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M.斯佩尔曼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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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返回之路：参悟生死试读：
前言
只有交税难以避免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依仗特权或通过欺瞒逃脱纳税义务。但一个人无论多么狡猾，无论有多少借口，都无法躲过死亡。全世界每天大约有155 000人，或者说每年有5700万人死亡。如果再强调一下，那就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不管现代医学如何发达，人类还是百分之百难逃死亡的命运，然而却很少有人主动去思考这一有关人类宿命的问题。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人类死亡和走向死亡的过程通常都会由医院、专业的照护机构或养老院去打理。确实，除了在殡仪馆的化妆间，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做到与人的遗体零接触，并非不可能。在过去，濒临死亡的人会在家中获得慰藉，赶来道别的家人和朋友会环绕在他的周围，而今天这种告别多半只会发生在一个昂贵治疗过程的尾声，临终之人会被掌控着先进生命支持设备的专业人员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亲人通常会前来探访，但不会与他共处一室生活。并且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文化上，丧葬活动（土葬或火葬）都会在社区的边缘地带进行。死亡在今天通常被视作一种把死者从生活中移除的独特事件，几近神秘，而且不受欢迎。
不过，每一代人都会被人类的死亡宿命这一主题所吸引，因为生命的终结会引发关于人类的起源、人的身份和生命更大目标的永恒疑问。当然，我们都会好奇自己在这个神秘的宇宙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也会追寻生命的意义，会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尽力发挥自己作为有情众生的作用。现代物理科学也解开了部分谜团，但所获结果却让人不由心凉半截。死亡是每个人的宿命，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已经生存了数百万年，但现在我们认识到，整个宇宙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就像脆弱的人类一样，行星、恒星和星系首先会化为尘埃，然后再灰飞烟灭、化为乌有。尽管20世纪人类在生物医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放眼历史长河，每个人的自然寿命仍然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更不用说与漫长的史前时代相比了。接受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还能由此摆脱迷茫，接受现实。当我们可以将自身从尘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于寂静中思考一下死亡时，有助于我们重新校准自己与生命的短暂约定。“在无尽的空间和时间之中，人又是什么呢？”17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这样追问道。在近400年之后，我们依然在迫切地寻求着答案。
西方社会关于死亡这一主题的各种浅显的泛泛之谈，主要聚焦在死亡的定义上。死亡被定义为“神经活动和大脑功能的永久性丧失，以及生物过程不可逆转的终止”。它主要考虑两个互相独立但又紧密相关的现象。一是，这关系到个人如何理解和接受死亡不可避免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定义死亡，是为了在生命必然会失去这样的语境下，对其进行解读并赋予生命价值。在人的死亡中找寻意义，或反之，在其中追寻和发现无意义，这或许是对我们的归属感（sense of place）和人生境遇的最强有力的反思。对死亡的态度不仅决定了人们如何应对生活，还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更广泛的伦理体系提供了依据，并且为现有的和那些自然形成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了存在的理由。二是，本书对死亡的生理和社会过程都做了思考：死亡的方式、对濒死之人应该如何治疗、在感觉到死亡的脚步临近后人们应如何自处，以及后人应该如何追忆逝者。这种追忆方式还包括我们如何定义死亡的社会背景。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曾提醒他的读者，记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转瞬即逝。“所有事物都消失得太快了，”他评论道，“在宇宙中，这是物体本身的消失，而在时间中，这是人们对其记忆的消失。”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会世代缅怀一些人和事，有时甚至跨越几个世纪之久。并且我们通过那些牢记在心的东西，来传达很多核心价值观，定义文化的价值序列，并启发我们思考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
不论什么年代、身处何处和拥有怎样的文化，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都曾探索过死亡这一问题，并从三个基本观点出发来探讨一个可能存在的有限或者无限的来世，其中每一种观点在当代世界中都有相对应的思想。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死亡是对生存的否定，是生命的终结，这一观点简单而直白。
一般来说，现代科学思维和神经科学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将我们引向这个方向——它们将意识解释为在大脑的特定区域或系统内进行的生化活动。一旦生物体死亡，任何形式的连续性都会缺乏可验证的经验证据——这一立场通常被不同的流派［诸如唯物主义派、兽性主义派、物理主义派、身心同亡论者（mortalist）或自然主义派］所接受。它们都认为无须再去探索其他的可能性了。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年）到美国现代人文主义学者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1902—1995年），他们都认为失去知觉和走向消亡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人类会因此而获得解放，从而把关注点转移到现世的乐趣和挑战上面，彻底终结拉蒙特所说的“由牧师和上帝带来的双重恐怖”。
不可知论则是第二种观点。尽管不可知论者认可探究是徒劳的，永远无法获得经验性证据，但他们也发现身心同亡论者的态度过于教条，对感官实际上不够完整，甚至被扭曲的可能性过于抗拒。不可知论者承认人类的理性顺序可能是建立在纯粹幻影这一基础上的，这一令人难忘的情景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所描述的，洞穴中的囚徒会不知不觉地将墙上的阴影当作全部现实。对不可知论者来说，终极现实仍然是神秘难解的，它超越了人们的认知能力，人们尚且无法证明这种幻象是虚假的。对于大多数不可知论者而言，如果首先承认人类具有根深蒂固的追求幸福和保护自我的本能，其次承认可能存在一些遥远的超然物外的事物，即一些看不见的现实来满足这些需求的话，那就无法排除来世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也是最普遍的观点，包括神话、宗教和哲学所宣称的某种形式的连续性，以及对死亡的否定和超越。最显著的是，它们都包括了一个非物质性的灵魂永恒的旅程——古希腊人首先明确表述了这个观点，后来犹太人、基督徒又强调了肉身复活的可能性；南亚地区广为接受的是关于转世再生成为别人或者别的东西的原则；东亚、非洲和美洲土著人则认为逝去的列祖列宗依然在参与凡间的事务——人间和阴间是互通的。西方传统的观点通常相信个人永生，而南亚和东亚的观点则通常认为个体意识（知觉）会在死后消散，返回一个无处不在的、非人类的世界，与宇宙的创造力同在。不过，这些宗教和哲学图景的核心是一个更大的假定，即存在不可言喻的宇宙秩序以及人类坚定不移地渴望参与到更高级别的秩序中。圣保罗（St Paul，公元5—67年）在基督教体验中捕捉到了这种渴望，他宣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我们将会追溯每一种观点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并不断认识到，当我们致力于更宏大的事务时，就会超越时间，并对人类的文化、思想和实践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要比平庸度日贡献大得多。现存的证据有力地表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就对死后可能会经历什么有着浓厚的兴趣，世界各地的古人们普遍相信，人在死后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意识或者半意识。似乎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认为死后会存在连续性，这反映了人类倾向于挑战其所处环境并希望事情能像其所显示的那样。几千年来，大多数人为了弥补其作为有机体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转而在坟墓之外用强大的神话和故事塑造了意识和身份，那个地方类似人类俗世的居所。尤其是在那些最伟大的宗教传统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太过冷酷的世界，它为正义服务。人在接受了世俗之旅的审判之后，就会受到奖励，或者与造物主重聚，甚至得到作为肉体凡胎时得不到的完美。另一方面，对在这个世间作恶的人来说，意味着来世会遭受天谴和没有尽头的惩罚。14世纪，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或许向我们描述了一幅极为清晰的基督世界中的因果报应场景。就算再无其他深意，作者所描述的阴间至少清晰地表明了公平交易不只是在世俗秩序中受到关注。
最近，主流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确切了。虽然有组织的宗教继续为世界各地数十亿受众提供人生意义的基本框架，但其信仰和实践也难免受到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困扰。在近几个世纪里，人们见证了世俗科学观点的兴起，让非实证研究的威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当其结果充斥着大量拟人化的参照物时。例如，为什么正式的宗教会赋予人类特权，将人类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只预言后者会灭绝，并认为其不像人一样有感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如此——这种不确定性被强化了，人类对于通过统治世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现代治疗文化，尤其是雄心勃勃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出现，在某些方面战胜了牧师神学，关于生物有机体死亡之后，其人格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宗教解释不会再像几个世纪之前那样引发大众的关注了。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群体中尤其如此，除了严格的宗教激进主义教会之外，其他大多教派会避开地狱和末日审判等尴尬话题。永生仍然是大众话题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再讨论关于天堂生活的那些关键元素了。人们更常引用莎士比亚笔下备受折磨的人物哈姆雷特的话来描述死亡，哈姆雷特将死亡称为“无人知晓之邦，自古无返者”。
甚至道德理论也已被从死后的审判惩罚中剔除了。一般来说，在西方后工业时代，世俗化的西方道德准则在功利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语言中找到了共同表达，完全依赖于这一世俗的狭隘的利己主义准则。换句话说，一个人要遵循规定的行为准则以避免民事和刑事处罚，而不是使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符合永恒的指令。
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连续性的概念首先出现，并在几个世纪中影响了人类的思想、话语和行为；在一个较新的历史阶段，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所有形式的来世上转移开了；来世这一话题既变化多端，又颇富启发性。在本书的第1章，我们将会介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工作，他们试图通过解释复杂的丧葬习俗和尸身残骸，来探求早期的人类对于死亡的看法。这一章还探索了一些原始的宗教冲动，包括在传统非洲社会中鬼魂居住的万灵世界和祖先崇拜，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早期文明中明确阐述并形成原始化宗教习俗。
在第2章中，我们将把关注点转向发端于古希腊，并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伟大的哲学和理性主义传统，西方思维的根基由此开始形成。我们将重点追踪并描述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出现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描述，还有关于人的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观点——人在死亡之际，其灵魂将获得解放，最终得以体验纯粹的思想王国。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认可此观点，并进行修订，从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早期，灵魂不朽的观念都未被撼动。第2章还追溯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以及19世纪势头强劲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针对人的身体所开展的生理学研究。17世纪晚期，前沿的实验科学家们渴望在其作品中证明上帝的权力和荣耀，但他们的集体劳动成果却在无形中挑战了《圣经》及其教义中所描述的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直接作用。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1627—1691年）是其所在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之一，他亲眼见证了“反宗教的倾向正在猛增，尤其是在那些渴望被人们视为智者或哲学家的人当中”。对此，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而且在这个方面，他不乏共鸣者。
在18世纪，自然哲学的成就提升了人类的信心，他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都是可以被理解和提升的，这一切无须引证那些超验叙事。在每个研究领域都可能运用人类理性来推动进步，这让启蒙运动者觉得传统宗教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发展的主要障碍。到19世纪中晚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化生物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出现，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古代原子论的兴趣，削弱了那些把《圣经》中有关上帝造人的叙述奉为圭臬的人所享有的垄断性阐释权。对灵魂不朽、外部强加的普遍真理、理性在人类文化中的至高无上，以及死后的生活等问题的解说，忽然间都变得更不确定了。
接下来，我们会将注意力转向出现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大致为公元前600—前200年）的那些主要宗教传统上。这些伟大的宗教将生物体的死亡看作仅仅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按照形而上学的说法，这只是出现在更重要的身后世界之前的一个间歇的或往复出现的状态。循此路径，这些伟大的宗教致力于肯定一个不以现世人类为标准的、对目的和意义进行分类的方法。每种宗教都提出了一个人类思维可以理解的天界秩序，并呼吁道德亟须改革，要追求正义，要按照超验原则行事——这是每一个追寻它的凡人都可以获得的。
第3章简要探讨了那些仍在继续塑造着现代宗教文化的关于死亡和濒死的传统观点：儒家从强调“天命”的人本主义观点出发，提倡孝道和敬老；犹太教主张部落契约和服从，以换取集体的特别恩惠；印度教认为在获得解脱和开悟之前，人在其多个化身中的每个阶段都要负起责任——这些主要的传统信仰将来世坚定地置于世俗目的论或目的的轨道之内，使其信徒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并且再次强化了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秩序。
另外，第3章还审视了后罗马时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天主教会继承了皇权的衣钵，到了16世纪末期，基督教群体在新教宗教改革期间四分五裂，这使得宗教上对死亡和濒死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又受到新兴自然科学的挑战。与之前的时代一样，这一时期流行的致命疾病具有明显的随机性，面对疾病和身体痛苦，濒死之人往往孤立无助，这是亘古以来每一个文明中的男男女女们都要面对的简单而残酷的命运。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死亡过程的痛苦（由于当代西方安宁疗护的进步，病人的痛苦程度有所下降），与死亡本身一样常被人提及。让我们吃惊的是，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婴儿、儿童和城市死亡率非常之高，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活到老年，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每一个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都要依靠对死亡及其后世的既定宗教解释，倚仗围绕这一体验的丰富多彩的象征和仪式，来鼓足勇气面对死亡的专横和无常。
在第4章中，我们思考了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的死亡方式、死亡原因的主要变化，以及人们对导致人类同伴死亡的蓄意谋杀行为在态度上的转变。在农业定居社会开始之前，外部暴力、动物和人都可以让很多人类成员在痛苦中失去生命。事实上，在史前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冲突似乎是一种常态，在没有任何中立仲裁者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通常是你死我活。然而，一旦人类开始聚居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在农村、乡镇和城市），传染性疾病就成了庞大而又神秘的杀手。现代文明生活中的种种福利性设施在狩猎采集社会都不存在，但是这一福利却代价不菲：一些看不见的微小敌人通常会周期性地带着致命的目的出现。
然而，过早死于他人之手这一情形并没有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一由来已久的残忍模式仍持续存在着。直到最近，人们才对杀婴和遗弃婴儿任其死亡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或是感到悔恨。谋杀起初只是精英分子专享，后来逐渐演变为普通人的遭遇。随着新技术的部署及应用，国家实施的杀戮或者说战争变得更具破坏性；新技术先是被用来对付那些掌握了武装的反对派，然后被越来越频繁地用来应对手无寸铁的平民。20世纪随着医学在对抗传染病中开始赢得重大胜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过上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转而成了新的主要死亡原因。以消费为导向，以市场为经济基础的文明生活，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艳羡，但其对生命和身体构成了无声的威胁。
自然科学的结论以及工业化民主国家为改善当今人类生活条件所做的实际努力，使人们在关于死亡的讨论中越来越广泛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思考必须基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人类最终要彼此忠诚。这也将是第5章讨论的重点。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战士和平民的死亡人数规模空前，使得启蒙运动所假设的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化为泡影。制度性宗教在欧洲日趋式微，与此同时，人类在加倍努力延长寿命，将长寿和消费文化等同于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首先成为一个医学现象，其次才是宗教事件。确实，当制度规定人要死在医院和疗养院时，就会形成排斥死亡的文化，使得谈论死亡这一人类宿命更加困难。崇尚年轻的文化使得用化妆品来对抗衰老成为一个巨大并且费用高昂的服务行业；一旦战斗失败，死者还要由一个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殡葬业来“处理”其遗体。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医学干预措施和药理学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后不久，事关人临终前生命质量，以及基本人格的本质问题，成了极具争议的话题。讽刺的是，考虑到可以对濒死者无限期地进行人工通气、人工水合作用和人工喂养，这些受到普世欢迎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使得生物体死亡的时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医学伦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律师对如何定义死亡争执不休：是按生命体在功能上是否能自给自足来界定，还是说如果一个人仍然具有活的有机体的许多功能——尽管需要由人工维护——那他也必须是享有完整人格的道德主体才算公平？人的身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戛然而止，还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区别真的只是渐进性的，只是一个虚弱程度的问题呢？在一个人自己选择了死亡时，可被允许赴死，还是说自杀是一个基本禁忌，构成了刑事犯罪呢？
与此同时，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之外，主要宗教体系的影响相对更强，加上这些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可能有着更深厚的家族忠诚和对传统的尊重，人们更普遍地认为生物体死亡仅仅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而非一个不可挽回的终结。但这仍然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程度问题，因为在西方国家仍有许多人曾一度想通过拥有世俗物品来作为获得幸福的标志，但最后总是在失望中结束了这种幻想。他们不仅承认消费文化有局限性，而且还承认死亡体验的根本性神秘，暗中渴望对更内在的、更实质性的东西。这种非理性的感觉或情绪认为，死亡不是我们人生意义寻求之旅的终结，在“死后的未知世界”里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现实，不论宗教信仰为何，也不论强烈影响大众思想的物质和医学条件如何，世界各地的严肃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9世纪末，心理学研究的出现，通灵者所做的具有争议的工作，近期对祈祷的力量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以及对濒死之际“灵魂出窍”的研究，都显示出了人们对唯物主义死亡观的抗拒。
因此，对死亡的关注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焦点——有时是处于我们关注的最前沿，有时又处于我们关注的盲区——即使我们承认，我们将永远无法得到明确的、可以由经验证实的答案。自古以来，没有人能从哈姆雷特所谓的“无人知晓之邦”返回，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仍然会继续追问关于人类死亡命运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难以放下有关正义以及善良的本质的问题，并且希望能定义美，以及真理的基础。这些追问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对环境的回应以及对彼此的态度。它帮助我们定义了何为人性，指导我们建立个人的和正式的关系，使我们有别于其他物种。无论死亡是释迦牟尼所说的更伟大生活的序曲，还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彻底的“非存在”，无论它是为来世真正的生活所做的预备，还是每个人仅有一次的人生的终结，死亡自始至终的个人化性质总是有可能号召每个人都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上，让人甚至在庸常的生活中也能发现重要的意义，在纷扰和悲伤中也能真正地活着。第1章回到人类最初的形态：祖先们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死亡的
以考古学关于史前人类的观点来看，现代的人类物种（即晚期智人），相对地球而言是较晚的外来客。我们居住的这个小星球已经围绕太阳并沿着特定轨道转动了大约54亿年，而我们人类所属的这个生物大家庭中的人科（早期原始人），其进化历史大约只有700万年，而直到20万年前智人才出现。当认识到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跨度只有千百万年时，你就会感觉到人类在地球上的探险之旅是何其短暂。用一位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这不过是“地球一眨眼的工夫”。虽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活动和创新历史仍很短暂，但是却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尽管它证实了人类将自己归为“智人”或“明智”的物种是多么错误和大言不惭——有助于明确定义人类这个物种。人类会学习，能进行抽象思考，可以用语言传播文化；人类会加工和打磨复合工具，制造武器，以增加供给，防御敌人的进攻；人类还学会了使用火种和用火加工食物、取暖和照明；还可以在小群体内协调行动，会有意识地埋葬逝者——所有这些都象征着智人正在开始支配其生存的环境。
人类每一项特有的技能和后天行为的形成都经历了好几千年，一些变化在几个世纪中都难以察觉，更别说在人短短的一生当中了。事实上，99.5%的人类经验都涉及严酷的采集狩猎生活，为了找到食物和庇护，大约由40到60个人组成的小型采集狩猎团体会不停地搜寻和游荡。这种四处辗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壮举，因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人类的足迹就踏入了几乎每一个大陆和生态系统；这种触发我们人类迁移的因素也许永远超出了我们的重建能力。据一位学者估计，在公元前40 000到前10 000年之间，“人类狩猎的足迹遍及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主要陆地”。在复杂而紧张的现代社会中，有一个不断出现的观点认为，单纯的采集狩猎者一定生活在更加平衡的环境中，过得无忧无虑：由于生活所需不多，因此有充足的休闲时间，没有我们所谓的竞争和消费主义心态。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尽管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肯定比我们更被动，但在这一漫长的发展阶段里，饥饿、痛苦、肢体冲突和物质匮乏始终是生活的常态，人类仅可勉强维持生计。
和绝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也面临着疾病、畸形、营养不良、自然灾害和事故，或者会突然死伤于猛兽的尖牙利齿之下。事实上，早期人类几乎意识不到生物意义上的崩解和个人死亡的必然性，由于事故或暴力冲突导致的死亡事件十分普遍。在各种不同的采集狩猎者文化中，难免会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个人的敌对行为。例如，在1788年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约有30万人左右，但考古学家们却很肯定，在这个大陆上暴力死亡事件已经延续了数千年。一位学者说：“在原住民的岩画上，有大量对全副武装的打斗场面的描述，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前。”在居住于巴西和委内瑞拉交界处森林里的亚诺玛莫人（Yanomamo）中，有30%的成年男性都是死于暴力冲突。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非洲南部的游牧民族昆申人（Kung San）——以前也被称为布须曼人——面临另一种突如其来的暴力死亡形式。对昆申人来说，在某个区域的食物资源匮乏之后，他们必须携带所有的财产转移，这就对子女养育模式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女人在财产之外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孩子，但无法携带两个，因此第二次怀孕会推迟到第一个孩子会走路以后。如果一个婴儿出生时是畸形的，母亲就有义务将其闷死，这种行为与现代定居社会所理解的杀婴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令人遗憾，但是对社会利益来说却是必要的，这是维持健全人类福祉的必然要求。再举个例子，在大多数狩猎社会中，人们广泛认为，溺杀女婴的行为也属于整体生存策略之一，因为父母很自然地倾向于摆脱那些不太擅长狩猎和战斗的、无法支持群体持续生存发展的人。
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奢侈待遇（或者负担），即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身体衰老之中慢慢等待死亡的到来，对我们最早的祖先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临终之人都会对肉身腐朽之前最后阶段的命运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会订立遗嘱，并在预先医疗指示文件上签名，井井有条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完成尚存的社会义务——所有这些行为都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行将就木有充分的认识。人类最早的祖先们离世时，从来没有过任何这样正式的谢幕形式。著名的冰人奥兹（￥tzi）是登山者于1991年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接壤的替洛尔阿尔卑斯山发现的木乃伊。大约5000年前，他中了一支装有燧石的箭，引起了大出血，死前是独自一人。在他的手上、头部和胸部还有其他伤口，显然在这之前发生了一次偶然的暴力对抗，最后是燧石箭头的锋刃将他的性命终结在冰天雪地之中。关于公民社会之前的生活，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他将这种生活描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命的”。霍布斯所处的相对舒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想必会让他观察古代社会的角度有些居高临下，如果把这点骄矜的水分挤出来，并且把“孤独”从这组描述语中去掉，那么他或许就说出了人类在几千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的真实生活体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总是很善于自相残杀。史前时代
我们最早的祖先是如何理解死亡的，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细节可考，因为考古记录充其量提供的只是实物遗存，和一小部分相对握有特权的精英人士可能抱持的信仰。在人类进化的某一个节点上，也许从很早开始，一个人与他人建立联盟以相互保护的动机就演变为一个更深层的社会行为，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的需要体现在一系列的人类活动中。我们意识里开始渴望得到我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重视，这一点逐渐成为推动人类繁荣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旦这种情感联系的纽带确立之后，人类所独有的后续步骤就是，继续争取实现超越现世的时空舞台之外的联系，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宗教想象或是由超验意义建构的王国。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里，生命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天灾和威胁，个人想要控制环境的冲动，导致他需要在直系亲属和邻近社区之外也获得尊重。而与神圣的联系，无论是不是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和力量，都迎合了这一需求。
当然，并非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在受到威胁时，动物都会摆出各种防御姿势，这表明它们也有一个基本意识：不友好的力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毙命。尚未独立的黑猩猩在母亲死后会变得无精打采，而非洲象在遇到自己同伴的尸体时会停下来，用鼻子去触摸面前的尸体。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是与智人同期出现的人种，但是在大约30 000年前却神秘消失了。有迹象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郑重地埋葬族群里的逝者遗体，坟墓的建造和尸身在坟墓中安放的位置，陪葬的人工制品以及墓穴周围石头的摆放都很独特。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区别之处似乎就是，我们拥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和语言能力，这使我们能够预测、反思以及赋予死亡某种形式的更高的含义。在旧石器文化时代（约公元前90 000年到公元前10 000年），死亡很少能被预料到，但是某种形式的丧葬仪式却并不罕见，这意味如历史学家J.M.罗伯茨（J.M.Roberts）所说的认识已初露端倪。罗伯茨曾说：“生命是一种幻觉，是最伟大和最持久的神话之一，现实其实是在别处，不为人见，事情也并不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种将亲人庄严安葬的行为，是在公元前13万年之后才出现的，它并不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早期信仰的可[1]靠证据。在莫斯科西北120英里处的松希尔（Sunghir）和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i Vestonice）两地，都发现了一些壮观的墓地遗址。这些墓地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28 000年前。在这里发掘出的人类遗骸，都被巧妙地放置着并装饰珠子、别针、贝壳、吊坠、匕首和其他物品。在这两处墓地遗址中，尸身都进行过小心处理并放置了陪葬品，这意味着必须要为来世做准备，至于这是否进一步反映了对来世性质的更深层的理解，目前尚不得而知。大多数考古学家的确又马上警告人们说，切忌从考古对象身上去推断太多的想法，特别是当这些对象数量不多，并且对于更广阔的文化也不具有代表性时，就更要注意了。
然而，即便牢记这些重要的告诫，人类学研究依然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那些曾经生活在史前时代的数十亿人类成员的认识。例如，最近在非洲进行的针对采集狩猎生活的调查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丧葬仪式与社会风俗有关，与逝者往生的来世依附的特定信仰关系反而不大。在20世纪90年代，一项针对坦桑尼亚北部的哈扎人（Hadza）所做的研究发现，哈扎人认为死亡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埋葬仪式也很简单。某人死亡后他们也不会进行哀悼，因为这对生者的生活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影响。人类的灵魂似乎会随着其身体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人们在对北美一些采集狩猎部落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部落的人也把死亡看作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因此在面对死亡时并不感到恐惧。但即使我们最早的祖先也证实，逝者仍与生者和神祇存在沟通交流，就像赞比亚北部的约姆比人（Yombe）一样；我们无法得知这种对现世生活的延续，是否被认为在本质上优于存在无数痛苦、恐惧并让人屡屡遭遇失败的现世生活本身。
我们能说的就是，不管相信连续性的信念始自何时，它都显示了人类的心智在不断成长，能够围绕一个非感官现实（a non-sensory reality）、一个脱离肉体的状态（a discarnate state），以及一个超越死亡表象的生活，来构思出拟人化的寓言故事。这也证明了当有人即将穿越死亡之门时，在其身后依然有生者对其投以深切的关注。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在80年前曾这样巧妙地评论道：“石头在用来建造房屋之前，是用来建造坟墓的。”根据一些坟墓中陪葬的人工制品（包括食物、衣服和其他个人物品）的摆放位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识到，这些人认为死后的世界与生前的世界相类似。在西欧（最著名的是法国西南部的拉斯）发现的很多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表明，当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死亡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在阴间的冒险或探索之旅中，死亡过程实际仍旧持续着，世间的生者和那些仍然怀念亡故亲属的人仍可以对阴间的人们施以援手。这种帮助可能会以艺术品的形式体现，这些艺术品的设计初衷就是要影响、操纵魔法或宗教力量。
现代人类学家从一些洞穴壁画上戴着动物面具的人物形象推断出，那些萨满精英（shaman elite）可能充当了人类与灵性世界之间的媒介，他们是介于俗世的生者和更强大的神秘力量之间的一种存在。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所有宗教都是源于对逝者命运的关注，有很多教派都致力于为逝者提供服务。至少，洞穴艺术显示出，早期人类已经具备非凡的能力，能够进行抽象，并超越这个现实世界采取行动。是不是绝大多数逝者及其消失的遗体都曾享受过这一萌芽的智慧力量的超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显然，与定居文明不同，在社会和经济没有出现明显分层的小部落中，人们整体上依旧秉持着平等主义的死亡观。随着这些采集狩猎部落离开逝者葬身的故园，为寻找食物不断走向新的谋生之地，逝者就会被留在身后，最终陷入孤寂中，唯有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陪伴着终将隐没不闻的他们。
农业社会中的死亡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3 000年到前10 000年之间结束，人类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气候变化使得狩猎采集者不那么容易猎到之前喜欢的大猎物了，植物驯化和畜牧业由此开始出现。人类大脑的创造力和概念化能力使得农业革命成为可能，它使得大自然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地产出更多。这种农业似乎首先是在小亚细亚和中东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被称为“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然后又向世界各地传播或者后续在全球其他地区自发出现。新石器时代开启了一种定居的乡村生活方式，并逐渐出现了私人财产、劳动分工和永久居所的概念，人们还发明了储存和烹煮农产品所用的陶器，以及开垦土壤使用的更耐用、更先进的工具，使这一时代最终达到其完备形态。
从采集狩猎者到农耕者的历史转换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这涉及对资源和共享劳动进行管理等新的重要工作。之前的狩猎需要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技能，而现在则要求进行广泛的规划和合作，因此人们开始对社会关系有了新的理解。砍树、清理石头、种植、耕作、收获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集体活动。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食物生产者、专门的手工艺者、工具制造者以及对广大民众施加控制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期，土地所有制和农业实践发生了变革，“大田制度（field system）”和地界开始出现，在住户和家庭层面推出了与地方绑定的身份认同概念。这使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成为可能，并且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据一位历史学家估计，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数千年中，世界总人口数量大约是在500万到800万。到了公元前400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增长到6000万到7000万，其多数都生活在农业社会：游牧民族的自由与平等观念已经被取代（也可能是被强制退出），由此得到的回报则是生活得更安全，更有保障。
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民最初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这些人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或者生活在由许多氏族组成的部落中，很快部落就发展成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全球80%~90%的人口都生活在部落中。在部落形成以后，世界各地的定居群体才开始发展出宗教思想，其中包括对祖先和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和敬畏。他们也开始建立宗教纪念碑，并且正式承认一位核心的宗教专家作为本群体与神圣力量之间的官方中间人。最后，他们开始在住处附近埋葬亲人，并且在生活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逝者的存在，这可能与他们坚信逝者仍然在参与群体事务有关。
现在已知最早转向定居社会的是纳图夫人（Natufian）。大约在公元前15 000到前11 500年前，他们生活在现在的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一带。他们收割和储存野生小麦和大麦，用石头镰刀收割谷物。在已经发掘的墓葬群里，大约有10%的墓葬里都发现了装饰用的贝壳和挂件，这标志着统治阶层的出现。他们的尸身用项链、手镯和贝壳头饰做了装饰。在纳图夫人中也开始出现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后来成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典型特征：在逝者下葬之前，人们会把他的头骨从身体上取下，糊上石膏，然后安置在其后代的家中。从公元前11 000年到前9300年左右开始，这一习俗（和地方化的祖先崇拜）在耶利哥（Jericho）再次出现：人们给逝者的头骨糊上石膏做的新面孔，眼睛用海里的贝壳替代，然后安置在其后代家中，与后代一起共享同一个生活空间。
定居生活使得某些植物和动物得以大量种植、繁殖，而另一些却消失了，从而导致村落和本地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除了新出现的与农业相关的日常工作之外，人们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保护珍贵的牲畜和粮食，以免受到人类天敌的侵害，因为越是在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期，它们就越会频繁发起闪电般的攻击。公元前3000年左右，犁的发明使牲畜代替了人力，这大大提升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生产力。但是，定居生活也有其弊端：因为人类开始与饲养的动物比邻而居，所以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作也就加剧了。麻疹、疟疾、白喉、结核病和痢疾都成为人类生命的主要威胁。营养不良是农民面临的另一个杀手，不多的盈余和不宽裕的饮食还常常会被贵族阶层或入侵者征用。饥荒也会导致人的死亡，这通常是自然天气灾害带来的后果，其中包括干旱和洪水，使得本来就相对狭窄的可食用食物来源受到了不利影响。把所有这些可能导致死亡的新变量汇总起来，人们就开始能预测到死亡的降临，并对他们在生物上的死亡有所准备。死亡不再被看作生命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延续，而是被当成了当下一个重大的个人和社会事件。濒死之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的死亡预做安排，并将其看作一个更大的自然周期的一个片段，这个世界中的物质文明，人们既难以预料到，也未曾体验过。
当村庄中出现的剩余农产品使得大型城市中心的出现成为可能时，社会体系开始分化，更大的不平等和剥削也开始出现，统治阶层把自己从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专注于民事、军事和宗教问题——后者倾向于关注神力与从播种到收获的循环之间的关系。人口集中地区聚集的人口越来越多，致命性疾病和死亡的发生率随之大幅升高，更不用说定居人类在其外部天敌面前表现出来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墓地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城市生活使得人终其一生都与逝者距离很近。例如，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2000年期间，英国南部建造了200多座狭长的坟茔，埋葬了大约1500到3000具遗骸。如上所说，生者与逝者在物理空间上的邻近，会让人产生一种深切的感觉，即自己的祖先仍然以某种方式与生者存在着关联，并关注着整个社会的命运。
这些早期城市点中更为复杂的一个是位于土耳其中部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考古学家首先发现的。[2]这个非凡的城市面积达30英亩之多，居住着6000到8000名居民，在公元前7400年到前6000年之间最为繁荣。那里的居民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同时也是牧民。泥砖房子在建筑结构上是独立的，但是又都簇居在一起。生活区和储存空间的特色是，只能通过梯子从屋顶进入。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大多数住宅都有双重作用，既可以为生者提供一个庇护所，又为逝者打造了一个长眠之地。逝者的尸身用苇席包裹住，埋葬在主要生活空间中的火塘和床下面：这强烈地传递出某种形式的信念，即他们认为在生者与逝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联结。考古学家在挖掘一座房屋遗址时，曾经发现了多达62具遗体。
正如前面在耶利哥的例子中提到的，逝者的安息之所与生者的住处近在咫尺，或许是与季节种植和收割这种劳动密集型生活有关，这样一来，生者可以方便祈求逝者的协助或保佑。反正自农业革命出现以来，一直到19世纪晚期，逝者和生者近距离同处于一个生活空间之内似乎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恰塔霍裕克，同样遗留下来的还有与正式的宗教信仰有关的一些小型雕像，然而尚未发现寺庙或其他供集体敬拜建筑的迹象。逝者与生者比邻而居，意味着生者很可能要在保证逝者来世之旅的品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活动和仪式与这种为死者未知之旅提供协助有关联，但与死者最后道别是个例外，我们知道这可是一件影响久远的大事情。
并不是每一个古老的乡村社会都认为有必要让逝者与生者在物理空间上接近。在腐烂的尸体边上生活可能会有潜在的健康风险，这一初步认识可能会提醒人们应当采取别的丧葬形式。例如，在前罗马时代的丹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一个地区，曾经发掘出160个定居点和300个墓地，强有力地证明这里曾出现与现代文明更为相近的文化模式。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南部的居民住在木头长屋中，与饲养的动物住在不同区域，完全隔离开来。逝者的遗体会被火化，骨灰被安置在瓮中，埋葬在距离定居点300米到900米远的墓地内。在三分之一的墓葬中，骨灰被埋在早期墓葬中或者与之毗邻，而这些早期墓葬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到前1200年之间。这些坟墓的墓葬品很少。然而在英国，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模式：在靠近哈德纳姆（Haddenham）的剑桥郡，农民会先将逝者下葬，然后定期检视这些墓葬，把死者较大的遗骨重新埋葬在公共坟墓中。这些尸骨在被重新下葬到公共藏骸所之前，要先从尸身上取下来，暴露于食腐动物之前，让它们吃掉那些腐肉。这样的丧葬习俗对执行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死后的个人或集体身份的概念又意味着什么，现在仍是未解之谜。
考古学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 Taylor）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他提醒我们，无论人类何时第一次意识到人是由物质和精神元素构成的，他们都相信在人死后，这种生机或灵魂依然存在，并且还会努力强化自己在人世的特权，至少在骨头和血肉尚未分离的时候是这样的。只要尸身是完整的，那么这个脱离了肉身的灵魂就会被生者视为危险的，因此就想通过暴露或燃烧尸身加快其分解。对尸体进行适当的处理，再加上相应的仪式，就可以把他们的灵魂镇住，直到尸身化为森森白骨，灵魂最终回到祖先们所在的阴曹地府中。因此，古代的埋葬习俗除了向逝者表示尊重以外，同样也是在保护生者。以恰当的程序处理尸体会使恶灵的能量发生偏移，避免从看不见的地方招惹伤害。在哈德纳姆，当骸骨埋葬后，又会将它们重新安置在公共墓地，死亡体验的高潮——灵魂的离开——就完成了。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为了逝者的利益，会发挥自己最高的建筑才能来建造墓地。为了让逝去的家人和部落成员之间继续保持联系，遗体会被埋葬在生者劳作的耕地附近的公共墓地。这些墓室或者石堆纪念碑是用石头、草皮、木材和泥土建造出来的，构成了不列颠群岛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前。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4000年到前3200年）开始，这种坟墓在爱尔兰就较为集中地出现了，其次是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东南部。爱尔兰的坟墓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上面有顶石的简单的三角形石板墓，也有包含多个墓室的规模庞大的通道墓，后者在如今米思郡的都柏林北部和博因河沿岸比较集中，相当引人注目。在这一个相当紧凑的区域内，即便仍然是乡村，还是会出现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其领导者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劳动力建造像纽格莱奇墓（Newgrange）这样的巨石通道墓穴，根据碳素测定年代法推测，纽格莱奇墓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200年左右。
在新石器时代，西欧许多地方都建造了通道墓，但是纽格莱奇墓无疑是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墓葬之一。纽格莱奇墓以及附近的道斯墓（Dowth）和诺斯墓（Knowth），其特点都是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一个中央墓室，上面覆盖着圆土丘或石堆。在中央墓室里面陈列着雕塑家们奉命打造的几何造型的抽象人物雕塑，这些雕塑很可能具有象征意义或者宗教法事目的，用于改善亡人的住处。人们认为祖先在保证农作物丰收和保护部落群体免受敌邻入侵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把纽格莱奇墓的建造和宏伟的中世纪大教堂做了类比。全年之中，所有社会成员都会在不同时间段参与项目的建设，并且一干就是很多年。会有成群结队的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把大石头从很远的地方拉来，而另一些人则负责运输作为石冢主要建筑材料的小石头和木材。社会和宗教方面的头领可能会一直监督着技能娴熟的石匠、雕塑家及其学徒们雕刻这些神圣的图像，凿切石头是一种神圣的劳动，与罗马天主教庆祝圣餐（Eucharist）的传统并无二致。纽格莱奇墓的大型墓室说明，农业社会剩余的可用资源在增多，少数人正展示出其非凡的艺术技巧，也表明人类一直以来渴望与祖先保持持久的联系，以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
先是牧民和农民聚集产生小群体，后来随着农村的农产品出现了适度的富余，真正复杂的、依赖资源且阶层分化的城市社会便出现了，由此人类社会诞生了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文明。它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3200年埃及中下游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类似的文明进程在印度河流域则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而文明进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之间，在中美洲则是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当地植物和动物品种丰富，富有雄心的社会组织了大量劳动力来建造农业灌溉网络，用一系列纪念性的（通常用于墓葬）建筑来创造了城市环境，并且能把少数艺术家、学者、牧师和世俗统治者等精英解放出来，专门从事组织和保护庞大的社会人口的工作。
这种格局标志着文化演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并且一直持续至今。如果站在被一些学者称为“大历史”的语境下来看，或者以文字记录出现之前人类几千年的经验来看，文明是一种新奇但也许徒劳无用的实验，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目的而永无休止地努力掌握和操纵自然所迈出的第一步，终结了人类对环境的进化适应过程。或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追寻就是“人类最激进的行动”，在今天仍在继续，但却很可能导致生态产生不可逆转的崩溃，不啻一场意想不到的漫长自杀。
美索不达米亚难以捉摸的永恒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竟成功出现在被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也被称为“两河流域”地区），从某些方面说，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此地干旱少雨，诸如石材、金属矿石和木材之类的自然资源匮乏，并且会遭受周期性入侵和开放边界的移民困扰，按理似乎不太可能孕育出文明。但是，苏美尔人（Sumer）能够改造自然，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苏美尔人居住在现在伊拉克最南端的地区，他们充分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沉积和更新所产生的大量肥沃土壤。在这个相对平坦的沿河冲积平原上，洪灾很容易泛滥；但由于管理适当，这里又很容易丰收。精心构建和努力维持的灌溉网络使农民能够在远离河流的平原上种植作物。帆船和轮式车辆大大便利了剩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远距离运输。
此时，人类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为舒适，便开始努力治理自然环境，无怪乎一些关注大自然力量的宗教思想会应运而生。事实上，苏美尔最早的统治精英阶层可能就是由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专家，以及能够解释神灵意志并指导人类取悦和安抚神灵的祭司们组成的。到了公元前2800年，南方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有阶梯式寺庙或金字形神塔，当地的神灵将日常权威转授给神权祭司/统治者。我们都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楔形文字（cuneiform）的发明，现代学者可以对其进行解读，这就为我们深入了解住在美索不达米亚下游的古代居民提供了新的丰富的原始材料。
在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中，原住民所尊崇的无数神祇作为大自然某个方面的人格性化身而出现，行事经常充满悖谬、充满敌意且反复无常。比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那不可预测、又变化无常的洪水泛滥，就被解读为神力的直接表现。耳闻目睹此情此景，一些人不免产生了悲观和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在浅水灌溉的温暖田地里暗藏着传播疾病的寄生虫，由此产生的疾病和死亡，更加重了问题。杰出的神祇安努（Anu），也被称为“天空之神”，人们认为他每年都要召集众神集会，决定来年将发生些什么。伊利尔（Enlil）作为风暴和雷电之神，是绝大多数神祇意志的主要执行者。各位神祇都被认为是一种拟人化的存在，生活在一所房子或庙宇内，居住在被崇拜的神像之中，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寓居于身体之中一样。祭司或者称“恩西（ensi）”，负责解释象征着某位特定神祇意志的迹象和征兆，并且监督与敬神有关的正式仪式和节日。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世界虽不可预测但独立自主；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现象，无论灾难还是喜悦，即使是不合时宜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神灵的意志。3000多年来，这种对现实的动态理解，既引领着富人，也引领着穷人的生活；他们的宇宙观的吸引力一直越过了这一广阔平原与波斯湾接壤的边界，影响着其东西方邻居的世界观。例如，出现在后来的《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中的可怕洪灾，就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作品。
第一座苏美尔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涉及水权的纠纷以及共同协作抵御外敌需要由祭司中的精英进行协调，很可能会在主方城市的寺庙中召开相关的会议。在一些私人住宅中，坟墓位于地板下面，里面埋葬着挑选出来经过特殊处理的居民的遗体。许多逝者的陪葬品十分丰富，包括衣服、饰品、工具和武器等，可能意在帮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得更好。这也证实了社会不平等这一事实的存在。皇家墓葬肯定了国王的权威和尊严，在某些情况下，仆人和随从会被埋在附近的墓室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但是在临终时灵魂会离开身体，转入凄惨悲凉的阴间。在早期苏美尔的文化中，来世被描述为一个死气沉沉的黑暗之地，尽管不可能对更广泛的社会信仰做出结论，但对一些人来说，不管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启示，还是由于生活更加富裕了，为这一旅程配上充分的装备都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随着城市财富的增加以及竞争的加剧，对于没有天然屏障的地区来说，安全需求也就增加了。公元前2500年之后统一王权的兴起，可能就是城市日益军事化的结果，因为他们发现捍卫自己的土地和资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库什（Kush）王国享有霸权；公元前2350年左右，萨尔贡（Sargon）王朝取而代之；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帝国（Hammurabi of Babylon）出现在公元前1800年之后。所有这些王朝都通过创新来扩充权力，比如制定成文法律和建立包括地区法官、税吏和军官在内的官方权威官僚机构等。但最终这些国家都没有维持到一个世纪以上：它们要么臣服于外部侵略者，要么毁于内部腐败，或者被两毒并侵。
其中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就是传奇性的英雄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他是公元前2700年左右乌鲁克城的统治者，人们通过《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ish）知道了他，他是其中的主人公。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故事作品，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写成。在这本书中，主人公貌似是一个暴虐的统治者。他最好的朋友恩奇都（Enkidu）曾经是他的对手，俩人一起参与过许多大胆的冒险行动，其中有些是反抗神灵的；但他失去了这个朋友。在选择了恩奇都的友谊，而拒绝了女神伊师塔（Ishtar）的求爱后，吉尔伽美什受到了惩罚，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神降下的疾病夺走了生命。死亡的冲击让吉尔伽美什踏上了追逐永恒生命的孤独之旅。在旅程中，他向乌塔那匹兹姆（Utnapishtim）发问，后者因从大洪水中拯救了所有生物的代表而获得了永生。乌塔那匹兹姆不肯泄露永生的秘密，但是他的妻子告诉吉尔伽美什，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吃了它以后人就能恢复青春。他找到了这株植物，但是在回家的途中，却被一条大蛇偷走了。“麦酒女神”西杜里（Siduri）提醒主人公，他的追寻是徒劳无功的：
吉尔伽美什，你为什么游荡？
你所寻求的永生将求而不得。
当神灵创造了人类，
他们就预言了人类的死亡，
永生只为他。
最后，饱受磨难却变得更加明智的吉尔伽美什返回了家乡乌鲁克城，在作为现世国王的成就中找到了些许安慰，这是一种隐喻的不朽。《吉尔伽美什史诗》详细描述了一个日常世界中的人变成了心有恐惧的祈求者，而自私的神祇除了要求他们的圣坛上摆满供品之外，很少对人类给予关注。《吉尔伽美什史诗》代表了一种文化，它相信永生专属于这些高傲和不友好的神祇。不幸的是，对于人类来说，尘世的种种作为在来生是不会得到任何奖励的，即使是最英勇的人也不例外。恩奇都梦到有这样一座房子：
……没有一个人从那里走来，
那里没有回头的路，
那座房子里的居民，
都被剥夺了快乐，
在那里，
他们含垢忍辱，
所食只有尘土。
恩奇都勾画出了一个阴暗的冥府，并展现了阴间的濒死体验。在那里，甚至连国王和祭司都憔悴不堪，没有希望，以灰尘和泥土为食。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饱受沙尘暴、洪水、城际冲突和外界攻击的侵扰，是不是这种现实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种黯淡的想象，在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这种身体上的不安全感，我们也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也可以催生一个强大的信念，让人们相信正义和奖赏将在来生得以实现。但不管是哪些因素组合起来，就塑造了人类第一个文明对于死亡和来世的观点，最后的结果似乎相当严重。
埃及：死亡是一个生命阶段
正如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地理因素对于古埃及卓越的政治和绵长的文明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北面的地中海阻挡了潜在敌人的进攻，两侧受到山脉和沙漠的保护，埃及人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过得非常富足、和平和稳定。埃及的治理方式与现代观念相悖，不太重视国际事务对国家富裕程度的影响，多个世纪以来，它这种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是其形成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关键因素。生在埃及、死在埃及是每个居民的愿望；似乎还存在一种担心，即那些在埃及以外地方去世的人就丧失了拥有来世的可能性。气候适宜，再加上尼罗河流域肥沃的冲积土壤以及河水定期泛滥重新冲积带来的新土壤，使得这个国家农业物产丰饶，不仅谷物、水果和蔬菜每年都丰收，而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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