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夫人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多丽丝·德鲁克（Doris Druck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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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夫人回忆录试读：

推荐序

2009年5月，我去美国实地考察德鲁克管理思想形成的沿革，我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因为德鲁克在此执教34年。我在大学的书店买了一本德鲁克的夫人多丽丝·德鲁克撰写的回忆录：。2009年6月9日上午，在德鲁克管理学院杰克逊院长的安排下，我和我的太太及女儿登门拜访多丽丝·德鲁克。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多丽丝·德鲁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家里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束漂亮的鲜花。我得知这是朋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第二天我们也在克莱蒙特的花店买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送给她。从此，每年的6月第一周我们都会快递给她生日礼物。2011年6月，恰逢她百岁生日，我们给她买了两件中式衣服。她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买这些衣服的人真有审美眼光。我的百岁生日引起太多人的关注，我不值得关注，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她平和的话语让我懂得什么是谦卑。

1996年，她85岁的时候，创建了一家助听器公司。这种助听器是由她发明的，德鲁克生前带的助听器也是她的公司制造的。她85岁创业，成为企业家。现在国家号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她的经历中我们领悟到，年龄不应是创业和创新的障碍。2009年，多丽丝·德鲁克已是98岁高龄，她仍然自己开车，当地警察出于安全的考虑，有时会在路上拦下她的汽车，问她：“你还能开车吗？”多丽丝·德鲁克反问道：“什么？”警察递给她一份交规试题让她回答，结果她答了满分。每周，她还打两次网球。

2008年，斯特劳布先生在维也纳创办了奥地利德鲁克协会。他飞到美国寻求多丽丝·德鲁克的支持。得知他要在维也纳创办奥地利德鲁克协会，多丽丝·德鲁克建议他在维也纳创办全球德鲁克论坛。在她的鼓励下，2009年在维也纳举办了首届全球德鲁克论坛。已是98岁高龄，她从美国飞到维也纳参加首届全球德鲁克论坛，途中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自己背着旅行包。她在首届全球德鲁克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2009年6月9日，她建议我去维也纳参加首届全球德鲁克论坛，遗憾的是，我没能成行。2014年10月1日，多丽丝·德鲁克无疾而终，享年103岁。2014年11月13日，我在维也纳参加了第六届全球德鲁克论坛，本届论坛的内容之一就是纪念多丽丝·德鲁克。当我得知她逝世的消息后，我再一次向机械工业出版社推荐出版多丽丝·德鲁克的Invent Radium or I’ll Pull Your Hair。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回忆录，该书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激励那些因“年龄太大”而不能创业和创新的人们。那国毅2017年2月于北京

译者序

很多人知道多丽丝·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妻子，他们幸福携手68年。作为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彼得·德鲁克身边的另一半，多丽丝·德鲁克夫人本人也颇为传奇：60多岁时获得物理学硕士；80多岁时发明了一款助听器，并创办一家公司来经销；90多岁时，她写下了这本自传；直到100岁，她仍然是一个山地徒步旅行者、一位精力充沛的健谈者。在这本自传中，多丽丝·德鲁克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她在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对于这段历史时期，人们往往只记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这本自传为我们展示了夹杂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些普通的德国女孩儿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最为普通的焦虑与担心——学业以及约会。对多丽丝·德鲁克来说，她对极力想控制她的母亲的反抗与挣扎也贯穿在整本自传中。德鲁克夫人用了非常轻松诙谐、充满细节的描述，让我们深深沉醉在她所描述的生活琐事中。也恰恰是这些生活琐事的描述，自然流露出了德国人的优良传统：对诚实的笃信和对知识的尊重。阅读德鲁克夫人的这本自传绝对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然而，为了翻译好这本德鲁克夫人的自传，作为译者的我们也经历了痛苦的磨炼。书中包含大量的名词和术语，涉及德语、法语、历史、政治、宗教、绘画、艺术、社工等。为了求证一个名词，我们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句话的翻译经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证明了多丽丝·德鲁克的不凡。这本书主要是由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的汪小雯和中国民生银行天津分行的张坤来全面负责翻译工作，天津商业大学的聂巧平、程晶蓉老师，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的吴筱篆和国际商务专业15级硕士赵静涵等以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环境工程专业郭佳旗等同学也参加了部分初稿的翻译。此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秦皇岛分公司的张靖、王若滨、黄河、张春武参与了校稿和统稿工作。经过了痛苦同时夹杂着愉悦的翻译，我们希望把这部作品真实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水平及能力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2017年2月

一顶黑帽子

1932年夏天，在舅公阿尔伯特的葬礼之后，我就永远地离开了德国，这也许是件好事。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都气息奄奄，受尽了折磨。然而这让他的妻子，我的舅婆弗洛拉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葬礼的事情。在舅公终于停止呼吸的那个早上，她把她的侄女，也就是我母亲叫了过去，下达了她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以黑色着装：衣服、鞋子、袜子、手套和帽子全都必须是黑色的，除了小孩子，但是不包括多丽丝——她已经够大了。”“但是，她没有黑色帽子，”母亲不同意，“她只有一顶冬天的蓝色帽子，搭配她的外套，还有夏天戴的黄草帽。”“那就买一顶。”舅婆冷冷地说。“什么？就是为了一个葬礼吗？”母亲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她可以留着到你的葬礼用呀。”舅婆的语气里充满了嘲讽。看起来她亲爱的丈夫的过世甚至不值得有人为他买一顶新的黑帽子，她对此满腔愤怒。

她们一直在吵，母亲的态度十分强硬。最后，舅婆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多丽丝可以用我女佣的黑色帽子。”“除非我死了！”母亲仍然不同意。或许这句话有些不明智，毕竟刚过世的舅公还在几米外的房间里静静地躺着。“格雷琴头上有虱子。”“她没有，”弗洛拉舅婆很坚定，“我怎么没看见？”“她真的有。”母亲坚持。“就是没有！”舅婆说。“去看看就知道。”于是，她们亲自去厨房一查究竟。格雷琴那时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在水池边上洗着碗。“你停一下吧，格雷琴，”舅婆说，“去把角落里那个脚凳搬过来。”格雷琴通红的手臂从肥皂水里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走过去搬起了脚凳。“这儿，”舅婆说，“放在这儿，你坐下。”格雷琴乖乖照做，随时听候差遣。舅婆弗洛拉和母亲于是靠近她，在她那头不算干净的稀疏的金发里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搜寻。“没有。”舅婆弗洛拉像胜利者一般宣布。“还不一定呢，”母亲说，“可能藏在头发里，我得仔细找找。”于是，她们又重新开始检查女佣的头发。终于，母亲认输了：“没有虱子。”“我早说了，”舅婆说，“起来吧，格雷琴。”这个女佣用袖子擦了擦鼻子，然后就回到水池边继续她的工作了。两个女人回到了客厅。

我戴着格雷琴走了样的黑帽子参加了葬礼，结束后我用了不少肥皂来洗头。

我那可怜的死去的舅公啊！对于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来说，舅公对他们的成长有着可谓深远的影响。他会强行拆散晚辈中不合他意的婚姻，然后介绍一个合他心意的另一半给这位晚辈。遇上赌博成瘾或者把女佣肚子搞大这些麻烦的儿孙，他都会张罗着送他们去美国“继续深造”，归期渺茫，想着可以让时间来冲淡丑闻。当我这代子孙陆续出生成长，舅公阿尔伯特已经虚弱衰老，管不了我们，更别说替我们“解决困难”了。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只把他视为孩提时期时不时会碰见的无关紧要的一个老人。他是一个好心肠的旁观者，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他不仅仅忧虑我们年轻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更多。也许可以这样断言：他如果不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去世，我根本看不到未来。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不幸地碰上了一队穿着棕色衬衫和长筒靴的纳粹党员，正唱着恶意满盈、仇恨十足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沿着街道齐步走。纳粹党那时已经开始宣扬优等民族的优越性，他们到处投掷砖块和石头。许多围观的人则以狂热的口号来回应他们：“希特勒万岁！”“觉醒吧，德意志！”“犹太人去死！”等等。人行道上，街灯和商店的碎玻璃洒了一地。在行人不停的尖叫声里，我们低头躲进了一扇门后，等待骚乱平息。那时我们并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在1932年，骚乱是家常便饭。但是，一个从荷兰来法兰克福参加葬礼的亲戚被这种混乱骚动吓得不轻。“你们怎么还这么乐观？！”他严厉斥责我们。“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旦纳粹上台执政，肯定会打仗。能走就快走吧。”“离开法兰克福？怎么可能？我们的房子、家人、生意、工作——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这里。”葬礼上的亲戚们不以为然。“你呢，多丽丝？”那个荷兰人说，“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困在这里。来荷兰吧。我可以帮你在我的公司里找一份工作，这样你可以养活你自己。你不是说你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法的吗？你也可以在荷兰继续干这个。或许还可以更好，因为你会用海牙国际法院的图书馆的资源。我敢保证你的工作不会太忙碌。如果德国的情况好转了，你随时都可以回到法兰克福继续读书。”我的论文导师，恰好就是国际法庭的一位法官，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三个星期以后，我去了荷兰。这个决定其实和政治环境无关。和那个荷兰亲戚不同，我对德国的未来没有悲观失望的预测，而是将这个建议视作逃离我母亲控制和支配的大好机会。在国外大学的头两年，我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在法兰克福的家里，我的母亲掌管着财政大权，控制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要干涉我去见她为我物色的未来丈夫时要穿的衣服——是她要结婚还是我要结婚？这个可以逃离无比压抑的家庭氛围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同时学习目的为我的逃离做了完美的辩护。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次离开并不是一时的，而是永远地告别了德国。我回去过几次，但再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残暴凶狠的纳粹几乎扼杀了我对于家乡的情感留恋。然而，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却一直留存。从田园牧歌或和谐美满的意义上来说，这些记忆并不总是幸福快乐的，但对我而言是独一无二的，将来不论发生什么，都不会代替它们在我心里的位置，更不会黯然失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

像每一个孩子一样，我人生中的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是完全与时代脱节的。没有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由过去和未来定义的。生活像是由大量事件的照片组成，这些静止的照片没有时间维度。回忆的空间是真实的，一旦触碰到门，进入那个空间，每一件事依然静静地待在那里，一切历历在目。“快看！”我母亲喊道，“齐柏林飞艇！”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飘浮在空中，慢慢地上升，直至越过所有的房屋。街上的人们兴奋地喊道：“齐柏林飞艇上的人们在向我们挥手！”“我看到飞艇了。”我对安娜说，安娜是我的保姆。“是吗？”安娜说，“在你看来它是什么样子？”“像一只大鸟，”我说，“飞艇要远远大于那些童话故事里带着小女孩飞向天空的天鹅。”

我也看到了一辆汽车。汽车在很多年以前就被发明出来了，但是在我们度假的小城镇还是很少见的。“看，汽车！”我母亲欢呼道，“它可以自己跑。”事实上，那辆汽车一动未动，它被放置在小镇的中心。两个穿着奇怪服装的男人围着像马车一样的车厢跑来跑去，他们似乎想要把这辆车拆开，又似乎像他们拆下来很多零件，然后试图把它们装回去。我看着他们跑来跑去好一阵子。我很疑惑，为什么给马儿喂食饮水需要的时间都那么长。最后，一个人牵来一些马，然后这些马把这辆车拉走了。我好像立刻明白了：任何车的移动都必须靠马力。

齐柏林飞艇和汽车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时隐时现。

曾经，我待在一个有着很高天花板的大房子里，浓重发霉的味道四处弥散着。老安娜跪在我旁边，不一会儿站起来走出去。等她回来的时候，她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很多年以后，人们告诉我：那个时候安娜本应该每天带我出去“放风”，但是她总是去参加科隆大教堂的弥撒。在我记忆中出现的单一事件，可能是很多次这样的活动复合后呈现出来的状态。

另外一次，我在一个狭窄的房子里，不停地发抖，但是外面的房子和树好像更加不安，在窗外嗖嗖作响。我母亲和安妮面对面坐在长椅上。我爬上长椅，探头想看看安妮旁边放的一个大竹篮里面有什么。母亲和安妮异口同声地说：“不，不，多丽丝，你会伤到你的妹妹。”什么是妹妹？她在竹篮子里干什么？随后，迷雾再次笼罩了我，我只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其他的一无所知。

当迷雾再次散开之后，我看到母亲和其他人在我们房子到森林之间的陡峭的小坡上跑来跑去。他们边跑边高呼“动起来！”随后，又有很多人从自己的房子里跑出来加入了他们，都在这个小坡上跑上跑下。我整个人都混乱了，我从没见过成年人跑步。他们总是泰然自若地走着，因为他们总是抱着或者扛着一些东西：篮子、麻袋、桶或者木柴捆、镰刀、耙，当然还有小婴儿。我不知道“动起来”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个词和汽车有关吗？但是，所见之处没有一辆汽车。人们一直跑动，直到镇上的公告员出现，敲响了他的大钟。随后人们都停下来，听他朗读一封很长的信。

随后出现在我记忆里的是，我们在一个很大的房间，有一张布置好准备就餐的大桌子。周围的人闹哄哄的，椅子推来推去，制造出很多的噪音。一个大胡子老头儿走过来坐下，其他人也接着坐下。我母亲和其他人都安静地吃着饭。我逐个观察这个餐桌上的每个陌生人。我的小妹妹坐在儿童座椅上，用手中的勺子不断地敲打着她的盘子。突然，这个老头儿，也就是我的外公，盯着我，用近乎威胁的语气对我说：“你为什么总用你香肠似的大眼睛这样盯着我？”我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么惹他如此生气，我开始放声大哭。外公把他的餐巾布扔在桌子上，从他的座位上跳起来，“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噪音，别让我听见任何噪音，是不是只要他们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度过？”母亲和姨妈带着我们这些小孩儿离开，在我10岁之前，除了每年三四次特别的节日外，我们再没有和这个家庭一起进餐。我父亲应召入伍之后，我们搬到了美因茨。在我们抵达美因茨当天，我外公的情绪就爆发了，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前，我父母和我及妹妹生活在科隆，那里是我父亲的故乡，并且承载着我父亲的事业。我的母亲，在她20岁的时候就被决定跟一个她根本不在乎的人步入婚姻，这使她厌恶科隆的一切。当战争爆发，我父亲没了收入，我母亲决定和我们孩子一起搬回到她的父母家。我们本来只打算在这里逗留几个月——直到我们的“英雄男孩”们击败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

谁都没有预见到我们在这里会待整整四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完全战败而结束。

如果有什么事情能比被限制在一张角落里的小桌上独自进餐更为严重的话，那一定是自己应对创伤的自我安抚。对我而言，事情不再以既定的顺序发生。时间、原因和结果会同时突然出现。为了自我保护，我在内心创建了没有时间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不需要同任何人分享。我的家人、佣人以及少数的其他人都出现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里还有有轨电车、莱茵河以及成群围着教堂的尖顶飞来飞去的小鸟。这些在我的世界里都是真实的、有着实际形态的存在。而我不喜欢的人和事情会待在这个世界外面，并且和这个世界失去联系。唯一的问题是，如何让战争进入我的内部世界——那些士兵、战马和巨型大炮。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试着解释这个问题。战争在我内心，战争围绕着我，战争无处不在，战争覆盖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战争是宇宙的一部分，永久存在，只是有时候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战争发生在别的地方，会摧毁整个城市，不论是对房子、森林、人还是动物，都产生粉碎性的破坏，一切都在劫难逃。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美因茨，由于非常靠近法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被多次侵略。但是被子弹袭击过的建筑已经被修缮，拿破仑战争留下的唯一印迹便是在当地语言中经常出现的法语单词。德国，作为一个侵略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到了法国和比利时，蹂躏它们的城市，摧毁它们的景观和生活，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那个时候在德国，我们的房屋安静地坐落在原来的地方，火车依然正常运行，孩子们在街边嬉笑打闹。我们高唱爱国歌曲，向祖国和自己保证：“莱茵河上的哨所”将坚不可摧，将敌人拒之门外。

有时候，战争的声音和景象会非常接近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我们只是好奇却没有丝毫害怕。在镇子外面，我们趴在草地上倾听六七十千米开外西部战线上一轮接一轮的隆隆炮声。我们站在窗户边，看见一架小型飞机懒洋洋地在屋顶盘旋，突然，它扔下一个黑色小物体，然后就是“砰”的一声巨响。母亲走进房间，警告我们不要站在窗户边上。

晚上的空袭更加有趣。从战争一开始，晚上家里就要关掉电闸，这样我们的房屋可以隐藏在黑暗中，免受空袭。但是，以这种方式逃避敌人在夜晚的空袭，确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像美因茨这样的城市，位于莱茵河与美因河的交汇处，当河水反射月光时，美因茨这座城市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因此，晚上的时候，法国的战机无论在何时空袭，投下一两颗炸弹，美因茨必然警报声四起，我们孩子们都被用毯子包裹着带到地窖里，这个地窖里集合了所有的房客。我们能看到男士们睡帽上的各式流苏装饰，也能看到女士们各种凌乱的假发，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着迷。令我们更为吃惊的是各种行为准则的临时中止。一层的房客是一名退休的少校和他的太太，竟然屈尊和我们这些平民聊天。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友好被视为是不正常的，战前的德国有着严格的等级阶层。军官的地位极高，近乎神级，有着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包括不能与普通平民交流。

当然，这样的地窖只是庇护那些有地位的人，至于佣人们则被认为没有必要去，他们就躲在阁楼里。然而，如果女仆们不幸被炸死，主人们也许会非常焦虑，因为第二天没有人给他们准备早餐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种空袭并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更无法相提并论。至少，对于成年人来说，入侵领空只不过是有点令人烦恼，比起我军在所有前线中的推进来说，这个烦恼微不足道。爱国主义的热情席卷全国，每个人都坚信全面胜利势在必得。悬挂在厅堂里的战事地图上的大箭头不断地向敌方挪动，象征着胜利喜报频传，向西边的法国和比利时，向东边的波兰和俄国挪动，怀着希望地标注着向敌国推进的位置。人们在街头相遇，总能说出正在发生战役的城市的名字：凡尔登、里尔、兰斯和马恩。我们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我们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跟着家人的高兴而高兴。

盛夏的一天，我们在一个小公园里，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的沙池中玩耍，而他们的妈妈则能趁机见面喝茶聊天。在凉亭中，一个由几个疲惫的老人组成的小型乐队正演奏着抗战的旋律。我母亲挥舞着报纸，召唤我和妹妹到她身边去。“快来啊，孩子们，”她兴奋地说，“你们两个快去告诉大家华沙倒下了。”即使我知道华沙是波兰的一个城市，但对于母亲的这种说法，我仍然疑惑不解。倒下的只能是人和东西，也许是我搞错了：在德语中，华沙一词听起来很像洗衣妇。哦，也许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洗衣妇摔倒了。“她伤得严重吗？”我问道。“不要问这样愚蠢的问题！”母亲说，“快去告诉大家这个消息！”我们火速跑到旁边的桌子边，大声喊道：“洗衣妇摔倒了。”太太们不解地问：“谁摔倒了？”“洗衣妇。”我们重复道，“你知道的，就是艾斯侯（Haashohl）夫人。”太太们仍然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是艾斯侯夫人？”我知道我必须执行母亲的命令，但是我怎样能准确地传递她的讯息呢？“艾斯侯夫人，”我重复一遍，“是[1]个混蛋，我的卡尔舅舅经常这样叫她。”太太们听到这个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但是至少我已经传递了这条讯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蹦蹦跳跳，告诉周围所有的人一个混蛋摔倒了。

一天我们散步回家，发现一个士兵在客厅。“快过来，”他大声说，“还记得我吗？我是你们的父亲。”我们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过来，过来坐在我的腿上。”那名士兵继续说。“不！不！”母亲大叫道。“没关系的。”这个士兵说，“我已经认真地洗澡，全面地清除过跳蚤了。”我们按照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慢慢走到他跟前，他给我们看了他骑马的照片，顺便向我们介绍了他在战争中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实际上，他在部队里是一名护理人员，负责把在战壕之间的铁丝网上挂着的严重变形的尸体或者半死的伤员弄下来。像其他所有的西线战士一样，几年以来，他们在老鼠的陪伴下如同老鼠一般生活在穿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泥泞的战壕里。那个地方经常下雨，不可避免地，士兵们经常在好几周的时间里都生活在非常潮湿的地方，甚至没有办法换上干袜子，除了一些发霉的口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他们日夜被隆隆的炮声和不停歇的枪声所惊扰：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我的父亲从来不谈论他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之前没有，之后也不谈。当他的休假结束，他的消失和他的出现一样，是个谜，没有任何解释。

卡尔舅舅的出现则更富有传奇色彩。记得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他意外地出现了，身后是一辆有几节车厢的手推火车，每节车厢上都装满了鸡笼、鹅笼、绵羊和山羊。“卡尔，”外婆大声问道，“那些是什么？”“从巴尔干缴获来的！”卡尔舅舅兴奋地说。他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动物园”乘坐运送牲口的车整整走了五天，其间，他给他的动物们喂食饮水，并且要时刻提防其他的缴获者把它们抢去。抵达美因茨后，他到火车站租了这几节车厢。“你难道是带着这个‘动物园’穿过了整个城镇？”外婆将信将疑地问道。“是啊，的确是这样。”卡尔舅舅回答。外婆感到惊慌，人们会议论这件事的。“随他们怎么说，”卡尔舅舅说道，“至少你们会有些肉吃。”

这个小型动物园里的动物就被圈养在铺满鹅卵石的院子里，我们因它们的出现而欣喜若狂。我们骑着绵羊到处跑，喂食小鸡，然后注意到它们一个个地消失。我们偷听到大人们说：“不要告诉孩子们。”但当我们每次看到盘子里有肉的时候都愉悦不已，完全忘记了问大人们这些肉从何而来。

盟军对德国的封锁切断了所有的食物进口，大米、谷物、肉类、茶叶、咖啡和橘子，所有本国不能生产的东西全都消失了。当德国的农民都穿上了军队制服，德国境内的食物产量急速下降。没有拖拉机和其他农场机器设备，妇女和儿童无法承担辛苦的累断了腰的农活：仍然用牛犁地，用镰刀收割，人工把大梱干草提上谷仓的阁楼。我们吃的土豆、萝卜和面包一半是锯末。牛奶几乎是透明的，因为掺了太多的水。虽然我不记得味道如何，但是我记得每一样东西都少得可怜。我们没有挨饿，但始终吃不饱。

为了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我们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觅食。在空地和城镇马路边上，我们拾一些荨麻和蓟菜，作为蔬菜来煮着吃。用来做种子的玫瑰果被用来做成了果酱。摘一些荆棘叶晒干，作为茶叶用来泡茶。用菊苣根来充当咖啡。不巧的是，这些野草都长满了荆棘和刺，我们带的薄手套根本无法阻挡。“可怜的孩子，”阿姨们说，“你们还从来没有吃过香蕉和橘子。在战争之前……”“在战争之前”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无从了解的过去。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巨人就隐藏在山谷中？小红帽会去看望她的外婆？而伊索寓言里的动物们在相互交谈？我们怎么可能明白“在战争之前”是一段时间，是在那些史前童话故事之后，很久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战争从远古时代悄无声息地演变而来，将来也会永远和我们待在一起。有一天，我母亲神情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美国人要来了，我们完了。”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相信这句话。现实与格林童话都有相同的紧张情节，在格林童话中“完”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1] Haashohl和Asshole发音相似。——译者注

仆人们

战争的爆发对我的外公、外婆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生活的拮据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其实不算是真正的老年人，都只有50多岁，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50多岁已经被认为是老年人，他们自己也认为是老年人了，应该平静地看着夕阳，颐养天年。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面对与唯一的儿子（我的舅舅卡尔）分离，以及六个家庭成员都被应召入伍，更不用说常见的混乱无序、食品配给、日常生活的各种限制，以及必须要接纳的我母亲和两个孩子的到来。此外，还有两个待字闺中的小女儿玛格丽特和安妮。

对我母亲来说，再次成为父母家里的客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远离科隆和她丈夫让她在一定程度上轻松解脱了不少。此外，这里也看不到“一间厨房同时有两个女人”的情况。我外婆是一位优秀且非常有条理的家庭主妇。而我母亲则正好相反，她讨厌一切家务活。于是她们两个有了合适的分工，我母亲负责照顾孩子们，而外婆则操持整个家庭的家务，当然是在整个仆人团队的协助下。家里的仆人们包括：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侍、至少两个做杂活的帮佣、一个专门负责打扫地板的清洁工以及每隔一周来一次的洗衣工。一个负责熨衣服的女佣在清洁工来后的第二天过来熨衣服，一个裁缝也会定期过来为我们缝补衣物。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位理发师前来为我外公刮胡子，一位发型师会来为外婆做头发。当外婆去市场时，她身边总会有一名女佣，女佣手里拎着一个大篮子用于装东西。当外婆要外出旅行时，事实上，是家里任何一个人要外出旅行时，家里总会叫一个搬运工和一辆车，把行李搬运到火车站。要外出旅行的人就坐在随后雇来的马车里。最后，会有一名女佣随行，由其负责出行者的衣食起居。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需要雇用数量如此之众的仆人是非常荒谬的。然而，与那些少则有20多个仆人，还不包括马夫、男仆和饲马人的贵族家庭相比，我外公家里仆人的数量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夸张。有一点必须要记住，我们今天能使用机器来完成的所有家务活，那个时候必须人工来做，也就是必须由某人来做。热水不会从水龙头里面自动流出，洗衣服、洗碗碟甚至个人卫生所需要的热水都必须由厨房里烧木材的炉子加热。信息也不能靠电话来传递，必须通过送信人来传递。当时的餐厅和卧室屋顶的灯并没有控制开关，需要女仆们手工点亮。在外面街道上，点灯人整夜轮流值班，晚上一盏一盏点亮，早晨再一盏一盏地熄灭。

尽管按照当地的标准来看，我外公的公寓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公寓里只有一个厕所，还有一个独立的浴室，在里面有一个浴缸和一个水槽。浴室只有在周六的晚上才使用，一个女仆为每周一次正式的沐浴在热水炉下面生火。在此期间，每个人的沐浴也只能是简单地用海绵敷衍地擦洗。每天早晨，女佣会从厨房把热水端到卧室，倒入水罐和水盆里，水盆放在有大理石台面的五斗橱上。当男女主人洗漱完毕，女佣再把脏水端走。

那个时候，洗衣服是件最苦的差事。即使我还是个孩子，我也非常同情那些累得筋疲力尽的洗衣妇。那时还没有洗衣机。洗衣妇先是把脏衣服在一口大锅中煮，然后用一个长的木棍一件一件把它们拖开，反复用清水冲洗，然后把它们挂到外面让“阳光把它们漂白”。当新婚的外婆在1885年来到美因茨时，镇子的中央有一块草地被用来做公共的阳光漂白场所（今天，这块地已经变成了繁忙的街道，但是仍然被称为“公共阳光漂白区”）。每隔一个星期，外婆会带着两个女佣来到这里，女佣们手里提着两大篮子的湿衣服。看到湿衣服已经被正确地铺到草地上之后，外婆会和其中的一个女佣回家，而另外一个则留下来看守，主要不是怕小偷，而是防止那些街上调皮的淘气包来捣乱。晚上，这些被认为已经漂白了的衣物被拿回家，再次冲洗、拧干，然后抬到一间阁楼的房间里（想想这个工作量），在这里湿衣物被挂在绳子上晾干。

把衣物熨平整这件事情也同样不轻松。宽大的铁楔子被加热到发红，然后塞到一个中间空的熨斗中。当时并没有温度控制装置。熨衣工会用湿手指去触碰熨斗的底部，如果发出嘶嘶的声音，则表示温度正好。长此以往，过多次的试验使得熨衣工长满老茧的手已不能准确完成这种测试，结果是衣物被过高的温度烫坏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免烫的布料。一切衣物都是天然纤维——亚麻、羊毛或者棉布——制成，每件衣物上都有褶皱、绣花以及缎带装饰，因此必须小心熨烫。

因为没有冰箱，那些易于腐烂变质的东西需每日采买，这对于一个有七口人加上至少五个仆人的家庭来说，工作量不小。夏天，外婆有时会叫来冰工，把一大块冰抬到楼上放到一个冰箱里。食品被堆在冰箱的上面和旁边，冰块慢慢融化，融化的水流到下面的一个大盆中。

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其新书《从黎明到衰落》中指出，以往在政治、社会以及艺术领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有在大量仆人存在的前提下才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仆人的存在使得各行业的领袖灵魂可以被解放出来专心从事他们的工作：若是没有仆人为他们处理各种烦琐杂事，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就无法写就如此大量非凡的文学作品。

在我成长的中产阶级社会，任何人去做“仆人的工作”都是无法想象的。唯一的例外是偶尔的下厨烹饪，这更多被描述为一种爱好。除此之外，做其他的家务都被视为是不道德的。如果有些人取代了仆人的角色，那么穷人们该怎么办？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整理过床铺。直到我上高中，我都不知道我周围认识的人中谁是自己整理床铺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提到了一场他们家经历的灾难，这次变故使得她母亲自己整理了一周的床铺。“你妈妈自己整理床铺？”我们非常吃惊地问，在我们看来这肯定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危机。

相对仆人们所有付出的辛劳来说，他们赚取的工钱非常少，但是至少他们有衣服穿，有房屋住。要是留在乡下的家中，那一定是食不果腹。根据当时德国的法律，父亲死后，长子继承家族的农场。这不是对其他子女的歧视，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只是为了避免小农场在子女纷争中分割成更小的无法维持的地块。理论上，继承人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支付相应的补偿，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人这么做。为了生活，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男孩女孩们就不得不做仆人。那些在村子里“陷入麻烦”的女孩们就成了代理奶妈，为那些不能哺乳或者不愿意哺乳的妇女的新生儿提供母乳。在这个女孩子生下自己的孩子不久，她的家人就会把这个新生儿送到“天使制造之家”，在这里，新生婴儿将在一个妇女的看守下被饿死，而这位年轻的母亲会找到奶妈的工作。她的主家为她提供一切富含营养的食物和啤酒，目的就是让孩子能长得更胖一些，这在当时被视为健康的标志。富人家的母亲更喜欢让她们的孩子由奶妈来喂养。这比让自己定时喂养更方便。此外，母乳喂养被视为一件降低身份的事：这好像让自己变成了一头奶牛。对于那些不能自己喂养婴儿的母亲来说，奶妈几乎就是必需的，因为当时没有配方奶粉提供给新生儿。

很多年以后，当弗洛伊德这个名字成为受过教育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们口中的词语时，人们开始将自己真正的心理问题或者想象中的心理痛苦都追溯到他们的奶妈身上。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遭受过风湿病、毒瘾以及忧郁症吗？这都是奶妈的错：通过她的乳汁，你变得更容易罹患这些疾病和痛苦，如此这般，应用反证法得出这个结论。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开始鼓励妇女亲自哺乳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更是坚定不移地对我执行母乳喂养。她后来告诉我：“我这样做是为了改掉你从你父亲那边得来的不良基因。”

原始的信息技术

女佣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那个时候，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也没有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福利。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做女佣也有其特有的好处和优势。与农村地区相比，在城市有更多适合结婚的年轻男人，此外，一个好心的女主人例如我的外婆会帮助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寻找合适的对象。与待在农村变成与世隔绝的村姑相比，这些成为女仆的农村姑娘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她们是庞大的消息和谣言网络上的节点。仆人们知道每个人的每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主人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向她们隐瞒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她们并不需要偷听，也不需要从钥匙孔里偷看。她们汇总着每件秘密背后渗透出来的点滴讯息。如果某人无意提到了一件家里不愿意散布出去的事情，外婆就会用法语说：“闭嘴。”然后所有的人都停止交谈，直到仆人们离开房间。但是这没有一点儿用，不到五分钟时间，整个厨房的帮佣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于仆人们来说，流言蜚语就像银行里面的存款，是可以交易的商品，至少会使他们赚取雇主的好感。如果一家提前得知了正在传播的谣言，或者预知其家庭成员的莽撞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就有可能在事态恶化成丑闻之前得到有效控制。仆人们有非常正当的理由来保护“他们”的家，任何威胁到整个家庭声誉的事情对仆人们的前途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如果我是××夫人，我就不会叫C医生来。”客厅侍女说。“为什么？他已经当了我们很多年的医师了。”“是的，但是他吸毒，而且近来毒瘾越来越严重，很多时间都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女主人问。“C医生家厨师的侄女，在D家工作，她在C医生的手臂上发现了很多注射过吗啡的针迹，并将此事告诉了我们的海德薇。此外，他还经常晕倒。”“谢谢你，露易丝，”女主人说，“我庆幸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露易丝及时告知，这个女主人根本无从知晓这件事情。

很多年后，当我在大学读书，但是仍然住在家里的时候，客厅侍女对我的同学们非常感兴趣。她认为我未来的丈夫一定会是这群人当中的某个人。不论我的男同学或女同学什么时候来家里，她总会检查他们挂在客厅衣架上大衣领子里面的标签品牌，然后向我母亲报告。我母亲经常会复述一些乔安娜的强有力观点：“多丽丝小姐不应该和那些大学生有过多的交往，他们是十分卑贱的。看看他们的衣服，都是从廉价商店里买的廉价货。”“乔安娜绝对正确，”我母亲说，“如果你总和这群穷酸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毁掉有着大好前景的婚姻。”

一切都被我想当然，我认为世界会围绕着我转，就像仆人们总会在那里守候着我，防止旋转木马停止旋转。不仅仅是孩子们，大人们也一样，认为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仆人总是在这里服侍主人。没有仆人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知道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秉承这样的观点有时意味着为自己判死刑。1939年，当纳粹开始全面对犹太人展开迫害的时候，一个德国犹太妇女得到了一张令人垂涎的英国的签证。她的资助人，一对英国夫妇，希望雇用这位犹太妇女到他们家做女佣。然而，这位妇女拒绝了这份工作。“如果认识我的人看到我在厨房拖地，这该怎么办？”她抗议道。后来，我听说她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9世纪90年代，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然，他仍然带着他的仆人。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果一个难民身边有一个仆人陪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的表亲玛丽安娜一家，在东德为了躲避节节逼近的俄国而逃难的时候，仍然带着他们的厨师。

我记得一个退休的政府官员和他的妻子在通货膨胀时期损失掉了他们所有的养老金。他们变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一贫如洗。最后，他们必须在购买做饭的煤和雇一个发型师每天给妻子做头发这两者中选择其一。结果他们选择了发型师，这意味着这两位可怜的老人必须每天去树林里捡回一些可供生火的干柴。

祖辈们

我的外公曾经告诉我，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大约1770年的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统治时期，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过相应的家谱来支持他的这种说法。他的祖先来自于兰施泰因，莱茵山谷中的一个可爱的小村庄。19世纪初，整个家族迁往伊德斯泰因，陶努斯森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距离美因茨二三十千米。兰施泰因大多是农场主，农民也许是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非常艰辛。我的曾外婆生了15或者16个孩子，我的外公排行12。在他们45或者50岁左右，我的曾外婆和曾外公就因过度劳累去世了。

与美国农民不同的是，德国的农民并不在自家的地里居住，而是集中在村庄里居住，这样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欧洲大陆曾经游荡着许多到处抢劫的恶棍和歹徒。兰施泰因家中的房屋是一座典型农庄，谷仓和起居地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喜欢到那里小住几天，体会迷人的乡村风情。清晨，我们被公鸡的打鸣声吵醒，谷仓那边传来马儿等牲口们躁动的声音，车轮吱吱呀呀的声音预示着人们已经准备出发去田里劳作。稍后，牧羊人会缓缓经过，吹着他的笛子，召唤着他的羊群，和他的牧羊犬一道将羊群带到村庄外的草场上。羊群咩咩的叫声还没有消退，又来了赶着一群咯咯叫的鹅到村里池塘的牧鹅女，她们会在池塘那儿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我和妹妹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牧鹅女孩啊，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消磨一整天的时光。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牧羊人和牧鹅女大多是可怜的孤儿或者是智力低下的孩子，他们的劳动换取的报酬非常微薄。

我们询问那些当时仍然生活在兰施泰因家老房子里的姨妈和舅舅们，那么一大家子是如何挤在这么一座小房子里的。实际上，虽然是一大家子，但是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同时有8~10个人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到一个孩子长到十四五岁，他们就会被赶出这个“窝”，被送到美国去谋生，为下一个孩子腾出地方。有时候，我会猜想，哪一方会更痛苦。是不断和孩子分离而忧伤的父母，还是面对未知的未来而恐惧的孩子？如果选择留在家里，那么就意味着挨饿，这里永远都没有足够填饱所有人肚皮的粮食。这些年轻人被交给一个中间人，他会带领很多这样的移民团队到达汉堡港或者不来梅港，在这里他像堆放货物一样，把这些人堆放在开往美国的拥挤不堪的船舱里。这些从德国内陆来的大部分乘客都没有见过大海，可想而知，客船开始起航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恐惧。这是一趟痛苦的旅程，这些人所在的船舱通常没有通风，只有一些最原始基本的卫生设备。这里根本没有隐私：生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哭泣的孩子和呻吟的成人都拥挤在这个充满臭味的地方，共同承受这种磨难。他们最终会在爱丽丝岛登陆并通过移民局的检查，这些年轻人会在这里见到声称是他们亲戚的陌生人，或许他们之间真有某种亲戚关系，然后他们会被送到雇主那里。女孩子们可能会去当后厨女佣，住进房子里，实际上，通常来说她们会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洞里或者地下室靠近煤堆的隔间；而男孩子们可能会受雇于商人或者工厂老板。善良的哥哥或姐姐们还会攒下积蓄为他们的弟妹们支付类似这样的通行费用。等轮到我外公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姐姐们嫁了还算富裕的丈夫，所以，她们能够承担得起在弟弟工作之前带他出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她们希望借此向他展示新世界的壮丽，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好意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应：外公并没有被美景所震撼，相反，对于湍急的水流，他害怕极了，他恳求姐姐们把他带回到伊德斯泰因那平静的小溪旁。

有时候，对于他回到德国的决定我感到非常惋惜。如果他那时候决定留在美国，那么我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了。那样我就会远离战争和那时候欧洲的一系列麻烦——这些想法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外公留在美国就不会娶我德国的外婆，那么，我外公的后代也不可能是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外公的经历打消了他的弟弟妹妹们移民美国的想法。当家里最小的孩子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都一起出资资助他上高中，最后进入大学学医。家里私下总有这样的说法，他的成绩很差，他的教授甚至不愿意授予他学位。最后他们让他毕业，但是条件是他只能在温泉行医，在这种地方行医他不会有多少差错。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但是我的舅公费迪南德确实居住在威斯巴登，威斯巴登是18世纪、19世纪欧洲的温泉胜地。英国的巴斯、法国的埃克斯莱班、波西米亚的马里昂班德、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泰尓梅以及从巴登巴登到巴特洪堡沿着莱茵山谷都是各式的温泉胜地。巴特洪堡的温泉特别受到俄国大公的喜爱，据说可以治疗同耳鼻喉有关的疾病。而巴特斯瓦尔巴赫的温泉，据一位精力充沛、容貌端庄的妇科医生说可以治疗年轻女性的不孕之症。巴特洪堡是绝经后的妇女们经常“接受治疗”的地方，她们经常由一到两名处于适婚年龄的女儿陪着。卡尔斯巴德温泉据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恢复正常。

这里有一个故事，也可能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是关于在卡尔斯巴德音乐厅的一次音乐会，当时演奏的是海顿第25号交响曲——告别交响乐曲。在最后的缓慢旋律中，按照乐谱的要求，演奏中所用的各个乐器逐一退场。管乐器演奏者率先停止演奏，起身离开。随后起身的是弦乐器演奏者，依次起身。直到最后剩下两个小提琴手演奏收尾。当地一位经常去听音乐会的人跟他的邻座说：“看，我们美妙的卡尔斯巴德温泉。”

威斯巴登，不像拥有温泉的其他小镇，它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有很多的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富有的美国人前来治病疗养。费迪南德舅公不仅照顾他病人们的健康，还和他的善于交际的妻子艾尔斯舅婆，一道负责这些人的娱乐活动。艾尔斯舅婆的桥牌和茶水派对的奢华程度震惊了整个美因茨家庭。我们都非常喜欢她，在她那娇媚的银网小挎包里总是装着给我们的糖果，而且她闻起来总是很香。

在外公从美国返回之后，他和他的一个表亲在美因茨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最后这家商店发展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生意。后来，外公娶了外婆，外婆是来自于盛产高品质葡萄酒的殷格翰地区葡萄酒庄园的农村姑娘。

虽然没有伊德斯泰因的兰施泰因家那样贫苦，但我外婆家也是过着勉强糊口、靠天吃饭的日子。生活完全取决于能否做出高品质的葡萄酒，而葡萄酒的品质和合适数量的阳光以及适当时间的雨水是紧密相连的。

沿着德国河、莱茵河、美因河和摩泽尔河河岸，葡萄都种植在陡峭的山坡上的梯田里。用于培育葡萄秧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靠人工背上去，这确实是累断腰的劳作，在葡萄收获季节最甚。在收获季节的几个星期里，男孩们都手持气枪，整日待在葡萄园里，轰赶那些前来偷啄葡萄的小鸟。最后，当葡萄被鉴定为已经长到了最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被叫来采摘。男人、女人、年轻人以及年长者都要背着篮子，手持剪刀，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上爬下。他们在一排排葡萄藤中一边前进，一边剪着葡萄。当他们的篮子装满之后，他们就把篮子背下山坡，把葡萄倒下之后，再快速回到山坡上继续采摘。从早到晚，上上下下，没有停歇。我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有这种想法的，葡萄收获的季节通常也是人们狂欢的季节，漂亮的女孩们一边赤脚踩葡萄一边欢快地跳舞。这天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筋疲力尽。

但是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允许靠近葡萄园，因为在那里我们可能会碍手碍脚。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一头被盖住眼睛的驴子绕着一个装着压碎葡萄的巨大石盘一圈一圈打转。这头驴子带动一个机械手臂在这个大盘里充当葡萄粉碎机。时不时地会有葡萄汁从一个口子里流出，然后被装到一个橡木桶里。这看起来非常无趣。大人们既紧张又疲惫，他们谈论的全部都是葡萄酒和价格——今年的收成以及去年的收成，没有人关心我们孩子们在想什么。

外婆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情。作为有四五个兄弟的家里的唯一的女孩，她必须从她的母亲那里学会做面包、清理鱼内脏、给兔子剥皮以及给鸡拔毛。作为她最大的女儿，我母亲拒绝向她学习这些技能，这曾经让外婆非常失望，为了弥补这一点，她开始向我传授这些技巧。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土拉菌和沙门氏菌，所以她会非常高兴地给我示范如何徒手去除鸡的内脏。“小心，一定要小心，不要弄破胆囊，否则鸡肉会变苦。”今天的孩子们知道《圣经》中“苦胆”这样的词是怎么来的吗？我依然保留着外婆手写的食谱。传统圣诞大餐的食谱是这样开头的，“首先，选一条合适的公鲤鱼……”你怎么会知道这条鱼合适还是不合适，还有就是你怎么能辨认出它是“公”的呢？今天你去哪里找鱼贩？即使找到了一个鱼贩，他会知道如何辨认鲤鱼的公母吗？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外婆教我的这些技能并没有使用的机会。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技能就非常实用了。那时，我和我的丈夫住在佛蒙特州，如果你幸运能买到一只杀好的鸡的话，通常来说，这只鸡会是带着毛卖的。感谢我的外婆，我知道如何把它挂在晾衣绳上拔毛——这可是一项肮脏的工作，会招来大批的黑苍蝇，然后，用火微熏，把剩下的小细毛烧掉。

有一年，当肉几乎没有供应，我们整个冬天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馈赠，有野鸭、鹌鹑、兔子、鹿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鱼，这些都是住在附近村子里的一个有名的猎人和渔夫的斩获。他当时渴望和我来自纽芬兰的朋友爱拉·伯格结婚。他觉得这样贿赂我，我一定会在爱拉面前替他美言。当然，关于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告诉爱拉，也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建议，不过我还是非常感激地收下了这位猎人送来的所有东西。由于外婆的教导，我才能将这些礼物变成可以吃的肉（爱拉最后嫁给了这个猎人，但是，她后来告诉我：“那时候我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他们后来很快就离婚了）。

我的外婆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与性格外向和脾气火爆的兰施泰因家的人非常不同，有时候他们的火爆脾气会让每个听到的人害怕。大多数时候，他们为钱争斗：怎样赚钱、怎样存钱或者怎样花钱，这一个特质在我母亲的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即使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仍然纠结这点。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争斗会失去控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圣灵节周末，一次本来正常的家庭聚会逐渐升级为一场混战。这期间，外公、他的儿子和女婿都试图把对方扔下阳台。很快，被摔到街上的人又重新站起来跑到屋里继续战斗，如此往复。女人们尖叫，邻居们报了警，这件事情变成了一桩大丑闻。舅公阿尔伯特——终极问题解决者，动用了所有的影响力才使得这件事情没有登上报纸，否则，他说，我们姑娘们会因此而找不到丈夫，有哪个像样的男人会娶这样一个来自争吵打闹家庭的姑娘！

我对于祖父母——施密茨家其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基因。于我而言，他们好像是模模糊糊的影子，我们既没有他们的照片，也没有其他的纪念品。据说，有一位祖辈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潮中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亚。绕过开普敦到美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航程，他从此杳无音讯。按照我母亲（父亲）的观点，他一定是发了横财，因此，不愿意再同我们联系，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必须给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财富。我母亲从来不相信这些：他可能由于航船失事，葬身大海，或者被非人的淘金环境折磨而亡，又或者在酒吧的暴力争斗中被杀。反正我母亲不相信他死了，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母亲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想法，1954年母亲第一次到美国时，她翻开电话本，找出了所有姓施密茨的人，然后给他们写信，询问他们的祖辈是否是在淘金热潮中从德国移民来的施密茨。有些人真的写信回来：抱歉，不是那个施密茨。

这些涵盖了整个家族的历史，但是没有关于我父亲

童年

当外公兰施泰因从我们的到来所引起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后，他似乎开始变得接受和喜欢我们，只要我们平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靠自己努力才成功的男人，他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太少了。现在，他要求我们成为模范学生，以弥补他的遗憾。当我们正确做出数学加法或能正确拼写单词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零花钱以示奖励，但是如果我们回答错误，他便会责骂我们。德语单词拼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有一次，我拼写错了“Vieh”（牛，读音为“Fee”），至今我还记得他责备我的那句话：“这怎么能拼写错？”

现在回忆起来，才发现我们当时的生活多么局限，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自然没意识到这些。我妹妹比我小两岁，在我五岁之前，我们都是在婴儿床里睡觉的。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原因。其实当时舅舅已经离开家参军去了，我们本来可以睡在舅舅房间的床上。我们母亲和姨妈儿时玩过的梦幻娃娃屋就储藏在阁楼里，但是他们不让我跟妹妹拿来玩。“把娃娃屋拿下来？多麻烦啊。另外，再过些日子战争就要结束了，你们的卡尔舅舅很快就会回来并且住回他的房间，你们还得搬出去。”由于孩子太多会产生很多的噪音和麻烦，所以我们不能邀请任何小伙伴来外公外婆家做客。正因如此，我们也从未被邀请到其他的小伙伴家里去做客。除了参加过一场生日派对，主角是母亲最好朋友家的孩子。在这样的场合，我们会从家里带一些吐司果酱来当作零食。以家庭为单位的食物定量政策，使得每户的食物都很匮乏，派对的主人无法为客人提供足够的食物。

除了一些难得的机会或有亲戚来访，大人们只是希望我们安静快乐地玩着眼神空洞的布娃娃。有时在晚上，我站在窗前，看着大群的鸟儿排着队形飞来飞去。我想，如果我是它们中的一员该有多好，上升，上升，远离这压抑的环境，这种压抑似乎已经蔓延到了世界边缘，世界的尽头。就像这所公寓的其他部分，分配给我们住的地方堆满了东西。厚重的相框放在铺满蕾丝和锦缎的小桌子上。墙上挂着色彩黑暗阴郁的画作，比如说考尔巴赫（19世纪80年代受欢迎的画家）画作的复制品以及柏克林的死亡之岛。在我们婴儿床的上方悬挂的是日本浮世绘木刻，画上是一个长脖子的日本女人，是某人从维也纳韦克斯塔特带回来的纪念品。

以前的德国人，也许现在依然如此，病态地喜欢新鲜空气。虽然孩子们不像床单、枕头和鸭绒被那样天天都要被挂到窗户外面晾晒，但是每天都要被带出去散步，除非外面下大雨。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对新鲜的空气有如此的强迫症倾向。也许这可能和他们对中世纪城市中封闭不通风的集体记忆有关。法国、英国和荷兰的情况类似。在那里，城墙封闭了一个一个狭小的空间，成排的房屋拥挤在一起。人类和动物的废弃物使得空气永远浑浊。但是，我们可以说只有德国人的反应是过度的。虽然他们建造的房子已经不被局限在城墙内，房子被建在田野中和树林里，但他们继续捕捉新鲜的空气，好像它是一个会消失的东西。即使在今天，在德国也没有窗纱。人们宁愿忍受敞开的窗户中飞入的蚊子和苍蝇，也不愿意安装窗纱。安装窗纱，主流的观点认为会把新鲜的空气阻挡在外面。

虽然我们每天出去散步，但我们仍然像在外公外婆家的公寓里一样，是孤立的。经常会有一些孩子们在他们的保姆聊天的时候待在一起玩。但是我们的母亲不是保姆，因此我们也被孩子群排斥在外。当我们的母亲正巧碰见她的一个无儿无女的正在遛狗的朋友时，她就让我和妹妹手牵手走在前面，距离她们六步。当我们放慢速度，或者试图跳和跑时，×太太非常大声而且并不友好地将我们比作她那条用狗链控制的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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