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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5 09: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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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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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

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作者:厉以宁排版:KingStar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5-10-28ISBN:9787100116459本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厉以宁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熟练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已经越来越明显。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升级,也已经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如果不从劳动力供给的源头上想办法,让熟练劳动力能跟随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而有稳定供给之路,势必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即能否引领国民经济和技术创新继续前进。因此,目前全国经济界对这些问题的密切关注,是有根据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不仅出现了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和低收入家庭长期陷入困境的现象,而且出现了社会流动渠道的堵塞。与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相比,社会垂直流动的通道已越来越狭窄,职业也开始走向世袭化了。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狭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联结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体力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以后,只能够找到如在建筑工地当粗工、杂工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作,或充当采矿工、搬运工、清洁工等简单劳动性质的职务,很难有机会成为技术工人,收入当然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费用是上涨的,这些从农村来的体力劳动者除工资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很难有机会接受专门的技术培训,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他们的孩子却一年一年长大,这些孩子除了像父辈一样靠打零工、干粗活脏活谋生以外,又能从事什么工作呢?农民工的职业世袭现象也就很难改变了。

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学生在一些城市和城乡接合部考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

为此,我想就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问题做一些理论上的探讨。一、 二元劳工市场理论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

二元劳工市场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这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判断,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但却是不公平的,因为体现社会公平的应当是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让每一个有志进取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现实生活中二元劳工市场的存在却成为有志进取的人成长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最早剖析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代表性的作品有:1973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M.雷克、D.M.高尔登和R.C.爱德华兹合写的“劳工市场分解理论”一文;1973年6月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N.波桑葵和B.P.多林格合写的“英国有二元劳工市场吗?”一文;1974年2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A.J.亚历山大的“收入、经验和国内劳工市场的结构”一文,等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评论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越来越多,乔治·萨恰罗波洛斯作为二元劳工市场的著名研究者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评论二元劳工市场的论文,如“学校教育和收入分配”(与A.马林合作,刊登于《经济统计评论》1976年8月)、“家庭背景、教育和成就”(刊登于《英国社会学杂志》1977年9月)、“劳工市场二元性与收入分配:英国的实例”(载W.克雷尔与A.索洛克斯编《个人收入分配文集》,阿姆斯特丹,1978年版)、“人力资本与收入:英国的资料与评论”(与R.莱雅德合作,刊登于《经济研究评论》1979年)、“英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学校教育和货币报酬”(与丁帕·潘尼科拉奥合作,刊登于《经济学报》1979年11月)等。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论述,可以把二元劳工市场做如下的概述。二元劳工市场是指:劳工市场分为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在上等劳工市场就业的,被看成是“好职业”;在次等劳工市场就业的,被看成是“坏职业”。“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区别是:

1. 前者工资高,后者工资低;

2. 前者福利多,后者福利少;

3. 前者有较多学习培训的机会,后者基本上没有这种机会;

4. 前者有被逐步提升的机会,后者这种提升机会极少,甚至没有,经常是一辈子从事某种简单劳动和重复性劳动。

二元劳工市场形成后,一般说来,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很少有机会从“坏职业”转到“好职业”去,也就是说,两种职业之间跨劳工市场的流动机会基本是不存在的。于是,上等劳工市场的工作人员有较大可能升为中产阶级,而次等劳工市场的工作人员,由于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简单劳动、重复性劳动,待遇差、学历低、收入少,从而被挡在职务提升门槛之外,所以其中很少有人能上升为中产阶级。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白领工作者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而蓝领工作者不包括在内”,“蓝领一辈子注定是蓝领,一直干到年老体衰,无法再干了为止,穷困终身”。二、 如何缩小二元劳工市场的差距以及如何改变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在对二元劳工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弊病进行分析的同时,也积极出主意、想对策,以便缩小二元劳工市场的差距,改变劳工市场二元化的现状。他们大体上提出了如下措施:

第一,要认识到二元劳工市场的现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而是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使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之间的差距缩小,使那些在次等劳工市场工作的人有机会、有条件转入上等劳工市场。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推进,使准备就业的青年劳动力及早获得一技之长,从而有机会到上等劳工市场就业,或者即使仍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工作,但由于技术水平较高,基础知识较扎实,仍有机会被提拔或改换工作。这意味着,先让蓝领工作者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或者有专长的工作者,他们就有可能跨过从次等劳工市场转到上等劳工市场的门槛,成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一员。

第二,改善次等劳工市场的生产条件,不再单纯凭工作者的体力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工作。要让体力劳动者有机会降低工作强度,也要让体力劳动者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要逐步减少“坏职业”,使一部分“坏职业”转变为“较好的职业”。比如说,搬运工不再像过去那样靠肩挑背负,而逐渐成为机器的操作者,大大减少体力的消耗。这是可以通过技术设施的应用而实现的。

第三,增加社会上“好职业”的工作岗位,尽可能减少“坏职业”的工作岗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移民工人人数较多,某些粗活脏活逐渐由移民工人担任,本国的工人一般不到这些部门工作。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让移民工人代替本国工人从事这类工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也不是真正解决劳工市场二元化的有效对策。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改善本国体力劳动者处境的办法,而置移民于不顾。

第四,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近些年来现代服务业的扩张情况而得出如下看法,即劳动者从次等劳工市场转入上等劳工市场工作(由“坏职业”转为“好职业”),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代替现有上等劳工市场中已经就业的人的位置,因为从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类别可以看出,对经理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需求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可能增加的。这是大势所趋。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凭技术专长成为专业人员以后,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有一个专业人员失去职位,降为工人。以现代服务业的扩张过程为例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这就为次等劳工市场跨入上等劳工市场的现实性做了很好的说明。

第五,鼓励有技术、有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开设自己的小微企业,如制造零配件,为大企业配套生产,或开设修理业务,或从事服务业。这些小微企业是有前途的。小微企业的创业者,完全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就是,自行创业和“受雇于人”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就业概念。当人们讨论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区别时,或讨论所谓的“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区别时,所注意的都是“受雇于人”的情况。既然都是“受雇于人”,那么人们关心的无非是工资收入的高和低,福利待遇的多和少,以及是否有学习和培训机会,是否有被提升的机会之类的问题,人们也是这样来区别所谓“好职业”和“坏职业”的。然而,一旦体力劳动者转入自行创业的领域时,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改变了,他们作为小微企业的创业者,自己就是小老板,根本没有“受雇于人”的想法。他们肯吃苦,肯耐劳,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小微企业办好。他们哪里还会斤斤计较什么活是轻松的,什么活是又累又苦的?他们既然是小老板,那就把累还是不累置于脑后,一心就想创业。这也是人之常情。所有成功的小微企业的创业者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成绩,把自己的企业越办越兴旺。

以上从五个方面做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二元劳工市场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事在人为。只要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次等劳工市场中的就业者看成是“没有前途的人”、“没有出息的人”,不把所谓的“坏职业”看成是“下贱的职业”,而是抱着同情的心态,帮助体力劳动者,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就可以使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改善,可以使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使生活条件改善,还可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何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某些沉重的、艰苦的体力劳动也完全有条件改善甚至消失。三、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在缩小上等劳工市场和次等劳工市场的差距的过程中,如前所述,职业技术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的经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类和大专类)、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培养研究生,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各级学校师资的培养)。此外还包括各种非学历性质的培训学校、培训班等。

根据西方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学徒制在工业化早期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有技术专长的师傅带徒弟的制度存在的时间相当久。即使徒弟在进入工厂前已经有一定的学历,但是进厂以后,仍由某一个师傅带领,从学徒做起。在英国,还存在着两种体制的学徒,一是师傅带的徒弟,另一是企业招收的学徒工,两类学徒并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合二为一。为什么会重视学徒制?因为这是培养技术工人、熟练技工的途径之一。师傅带领徒弟,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一般不实行学徒制了,但仍有企业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只是把“学徒工”改称为“见习工”、“实习生”而已。实际上,“见习工”、“实习生”仍然属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教师、研究人员、实验员等人,都应当有一定的职称。这些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各种进一步的培训和教学工作、实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晋升职称。不要轻视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一支庞大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实验队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能没有这样一支在教学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师资队伍、研究队伍和实验队伍。

在中国,当前正在进行农村土地确权和发证工作。这是关系到全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大事,也是调动数以亿计的全国农民积极性和创业精神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在已经完成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地区,农民们不仅欢庆自己的土地权益和个人房屋权益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且学习知识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有了充当家庭农场主,做一个懂得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的家庭农场主的愿望。这就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实现增添了巨大动力。在许多地方,农民提出了要接受有关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农业管理、营销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未遇到的。应当认识到,这正是提高农民素质的绝好机会。现代化的农业必须同高素质的农民相适应,也必须同合格的、优秀的家庭农场主们相适应。为广大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教育,意义重大,而且是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大好机会。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主要反映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规的、有学历和学位的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研究院所同非正规的、没有学历和学位的职业技术培训班并存,让求学者选择。甚至可以举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开资格考试,人人可以报名,参加考试。通过了若干必修课和选修课的考试,可以获得一定技术等级的技工、高级技工、技师等资格证书。这种考试,既包括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内容,也包括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考核。

第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对任何一个受培训者的专业培训并不仅限于某一专业,而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一个家庭农场主,他既想学习现代农业的育种技术,又想学习农业机械的操作技术和修理技术,还想学习家庭农场的管理和农产品的营销,那就应当满足他的愿望,可以多次接受培训,学习完这一课程,再学习另一类课程,然后再学习第三类课程,学无止境,只要学习者有时间有精力就行。如果学习完某一类课程,他想参加技术资格考试,也由他自己决定。他再想参加另一系列的技术资格考试,同样由他自己决定。学习是终身的,技术资格考试也是终身的。这体现了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开放性。

第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开放性还体现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走向。比如说,一个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的学生如果毕业后个人的志向改变了,他有志转入非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以外的普通高等学校深造,那么他只要符合普通高等学校的报考条件,就可以参加某个普通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凭考试成绩或被录取,或未被录取。学生在这方面的选择不应受到歧视。这是因为,年轻人的兴趣和志向是会发生变化的。也许当初他选择职业技术学校(中职类),是家长或老师代他决定的,现在他自己拿主意了,他想改变自己原来的选择,也由他自己决定。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行。四、 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通畅

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二元劳工市场的形成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堵塞有密切关系,正因为社会垂直流动堵塞,次等劳工市场上的体力劳动者只能在“坏职业”中寻找工作,从而影响他们的后代也只能在父辈的“坏职业”环境中就业,进而形成职业世袭化现象。

社会水平流动在工业化过程中是比较通畅的,这主要表现于农村人口有可能到城市中来寻找工作。但大多数农村人口由于种种原因,只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上找到粗活、累活、脏活去做,原因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堵塞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即使进了城,也只能在次等劳工市场上徘徊,如果他们想找到一份工作的话,那也只能在“坏职业”中去寻找就业机会。这样一来,社会水平流动虽然开放了,但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人口全部挤在次等劳工市场上,连“坏职业”都不容易成为就业的场所。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堵塞,由农村涌入城市的求职者越来越多地挤入次等劳工市场,求职者也越来越多,雇主给的待遇越来越少,劳动条件越来越差,职业世袭化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

由此可见,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起来,无疑是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生活状况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也是调动在所谓“坏职业”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积极性的措施之一。无论从社会和谐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件大事。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贯彻机会均等原则。机会均等原则是市场经济下必须遵守的原则。具体地说,一切职位都应通过一定的资格审查,有序进行,并建立竞争上岗机制。凡符合条件的,在考核中合格的,就被录用。职务的提升也是如此,这体现了公平性。对求职者和晋职者来说,唯有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并能起到鼓励学习和努力工作的作用。职业世袭化,在这种条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二项措施,是提供多种渠道供求职者选择。这里包括: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办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班,让有志上进者接受培训,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此基础上,求职者才有条件去参加各种考试,凭成绩被录取。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和培训是为有志者创造条件,以便逐步实现自己的求职或者改变职业的愿望。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畅的第三项措施,前面也曾提到,就是鼓励有能力的人自行创业。他们不妨从零开始,即从个体工商户开始,从小微企业开始。只要有能力,讲诚信,肯吃苦,有特长,未必不能成为中型企业的业主。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同样有可能成长为大型企业的业主或合伙人。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这三句话对每一个创业者都是适用的。而且,这种从零开始的创业活动会有示范效应,成功的例证可能鼓励更多的有志者加入创业者的行列。

让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畅通的第四项措施是改变社会上对所谓“好职业”和“坏职业”的偏见,更不能听从社会上流行的瞧不起体力劳动者的各种评议。社会上应扭转多年存在的“职业偏见”,即认为体力劳动者是“没出息的”、“没有前途的”、“低人一等的”,等等。这种传统观念不破除,不摒弃,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的。蓝领,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同其他行业的职工一样,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行业的职工,包括体力劳动者,在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蓝领工人自己也不应自卑。某些重体力劳动的职业,劳动条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推广而会逐步改善,这是大势所趋,无可置疑。因此,蓝领的一般工人要懂得,一方面劳动强度会更大,会留下一定空闲时间给自己学习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完全有可能通过经验积累和技能提高而成为技工、熟练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也有可能成为创业者和企业家。五、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重要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当蓝领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为技工、熟练技工之后,他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条件是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的。他们面前的社会水平流动渠道本来已经通畅了,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也会逐渐通畅起来。由此可见,蓝领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代号不是不会改变的,更不能认为蓝领工作者会永远被定位于次等劳工市场,定位于“坏职业”。

蓝领技工和熟练技工在收入提高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家庭农场主也是这样,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不再以过去的农民的姿态出现于乡村。家庭农场主不仅会以农业、养殖业、畜牧业、林业中的新型市场主体代表者的身份出现,而且还可能以新型农业企业家的面貌出现于市场上。他们的收入增长后,同样会进入中产行列。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务农者称为蓝领中产阶级的一员。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形”或“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还告诉人们,在一个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会里,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而且公平和效率可以处在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水平流动渠道的畅通,已经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反映在人们跨地区、跨城市、跨行业的流动中,既体现为公平选择住处、工作地点和所中意的职业,又体现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使夫妻团聚、父母与子女团聚的权利得以实现,也体现为将人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效率正是在这种动力下提升的。公平促进了效率的提高,效率同样反映了公平的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

此外,还应当指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人们,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只要实现了机会均等,只要劳动者勤于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增加知识和技能,无论受雇于人还是自行创业,都会有收获。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使每一个勤奋进取的工作者都会有前途。这将是社会风气的巨大转变,人们会记住,未来的前途主要来自个人的努力,而并非依赖于家庭出身、父辈的门第或者祖上留下的遗产。

一个社会最怕的是出现一批又一批的绝望者。在社会水平流动渠道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相继堵塞的环境中,绝望者增多了,他们认为自己注定就是失去前途的人,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希望的。绝望的结果既可能是自暴自弃、听任命运的安排,也可能是消沉、无所作为、了此一生。蓝领工作者必须懂得:成就是通过拼搏才能获得的。已经取得成绩的大批创业者和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人,都是榜样,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定将成为一面面旗帜,鼓励着更多蓝领体力劳动者的上进心。六、 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的背景

从西方各国工业化的进程来分析,传统生产方式之下,“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是十分牢固的。土地,当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部分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除一部分自耕农拥有自己的田产外,佃户和雇农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不改变,“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可能变更。

工业化开始以后,西方国家的情况稍稍发生变化。城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工厂,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市场不断扩大。这样,新工厂的厂主尽管最初是一些小老板,但他们走在前面,有机会较快地积累财富、扩展视野。工业化继续推进,从而使“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改变是十分缓慢的。理由在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往往是滞后的。要知道,缓慢形成的中产阶级尽管是促进“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力量,但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总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滞后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所以时机未到,还不可能使“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在西方国家一般都是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收入分配结构才逐渐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或“鸡蛋形”的。工业化中期以后,中产阶级之所以逐渐壮大,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原因:(一) 技术进步和管理的要求

这与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和管理工作的日益复杂化、专门化、精细化有关。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加快的,从技术发明到实际工作中的推广应用的时间间隔是缩短的,对从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员需求不断增长,从而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也随之上升。从事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白领”,区别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白领”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和他们收入的上升,使他们有可能首先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在这里,“白领”也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艺术家、作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自由工作人员等。(二) 自行创业者增多

工业化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和市场日益扩大,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社会上自行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应当指出,自行创业者中是不分“白领”还是“蓝领”的,即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可以自行创业,从事“蓝领”工作的人同样可以自行创业。只要他们选择了自行创业这条路,就会既从事“白领”工作,也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作。对自行创业者来说,特别是在创业活动初期,他们是不计较这些的。由于他们并非受雇于人,而是自己当小老板,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三) 受教育机会趋于均等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上对于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使是低收入居民家庭,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包括普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但他们往往自己负担不了学费,这就使受教育机会均等成为空话。因此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社会各界(包括教育界、企业界、公益事业关心者和国会议员等)不断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政府承担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让适龄儿童一律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并多设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学院,并为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增设各种奖学金。同时,社会各界还特别提出让妇女也能接受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社会各界的呼吁终于被进入工业化中期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接受。(四) 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上升机会的涌现

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社会流动性增大和中产阶级队伍扩大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大既包括社会水平流动的渠道更加通畅,也包括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相对于过去而言已有较大的改善。于是一些有技术专长和专业知识的人员易于迁移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作地点去,而且他们改变职业的可能性、提升职务的可能性以及自行创业的可能性都增加了。由于就业信息的普及,求职者和指望更换职业的人在获取较多的就业信息后,可以自愿选择工作地点、受雇单位和中意的职务,他们的收入也会随着工作的变更而上升。至于用人单位,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可以从中找到更合适自己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效率提高了,企业会发展得更好。从此,经济中开始出现“社会流动性增大—效率提高—工作者积极性涌现—工作者收入上升”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增大使得有技术和管理专长的人有了较多的职务提升机会。这是因为,职务提升机会的增多离不开中高层技术和管理职位的增多,而企业中的中高层技术和管理职位的增多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表明,工业化继续推进过程中,企业中高层职位的增多,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这已经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的常情,被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五) 新行业的成长

有必要指出,在西方国家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的扩大和新行业的成长也是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行业的成长,虽然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但归根结底,仍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有关。需求创造供给,供给也创造需求,需求和供给始终是相互促进的。具体地说,新行业提供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如果没有国内外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需求,怎么可能出现新行业?如果没有新的资本投入,没有为生产新产品和新服务所需的新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场地的供给,又怎么可能出现新行业?

新行业的成长,为大批相关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而也促成了这些专业人才的收入的增加和职务的提升,进而为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上从五个方面谈到了西方各国在工业化中期以后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的原因。这五个方面的原因通常是彼此相互影响和共同起作用的。很难说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是其中某一个原因起主要作用的后果。七、 “白领”和“蓝领”的区别还会延续多久?

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下,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并没有划分为“白领”或“蓝领”。甚至工业化开始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白领”、“蓝领”之类的称谓。工业化过程中企业雇佣的办公室人员,逐渐被称为“白领”,而企业雇佣的从事体力劳动人员,则逐渐被称为“蓝领”。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白领”工作者和“蓝领”工作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蓝领”被视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代称,而且受到轻视。收入较多和收入较少,劳动强度稍低和劳动强度较大,以及有较多机会被提升职务和很少有机会被提升职务,被视为区分“白领”和“蓝领”的主要标志。久而久之,这种区别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也就习以为常了。

由于“白领”和“蓝领”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受教育状况也有差距,所以“白领中产阶级”一般比较常见,“蓝领中产阶级”并不多见。尽管“蓝领”中有些人成为技工、熟练技工甚至技师或者高级技师,但仍然不受重视。对“蓝领”工作者的偏见依旧存在。

实际上,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按收入水平确定和划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按照文化素质确定的概念。不能认为只有钱而没有文化素质的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理应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在这方面不能缺少文化素质这一要素。

文化素质,其中包括道德修养在内,应当是“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中产阶级”的共同标准。有了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蓝领中产阶级”和“白领中产阶级”一样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在科技进步、知识不断更新的环境中,如果今天还有人在区分干某些工作的是“白领”,干另一些工作的是“蓝领”,试问这种划分还能延续多久呢?也许再过若干年,不会有人再以旧的眼光看人了。那时,说这个人是“蓝领”,说另一个人是“白领”,还有意义吗?当人们都在计算机旁工作时,你能区分谁是“白领”,谁是“蓝领”吗?也许连工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了。

到那个时候,区分哪种工作是“白领”从事的,哪些人属于“白领”系列,哪些人属于“蓝领”系列,已经没有意义了。社会上也就不再有什么“蓝领”还是“白领”这种过时的、陈旧的分类了,这也许是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情况。如果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并且还有一些人即将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又何必再区分什么“白领中产阶级”还是“蓝领中产阶级”。理论篇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孕育和崛起程志强一、 蓝领中产阶级的概况(一) 蓝领中产阶级的诠释

追溯“蓝领”这个概念,其最早源于美国。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罗伯特·耐克将当代社会中参与不同劳动的人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是从事工厂产品生产的技术工人,二是从事种类繁多的服务业的劳动者,三是从事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劳动者。上述第三种劳动者工作时都无一例外地穿着深色西服、白衬衫,打着领带,为此,人们用“白领”(White-Collar)一词代之。相比较而言,上述第一种劳动者多为负责维修机器设备的技术工人,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一般拿“周薪”或“时薪”。其上班或生产劳动时皆穿着蓝色工作制服,故称之为“蓝领”(Blue-Collar)。就中国蓝领阶层的职业而言,其主要包括工矿工人、农村务工工人、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仓库管理员、铁道搬运工、垃圾收购者、水电工以及挖掘机工人等。

在西方当代社会,蓝领阶层是组成现代社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具有人数优势,而且还处于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是西方社会“橄榄形”结构的中间部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产业结构不断的更新、升级、换代,三大产业之间不断的分离,尤其是第三产业逐渐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之中脱离出来,蓝领阶层的概念也逐渐从“工人阶级”中区分开来,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以及新常态的出现,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国将持续不断地为蓝领阶层工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遇,而越来越壮大的蓝领阶层也将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中坚阶层力量。(二) 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

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各行业均会产生对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经济新常态为蓝领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和深水区,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正逐步发生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以前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手艺或者技术工作,正在被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蓝领阶层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蓝领阶层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较低的收入,同时肩负着高强度的体力和负重的工作。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工业设备的先进化,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也将逐渐需要更少的体力工作和较高的素质,取而代之的是与白领阶层相类似的技术管理工作和更为熟练的对机器的操作。这种变化使得蓝领阶层逐渐提高了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蓝领阶层与其他各阶层之间的差异不断变小,蓝领不再仅仅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或者简单机械的工作,而是需要经过培训和训练才能掌握几种技术的高素质技能工人,比如操作自动化操作车间工人、高技能的维修工人以及操作各种复杂仪器设备的技工等。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让“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逐渐变小并逐步消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蓝领阶层的职业、收入、名望、服装、文化程度、价值观念、心理因素等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蓝领阶层的概念不断被丰富、发展和创新。(三) 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未来前景

就蓝领中产阶级未来发展前景而言,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蓝领中产阶级脱颖而出,并为他们提供了比从前任何时代都要优越的机会。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会逐渐缩小蓝领阶层与其他阶层(如“白领”)之间的差距。其次,蓝领阶层虽然曾经被视为体力劳动者的称号,但是社会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相信这个称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更不应被定义为社会的下层阶层,甚至是底层的阶层,这种称号和地位都是可以被改变的。随着蓝领成长为蓝领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会不断地崛起和壮大,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会逐渐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或“鸡蛋形”的收入分配结构逐步过渡。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或者企业来说,蓝领是企业的一支核心力量。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成本逐步上涨,尤其是大众化教育渐趋普及的背景下,白领阶层不再是广大应届毕业生的选择和唯一出路,这为蓝领阶层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前景广阔。一个社会只有实现“橄榄形”或“鸡蛋形”结构才是稳固的,才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橄榄形”社会的定义而言,即一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没有极其富裕和极其贫穷的阶层,而中间阶层数量众多,比较庞大。从政治经济学而言,一个社会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将会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看到上升的机会。为此,中国如果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形”转向“橄榄形”或“鸡蛋形”结构的话,必须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来源基础,把人数众多、肩负使命的蓝领工人纳入中产阶级队伍。只有这样,中国中产阶级队伍才会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才能更稳固。二、 当前中国蓝领阶层的现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工业化也不断提升,服务业将向纵深发展,服务业所孕育的新兴职位不断涌现,传统旧的职位也将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下,中国蓝领阶层有了更广泛的职业界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职工、技术工人等。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改革也过渡到新阶段,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用工成本持续上涨,高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亟待提高蓝领阶层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优化蓝领阶层劳动者的教育结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过分注重经济发展,较少关注蓝领阶层,缺乏兼顾社会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体而言,中国现阶段蓝领阶层收入较低、遭受歧视、学历局限以及技能不足,进而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蓝领阶层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道路被严重堵塞。(一) 蓝领阶层收入较低

总体而言,中国蓝领阶层的收入较低,其收入主要是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2.9%下降至2009年的39.8%,下降幅度达13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者中缺乏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过低。而且,女性蓝领低于男性蓝领,就城市分布而言,女性蓝领在一二线城市的税前工资(4276元)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显著较高(图1)。

就来源地区而言,蓝领阶层主要来自农村、城镇和偏远的山区,其父母整体职业水平和收入水平均较低,在接受了小学教育或者中学教育之后基本上就迈入了劳动力市场。为了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蓝领阶层背井离乡,主要到北上广等沿海大城市去打拼。作为外来人口,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蓝领阶层群体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但由于蓝领阶层群体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同时缺乏系统的技能培训,蓝领阶层在城市里收入很低,从事平凡岗位,工作很不稳定,权益无法保障,子女教育很难在城市实现,微薄的工资、有限的资源阻碍着蓝领阶层的发展。(二) 蓝领阶层遭受歧视“望子成龙”是自古就有的传统观念,而现阶段的教育更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观念。在西方社会所谓的蓝领和白领身份,在中国社会则对应了工人和干部身份,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身份差异(例如,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差异),导致公众很自然做出清晰的选择。为此,读大学似乎成了白领或干部的象征,上大学也就成了通向白领或干部的通道,其工作体面,受人尊敬,而去职业院校则成了高考落榜之后的艰难和无奈的选择,也就成了工人或蓝领的代名词。这种“共识”在中国现阶段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认可,进而形成顽固的思想定势,中国蓝领阶层始终是被歧视的阶层。这一问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的蓝领阶层仍旧是社会阶层中“落后”的代名词,遭受歧视。图1 不同城市蓝领女性的收入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整理相关数据得出。(三) 蓝领阶层学历局限

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蓝领阶层普遍学历较为低下,基本为中学学历,而且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培训,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占比非常少,大部分的蓝领阶层仍是主要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总之,教育是基础性工程,中国蓝领阶层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素质都较低,社会上职业技术培训有待加强,没有形成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蓝领阶层进一步成长为蓝领中产阶级缺乏学历这一核心竞争力。

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随着大量新型工业产品逐步涌现,蓝领阶层就业的范围也会逐步扩大,主要表现为已经从“生产线”延伸至“服务线”,主要包括计算机、空调、彩电、冰箱、手机和新型电子化办公设备的售后服务领域等。这样,劳动力市场上亟需大量的高素质蓝领工人,而现阶段职业教育的落后和配套人才培养措施的不完善,无法满足中国产业升级对蓝领阶层素质的要求,亟待对蓝领阶层采取有效的学历或职业教育,以满足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四)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当下,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上等劳动力市场和次等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出一套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它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上等劳动力市场和下等劳动力市场。上等劳动力市场与次等劳动力市场(或称下等劳动力市场)的区别如下:从事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职业前景较好,薪资高,福利待遇好,有较多学习、培训机会,并且,在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被逐步提拔的可能性较大。比较而言,从事次等劳动力市场(或称下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被认为是“坏职业”,职业较差,薪资较低,福利待遇较少,缺少必要的学习、培训机会,从事次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劳动者几乎没有被提升的机会,通常是一辈子从事相对较为简单的职业。

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成之后,跨市场的流动性机会几乎不存在。次等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劳动者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也很难有机会由下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成长为上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在上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白领阶层,有很大的机会逐渐成长为中产阶级,但在下等劳动力市场工作的蓝领阶层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做到。简而言之,从事“坏职业”的劳动者有较少的机会转换到“好职业”,即两种职业之间的跨劳动力市场几乎不存在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三、 转型机遇:孕育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契机

目前我国蓝领阶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局限和不公平的境遇,毋容置疑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整体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日益壮大的蓝领阶层内部已然孕育了足够多的向中产阶级转变的因素,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提出也为蓝领阶层向中产阶级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 基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契机分析

中国人口结构转型为蓝领阶层向上等就业层次流动提供了日益丰富的途径。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人口结构转型加速,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大陆每年仍净增人口66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另一方面是年均净增人口增多。在人口红利消失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我们难以再继续以往依靠劳动力数量发展经济的模式,而是应着力推动由粗放型利用劳动力向集约型利用劳动力的转变。

此外,虽然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但由于多种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GDP每提高1%,仍然能够在城镇新增130万—170万个工作岗位。新增岗位的大量从业人员主要属于蓝领阶层。在目前人口结构转型的契机之下,在低端产业从业人员趋于饱和的状态下,新生代工人将向相对高端的制造产业以及服务业分流,蓝领阶层的职业转型也就成为可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进一步提升社会对蓝领阶层从业人员的需求,也为蓝领阶层摆脱大量无效、低端产业链带来契机。在净增人口仍然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外出务工人数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也逐渐攀高。总之,蓝领阶层向上等从业层次流动的途径将日益扩大,蓝领阶层向中产阶级的转变也将日益增多。(二) 基于中国再分配机制转型的契机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属于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其中初次分配至关重要,包括劳动收入分配、资本收入分配以及政府收入分配。而再分配亦同样不能忽视,再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体现政府能否做到优化收入分配,造福于全体人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皆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与公平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实现两者的兼顾,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对两者各有所侧重。可以说初次分配由市场来主导,而二次分配由政府主导,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在目前的初次分配格局下,最低工资制度等措施为提高蓝领阶层收入提供基本保障。新常态下的收入再分配也致力于利用税收和社会保障这两个主要手段进行强化与优化,蓝领阶层在其中将获益明显,其收入将不断提高,生活状态也将随之逐渐改善,为向中产阶级转变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保障将为蓝领阶层的上升提供更大的上升动力和保障支持。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政府积极建立扶助中低收入阶层并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保体系,这一体系的实施将逐步健全基本养老保险机制,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推动加快建立企业年金以及职业年金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这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蓝领阶层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为蓝领阶层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提供更大的上升动力,其向中产阶级的转变也将获得来自政府更多的保障支持。四、 权利重构:中国蓝领中产阶级崛起的前提

由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社会垂直流动渠道不畅等原因,当前我国蓝领工人面临着来自自身和社会的种种困境。要实现我国“橄榄形”或“鸡蛋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蓝领工人向中产阶级的转变和成长,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就必须重构蓝领工人合法的人身权利、市民权利、产业工人权利,赋予其本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保障其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一) 赋予蓝领工人以合法的人身权利

根据二元劳动力结构理论,蓝领工人处在“坏职业”的岗位上,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工作环境脏乱差。蓝领工人绝大多数处在生产第一线,境况好的也就是在车间流水线上工作,境况差的,例如矿工、建筑工、搬运工、打磨工、喷涂工等,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而且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危害,甚至具有生命危险。

赋予和保障蓝领工人的人身权利,迫切需要改善蓝领工人的工作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有毒、有害、危险行业的监管和排查,严格要求不符合劳动卫生环境和安全的企业进行整顿整改,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淘汰落后的、有安全风险的生产设备,改善企业的生产条件和进行技术革新,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加大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蓝领工人的社会保险强度,给蓝领工人提供高系数的安全保险。保障蓝领工人的人身权利,还必须尊重蓝领工人的人格尊严。处于边缘化的蓝领工人,在城市处处受到排斥和歧视。要通过加强宣传和引导,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蓝领工人的劳动成果和人格尊严,让蓝领工人在城市有归属感。赋予蓝领工人以合法的人身权利,是蓝领工人向中产阶级转变最为核心的要素。(二) 赋予蓝领工人以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

任何权利都来自法律的授予,“工人权利”是指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者合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蓝领工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社会的繁荣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享有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蓝领工人在企业劳动,实质上是在向企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即是人力资本。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人权利实质上是工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者在企业中享有的人力资本产权。法律上的“工人权利”就是“工人人力资本产权”。所谓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保障蓝领工人的权利,首先要对蓝领工人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界定和保护。

蓝领工人在企业劳动,向企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与企业之间建立的是以劳动力商品为中心的雇佣契约关系。分散的个人与企业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企业向工人提供的很多条件都是单方的,企业在制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条件、劳动强度和环境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强权界定产权,由于蓝领工人都是分散的,单个的蓝领工人在企业面前总是势单力薄,很难保障自己的各项权利。因此,要从法律上赋予蓝领工人以稳定的产业工人权利,保障其对自己的人力资本享有独立、全面的产权,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由平等交易,并因此获得公平的收益。法律赋予工人权利之后,这些权利能否得到实现,还有赖于企业能否执行法律规定,因此还必须加强执法,确保蓝领工人权利的实现。(三) 赋予蓝领工人以正常的市民权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在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工作,其中大部分人多年来常年生活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在数以亿计的蓝领工人中,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为我国巨大经济成就的取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蓝领工人与城市居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在城市被边缘化,受到排斥和不平等待遇,不能享有与市民类似的待遇,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保障在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由于“同城不同权”,蓝领工人不仅薪资收入低,而且生活成本也相应提高,最终导致蓝领工人的收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同城不同权”现象是不合理的,确定一个人的价值应以其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为标准,而不是以其出生地、家庭背景为标准。蓝领工人在工作上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应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作为产业工人,蓝领工人工作和生活主要都在城市,理应共享务工城市的公共服务,享有正常的市民权利。在赋予和保障蓝领工人在城市劳动和就业等基本的权利的同时,蓝领工人还应享有“拓展权利”,即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等市民权利。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蓝领工人不仅应享有因农民身份独有的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还应因城市产业工人身份而享有市民基本权利,包括市民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体系、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各项社会保险的权利。除了享有经济权利外,蓝领工人还应享有适当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权利。(四) 赋予蓝领工人共享经济繁荣的权利

一方面,国家越来越富有,城市居民越来越富有;另一方面,蓝领工人日益贫困,社会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究其原因,蓝领工人没有与城市居民、高收入人群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没有平等地享有经济繁荣的成果。收入的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来调节,市场机制是按照人们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作用进行分配的,人们掌握的生产资料不同以及市场供需不同,市场对收入的调节必然导致收入的差距,而蓝领工人作为底层的阶级,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政府必须大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于初次分配,要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基础上,引导收入分配向蓝领工人倾斜。在再次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的调节和推广社会福利措施,逐步缩小蓝领工人和城市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增加蓝领工人在再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

蓝领工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在老家拥有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在没有确权的情况下,宅基地和承包的土地并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市场化的收益。应进行土地确权,确认蓝领工人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拥有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自建的房屋享有经营权、使用权和房产权,并发给相应的证书,再在农村建立产权流转平台,引导拥有“三权三证”的蓝领工人对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行市场化操作,比如流转、抵押等,获得市场化收益,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五、 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

要助力蓝领中产阶级的崛起,首先要重视蓝领阶层,促进成长。社会上对蓝领阶层存在明显的偏见。随着我国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从事蓝领职业的群体逐渐扩大,其人口规模已远远超过了白领阶层,部分蓝领收入甚至赶超白领。但是即便如此,蓝领阶层却没有在社会上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蓝领阶层还是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大部分企业的品牌设计也很少针对蓝领阶层,各种媒体也很少报道蓝领群体,甚至连蓝领阶层自身也不愿谈及自己的蓝领身份。社会对蓝领的偏见以及忽视十分不利于蓝领阶层的发展。如果社会加大对蓝领的关注,并且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居住状况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这将大大促进蓝领阶层的发展,使更多拥有高技术、高学历的人愿意加入蓝领大军,提高蓝领的社会地位。

我们还应该纠正中产阶级只能来自受高等教育或者从事白领职业的人群的错误认知。美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主要来源于从事蓝领职业的劳动阶层(电梯安装和修理工、变电站和继电器检修工以及运输检查员这三大职业目前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蓝领职业前三名),社会并不会因为他们从事蓝领工作而对他们存在偏见、歧视。在我国,蓝领阶层在城市中人数最多,一部分蓝领经过分化后逐渐步入中产阶级队伍中,扩大了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使得我国从“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向“鸡蛋形”的收入分配结构。蓝领虽然收入不高,但是其基数大,消费能力高于白领,消费潜力大。可见蓝领阶层对壮大我国中产阶级队伍,促进我国内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给予蓝领阶层应有的社会重视,提高蓝领的社会地位,在促进蓝领发展的同时也会使我国的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加强工会力量保护权益,让工会真正地在保护蓝领中产阶级崛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同时,积极鼓励蓝领阶层创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鼓励蓝领阶层创业,让更多熟练的技工有机会开办自己的小微企业,在提高其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的同时,带动更多的蓝领就业。要促进蓝领中产阶级崛起,其中促进职业代际流动意义非常重大。职业代际流动能够使蓝领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社会,也让蓝领阶层有更大的动力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更加努力地工作,扩大蓝领中产阶级的队伍,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和谐。提高职业代际流动性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重视蓝领阶层子女的教育,使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此外还有大力发展经济,强化流动机会的公平机制。六、 总结

蓝领阶层作为社会各阶层与社会分工的重要一部分,其崛起与转型必然伴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与再分配机制转型的步伐同步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有效,在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今天不断提高社会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与职业水平,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真正造福全体人民,蓝领阶层的转型契机也就会愈加扩大,将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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