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钟鉴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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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人格六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子人格六讲/牟钟鉴著.—北京：中华书局，2020.1
ISBN 978-7-101-13869-6
Ⅰ.君… Ⅱ.牟… Ⅲ.道德修养-中国-通俗读物 Ⅳ.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6730号
书 名 君子人格六讲
著 者 牟钟鉴
责任编辑 李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
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2 字数14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869-6
定 价 42.00元序言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三十余年，看到一批一批的各民族青年学子健康成长，毕业后在各地各领域发挥生力军作用，深感国家有光明前途，人民教师职业光荣。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正处在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从智力教育为主转变到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不容易的，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小学学生面临升学率和升名校的困扰，大学生面临拿学位、找工作的压力，都过得不容易。但是立德树人的大目标是明确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这个目标奋进。学校的德育课，有的由于脱离实际、教条气息较重，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效果始终不佳。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数千年中华文明培育出无数精英，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使之历久弥新，其秘密在哪里？我认为在道德教化。其中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提炼出“君子”作为人格养成的范式，成为道德自律和监督的公认标杆；二是结合做君子的道德要求，讲好中国故事，用历史真人真事，使道德理念呈现为活生生的人的言行，来感动青少年。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借鉴这一成功的经验，使德育教学活泼起来呢？于是我依据学习中华经典积累的经验，结合自己生活中学习的体会，也参考了一些论君子文化的文章，用数年的不断思考，构建起“君子六有”的理论框架，即：“一曰：有仁义，立人之基；二曰：有涵养，美人之性；三曰：有操守，挺人之脊；四曰：有容量，扩人之胸；五曰：有坦诚，存人之真；六曰：有担当，尽人之责。”随后又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作为例证，使之具象化。历史故事涉及的人物，从孔子、孟子、司马迁，直到现代革命家，共三十多位，他们都是中华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职守上的体现，都是君子人格的榜样。
以上就是本书的缘起。我希望它能得到老师们的关注和使用，对改变德育课的“教训”面孔和“灌输”方式起点作用，推动德育向唐代大诗人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迈进。当讲君子、学君子、行君子成为学校普遍的风气时，社会道德建设也会随之出现新的面貌，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原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祝安顺先生的关心、启示，责编李猛在编辑过程中认真、负责，遂使本书得以问世，谨致以诚挚的谢意。牟钟鉴2018年秋总讲一 “五常”“八德”的历史变迁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之大成，在整理阐释六经（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修《易传》）的基础上，创立了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
孟子继孔子之业，仁义并举，强调仁政、民本、士君子人格独立。孔子、孟子、荀子及一批儒家学者共同努力，为社会人生提出核心价值观和基本道德准则，形成中华民族重德性、重和谐的文化血脉和内在基因，这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儒家思想有常道与变道之别：“五常”是常道，尽管它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内涵是文明的结晶，具有普适性，数千年传承不息，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变道，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不适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
在帝制社会瓦解之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废止“三纲”，以“五常”“八德”为滋养，推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四”新文化运动抨击以“三纲”为代表的旧礼教是应当和必须的。但是文化激进派在“全盘西化”论和“唯科学主义”论支配下，掀起“打倒孔家店”的狂潮，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汉字取消论，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实行“文化自戕”，停止经典训练，使许多中国人，尤其知识界丧失文化自信，不知道“五常”是常道，不知道“五常”不应该打倒，也打不倒，否则礼仪之邦就要解体了；他们也不知道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载体，汉字如被废除，汉族将会离散，国家将无通行文字，古今将会断裂，害莫大焉。
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对传统要批判地继承，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文化之路，但扭转不了“欧风美雨”的大气候，中华传统美德的根基受到重创，中国人离孔子儒学渐行渐远，一些人变得重利轻义、重个体轻宗族、重争斗轻和谐，甚至道德滑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精神得到发扬，但受“贵斗”哲学的影响，批孔仍然在继续，“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运动时，传统礼俗一概被视为“旧文化”并遭到横扫，造成大灾难、大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人痛定思痛，意识到要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审视，把抛弃已久却仍然需要传承下去的优秀文化找回来，让它从游魂落实到民众的根基上，使中华精神发扬光大，重建礼仪之邦，用以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至今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发，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共识，也彰显出民族复兴路上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至于汉字落后论和取消论，已经偃旗息鼓，汉字展现出维系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巨大纽带功能、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成功跨入信息技术时代，汉字简化也由于诸多弊端而就此止步。
由于道德传统长期受损、市场经济缺乏伦理规范制约、拜金主义盛行、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歪风邪气的强烈冲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差距拉大，严重阻碍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运行。
痛苦的教训使主流社会认识到，现代社会依然离不开传统美德。一个强盛的现代中国，在成为经济、军事强国的同时必须是文化强国，如此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况且中华优秀文化可以也需要走向世界，为人类克服各种危机、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中国智慧。于是，以“五常”“八德”为底色的道德重建工程就严峻地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二 重铸君子人格、造就道德群英的必要性
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重建礼仪之邦？如何重建道德中国？
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四书五经”，它包含着中华道德文化基因，能将基本道德规范不断向社会辐射、代代相传；二是核心价值，主要是“五常”“八德”，它使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有归向、有共识，并通过移风易俗，广泛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道德自律和舆论监督的准绳；三是君子群体，他们是道德精英，具有“仁、智、勇”三达德，因而有感召力，能够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起模范带领作用。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经典是载道的，“五常”“八德”是述道的，君子是弘道的；经典需要君子活读活用，“五常”“八德”需要君子以身作则、带头践行；没有君子精英群体，经典和道德理念就无法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当前中国道德建设要抓四件大事：一是抓好教育，立德树人；二是建设职业道德，遵守行规章法；三是完善社区乡里管理，推动良风美俗；四是狠抓反腐倡廉，清整官德。
然而这四件大事都需要一大批道德精英去参与、去推动，没有他们的参与，“五常”“八德”还是游魂，还是口头或文字的东西，落不到实处。办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需要家长、教师品德优良、言传身教；健全职业道德，规范市场行为，需要儒商带领，业主以诚信为本；改善民间风气，需要各地社会贤达示范教化，凝聚民气；建设政治道德，需要清官廉官守正爱民，拒绝腐蚀，永不沾染。
这些道德精英便是孔子儒学着力表彰的君子。孟子强调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人们的道德觉悟总有先有后，那些有社会责任心的君子不会坐等社会风气变好，而能自觉地守道德、行道德，抵制恶风浊俗，用正能量影响周边的人，这样，君子越来越多，风气也随之逐渐变好。
官员虽是少数人，但他们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职责，对于道德风尚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其辖区往往有着主导性的影响。
因此，在依法治贪的同时，必须使官员树立以清廉为荣、以腐败为耻的荣辱观，不仅不敢贪，也不愿贪；《中庸》说“知耻近乎勇”，无耻则无人格尊严，知耻才能从根本上治贪。三 君子在儒家道德学说中的地位“君子”语词最早源于“君”这个古字。《仪礼·丧服传》：“君，至尊也。”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说文解字》释“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汉字图解字典》释“君”：“会意字，从尹、从口，像手执权杖，发号施令。”
可见，“君”字的本意是有权位的人，古史中有诸多称谓，如“国君”“君王”“君主”“储君”“平原君”“商君”等。“君”加“子”即“君子”，用以称呼“男性”“男朋友”。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这是“君子”用语平民化的第一步。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也是道德大师。他在创建仁礼之学的过程中，把“君子”这一概念进一步提升为形容道德人格的概念，从原来指向“尊贵”社会地位的君子，改变为主要指向人的道德品性，从而确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范式，把中华美德凝结在人的主体生命之中，使如何“做人”成为中华思想的主题，使“修己以安人”成为儒学精髓所在，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其贡献是伟大的。
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诸家，包括《易传》《礼记》，对君子之德都有大量论述。汉魏以降，直至近代，士林学人推尊君子人格者所在多有，渐普及于民间，遂成为久传不绝的民族集体意识。
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在发表于1914年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
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
又说：
孔子在国教中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这是一个精辟的论断。儒家把君子放在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的关键位置上。儒家认为依道德高低的层次，可将人分为四种：最高一层是圣贤，人伦之至，万世师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如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各个时代的大贤德者；中上层是君子，以德修身，严于律己，关爱他人，受人尊敬，人们只要努力修养便可成为君子；中层是众人，可称为好人，做人不突破底线、不损害他人，但不重涵养，难免有些不良积习；下层是小人，特别计较眼前私利，时常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以缺乏德行而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责备，但不至于严重违法。
在小人之下尚有罪人，已不属于道德舆论评价范畴，既缺乏德行又严重违法，如偷盗、抢劫、欺诈、绑架、杀人、作乱，需要绳之以法、齐之以刑。
儒家认为，以圣贤标准要求众人，标准失之过高，与生活距离太远，不容易起作用，或者出现伪善，便走向反面；如以好人作为道德标准，不是坏人便是好人，标准失之过低，激励作用不足。
孔孟诸儒之所以大声呼唤有德君子，盖在于君子既寄托了中华道德理想，又是可以效仿的榜样，它在人们面前不远的地方，只要好学力行便可到达。学做君子是儒家推行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四 儒家君子论内涵丰富
孔子及其弟子留下的《论语》，“君子”共出现107次，是诸用语之首。其特点是常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互相发明。
孔子对君子的品性、行事、戒惧以及在不同场合的作为，都有全面的、立体化的表述，背后也都有历史故事作为例证，用心良苦，以此为弟子确立一个如何做人的目标。
孔子一生开办民间私学，有教无类，培养出大批君子，为后世塑造青少年灵魂的教师群体树立了榜样。孔子论述君子与小人的话语中有两句最为典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喻”，晓也。君子从内心里认知正义和公益，以“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非义不为。小人则处处以个人私利的考量来行事。两者在价值观上没有共同语言：在小人看来，君子的道德坚守是愚笨；在君子看来，小人的损人利己是卑鄙。
由此引出在群己关系上两者的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讲仁重义，能够推己及人，尊重他者，包容差异，和谐共处，这就是“和而不同”；小人重利为己，喜欢拉帮结伙，唯我是从，钩心斗角，必然“同而不和”。
我们可以把“义利之辨”“和同之辨”视为识别君子与小人的纲要，如此，君子之道便会纲举目张，易于完整把握。
孟子和荀子论君子亦有多种表述，且新意迭出。如孟子讲：“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孟子很用心于君子之德的教育实践，其论士、论大丈夫亦是其君子论的精彩篇章。
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贮）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论君子，以“诚”为魂，抓住了要害；他强调君子在性情上一如常人，行为与民众交融，只是不偏离仁义这条中轴线。
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是对《易经》的理论解释，由儒道兼综的儒学群体所撰，其论君子颇多精到之处。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下》曰：“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当代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把“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视为中华精神的两个侧面：开拓奋进和海纳百川。
当代新理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修辞立其诚”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可见《易传》论君子影响多么深广。《大学》曰：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中庸》云：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和而不流。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大学》与《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朱熹将其拔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与“五经”同尊。《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是三纲领，而后才有八条目。“大学之道”，一是对应“小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而言，它是教人以穷理、正心、修己、济世的大道理；二是对应“小人”而言，它是教人学做大人之道，即君子之道，先立乎其大者。
大人与小人、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在于立志：大人和君子立志于“仁以为己任”，推行仁义于天下百姓；俗子和小人立志于求一己之私利，只求自己富贵荣华而置民生他者于不顾。儒家讲“修、齐、治、平”，关键在于修己而为君子。由此可知，君子之道在儒家价值观中居于崇高的地位。《大学》与《中庸》论君子，在要求上很严，君子不仅要“慎独”，还要治国安邦、遵循中庸达到“时中”即与时俱进、把德性与学问结合起来，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高度又切实用。
冯友兰先生家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来自《诗经》，表示他的哲学使命是探究古代哲人智慧以推动新中国建设；下联取自《中庸》，表示他的新哲学特色在于把天人之道与日用伦常相结合。《礼记》其他篇章，论君子所在多有。如《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曲礼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器》：“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祭义》：“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坊记》：“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表记》：“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以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论君子侧重于以诚行礼和教学为先，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不以己之长责人之短，乃是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义。
此外，《墨子》中也有论君子之言，如《亲士》：“‘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强调君子与众人的区别在于君子重义，故不把享受放在心上，而众人重欲，故尽力去追求。
儒家君子论又不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绝对化、静态化，而认为两者之差别是相对的、动态的。以义利之辨而言，君子并非不言利，小人求利也并非全然不对，这其间有个分寸的把握问题。
人皆有求富贵、恶贫贱之心，这是人性使然，君子与小人之不同，不在求利而在得之是否正当。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见利思义，得之以道；小人见利忘义，得之以非道。
例如，商人求利乃天经地义，守法诚信者即为君子，违法欺诈者即为小人，其严重者为罪人。现今人称儒商者，不仅能够合法经营，而且取之于社会又回报于社会，将部分利润用于公益慈善事业，这样的君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儒商多起来会推动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为人民的富裕生活做贡献。
再如，维护个人正当权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信仰自由、人身安全、知识产权等），非但不是小人，还能起到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有益于社会的正常运行。在此，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公义。再说，社会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君子群体和小人群体：君子如怠学不勤、意志不坚，就会下降为小人；小人如能见贤思齐、内省改过，亦可上升为君子。
人性往往是善恶相混的，有时道德理性增强，有时私心物欲泛起；有人七分君子、三分小人，有人七分小人、三分君子；在起落中彼时为君子、此时为小人，彼时为小人、此时为君子。一生定格于君子不变、定格于小人不变，这样的人也有，只能是一部分，而非全体。
孔子看到道德人格涵养的动态性和长期性，因此强调终生学习和修养的必要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之性都差不多，但后天积习将人的精神境界拉开了距离。他把仁德作为君子第一品性，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务必使亲仁、行仁达到高度自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他自己不敢以仁人自许，也不轻易许其弟子为仁人君子。同时他指出，一个人只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关键在于立志和努力，还要坚持不懈。
总之，在孔子和儒者看来，学做君子，是使人生光明磊落的事，是毕生修身的事，也是可以“下学而上达”的事，更是自利利他（“己欲立而立人”）的事，统称为“为己”之学，即能成全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五 儒家君子论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
孔子、孟子、荀子的君子人格论，经过历代儒者的传承发展，建立起中华文化中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的有效方式，形成社会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不断给予道德人物以有力的赞美、鼓励，给予不道德人物以批评、谴责。这种舆论超越政治与司法，也远远超出士林，弥漫于社区、乡里、家族、行业，具有巨大的惯性，作为文化基因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是君子还是小人，无须自评，也不靠官方宣传，民众的口碑自有公论，这是十分可贵的传统。
政治人物同样受这种道德舆论的监督，如岳飞移孝作忠、为国殉身，被公认为君子式的忠臣，秦桧被公认为陷害忠良的小人式奸臣，包拯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君子式清官。这种深厚的君子人格道德舆论，辅以法刑，成为稳定社会的巨大调控力量，不论朝代如何更替，推崇君子之风未曾消解。“五四”以来，虽然文化激进主义依然存在，在一些引导思想潮流的名人口中，中华传统文化被妖魔化为“吃人”的文化，“正人君子”变成被嘲讽的对象，“君子”渐渐淡出人们的集体意识，如果不加以重视，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道德的混乱和失序。有人认为，中国当时有内忧外患，急需改革者与革命家，因而君子人格已经过时。岂不知两者并不矛盾，恰恰需要结合，社会需要大批君子式的改革者和革命家。
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就是“士君子”，许多改革者和革命家正是因为受到孔子、孟子、曾子的鼓舞而献身于中国独立与解放事业的。抗日战争中的勇士和烈士，就是人们敬仰的士君子。
还有人认为：君子讲中庸，就是折中调和、不讲是非。这是把中庸与乡原（愿）混为一谈了。乡原是貌似谨厚，实与俗同流合污者，故孔子加以斥责：“乡原，德之贼也。”孟子进一步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孔子论中庸，是指君子行事无过不及、不偏颇，而以能否行仁爱忠恕之道为准则，故是非分明，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所以中庸是行仁的最佳尺度，一般人不易把握，故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正人君子既是人们日常道德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大患难和大变革时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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