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政治经济学研究（一）试读：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
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一般经济学所研究的纯经济形式，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及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
政治经济学是系统科学，是经济学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一部分 论领土财富
第三篇 在领土财富分配上，哪种方法能给社会带来最大幸福
我们迄今探讨了人如何通过劳动创造生活资料，以及劳动的结果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认识到劳动是我们所说的财富的唯一来源；因为劳动产生、加工或至少是收集自然物品，这是人类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但是，我们也已经觉察到，在错误的领导下，劳动本身也会造成贫困，而劳动的目的却是消除贫困。我们也明白，有时与其催促大家劳动得劲头愈来愈大，倒不如为了家庭和城市的良好规范，为了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给这种吞噬一切的活动规定一定的限度，使国家得以避免因自己工业产品壅塞而负担过重，并给劳动者们保证，免除他们承担互相进行竞争的后果。
为了准确地认识应该怎么办，使社会大家庭的最重要和最宝贵的阶级，也就是养活整个社会的那些阶级，能够摆脱看来正在威胁着它们的灾难，我们发现，这些阶级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阶级，而不应把我们的目光盯着事物的抽象性质；必须通过观察，认清社会生活中，什么使这些阶级幸福，什么使这些阶级遭殃，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加以研究，研究它们的风俗习惯，它们的家庭经济，并且只有充分掌握了事实以后才去考虑各种体系。
在对人类及其生活条件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应该首先注意从事人数最多，而同时又是最重要的一种职业，也就是使土地开花结果的职业，没有它，任何社会都不能存在，这种职业似乎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只要看看，在想象梦幻中出现的黄金时代就是以这种职业为主题的，就足以证明了。然而，也正是这种职业最受人类贪婪之苦，遭到最残酷的横征暴敛、贫困和奴役的灾难。
的确，如果我们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待靠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两大类别；一个类别是向土地索取其劳动果实的，另一类别是向人索取其劳动果实的。第一部分人仅仅致力于在交给他们用的土地上施肥，在土地上预支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种子，而期待土地用收获报答他们，无论在价值上和在数量上都超过他们付给土地的东西。无疑，这也是一种交换，但这种交换是在人同大自然之间进行的。农人把他的资本交给了大自然，又从大自然那里得到他的收入；他是靠土地财富生活的；另外，他是独立的，并且可以说不怎么需要其他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在不止一个国家中，有的社会只是由农夫和收人组成的，他们只从事田间劳动，他们的妻子则在家里为他们准备衣服。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交换，没有贸易，除了同大自然斗争外，没有其它斗争。
第二类别的人生活在商业财富之中，只在文明的社交中来往，从来不会孤单。他们致力于互相交换服务、劳动或劳动成果，可以说，他们生存的任务是为农民服务，使他们免除由于田间劳动而没有能力照顾的事情，为他们准备生活中的各种方便和多余的东西，而农业则提供生活的最基本需要。
文明的进步，财富的积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两类性质最初看来那样不同的人混淆起来。一方面，领土财富的儿女陆续放弃他们的独立性，而愈来愈使他们的生产劳动依赖于贸易的运气，同时商业财富的儿女，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效劳，取得了同农人相似之处。然而，农田和城市两种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是足够用来从事科学研究了。
依靠领土财富生活的这一阶级的人是最古老的和最必需的。另方面，依靠领土财富生活的那个阶级则是文明和进步的产物，因此总是为那些认为国家的力量就在于财富的人们所欢迎。商业是由大量和多样的交换构成的，因而发明了大大方便和促进交换的工具：货币。这些交换涉及商业财富的资本本身，但只包括领土财富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愈不发达，这一部分也就愈小。因此，纯粹的农业国所拥有的货币要比商业国的货币少得无法比较。此外商业又建立了信贷，因为商人的资本往往一年要经过他手好几次，他就可以履行他所承担的义务，即使需要他拿出全部家产也行。另一方面，要是没有商业的帮助，地主得到他的收入是很困难的，就无法偿付债务，他的土地财产由于债务遭到损失。然而，长期以来，只有货币和信贷被视为财富。政府所觊觎的就是它们，政府用于国防的也是它们，又是它们使政府幻想商业财富十分重要，并认为这是社会的主要财富和资源。
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这种对商业财富的偏爱仍然保持下来，虽然对货币的性质、信贷的性质，大家更加了解了，虽然人们不再认为，把贵重金属吸引到自己国家里，不再让它们流出去，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富有了。其实，只要看看农业给那么多的人提供工作和生活资料，人们本会响应絮利所说的这句话：妆场和耕种是哺养国家的两个乳房。但是重商主义体制总是从贸易的角度去看待农业，而财富学派虽然摒弃这一体制，但并没有采取更开放的观点。让·巴·萨伊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精确地阐明了新学派是如何看待农业的。他说：“这是制造农业产品的工厂，应把它同其它工厂一样看待；这是一种交换，拿它所付出的一切生产费用同它所取得的产品来交换。这种交换是有利的，因为付出的东西少，而得到的东西多……因此他认为，每逢农业以相同的费用能取得更多的好处，或得到的好处一样，但费用却减少时，农业就在进步。”
这是一个原则，不单是萨伊先生一个人的，而且是整个财富学派的，所有今天自认为在促进农业的人都积极奉行这个原则。这是个富有成果的原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其后果感到遗憾，并且设法加以克服。根据这些哲学家的意见，农业的兴旺应该根据它向农业经营者提供产品多少去评定。他可以由于生产得更多或者开支得更少而赚钱。他赚消费者的钱，办法是卖给他更大量的产品，或者卖的价钱更高。他赚他的同伙的钱，赚他的工人的钱，办法是设法得到还是那么多的产品，但无需用他们来进行原来由他们做的工作，或者让他们仍做原来的工作，但减低工钱。这样，他们所说的国家收益，其实是一种私人利润，是从国家的两种灾难中得来的，那就是生活资料昂贵，或者是工人贫困。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从更为广泛得多的范围来考虑领土财富问题。应该把这一财富看做国家的最大利益，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从这上面取得生活资料的，而在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里，人口的大部分是把自己的劳动用于土地上，并从土地得到自己的酬劳的。正是在这双重的观点下，我们提出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在领土财富的分配上，哪种方法给社会带来最大幸福？
首先有一个疑点。人在土地上劳动，但土地本身不是劳动的产物，这是大自然无偿的馈赠，就同空气、水、火、光亮一样，这好像是给全人类的一种馈赠：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呢？为什么另一部分人却得到专门的特权呢？这种特权难道不是变得特别昂贵吗？因为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土地是固定不可更改的和不能伸展的，所以其拥有者对这些土地实际获得了垄断的权力。
土地的这种公有制并不是一种推想，狩猎民族，畜牧民族，以及过去那些开始在农业方面寻找资源的民族都实行这种土地公有制。他们的经验应该能答复我们的疑问和澄清我们的理论。狩猎民族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原野上飘泊，把土地视为是大家所有，不分彼此；他们不可能想象在他们之间瓜分土地，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追逐总是在他们面前逃跑的猎物。这些猎物是他们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另外，他们无法为将来做些什么准备，他们不能进行积累，他们没有收入。狩猎给他们提供一种很不稳定的收益，也就是他们对野兽进行可怕的赌博的采头，因此，也是同自己进行赌博；因为他们每得到一分好处，就等于减少自己一分资源，任何生产劳动都是进行创造，而他们的生产劳动却是进行毁灭。今天，他们杀了许多猎物，他们生活得富裕了，同时却造成未来的衰落；因此，饥荒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很快就会使他们这个种族灭绝；红种人和野兽在森林中愈来愈少了，红种人并不比野兽更能抗拒文明。
畜牧民族形成更强大和更持久的社会。有的国家，如阿拉伯和鞑靼，好像天生注定不会有别的居民似的，而另外一些地方却相反，它们飘泊不定的民族定居下来了，因为人口增加了，而社会也同意给他们以进行农业劳动的保障，阿拉伯人和鞑靼人是不给予任何这种保障的；他们说，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就同空气一样，同水一样；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那里把地圈起来，不能容许有什么最先占有的特权，因此，他们不会让任何人产生这种欲望，增加土地的肥力，在那上面进行劳动而不收取果实。但是，他们承认和保障牧人对他们的畜群的所有权；因此，他们鼓励牧人繁殖牲口；成千上万的牛羊听从牧人的呼唤。它们的奶和每年产崽就成为牧人的收入；畜群的多少同大自然在无人照管下生产的草料多少相适应，狩猎民族所追逐的猎物吃掉的可能还不到大自然1%的草料。由此可见，人类最初照管的不是土地，而是依靠土地生活的牲口，人类也对大自然的产品、对作为大自然的儿女的牲畜的所有权给予初步的保障，这种照管和保障无限地增加了人类的资源及其生活资料。
在畜牧民族中，过去在日耳曼，今天在波斯边疆上，都有一些人愿意从事农业，他们容许围上一块地，在上面播上种子。但是，他们最珍视的是平等而不是富足，他们要求在收获后，每个人的那块土地仍交还集体，在需要时再行分配。在美洲的某些狩猎民族中，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红种人在他们的草房周围种上一点玉米，种上一点土豆；但是，在收获以后，他也许随着他的部族到几百里以外去打猎，所以，他不要求占有土地。收获后，他就把那块地抛弃，他不会想到要开荒、种植和从事任何永久性的劳动来增加土地的财富。
但是，保障农业的常年劳动是很不简单的，整个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人类通过驯养家畜已经比通过猎取野兽从土地得到多得多的生活资料，他们又从种植谷物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要比从谷类的自然生长中取得的多得多。所有权得到了新的保障，已经扩大到更多的大自然无偿的馈赠上，而整个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只要社会的一些成员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料，所有人就都生活得更舒适，整个国家都得以免除饥荒。
经验证明，占有土地的用处是用不着怀疑的。猎人、牧人在一块地上播了种，就可以不再过那种飘泊的、匮乏和贫困的生活而享受富裕和稳定了。他清楚地看到，他的圈地和开荒劳动愈是长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他得到的好处就愈大。从他播下第一颗麦种那天开始，他就想永久保有那块地。这种欲望之所以未能占上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由于别人分不到土地而嫉妒之故，因为有足够的土地使每人都有份，而是由于野蛮种族固有的掠夺嗜好。每个小小的社会都有那么一些邻人，想在他们没有播种的土地上收割。农业使社会依赖于他们，因为它把社会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使其处于守势。每个小小的社会内部都有一些狂暴的人，他们不服从任何规则，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制服他们。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掠夺使流浪民族长时期不能定居下来，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要是以农业为生，他们就会不再贫困而富裕起来。
田园生活保证大家的福利，这种认识最后占了上风；国家保证每个公民有进行劳动去改良土壤的私有权。由于劳动总是同土地分不开的，所以对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便随之而来。于是，人征服了大自然，使它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人们就可以认识，土地可以产生什么财富，而大自然的馈赠是多么贫乏，两者之间差别有多大。不仅这样，人们还可以认识到，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具有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去劳动，又是什么因素使他们集中力量去为有益于自己同类的目标去奋斗，这就是对土地的永久私有权的认识。最肥沃的土地总是水流冲积而成的土地，但同时又是洪水泛滥所威胁的地方，或者遭到沼泽侵蚀的地方。在得到永久私有权的保障下，人便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使沼泽有一个排水口，建筑堤坝来防洪，利用灌溉渠道来把肥沃的水引到土地上去，而在过去，这些水却使这片土地注定颗粒无收。还是在这种保障下，人们不再满足于每年从土地得到的收成，他们从野生植物中，区分出对他们有用的多年生作物、小树和大树，他们通过栽培，加以改良，可以说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并且加以繁殖。事实上，在水果中，可以看得出有一些是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栽培才达到今天的完美程度的，还有一些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引进的。与此同时，人类把土地深深地翻开，更新它的土质，把它的各部分混和起来，加入空气，使它更加肥沃。他们把丘陵上正在流失的土壤固定下来，把原野的全部面积用茂盛的作物覆盖起来，使得无论什么地方都对人类有用。在这些劳动中，有的是他们在10年或20年后才有所收益的，还有的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几个世纪中还可以享受得到的。所有人都同心协力去增加大自然的生产力，使人类得到无限地更加丰富的收入，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由那些没有土地产业的人消费掉的，这些人似乎由于土地瓜分而遭到剥夺，但是如果土地不瓜分，他们本来可能找不到饭吃的。
就这样，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便发明了，并得到了保障，使大家都得到好处。这个起源是不应该忽略的，因为，所有权只有根据它设立时所确定的目的来管理才是正当的。地产交给私人经营，以便使他可以增加生产和社会收入。因此，如果业主滥用交给他的土地去限制生产和为自己谋取收入，不是从土地那里得来的，而是剥削其他人得来的收入，那么，他的作法是不正义的、不正当的。地产交给了他，是要他在得到产业的永久权利后，永远为了未来的利益加以管理。如果他把这块土地放弃给一些只关心每天的利益、暂时的利益的人，并因此剥夺了整个社会由于这种永久所有权而应得到的好处，他就是把土地用于不正义的、不正当的用途。因为，他之所以得到这种永久性的保障，本来只是为了让他回过来保证农业财富得到不断发展。
我们所设想的幸福，莫过于一个民族从事耕种土地，亲自劳动，并且懂得赋予自己一个相当有力、相当自由的政治组织，保证从事耕作的人能够享有土地的果实。这就是大部分新生的小民族的命运。这些小民族不再过飘泊的生涯而定居下来，向文明迈进。正是由于作出这重大的一步，古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取代了佩拉热派教徒，并从此以后，他们的民事和军事优越性在几代人中不断得到蓬勃发展。在这些社会的始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亲自耕种的土地的绝对主人，他用不着向任何人交租，每一个人都有劳动的同等权利，都可以得到同等的好处。劳动在全年均分开来，每天都有要做的活计，每天都有休息的时候，有享受的时候。食物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然而是多样化和丰富的；衣服也是从土地生长出来的，大麻、羊毛、动物的毛皮提供了原料，但是衣服是在家里由妇女缝制的。当时，罗马已经国力强盛，声名大振，但它还没有任何工厂、商店、贸易：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城市工业都是在自耕农的家庭内部进行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已经有一个可怕的制度了，那就是家庭奴隶制；但还只在萌芽状态，只有在更加富有的时候，才可以预见到它可能产生的苦果。当时，奴隶制还不过是一种措施，缓和一下战争的权利。在小部族之间进行的这种战争，并没有留下什么深仇大恨，他们都是同一种族，说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都相同的人。俘虏给叫来同主人一起劳动，同一张桌子吃饭，同他的儿子们结合在一起，因为在罗马的立法中，儿子受父亲的支配，同奴隶的地位是相同的。因负债而被捕的人也受到同等待遇。奴隶制还不过是少数特殊情况，还没有玷污劳动，等到大财产建立起来，就完全改变性质了。
只要古老的欧洲仍然分为自由民和自耕农，它们就以奇妙的速度日趋繁荣；庄稼从平原一直伸展到山巅，增加土地肥力的一切方法都陆续发现了，土地的产品一批接着一批种出来了，满足了人类的各种口味。罗马的大片原野，今天已渺无人烟，但在当时，人丁兴旺，生气勃勃，人口密集。根据估计，5阿尔庞的土地就足够养活一家人了；然而，尽管经常发生战争，人口仍不断增长；就象一窝蜜蜂，每年都生产一巢蜂那样，每个城镇，经过一代人的发展，就要把一批移民送到外面去。这一批移民，还是根据那些原则，重新取得社会进步，成了许多自耕农，设法从农业中得到一切，他们迅速地繁荣起来。就是这个时候，人类分布于全球，他们互不依赖，生活富裕，讲道德，国家从而扩大起来。以后，它们的命运就随着政治和战争而沉浮。
历史上曾在意大利和希腊呈现过的光辉灿烂时代的美景，也就是田园幸福，在我们这个世纪也不是找不到的。凡是可以找到自耕农的地方，就可以找到这种富裕生活，安定的环境，对前途的信心和独立性，既保证幸福，又保证各种美德。农民带着他的子女，在他继承的那份产业上，担负起全部工作，上不向任何人交租，下不给任何人发工资，量人为出，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吃自己的麦子，喝自己的酒，穿着用自己的大麻和羊毛织出来的布，用不着关心市场价格，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出售，也没有什么可以买入的，从来不必害怕商业上的革命。他对前途一点也不担心，他充满希望，憧憬着越来越美好的未来。因为，除了一年的劳动外，空下来的每一刻钟，他都可以用在他的儿女身上，都可以为未来的世纪效力。他只需拿出很少的劳动时间，便可以把一颗种子埋在地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一棵大树；他可以挖一条排水沟，使他的田地干燥，可以修建一条管道把活水引来，可以不断地从他的空暇中抽出功夫改良他的牲口和树木。他小小的祖产是一个真正的聚宝盆，储蓄所，准备随时吸收他的一切微小的收益，利用他的所有空余时间。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使这一切开花结果，成百倍地把这一切归还给他。农民深切地感觉到这种幸福是同他的业主地位分不开的，所以他总是热衷于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代价。他出的价钱比土地的价值还要高，也许他自己也无法从土地的收益里再收回来；但是，他是多么有理由高度估价今后的好处啊！他可以从事有利可图的劳动，而用不着贱价出卖劳动；可以需要时就有面包，而用不着高价去购买。
我们应该到瑞士，应该去那里到处走走，研究研究这个国家，以便判断自耕农的幸福，我们应该学会去认识瑞士，从而认清自己耕种自己收获果实的农业，可以使人口十分众多的居民生活富裕，使他们具有独立的性格，这是拥有独立地位的结果；能促成巨大的消费贸易的存在，这是全体居民享有福利的结果。尽管实行这种办法的国家气候是严酷的，土地并不那么肥沃，而晚霜和季节不正常经常使农人的希望破灭。不管是到喜气洋洋的昂默塔尔去观光也好，还是深入到伯尔尼区最偏僻的山沟去也好，看到区区一个小农民的这些木头房子，那么宽敞，那么严实，建筑得那么好，有那么多的雕刻，确实无法不欣赏，无不为之赞叹的。在屋子内部，宽阔的过道通在为众口之家而设的各个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都有大量的窗帘、被子和最洁白的被服，室内陈设着精美的家具，橱柜装满了衣服。牛奶场宽广、通风、整洁、雅致。在同一个院子里，还可以看到贮存的大批麦子、成肉、奶酪和木柴；牲口栏里有全欧照料得最好、最美的家畜；院子里种着花草。男人和妇女都穿得既暖和又大方，妇女们还保留旧日的服饰给人以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印象。这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特点，因为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不再受到恶习和贫困的折磨。其他民族可以因富足而自炫，但在他们面前，瑞士总是可以为它的农民而骄傲。
自耕农是庄稼人当中从土地得到最大好处的人，因为他是最为前途着想的，是最富有经验的；他也最善于利用人类劳动，因为他把劳动摊分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一年365天中每一天、每一个人都不会无活可干；在所有庄稼人当中，他是最幸福的。同时，在一定的空间里，土地要养活那么多人，为他们提供工作，那就只有当这些人都是业主才行；最后，在所有庄稼人当中，是自耕农给予商业和工业以最大的鼓励，因为他们是最富有的。
我们是否得出结论说，所有业主都应该是庄稼汉呢？不，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那里有穷人也有富人，我们认为处境的多样化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在我们看来，富人阶级是必要的，因为精神上和智慧上的才能只有在完全空闲时才会得到发展，因为物质活动使其他的才能变得迟钝，经常不断地关心金钱利益使人的心胸狭窄。人的最美好的精神进步应该超脱个人私心，而不应该是为了私利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平等的，虽然他们都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但要是他们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美术、高级科学和崇高的哲学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个国家便被剥夺了上苍赐给人类的最美好的礼物。更有甚者，它就没有能力充分地发展社会科学以保持自己的幸福。我们并不认为，成为人类先锋的人总是出身于富有阶级，但是，只有富有阶级赏识他们和有空暇去享受他们的工作，富人更主要地可以被视为智慧财富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没有他们，那么，除了眼前有用的东西以外，就不再会有艺术、文学和社会进步的需求，在人的发展上，一切先验的东西都会遭到抛弃。
在一个国家中，保存富人并不就万事大吉了，富人当中，起码有一部分人应该住在乡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有这种愿望的。他们中间那些不为社交乐趣所引诱的人，对于我们为穷人要求的大自然的乐趣，他们希望至少也有一份。此外，土地所有权使富人养成的一些品质，是国家应该注意加以保持的。生活在乡下的业主同人民更为息息相关，他们更了解人民，他们同所居住的省、县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和感情，他们对过去的时代有更强烈的怀念，对后代有更真实的热情，他们的产业世代相传使他们对乡土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其它各种事物的日新月异的改革中，他们是保守的，他们不去追求捉摸不定的机会，这种机会刺激那些暴发户一掷千金，沉湎于一朝一夕的淫乐。他们不象这些人那样去冒争权夺利的风险和受到憎恶、仇恨，因为，他们的灾难是来自天上而不是人间的阴谋。最后，他们生活于乡村，促使乡村文明化，传播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众化的温和的风尚、爱好和高雅品质，还引进了高度科学的文化，不仅是这种文化本身，而是使得有可能利用纯理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只要让人的利益无拘无束地得到发挥，那么在自由和所有权得到保障的每一个社会里，一些家庭就可以康乐和富裕起来。立法者无需去制造有钱或有势的人，但是社会对他们的保护和干预是必要的，以便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保持着公认对社会最有利的那种平衡。毫无疑问，社会上应该有富人，但是不应该让所有的产业都归富人所有，法律可以保障穷人拥有他们的一份土地财富。社会需要有更多有钱的人，而且到处都需要，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富人，使他们有利的影响能扩展到国家所有地方；因此，立法应该注意不要让产业集中在太少的人字里；因为每逢两份祖产合并在一个家庭里，社会就会损失两个富人当中的一个，同时也就丧失了它希望由于富人在乡下而得到的好处的一半。
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实施的办法和看看应该对法律作出那些改变；我们只是根据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和财富对一切人的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去寻找指导原则。我们设法去认识一个兴旺的国家应该希望得到什么，然后才放胆给它规划应该做什么。就我们所见，这些指导原则同今天的实践相去甚远。简直可以说，法学家甚至不相信应该探讨一下，哪种分配财富的办法对所有人的进步和幸福最为合适。一些人仍然认为，私人利益是通往公众利益的最好途径。他们要求放任调节分配财产的一切贸易，听其自然，让穷人和富人自己去争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制度。另一些人则确信民主从四面八方威胁着权力和所有权，他们一心只想保护和增加财富；他们为此发明了长子继承法、代理继承法，以及分配上种种不平等的办法，给予古老的财产以种种特权，他们认为，这些办法最能保证他们的财富万世长存，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保存制度。
然而，人类并非任何时候都看不见这种社会幸福的，我们就是从那里得出指导土地财产立法的原则的。人们曾多次体会到国家主要是由广大农人群众组成的；国家的幸福和力量应该从农民的幸福和安定那里去寻找。于是，人们为农人制订了针对农人本身的保证，使他们不致于企图剥夺富人的所有财富。为此，就应该做到使自耕农永远保持着差不多的数目，使得构成他们小小遗产的土地永远不会为封建主的大财产所兼并。法国曾经做到这一点，办法是将土地分为两种，即贵族的和平民的两种。蒙洛西埃先生认定这种区分始于高卢共和国时代。他说：“土地是有地位和等级的。封地是给富人的，纳贡地是给穷人的。”这种分类似乎更多地带有中世纪的特点，当时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封建主不能购买平民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本身包含有一种卑贱性。同样地，在英国贵族拥有终身产业，农民得到的是法定产业。但是，到了今天，法定产业不再影响业主的身份了，因为所有法定产业都叫富人赎买了，英国再也没有农民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的。在奥地利，政府是提防智力发展的，但是常常有效地保护物质利益，法律保障农人占有的土地份额不会减少，贵族买了农民的地，必须重新卖给一个农民，并且不得改变土地的性质。
我们比较难以找到更多的法制例子，它保证富人平均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并且是阻止几份祖产合而为一的；因为，虽然由于财产的合并减少了富人的数目，从而削弱了他们那个阶级，但对个人却是有利的，而且，一般来说，因为是他们行使权力和制订法律；因此，他们几乎只是想到如何保住他们一旦得来的东西和不断地予以增加。然而，在人们把土地产业更主要地看成是军事力量而不是财富的时候，大封建主是不容许把他们的府第抛弃掉的。虽然由于继承遗产，把几座府第合并为一个家族，但是，他们坚持每一块战功封地都有一名骑士专门服役。一个社会保障富人的财产，认为这是对所有公民都有好处的，它要使富人分布于它的领土的所有地方，它就一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比过去的封建主关心不抛弃任何府第，更为关心这个小小的文明中心，这个慈善事业基地，这个农村小型贸易市场不要对穷人关闭。
事实上，立法者的眼睛应该经常注视着的是农村的贫苦居民，贫苦农人，其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一般是能比较好地保卫自己的；但是，在各种利益的斗争中，最接近贫困的人总是最易受到压迫的。普遍竞争促使每一个人设法使对手坚持不下去，以便同他达成最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未来贮备较小的人总是最先顶不住；穷人是等不了的，于是，在争夺土地财产的斗争中，穷人遭到了残酷的剥夺。
我们已经看到，贫苦农人由于分享一份财产而多么幸福，例如，在所有这些古代小民族、罗马人的同时代人中，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所有权如何使乡村充满众多而好斗的居民，他们利用丰硕的农业果实，把富裕带到每一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在瑞士，农人仍然那么幸福，而在不如那里自由和管理得不如那里好的国家，农人也接近于这种幸福；然而，当专制一旦压迫一个国家，农民就成为最先的受害者。商业财富是流动的，商人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财富藏起来，躲过压迫者的耳目，但是农业财富永远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生产它们的人是不能远离它们的；他们由于生活所迫，在暴君的鞭子下苟延喘息。
在东方的专制制度下，对农人的苛政是由一个主人来施行的，在西方则是由好几个主人来施行的，而后一种苛政可以成为最残暴的。社会上需要建立一定的秩序，有钱人的财产需要得到保障，然后，他们才能精确地算出，只要让穷人得到多么少的一点东西，就可以驱使他们工作。在罗马全盛时期，奴隶们是唯一担负起全部农业劳动的，他们的痛苦和他们所受的压迫，同殖民地的黑奴们一向所遭受的同样可怕。但是，当专制的进展使财产失去一切保障，当所有疆界都向野蛮民族打开时，就可以看到，唯一承担田间劳动的、被奴役的居民减少了，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在罗马的奴隶中，一部分被野蛮民族征服者抢走，然后在其他市场上再卖出去，另一些人自己在自己的阵营中找个地方躲了起来，还有一些被召去做工，除了做自己那份工作外，还要做逃跑了的人的那份工作，他们由于劳累和贫困而死亡。人类从来都没有那样濒临于灭绝：奴隶制不再能够维持多久了。
在亚洲的君主国中，耕作看来不象完全交给奴隶去做，农民如果不是因为希望得到表面上的所有权而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会逃到沙漠里去，经过几个星期便死在那里。的确，人家让他们相信他们是自己田地的主人，而每年向政府交纳称作米里（lemiri）的税款，这个政府对他们进行无法想象的横征暴敛，但却不能保护他们防止政府自己的手下、或各式各样的头头、匪徒轮番地剥夺农人。
在英属印度，亚洲这一套体系受到比较明确的规定所约束，它得到了巩固，这是值得加以认识的，以便估计一下生活在印度公司统治下的2，400万农人的命运。这个公司继承了君主的权力，被视为唯一的地主，所有从事耕作的农民，即被叫做“里奥”（ryot）的人都是从公司那里得到土地的，他们缴纳固定的租税，以实物偿付。为了从“里奥”手里征收租税，便使用那些叫做“泽曼代”（Zeminder）的收税人，已经记不清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了。“詹明达尔”自己留下十分之一的租税，把其余的交给君主。在伊斯兰君主统治下，“詹明达尔”又是警察法官，负责他们县区里的治安。今天，他们的职责则只限于收税了。但是“里奥”或世代相传的佃农受到保护以防他们勒索。在每一个省，都有一个最高限额，叫做“纳里克”；每个“里奥”的租税不能超过这个限额。只要他交付租税，就不能剥夺他这份小小的遗产，他可以永久把它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些遗产大小在6—24英亩之间。
英国法庭今天保证印度居民的安全，因此，“里奥”的处境并不悲惨，欧洲的好些农民还可能羡慕他们。他们自认为是一份产业的主人，是永远属于他们的，永远不会失去的。因为，即使战争和暴政的灾祸，逃亡的“里奥”经过几代人流亡，他的后代还可以要求得到祖先的遗产，并且往往重新得到这份遗产。“里奥”的租税并不太过分，他在劳动中是独立的，有生活保障，可以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印度的农民就差没有见到富人的遗产同他们的遗产混合在一起了。在印度的土地上，空闲的人、聪明的人、骄傲的人、自由的人，没有一个是同农民混合在一起的，农人就好像是一群牲口，没有牧人，也没有牧犬，受到有权有势的人欺负也不会自卫。
从亚洲返回欧洲，可以遇到斯拉夫人，他们居住在我们大陆上的一大块地方，从最古老的时代开始，他们便似乎从事农业；但另方面，就我们能够追溯到它的历史时代，那里的农人阶级是受制于战士阶级的，并沦为农奴。也许，同牧民毗邻以及牧民很容易入侵广阔的斯拉夫族平原这种情况，助长了上述两个阶级的对立。庄稼人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牧人总是骑在马上，热衷于打仗，很容易制服庄稼人。在农奴制下，盘剥是严重的，但并不完全是压迫性质的。贵族就是尚武的战士，自认为是地主，但是他同农人分享土地，他给农人一座房子和土地，使农人有了自己可以世代相传的产业。另一方面，他要求农人用每周一半的时间去耕种战士留给自己的土地。每块采地都包括两部分：封建主的土地，利用徭役来耕种，还有一份土地是分给许多家农民的，每家农民每周用空下来的3天去耕种。在俄罗斯，农民的徭役一般上是用租金来代替，叫做“阿布罗克”（obroc），就其性质而论，应该总是均等的，但是在一个没有自由、也没有保障的国家里，封建主可以为所欲为，鱼肉他人。
欧洲西部地区，过去是罗马帝国，后来遭到日耳曼人入侵，这些征服者是独立的，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他们十分珍视自己的自由，倾向于蔑视他们所打败的被奴役的民族。征服者的枷锁是无情的和沉重的，但并非到处都是清一色的。帝国的土地是由奴隶来耕种的；胜利者往往把主人贬为奴隶，让他同他以前的奴隶一起劳动；另方面，战争和压迫很快就使自由人消耗殆尽。在查里曼帝国表面上全盛时期，奴隶制这个侵蚀性毒痈如此迅速地摧残人口，以致高卢的最辽阔的省份居然无力自卫去抗拒两三百名诺曼底人的蹂躏。但是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末年，帝国的霸权给打破了，真正的主权落在封建领主手里，他们拥有宣战和嫁和的权力，他们感到有必要在农民身上培养自己的力量，把农民训练为士兵，于是，他们减轻当初强加于农民身上的枷锁，把几乎已经完全荒芜的土地交给农民，好让他们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从事耕作。于是出现各种类型的农民，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得到。
不论是在贵族当中，还是在农民当中，极大一部分家族消失了，因此，一部分贵族的祖产就变得十分庞大，他们把整个省份据为己有，但是，这是一些荒芜了的地方，无论他们如何贪婪，也无法从农民那里榨取多少祖金。一般来说，他们是受到另一种感情支配的：有时是对权力的迷恋，有时是骄傲，有时是任性。他们把封邑的土地分给农奴，放弃了永久占有权，但是强迫他们付出劳务，比付出租金还要多，他们要一些人服兵役，要另一些人承担徭役，要所有人都俯首贴耳，往往还加上一些最侮辱人的规矩，每一个府第都有自己的一套。由于这整套封建规矩，庄稼人便生活在恐惧和屈辱下，这要比贫困还难以忍受。农民每时每刻都会害怕人家把他们的牲口和打下来的粮食抢走；但是土地起码是他们的。土地是农奴制度下的土地，随着土地而来的是永无止境的租税和劳役，但土地可以永无止境地传给后代。甚至在革命前，施加于农奴身上的最可耻的劳役就逐渐废除了，而正是由于这个根源，才产生了许多自耕农，使今天的法国强大兴旺起来。然而，另外有些封建主，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怎么能够肯定得到一份收入而不是权力，他们就把自己继承的土地分出去，条件有以下两种：他们给一部分人一份土地和必需的资本以便开发这块土地，但农民必须承担一切耕作劳动，并同封建主分享收成；对于另一部分人，已经积累了一定资本的，他们就光绘土地，而农民则必须完全独立地从事耕作，并在一定的年头内用现金缴付相等的租金：这就是地租。上述两种办法，都表现出文明和安全的一种进步；农民不再出卖他的自由人的身份，或出卖他的人格，他差不多平起平坐地拟订纯粹的金钱利益；他进行一桩交易，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对地主则好处更大，因为地主从此以后可以得到有保证的收入，随着农业日臻完善，这笔收入还要增加；但这种交易只是暂时性质的，除此以外，则全部都是永久性质的。事实上，佃农的地位总是那样，而地主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同样性质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相反地，地主有可能醉心于利用佃农所取得的进展，等到租期届满，便向他索取更高的租金，或者把他打发走。
过去，人们为了取得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似乎有好几种途径，今天则好像只剩下一条了，那就是取得财富；因此，这个目标是更公开地向大家提出来了，更有计划地去设法加以实现。只要有办法挣得更多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满足于自己的财产。在所有各阶层的人当中出现的这种贪得无厌也对农业产生影响；大家认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过去发生了这样的丑事：最善于经商的民族竟然在殖民地恢复奴隶制，并且扩展到拉丁美洲的自由国家。我们的父辈普遍地禁止把这种罪恶的暴行施加于兄弟和平等的人身上，他们废除这种制度，颂扬基督精神，文明进步和日益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而我们的同代人竟然变本加厉，恢复奴隶制，其残酷程度为欧洲罗马覆灭后所未见；况且，正是最有远见，最自由，自称最热爱宗教的那些国家继续把这个污点加之于人类身上。
然而，在更接近我们的地方，也许以没有那样丑恶的形式，日益增长的利欲又再动摇了农人的地位，农人的地位在中世纪曾得到慢慢改善。在称作不断兴隆的情况下，利欲使农人怀念被叫做野蛮的时代。这是农人的地位给投机活动打开了新的境界，同时又给财富学派的教义打开新的境界。一方面是新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最灵巧的农学家不断宣扬那些管理着大农场的最有钱和最聪明的庄园主；他们欣赏这些人的高楼大厦，完善的耕作工具，漂亮的牲口。但是在欣赏事物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人，甚至忘记了数一救人数。英国的1平方英里包含有640英亩地，这大约是一个漂亮而富裕的英国农场的面积。一个古老的庄园，一家庄稼人可以亲手劳动，不用外来帮助，也不用雇工，但也不会无事可干，家里每一个人一年到头，夭天都有一定的活计，这样的庄园不会超过64亩；因此，需要有10个这样的庄园才能构成一个现代农场。这样，10家农民就得被赶跑，以便把位置让给新体制的农场主，他可不是个农民。这个人只是用他的资本和他的聪明才智去参加生产的，他并不亲手劳动，而是规定种些什么，监视和督促工人，他买入、卖出和管理账目，总之，他在农业上所占的位置等于商人或企业主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位置。事实上，在罗马农村中，人家把他叫做“管理商”，在英国把他叫做“农人老爷”；但是，富有庄园主的地位抬得有多高，为他从事田间劳动的人的地位就眨得有多低。前者为自己保留下决定、选择和用聪明才智去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不让工人和仆役去做这工作。他只要求他们卖力气，并且尽可能把他们贬低为机器。社会应该防止把拥有智慧和财富的人的利益同只有一双手的人的利益对立起来。前者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可以设法把后者推到愈来愈不稳定的地位。于是这两部分人往往就乞灵于暴力，从而掀起可怕的流血革命，或甚至使社会闹得天翻地覆。如果斗争相反地是在暗中进行的，那么，市场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各种不同的利益则互相对立，这样，总是富人向穷人发号施令。庄园主对雇工发号施令，然后是地主向庄园主发号施令；因为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拥有土地的人则反对那些想掌握完全垄断权去耕种土地的人。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财富学派在农业上只考虑到靠这种垄断力量行事的人的利益；他们所说的利润就是这些人从生产费用中省下来的钱，也就是从维持他们的工人的费用中省下来的钱。在我们看来这些人就是国家，因为农人不仅人数上占绝大多数，而且也是物质生产和保卫国家的基本力量；人们从他们身上要节省的生产费用，就是幸福，就是穷人的盈余，代表着他们的全部物质享受；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这种物质上的富裕同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还有适当休息、空暇，有了这些，生活才能有点乐趣，有点愉快，才能有点时间用来培养情操，有点时间来培养才智。
但是，人家要消灭的，不仅是人的幸福，它被看做是无益于生产的费用，人家还要消灭人本身。大规模农场的资本雄厚，机器完善，技术高超，人们认为，这种农场的优点就是能够用愈来愈少的农人去做同样多的工作。而事实上，在世界其余的地方，估计农业使用着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人。英国居然把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从田地赶到城市去。那种为了人类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为了财富的经济学家，看到这种发展，不能不感到痛心。农业劳动能保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是什么体力劳动都比不上的，它能训练出更好的士兵去保卫祖国，这是什么也比不上的；它如此多样化，可以培养出这样多的才智，也是无所匹敌的；如果农人和产业结合起来，那末它就会使靠双手吃饭的人前途得到保证，这同样是什么也比不上它的。一俟全国的土地都种上了，那么，在农村节约多少劳动力，就要把多少个家庭从农村驱赶到城市，这些家庭是注定要遭殃的。即使他们能够在工厂里找到工作，他们也不得不放弃新鲜的空气、太阳光、体力活动和大自然的景色，田园乐趣、多样化的劳动以及前途的保证：它们的处境就会岌岌可危，仰息他人；他们的道德逐渐沦落，因为放荡是它们能够麻醉自己逃避现实的唯一办怯。于是它们很快就会灭亡。
毫无疑问，在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乡村，它的人口不宜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相互之间就不得不进行竞争，贱价出卖劳动力，或者是花费更大一部分劳动，而比以前生产得却少了，因此得不到充分报酬；但是每一个国家，凡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享有一定的幸福、有一定的前途，那么，它的繁荣本身就会对人口的无限度增长筑起一道屏障，这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屏障，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地降低自己的地位，在一个国家里，很少有一个未婚的人，在有把握生活得和他父亲差不多之前就结婚的。事实上，在小农国家里，一个农民，不管是地主，农场主还是对分制佃农，如果不能把妻子带到他将来要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耕地、或者他可以有把握得到的耕地上，他是不会结婚的。但是，短工的儿子，而且是所有的儿子，只要他们得到了锄头或撅头，只要他们知道他们是他们父亲的唯一财产，那么，一俟他们有能力象他们父亲那样劳动，他们就结婚了。然而，社会应该希望人口增多，只要大家都活得体面、有道德和幸福，但是永远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希望通过引进大农场和彻底科学的耕作方法进行一场革命，因而又从另一方面威胁着全民的幸福；这场革命使农人看不见多么需要在消费需求和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关系；它把每一个农场主的全部收获交给了商业；这样一来，每一个人都必然依赖于全体，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决定于市场的机会，随着市场所定的价格，一会儿是这一个人注定丰盛过头，而那一个则贫困待毙，一会儿又是那一个注定丰盛过头，而这一个贫困待毙。直到不久前为止，农业财富还能避免市场这种碰运气的摆布。农人只是与土地打交道，从那里取得生活资料，在农民阶级真正兴旺的所有国家，自耕农的经济过去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他计算着，他和他一家人的生活需要多少麦子、酒和各种各样的食物，这是他首先要得到的产品。他无需向地主交租，又无需给工人付工资，如果他需要钱的话，那只是为了得到城市工业生产的几乎是奢侈品的东西。为了购买这些物品，他把一些食物拿到城里去，这是他最有把握出售的一些食品，出售的目的是很有限的，不会引起市场壅塞。如果农民购买了土地，因而负了债，或者要不断地交纳现金去租地，那么，他在生产中就不可能那么自由了。他就不能只是打下足够自己生活用的粮食，他就必须出售，千方百计出售，以使得到他所需要的钱。尽管附近的城市不想买，他也要在那里出售。如果他不能在售卖中赚钱，亏本出售也势在必行。但至少，他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包含着他全部收获的生产费用在内的那一部分，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如果他的租金是用食物来计算的，他就可以逃脱这种不幸的摆布；他不致象庄园主或欠地租的农人那样，麦价愈低，或者是消费者愈不需要小麦（结果是一样的），就愈是不得不出售他的小麦。
在其他耕作制度下，各种社会等级的农民使土地生长果实，赖以为生，而不拿到市场上去卖。他知道自己需要多少麦子、多少酒、多少油、多少麻；他劳动、收获，用不着计算他一天时间价值多少，也用不着计算他的食物价值多少；他活得富裕时就高兴；除了风雨不调以外，他用不着害怕什么灾祸。他没法想象怎么会因为大自然馈赠太丰富而破产。然而，他并不是把一切都留给自己的：佃农把主人的那一份交给地主；印度的“里奥”把属于君主的那一份交给“詹明达尔”（收税官）；斯拉夫王侯把他的农奴在徭役中打下来的小麦存入他的粮仓。这是用来供应城镇的那一部分，是投放于商业和拿到市场上去的那一部分；但是它完全归有钱人所有，只有他去碰价钱高低的运气，他拿对他来说是纯利润的东西去碰运气。他的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视运气而定；他的资本并不投放于农业，所以不会受到损失。
人们在我们面前把大农场描绘成完美无缺的，但是，相反地，这种农场的全部产品却任由市场波动摆布。农场主一家的消费同他拿来进行投机的收成比较起来只是区区之数，他连想都想不到。他一方面用现金交地租，另一方面付工资给所有雇工，因此他必须在取得任何利润之前，就用他的小麦去卖钱。英国农场主是最聪明、最能干的农场主，他从来不问他那一省需要多少麦子。大海、运河、铁路向他提供这样方便的交通条件，他可以把整个英国都看做自己的市场。他从来不想一想，要是生产得比需求得更多就有可能在这样广阔的市场上引起壅塞。然而，当美洲、波罗的海或黑海那边的麦子来同他争夺市场的时候，他便觉得自己受到了侵害，他抱怨，要求禁止进口，他指出，他生产上的损失不仅吞没了他的收入，而且影响到他的资本。的确，他取得了所谓的保护法，但并不总是足以保护他的；因为，他并不能肯定，造成市场充斥而导致破产的并非他自己的过错。总之，这些保护法只保护他自己，因为真正的农人、短工的利益恰恰相反，他只是靠工资为生，所以希望面包价钱便宜。他受农场主雇用，本应同他一起生活，却很快对农场主产生反感，因此最后使社会本身受到威胁。事实上，在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农场主都是他的敌人，农场主设法削减他的工资，使他白费力气，并使他的生活资料更加昂贵。
小麦贸易自由问题多年来引起多少激烈的争论，就象现代政治经济学引起纷争一样，难道就没有人因此想一想，这个问题的由来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吗？大农场出现了，农业日臻完善，使许多人力劳动再也没有用处，许多人也就没有饭吃。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需要这种规律：设法让面包涨价，相反地，政府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得到更廉价的面包。
此外，财富学派提出抽象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目标，选择了自认为可行的途径，但在实践中却很少不离开这一途径的。同我们一样，他们把劳动看做是社会财富的伟大创造力，但是，他们一方面严格注意从来不让穷人故意纵乐和怠情荒废时日，另一方面又毫不犹疑地经常使穷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所事事、肚子空空、心里充满了忧愁。他们奉送给有钱而聪明的农场主双倍的利润，因为这些人包办了一切，在节气最适宜的时候，把最要紧的工作干完。他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工人，事后就辞退掉，所有无需使用人的智慧和技巧的活，都用机器去完成；然而，自耕农，即为自己而劳动的农民并不把他自己的利益同他所使用的人的利益分开来，他知道一年里有闲时，有下雨和下雪的日子，不能到田里去劳动，他便把不紧急的活，留到那些时间去做。他为一家人安排一年的工作，使大家能均衡地劳动，他并不嫌弃那种得不到应有报酬的活，即那种可以用更经济的办法去完成的活，如果说最经济的办法不是在空闲的时间去干这些活的话。要是用机器打麦，而冬天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和他的儿女却无事可作，这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损失。有钱的农场主收割完了就把工人打发走了，至于他们冬天怎么过，他是不管的。但是，如果社会把账好好算一算，它就会发现，这个农场主其实是盗窃公共慈善事业，它也会发现，为了算出从机械发明上所取得的真正利润，就必须从中扣除这种发明由于剥夺工人劳动而使工人蒙受的损失，一直算到工人能找到同以前一样有利的工作时为止。
有些人即使眼睛只看到增加财富，认为发挥人民的才智，如果不能转化为金钱，就不屑一顾，但是，当人的才智能够使工作做得更快和更好，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才智的重要性了。在工厂里，工作往往一年到头都是一样的；因此，人们发现，比较有利的办法是让每一个人分别去做老是那一道工序，他愈熟练就做得愈快，他可以不动脑子，几乎用不着什么积极性就可以完成。既然完全用不着脑子和积极性，那么机器就可以代替人，而人就只不过是部机器。但是农业不容许人类为了贪婪而牺牲这些最高尚的能力。农业的各种劳动，轻重缓急逐日不同，除了需要大大加强体力以外，还要求不断运用智慧和经久不倦地注意做好工作。农场主如果忽略智慧和工人的兴趣，他就打错算盘了；因为这种智慧和成功的欲望应该指导每一镰刀、每一铲子如何操作。为了种地种得更聪明更用心，从事劳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事先下本钱，然后获得收益的人。任何农人，即使一切条件都一样，在这一点上，都比不上自耕农，因为他把一切经验的回忆和一切长远的希望，同他最直接的利益都溶化在一起了。长期租借契约的受益人或者收地租的地主，得到差不多同样的好处，因为他们得到永久性的保证，其次是对分制佃农；虽然他只得到收益的一半，他同地主一样关心取得好收成和做好他的农活。小农户，即亲自劳动的农人，在租期最初几年，同地主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在后几年，他的利益变了，于是他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就象成语所说那样“竭泽而渔”。农奴在封建主土地上做苦工时尽量拆烂污，但自己的地则种得既动脑筋又用心。
长年的雇工对自己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是出于对雇主的感情，仍然设法把活做好。按周计算的短工只图少出力气而又不致被辞退，他们干活既不动脑筋又不用心。奴隶只有仇恨，只想报仇，他们劳动中受尽折磨，要是他们的主人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才高兴呢。因此，一种经营方法愈是提高农人的地位，愈是让农人得到康乐和独立，那就愈能使农人把智慧和感情溶化在他的劳动中，这是成功的保证。
但是，看来应该有一些比利润更为高尚的考虑来指导立法者。他应该设法为农人在其生产的财富中，保留最大的、而又不妨碍他继续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去造福于人数最多的阶级；他应该把最大多数的公民固定于田地上，让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因为，在收入相等的情况下，穷人在那里要比在城市里能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立法者应该在相当粗重的个体劳动所容许的范围内发挥他们的才智，最后，尤其是应该培养和加强他们的积极性。为此目的，他应该保证农人生活稳定，赞助一切能使他们得到土地永久权的契约，反对威胁他们的地位和前途的契约；因为积极性是同回忆和希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用时间来哺养的，只顾眼前的人无积极性可言。根据相同的道理，立法者要避免农人之间，或农人同国家的其他阶级之间斗争和竞争增多起来，他应该看到，最有利于所有人的团结和幸福的经营方法，不是把最多的收入送给地主，而是最紧密地把地主和农人的利益结合起来。
为进一步了解立法者如何能完成这一任务，怎样能够不仅照顾到抽象地说的财富的增长，而且也照顾到公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幸福和积极性的增长，我们相信，应该把我们的目光轮番地投向这样一些国家，那里农人的命运将会告诉我们应该为他们寻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
第四篇 论苏格兰盖尔族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被驱逐
我们已探讨并分析两种对立的学说，一种是我们称作理财学，或财富的增长，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或家庭和城市的规范：第一种学说是提出生产更多更廉价物品作为目的，第二种学说是提出劳动与产品的分配要尽可能保证最多的幸福。为了更好理解这两种学说的对立，过去，我们仅仅把目光注意到领土财富或农业上；因为领土财富所牵涉的社会利益比较起来不算十分复杂，而它的效果也能判断，不象商业财富那样，需要一览无遗地注目于全世界。
挣得多，支出少，这样财富就会增长，财富学派是把它作为原则提出的；它的信徒们很快得出结论，他们用来创造财宫的所有人的一切享受就是支出；珍视享受的人类智慧和为享受提供便利的自由就是支出的原因，最后，国家和人民也都是支出，随着国家削减这些费用，它也就会致富。如果人们将毁灭幸福、自由、甚至毁灭国家本身的存在作为进步，作为财富的好处，那是多么荒谬和令人愤慨的事情，虽然这些都来源于财富学的首要原则，但是人们从来也没有说明它的后果。人们不敢说的，干起来却不怕。为了取得财富，人们减少穷人的生活资料，减少到仅够维持生命和能够从事劳动。在理论上，人们把大企业看作此类进步的体现；在农业上是大农庄，在商业上是大手工场，大工厂；巨大资本到处都有，并由一个人掌握，使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但是，要使这些劳动力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摆脱出来，就应该使他们从属于其它的人，听从别人的命令，在别人的资本中劳动；这些人成为短工、无产者后，虽然一无所有，一无所依，只是靠出卖体力对生产作出贡献，但是对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是威胁。一切大型农场或大型企业的成就总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基础上；而人们总是很容易招雇那些只有靠双手劳动而其它一无所有的人，他们为生活所迫，满足于极为微薄的工资。如果由于竞争暂时提高了工资价格，得到这些钱的人会毫不惋惜地将它吃光喝光；当无产者囊空如洗时，也就更顺从听话了，任何行业都可以把他们牵着走，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富人是参照生产更多更廉价的商品的办法，并不都是依赖无产者的竞争来降低工资的。富人曾要求亲自尝试过，用减少无产者消费的办法是否就不能养活工人，就因此不能从中得到同样多或更多的劳动。富人借发展财富，象使用奴隶一样驱使劳动者，这样就使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而劳动却干的更多，国家就能很容易地在国外市场推销商品。富人断言，黑人过于野蛮，如果不加诸鞭笞，他们就不懂得节约，也不会好好干活，而糖类种植业是所有种植业中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如果农人挣的钱与无产者一样，其开支也和无产者一样，那糖类种植业也不付这笔费用。如果糖类种植业不付这笔费用，人们也不必问种植业主，为什么这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因为人们允许贩卖和役使黑奴；今天，人们终于确信这种立法的残酷与荒谬，被迫承认使用奴隶比雇佣无产者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奴隶干活很少，但是，人们还迟疑不决取缔这种既可耻又罪恶的事情。
文明国家不同意解放奴隶，认为奴隶是与他们相异的人种，对他们毫无同情可言。此外，奴隶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劳动，这些文明国家也很容易忘记奴隶制度的残暴；但是，他们的贪婪也没有放过从事劳动的白人同胞，这些同胞则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受苦受难，政治经济学的讲坛上还流行这样一种原理，这种原理建议，在争夺相互抵消的个人利益时可听之任之，然而，在生产上花更少的费用，而获得更多的东西，这样国民财富必然增长。财富生产者，那些大型农庄和大型企业的经理，就千方百计地在此处或彼岸，这里用水力，那里用风力，其它地方又用火力来代替劳动的人，即无产者；这些实业家在他们的实业中，将所能减少的劳动力都视为赢利，将人们从各种借以谋生的职业中逐走，并认为这些人们在人类社会中是过剩了。由于城市工业分成无数的行业，由于它还不断地产生新的行业，由于劳动成果经常是为很远的市场准备的，人们难以估量共需求和限度，也不能马上看到这些进步的效果，而新学派的哲学家们对这些进步是深感庆幸的。它削减了的活的劳动，而从中得到的利润只不过是被认为不再需要的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资料。由于生产价格低廉，工业国家就到很远的地方找寻消费者，直到现在，在那些国家里，由此而产生的出口贸易的发展比活的劳动的节省还要迅速；被某一行业驱逐出来的工人进入另一种行业：因而，这些工业国家不是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同样多的物品，或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物品，而是用更多的劳动力生产难以计数的劳动成果。那些工业国家认为无用的人或被剥夺生存条件的人不再是他们的同胞，而是一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人。这些人是感到这一点的，他们不顾财富学派的一切说教，把那些向全世界提供产品的人当作敌人，是这些人使本国工人死于饥饿。
然而，在商业部门，因果关系并不那么明显。这种关系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以致人们也不屑将它否认。但是，农业局限性确实是比较多，特别是与城市的工业相比，比较容易估量，就象一个国家的疆土是由邻国的边界所限定一样，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数量也是同样情况：因此，农业劳动力的节约必须与农民的数目成比例。当城市能够接受时，农民们从田野走向城市，但是，如果城市不能够给他们工作时、国家认为他们的存在是多余时，就将他们抛开了。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中，在农业劳动的节约上，英国是走得最快的，不仅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耕种，而且由于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变得富有，并生产了无数的产品；所有这些是由英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完成的，而在欧洲其它国家，农民数字占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英国耕地有3，425万英亩，有农业短工1，055，982人，100英亩不到3人，或1平方英里21人。在托斯卡纳的尼埃沃尔，1平方英里占用了300—700人。这么一来，人们就要问，英国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干什么去了呢？
当财富学派为了发财要节约人力时，我们则毫不迟疑地说要为了人类而牺牲财富，人们向我们证明，从经济观点来说，我们拒绝的每一种新发明是很有利可图的，可是这是白费气力，而我们要说，假如这种发明减少了享受幸福生活的人数，即那些生活在特定空间的有智慧有道德的人，那末这种发明也是坏的；正是由于我们抱着这种观点，我们过去进行了斗争，而且将来也永远向把活的劳动降价的工业主义制度作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制度是多么地错误，它居然采取这种野蛮的设想，只管国家的得失，不管人的幸福和死活。我们的论敌在这一点上是与我们一致的，即只有消费与生产紧密配合，生产才能继续发展，否则就会相互抵消；当产品壅塞市场，财富也就不成其为财富；最后，工业只是工业家本人需要而不是消费者所需要的工业；然而，工业家诩诩自夸的努力只不过限制了消费者的能力和人数而已。不管是把消费者赶出家园，或者是将他们沦为奴隶，或者给予一份仅能维持苟延喘总的微薄的生活资料，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人们减少或停止消费，这也就搅乱了为社会组织奠定基础的平衡，人们在某一个轮子上按一个制动销，而这个轮子也不比整个社会机构应该停止时更早地停止转动。
财富学派可能否认，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把国家的一部分人逐出家园，或使他们陷于一无所有境地，或沦为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应该弄清事实，我们应该拿各国和各社会阶层作为例子。在考察引起如此巨大痛苦的严重错误时，我们才能承认什么是使社会组织到处受到威胁的危险，以及什么是医治人们不能不为之战栗的灾祸的药方。
有些读者可能不相信把种地的农民置之不顾、并将他们逐出祖国的作法是农业的试验和改善农业体制的办法。然而，这种试验在大不列颠统治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进行多次了。在戈德史密斯的感人诗篇《荒凉的村庄》中已有描述，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甚至在今天的报纸上，也经常有“等级清洗”（theclearing of estate）的半军事性质的执行情况的细节。它告诉我们，在选举中被反对党击败后，英格兰或爱尔兰的大地主逐走了所有的佃农，一会儿说是他们没有契约，一会儿又说是他们没有付清欠债；另一个这样的大领主是怎样地坚决地只要求新教徒当佃户，而将所有的天主教徒赶走；但是，这种派别观念再加上述的指责，而这些指责又由于被派别观念推到第二位，事实也由此被歪曲了，以至很难弄清其真相。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注意农业的大规模行动、即“等级清洗”所展现的事实，它是有条不紊的、但却是静悄悄的，它是在某种领域的清洗，这种清洗已经在农业上大规模地实行了。
1820年，詹姆斯·洛赫先生在伦敦发表了一本354页、带有39张插图的八开本的书，书名是《斯塔福德侯爵领地所得利润报告》，作者本人是大领主的雇员，亲自主持分红工作，在读者眼看来，他讲的确是事实。但是，我们分析他的著作，并不是由于他具有身份。在我们时代的一次大的革命中，我们要在他的著作中寻找真正的历史，看看苏格兰山区人民由于实行财富学派学说而过着什么生活，而我们乐于相信洛赫先生的话，他作为大家族雇员，在执行他们的命令中，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盖尔民族，如今只剩34万人了，他们几乎都被他们的领主逐出家园，几个世纪以来，盖尔人把这些领主当作他们的领头人，对之无限忠诚。盖尔人世代耕种土地，交纳定额租金，他们的田产如今已被夺走；他们的田园已成为牧场，交给外来的放牧者；他们的住房和村庄已荡然无存或付之一炬。这些被逐走的山民，在山区无处容身，只得在海边搭棚居住，设法以捕渔为业，借以维持生命，要不然就穿洋过海，到美洲的荒漠之地寻找生财之道。
由于这种变革发生在远离伦敦800里之外近于不开化的异乡，其语言也不为帝国其它居民所熟悉，因而这种变革有时不为人知，至少不引人注目；在英国，人们得知苏格兰北部的一些居民等候那些要驱逐他们的士兵，有时用石头痛击之；人们曾听说，他们只求与妻儿老少一起死在祖先的坟墓旁，也不愿被逐往外地，以致在孤立无援与贫困中客死异乡，这种反抗行动引起有恻隐之心的人们的同情。在这些驱使他们背井离乡的苏格兰领主中，萨瑟兰郡的继承人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颇引人注目，因为她领地广阔，资财万贯，于这种事迫不及待，在改变当地的管理方法上不惜巨资。人们得悉她将15，000农民逐往他乡，他们居住的面积相当于法国的一个中等省份；这些不幸的人们是她家族的为数众多的仆从中唯一的后裔，他们世世代代为这个家族流血流汗。为了确保强制农民撤寓该地，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竟放火烧房；有人说有一老人，有的人则说是一老媪，因为怕流落他乡挨饿受苦，不愿抛弃茅舍，这样也并不能阻止纵火者，结果在熊熊烈火中被活活烧死。然而，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公众的责难也不被重视，也没有阻止这种罪恶行径。
人们开始控告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但是她不信会受到严厉审判。本书披露的详情细节，为的是向公众舆论伸张正义。作者竭力证实，斯塔福德侯爵夫人不仅滥用立法给予的权利，而且在使用这些权利时，也没有保证奴仆能生存下去，她是认识到要对他们的生存负责的。至于我们，也就是在本书要研究的，并不是这位资财万贯的贵妇人举止行为是否干练或慷慨大方，而是研究立法精神本身，这种立法根据惯例，已废除了过去对财产的限制；根据这个原则，土地所有者可根据本身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对他的财产作出最好的抉择；应用这条原则，农业同样会发展，办法是用同样的费用获得更多的效益，或者用更少的费用获得同样的效益；应用这条原则，就能节省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取消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活的劳动，如果工业停留在同一水平，这种活的劳动的取消就是利润；这也就是实行财富学派学说在农业上的重要经验和成果。
根据她的经纪人写的书，我们知道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祖先是苏格兰最北部、占有萨瑟兰郡的四分之三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占地80万苏格兰亩，按英亩算有100万英亩，超过40万公顷的面积。这个面积超过上莱茵省，稍少于下莱茵省。当萨瑟兰伯爵夫人继承这些领地、并在嫁给斯塔福德侯爵时，把土地带来作为陪嫁，当时这里的居民不超过15，000人，而斯塔福德侯爵是在萨瑟兰公爵时加封的。人们不能精确地说出这个家族的历史要上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人们只知道当叶盖尔人震撼了南苏格兰，人们看到他们的部队从山上下来。今天，这个财源枯竭的国家已供养不起这些人了。萨瑟兰人口虽然减少，自从不服兵役后，对领主来说，人口仍然过多。在过去的国家组织中，实际上人人都是军人。只有30多名侍从宫直接隶属伯爵，人们称他们为塔克曼，归他们管辖和耕种的地区称作塔克。这些侍从官和他们的部下将这地区分享和统治，各自管辖村落和河谷，他们下面的阶层是农民。在和平时期，塔克曼是他们唯一的仲裁人，在战争时是他们的军官；但是，下属的服从是通过说服办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家族的成员，所有的人都是首领的亲属，属同一个姓氏。对于那些受他管辖的人，首领们可以运用特权、随心所欲地给予或收回那份借以活命的土地。但是，每个首领虽然对增加权力感兴趣，在他的管辖区吸引一些新的农民，但是并不想剥夺佃户的生计。此外，萨瑟兰伯爵通过塔克曼和他们的陪臣、以及陪臣的奴仆所征收的所得税微不足道，与其说是交地租，还不如说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感激。洛赫先生举出1811年金特威尔家族（租金）收入帐本，人们通过帐本可以看出，直到那时为止，每户每年只交几英镑钱，几只家禽，以及为主人干几天活。
但是，在另一方面，出生于萨瑟兰领地的各个等级的每一个男子，都要为维护主权与家族的荣誉流血和牺牲，这被看作应尽的职责。在十世纪以前，丹麦人曾经在海岸登陆，征服了凯思内斯平原，并将盖尔人赶到山上。从那时起，凯思内斯和萨瑟兰这两个过去以同一个名字联合在一起和只有一个政府的地方，从此就分割开了，由于语言和种族不同，经常互相敌视。在盖尔语称作莫耳一费尔·查泰伯（Mhoir-Fhear Chattaibh）的萨瑟兰的大人物总能找到能冒着生命危险、反对一切敌人的保卫自己领土的战友，而敌人是丹麦人、苏格兰人，一些外国人或本地人。
赶走斯图尔特王朝的革命发生后，苏格兰的内战更少，危险性更小，英国国王的统治权力虽没有真正达到这些边远的省份，至少还是想把这些大人物的政权成为他们的分支。他们鼓励苏格兰领主征集家族军队，使这种新的军事体制与原有的氏族性的全民体制相配合，使之相辅相成。第九十三团归萨瑟兰伯爵管辖后，从那时起，军饷成为家族的主要收入，而伯爵的贵族则从团长给予的一部分军饷、从所管辖的塔克中，以及与他在团里军衔相称的让与的土地中得到收益。这些贵族以同样的条件招一些新兵，并与其下属分享让与的土地。
因而，租地的转让失去了过去那种恩赐的性质。而且也不再是家族的首领的慷慨行为，而是一种金钱交易，在这个交易中，莫尔—费尔·查泰伯设法挣钱，事实上，他也需要钱，他曾被召到宫廷，萨瑟兰的这位大人物在奢华的伦敦感到很渺小，他的寒酸受到英国人的嘲笑，他觉得这对他的民族也很不体面。在军营里，他的军官，那些塔克曼们也得应付在英国的巨额开支；他们过去不知道摆这种阔气，他们在英国学会了。他们竭力设法从农民那里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但是，他们同时停止鼓励当地工业，他们不再满足苏格兰花呢和家庭生产的花格长中，山区制作的苏格兰剑，代替面包作为食用的燕麦饼；食品、饮料、服装、武器、家具，这一切都由商业部门供给，不再用家庭工业产品。然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与商业交换，他们的产品不值什么钱，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谷物，他们织造粗衣服的羊毛都不能与英国的相媲美，而且也负担不起运输费用。当地严酷的气候不能供应寓人的消费，他们也象穷人一样，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富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很简陋的。当首领们和军官们需要用钱以取得不能缺少的奢侈品时，耕作就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口或出售，而产品出售时受到蔑视。所有的地方工业都消失了；在这种两天中就有一夭是下雨或下雪、只有一天是干燥天气的地方，人们找不到躲雨地方去干有利可图的工作；穷人的所有家庭成员没有四季都可千的行业，而无所事事又增加了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但是，对那些想从这块广阔领地获得收益的人们，他们也还觉得不够。
在萨瑟兰，人口分布比较平均。每个山谷都有村庄；冲积地带种植燕麦和大麦；人们拿燕麦作饼，以大麦酿威士忌酒；山区野草丛生，用来放牧畜群，牲畜提供乳类、肉类，羊毛和皮革。人们对这些粗陋产品很知足，需要也能满足。然而，长角的牲畜也习以为常，长得瘦骨嶙峋，毛皮粗糙；燕麦和大麦地种植也不精心，因为经常是交付妇女经管，男子们生来是为了打仗或是到山上放牧畜群，他们生性勇敢，喜欢冒险，对民族、习惯、种族荣誉、对首领、对山山水水都非常热爱，但并不怎么灵巧聪颖。由于妇女的劳动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所以男人们喜欢无所事事。除了耕耘和放牧外，全国没有别的资源，因为气候酷似瑞士的高山地带，春寒料峭、寒暑不匀，生产不能发展，人民日益贫困；国家没有制造业，没有商业，一贫如洗；那里没有驿站，没有开辟大道，伯爵领地的各部分没有公共交通线，只有供行人走的小路：大部分居民谈不上服从英国法律，甚至不知道照法律办事。另外，村民家里应有尽有，足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他们不觉得还有什么需求，感到生活很幸福；即使有时流年不利，影响收成，人畜都得忍饥挨饿，但依靠能劳动的双手，也不致备受煎熬，照样能挺过去。
在1811年到1820年间，为数15，000人的1，000户居民都被驱赶，按照主持此事的洛赫先生比较婉转的语言，那就是在伯爵的领地内被分割、搬迁。所有村庄都被拆除或烧毁，他们的田地都改为牧场（见洛赫先生著作，第92页）。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萨瑟兰伯爵领地内其它7—8个领主，他们占地约25万英亩，也干着同样的事情；此外，当时苏格兰北部的所有领主也照此办理，或毫不迟疑地学习这种榜样。然而，洛赫先生说，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比她的任何一个邻居更人道；她关心那些搬迁户的命运，她留给他们一份土地，她在取走794，000亩自古就属于这些搬迁户的土地时，慷慨地将6，000亩留给他们，每户约2亩左右。
留给佃户作避难所的这6，000亩土地，从前是不毛之地，对地主毫无收益可言。然而，地主也不是白白地给予他们；平均租金还得交2.5英镑，土地契约为期七年，如果土地耕种得好，还答应可再延长七年。
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收归己有的这794，000亩土地，由她的代理人洛赫先生划分为29个农场，其面积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比塞纳省面积还大，占地46，191公顷，因为塞纳省也不超过萨瑟兰伯爵领地的九分之一。这些农场仅用于放牧羊群，每个农场只有1户居民，由于引进的技艺是新式的，这些农场不用苏格兰人，而使用来自英国的雇工。然而，有17位贵族、或萨瑟兰的塔克曼，不顾对这种行业传统的偏见，掌管了与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同样数量的农庄，其它12个是由英国人掌管的。1820年，13万只羊替代了那些保卫莫尔一费尔·查泰伯流血流汗的勇敢的人们（同书，第147页），也许，羊只数目已大大增加了。这些群山的峡谷，过去以古老种族鏖战的沙场著称，如今已杏无人迹，也没有人回想光荣的往事；山谷中没有村落，既听不见欢乐的歌声，也听不到痛苦的呻吟；萨瑟兰伯爵的继承人，已定居在离祖先居住的故园几百英里之遥的英国，靠他以前的陪臣过日子，尽情享受和玩乐；他可以在特伦特姆城堡摆阔气，象王族那样富丽堂皇，并用他的奢侈生活支持英国的厂家。
这个小民族在财产上、习俗上、爱好上、整个生活方式上的翻天覆地的剧变，奇迹般地使已经家财万贯的萨瑟兰伯爵夫人增加财产，我们对这些丝毫也不怀疑。但是，洛赫先生接着指出它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洛赫先生指出，这样一来，钱更多了，市场活跃了，工业发展了，奢侈的享受也更多了，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不前后，整个萨瑟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确实，我们也相信，根据财富学派的原则来判断这个地方，用繁荣来称呼也名副其实，萨瑟兰正在进步。几条长达40英里、45英里、50英里的大道已经横贯全境；在大河上，伯爵夫人、也就是今天的公爵夫人投资修造了几座石桥和铁桥，其中有几条颇为雄伟壮观；防波堤与坝堰阻止了洪水的泛滥，港口向商业开放；驿车通向全境，直达边远的城市；斯塔福德侯爵还修建了驿站、客栈，从1820年起，萨瑟兰出口细羊毛达415，000磅，这就向人们预示，它有朝一日能向遥远的地方输送财富，这是因为有了令人赞叹的经济，居民用劳动创造了幸福，人们成功地开发了这个地方。
有人对我们说，就让他们干吧，比起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在管理自己财产的产业主来，立法者也并不认为，他们比这些人更为高明。如果产业主富有、聪明、能干，他将能使贫穷落后的国家繁荣，他的财产越多，在执行有利可图的计划时，他碰到的困难将更少。这一片荒凉不毛之地，过去养洁那些不拿铁锨锄头耕地而挥舞着古老刀枪、过着贫困生活、成天惶恐不安的陪臣和奴仆，今天养活的是羊群，它们身上的毛供应工场，并给遥远的市场提供原料。但是，居民又怎样了呢？洛赫先生告诉我们，成千上万被逐出家园的家庭，境况并不象当初他们担心的那样悲惨。确实，有些家庭不愿从驱赶他们的伯爵夫人那里取得任何东西。冈氏族，或麦克—哈米什人，离开了基尔多南山、纳瓦尔山谷和赫尔姆斯达山谷，全部出走，而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后来他们怎样了。1818年和1819年间，除去这个氏族外，斯特拉思布罗雷家族有32户到美洲，作者说，其它各户都接受了斯塔福德侯爵夫人赠予的那份土地。这些人被扔在这块介于大海与高山的广阔土地上，在找寻适合耕种的土地。洛赫先生说，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块荒芜的、宽度只有半英里的海滨，萨瑟兰居然能从种植谷类得到利润。这些被称为小佃户的流放者，从地主那里得到援助，帮助他们建造新房，并鼓励他们开垦新的土地：因此他们借以活命的田园很快地得到开发。
在这些家庭中，年轻人富于大胆冒险精神，与苏格兰山民性格极为相称。他们在海上完全是外行，与原来的习惯也大相径庭，他们却购买了或制造了船只，在受斯塔福德夫人托付的船失指导下，他们很快地勇敢地学习技术，而他们也曾经等待在鲜鱼和鳕鱼群旁，在不同的季节，交替轮流巡查海域，在赫尔姆斯达尔和布罗拉建立了一些大货栈用来加工制造鱼类食品；苏格兰和英国的商店也曾经派过经纪人。自1814年到1819年，渔业日益发展，成为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些财富不是供当地消费，而是全部出口（同上书，第125页）。
对以上论及的问题，洛赫先生的结论是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在萨瑟兰郡的土地上所制订的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她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而且还使那个属于他的地区很快地从不开化状态走向文明。作者说，如果这些给以侯爵夫人命运所系的这个小民族带来极端的痛苦和不安，相反，她也给工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场所，为了竭力减轻负疚心情，她将来要给这个小民族更多的方便。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推进文明的方式，与穆罕默德·阿里在同一时期，在埃及所干的相似；穆罕默德·阿里被财富学派当作商业和工业的奠基人广为颂扬；在他身上，君主的法律与产业主的法规混为一体；他在判断国家的繁荣时，不是从居民的安全与美满生活出发，而是看商业活动，出口价值和食利者的利润；他也是修道路、开运河、筑桥垒坝。他使埃及布满桥梁隧道工程。他在埃及请来了学者、工程师、实业家；他要在埃及各地建立工场；最后，他在干好事的同时，特别是想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他的算盘中，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些数字，是与棉花包一样计算的；而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是把人的生命与羊毛包一样来计算的。穆罕默德·阿里精打细算，但是，受她所支配的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爱好、回忆与希望等等，他是置之度外的。
萨瑟兰公爵夫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人们对这一点是肯定的；她非常巧妙地管理她的万贯家财；她增加了资产，而这份资产也为未来新的发展准备条件：因此，她在认为必需时发展她的事业，而且也把这些看作为国家增加财富，任何人和任何股份公司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资金，但是，谁能预言她的继承人会怎样，他们能象她那样乐善好施、富于同情心和聪明能干吗？英国许多贵族虽有巨额家产，却负债累累。于是，他们毁了他们的领地，对佃户十分贪婪，土地也被债主占有了。因而，在七年或十四年后，萨瑟兰那些背井离乡的家庭，又将深受地主的谬误、差错、挥霍，贪婪、放荡和不公正的祸害，地主们掌握他们的命运，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指使洛赫先生执行她的计划时，侯爵夫人既谨慎小心又富有人道主义。英国的法律允许地主逐走他的佃户，既可以不必管他们的死活也不问他们未来的命运，法律的这种精神难道不使人感到不寒而栗吗；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借助武力驱赶佃户，这种事情实际上已经干了不止一次了，最后，根据洛赫先生的说法，这个郡的其它地主没有一点人道精神。他写道：“辛湖的格伦德人为数众多；1818年冬，当他们被撵走时，没有得到任何土地份额，或者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盖尔人被逐出故园被认为是合法的，但是，谁敢说这是正义的？如同贩卖黑奴和驱赶白人这样奇怪的对比一样，这样的事实难道没有惊人的联系吗？把非洲不幸的黑人运到马提尼克去种外乡的土地的人，与那些把不幸的苏格兰人赶到远离欧洲的彼岸的人可以与之媲美，这些人不也是不让苏格兰不幸的人们耕种自己的土地吗？盖尔人，这个古老的克尔特人的民族，它过去不仅是不列颠岛的主人，而且也是高卢的主人，西班牙、意大利部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悬崖峭壁从未被征服过，当其它地方失去独立时，他们屹然挺立，今天，难道他们将被法律逐出故园了吗？这些欧洲最古老的主人应该被流放吗？
无论是萨瑟兰郡的塔克曼和佃农，或者是苏格兰的其它人，他们几世纪来就占用的土地都被认为是没有所有权的。而他们过去的总管们被授权，破坏几个世纪以来在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契约，这是滥用合法的形式和极不公平的越权行为。
英国的法学家经常把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等同起来，并且以财产权来捍卫政治权利。他们认为，领主的纯属政治的权力要看财产，就如同他们认为，在当选国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这种专有权利时要看某些市民的财产、在选举神职时要看地位高低和收入多寡。他们忘记了这些职务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他们得到的报酬也是属于人民的资财。英国的法学家勉强地承认，社会发展进步了，成为人民负担的权力就有权取消；无论如何，法学家们愿意在取消这些职务时，人们还保留其报酬。同时，他们不致力去了解各种机构的设立是为了照顾那些委派他们担任职务的人的利益，他们从来也不认为，只有一个人从职务中得到了经济利益而他们把这种利益看成同那些占有一片田地和一所房屋情况相同。
领主占有大面积领地并不是英国的特殊情况。在整个查理曼帝国，在整个西方，一个省一个省地被那些黩武的头领们所侵占，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土地分给被征服者、奴隶，有时也给自己的战友。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对曼恩、普瓦图、昂儒这三个省的伯爵来说，与其说这三个公国还不如说是三个农场；瑞士是一个多山、多湖泊的国家，气候使农民感到沮丧，老百姓的性格、习俗等都与苏格兰颇为相似，在当时，这个国家也被少数领主所瓜分。如果吉堡、伦茨堡、哈普斯堡，格鲁那雷的伯爵们也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他们今天的状况也会与二十年来萨瑟兰伯爵们所处境地完全一样：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会对修缮感兴趣，而另外一些共和国的人可能已被赶出阿尔卑斯山而代之以羊群。但是，不管怕爵权利的起源如何，八个世纪来，在整个欧洲大陆立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保障诸侯的臣属、陪臣和属于他们的农奴的利益；以法律条文作保护来加强农民的独立地位，把习惯作法改成法律条丈，使之免受领主们的敲榨勒索，从而逐步将农民的土地收入水平提高到地主收入水平。瑞士的法律使农民保证能永远生存下去，而在大英帝国给领主们的保证是让农民处于不稳定境地。人们可以对这两个国家和这两种制度作个比较。
在法国，佃户的生活条件也经常得到改善。法国的陪臣原先是被征服者，或者是奴隶，说得好听一点，是自由人，他们放弃自由成为侍臣，他们为领主尽一些封建义务，封建领主赠予一块土地作为报答。但是，原来权利中缺少的东西，已根据惯例不断授与：不但产权被承认，他与产业赠与人地位也平等；相反，盖尔人的佃农却从来没有获得这种地位；他从来也没有从领主的恩赐中得到过土地，但是，他与总管原来都是土地的共同所有者，或者说还是他部族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然而，在战争时期，他随同总管、并为共同的利益服从总管的命令，首先，总管把他当成朋友和亲属，尔后是士兵、臣属，最后是佃农，被雇用的农民，为了共同的祖国的土地，他们愿意受苦受累，但是，总管一旦觉得养活他们没有用处时，可以自己作主，将佃农解雇。
确实，不应该忘记苏格兰的高原地带，即盖尔族居住的山区，从来也没有受过外来侵略的桎梏；封建制度从来也没有成为国家的法律；虽然，人们也将古时就遵循的民族习惯与邻国的封建制度相结合；就名称来讲，英语中的称呼在当地语言中也找不到，如萨瑟兰伯爵一词，在盖尔语中是凯思内斯南部的大人物。
在一个没有开化的、甚至连文字也没有的民族里，人们不能指望得到在苏格兰称作氏族的、那些大的家庭组合形式的真正资料，更没有几个部族合并成象萨瑟兰郡那样唯一的至高无上权力的资料。在盖尔语中，克朗（klaan）一词的意思是子女。确实，所有的惯例，相互关系、感情等等，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家族的子女；确实，对共同产业的权利就象同一个父亲的子女那样。除了共同保卫这种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隶属关系外，他们不服从其它的隶属关系。土地分配的不稳定也不削弱大家族的财产权；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就是属于大家庭的；这方面是和日耳曼人一样，也是克尔特人的公法；日耳曼人的组织形式，不仅是为了耕作，更多的是为了打仗，为了怕把家庭过分地束缚在他们耕种的那块土地上，这些家庭经常地、甚至每年都改变地块。苏格兰人的每个成员对一切都有权利，但是，每人的土地也可以给他的邻居，有时是因为机会凑巧，有时是由于家庭耕种力量的扩大或缩小，有时是作为为国效劳的报酬。此外，在欧洲的任何国家，人们都找不到这样一种可以暂时的、或可变的分配共同组合体土地的即使是最新的记载。在苏格兰，人们希望土地的划分或细分能指明或维持军官和士兵的隶属关系；每个氏族的大人物在分配共同组合体的土地时，甚至可能独揽分配大权；根据战争时作用大小，将不同的租借契约的土地分配给军官；但是，尽管他在军事上对氏族成员进行奖励或惩罚，氏族的财产一点也没有减少。受惠者虽然不同，但是服役的义务还是一样的，只要萨瑟兰全部属于萨瑟兰人，为全民利益设立的军事长官，在这块属于全民的土地上总是会或多或少得到或失去部分土地，土地隶属关系是相同的。为公共防务交的捐税、向那些带他们战斗、维持秩序的贵族们交纳的地租从来也没有增加。
当文明开始取得进步，贵族们讲英国话，穿英国服饰，他们的习惯与思想方式也学英国的样子，他们再也不了解、也不想再去了解克尔特人的民族约法；而且，为了给约法一种文明国家常用的形式，他们将它编撰成文。贵族们在一定的时间内，给陪臣们塔克，即一份土地。他们好像对这些陪臣作了很大的让步，因为在过去，他们能随意驱逐陪臣。相反，这对共同组合体是一种侵占行为，因为过去他们总是以社会身份相仿佛的人来代替他们；而且，每当他们开始出租土地，在重订合同时，在合同中巧妙地加些新的条件，或增加佃农的祖金。
由于这种暗中进行的侵占行为，盖尔族的土地贵族，确切地说，也就是那些对氏族的财产只有固定不变的收益的贵族，现在他们将这种收益变成付给他们地租的领地的无止境的财产所有权。然而，这些贵族没有料想到，而陪臣们当时也没有担心，他们利用更新合同，这样不是增加农民的地租，而是有一天会将农民逐走。在干出这种野蛮的勾当前，这些贵族要完全不去考虑同胞的意见，不顾情谊、不顾荣誉体面；他们不仅不去想想他们彼此是父老兄弟，甚至彼此是苏格兰人；当他们将同胞的命运置之脑后时，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扼杀了他们共同祖先世代相系的血缘感情。不久，社会不同成员采取的立场、舆论，也产生了类似的变化，认为立法者应该进行干预，使整个民族不致被一小撮贪婪与冒失之徒控制支配祈求贵族们的恻隐之心是无济干事的，而是应该建立盖尔人的法律；照此办理，贵族们就不能搬出财富学派的原则，说什么扣除国家所得后，在人类社会中，会节省更多人力，会有更多进步，也会更加繁荣等等；还有说什么不是根据推理行动，而是根据这些原则经常推理。如果斯塔福德侯爵夫人有权利用29个外来户和几十万只绵羊代之以全省农户，那对她和其它人来说，应该赶快废除这种罪恶的法律。
对一个国家来说，允许领土财富集中在为数很少的人的手中，这已经是很大的不幸。当一个人占有足够几百户的领土，原来富裕生活就代之以奢侈豪华，而原来培育道德的收入也被挥霍浪费殆尽。如果一个省的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是和该省居民利益相对立，用牛羊来代替人，那国家会成什么样子？土地财产不是为这种目的建立，却为法律所保护。人们承认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相信对那些一无所有或只有极少财产的人有利；但是，当财产所有权与国家的权利相对立时，社会就会动摇了。一个伯爵不能再有这种驱逐他领地内居民的权利，国王也不能再有驱逐他的王国的居民的权利。一个最专横君主，如果今天试图超越他的权力很快就会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英国的领主们应引以为戒！领主们人数越少，国内反对他们人数越多，喜欢他们的人就越少，对他们也就更危险！
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在利益攸关时，正象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代理人所写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人们采用不同于别国都遵循的规定？为什么产业主不为公众的利益抛弃或牺牲他们对产业的绝对权力？”（洛赫：笔记，第41页）。有一天，如果产业主认为他们不需要人民，反之，人们认为也不需要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为了他们的利润，可以用400万只绵羊来代替34万英勇的山民，那末，山民们对那些不配作他们同胞的30—40，也可能是300—400领主，可能更容易地找到对付他们的有效的办法。
第五篇 论爱尔兰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穷困的原因
在汇集、编撰和出版本书时，我们打算着重探讨现代社会的创伤。穷人的贫困、过去不引人注目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惊人增长已殃及文明的存在，这是多么地触目惊心。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国家里，商业活动越是发展，财富积累得越快，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他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生存的保障，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靠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以他们的努力，有时也能得到充分的报酬，但是，在今后的生活中，既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也不是行为失检，他们就可能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财富本身的发展，加之财富学派原则的配合，各种职业、各种社会地位的人接连产生了，他们背井离乡，堕入无产者的行列，历尽艰辛挫折，陷于赤贫，在这种无可救药的困境中，社会只得给予这些人救济，或者宣布无力承担责任来减轻这种状况。
很大一部分居民，有时甚至是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他们成为与祖国土地毫不相干，对国家制度漠不关心，甚至成为压迫他们的公共秩序的敌人，这时，政治思想运动促使最文明的国家在它的国家机构中加强民主的权力。我们竭力揭示，如果坚持把智慧、经验、道德和意志力等方面如此不可思议地不平等的人的投票当作平等的话，在大多数人参加的选举中，那是不会有真正的全民的选举的。我们已指出，在制造一大批无产者以后，如果从人数上看待这种最高权力，那末，人们既不能保证国家的利益，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总之，我们设法在政治方面能为这些人作些什么，通过哪种机构来唤起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府的理性。
今天，我们研究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事体力劳动的是那些生活毫无保障和对前途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过着穷困的生活，而他们看到的尽是奢侈豪华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秩序总是处于危险中。我们已要求财富学派、或曰财富形成的理论考虑他们的生存问题，我们同样也寻找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能否通过分配财富的办法，使这种混乱现象不致殃及家庭和城市。我们看到的财富的普遍倾向是将资本的作用与劳动力的作用分开；在每种职业、每种行业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们称作发展的东西，也就是用科学和高级智慧帮助领导者的意志，把巨大的资本汇集在一个机构中，另外，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属于领导者意志、并为这种独自掌管思考、组织、付酬的领导者的意志而劳动；简而言之，财富学派所推崇的发展，也就是造成金钱至上和产生无产者。
但是，要弄清这种普遍倾向，只认识以上情况还是不够的，还应该研究不同职业的人们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拿事实来说明财富学派的作法，他们使小企业失去独立性并剥夺他们的生活保障，迫使师傅降为雇工，将财富积累、或者说想把它聚集于几个人手中，并借口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使所有的劳动者陷于最困苦的生活境地。在研究不同职业时，我们的目光不能只是盯住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种职业；要深入了解各地的详情，并经那些我们信得住的证人的证实，他们收集资料的目的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长期以来，财富学派总是用概念或抽象的东西使我们产生幻觉，财富学派认定的只是用事实和数字表明的这种具体的学问，长期以来，他们使我们的目光转向漫无边际的海角夭涯。相反，我们认为，应该把目光盯住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种职业。首先，我们应该研究农民阶级，因为它一般总是人数最多；也因为在人类生存中，它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使他们生活得到幸福的阶级；他们的爱好秩序固然是国内和平的保证，而他们的尚武禀性也是国家的独立和权力最好保障。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农民阶级，总是以某种方式与财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出于古来沿袭的情感，或是出于本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与他们土生土长的田地紧密相连的；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把未来的命运系于永久的权利的保障。然而，被人们看作是繁荣的那种国家，沦为无产者的农民为数很少：这种无产者就是短工，他们只有锄头和铁铲，在农忙的时节，被其它农民招去干活，帮助那些靠土地生活的、而自己没法劳动的家庭耕种收割。短工每个星期都可以解雇，谁也没有承担维持他们生活的义务；他们既对未来生活没有指望，对过去也不留恋；他们总是感到处于接近最穷困的境地，对他们干的工作毫无兴趣；收成的好坏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利益与雇用他们的人截然相反；他们希望劳动力价格高而谷物价格低廉。确实，短工的存在对社会来说是造成混乱和危险的因素；但是，当他们人数很少时，人们可以把它看作那一种社会秩序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甚至在找到某些坏处时，还有某种好处。然而，很久以来，财富学派的作家们想要我们确信短工们的状况是农民的正常状况；如果人们要在农业生产上使用资本、智慧或科学时达到高效率，那土地就应该划分成大农场，并由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人来经营，这个人自己不劳动，但是，他发明、或使别人发明最先进的工具，他预付资金、管理市场，只有他一个人是他使用的数千名劳动力的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