从内在的一种指引，做出决定，因为我知道，此时迈出的这一步是恰当的！
☉您是如何觉察到这些的？
通过内在的一种全然的确信。在这些时刻，我知道：人生的这一篇章已经结束了，因此，我没有片刻的犹豫。
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决定：教会
☉您当时是个19岁的年轻人，对于职业的选择，您是否有同样的确信？
我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很明确。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想成为神父了，我从战俘营回来的六个星期内就进了教会。
☉当初没有任何人对你说：“你真的想成为神父？”
没有。当然，我生活在一个信仰宗教的环境里。当我回顾往事，我知道这个决定也跟我家族的纠缠有关。因此，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决定，而是在我的系统中注定了的事情。
☉我猜想，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许多人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是被某种力量引导的。您在80岁时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当时那些情况下您自己有感觉吗？
没有，人们是无法感觉到的。在一个家族系统中，人们的觉察是有限的，是被那个场域固定的。但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并不后悔。那些路程都有它们的意义。我丝毫不想错过其中任何一段，是这些经历让我成为今天的我。
☉因此您进入了教会，这段经历如何？大部分人都无从想象，一个人该怎样学习成为一名修士。
我进入教会后，经历了一年所谓的“见习期”。这第一年是对人们进入精神和灵修生活的入门引导。我们所做的只有冥想、集体祷告、读灵性书籍以及听一些讲座。我当时对西方的神秘主义非常着迷。
☉当时的冥想和我们现今想象的冥想一样吗？还是有什么不同？
天主教的冥想是对《圣经》的经文进行的，没有唱颂或祈祷。有时也会对一则寓言、一个故事或一次“受难”进行深思冥想。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于灵修历史和灵修练习的引导。
这是一种内在净化。我们练习完全专注于一件事。这是一种很严格的训练。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再做这些不同的练习。譬如，我们不再做祈祷。我们只是简单地看着，安静而专注地进入“空无”。这是一种“归中”（Sammlung），在某种程度上与现象学中“洞察”的基本态度相似。
☉可以谈谈你们每天的日程安排吗？
每天早晨，我们做半个小时的团体冥想，接着进行晨间弥撒，每天有多次的集体唱颂祈祷，其间穿插个人单独进行的冥想。在一整年的时间中，我仅仅专注于这些修行，没有别的事情可做。那些漫长的练习，是我进入灵性生活的启发引导。这一年结束之后，我决定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定下了为期三年的“誓约”，是接受安贫、贞洁、服从的誓约。三年的修行期满后，可以许下终身的誓约。
☉冥想的方式会有所改变吗？
当然，人们在不断进步。
☉这些进步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归中。作为修士，他整个一生必须如此地修行。同时，这是对更深层的内在自我觉察的准备。深层的觉知需要归中。现象学方法中的“看向”，就是从这种归中而来的！这意味着：密切地关注一件事，直到那些隐藏的东西通过我们内在的慧眼揭示出来，呈现出它的本质。
☉您在做排列时经常使用“归中”这个词。例如，您说：“排列一下，请保持完全归中。”人们如何才能做到归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净化达到归中，基本上类似佛教徒的打坐冥想，没有什么不同。保持归中，超越我们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归中是我们被赐予的礼物。净化从感知的模糊昏暗开始，我们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我们的感官觉知渐渐转移开，使自己不再被那些来自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的信息打扰而分心。心智的净化随之到来。
☉闭上眼睛，阻断视觉；保持静默，不再听闻。“心智净化”的含义是什么？
所谓的心智净化是抛弃所知，放下好奇，抛弃所有的起心动念，这种净化使自己能够进入不受外界影响的状态，不受感知的影响，也不会被思想左右。
☉“不被思想左右”的含义是什么？
心智的完全净化意味着：不再被恐惧左右，也不受任何理论、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的影响。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练习这种心智的净化。然而，那些生活的处境增添了黑夜，在这个黑夜里，人们似乎被“上帝”抛弃，“上帝”不再承担任何角色，人完全沉浸在昏暗中。但正是这个昏暗的黑夜构成了个人决定性的净化时刻。
☉那是生活所造成的挫折，我们无法预料，无法期望，也无法预先修炼准备自己。您在德国所受到的抨击，也是同样的挫折吗？
有时，我会这样认为。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当下的一切都瓦解了。
☉我很想明白这一点，昏暗的黑夜与被“上帝”抛弃，或与没有得到父母的庇护一点都没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但人不能再继续被自己抛弃，不能再有一贯的欲望。人能让自己从内在自我制造的“上帝”画面中得到净化解脱，从对“上帝”的期望中得到净化解脱。这样我们可以走向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到达一个不同的层面。在这条完全净化我们的感知、净化我们的心智和净化我们的愿望的道路上，我们最终能达到深层的意识领悟。
我这里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天主教的修行，更是全人类的共同感知。在所有的宗教里，一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得到了净化的引导。
☉佛教中常提及“成空”，这与您提到的“归中”相符合吗？“成空”与“归中”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我想要描述的也是“成空”，某些事物的“成空”。具体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当我们接受一切，接受一切如其所是，我们就成空了。这种接受是一种爱的移动。
☉我们合著的第一本书是《一切如是》（Anerkennen，was ist）。现在您说：“接受一切，如其所是。”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吗？
这种接受必须毫无遗憾地放弃什么是更好与更坏的比较。例如，不悔恨过错，没有苛求，没有期望，没有谴责地去接受，接受这个世界如其所是。只有如此接受才能够使“归中”“空无”与“圆满”同在。成空使阻碍我接受一切的障碍消失，反之，接受一切容我成空。只有当我能舍弃所有的个人欲望和个人意志，处于全然接受的状态时，我才能让自己完全地面对真相。
此刻，事实的真相开始展现它的原貌。假如我想从它那里为我个人索取什么，它就会退隐。当我不再凌驾于它之上，它就会显示最重要的本质。在希腊文中，“真相”一词，其含义是“不被隐藏的”。因此，真相在我之外，它不在我之内，也不在我的结论中。它来到我这里，只向我显示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
☉您所描述的是现象学上的做法，很有哲学意味，但有点抽象，不太具体，也不能引导实际的行动。
在认知的道路上所显示出的哲理，总会引向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认知使一个新的行动成为可能。假如没有应用，这种认知就是虚无的。它会对我们重新关闭。
☉如何在具体的家族系统排列语境下去理解它的含义？
家族系统排列是可以实际应用的认知。通过家族系统排列这种方法，许多认知得以在行动中实践。
譬如，很多人经常批评我不但不谴责加害者，还给他们在家族中留了一个位置。而这就是家族系统排列给我们带来的认知之一。假如我接受一切如其所是，不去判断，我对加害者的态度，也只是这种认知下的结果。
☉您当时仅20岁，刚从战场上回来就踏上了这条道路。对现今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经历。您一直喜欢这种生活吗？练习修行，冥想祈祷，静思……这毕竟是很特殊的生活。
当然，我整个一生都持续走在这条道路上，即便是在大学主修哲学及神学期间，我都是与修道院团体的其他成员一起，每天早晨做静思及祈祷，然后我才去大学听课。
☉您所陈述的修行生活与一般人想象的宗教团体的生活画面很不相同。通常，人们以为修士们苦修、学习和祷告是为了学会如何去转化别人。用通俗的话来说，修士们被传授如何看护迷途的羔羊，如何聚集这些羔羊。
有关这个主题，很多人都有古怪的想法和奇特的画面！其实，宗教修行都遵循着一个古老的灵性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受过考验，证明其价值所在。然而今天在一些教会组织中这种传统似乎已经丢失了，许多人已经忘记了基督教灵性的根源！这与所有重要的宗教相同。那段修行生活对我个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我总是怀着感恩之心。
我当时毫无概念：作为玛丽安西勒尔传教士的一员
☉您在非洲的经历如何？您在非洲时是否也保持着相同的生活方式？
是的。
☉这意味着，您以这种方式生活了25年之久！一直到您45岁那年离开教会，是吗？这真是一所生命的学校！这可不是别人能够很快模仿的。
是的，我也有同样的看法。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极高的自律性。
☉因为这广阔的世界在向您微笑，您最终决定进入玛丽安西勒尔教会，而没有选择耶稣会。您是否同意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传教士必须传播耶稣基督教义，去转变异教徒回到主的怀抱。
其实，我当时毫无概念，不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总之，现实与想象总是有极大的差别。我到了南非之后才真正看到，身为传教士意味着什么。我当时最着重做的是文化教育工作。
玛丽安西勒尔教派是自特拉普斯特教派发展而来的。一位南非当地的主教从奥地利请来了一位修道院的院长，要在南非建立修道院。这位修道院院长名叫法兰兹·约瑟夫·伐奈（Franz Josef Pfanner），他以前是特拉普斯特教派的。玛丽安西勒尔是他建立的修道院的名字。
特拉普斯特教派修士在日常生活中只做两件事：祷告和工作。这个教派的修行方式是沉思静默式修行，非常严格。他们不做传教士的工作。每个特拉普斯特教派修道院都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运转。这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自给自足，他们是农业耕种者和手工艺制造者。他们有自己的发电中心、水源、手工作坊以及土地。
☉每个修士都必须从事生产工作吗？
特拉普斯特教派遵循神圣的本笃会教义，最基本的本笃会规则是“Ora et labora”，意思是祈祷及劳作。对特拉普斯特修士而言，工作以及艰辛的劳作在他们生活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玛丽安西勒尔修道院迅速扩展成特拉普斯特教派在全球规模最大的修道院，共有300名修士，其中大部分是没有经过神学教育培训的修士。有很多修士是手工艺工匠，只有几名是神父。
过了一段时间，修士们开始与当地居民接触。他们教本地人农作，建立了学校，传教士的工作以这样的形式开始，许多当地居民接受了洗礼。他们创建了许多教区，作为传教士，特拉普斯特修士无法再遵守他们严格的本笃会规则。修道院因此转型为符合传教士工作规则的修士修会。
到了当地我才明白传教士的工作是什么，比如建立学校，指导当地人农耕——南非当地的土著祖鲁人是游牧族民，以蓄养牲畜为生，一点都不了解有关农耕的知识。传教士的工作首先是传播文化的工作，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传播天主教的知识。渐渐地，许多天主教教区在各个地方扩展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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