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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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上）试读：

简介

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的手段，通常也是最快捷最有效果的解决办法。也可以解释为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古今中外的战争，概莫能外。

第一章　史海钩沉

王明家人文革遭遇：父亲遭鞭尸　八旬继母打得半死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病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法制委员会被撤销，改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6年后赴苏不归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罗马尼亚前总统：我在保证国家稳定方面做得不错

伊利埃斯库，1960年代中期从政，担任过罗马尼亚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部长、罗共中央书记。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伊利埃斯库领导的救国阵线接管了政权。1990年4月、1992年10月和2000年12月，他三次当选总统。2004年卸任后，除了著书立说，他仍然活跃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现任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布加勒斯特俱乐部主席等职。

伊利埃斯库第一次到访中国是1958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民主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他1950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力发电，和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李鹏同窗。在毕业50周年的时候，李鹏曾邀请伊利埃斯库参观三峡水电站。

2011年8月29日，81岁的伊利埃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俱乐部二层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访问。

孔寒冰：在罗马尼亚1980年代末发生的社会变动中，总统先生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证了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首先，你怎么看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突然垮台？

伊利埃斯库：1989年，不只罗马尼亚，苏东社会主义体系都在崩溃，这是国家官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时代达到了一种不可想象的地步，思想受到歪曲。社会主义应当提倡社会民主，群众应该能够监督领导人，但产生的却是超级的官僚、独裁。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清洗一空，几百万人被杀害。这些人主张发展经济，斯大林本来应该支持，却将他们关进了集中营和监狱。因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个秘密报告进行反思，但这个反思很浅薄，因为赫鲁晓夫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帮凶，也参加了残酷的镇压运动。他的报告没有反映真实的过程。后来，苏联社会制度还显露了其他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苏联对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入侵独立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与社会主义制度毫无联系，是背叛。其次，苏联社会制度的经济效率不高，特别是后来又恢复了斯大林时期以命令的方式管理国家经济的模式。这个根本的错误还是斯大林时代产生的，因为斯大林不理解市场经济，他把市场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出现了，产生于第一次社会分工出现的时候，猎人同农民已经有了商品的交换。后来，交换越来越多样化，不断发展，直至出现了货币以便协助各种商品的交流，经济生活也随之多样化了。资本主义所做到的是扩展市场经济，把劳动力也变成一种商品，作为交换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出现了阶级、冲突和斗争，终于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

孔寒冰：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崩溃的关键，有人则说是戈尔巴乔夫，你怎么看他们两个人？

伊利埃斯库：勃列日涅夫时代重新使经济管理僵化，管理国家的制度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改革的。这严重阻碍了发展经济、技术和新的工艺。那个时候，世界的两极——美国和苏联把军备竞赛搞上了太空，苏联不堪其负。戈尔巴乔夫上台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已经意识到苏联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要失败了。

戈尔巴乔夫有两个基本思想，一个是怎么使苏联的经济适应于市场，另一个是社会透明，以便让人们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把真正的民主引进来。他的本意是要用这样两个方法挽救苏联。2005年在意大利的一个讨论会上，戈尔巴乔夫称，在实行改革和公开两种政策20年和苏联解体15年之际召开这样的讨论会是很有意思的。戈尔巴乔夫的朋友中有一个著名诗人，他评价说，戈尔巴乔夫要用改革和公开来挽救苏联，虽然没有成功，但维护了世界和平。

孔寒冰：在罗马尼亚，有没有领导人想过要改变苏式体制？

伊利埃斯库：如果看一下罗马尼亚从1945年到1989年的经济发展，一半是受乔治乌·德治这个人影响的。乔治乌·德治其实是一个很残酷、很专制的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他用了斯大林式的方式来保障斯大林模式。他使用了很残酷的镇压方式，有一些领导人被开除、被杀害了。但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他动员一些开明的人跟他一起工作，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也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是在1964年达到的，他发表了独立声明，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用统一的方式来控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打算。乔治乌·德治和周边的那些人利用了苏联同中国的争论，德治宣布兄弟党和兄弟国家都应该坚持它们的独立性，他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罗共自己也有了很大发展，许多知识分子都入了党。齐奥塞斯库继承了德治的这个遗产。

齐奥塞斯库最能干，我们付的代价也最大

孔寒冰：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你怎么看齐奥塞斯库本人的悲剧性结局？

伊利埃斯库：为什么是乔治乌·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这两个人成为党的领导人？当时罗共内部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领袖应该在工人阶级当中产生。1944年，乔治乌·德治被选为第一书记就是一个例子。以前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罗共领导层有许多外国人，如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他们都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最后一个领导人福里什是犹太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匈牙利人。于是，我们提出了“党罗马尼亚人化”的口号，要真正让罗马尼亚工人成为党的领袖。曾领导过铁路工人运动，并因此蹲了12年监狱的乔治乌·德治正符合条件。

但是，最能干的、最有权威的党的领导人可能却是帕特勒什卡努，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是律师和法律学家，还在德国的莱比锡取得过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了几本关于罗马尼亚历史和工运史的书。帕特勒什卡努在推翻安东内斯库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乔治乌·德治并不喜欢他，组织了一次可耻的审判，称帕特勒什卡努（和他的人）为西方国家的走狗。斯大林去世之后，（1954年）帕特勒什卡努被处决。乔治乌·德治只是后来实行了一些开明的政策，才得到了人们的拥护。

齐奥塞斯库本来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连罗马尼亚语也讲不好。比他聪明能干的人多得是，但那时罗共要挑选一个工人出身的领袖。毛雷尔是工人出身，但他的威望不是最高的，波德纳拉希也是一个。当时，在党的领导当中有四位是工人出身的，好像齐奥塞斯库是最灵活的、最能干的一个人。结果，我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孔寒冰：为什么他能干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国家反而遭殃？

伊利埃斯库：起初还好，齐奥塞斯库继承了乔治乌·德治的比较开明的地方。他任用了以前的比较能干的一些人，毛雷尔、波德纳拉希、尼古列斯库·比耶，国家计划委员会有雷比里亚诺，还有经济学家安多列斯库，实行相对温和、开放的政策，经济上颇见成效。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建了一些新的工厂，发展了文化并使它们多样化。但没过几年，齐奥塞斯库就开始头脑发昏，自高自大了起来。

齐奥塞斯库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个人崇拜发展得很快。他旁边又有一些投机分子，一些像弗佩斯库这样的人。这些人都很聪明，但也很坏。弗佩斯库说，齐奥塞斯库是我们历史上的“大公”的继承人。毛雷尔在1976年就退出了领导层，而波德纳拉希早在1970年就退出了。因此，齐奥塞斯库周边都是一些对他尽说好话的人，这些人文化水平比较低，真正的知识也比较少，他们就是好啊好啊、对啊对啊，完全服从齐奥塞斯库个人。

孔寒冰：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带给罗马尼亚经济社会怎样的影响？

伊利埃斯库：到1980年代，罗马尼亚经济生活滑坡得很快，社会气氛压抑。斯大林式的警察国家的一些做法在罗马尼亚被恢复了。因此，罗马尼亚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趋势完全不一样。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那种和平过渡，在罗马尼亚不可能。齐奥塞斯库控制一切。甚至一谈起变革的想法、提出这样问题，齐奥塞斯库就试图采取压制措施。于是，当群众不满爆发出来时，齐奥塞斯库就倒了台。

孔寒冰：你认为齐奥塞斯库后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伊利埃斯库：齐奥塞斯库确实犯了罪，他当时很明确地下令对群众开枪。这一点使得罗马尼亚的革命同周边国家有所区别。齐奥塞斯库要承担主要责任，是他的一种原始的思想方式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齐奥塞斯库是作为一个恶人留在历史当中的。这段历史很复杂。2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两种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时期。1989年是某一个制度崩溃了，因为它的效益不高，是苏联的这种制度模式。它忽视一个根本的因素，那就是市场。它想以国家官僚主义、官僚制度代替市场。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也破产了

孔寒冰：你如何看待如今世界经济的发展？

伊利埃斯库：最近三四年来，世界经济又在经历另外一个考验。这种极端的看法把市场作为绝对的观念。西方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把市场神化了，反对国家的干预调整经济，认为市场一直以来就是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是靠着市场发展的，而世界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是由市场的发展来解释的。但是，市场自从存在以来就使国家社会极端化，矛盾激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主要的财富，而绝大部分人贫困化。新的自由主义想法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管理，这破产了。有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次制度危机，更是像1930年代那样的总危机。这次危机将会给我们提出另外一种方法、模式，来考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这些经验。

孔寒冰：这另外的模式是什么？

伊利埃斯库：曾经一直主张国家不要干预经济、管理经济活动的这些人，到了最后不得不使用国家的钱、国家的管理权来挽救他们的经济。布什总统历来反对国家干预，后来他也只能用国家的钱和权威来挽救一些银行，而本来就是这些银行造成了现在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许多事物的发展有其独特意义。但是复杂性仍然存在，而现在的这些经济现象都带有普世意义。国家本来是作为某个民族的机构、单位，起的是一种温和的、调整的作用。但是，考虑到全球的管理，需要一个类似一国政府那样的机构，但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性政府，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调整世界市场的领导机构，这是现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从两极到现在的单极，这次危机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危机，因为美国是单极世界的头。现在，它不得不依靠G20来纠正。

再谈一下“金砖四国”，即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巴西富有资源，而中国和印度人力充裕。这几个国家的总体力量大，它们将怎样发展，是现在世界面临的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谁都感兴趣地注视着中国经验的实质，也在考虑这样一个经验对别的国家会有什么用处。对于阿拉伯国家最近的这些变化，西方国家的那些制度不合适。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必须得认真考虑现在的发展趋势。

孔寒冰：你多次提到，斯大林时期也好，齐奥塞斯库也好，都违背了社会主义思想。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理解社会主义？

伊利埃斯库：社会主义本来是一个慷慨的思想，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的思想。

资本主义就是满足了掌握资本的那些人的要求，而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当然，有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也实现了比较公平的社会制度，像北欧的那些国家。瑞典的社会主义者就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范畴，他们一方面承认客观上有这样一个市场，但同时也考虑怎样纠正、怎样调整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后果。所以，他们确立了瑞典模式，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展到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它们都主张社会国家，提出社会保险，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帮助失业者、保证工作岗位等等。这些是1930到1940年代瑞典人做过的试验，瑞典社会党在1930年代到最近有过40年的执政经历。它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甚至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采用。因此，欧洲的这种社会经济模式比美国的好。美国是最富强的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拥有35%的世界财富。美国有最富裕的、财富最多的人，但那里最穷的人和不发达的、落后的非洲国家的相差无几。欧洲情况更平等一点，这是社会民主党那种理想的产物，是欧洲的社会经济模式。

现在右倾的党派和世界保守党派都集中力量攻击这个模式。他们认为社会国家是一个寄生虫，就是帮助、协助那些不爱劳动、不爱工作的人。我们在罗马尼亚也在同这样的党派的观点做斗争。现在的总统是一个很原始的人，他也不懂社会国家这个范畴的含义。

我努力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平稳

孔寒冰：在谈到罗马尼亚1980年代末社会转型的时候，中国学者特别关注你所起的作用。20年了，你怎么评价自己和救国阵线在当时社会转型那种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伊利埃斯库：本来我也是罗马尼亚社会原来那些发展变化的参与者之一，但因为与齐奥塞斯库发生了冲突，1971年2月，他刚把我从青年工作的领导人提拔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7月就把我撤职了。这是一次访问朝鲜的结果。

1970年，我访问朝鲜，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我同任何一个朝鲜人都没有过正常的交谈，不管是干部还是老百姓，我提出任何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金日成的语录。1970年的平壤已经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了，没有战争的残迹。看得出来工人、劳动人民是勤劳的，但政府是极权的。当时，我对齐奥塞斯库说，你怎么能把朝鲜看成榜样呢？这个国家，不管它发达不发达，这个模式是不可接受的。然而，齐奥塞斯库被金日成的制度迷住了。

孔寒冰：和齐奥塞斯库冲突，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伊利埃斯库：现在回头看，齐奥塞斯库把朝鲜的模式看成了榜样。回国后，他召开了一个思想工作大会，批评我有知识分子主义倾向。我问他，知识分子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齐奥塞斯库没法解释，但让我下放去改造。先到蒂米什瓦拉，后到雅西。最后让我离开政治舞台，到水利部做部长。不料又再次跟他发生了冲突。齐奥塞斯库修一条从布加勒斯特到多瑙河的运河，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因此，我的水利部部长职务也被免了，下放到一个技术出版社当社长。就是当技术出版社社长的时候，1989年革命发生了。

在以后的20年中，我只是设法努力保证平稳，因为1989年就像是一种崩溃，呈现出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各种各样的趋势都出现了，就连以前的那些资本家、地主都要求恢复他们的财产，一些右倾势力更使得罗马尼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所以，我努力保证国家的稳定，不管是社会、经济、政治方面都是这样。几年前，我结束了我的总统任期。回头看，我在保证国家的稳定方面做得还不错。

中国的民主该怎么建是中国人的一项长期任务

孔寒冰：现在你统领的党还在坚持刚才说的西欧式的民主社会吗？我想请总统先生谈谈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

伊利埃斯库：按照西方国家的见解，中国没有多党派制度。但是，中国领导班子设法使政治制度适应于国家的、社会的发展。

建设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现在美国所建设的民主还是原始的。他们以为民主只局限于民主选举，他们跑到阿富汗，跑到伊拉克，教那里人学美国的民主。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这些国家，不能一下子仿照西方国家的制度。

教中国应该怎样搞民主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人为自己找出适合于中国环境、历史的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那个时候有人向我介绍说，让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水平、识字是一个多么困难、多么艰巨的工作。由于汉字那么复杂，所以，有一段时间打算把汉字简化了或者用拉丁拼音，以便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水平。但是，取消汉字造成的麻烦、困难更多。中国人之间就不能通信了。所以，很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普通话成为各地人讲的话。只有到那时，或许才能采用拼音字母。所以，谈起民主的话，中国的民主该怎么样建设起来，那还是中国人的一项长期任务，西方的模式不适合中国。

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接班人的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梁漱溟所在的学习组恢复学习，梁漱溟又重新出现在学习组。不久之后，传来了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消息。

这时，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共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笔者：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非常害怕，没有一个人敢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梁漱溟开始没吭声，到最后了，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他说征求我们的意见，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会，好久不开会了，咱们一点意见都提不出来，好像我们这个政协委员有个脸面问题，意思就是水平问题。他说，我想我还是要提点意见。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

他说我这个人，对这个法，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这个了。我看过英国的法，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法，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宪法有欠缺，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拿林彪来说。林彪那个时候并没有出事，在台上，他还并不知道林彪有什么错误。他说总纲上还写着接班人林彪。哎，我声明，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不能有，中国可以有，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第二条意见，说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也不好。一国总应该有个元首，我们原来宪法就有国家主席，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没有元首；国家主席还是要，应该要，谁当，谁来当，那是另外一回事。

提完以后啊，当时会场上的情绪，鸦雀无声，情绪紧张，你看我，我看你。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这个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要砸烂狗头的。那个时候时兴这个话。

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采取了应急措施。

笔者：于树德说，他这个话，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别说，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他就说了这话。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受批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上边有电话通知的，那就是总理办公室的，应该说是周恩来的意思吧，说某某人思想反动，利用这个机会放毒，不要纠缠，不要跟他纠缠。这样，这个事就放下来了。

1971年9月，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也没有再提起。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此后不久，《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了梁漱溟。

宪法本身产生，它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个宪法有欠缺，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拿林彪来说。林彪那个时候并没有出事，在台上，他还并不知道林彪有什么错误。他说总纲上还写着接班人林彪。哎，我声明，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不能有，中国可以有，这个谁要找接班人，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笔者：因为他是个儒家，所以一开始搞批林批孔的时候，他没吭声。别人说，他一句话也不说。别人问他，他说不是我不说，我一说出来，跟时下这个运动有碍。别人劝他说，你只要批林批孔就好。他一笑，说，我说的是批林批孔这个内容，但是我跟你们说得不一样的。结果大家一定让他说，最后他接受了，他说，好，你让我说，可以，你得给我时间。给多长时间，问问他，他说你给我两个半天时间，我讲。

1974年2月24日，是梁漱溟发言的日子。

笔者记得，这一天，梁漱溟显得特别郑重。

笔者：他那天很特别，把自己的中山装穿得笔挺啊，还拿了一个教授的皮包。因为解放以后他没当过教授，这次好不容易当了一回教授。这个印象，这个细节特有意思的，过去从来没有看到他拿个教授的皮包。他讲得很长的，批林批孔这个事情，他说是个政治运动，涉及孔子，涉及克己复礼梁漱溟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台下很安静，没有人打断。我已经二十余年没有登过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梁漱溟发言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

笔者：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离开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2500年，下启2500年，特别是下启。这样的人物，你说他一无是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梁漱溟如此评价孔子，立刻遭到了质疑。人们追问他对批判林彪的态度。

笔者：我认为像林彪这样的人是没有路线的这是梁漱溟的话。没有路线的。为什么没有路线呢，因为我对路线有个定义。路线，政治路线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民族的公开主张，这个就不管他是对是错都是路线。毛主席有革命路线，大家都在学，都知道。这是梁漱溟原话说刘少奇，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这也是路线，他都公开讲的。甚至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他也是公开主张的啊。说彭德怀有路线都可以，唯独林彪没有。那林彪没有路线，你怎么批林彪，怎么批啊？他说我说几句话，就是我批林彪啊，林彪不是人，是个鬼，这就够了。

如此一来，梁漱溟又多了一个罪名。替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反党分子辩护。政协批判梁漱溟的运动立刻升级，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批林批孔兼批梁”。

笔者：批判嘛，批判力不够，干脆搞大，军代表、统战部和政协军代表组织，搞大，搞成大会，200人大会。大家上台讲，其实内容都差不多搞了好长好长时间，差不多一年吧。搞完以后呢，梁漱溟也不检讨，让他检讨他也不检讨。他说，完就完。他天天洗耳恭听，你怎么说都可以。他还有一个特点，批判中间一休息，他就打太极拳，你怎么批都可以。

梁漱溟的太极拳，从春天打到了冬天。局面就一直僵持。

笔者：到了最后，回到学习组，学习组那个时候有二十来人。在学习组中，王芸生、于树德都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搞了这么久，从4月份到9月份，到秋天了，冬天都快到了，对你自己就没点触动，你就没有想想这个事你是怎么考虑？他不说。后来几次问他，他说，我说几句话啊，这个孔子有句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就是我这个志。我就坚信我的理性，我的理性，我是坚信不移的。你们不管谁，没有充分的一种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不能改变。

这一场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又不了了之。

1974年9月，毛泽东有过一个批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很多人认为，这个批示，隐含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保护之意。80年代，笔者把这个批示告诉了梁漱溟。梁漱溟听后是一种既严肃又欣慰的神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薄一波的预言

同很多干部群众一样，薄一波打心眼里敬重毛主席。为什么呢？答案自在他们心里。然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当时和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变化，确是一个悬念，明智的干部群众则决不会感到“悬”。是逐渐被淡忘或看低？还是怀念之情越来越浓？影响越来越深远？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智慧、意志和品格越来越受到敬重？清醒者选择的是后者。薄一波即是当年的清醒者，他的预言确实令人信服：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会随着岁月的飘逝越来越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专程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在滴水洞，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坦言：“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客观地说，先前和当时毛泽东的地位够高了，为世界所折服，可他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高。有这独到的眼光，有此深邃的认识在当时难能可贵。有人早就看不顺眼毛泽东，排斥毛泽东，想从历史的长河中挤出毛泽东，甚至把毛泽东思想也丢掉。可有人坚决地捍卫毛泽东，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断发展这一思想。历史和人民不仅会记住这些伟人，还会记住继承伟人事业、全力发展人民正义事业的真正勇士。是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毛泽东思想会给人越来越多的启迪，正义事业会因受益于伟人和他的思想更加红红火火。贪婪者、掠夺者、黑心者会越来越痛苦地哀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

薄一波为啥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并预言今后毛泽东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因为毛泽东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伟大思想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党的事业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制度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剖析”，“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尽管他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但信念依旧，曾对子女说：“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有意思的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靠自己的品德和能力当了“中央领导”，也深爱毛主席，并孜孜地践行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条路上，他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叶剑英《八十抒怀》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诚然，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人民心中，毛泽东已经不仅仅代表毛泽东个人，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军队、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古人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毛泽东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人。毛泽东永远活在中国和世界人民心中。

毛泽东重要的历史地位，不但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同时也得到党外人士的认同。梁漱溟这位因五四运动后尊孔而闻名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山师祖，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诤友，1953年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文革中又一度受冲击。1980年，写梁漱溟传记的美国作家问他：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他既没讲孔子，也没讲别人，而认为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也曾犯错误。“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一位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思想上与他有诸多不同认识的老学者也有如此认识，可见“毛泽东”几个字是如何打动人心。即便在今天，有人将农村家乡老人接到北京玩，会发现父母把“玩”的地方忘得干干净净，又去“看毛主席”。实际上十几年前来京就已看了“毛主席”。其实最为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在人民心里！

宋庆龄·一个寂寞的女人

她，是个寂寞的女人。

从青春，到老死，孤独是她唯一的伴侣。

22岁的时候，她从窗子爬出来，嫁给了一个50岁的已婚男人，为此，父母抛弃了她。

32岁的时候，这个男人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漂泊在人间。由于身份特殊，这个美丽的寡妇没有再婚，也没有任何男人敢跪在她的面前，送上一朵玫瑰花。

88岁的时候，她也死了，戴着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光环，孤独地走向黄泉。临终前，她再三告诉秘书：“千万别把我和丈夫埋在一起。让我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吧，我想陪陪他们。”

于是，她的骨灰，便埋在了上海万国公墓，守候着她的，是她的双亲，还有，伺候了她60年的老保姆。

这个女人，姓宋，名庆龄。她的丈夫，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当宋庆龄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时，就迷上了他，这个男人又老又矮，其时，正在东京流浪。但，崇拜英雄，是少女的天性，孙中山一米五九的身躯，在美丽的宋小姐看来，竟是异常的伟岸。

不知道自己究竟爱不爱他，或许，也没有人能分清爱和崇拜的距离有多远，宋小姐看到这个男人，就知道自己完了，自己的一生，将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

在宋庆龄的眼中，孙中山不仅是丈夫，更是自己的老师。她告诉挚友：“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我从他那里都能学到很多。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呵呵，学生？这难道只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吗？

宋庆龄的父亲，是孙中山的铁哥们儿，这个颇为开明的绅士，却无法接受女儿的选择。是孙中山年龄比自己还大？

还是他太了解哥们儿孙中山的性格？

有一天，宋庆龄的父亲找到孙中山的住所，他跪在孙中山——自己的女婿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哀求道：“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说罢，他痛哭离去。

那一刻，时间在静止，孙中山，这个伟大的革命家，或许，心也在颤抖。

伟人也是人，除了革命，孙中山最爱的也是女人，特别是像宋庆龄这样美丽、年轻的女人。当朋友们知道孙中山和原配老婆离婚，准备另娶宋庆龄的时候，大家纷纷劝阻。但，一向温和优柔的孙先生，这次，却坚定的异常。“不，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他这样对朋友们说。

说的时候，他的阳刚，能让全世界女人，无数次的动容。

每读于斯，我心黯然。

可惜，上苍对真正的爱情都是刻薄的，孙中山的爱情，只拥有了十年。十年啊，仅仅三千六百五十天，孙中山便舍弃了自己的宝贝，撒手西天。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醒过来时候，看到无助的娇妻，便使出最后的力气，牵过宋庆龄的小手，吻在嘴边，说道：“亲爱的你不要悲伤，好吗？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宋庆龄哭答：“我一切都不要，我只要你”。她言时哽噎，泪如雨下。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走了，

走时，他双眼仍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娇妻，紧紧地盯着，死不瞑目。

宋庆龄用手合上自己丈夫的眼睛，她那苦苦的泪水，流在孙中山的脸上。

自此，这个美丽的女人便开始了寂寞的一生，一直到1981年5月29日晚上8时18分，她也死去。便，不再寂寞。

第二章　历史回忆录

日本以帮辛亥革命为名削弱中国

近日，在一次关于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上，听到一种论调：“日本帮助了辛亥革命”，不禁引发笔者的一些思考。

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的辛亥革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确实存在过很密切的关系：大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毅然投身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一批热心友好的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国内革命家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热心朋友，这一切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结果。因此，如果说很多日本友人帮助了辛亥革命，这应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说日本帮助了辛亥革命，那就需要做一番分析了。

首先看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里容许中国革命志士在日本活动？其背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于1896年与沙俄签署了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了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了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了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了同盟会会刊《民报》。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坚定地站在清政府一边。1911年10月中下旬，由陆军省主持、三井物产等三家公司组成的“武器出口组合”出面，日本政府卖给清政府大量武器。

事实上，向中国出口武器的第一主角是作为日本最大财阀三井财阀的核心企业三井物产。该公司不仅向清政府出口武器，而且也通过其职员与革命党的关系，向革命党出售大量武器。三井物产还在革命党感到“财政穷困至极”之际，多次策划向革命党提供借款。那么，日本财阀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里向革命党提供武器呢？其背景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武器，特别是枪炮制造技术异常发达，产能过剩，所以政府采取向海外出口武器的方针，委托三井物产销售武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各式枪炮产能又扩大了数倍，预计战后生产过剩会愈加严重，“除向海外提供武器外，无其他良策”。然而在1907年以后，由于面临德国克虏伯公司等欧洲武器厂家的竞争，日本对华武器出口急速减少。此外，欧美将武器出口与提供贷款结为一体，而清朝各级衙门虽想购武，却缺乏资金，也使得日本武器商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于是，三井物产也开始采取“贷款给对方，以便对方购武”的方针。

由此可见，三井物产向革命党提供武器主要是为了通过出口赚取高额利润，同时利用革命党缺乏资金的弱点，采取借给对方钱让对方购武的方针，谋取更大利益。例如在“汉冶萍公司借款”协议中，三井物产要求“革命政府将来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矿山、铁路、电气和其他事业时，同等条件下优先三井”，而在“满洲租借计划”借款协议中，三井物产公司职员甚至奉日本政府旨意向孙中山提出如果（您）有将满洲托付给日本，作为补偿，日本提供“特种援助”的要求，日本方面一定予以满足，对此，孙中山以“现在已经失去了时机”为由表示了坚决拒绝的态度。如果说前一个借款方案是出于为本公司谋利之动机，那么，后一个借款方案已成为以“帮助中国革命”为名，积极配合当时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行为了。

如果不问动机，那么，日本从政府到财界到民间人士，确在一个时期内客观上“帮助”了辛亥革命，特别是三井物产，曾在一个时期内是革命党重要的武器提供者。但是，无论是支持革命党还是清政府，日本统治者在当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削弱中国，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最后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陈伯达与斯大林用俄语交谈遭毛泽东训

陈伯达来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双筷子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件，你看过吗？”“什么文件？”主席感兴趣地问。“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找来我看看。”“可以。”说着他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于是便小声地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说：“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军渡江作战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主席马上答复：“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

不一会，陈伯达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待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

他们吃饭时间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表示：“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献都征求他的意见。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两批陈伯达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一旦出了问题主席的批评毫不客气。主席访苏时，一天，斯大林会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当时陈伯达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对起话来。

斯大林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训斥陈伯达：“你是个共产党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我回到主席房间，对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

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找，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回来后，他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顿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有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主席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实际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吸取教训。“伯达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后来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

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

我和主席说说笑笑，一会就走到陈伯达家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又敲了一阵门：“伯达同志开门啊！”

不一会，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主席说着就往屋子里进。“还好，还好。”陈伯达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走进陈伯达办公室：只见东西不多但很乱，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动手归拢书刊。“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接过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你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

他与主席讨论的观点被提炼到宪法中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也很关心他。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搞点吃的，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搞饭？”“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有，是给主席准备的。”“主席让我给伯达送去。”

田师傅便把给主席备用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我敲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休息，还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解释说：“这是主席让我送的。”“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你先用。“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激动地说。

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

胡乔木

主席让食堂给乔木改善伙食

胡乔木1948年在西柏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主席的大秘书中，当时第二号人物应是胡乔木。

七届二中全会为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制订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乔木从主席秘书、宣传部和新华社领导的角度参与全会工作。

中央机关从西柏坡搬家到北平途中，我负责机要室的车的看押，同时照顾主席、子龙、乔木等领导同志的孩子。一路上，乔木和他爱人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使我感到很温暖，很融恰。

在双清别墅，初入中南海时，乔木和伯达、家英等经常在主席那里。

一次乔木在主席办公室研究问题，总理来找主席有事，乔木主动退出回避。等总理办完事走后，主席才发现乔木没在屋，就按电铃召我，我在会议室里发现乔木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太疲劳了，我没马上叫醒他，只是把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对，让他睡一会儿吧，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过了一会儿，主席出了办公室散步，他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在院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着急了，让我叫醒乔木。

我来到会议室轻轻叫醒了乔木。乔木醒后，拍拍脑袋，后悔地说：“我怎么睡着了，真误事了！”他快步向主席办公室走去，又开始了工作。

主席对秘书是关心的，他曾对叶子龙说：“这段时间乔木、伯达等同志太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你告诉食堂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

一天夜里我值班，主席按电铃传我。我马上到主席卧室，见他穿着睡衣来回走，看我进来，说：“叫乔木来。”

我马上回值班室往乔木家打电话，是他夫人谷羽接的。我说主席有急事，请他马上到主席处。乔木匆匆忙忙来到主席办公室。“乔木，你怎么搞的，昨天让你修改的材料怎么还没给我？”“我亲自放你桌子上了，是不是别人收拾东西给动了。”“我怎么没看到呢？”主席半反问半自语地说。

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急电走来，见对主席说：“有份急电，你先看，我们一起找。”主席很快看了电报，签字后交叶子龙，又说起埋怨的话。叶子龙放好电报，说：“白天我看到报纸下有一份材料，是不是夹在哪报纸那里了。”边说边一张张翻报纸。

果然，叶子龙在一张报纸里翻到了那份材料。主席脸上露出笑容：“还是子龙有经验啊！”“乔木，这事不怪你，是我错了。”主席回头说。乔木紧张的表情平静了下来。

1949年6月，主席和乔木等正忙于筹备政协会议。乔木负责主席秘书工作，又负责宣传和新闻工作，十分繁忙，而且他是很多重要文件、材料的主笔，如著名的《共同纲领》就是他反复修改定稿的。期间他感冒了，连着两天没到主席处，主席有些着急了，因会议正在节骨眼上，他离不开乔木。大概是乔木感冒的第二天，他怕传染给主席，就让机要室的同志把材料送给主席。主席虽然拿到乔木转的材料，这和一起交流，随时询问，并一起研究问题大不一样。他着急地对我说：“乔木是累病的，但是现在我离不开他，我们看看他去。”

我陪主席来到乔木办公室。“乔木，把你累病了，看过医生吗？”一进门主席关切地问。“主席，我患的是感冒，不碍大事，能坚持工作，只是不能到你处，怕传染给你。”“工作离不开你啊，边治疗边工作几天吧。”主席说完又指示我：“告诉王鹤滨大夫，一定治好乔木的病。”

乔木与主席一起改了一首歌

工作第一，又互相关心。主席对乔木这样，乔木对主席也是这样。一天后半夜，乔木拿着一沓稿子匆匆来到菊香书屋，说请主席审稿。我说主席刚服药睡了，先别打搅他了。乔木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拿着稿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来回走，也不和我说话。

过了大约20分钟，徐业夫拿着急电也来了。我把主席刚睡下和乔木也在等的情况告诉了他。“你也有急事？”徐业夫问乔木。“有一份明天发表在新华社的电稿请主席审定。”乔木答道。

我看看两人着急的样子，怕挡驾时间长真误了事，我要负责任，于是问他两人：主席睡了40分钟了，你们一定叫还是不叫？“还是惊动主席吧，因为事情太急了。”徐业夫是主席的老秘书，知道事情如何处理。

于是我带他们两人一同进主席卧室。我轻轻说了一声：“主席，有重要事向你报告。”大概安眠药正发挥作用，主席没被叫醒。我一边拉被角一边再次大声喊主席，才把他叫醒。“真是没办法啊！什么事？”他似乎还没全醒过来，半闭着眼睛说。

乔木递上新华社的电稿。主席坐在床上，接过稿子，这才完全醒过来。“这一稿改得好，可发。”说完用铅笔签上字。

把稿子退乔木后又接过徐秘书的电报，他看两遍，皱皱眉头，才签了字退给徐业夫。

主席休息不好，总理规定谁都不能打扰主席睡觉。后来主席说：“有重大问题需要我知道、我决定例外，否则拿工作人员是问。”

19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叶子龙、胡乔木的孩子与主席的孩子李敏、李讷在玩耍。主席起床后正吃饭，孩子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后问李讷：“你们唱的什么歌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李讷理直气壮地回答。“这句话不对啊！”主席纠正说。“爸爸，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就这么教我们唱的。”“李讷，和你爸爸争论什么呢？”乔木从外边进来听到他们在争论就问道。

李讷抢先说了自己的理由，主席用商量的口气对乔木说：“你来的正好，我看这句歌词真应改一改。你们想想先有共产党还是先有中国？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嘛。”“主席说的有道理，这首歌在延安时就这么唱的，已经习惯了。”乔木考虑了一下说。“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不能这么唱了，有错就改吗！”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新中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乔木一边思考一边说。“好，加个新字就行了。”主席受乔木启发，就这么敲定了。乔木也表示同意。

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一直唱到现在。

乔木为帮助主席起草宪法累趴下了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带了一个小班子，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临走时乔木对我说：“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机灵的马武义说：“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准没错。”

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叶子龙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当然要见，请她来。”主席痛快地说。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

他请主席来打牌，主席也“耍赖”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主席心情不好。这一天，经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筹划，吃了长寿面，看了电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正在玩扑克，叶子龙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练字呢。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主席，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就缺一个人了。”我怕主席不来，只好说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说；“这么严重，非我莫属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马上重新组局，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师哲和主席一伙儿。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玩了一圈，果然他俩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对师哲说：“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对，我们要立规矩，不能玩赖，否则不算。”师哲明确提出问题。

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把开始了。我站在主席身边，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主席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并扳回了败局。叶子龙产生了怀疑，也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啊！”“大家都应提高警惕！”主席高声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叶子龙大声说：“主席肯定搞鬼了。”“你们才搞鬼了，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主席也不示弱。“李家骥可证明。”叶子龙强硬地回答。“李家骥只能证明你们搞鬼，对吧？”主席坚决回击，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

我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我只能“装傻”。“都没捣鬼！”我高声说。

在场的人都笑了。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主席工作太累，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会儿，是我们工作责任，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主席更不高兴，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好吧，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主席也平静下来，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我回答说。“从哪儿买的呢？”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我有表，没买。”叶子龙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

“南乔留姓　北乔留名”毛泽东断名两“乔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乔冠华从广州去了香港，在《时事晚报》当主编。他以“乔木”为笔名，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共写了近100篇文章、50多万字。乔冠华的文章，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功底深厚，分析形势，切中要害。在香港乃至大陆引起强烈反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其文章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国民党当局竭力封锁消息不让中外记者知道。1945年8月28日上午，也就是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的这天，时任《新华日报》编委、国际述评专栏负责人的乔冠华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去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戏称“乔老爷”。“乔老爷”的雅号经毛泽东这么一叫，很快在重庆传开了。

在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乔冠华十分熟悉的人，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在延安被誉为中共“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抗战时期，胡乔木以“乔木”的名字，经常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与南方《新华日报》的“乔木”遥相呼应。这次在重庆，南、北二乔终于相会了。为了工作需要，两人中必须有一人要放弃“乔木”一名的使用。但两人对“乔木”都情有独钟，谁也不肯放弃。结果，“官司”打到了毛泽东那儿，请毛泽东定夺。“南乔”乔冠华对毛泽东说：“我本就姓乔。身高一米八三，就像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北乔”胡乔木则说：“我的名字就叫胡乔木。此名自然非我莫属。”

毛泽东不亲不疏，秉公“调解”。他问乔冠华：“你原先用什么名字？”乔冠华回答：“冠华。”

毛泽东一锤定音：“这个名字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自然姓乔。”他又对胡乔木说，“你仍可姓胡，保留乔木一名，就叫胡乔木吧！你们两位意下如何？”

南乔留姓，北乔留名，这真是极妙的办法。乔冠华、胡乔木双双接受了毛泽东的“仲裁”。后来，毛泽东作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他对南、北二乔的厚爱：古有大小二乔，今有南北二乔……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

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女儿忆胡乔木：《沁园春·雪》不是我父亲写的

11月10日，北京万寿路两侧高大的乔木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一路前行，胡木英家就在前方。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

在一排排中直机关的住宅楼里，胡木英家并未显得特殊。墙上的胡乔木伏案照高悬，仿佛告诉我们并不为人所知的父女往事。“父亲不健谈也不很爱聊天，散步时也不大理我们，总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69岁的胡木英快人快语，不似传说中乃父的沉默和内敛。

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从毛泽东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对其所知甚少。

毛泽东点名招秘书：“乔木是个人才”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

此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父亲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一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对于当时的场景，胡木英说，“母亲亲历了这个过程。”

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1941年秋天，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木英对父亲的延安时期知之甚少，一方面当时年纪小，一方面是“父亲忙着工作，并不在家里待着，在家的时候就是写东西。”不停写东西的胡乔木有件事情让女儿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延安的窑洞家里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桌底下放了一个炭火盆，脚踩在炭火盆边上，暖和一点，结果有一次他写着写着就忘了，就把鞋子给烧了。”《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创作党史中的《史记》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8岁的胡木英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办公。”

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工作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木英至今记得1954年的一天去毛泽东家看电影时的情景。“那天傍晚，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接电话才知道是主席打来的，邀父亲到他家看电影。父亲带上我去了丰泽园”。

放映的影片名叫《葡萄熟了的时候》，这是一部刚刚摄制完的国产片。

胡木英跟父亲去毛泽东所在的丰润园“菊香书屋”看电影这是仅有的一次，更多的时候是胡乔木接到电话后就去领任务。于是，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胡乔木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

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为中央写的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乔木家又搬到了怀仁堂南面的颐园，与彭德怀住的永福堂正好是前后院。

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记忆深刻，一次她随父亲到彭老总家，看到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县、区、公社，甚至更小的区域单位，都标得清楚细致。“我后来才知道，军事地图才是那样详尽的”。《中国经济周刊》：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胡木英：他在世时从来没人提。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个说法。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党内几十年文件都是通过胡乔木的手，他确实是党内第一支笔，因为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还是用他合适。邓小平也有理由，因为过去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有乔木就有饭吃”，就是能写出东西。

毛泽东探视后没再被迫害

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胡乔木从而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乔木幸运地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中去，“文革”后可以“旁观者清”的身份为毛泽东下结论。“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见了最后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然而，病休的胡乔木在“文革”初期还是受到了冲击。

1967年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的红卫兵们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

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之后就是持续的揪斗、抄家。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

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你父亲给江青写过效忠信？

胡木英：他跟主席这么多年，对主席有很深的感情。主席去世后，他想最后与主席告别，四人帮不让去。他就给江青写信，但江青还是拒绝了。文革后，这又成了他的罪状，被人抓住，说“你给江青写效忠信”，反对起用他。“没读过四大名著，不算合格中国人”“我小时候不是特别爱学习。父亲也不要求我们拿什么第一，只要肯学就行了。只是有时间就向我们推荐一些中外名著和讲自然、历史等优秀科普类文学等作品。”

胡乔木说，没读过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国人。“我那时候不太喜欢《红楼梦》，就爱看《水浒传》、《西游记》里打打杀杀的很是过瘾。父亲从不干预我们看什么，就让我们多看书。”

胡木英对父亲说，自己只读过《水浒传》和《西游记》，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胡乔木告诉女儿，“主席把《红楼梦》读了几十遍，对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和细节，都非常熟悉，常信手拈来其中的故事加强说服力”。

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种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

胡木英回忆说，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父亲只要一去外地，从不去逛街，就去旧书店淘书，每次回来都带几摞书。”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1995年12月，胡乔木生前藏书分别捐赠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江苏盐城市。

胡乔木的藏书一度成为负担。“文革”期间胡乔木从中南海搬出来，要找房子，“他别的条件不要，只要书能装下来。后来费了好大劲，特意找了南长街123号的房子，那里有大房间，可以放书，为此还特意把地板加固，把书搬过去”。

胡木英：父亲总在奋笔疾书

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座灯前，不停地写，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他不健谈，不是很能聊天。如果能够跟我们聊天，就是讲一些自然知识，比如看见树，就讲一下树的名字、特性，还有讲讲这些花叫什么，给我们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他不说话，那一定是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文革”期间，我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我们孩子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父亲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孤独，但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我帮他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会说“这才像家啊！”

第三章　毛泽东身边的人

我死不足惜：杨开慧临刑前遗言毛泽东

1959年国庆，北京，中南海。辽宁部队歌舞团编排的大型舞剧《蝶恋花》正进行汇报演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观看。演出期间，毛泽东多次给予热烈的掌声，随后，又先后五次观看演出和接见演员、创作人员。他老人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寄托对杨开慧的深深哀思和无限怀念。也许是天地有灵吧！199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60周年的时候，杨开慧汉白玉石像安放在杨开慧烈士陵园。石像揭幕那天，当覆盖石像的红色绸布徐徐拉开的时候，刹时天空中霞光万道，一群群蝴蝶围绕着石像盘旋、起舞，好一幅壮美的“蝶恋花”图景。成千上万人目睹了这一奇异的自然景观，惊叹不已！当历史跨入今天——公元2005年，抚今追昔，当我们沿着毛泽东和杨开慧革命与爱情的足迹寻访时，无不为之感叹、激动、肃然起敬。

相识

1913年初春，古城长沙，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走来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看上去不过二十岁。灰布长衫，左手一把桐油竹伞，右肩挎一个蓝布包，黑色的粗布鞋，从鞋上的尘土，可以看出，年轻人远道而来，风尘仆仆。

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几天前，他从朋友处听到一个消息：湖南省第一师范发出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他急匆匆地赶来报考。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同时，年仅12岁的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迁居长沙，住在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天鹅塘“板仓杨寓”。教师中，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但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在杨家，毛泽东是常客。遇到不懂的问题，毛泽东总是登门求见。杨先生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无束纵谈天下大事，谈论治学之道，气氛十分热烈。这时，杨开慧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很少插话。毛泽东颇有见地的宏论，壮怀激烈的情感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地拨动了杨开慧的心弦。后来，杨开慧也参与了讨论。话越说越近，心越贴越紧。他们之间朦胧的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从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共同渴望和追求开始的。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送给杨开慧的不是鲜花和蜜语，而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日记和文章。杨开慧同样是用慧眼、心灵，阅读、感悟毛泽东的日记和文章，学习他的思想方法，领会字里行间跳跃的人生火花。

客厅里的讨论和交流越来越频繁，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思想、情趣、爱好也越贴越近。有一次，毛泽东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他在文中写道：“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了一个响亮而新鲜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潜心实践心中这个强烈的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沐浴；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河湖泊，他去搏击风浪。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杨开慧也坚持冷水浴、深呼吸、常吃硬食等锻炼方法。她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度过了五年的学习时光，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而与此同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此刻，一种说不清的依恋之情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心中潜滋暗长。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长沙第一次惜别。

相恋

1918年8月15日，一辆北去的列车从长沙出发驶向北京。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毛泽东的心就和火车一起跳动起来。这是他带领新民学会24名会员为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长途远行，对于毛泽东来讲，胸中还别有一番情愫在牵动，他马上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杨开慧了。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和蔡和森、罗学瓒等人住在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是来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筹措路费四处奔波。”

在毛泽东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第一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都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了。事情有了着落，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为了主持以后几批湖南青年赴法事宜，毛泽东决定暂时留在北京，但盘缠所剩无几，维持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必须尽快找一个立足之地获得生活来源。

于是，他找到了杨昌济先生家。当他要求杨昌济为自己找个立足之处时，杨昌济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昌济来到学校，见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把毛泽东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请他设法。李大钊沉吟一会，说：“第二阅览室缺人手，就不知你介绍的人愿不愿意。”“肯定会愿意。”杨先生替毛泽东表了态。

毛泽东来到第二阅览室。听介绍，他的工作是登记所订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每天来阅报的人的姓名。李大钊似乎有些难为情地说：“润之，这项工作很轻松，工资也少，每月只有8块银元。”“够吃饭就行。”毛泽东说。一直以来，毛泽东在物质享受上，不同别人比，只与自己的过去比。8元，同教授的二三百元相比是少了，但他很满足。

上班后，毛泽东感到很惬意。报纸来后，他可以先睹为快，这在长沙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尽管地位低微，常受到一些名流的冷遇和白眼，但有幸身处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有机会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朝夕相处，时常感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波翻浪涌。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俄罗斯研究》以及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革命书刊，接触了许多革命青年，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实际。

在心心相映的接触中，杨开慧陶醉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梦想之中。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是那样富有个性。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他“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因此，当毛泽东要去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1919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相知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和杨开慧积极投身于这一滚滚的爱国洪流。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著名刊物《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号召广大民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北京的杨开慧每次收到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都会激动不已，她完全被毛泽东“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那激扬文字的反潮流精神振奋了，鼓舞了。她摒弃封建的旧文体，坚持用白话文写作，抨击弊政，同封建势力决裂。毛泽东和杨开慧共同的心声汇聚成了时代浪潮的一声声呐喊。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北京，杨开慧在日记中写道：“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地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慈父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在毛泽东的妥善安排下，杨开慧全家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她便从板仓来到长沙福湘女中就读。

她鼓动同学上街游行，参加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省“驱张”的斗争。当学校当局阻挠学生上街，锁上大门，理化教员施庄克还打了学生时，她怒不可遏，与蒋英等同学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吓得施庄克抱头避走，然后她与同学一起冲出校门，涌上街头。在杨开慧等进步学生的冲击下，这所学校已不再是一潭死水了。

有一天，杨开慧来到周南女校，听到一片哭声，一问，才知道是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留下一封极为悲痛的绝命书。同学们念着，听着，不禁都哭了起来。如何对付这一事件，伸张正义，她带着大家去找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一件事很快传遍了长沙全城，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

当时的长沙与全国各地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形势一触即发。新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来组织、来发动。1920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党的创建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决定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这一工作。办书社经费不够，她就与母亲商量，将用来维持生活的父亲去世时北大同事送的祭奠费拿出来资助。这期间，杨开慧还常随毛泽东去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把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和进步书刊送到工农群众手里，使文化书社不断发展扩大，影响日深。杨开慧的思想也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得到升华。1920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成立后，她就成为第一批女青年团员之一。

192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因为思念杨开慧而久久难以入睡，直到天空中露出曙色，禁不住情感如潮，文思奔涌。于是，一首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虞美人·枕上》，跃然纸上，表达自己对杨开慧的爱恋之情。词云：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收到这首词后，激动不已，忍不住悄悄读给同在长沙福湘女中读书的好友李淑一听。杨开慧充满深情地说道：“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经过数年的了解与相爱，1920年冬，两人相约寒假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结婚了。婚后两人互敬互爱，甜甜蜜蜜。

相伴

1921年，中国革命终于迎来了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中国共产党就要成立了。这年夏天，毛泽东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婚不久就要分离，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恋恋不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从此，杨开慧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支持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艰苦的日子。1921年秋，杨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不久，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杨开慧毅然辞去了岳云中学的教师职务，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长沙小吴门清水塘22号。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和一师附小主事，他的为数不多的薪金便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杨开慧虽出身名门，但却立志要像“平民”一样生活，她穿得最多的是大布衣。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环境中，杨开慧一直负责湘区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她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个秘密联络点，传送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并多次随毛泽东到长沙新河火车头修理厂铁路工会和第一纺织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工人夜校讲课。此外，杨开慧还经常帮助毛泽东草拟签发文件，整理材料，热情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辛勤处理区委机关的大量日常事务，并常常为深夜前来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1921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利用自己担任省学联干事的身份，为自修大学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何叔衡、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瓒、夏明翰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和杨开慧爱情的结晶出世了，杨开慧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11月2日，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毛岸青。

那时，毛泽东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压在杨开慧身上的工作和生活负担很重。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寒冬腊月也是如此。一到晚上八九点钟，杨开慧就把取暖用的烘笼给毛泽东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泽东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他吃完后才去睡。毛泽东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杨开慧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小孩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杨开慧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1923年12月30日天色还未破晓，刺骨的寒风吹皱了清水塘一弯绿水，一钩冷月孤零零地挂在天边。毛泽东接到党中央通知，又要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婚后三年，尽管夫妻近在咫尺，常常离多聚少。毛泽东这一次远行，更平添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许多离愁别绪。

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里的那些革命青年都分开了，杨开慧不得不离开那里，带着孩子住到别处。这时，她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生活，感到格外孤独而又寂寞。当时杨开慧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心境的文字材料。但几年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她再次过着独处的生活时候，她写了一些笔记，记录了她当时的心情。这篇笔记80年代在整修板仓杨开慧故居时从墙壁夹缝中发现，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烽烟，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揣摩她当时痛苦而复杂的心境。她写道：

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里是他，一头里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从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的爱是何等的深！她离开他以后是怎样想念、记挂他！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并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回信说：大都会生活缴用大，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接信以后，拆开一看，肺都气炸了。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太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守日子的旧式女子吗？我之要求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你这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了吗？你要我当家庭妇女，那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又是倒退回去作“娜拉式”的女人了么……杨开慧满心委屈，赌气不给丈夫回信。

这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直到夜阑人静，他好不容易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漩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怨恨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得动身去赶火车。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此时，他心情复杂极了。上了车以后，他一直不能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贺新郎》词，寄给杨开慧。他在词中坦陈肺腑：“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发誓“要似昆仑崩绝壁”那样与过去决绝，像“台风扫寰宇”那样扫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最后，他告诉杨开慧，一定让她在革命的征途上与自己比翼齐飞。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这首词以后，知道丈夫已懂得了自己的心情，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毛泽东果然说到做到。不久，他便叫人将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她重新又恢复了1921年至1922年在清水塘那段时期的青春活力。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湘，带着杨开慧来到韶山过春节，一直居住到次年才离开韶山，去了广东。不久，又把杨开慧接到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长沙；不久，又一同去武汉。三年中，他们都是双飞双宿，一步不肯离开。

1924年12月，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毛泽东终于病倒了，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湘疗养。1925年2月，毛泽东与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这是杨开慧第一次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与杨开慧利用当地风俗，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庭访问、谈心，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并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郭家亭、如意亭等处办起了十多所农民夜校。杨开慧亲自在夜校上课，她还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教农民传唱：“农民苦，农民苦，打下粮食交地主；年年忙，年年忙，田里土里仓里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和筹备，韶山地区相继成立了20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1925年6月，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创建了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湖南韶山支部。随后，中共湖南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平粜阻禁”，增加雇农工价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在这偏远的乡村奔涌起来了。

1926年10月，毛泽东调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成为农民运动的“王”。为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进行农民运动的考察。当时正怀孕的杨开慧怀着极大的激情，协助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整理毛泽东带回来的调查资料。1927年3月，毛泽东那篇影响深远的光辉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问世了，它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期间凝聚了杨开慧多少心血和汗水呀！

相思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伴随着革命的浪涛波澜起伏的，就像革命有高潮和低潮一样，相聚和别离、思念和等待构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主旋律、平常事。

1927年8月31日，一个朦胧的夜晚。杨开慧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灰布长袍的毛泽东渐渐远去。毛泽东走了，走得是那么匆忙。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毛泽东赴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去了。当时，他与杨开慧结婚7年，生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以后，杨开慧日夜思念毛泽东。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是否痊，寒衣是否备？

在艰苦转战中，毛泽东也同样深深担忧着杨开慧的生命安危，四处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不久，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不禁喜极而哭，“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她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找出一本地图，找到了井冈山所在的方向，也更增加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由于关山远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年10月，她在寒秋孤灯下写下了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以寄托自己对毛泽东深深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足？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1930年秋，白色恐怖进一步笼罩着长沙。仅板仓、白水一带就有党员和革命群众460多人被残酷杀害。湖南省清乡司令何健还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杨开慧深知凶残的敌人决不会放过自己，毅然决然地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她在《给一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杨开慧作好了应变的准备，她将党的文件和材料，密封在一个青花瓷坛里，埋在菜土底下；将一些未发出的信和诗文手稿藏在住房的夹墙砖缝中。当地群众多方掩护她，抓她的敌人前后两次都扑了空。

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开慧刚从一个秘密联络点安排完工作回来，就被密探侦悉。这天半夜，天黑如锅底，如狼似虎的清泰乡下五区铲共义勇队匪徒突然扑向板仓下屋，杨开慧不幸被捕了。杨开慧在被捕的十多天时间里，被敌人转移多个地方。最后关进设在司禁湾的长沙陆军监狱署。在狱中，清乡司令部5次提审杨开慧，强迫她交出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和与毛泽东秘密联络的通讯地址。她经受了皮鞭抽、木棍打、竹签扎、杠子压等酷刑，但她回答敌人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把杨开慧请进有新闻记者在的客厅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遭到了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小我，成功大我。”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长沙浏阳门外的刑场上，响起了嘶哑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英勇就义了。当地亲友和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埋葬在青松环绕的山坡上。

1930年12月，正在中央苏区部署反“围剿”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悉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十分悲痛，当即写信给杨家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钱为杨开慧修墓，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度过了那段最美好的时光。杨开慧至死都眷恋着他，他也终生思念这位至爱的妻子。

1950年，毛泽东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时，曾满怀深情地赞扬道：“你霞姐（开慧的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勾起了毛泽东内心世界难以平息的情感波澜，他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骄杨”即是对杨开慧的热情赞美。一曲《蝶恋花》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深沉的爱，永恒的情。他们伟大的爱情故事散发的绚丽光彩，将“光辉长照后人心”，激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息。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毛泽东寄去500元钱作奠礼，同时致信杨开智：杨老夫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深。

光辉长照后人心

长沙县城东北一百二十里处，群山怀抱中有一个山清水秀的板仓冲。挺立于东西两面的飘峰、影珠二山巍峨峭拔，蜿蜒于冲前的板仓溪水清澈碧澄。1901年，杨开慧诞生在这里，1930年，烈士牺牲后也安息在这里。1959年，当地群众修建了杨开慧烈士墓和纪念碑。背上闪耀着七个大字：“光辉长照后人心”。杨开慧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1930年秋，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更疯狂的反扑。“铲共义勇队、”“清乡队”四处捕人，形势非常险恶。敌人悬赏捉拿杨开慧。开慧做好了应变的准备。193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开慧被追踪的敌人发现了。匪徒门将杨开慧和八岁的小岸英一起押送到长沙警备司令部。敌人虽然为抓到杨开慧而弹冠相庆，但却无法从杨开慧嘴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敌人恼羞成怒。匪首亲自决定对杨开慧处以极刑。

开慧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阴暗恐怖的牢房里，她教岸英识字，嘱咐他长大了要听爸爸的话。她对前来探望他的亲友说：“死不足惜，只望革命早日成功”。她嘱咐亲友把她保存的一段布料给她做一套新衣。亲友知道她平时不爱穿新衣，而今要做新衣，可能是为牺牲做准备了，都感到十分悲痛。

1930年11月14日下午1时，天色阴沉，北风怒吼。敌人到牢房来提押杨开慧。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想起了罪恶的枪声。29岁的杨开慧，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当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把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的说：“开慧致死，百身莫赎”。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先后派岸英、岸青回湘扫墓。一九五七年他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1962年，毛泽东在悼念杨母逝世的信中，称杨开慧烈士为“亲爱的夫人”，再一次表达了对烈士的怀念。

1969年，板仓冲的杨开慧烈士墓，改建为烈士陵园。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骄阳挺立上重霄，光辉长照后人心。

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揭秘：“9·13”林彪座机坠毁真相

34年前，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空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林彪坠机事件留给后人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也强烈冲撞着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一系列荒诞、迷茫、强撼、沉重的复杂情感，至今萦绕在那一代人中国的心中。

亲历这样的历史事件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恐怕可以唯一肯定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就此随着大人物的命运，大事件的发展开始起伏跌宕。康庭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机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了9月12日晚由北京飞往河北省山海关机场的飞行活动，他也亲眼目睹了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全过程。在他的记忆里，913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周末则是正常的，平静的。

康庭梓：就是一个军人在这个营房里边，度过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轻松的假日。

1970年前后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以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段将政治理念与现实生活结合得紧密而彻底的特殊历史时期，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影响。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修改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以文字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林毛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二中全会上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等人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这个提案被认为是林彪企图夺权的重要一步，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后，作为当时中国政坛二号人物”的林彪就能够确保自己在主席去世后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点意见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不过，对林彪驾机离开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1971年9月11日之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康庭梓：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点10分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吃的那个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那个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就点着我的名字就喊，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在康庭梓简单的思维当中，有一种最纯朴的战士参战执行任务的荣誉感。康庭梓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中国在1970、1971年先后从巴基斯坦引进了四架三叉戟，其中256号三叉戟就是由康庭梓带领一个机组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进行验收之后，飞回北京的。康庭梓也许永远无法想到自己亲自接回来的这架代号三叉戟日后的处女飞竟是一次死亡之旅。

康庭梓：256飞机是这4架飞机当中最好的，就是从改装来看，也是最好的。这架飞机实际上就是叫做，我们通常说的叫专机，康庭梓驾驶三叉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执行的任务还是不少。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组的成员，负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

和康庭梓一样，被这种纯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包围的还有他的战友，林彪专机的9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机长潘景寅、副驾驶陈联炳和三名机械师李平等。在接到紧急任务的命令之后，全体的机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

康庭梓：当我往回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飞行大队那个办公室，我就看到那个谁在，李平，刚才介绍了，李平就我们的机组机械师，他就开始向机场跑。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潘副政委（潘景寅）告诉我，要把油料加到16吨，要把飞机的油料加到16吨，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当时听到这16吨油的信息以后，我马上一愣，因为我脑子里边是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300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16吨油当时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的油量。他一告诉我16吨，我马上就意识到，哦，不回来呀，不到北京了，怎么加这么多油干啥呢。

准备就绪的256号三叉戟静静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此刻，机组人员并不太清楚这次有哪些人乘坐这架飞机，而且飞向何方。7点半钟，一辆蓝色的伏尔加驶入了机场，从车上走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随行人员。康庭梓回忆说，机组抓紧了一切时间登上飞机，按照业务岗位各就各位，这之后，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目的地山海关。

康庭梓：我从那个中间隔断那个门儿能看到林立果和刘培风坐在那个茶几的两边在那说话，我的眼光正好是可以看到林立果的面目，就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一转头，发现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坐着，他就不吭声了，当时就不吭声了，而且面目特别严肃。

飞机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在山海关平稳落地。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并且叮嘱道：“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要听林副统帅的话。关键时候要起作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番话，在康庭梓听来，在所有机组成员听来，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当时，林立果基本上就是以他父亲林彪的名义出面。而林彪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就一路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在飞机降落山海关之后，机组例行公事，对飞机进行检查，开总结会。机长潘景寅再次交待把油量要加到17公吨，同时还在会上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问题康庭梓：我一听当时就感觉出来，好像又要谁被揪出来了，潘景寅话就说了一半儿，他就不往下说了。他往下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明天早上咱们6点起床，6点半吃饭，吃完饭到机场就准备飞机，那就是说时间安排。就是有行动的话，不就是明天吗，他是这个意思。

山海关挨着海边，虽然只是9月中，却也是夜深风凉。在这个夜晚，大部分机组成员都进入了梦乡，为第二天的飞行任务养精蓄锐。康庭梓回忆说，机长潘景寅没有睡，他同林立果的随从程洪珍在一起聊天，直到子夜时分一个电话响起。

康庭梓：12点05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就睡在隔壁，但是我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

我们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这样的，一哄而起，没有说是几个人走了，把几个人再留下，没这种现象，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

现在看，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当林立果决定北逃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机组这么多人了，机组越少越好，因为让机组在空中要是知道他叛逃的阴谋的话，机组肯定会反抗。

就像人们对林彪突然坐自己的专机离开感到相当震惊一样，机长潘景寅一个人驾驶着必须有几个人同时驾驶的专机升空，这一事实也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潘景寅只是叫醒了9名机组成员中的三名机械师和他一起执行这样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务呢？潘景寅到底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这次飞行计划的真正目的？他究竟是不是林彪叛逃计划的知情者？

康庭梓：他（潘景寅）当时真以为有人在陷害（林彪），在关键的时候我出面来捍卫副统帅，那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说他就完全听从了林立果的安排，机组不能都上。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潘景寅才这样做的，而且潘景寅的这种安排，从现在看滴水不漏，他在时间上卡得相当好，正好林彪车来以后，他也出来奔上飞机去了，他只要一上飞机，那就有人驾驶。

林彪车到了以后，我当时没看到，可是海军的地面人员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叶群，因为叶群是唯一的一个女的，而且没戴头巾。她下车了以后就喊，这个有人要陷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我们要马上走。

当时场面虽然混乱，还是有人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机组中一名叫邰起良的成员就警觉地意识到为什么林彪都到了，机组还有五人没到？

康庭梓：当时他情急之下，就把机场边上一个电话抓起来了，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保证专机，山海关机场临时安置的。他拿着这个电话是分机，就接到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那屋，第一句话就说，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才知道我们还没上机场，他慌慌忙忙出来，梆梆梆，敲我们的门。

这个时候我啥也没顾，我就赶快往机场跑、我脑子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都没起床啊，机组都在这儿，谁把飞机飞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辆中卡，上边全是荷枪实弹的8341的部队，咔嚓就停在停机坪那了。有人就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当时我是肯定听到有枪声。等飞机开始滑跑，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都站那看着，就看着飞机呼呼呼向西南方向就起飞了，很短时间就看不见了。我身边就是领航副主任，很习惯看一下表，零点32分。

265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航迹。飞机起飞后先照直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之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飞机在这个方向平飞了3到4分钟，然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机长潘景寅则用了接近20分钟的时间。此刻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这种加入航线的动作，对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康庭梓：这些转弯痕迹，这是客观雷达给留下的，这个不会有任何怀疑，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转弯，这里边很有名堂。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从起飞到4分钟，这一阶段为什么没转弯，我的判断是因为潘景寅根据多次加油，我知道飞机要往广州飞，他知道广州的航线，但究竟到广州干什么，我估计他不知道。所以说，他认为要飞广州的话，没必要转弯，我就直接飞就行了。但是呢，实质不是这样，实质是林立果让他叛逃。

4分钟以后开始转弯的时候，潘景寅是很不愿意转的，因为它这个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转弯。虽然说转弯很慢，从动作上很慢，但是作为他的命运来说应该算是急转弯。他不可能想象到，原来我这么干，你就是让我跑，叛逃。

没有人能够知道潘景寅在飞机强行起飞后做出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玄机。有一种说法是，飞机在起飞之后本来是想拐回来落地，但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禁空令，机场的跑道灯已经关闭，跑道也已经封锁。所以飞机在空中划了个问号之后，再一次飞走。康庭梓认为这种解读听起来有些离奇，但不管怎么说，265号三叉戟在空中留下的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真正的问号。

康庭梓：当时三叉戟黑匣子那个语音记录器，只能记录从发生爆炸，就是终止前半小时的这个语音情况，再往前的自动就抹掉了，也就是说它能保证能够读出来的，只有半个小时。按当天晚上飞机叛逃的情况看，也就是说飞机从出境以后，一直到爆炸，迫降爆炸，这么一段的的情况，它能够记录下来。所以说即使潘景寅没有开无线电开关，当时前舱互相之间的那些讲话，出境以后在空中，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争吵，都谁说了话了，还是能够从那个语音黑匣子能读出来。现在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唯一的证据。

现在谈到黑匣子了，我想谈谈有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林彪和飞行员潘景寅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

256号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在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一个叫做苏布拉嘎的盆地坠毁。在事故现场共发现了9具尸体。其中的两具经过前苏联医学专家的验证被证实是林彪和叶群。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说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256号”三叉戟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也就是这架飞机在起飞前被安放了炸弹。而康庭梓认为飞机是因为燃料不够，紧急迫降时机身擦地，点燃了机翼中两吨半的燃油而发生爆炸。

康庭梓：到山海关在做飞行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油量问题，这个必须再次说明。在做飞机检查的过程中，潘景寅直接告诉李平，说呆一会把飞机的油量要加到17吨，在西郊的时候加到16吨，结果加到15吨，到山海关的时候，他又交代油量要加到17吨。17吨油当天晚上没有加进去，为什么呢？三叉戟飞机与别的飞机比有个先进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在机翼上边往油箱里加油，是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的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把油加到油箱里头去。因为山海关那个油车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压力接头不配套，所以当天晚上没有把油加进去。当时飞机上还有多少油呢，还有12吨半油。这个很重要，这个12吨半油就决定了256飞机的命运。

为什么潘景寅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究竟有多少油了，因为他飞行的高度不合理，飞行的速度还不合理，这时候没法计算是究竟一小时要消耗多少油量。我算的油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最多消耗5吨油，每小时5吨油，所以说你看，到温都尔汗，1100公里，据说是两点半坠毁的，零点半起飞的，你看两小时，一小时5吨，10吨油没了，剩下的就是两吨半油。

所以说他飞到温都尔汗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往前再飞了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寻找迫降场，最后在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地方坠毁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而且在油量又没有烧完的情况下，插地，爆炸的。

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被告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时候，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让他去吧！”毛泽东在1966年7月8号给江青的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掐指一算，林彪在文革当中从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直到他最后以极富戏剧性的模式身首异地的收场也不过短短5年，所以说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林彪，不管他是叛逃，还是蒙冤，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命运倒还真是应验了毛泽东的这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预言。

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不久，林彪的主要支持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因为“不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待，而且活动频繁，毁灭罪证”，被下令离职反省，交待问题。长时间由林彪及其支持者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于10月3日被撤销。叶剑英受命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同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集团的中央专案组，也由周恩来牵头成立。政治风云中人物的命运就此定格，而被动地卷入这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康庭梓：我们就这么等着，一直等到9月14号的下午，山海关车站通知我们回北京，就让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人家有两个人，两个海军看着一个空军，上了卧铺，就山海关那车站，卧铺，每个人一个单间，直接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没有按正常的出站口出站，人家的吉普车就开到那站台上，同样是两个人架着我们一个，在那个吉普车上，把我们拉到当时海军司令部的后院，就现在的翠微路。在那里，可能是一个家属招待所，都把我们安排在那。当时我们坐在吉普车上，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同样看到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么大的事究竟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家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住的平房，我当时就觉得，你看，我家离这么近，家里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短时间是回不去了。

一星期之后，康庭梓和其他4名机组成员被送往中央专案组。1976年，康庭梓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

康庭梓：当时受审查的这些干部，主要的干部，大约有60多人，这60多人凡是空勤干部，基本上，就是都停飞了。走出学习班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当时还是很想飞行的，我说我刚飞三叉戟，而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就给领导，给师长他们写信，就是能不能把我留下来，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81年，中央撤销对康庭梓“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文字结论。同年，坠机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家属接到“病故通知书”。

康庭梓：病故通知书，当时说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让潘景寅爱人赶快签字，就是把这个通知接下来，就是说是一个是时间等不及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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