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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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罪疚与修复试读：
【中文版导读】精神分析的薪火传递者——克莱因
克莱因被许多学者公推为精神分析史上继弗洛伊德之后，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之开拓最具启发性、最具创意的思想家之一，亦是儿童精神分析之先驱。然而克莱因在专业上的执着，包括她大胆假设、论说当时精神分析尚未触及的儿童精神病理、致力于区辨心智世界的真实与幻想，以及她对于揭开心智世界真理的执着和对于严谨分析技巧之坚持，皆使她在开拓精神分析理论之路上备感孤单。
克莱因于1914年阅读弗洛伊德的《论梦》（über den Traum），随即被弗洛伊德的睿智及其所论及的潜意识心智深深吸引，因而皈依并献身于精神分析（Grosskurth,1986）。1919年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她以《一名儿童的发展》（Der Familienromain in Statu Nascendi,1921）之论文，展开了精神分析的探索之旅。她曾接受过来自匈牙利的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873-1933），以及来自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的个人分析。费伦齐和亚伯拉罕对于克莱因的赏识及鼓励，以及克莱因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口腔施虐及肛门施虐之论点的感动，使克莱因勇于深入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的最底层，解读人性中最残酷的面向。
1925年6月克莱因接受琼斯（Ernest Jones）、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和里维埃（Joan Riviere）之邀请至伦敦所作的系列演说在伦敦引起热烈回响，然而这趟快乐之旅却引发了精神分析学界的骚动，挑战与排挤接踵而至。维也纳的分析师们质疑克莱因的发现改变了弗洛伊德所传递的精神分析，而克莱因的支持者则认为克莱因的论点仅仅延展了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理论。弗洛伊德辞世之后，两造的争论日益白热化，终于在1941年引发了长达四年的“论战”（King&Steiner,1991）。来自维也纳的分析师和克莱因的支持者在大战的炮火声中挑灯夜战，争辩关于婴儿期的性幻想、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原欲发展理论与退化的定义、本能冲突论、死之本能的内涵、超我的形成、早期自我的功能与早期超我以及焦虑和罪疚感的来源等议题。根据琼斯的理解，争议的重点在于维也纳的分析师认为克莱因太强调早期的潜意识幻想和“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对于幼儿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克莱因高估了“早期的幻想生活”（early phantasy life），而忽略“外在现实”（external reality）。论战在当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佩恩（Sylvia Payne）的协调下，和平落幕。1952年里维埃在庆祝克莱因70岁的新书引言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我已经开启了一些思路，而且丢出了许多建议……未来有一些东西将由它衍生而出”，以此强调克莱因在理论上的延展并未违背弗洛伊德的期待。
论战中所揭橥的许多论点都可在本书中（集结1921-1945年的论文）见到蛛丝马迹，例如性启蒙对于儿童智性发展的影响；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严厉的超我；早期超我的形成与罪疚感和口腔及肛门施虐期的关系，象征能力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强调严谨的儿童分析技巧之必要等。相对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发展阶段，克莱因在本书中首度提出“修复本能”（reparation instinct）以及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的观点，强调心理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孩童在不同心理位置的摆荡。
论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时，克莱因引用了费伦齐和亚伯拉罕的论点，但是进一步指出前性器期的本能冲动与罪疚感、俄狄浦斯冲突以及超我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与前性器期固着结合的罪疚感，是来自俄狄浦斯的冲突……是一内射了俄狄浦斯爱恋客体的结果。也就是说，罪疚感是超我塑成过程中的产品。”关于俄狄浦斯的冲突，克莱因承认她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而转向父亲，克莱因则认为乳房的匮乏是使小女孩转向父亲的主要原因。
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之思路下，克莱因阐述了早期严厉超我的样貌。由对于幼小儿童的分析，克莱因发现超我的形成从儿童以口腔内射其客体时就已经开始，由于婴孩自我（infantile ego）之压制较为强烈，因此在口腔及肛门施虐方兴未艾时所形成的超我，强化了施虐的严厉度。她如此写道：“罪恶感的抑制效应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十分显著……从幼儿的分析中可看出，只要俄狄浦斯情结一出现，他们随即展开修通的动作，超我的发展便由此开始……但对屈居弱势的婴孩自我之压制却远较成人强烈许多。”克莱因进一步推论，严厉的超我所引发的焦虑是精神病的基础：“最严厉与最具压迫性的焦虑乃从早期自我发展阶段中内射的超我而来，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发精神病的基本因素。”
克莱因1930年的论文强调象征的形成对于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她指出孩童对于性知识的好奇，以及过度的攻击与焦虑阻碍了孩童象征能力的发展。根据克莱因的说法，孩童幻想母亲体内有父亲的阴茎、无数的婴儿和粪便。此时的口腔施虐幻想，使她想占有、盗走并摧毁母亲体内的东西，但是又怕被联合起来的父母亲报复或处罚。以口腔施虐方式内化客体的结果，使小孩也内化了这个历程所引发的焦虑，过度的焦虑使小孩以封闭思考作为防卫，而使小孩失去象征能力。
忧郁心理位置的提出是克莱因对于精神分析的重大贡献之一。温尼考特（Winnicott,1962:176）曾说克莱因提出忧郁心理位置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修复本能的前提之下，幼童发现令他受挫以及他想伤害的客体也是他所爱的客体，由于对于修复能力的不信任，使幼童无法确定他拥有一个好的内在客体，而处在忧郁心理位置中。
1927年的论文系针对安娜·弗洛伊德在1926年的文章中针对克莱因的儿童分析技巧之批判所提出的反驳。克莱因认为安娜·弗洛伊德混淆了内在与外在现实，且不敢碰触儿童深处的潜意识幻想。克莱因强调教育与分析不能混淆，并且坚信只有透过毫不修饰的深入分析，“才能触及孩子们最深层的潜抑经验与固着行为”，而诠释儿童最深的潜意识幻想是降低焦虑并抒缓病症的最佳预后。克莱因的好友艾利克斯·斯特雷奇有次写信给她的先生说，要不是克莱因坚持将精神分析与教育分开，楚德这专业可能永远没有诞生的一天。
克莱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极度敬业的分析师（Segal,1992），传记作者葛罗库斯（Grosskurth）也说她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女人”。她对于潜意识幻想的深入探索，多少是其理论被排挤的主要原因之一。葛罗库斯如此写道：“她对潜意识这观念着迷……并将之推到一个弗洛伊德所不敢碰触的深度。”（1986,p.3）克莱因建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上并进一步推展的发现，使精神分析技巧在一世纪后，有了突破及新颖的面貌，她对于精神分析理论与技巧发展的原创思路，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参考数据
Grosskurth,P.(1986).Melanie Klein:Her World and her Work.New York:Aflred A.Knopf.
King,P.and Steiner,R.(1991).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1941-1945.London:Routledge.
Klein,M.(1921).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In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Vol.1.Love,Guilt and Reparation and Other Works1921-1945.London:Hogarth Press.
Segal,H.(1964).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Melanie Klein.London:Karnac Book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Segal,H.(1979).Klei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
Segal,J.(1992).Melanie Klein.London:Sage Publication.
Winnicott,D.W.(1962),A personal view of the Kleinian contribution.In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London:Hogarth Press(1972).林玉华辅仁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系副教授2009年12月
新版引言
1914年，32岁的梅兰妮·克莱因在布达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读了弗洛伊德讨论梦的小册子《论梦》，这成了她毕生志趣——精神分析——的起点。就在同一时期，费伦齐也展开了对克莱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这一步，似乎部分是为了治疗方面的理由，但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打从一开始就攫获了她的想象。它不仅满足了她巨大的知识好奇心，也满足了她一直以来对于人的兴趣：她希望为了人工作、与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计划要攻读医学）。1919年，她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她的第一篇论文。如此充满创造性的表现开端，不仅持续到1960年她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论与实务上的重大变革。
她的论文被收集在《克莱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还写了《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与《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两本书，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爱、罪疚与修复》中，包含了她从1921年到1945年的论文，呈现她从一开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面的发展，如何导向她形成主要理论概念的论述，也就是所谓的忧郁心理位置（1935-1940）。
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于儿童。她是儿童分析的开路先锋，发展出分析儿童的方法，甚至可运用于非常年幼的小孩，却不曾偏离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则。由于儿童的自然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她诠释儿童的游戏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口语沟通。相较于当时其他的工作者，她一开始就采取了严谨的精神分析态度，避免精神分析的过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干扰。而且，她的出发点就是想要诠释儿童所呈现的一切，不论他们的感受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在当时，一般人认为儿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样对精神分析师发展出移情，因为儿童还依附着他们的原初客体，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克莱因却发现儿童确实会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负向的移情。她也发现，如果精神分析的场景与态度维持得很好，儿童的移情与成人的移情并没有两样。她坚决主张并证实移情的基础在于儿童将内在世界及其内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不是将他们对于双亲的感受直接转移给分析师。克莱因论点的特色，让我们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让我们相信，每一个儿童就像成人一样，不论有多少的阻抗和防卫，都拥有对于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儿童对她简单、直接的方法也确实反应良好。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了解在当时对儿童采取这样的做法，究竟有多么勇敢和充满革命气息。她的作品引发了各方的震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1926）、《儿童分析论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1927）这些论文当中，她描述了相关的技术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发现。这些论文同时也处理了当时各种论战的主要论点。她的种种结论所依据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当时所写的《儿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导引出新发现。弗洛伊德的儿童发展学说，除了对小汉斯的分析是透过督导小汉斯的父亲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据还是来自于他对成人的分析。克莱因的作品证实了弗洛伊德对婴儿性欲、攻击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但由于她直接与儿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许多新发现，并且从某些细节方面补足了弗洛伊德只是大致勾勒出来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这些发现，最终导致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有所歧异。从一投入工作开始，她就被儿童丰富的幻想生活和内在世界所震撼，这个世界里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骇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儿童被坏形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焦虑，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虑所困。这样的内在世界，可以说是某些先前历史的后果。一个小孩早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会显示在移情当中。弗洛伊德发现，小孩的动力仍在成人身上运作，而克莱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发现婴孩。所以她的结论是，小婴孩从一开始就同时在真实与幻想中形成了强烈的客体关系。她并不认为婴儿是被动的，只受环境所左右，只能够响应环境的影响。她认为婴儿充满了欲望与幻想，与外在的真实经常处于互动当中。由于婴儿的幻想充斥于早期关系中，这些关系于是被内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础。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早期发展的最后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为原初的种种结构所衍生而出的后期阶段。
依据克莱因的描述，儿童的关系首先指向了部分客体，主要是母亲的乳房，然后开始分裂为一个非常好而充满了爱的乳房，以及一个非常坏而充满了恨的乳房。这种关系渐渐延展到母亲的整个身体。对于儿童在关于母亲身体的幻想中形成的这种强烈关系，克莱因将之描述为一种具有好奇与爱恨交织心理特质的关系。儿童将母亲的身体幻想为富饶的源头，同时充斥着爱与恨和强烈的好奇。她认为儿童想要探索母亲的身体，乃是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但由于这些追求知识的冲动链接着原欲和攻击愿望，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便可能导向相关的抑制。
克莱因认为焦虑同时是发展的推动者和潜在的抑制者。对于母亲身体的求知冲动所引发的焦虑，会让儿童将这种焦虑移转到外在世界，并赋予象征意义。但如果这种焦虑太过强烈，也可能反过来导向抑制状态。在此领域中一篇极具指标性的论文，便是出自克莱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这是精神分析对自闭症儿童处遇的第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她描述了一种对于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状态，随着这种状态的运作，也就剥夺了对世界的任何兴趣。克莱因在这个领域的著作，对于认知、理智的发展和抑制提出了崭新的观点。
梅兰妮·克莱因起初试着严谨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语来表达她的发现，但是与弗氏观点上的某些差异，也几乎从发韧之处就显露无遗。她观察到俄狄浦斯情结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认定的更早，同时，她也不断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极度受到早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她对女性性欲的观点也不同于弗洛伊德。她发现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觉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潜力。而她认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种防卫结构。克莱因对在儿童身上攻击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强调，要远远超过当时所认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会议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3）中，认为象征作用及其抑制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处理分析材料的时候，她却描述了她对攻击欲的高度关切。在1930年的论文当中，攻击欲的角色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成为她关注的重心。她对于攻击欲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的作品中的观点相映成趣，呼应了弗氏对死之本能和原欲与毁灭力量间之基本矛盾的看法。这种爱与恨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克莱因的作品当中显得愈来愈重要。
克莱因对于幻想生活的无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发现，导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幻想概念。由于幻想是透过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潜意识幻想与象征作用之间的纠结密不可分。她对于象征作用的看法与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琼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莱因1930年发表的论文当中，如其标题所示，她认为象征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认定是被给定的，象征乃是透过焦虑的刺激在动态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变成畸零形态或是受抑制。
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克莱因的发现无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学说来涵盖，它需要某些崭新的核心概念。在《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以及《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0）两篇论文里，克莱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忧郁心理位置。
克莱因在她的临床工作中一贯以焦虑为其线索。她认为儿童同时受到两种焦虑的牵制，一种是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于坏的内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种焦虑则源自于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开始清楚地区分这两种焦虑——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她也一直强调生命的第一年对于后来发展的重要性。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被害焦虑和忧郁焦虑这两种基本的焦虑，在发展上都源自于生命第一年的两个阶段。婴儿在第一个阶段为被害焦虑所宰制，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妄想症固着下来的阶段（就像亚伯拉罕所论述的）。在发展上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婴儿认出母亲是一个完整的人之时。此时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不再只是早期阶段的部分身体关系，而是与整个人发生关系，因而婴儿也会发现坏的形象与好的形象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母亲。这会让婴儿觉察到自己对这样一个形象的爱恨交织情感。随着如此的觉察、明了，婴儿马上会对攻击这位所爱的人产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毁灭性的攻击之下将会失去她。在幻想当中，婴儿感觉到所爱与所恨的母亲将被摧毁、将要失落，这带来了罪疚、苦恼与失落感。这些感受渐渐会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发出爱与修复的倾向。
克莱因宁愿说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阶段使然，因为位置这个词指涉到整个组织（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状态、客体关系的性质，以及幻想与防卫。在忧郁心理位置当中所发生的改变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为生命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与姿态。它标志了对于精神现实觉察的肇端，并且也明确区分开精神病与非精神病的作用状态。克莱因晚期的著作对这些相关的意涵投注了相当的心力。着手引入心理位置这个概念，也标志了克莱因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她开始引用一种崭新的后设心理学架构。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肇始于儿童，也开启了别开生面的远景。由于精神官能症与精神病都源自于儿童时期，对于儿童时期的所有发现当然也就与成人的心理学认识密不可分。克莱因也愈来愈倾向于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对于原始心智的发现，以及对于宰制着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虑、防卫机制的发现，打开了一条理解严重心理疾病的崭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修复冲动，也提供了我们认识正常的心理发展、升华与创造性的创新观点。汉娜·西格尔于伦敦，1987序
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已经发行超过大约40年，某些已成书付梓，某些以共同写作的形式成书，也有一些论文首度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当然，她的思想历程就像任何经年累月的创造工作，必然经历持续的开展、补充与厘清。因此，对学生来说，面对如此卷帙浩繁的文献，要了解梅兰妮·克莱因最成熟的思想以及她如何得出相关的想法，并非易事。为了这一点，重新编排出版她的全部作品，主要目标便是指出每部作品当中基本论题的位置所在，并透过批注来阐明同样的主题与她早期和晚期的思想有何关联。这些批注放在每一卷的卷尾，但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除外，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在这一卷中已经做了批注。
虽然新版全集的主要目标是如此，一旦决定要完成此事，当然也促成了进行某种程度改善的机会：《儿童精神分析》原来以德文写成，它的翻译做了大幅的修订；所有对于弗洛伊德作品较早版本的参照，也修订为参照《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而且所有参考书目也都尽可能修改成最新的版本。此外，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亦做了新的索引，让它们彼此间可以协调一致、相互参照。
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人手，来自许多不同的团体。
艾略特·贾克（Elliott Jacques）教授负责与出版商的初步协调谈判，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的编辑玛殊·汗（Masud Khan）先生适时提供了慷慨协助，贾克教授也为第四卷《儿童分析的故事》写了一篇序。
批注的工作由艾德娜·欧萧尼西（Edna O'shaughnessy）女士、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和我合力所完成。艾德娜咨询了汉娜·西格尔博士，而我本人只是分担责任，并未实际参与工作。另一方面，汉斯·托纳（Hans Thorner）在他的子媳普鲁登斯·托纳（Prudence M.Thorner）女士的协助下，加上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博士刚开始的参与，完成了修订《儿童精神分析》译本的工作。同时，托纳也依次把每一章改译的草稿交给原译者斯特雷奇（Strachey）女士过目。一篇不曾以英语出现的论文《青春期的抑制与困难》（Inhibitions and Difficulties at Puberty）由克劳德·魏德勒斯（Claude Wedeles）博士译为英语。安·哈蓳逊（Ann Hutchinson）小姐负责艰巨的任务：统一所有参照书目脚注，芭芭拉·弗礼安（Babara Forryan）女士则完成了所有索引的准备、重写与修订工作。
最后，我要在这里向这些朋友与伸出援手的人表达我的感激，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奉献努力，才有《克莱因全集》的发行出版。我也代表赞助这项工作的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Melanie Klein Trust）的信托人，感谢英国精神分析学院（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与霍加斯出版公司的合作，业已出版许多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而今再添四卷本的《克莱因全集》。R.E.马尼-基尔（R.E.Money-Kyrle）
引言
梅兰妮·克莱因于1882年生于维也纳，娘家姓莱兹（Reizes），她排行第四，是家中的老幺。克莱因的父母原为犹太裔，但在宗教上已不再严格遵守犹太教规，他们似乎也包容不可知论。证据显示克莱因从父母双方都得到了许多传承，当然，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因此具有高度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依据梅兰妮·克莱因自己的回忆，她的家庭非常和乐融洽，充满了关爱维系。然而，其中也不乏悲伤痛苦的时刻——她最亲爱的姐姐与尊敬的长兄相继去世。这样的悲剧在许多年之后再次发生——她已成年的儿子因为山难意外死亡。
谈到梅兰妮·克莱因职业生涯的开端，约在14岁左右，她感受到一股强烈想研读医学的欲望，经过哥哥的帮助，她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与希腊文，进入高级中学。只不过，由于她17岁便订了婚，医学生涯的前景就此打住。她在四年之后结了婚，也就是1903年，并按部就班地变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克莱因才能够借由一种新的方式重回她中断的生涯。那时，她偶然间读到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感觉到里面有些是她过去懵懵懂懂间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然后她到了布达佩斯，让费伦齐开始为她进行分析。费伦齐鼓励她专门对儿童进行分析，于是，她在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在布达佩斯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除了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以及胡格-赫尔姆斯博士（Hug-Hellmuth）的初步工作之外，儿童的精神分析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后来，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也迅速地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片领域。到了战后的1921年，在亚伯拉罕医师的邀请之下，梅兰妮·克莱因前往柏林，继续她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并且很快地将重要而崭新的概念引入了精神分析中。亚伯拉罕非常支持、鼓励她的创新，同时他也在1924年初到1925年过世之前，为克莱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克莱因在柏林的时候，她先生在瑞典，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幸福的婚姻也在当时画上句点。1926年她应恩斯特·琼斯邀请前往伦敦，琼斯相当支持她，她也就停留于伦敦，渐渐在她的实务工作中开始增加成年病患的比例，特别是为了训练而分析的案例，一直到她1960年去世为止。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弗洛伊德自己和许多人一样，她也进行了自我分析，因此她出版的作品自然便包括了两方面的分析观察结果：一方面是她的病患，另一方面是她自己，两方面交互核对。
克莱因的临床工作的确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分析成人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于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小孩和大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限制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心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
就是这样的技巧，带动并让她能够记录到许多到当时为止前所未见的精神（psyche）模式，于是，除了源自弗洛伊德的部分之外，她对于心智（mind）的理论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画蛇添足的总结，因为，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特别是我们若能够配合着批注一起阅读的话——会为它们自己说话。不过，有一点值得在此强调：梅兰妮·克莱因在引入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s）以及忧郁心理位置这些概念的时候，也同时厘清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德类型的差别，这两种道德类型先天倾向于在人类身上连续发展。儿童最早期的超我，包含其自己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就是一种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的建构。就如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它的运作就如同一个原始内在的神祇，带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道德。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状态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它变弱。但是大约在四个月左右，忧郁心理位置的出现，引发了自我道德另一个较和谐的可能。它的基础不再是偏执错觉的特定形式，而是基于早期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中，因自我内、外在爱的客体所受的幻想与真实伤害，而产生的忧郁罪疚感。只要这些受损的爱的客体被哀悼，它们就会被感受为内在的活物，变成内在导师，在自我与内在残存的坏客体和真实的外在敌人斗争之时，帮助自我、支持自我。当然，梅兰妮·克莱因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德压力来为她的病人塑造这种道德性，但无可否认的，就她所能够揭露古老道德（archaic morality）背后的错觉，以及对抗被害和忧郁罪疚感的各种躁动防卫（manic defence）形式背后的错觉而言，第二种形态的道德的确会趋向自行一步一步地于其中取得优势。克莱因认为，这种改变是朝向整合与成熟的改变指标。
虽然梅兰妮·克莱因最后发展出来的学说，似乎至少能够解释常态与非常态心理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和忧郁心理位置之间的差别，但若把她的学说视为一种封闭的学说，则纯属误解。她甚至到了生命末期都还在添补，而且，没有人知道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修正或补充。就像物理学，对心理学来说也一样，终极的真理或许具有无限的复杂性，要接近它，只能透过一系列无止境的近似值。R.E.马尼-基尔第一章儿童的发展（1921）一、性启蒙及权威感减弱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儿童应该接受性启蒙的观点愈来愈受重视。学校多方引介的儿童性启蒙教学，目的在保护儿童到青春期时不至愈来愈暴露于“无知”危险当中，也因这样的想法，使儿童性启蒙的教学赢得许多共鸣与支持。但是从精神分析所得的知识指出，我们应至少给予这个脆弱阶段的孩子适当的教养（乃至于“启蒙”），如此才能使儿童免于需要任何特殊的启蒙，因为教养方式中最完整、自然的启蒙，是与儿童的发展速度一致。根据精神分析经验所得无可辩驳的结论，儿童应尽可能免于经历过度强烈的潜抑，以避免病态或不利的人格发展。因此，精神分析除了睿智地试图以信息对抗实际和清晰可见的危险之外，也企图避免同样实际存在，但或许不清晰可见（因没有被辨识出来），却更为普遍、深刻，因此也更迫切需要观察的危险。几乎在所有个案里，精神分析所获得的结论都指出，成年后的疾病，甚至所有正常心理状态中或多或少都有的病态元素或抑制，其源头都是童年性欲的潜抑，也因此清楚显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为了让孩子免于不必要的潜抑，我们首先应该从心里除去笼罩在性特质（sexuality）上，神秘、虚假和危险的厚重面纱，这面纱是基于情感与一致性的基础而编织出来的虚伪文明。我们应配合孩子渴望性知识的程度，给予充分的性信息，并彻底剥除性特质的神秘感及其危险。这将能确保孩子不会像我们过去那样将一部分的愿望、想法与感觉潜抑了，而无法潜抑的部分，则造成羞愧与焦虑。更重要的是，在避免这样的潜抑及避免孩子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时，我们也建立了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与良好人格发展的基础。而且我们能够预期，彻底坦承地面对性特质不只为个人及人性演化带来珍贵无价的结果，它还能带来另一项同等重要的结果——对于智能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这项由精神分析的经验与学说所获得的结论，清楚且无可反驳地经由我刚好得以深入参与的一个儿童的发展证实。先前历史
我们讨论的这个男孩，弗里茨（Fritz），他是我亲戚的儿子，住得离我很近，这让我有机会得以不受拘束地经常与他在一起。此外，由于他母亲一向遵循我的建议，使我得以对这个孩子的教养方式发挥深远的影响。现在这孩子五岁了，身体健康强壮，心智发展正常但较为缓慢。他两岁才开始说话，三岁半才能以连续的句子表达想法。即使到这时候，我们也没听他说过一些语言天分高的孩子在很小年纪就可能讲出的、引人注意的话。不过，他不论在外表或行为上，都让人觉得是个伶俐聪明的孩子。他很慢才能掌握某些概念，到四岁多才学会区别颜色，将近四岁半才熟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实际的事物上，他明显落后同龄的孩子。虽然他经常跟大人一起去购物，但他的发问显示他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拥有很多同样东西时，不能送给你一个当礼物。而他也很难了解为什么拿东西要付钱，而且还要根据东西的价值付不同的价钱。
但他在记忆方面十分杰出，不仅记性很好，而且记得相对而言很久远的事情细节。一旦他了解某个概念或事实后，就能完全掌握。大致而言，他很少问问题。一直到大约四岁半时，他才开始出现较快速的心智发展和较强烈的发问冲动。在这时期，他也明显表现出全能感（omnipotence，即弗洛伊德所称的“万能想法的信念”）。任何人提到任何事——任何技能或手工——弗里茨都认定他可以做得很好，即使事实证明完全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当别人告诉他，爸爸妈妈也有不知道答案的事，他的信心也不会动摇，他仍相信自己和身边的人是无所不能的。当他无法再为自己辩护时，或是有证据证明不可能时，他也会坚持说：“如果有人做一次给我看，我就能做得很好！”所以即使面对很多反证，他仍坚信自己会煮饭、阅读、写字，还能说流利的法语。询问诞生问题的阶段
在弗里茨四岁又九个月大时，关于诞生的问题开始出现，他发问的需求明显增加。
我要在此强调，这个小家伙提出的疑问（他大多会问母亲或我），都会得到完全真实的回答，在必要时，也提供适合他理解程度的科学依据，但是会尽量简短。回答之后，我们不会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也不会对他提出新的主题，除非他重复提问，或主动提出新问题。
在他提出“我出生以前在哪里？”的问题之后，同样的疑问又转变成“人是怎么做出来的？”并且是几乎每天都以这个刻板形式重复出现。同样问题一再出现，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智力，而是他显然完全了解有关婴儿在母体内成长的解释（父亲的角色此时还没有被提及，因为他尚未直接问到这点）。
他的行为举止——心不在焉、显得困窘、才刚开始对话就想结束、在自己开始一个话题后，又试图停止——都显示出他感受到某种“痛苦”，以及他的难以接受（但他渴望真相的欲望又与此对抗）。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不再对我跟他母亲提问，转而去问他的保姆（她在不久之后离开）以及他哥哥。但他们提供的是送子鸟送来婴儿以及上帝造人的回答，这些回答只带给他几天的满足。当他再度回来问他母亲：“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他似乎终于比较能接受她的答案是真正的事实。
对于“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的问题，他母亲再度重复过去多次告诉他的解释。这一次他变得比较多话，他告诉母亲，保姆说（他似乎也听过其他人这么说）是送子鸟送来婴儿。“那只是故事。”他母亲说。"L家的小孩跟我说，复活节的时候，不会有复活节兔子跑来，把东西藏在花园里的，其实是保姆。”“他们说得没错。”她回答。“根本没有复活节兔子这种东西，对不对？那只是故事而已？”“当然。”“所以也没有圣诞老公公？”“没错，没有圣诞老公公。”“那是谁拿来圣诞树，装饰圣诞树？”“爸爸妈妈。”“世界上也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对，世界上没有天使，那也只是故事。”
这些知识显然并不容易吸收，因为在这段对话结束时，他停一下后问道：“但是世界上有铁匠吧？对不对？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两天后，他尝试了更换父母的实验，说他要L太太当他妈妈，要L家的小孩当他的兄弟姐妹，而且他维持这样的安排一整个下午。但他在当天晚上很懊悔地自己回家。第二天早上，他跟他母亲亲吻道早安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妈妈，拜托你跟我说，你是怎么到这个世界来的？”这显示了他之前如此难吸收的领悟，跟他刻意更改父母，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此之后，他显得更想了解这个主题，也不断回头探究。他问过狗是如何来到世界上。他还告诉过我，他刚“偷看一颗破掉的蛋的里面”，但没有看到里面有鸡。我解释小鸡跟小孩的差别，并说小孩会待在妈妈温暖的身体里面，直到够强壮，能在外面的世界生存才会出来，他听了十分高兴。“那么是谁在妈妈身体里喂那个小孩呢？”他问。
第二天他又问我：“人是怎么长大的？”我拿他认识的一个很小的小孩为例，并以他自己、他哥哥、他爸爸作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例子，他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人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那天晚上，他因为不听话而遭到责骂。他很难过，决心要补偿。他说：“我明天都会听话，还有接下来那天，跟接下来那天……”然后他突然停下来，想了一会，问说：“妈妈，接下来那天会一直来多久？”当她问他确切的意思时，他再次说：“新的一天会一直来多久？”接着他又立刻问说：“妈妈，晚上是不是都算是前一天，但是早上很早的时候就是新的一天了？”在他母亲出去拿东西再回来时，他正哼着歌。她一走进房间，他就停止唱歌，仔细地看着她说：“如果你现在叫我不要唱歌，我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吗？”她解释说她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他永远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除非那件事因为某些理由无法被允许。她还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听了似乎很满意。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
隔天下了雨。弗里茨对此很不高兴，因为他想去花园玩。于是他问他母亲：“上帝要让雨下多久？”她回答说雨不是上帝做的，而是从云变的，并解释其中的原理。第二天早上，他一见到她，又提出那个他已经放弃很久的问题：“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他母亲试着挖掘他到底不了解先前解释中的哪个部分，他的回答是：“长大的部分。”当她再度解释说那小小的头跟手脚是如何长大时，他说：“但是妈妈，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个小小的头跟小小的肚子，还有其他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回答说，它们本来就在那小小的蛋里，只是很小很小而已，就像小小的花藏在花苞里一样。他于是不再追问。但过了一会后，他问说：“椅子是怎么做的？”此时他妈妈已经帮他穿好衣服。他接着突然问道：“不是上帝让天空下雨的吗？东妮（女佣）说雨是上帝造的！”在她回答之后，他问说：“所以上帝造雨只是一个故事？”她回答表示肯定后，他继续说：“但是真的有上帝吗？”他母亲有点闪避地回答说，她从来没见过上帝。“所以你看不到他，可是他真的在天空里。”“天空里只有空气跟云。”“但是真的有上帝？”他再度问。
这次她无法逃避，于是下了决定，说：“不，宝贝，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但是，妈妈，如果一个真的大人说上帝是真的，而且住在天空里，这件事不就是真的吗？”她回答说，很多大人对事情的了解并不正确，也不会正确地说明。他此时已经吃完早餐，站在通往花园的门口，看着外面。他陷入沉思，然后突然说：“妈妈，我看到存在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真的存在，对不对？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但是那间房子也是真的存在，对不对？”她对他解释说，为什么他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然后他问：“妈妈，那你也看不到她的房子吗？”在她表示看不到后，他显得很满意。然而他立刻接着问：“妈妈，太阳是怎么到上面的？”她有点犹豫沉思地说：“嗯，太阳像这个样子已经很久很久了……”“对，但是它这样子之前呢？它是怎么到上面的？”
我必须在此解释他母亲为什么在孩子提出上帝存在的问题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他的母亲是无神论者。但是在教养较大孩子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实践无神论信念。事实上，这些孩子的教养方式是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也很少告诉他们有关上帝的事，但是她也从来没有驳斥过他们的环境（例如学校）呈现给他们现成的上帝概念。所以即使鲜少提及上帝，但是对孩子而言，上帝仍是不言而喻地存在着，并在他们头脑中的根本概念里，占有一席之地。她先生本身抱持着泛神论的观点，对于在孩子教育中引入上帝的概念是相当乐观其成的，但他们夫妻间还没有就这件事达成任何绝对的决定。那天她刚好没有机会跟她先生讨论这个情况，所以当这个最小的孩子当天晚上突然问他爸爸：“爸爸，真的有上帝吗？”他就直接回答：“有啊。”于是弗里茨反驳说：“但是妈妈说上帝不是真的存在。”他母亲刚好就在这时进来，于是他立刻问她：“妈妈，你跟我说，爸爸说真的有上帝。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她自然一下子措手不及，而回答说：“我从来没见过上帝，也不相信上帝存在。”在这个当下，她丈夫及时伸出援手，说：“弗里茨，你听我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有些人相信上帝存在，有些人则不相信他存在。我相信他存在，但是你妈妈相信他不存在。”本来一直很焦虑地来回看着他们两人的弗里茨，这时变得相当开心，解释说：“我也觉得上帝不是真的。”但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觉得怀疑了，于是问：“妈妈，你跟我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住在天上吗？”她回答说天上只有空气跟云，于是他相当开心又肯定地再说一遍：“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上帝。”然后他随即又说：“但是电车是真的，还有火车也是，我去奶奶家的时候坐过一次，还有去找E的时候也坐过一次。”
关于神存在的问题，这个出乎意料而临时说出的解答，或许有一项优点，那就是减少了父母亲的过度权威，让他们不再显得如此全能全知，也让这孩子确定他的爸妈对于一件重要事情会有不同意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样削弱父母的权威或许会增加孩子的某些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容易克服，因为足够程度的权威仍旧存在，能给予他足够的支持。而且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在他一般言行里观察到任何不安全感或对父母失去信任之类的影响。不过，大约两星期后他所说的一句话，可能跟这件事有点关系。那次是他跟姐姐去散步，姐姐叫他去问别人当时几点。“问男士还是女士？”他问。姐姐告诉他都无所谓，但是他若有所思地问说：“但是如果男士说现在是十二点，可是女士说是一点十五分呢？”
我觉得，在这段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对话之后，接下来六个星期似乎是一个确切阶段的结束与高潮。我发现他的智能发展在这个阶段当中和之后受到很大的刺激，因此在强度、方向和发展类型上（相较于之前的状况），都有很大的改变。因此我可以区分出，从他能开始流畅表达想法之后，有三个心智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诞生问题出现之前。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是这些诞生问题出现时，结束则是在神的概念的解决。接下来是刚开始的第三个阶段。第三阶段
在第二阶段非常明显的发问需求，在第三阶段并没有降低，但是似乎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发展。
弗里茨现在还是经常会回到诞生的这个主题，但是发问方式显示他已经将这项知识吸收融入他的整体思考中。他对诞生和相关问题的兴趣仍旧很强，但是已经不那么热烈，这一点从他较少发问、较常确认可以看得出来。例如他会说：“狗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这样做出来的吗？”又有一次：“鹿是怎么长出来的？跟人一样吗？”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又问：“那它也是在妈妈肚子里长大的？”
虽然“人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问题不再出现，但是他从这个问题发展出跟一般的存在相关的询问。他在这几个星期内问了非常多这类的问题，以下是其中一些：牙齿是怎么长出来的？眼睛怎么会待在（眼窝）里面？手上的纹路是怎么做出来的？树、花、木头等等，是怎么长出来的？樱桃的茎是不是一开始长出来就有樱桃？没成熟的樱桃会不会在胃里面变熟？摘下来的花能不能再种回去？没成熟就捡起来的种子之后会不会成熟？泉水是怎么做出来的？河流是怎么做出来的？船是怎么到多瑙河里去的？灰尘是怎么做的？此外他还会问各式各样的物品、东西和材料是怎么制造的。对粪便尿液的兴趣
从他比较特定专门的问题（“人是怎么动的？怎么动他的脚？怎么用手去摸东西？血是怎么跑进他身体里面的？各种东西是怎么长出来的？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工作，可以做东西？”），以及他追问的方式，还有他不断表达他想看东西是怎么做的，想知道它们的内在构造（衣橱、供水系统、水管、左轮枪……）等等，这些好奇的态度让我觉得，他已经需要彻底探究他感兴趣的东西，需要追根究底。他之所以如此强烈又深入探究，或许部分原因是他潜意识中想知道父亲在孩子诞生这件事扮演什么角色。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突出的另一类问题也显示出这点。他过去从来没提过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其实是在询问两性的差异。这时一再反复出现的问题是：他母亲、我、他姐姐是否会一直都是女生？是否所有女人小时候都是女孩子？他是否从来都不曾是女孩子？他爸爸小时候是否是男孩子？是否所有人、所有爸爸，一开始都很小？有一次，当诞生问题对他而言已经比较真实时，他问他父亲，以前是不是也是在他自己妈妈的体内长大？他用的表达方式是“在妈妈的胃里”。尽管这个错误已经纠正过来，但他偶尔还是会用这个说法。他过去都一直对粪便、尿液和其他相关事物表现出满怀感情的兴趣，这样的兴趣至今仍很活跃，他有时候也会公开表达对这类事物的喜爱。有一段时期，他帮他所喜欢的、自己的鸡鸡（阴茎）取了一个昵称，喊它“皮帕奇”（pipatsch），但其他时候他大多只叫它“皮皮”（pipi).有一次，他把爸爸的手杖抓在自己的两腿之间，说：“爸爸你看，我有一个好大的鸡鸡。”有一段时期，他经常提到他漂亮的“卡奇”［粪便，（kakis)］，偶尔还会仔细欣赏粪便的形状、颜色和分量。
有一次，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必须灌肠，这对他而言是不寻常的处置，因此他极力抗拒。他也很抗拒吃药，尤其是药丸。当他发现他排出来的不是固体，而是液体时，显得非常惊讶。他问说，是不是“卡奇”改成从前面出来？或者那是不是“鸡鸡”的水？当别人跟他解释这跟平常的排便一样，只是变成液体而已，他问说：“女生也是这样吗？你也是这样吗？”
还有一次，他把妈妈跟他解释过的排便过程，跟那次灌肠连结起来，询问“卡奇”出来的那个洞是什么样子。在这么做时，他告诉我，最近他曾经看过那个洞，或者想看那个洞。
他问别人是不是也会用卫生纸？然后……“妈妈，你也会做卡奇，对不对？”在她表示肯定之后，他说：“因为如果你不做卡奇，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帮你做，对不对？”因为谈到这件事，他又讲到狗的卡奇的形状跟颜色，还有其他动物的卡奇，并拿来跟自己的比较。他在帮忙剥豌豆时，说他是在给豌豆灌肠，因为他打开豆荚，把卡奇拿出来。现实意识
在发问阶段展开之后，弗里茨的现实意识出现了很大的进展（如前所述，在诞生问题之前，他的现实意识发展得很差，跟其他同龄孩子比起来相对落后）。当时他还在跟潜抑的倾向奋战，所以要分辨出各种概念是真实的或不真实，还相当困难，但他的区别也因此更加鲜明清晰。不过现在他已经表现出他需要深入检视所有事物。从第二阶段结束后，这点就开始浮现出来，尤其显现在他努力询问现实状况，并对他熟知的事物、他练习过并一再观察过的活动，以及他老早就知道的东西，都要求存在的证据。他借此获得自己的独立判断，并由此衍生他自己的推论。明显的疑问与确认
举例来说，他在吃到一块硬面包时说：“这面包好硬。”吃完以后，他说：“我也可以吃很硬的面包。”他问我在厨房里面，用来煮食物的东西叫什么（他一下子忘了那个字）。我告诉他之后，他说：“它叫炉子，因为它是炉子。我叫弗里茨，因为我是弗里茨。你叫阿姨，因为你是阿姨。”他在一次吃饭时，因为没有好好咀嚼而吞不下一口食物。之后继续吃时，他说：“我吞不下去，因为我没有嚼。”随即又说：“人可以吃东西，是因为他会嚼。”早餐之后他说：“我把糖加在茶里，所以它会到我的胃里。”我说：“你确定吗？”“确定，因为它没有留在杯子里，所以它跑进我的嘴巴里了。”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确信和事实变成他的基准，供他比对需要进一步推敲的现象和概念。虽然以他的智力而言，他还很难深入了解新概念，所以他会企图用已经熟悉的事物来加以评估，并借由比较来掌握概念，也因此他会更仔细检视并吸收已经获得的知识，然后形成新概念。“真的”、“不是真的”，这些他已经很习惯使用的词汇，现在获得了跟以前使用时不同的另一层意义。在他肯定送子鸟与复活节兔子都只是故事，并决定小孩子从母亲身体诞生的版本虽然比较不美，但比较真实可信之后，他就曾说：“可是，铁匠是真的吧，不然谁来做箱子呢？”同样地，在他可以不必被迫相信一个对他而言难以理解、难以置信、看不见，可是又全能全知的存在之后，他问说：“我看得到存在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得到的就是真的。我看到太阳跟花园。”所以，这些“真的”事物对他而言有了根本的意义，让他能将所有看得见的、真实的事物，跟那些只会在希望与幻想中发生的事物（即使很美丽，但可惜并不真实，“不是真的”），区别开来。这种“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已经在他心里建立起来。在与他父亲和母亲对话后，他决定跟母亲站在一边，不相信上帝存在。他说：“电车是真的，火车也是，因为我坐过。”首先，他已经借由具体实际的事物找到分辨的标准，以此分辨他因为现实感而拒绝的那些模糊和不可靠的事物。起初他只以可实际接触的实物作为分辨的标准，但是当他说：“我看到太阳跟花园，可是我看不到玛丽阿姨的房子，但是她的房子真的存在，不是吗？”就表示他又跨出了一步，从只有眼见为凭的真实，迈向思考的真实。他以当时的智力发展为基础，来确认事物是“真实”的（而且仅用这种方法），然后才加以采纳利用。
他现实意识的发展与强大刺激，在第二阶段时出现，到了第三阶段仍持续不坠，但由于新获得的事实数量庞大，现实意识的发展也确定转变为主要是检视早先获得的信息，并同时进行新的发展，也就是深入精细了解这些信息，进而发展成知识。下面这类例子摘录自他在这个时期随口丢出的问题和话。在关于上帝的对话后不久，有一天妈妈叫醒他时，他告诉她，L家的一个女孩跟他说，她看过一个用瓷器做的、会走路的小孩子。当他母亲问他这种信息叫作什么时，他笑起来，说：“这是故事。”当他妈妈随即拿来他的早餐时，他说：“但是早餐是真的东西，对不对？晚餐也是真的东西？”当他因为樱桃还没熟，而被禁止吃樱桃时，他问说：“现在不是夏天了吗？夏天的樱桃是熟的！”同样那天，他哥哥告诉他，如果其他男孩子打他，他就应该打回去（他很温和，缺乏攻击性，所以他哥哥觉得有必要劝告他）。当天晚上，他问说：“妈妈，你跟我说，如果有狗咬我，那我可以咬回去吗？”他哥哥倒了一杯水，并想让玻璃杯站在稍微有点隆起的边缘，结果水泼了出来，弗里茨于是说：“大玻璃杯的边边站不稳。”（他把所有标示区隔的边缘，包括所有一般的边界，都称作边边，例如膝盖也是“边边”）他说：“妈妈，如果我想让杯子站在它的边边，我就是想让水泼出来，对不对？”他最热切，也最常表达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在天气极热时，在花园里脱掉他身上唯一穿的一件小短裤，全身光溜溜的。因为他母亲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禁止他这么做，只好回答说很小的小孩子才可以脱得精光，而且他的玩伴，L家的小孩子也不会脱得精光，因为大家都不会这么做。这时他恳求说：“拜托让我脱光光，这样L家的小孩就会说我脱光了，所以他们就可以脱光，那我也可以脱光了。”除此之外，他现在终于也可以表现出对金钱的了解和兴趣。他重复说每个人可以因为工作而拿到钱，或在店里卖东西而拿到钱，而爸爸因为工作拿到钱，但是也要付钱请别人帮他做事。他也问他母亲是否因在家里工作（做家事）而拿到钱。当他再度要求一样当时无法得到的东西时，他会问：“现在还在打仗吗？”当别人解释说现在物资还很短缺，而这些东西很贵，又很难买到时，他便问：“这种东西很贵，是因为很少吗？”后来他又想知道哪些东西便宜、哪些东西昂贵。有一次他问道：“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不会得到东西，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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