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管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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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博弈：人民币与大国崛起试读：

的确，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更加灵活和更富弹性的汇率更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因此，从有管理浮动逐步转向清洁浮动应是我国较为现实可行、也是大势所趋的汇率选择。从国际上看，目前仍然将法定货币盯住其他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主要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它们将稳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目标，主动放弃政策独立性，但主要发达经济体绝大多数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水平由外汇市场供求决定；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也都实行“浮动类”汇率制度。而我国现阶段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不足，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经济体制不完善，对外贸易投资发展仍需要提供稳定的汇率锚作支撑，故人民币汇率仍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浮动也仍进行一定管理。这固然有助于减轻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汇率双向浮动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显然发挥不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自主性。

梳理2014年以来我国资本跨境流动的变化不难发现，资本流出压力在近两年多之所以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也与汇率灵活性不够、市场主体对经济和资产保值的信心不足有关。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我国经济是健康的，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由于当前人民币汇率并未趋向均衡，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管制和维护市场信心的双重挑战。从影响市场预期的其他几大因素来看，投机力量显然更关注中国经济的阶段性下行压力，从而借机炒作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涉及实业投资的企业海外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本流出的压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大放大收更是导致国际资本跨境大幅流动。不一致或混乱的市场预期加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通过干预和管制来稳定汇率，要么允许市场反映供求的变化。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看，无疑应当是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走出浮动难的困境，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波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逐步过渡到清洁浮动，使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承担起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何况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不断增加，以及海内外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很难严格区分，资本项目管制的效果不断递减，难度有所上升。资本管制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汇率失衡的问题，还容易授人以柄，如美国就不时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威胁对我国征收高额关税等惩罚性措施，并将之与贸易、国企改革、产能过剩等问题挂钩。此外，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管制减少的程度不够，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自然也难以提高，导致我国目前仍处在市场开放和发展的起步阶段，无法更好地发挥汇率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来缓解资本流动压力，平衡跨境资本流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动态转移，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金融支持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要逐步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允许市场汇率在浮动区间内双向波动，以更加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变化，让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有利时机，夯实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不断完善与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相适应的宏观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使之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巩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降低由信心引发资本外流的概率。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作者所言，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既定方向，但究竟如何平稳有序地从有管理浮动的此岸走向自由浮动的彼岸，是一篇亟待破题的大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一次极好的尝试。衷心希望看到更多的后来者。张晓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于2017年8月8日前言后“8·11”时代的大国汇率选择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应该说，过去二十多年的汇率机制改革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央行积累了丰富的调控经验，并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声誉，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2015年“8·11”汇改，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但由于内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境内外市场情绪波动幅度较大，汇率市场化改革目标暂时让位于汇率稳定。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改革的目标发生了改变，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仍然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既定方向。只是如何平稳有序地从有管理浮动的此岸走向自由浮动的彼岸，亟待破题。

2015年9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批准了由我牵头负责的“后“8·11”时代的大国汇率选择”课题研究计划。近两年来，研究汇率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既有学术理论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又有现实可操作性，具有政策参考价值，是我领衔这项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课题组牵头人，我见证了这项研究如何从一个概念逐渐变为现实，数易其稿，其中的曲折与反复让我们越挫越勇。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对“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思考。就如同是初为父母的心情，我们迫切期盼着读者能与我们分享如下研究心得。（一）汇率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安排

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尽管任何汇率选择（包括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都有利有弊，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对于大国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性是理所当然的优先目标，汇率制度选择都必须围绕这个战略进行安排。对于中国这样高度开放的大国经济体，即使我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经常项目顺差等较为良好的经济基本面，但我们同样也承受不起汇率制度选择的错误。在经历了1998—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再次到了汇率制度选择的时候。（二）汇率选择没有一劳永逸的最优解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汇率选择也不例外。从理论上看，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各有优劣，关键是要综合考虑经济规模、发展状况、内外环境和政策目标等因素。同时，汇率选择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单寄希望于调整汇率制度来改善经济是不现实的，在经济本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未必会有提振经济的效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处理经济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当然，如果在改革的同时能够选择适宜的汇率安排，则可让经济在未来轻装上阵，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三）汇率选择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从一般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来看，大国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和灵活的汇率政策。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汇率选择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国是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而大国政策选择要优先考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货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这就意味着，选择清洁浮动乃至自由浮动应该是我国汇率选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不足，尤其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经济机制也不完善，强调既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外贸易投资发展需要提供稳定的汇率锚作支撑，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有助于减轻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降低经济改革和挑战不确定性的风险。（四）现在是重新思考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时候

有管理浮动是人民币汇率的现实选择。前期，它避免了人民币汇率的过快升值，为稳定国内企业出口竞争力，进而稳定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业创造了条件。但有管理浮动具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在浮动与稳定之间的徘徊，无法向市场提供明确的政策方向。在当前市场存在贬值预期的环境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汇率政策可信度，容易加剧汇率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最终走向自由浮动或者清洁浮动是大势所趋，但从有管理浮动的此岸到自由浮动的彼岸，有很多条路径，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而无论采取哪种汇率选择方案，都很可能是一个政治决断。无论选择哪种汇率安排，关键不是评估它会带来哪些好处，而是要防止低估它可能引发的风险。要事前沙盘推演各种实施方案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在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为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承诺的公信力，可择机对外宣布一个走向汇率清洁浮动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2020年以前，先实行不事先宣布浮动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即把汇率中间价真正变成市场可交易的定盘汇率（fixing price）并取消浮动区间，然后再到自由浮动。（五）成功的汇率转型更在汇率改革之外

汇率浮动并不会自然带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充分享受汇率浮动带来的好处，需要加快货币政策转型，按照对内平衡优先的原则确立货币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并进一步严肃货币纪律。同时，在现阶段，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出清外汇市场的重要手段。即使未来汇率自由浮动以后，为解决资本自由流动状况下的“二元悖论”难题，资本流动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可借机建立一套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安排，以便更好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过程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当然，任何汇率制度改革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措施，都不能替代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而只是为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争取时间。此外，还要加快包括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建设，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金融市场是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维护汇率平稳运行的首道防线。落实上述汇率改革的前提条件或者配套措施，一方面，可以提高汇率制度成功转型的概率，降低改革的风险，另一方面，“磨刀不误砍柴工”，很多工作即使没有汇率改革也是要做的。

以上是我们课题研究的一些初步结论。这不仅是我们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凝聚了所有专家和评委的批评和指正。在此，我们要向张晓慧、朱隽、黄益平、隆国强、黄海洲、梁红、孙明春、鲁政委、缪延亮、崔历、赵众等评委和专家对课题研究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张晓慧行助，她不仅百忙之中亲自参加报告的中期评审，给报告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权威的意见和建议，还欣然应允，拨冗为本书作序。作为中国金融、外汇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她的序一字千金，定然会给本书增色不少。

同时，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乔卫兵先生，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得以完成我的人民币汇率三部曲。前两部《中国先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视角》（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出版）和《汇率的本质》（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出版》也都是乔卫兵先生一力促成的，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我个人也受益良多。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其他同事。除张斌和谢月兰直接参加了本课题研究外，王海明、马冬冬、宋晓佺、廉薇、陈蓓等其他同事也给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后勤支持，使得我们能够专注于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论坛作为坚强后盾，我不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有第三个课题、第四本专著问世。

本书由我负责总纂，具体各章内容：第一章由谭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撰写；第二章由宋雪涛（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撰写；第三章由管涛、夏座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北京备份中心）、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负责撰写；第四章由管涛、张斌、马昀（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负责撰写；第五章由管涛、谢月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马昀、夏座蓉、宋雪涛负责撰写；第六章由管涛、马昀负责撰写；附录一由张斌负责撰写；附录二由夏座蓉负责撰写。彭波和刘陈杰先生前期参加了报告的讨论和写作，对于本书付梓也有重要贡献，在此表示感谢。中国金融交易期货交易所资助了“跨境资本流动新常态与境内外汇市场建设”课题，本书吸收了部分研究成果，在此致谢。此外，还要感谢韩会师和谢峰先生，本书也收录了我与他们的合作研究成果。本书仅代表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和单位的意见，文中如有错误和遗漏皆由课题组承担。有必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时效性要求，本书有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对外发表或者披露，但为了保持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仍然收录在本书中。

汇率是政府和市场博弈的舞台。作为金融研究的智库，我们既不是市场参与者，也不是政策的决策者，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度跳出现有的条条框框从事政策研究，以旁观者的身份说出最真实的想法。不论对错，希望您能感受到这份真诚。管涛 2017年6月30日第一章人民币汇率选择研究的大国经济视角2015年“8·11”汇改政策调整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次走向风口浪尖。关于下一步人民币汇改方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很多讨论大都是简单地将国际经验照搬至中国，而忽略了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和崛起的开放型经济大国。中国一向强调要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和政策操作，既要借鉴国际经验，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大国（开放）经济入手研究中国的汇率选择，正是本书研究的着眼点之一。第一节 大国经济的内涵一、大国概念的源起“大国”概念首先由美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99）在1971年出版的《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为了分析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值水平，他以人口数量为标准，将1000万以上的国家称为“大国”，1000万之下的国家称为“小国”。这一概念完全是统计分类，并没有明确的经济内涵。

后来，国内外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对大国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如钱纳里等（1989）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一书中将人口2000万以上的国家称为“大国”，1989年又把标准提高到5000万。我国学者张培刚（1992）提出的大国标准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等。张李节（2007）将国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个亿的国家称为“大国”；也有学者认为大国是指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总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大国是基于经济含义，尽管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经济大国通常也具有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大国经济的含义

从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尽管大家的标准不同，一国之所以能被称为“大国”，意味着其实力或者说规模足够庞大，因此，大国经济往往具有定价权和溢出效应，抗风险能力、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相对较高，回旋余地也较大。胡鞍钢（1998）、张李节（2007）等都强调了大国优势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国经济应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在全球占据较大份额。大国的供给或需求将会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势，进而影响全球的生产和消费，即大国不是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而是或者至少部分是价格决定者（price maker）。

二是经济政策变化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其政策引起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该国产生影响，即存在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

三是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宏观政策在内需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较大。

四是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二节 中国正在迈向大型开放经济体

对照第一节所提出的标准，从以下情形看，中国无疑正在崛起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是一个大型的开放经济体。一、经济总量全球领先（一）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印度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差无几，都属于低收入国家，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GDP仍远低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过60多年，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跻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展现出强大的复兴潜力和优势（见图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GDP规模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见图1.2）（IMF，2014a）。图1.1 1978—2015年中国与全球GDP增长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图1.2 1978—2015年中、美、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二）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一五”期间，我国156个重大项目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我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工业生产能力持续增强，制造业发展突飞猛进，“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传统制造领域如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等方面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已经由一个最初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如前所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衡量，2014年中国GDP规模首次超过美国，而从制造业来看，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19.4%的比重，以微弱优势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毛中根等，2011）。（三）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削减过剩产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既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动力，也是消费结构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外需走弱、内需工业投资表现疲软的背景下，以文体娱乐、旅游休闲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逐渐成中流砥柱。同时，消费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IT（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网络购物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支付市场。新兴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升级，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应对经济增长下行风险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GDP增速放缓至7%左右，但是近年来社会消费增长的速度高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增长速度，就业压力也明显小于后者，除了人口因素，近年来大众消费尤其是新兴消费的崛起是稳消费进而稳增长的重要动力。二、对外贸易和投融资位居世界前列（一）全球贸易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改革开放后，在出口型经济导向下，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从全球第七发展到目前的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快速上升（见图1.3）。图1.3 1983—2015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及其全球占比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

近年来，逆全球化势力呈抬头趋势，世界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以减少贸易障碍，拓宽贸易渠道和范围，寻求新的贸易增长点，这有助于加强地区经济交流，推动地区经济融合。同时，自2013年8月22日上海设立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以来，国内的自贸区建设也在试点摸索中逐渐走向成熟。

此外，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610亿美元，相当于货物贸易总额的19%，较2015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服务进口国和第三大服务出口国。（二）既是利用外资大国也是对外资本输出大国

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是我国重点经济战略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港澳台商来中国大陆投资，使我国在经济、技术、管理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高速发展，利用外资连续2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17）最新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6》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区域结构继续优化，质量也有所提高，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持续提高，“走出去”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对外投资迅猛发展。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702亿美元，同比增长44.1%，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在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为20.4%，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世界第八位（见图1.4）。图1.4 2004—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占国际投资总资产比重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虽然艰辛，但是仍然取得了诸多卓越的成果，培养了一批具有代表性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目前我国已与沿线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金额累计已达511亿美元；与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25万份，累计合同金额2790亿美元；我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三）外汇储备规模雄踞世界第一

在经历多年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以后，早在2006年，我国外汇储备量就已超过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虽然从2014年开始，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外部美元走强等各方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情况，外汇储备量有所减少，但截至2016年年底，外汇储备规模为30105亿美元，仍然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近30%，稳居世界首位。（四）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国际化稳步推进

自2003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人民币清算服务开始，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陆续与36个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金额达3051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先后在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首尔、悉尼、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卢森堡、多伦多等20个城市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央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在上述的分支机构担任当地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些机构成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业务扩展使离岸人民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与关注，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国际贸易支付中，人民币所占比例日益提升，已成为全球交易最为活跃的新兴市场货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13年1月，人民币所占份额仅为0.63%，处于第13位；2015年8月，市场份额一度达到2.79%，排名大幅提升至世界第4位。此后受汇率波动影响，市场份额有所降低，但是截至2016年底仍占到1.68%，居世界第6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正如SWIFT负责银行市场业务的有关人士所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伟大的一步，确立了它从‘新兴’向‘常规’支付货币的转变”（Wim Raymaekers，2016）。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16年9月1日公布的三年度调查，截至2016年4月的三年当中，人民币外汇成交额在全球交易中的占比几乎翻番。该调查还显示，人民币日均成交量从三年之前的1200亿美元，升至2020亿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从先前的2%升至4%，位列全球第8位。2016年10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尚不强劲的背景下，为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已与沿线2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的本币互换协议，推动产能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互促进。三、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稳步推进（一）股票市场初步成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

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共有3052家上市公司，股票市场总市值达50.8万亿人民币，约8.4万亿美元，在全球主要股市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金额5185.0亿元。股票融资方面，2016年，共有227家企业完成首发上市，融资1633.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3.5%；806家上市公司完成再融资发行，融资规模达到18001.2亿元，其中12家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融资1623亿元。上市公司再融资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资本市场大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如果以股票市值占GDP比重来看，考虑融资结构的相似性，中国这一比例几乎相当于日本2000年以来的平均水平，股票市场已初步成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见图1.5）。图1.5 1991—2015年美、日、中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变化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为逐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2002年，我国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2011年，实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截至2016年12月底，300家境外机构获批QFII资格，QFII投资额度873.1亿美元，同比增长7.7%；210家境外机构获批RQFII资格，RQFII投资额度5284.8亿元，同比增长18.9%。两项制度总体运行比较平稳，对引进境外长期资金、优化投资者结构、引导价值投资、改善上市公司治理、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年底，QFII和RQFII为代表的外资占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3.6%，外资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

境外融资方面，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形成主要有H股和红筹股两种。H股是指内地注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红筹股指境外注册、香港上市，中资控股且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的股票。历经20多年的发展，香港市场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2016年9月28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交易，此次IPO（首次公开发行）集资总额达576.27亿港元，成为继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上市之后全球最大体量的IPO。随着邮储银行成功登陆H股，中国大型银行已全部完成上市。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作为境内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可控渠道，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2016年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推升了市场对QDII的关注度。受益于美元及油气价格的上涨，投资于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的QDII基金均获得了不俗的业绩，华宝油气以49.70%的业绩在全市场基金业绩榜单中排名第5位，中银标普全球资源等权重指数基金、上投全球天然资源混合、诺安油气能源、华安标普石油等QDII基金全年收益均超过30%。QDII基金也成为2016年公募基金收益率最高的品种。

此外，在沪港通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开通深港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与沪股通偏重大型蓝筹股相比，深股通标的公司占深市市值约70%，充分展现了深交所新兴行业集中、板块成长性高的市场特色，与沪股通投资标的形成了优势互补，总计有881只深股通标的和416只港股通标的。截至2016年12月30日收市，全年南向港股通成交总额为8362亿港元，北向沪股通及深股通成交总额为7710亿元人民币。其中，12月5日开始交易的深股通累计交易金额为26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累计交易金额为92亿元港币，共有约百家香港经纪商和近百家内地证券公司参与深港通交易。2017年年初以来，内地资金参与香港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资金流入和交易规模呈上升态势，这表明，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在近年来资产市场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有较强的配置海外资产从而降低整个资产组合的系统性风险需求，而深港通的开通进一步拓宽了相关的投资渠道，同时也丰富了投资标的，使得投资者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地配置资产（金海年等，2016）。（二）债券市场扩容双向开放

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和发行延续了此前的较快增长态势，但增速有所减缓。2016年，银行间市场现券成交128.8万亿元，同比增长46.5%；交易所市场现券成交5.1万亿元，同比增长49%。银行间市场债券指数由年初的171.4点上升至年末的174.4点，升幅1.8%；交易所市场国债指数由年初的154.5点上升至年末的159.8点，升幅3.4%。2016年年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63.7万亿元，同比增长33.0%，增速较2015年下降1.6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债券市场存量为56.3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其中信用债存量规模为15.1万亿，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我国债券市场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国际化进程也在稳步推进，主要体现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吸引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以及向境外机构开放债券市场是“引进来”的重要方面。截至2016年年底，国际开发机构、境外非金融企业、境外商业银行、外国政府均已先后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大量熊猫债。国际金融公司（IFC）估计，未来五年内，海外企业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可能会突破500亿美元。同时，投资者群体进一步丰富，投资者结构更加多元化。目前，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债券规模占银行间债券存量规模的2%左右。2016年2月，央行发文称，境外金融机构依法合规面向客户发行的投资产品，以及养老基金、慈善基金、捐赠基金等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中长期机构投资者，均可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而且此类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没有额度限制。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占比预计将稳步上升。债券市场国际化的“走出去”包括中国企业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前者如中资企业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德国法兰克福等离岸人民币市场发行点心债、宝岛债、歌德债等；后者如中国银行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农业银行发行的“绿色债券”等。（三）期货市场稳步发展

2016年，我国期货业平稳增长，代表国内商品一揽子组合的商品指数全年涨幅达35%，各板块形成有效轮动。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2016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约41.38亿手，累计成交额约195.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6%和下降64.7%。其中，商品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19亿手，累计成交额为177.4万亿元，同比增长27.3%和34.8%。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期货市场客户权益总额为4369.1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4.1%，分别是2013年和2014年的2.2倍和1.1倍。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大宗商品期货成交量已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约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近六成份额，已初步具备大类资产配置所需的市场容量。

期货市场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市场也从商品丰富和政策支持方面逐步完善。期货市场的商品丰富体现在载体丰富和产品多元上。2016年10月18日，国内首家期货系公募基金获批，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南华期货发起设立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意味着我国期货业的首张公募基金公司牌照面世。同时，国内期货大家族将再添新成员，期货ETF和指数基金在2016年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16年年底，共有14家公募基金的21只商品期货交易所交易基金或指数基金已经走完或正在走申报流程。2016年10月，中国证监会批复大连商品交易所乙二醇期货的立项申请，大商所正在研究推出生猪期货等。

国家对期货市场的政策支持为期货市场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大商所、郑商所启动“保险+期货”试点建设，针对“保险+期货”服务开展“三农”试点建设工作。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2016）指出，现阶段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实体经济对期货市场的需求还存在不少差距。首先，农产品期货市场总量还比较小。从持仓合约规模来看，目前我国农产品期货品种单边持仓规模仅为美国的9%。其次，农产品品种体系还比较单一，全球市场上已上市60多种农产品期权，而我国农产品期权还未起步。最后，农产品期货产品对实体经济的覆盖面较小与产业企业参与不足问题较为严峻。在“保险+期货”模式下，可以解决保险产品定价难的瓶颈问题，提高保险产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增强期货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为期货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新的动力。第三节 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将进一步凸显一、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不断增强（一）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显著

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火车头”效应，成为地区经济增长引擎。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对亚洲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亚洲发挥着生产中心的作用，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后再销往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据IMF测算，经中国加工出口的最终商品约20%的附加值由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生产（魏尚进，2015）。亚行中国执董办课题组的经验研究（2015）表明，美国、日本经济周期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已由历史最高的0.7左右下降到目前0.4左右的水平，表明美国、日本经济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脱钩”趋势已初步显现。相反，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正在不断提升。

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结构互补下的正向溢出。据有关研究（胡敏等，2015），中美和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双方互为利益共同体，经济合作基础坚实；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国家集团，欧盟与新兴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制造的原始产品较多，中国可以为欧盟提供更多的初级产品，因此，中国对欧盟更多是积极的溢出效应。双方可以进一步合作，找到更恰当的产业分工方式，互相促进。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些金砖国家之间则表现为：技术先进国家对技术相对落后国家的负面溢出，及技术相对落后国家对技术先进国家的正向溢出。这反映了金砖国家的内部竞争以及合作关系的复杂性。金砖国家需要进一步合作，寻求互利互惠下的共同发展、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二）产业升级扩大了设备技术进口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需要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这为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合作平台和切入点。2016年，在全球贸易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分别达到7714亿美元和5238亿美元，占商品进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近50%和超过30%，构成我国主要的进口商品种类，有效地拉动了相关国家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推动了对于大宗商品等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中国经济的稳中有进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三）消费升级增加了海外消费品进口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水平不断升级。中国正在为世界各国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数据（2017）显示，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的境外消费总额为26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占总消费额的20.9%，出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达到1.35亿人次。自2004年以来，中国游客的海外消费总额每年的同比增幅均达到了两位数。（四）中国经济周期变化对全球影响日趋显著

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能源为例，中国对能源需求的大幅上升使其在能源贸易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能源进口规模上，也体现在能源价格上。国内有学者研究（程伟力，2005）表明，剔除其他因素，美、中两国石油需求每增加1%，油价将分别上涨4.02% 和1.74%。IMF（2011）的测算表明，当时国际原油价格为100美元左右，剔除其他因素，中国工业增长率每提高3个百分点，将使原油价格每桶上涨6.5美元，升幅达6.5%。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下降，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均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石油的需求下降（世界银行，2016）。事实上，中国经济周期对全球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能源和原材料，在各种全球性经济会议和论坛上，中国经济都是被关注的焦点。（五）中国金融市场的外溢效应逐步增大

中国经济的对外溢出效应直接通过金融渠道传导的比重因资本管制而十分有限，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外溢效应也越来越显著。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已经证明，中国市场的波动能够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进而传导到融资成本，从而影响市场预期和信心来放大这一波动的实际冲击力（IMF，2011）。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受政策影响较大，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波动因素。2015年6月中旬因证监会清查场外配资引发的股市大幅调整，以及8月中旬的“8·11”汇改是中国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典型例证。受中国金融市场影响，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的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

从跨市场比较来看，与中国市场相互溢出水平最高的依次为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等东亚市场，与欧美市场的相互溢出水平较低，表明中国股市的对外影响力主要局限在区域内。近10年来，中国股市与亚洲发展中国家股市形成了相似的发展态势，中国股市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股市的相关性超过70%，与南亚发展中国家股市的相关性达到30%。这既有亚洲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共同受到外部影响的原因，也有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此外，与中国贸易往来频繁、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受中国金融市场负向溢出影响的程度更深（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董办课题组，2015）。（六）中国经济的软实力不断增强

除了经济总量规模，以研发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也表明中国经济的软实力在不断增强。科技起飞阶段是一国从单纯使用技术逐步转向改进和创新技术阶段后，科学技术会出现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即研究与开发（R&D）支出占GDP比重从1%提升至2%的过程，收入方面的关键指标则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述指标衡量，韩国科技从1983年开始起飞，我国于2002年同时达到了科技起飞阶段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从OECD相关国家完成科技起飞所需的时间来看，平均需要9~10年。我国2002年开始科技起飞，201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突破2%，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广泛改造传统产业的黄金时期，中国经济的软实力正在持续提升。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差异，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科技起飞实为不易。同一时期，中国专利数量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60万件，成为全球专利产出总量最多的国家。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资产使用，在其资产配置中占比逐年上升。2015年11月30日，IMF批准人民币加入SDR，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SDR一篮子货币，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持有的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达845亿美元，占1.1%，位列第7位。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资产地位将受到更多国家的关注和重视。

除了科技进步和货币国际化，一国的软实力还体现在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各个方面。二十国集团（G20）是一个成员覆盖广、代表性强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在促进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会议在中国杭州举行，与会成员、嘉宾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就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讨论了气候变化、难民、反恐融资、全球公共卫生等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并达成广泛共识。本次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争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IMF份额体现着一国与经济实力对应的话语权。2016年1月，IMF在2010年提出的投票权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改革后，中国份额由3.8%上升至6.071%，一跃成为IMF第三大份额国。金砖四国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一同跻身为IMF前十大成员，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大幅提升。

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传统的火车头——美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美峰会（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举行的媒体电话会议上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对于这一概念，国际社会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G2的提出表明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美领导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中美史上罕见的新总统上任百天内两国元首双边会晤，有力地向世界传达了中美双方重视彼此关系的信息。同时，会议中双方领导人就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沟通和协调。二、中国经济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一）利用地区发展差异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纵深空间广

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述了中国自然地理、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分布不平衡的特点：从东北黑龙江省瑷珲县到西南云南省腾冲县之间，用一条近乎直线连接起来，把中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2%，人口只有全国总人口的3.7%；东部面积占全国50.8%，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96.3%。“胡焕庸线”只是大体上形象地描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东西部的地理分界。现今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划分主要是按照行政省区，辅之以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这三大地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东向西呈递减阶梯状态，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50%~60%，中部约占25%，西部约占15%。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相应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利用地区发展差异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纵深空间较大，有利于应对外部冲击和实现经济转型。

对比次贷危机前后东部沿海省份和中西部地区的外贸数据，能印证上述判断。一方面，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传统外贸大省在次贷危机之后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如广东从次贷前接近160%的水平降到近年80%左右，江苏等从次贷前100%的水平降到40%多。另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价格的上升，河南、重庆、江西、广西等多个中西部省份承接产业转移和出现劳动力回流，外贸依存度也较次贷前有所提升，如河南从次贷前6%左右的水平提升到近年的12%左右，江西则从12%提升到16%左右，重庆更是从危机前的12%大幅提升到近年最高的逾40%。除了承接产业转移，国家战略与有关政策的实施也推动了中西部省份外贸的发展，例如，广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同时，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与东盟各国经贸往来，外贸依存度从次贷危机前的12%提升至近20%的水平。（二）扩大内需应对外需疲软的余地大

次贷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较危机前大幅下降，全球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推动的中国出口增速较次贷危机前也明显下滑。与之相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降低，进出口总规模占GDP的比重大幅回落。2009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也因此逐步降低。20世纪末，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又一次提出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并明确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立国之本。在一系列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推动下，中国外贸依存度较高尤其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较高的局面得以迅速改善。

这样的优势是小国外向型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大，尤其是新加坡和香港外贸依存度一直维持在100%以上的水平（见图1.6）。即便和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大国中已经属于中等水平。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明显低于德国，有逐渐接近美国和日本的趋势（见图1.7）。经过近10年的调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从次贷危机前60%的高位降到当前30%左右的水平。图1.6 1962—2016年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外贸依存度对比（%）资料来源：Wind资讯。图1.7 1962—2016年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外贸依存度对比（%）资料来源：Wind资讯。（三）抵御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强

金融开放对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具有不同的经济和政策内涵。比如，新加坡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高，金融市场规模较小，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弱，这成为它们抵制本币非居民持有或者本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无论从前述的外贸依存度，还是从外汇储备规模，对于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相比于小型经济体而言，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资本流动冲击对我国的影响降低（见图1.8）。1993年，我国出现了119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资本净流入（含净误差与遗漏，下同）137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1.9%和2.2%；1998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15亿美元，资本项目逆差215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3.1%和-2.4%。而2015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042亿美元，资本项目逆差6471亿美元，才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2.7%和-5.8%；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2198亿美元，资本项目逆差640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1.8%和-5.7%。图1.8 经常账户差额、资本账户差额以及外储增量占GDP比重（%）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Wind资讯。

另外，尽管我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底最高的3.99万亿美元降至2016年年底的3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并没有伤及根本，以短债偿付能力和进口支付能力衡量的基础国际清偿能力仍远高于国际警戒标准。截至2016年年底，外汇储备仍是（本外币全口径）短期外债的3.46倍（2014年年底为2.96倍），同时，仍能够支付22.8个月的进口（见图1.9），而相关国际警戒标准分别为不低于短期外债的一倍和3~4个月的进口。图1.9 以短债偿付和进口支付能力衡量的中国国际清偿能力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四）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难度逐渐加大

由于中国对外经济往来和人员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加上毗邻香港自由市场这个特殊因素，大大增加了资本管制的成本和难度。

例如，现在中国一年的进出口规模就有3万~4万亿美元，两三个百分点的出口或进口推迟或提前收付汇就是近千亿美元的与贸易有关的跨境资本流动。IMF虽然允许成员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限制，但是明确不允许限制与贸易有关的跨境资本流动。再如，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都有上万亿美元，而跨国公司的内部转移定价行为就是规避外汇管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一个世界性的监管难题。又如，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和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民币与港币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可兑换，管理两地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也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同时，中国海外还有数千万华人华侨，这也为中国特色的蚂蚁搬家式的跨境资本转移创造了条件。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除了本身有开放资本账户、发挥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观意愿外，客观上还面临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性日益削弱的问题，不是想不想主动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应资本自由流动的大趋势，管控好相关风险的问题。三、未来中国仍面临着较大发展机遇和挑战（一）主要机遇

人才红利有望替代人口红利。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在逐步弱化，但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一是以高等院校毕业生为核心的创新型人才红利正在形成；二是接受过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将取代传统的低端劳动力；三是受益于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劳动者健康水平也将会随之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带来的红利将会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四是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下，一些已然跳出“农门”的农民工带着新的见识、资金和梦想踏上返乡路，成为新一代的“城归族”。

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新模式。科技创新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国家战略，是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近些年，我国坚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推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一是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高新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逐步发展；二是中国仍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中国正在实现以技术模仿为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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