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煜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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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西南边疆项目”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第一章引言第一节问题的缘起

中缅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从2000多年前开始，两国人民就通过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逐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从乾隆三十年（1765）开始，中缅两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底，双方的统帅在前线签订了“老官屯和约”，罢兵休战。但是，由于种种误解，双方并未解除对立状态，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甸国王孟云派出100余人的庞大使团，带着金叶表文、驯象等来到北京，向清王朝进贡，双方才恢复了传统的友好关系。

这次冲突发生在清朝康乾盛世年间，是乾隆皇帝为稳定边疆进行的若干次征战中的一次，是边疆史的重要问题。这场持续20多年、发生在中缅边疆民族地区的冲突，给双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居住在两国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战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与他们都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迁徙、分布。冲突对云南的社会经济乃至地方行政建置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这次冲突还对中南半岛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既是中缅关系史，也是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

对这次冲突的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在新中国成立[1]前，王婆楞先生的《中缅关系史》比较早地根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认为是边吏处置不当引起了这场冲突。王婆楞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楚的概貌，但对事件的各个因素分析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宁超的《“桂[2]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探讨了中外史籍中的“桂家”、“敏家”的事迹和中缅之战的关系，认为“桂家”和“敏家”都是明末入缅的反清人士的后代，由于缅甸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导致了他们的反抗，而“桂家”的失败和其首领宫里雁的被杀导致[3]了缅甸的大规模入侵。黄祖文的《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使用了较多缅文史料，认为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对外扩张政策，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黄祖文先生还讨论了几次战役的过程，分析了清军失利的原因。朱亚非的文章《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

[4]策》主要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缅甸雍籍牙王朝推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而战争的结果则直接导致了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摆脱了雍籍牙王朝沉重的奴役，并抑制了雍籍牙王朝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5]

贺圣达教授的《缅甸史》通过大量的中外史料，从缅甸史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叙述，认为冲突结束后雍籍牙王朝的“入贡”和清廷使臣的“聘问”，实际上是当时中缅两国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国[6]通史》在提到乾隆征缅时，认为是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使中缅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如郭成康、成崇德、[7][8]赵云田的《乾隆皇帝全传》，唐文基、罗庆泗的《乾隆传》等著作，都不可避免地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

近一时期，研究东南亚史、中缅关系史的专家余定邦先生著有[9]《中缅关系史》，这本著作，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乾隆年间的中缅冲突，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史料的应用上也注意对档案史料的使用。其中对很多问题见解独到，特别是提出“乾隆年间的中缅战争，是清朝和缅甸的雍籍牙王朝之间对滇缅边疆土司的一场争夺战”。余定邦先生注意到了双方对边境土司的争夺，这是很有见地的。对冲突的发生、发展和双方友好关系的重建，余定邦也叙述详明，多有校订前人失误之处。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国内目前对这个问题研究最深入、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台湾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庄吉发先生的文章《清高宗时代的中[10]缅关系》，庄吉发先生的文章大量使用了保存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清朝宫中档和军机处“缅档”等原始史料，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乾隆时期的中缅关系，特别是对征缅的四次大规模战事的进程，讨论尤其细致。对战争的原因，庄吉发先生认为是由于缅甸新兴的雍籍牙王朝向中国境内的土司征收贡礼和边境土司间的冲突导致了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庄吉发注意到了吴尚贤的茂隆银厂在中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对战争的影响则基本没有涉及。该文在资料和内容方面，对目前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另外，庄吉发先生在其专著《清[11]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六章“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中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台北“三军大学”主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12]，也专篇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了这次冲突，但由于受材料的限制，对战争过程和路线的研究，颇有商榷之处。[13]

国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较早。如哈威《缅甸史》、霍[14][15]尔《东南亚史》和貌丁昂《缅甸史》，但由于他们主要依据的是缅文和一些西方人的二手资料，而对最直接、最可靠、最丰富的汉文史料了解不多，因而他们的论述有一定的片面性。另外，日本学者铃木中正对这个问题也有过研究，他的论文《清缅关系（1766～[16]1790）》主要根据缅甸方面的记载考证，认为两国之间和平的实现，是由于边境地方的两国土司不堪忍受僵持对立的局面而向两国宫廷派遣了假使节而实现的。铃木中正的另一篇论文《桂家宫里雁和缅[17]甸华侨》，则讨论了桂家和这次冲突的关系。铃木中正的这些成果很有借鉴意义。

美国学者Richard Jung查阅了相当多的汉文和缅甸史料，从朝贡体系的角度出发，坚持认为战争原因是由于清王朝对缅甸的扩张造成的，中国边吏和边境土司与商人合谋，制造事端，从而引发了战争，[18]而皇帝则借此机会，欲将缅甸纳入朝贡体系。Dai Yingcong的研究主要从战争史的角度切入，认为清军的几次征伐都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而现在的史书对这种战败进行了粉饰，从而造成了很多记载的模

[19]糊。

这些研究有三方面的特点。首先，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比较集中，主要是对战争的原因和过程进行了研究，对桂家的研究也比较集中，而对战争的影响则注意不多。其次，这些研究的视角很多从中外关系史、战争史的角度来进行考量。这样的研究固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成果，却过滤了大量有用的信息，结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反而不清了。如对战争原因的看法，大陆和台湾学者就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再次，对资料的使用还不全面。庄吉发先生是史料收集较完备的学者，但由于受条件限制，他对大陆的档案资料甚少涉及，对地方史志的使用也有可以补充的地方。而黄祖文先生对缅文的史料占有丰富，对缅甸史有较深的研究，但对中文史料的应用还不全面。余定邦先生由于主要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研究，因此对地方志、民族史料的关注并不多。在有的论著中，对史料使用甚至有以讹传讹的地方。如台北“三军大学”主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使用了《啸亭杂录》的说法，认为宫里雁被杀后其妻囊占嫁缅王孟驳，唆使缅王犯边。无独有偶，国内有的学者在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囊占的下落在《清实录》中交代得很清楚。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说，前辈学者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讳言，这一研究目前还缺乏对整个冲突的起因、发展和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冲突发生在西南边疆，冲突的起因、发展和影响都和当地的民族社会息息相关，而从这一视角审视冲突的研究尚付阙如。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很难对冲突有一个全面、客观和公允的把握。本书的工作，正是希望从边疆的视角出发，对这次冲突做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探索。第二节边疆的视角：边疆控制的系统观念

马大正先生曾指出，边疆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20]概念，也是政治的概念。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有着特殊的地位。边疆的稳定，关系着王朝的稳定。而王朝的兴衰，不仅受边疆局势的影响，也大大影响到了边疆的稳定，乃至疆域的伸缩。乾隆年间这场发生在边疆地区的冲突，虽然看起来是清王朝与外国王朝的战争，但远远不止是中国和缅甸的政治关系这样简单，实际上和边疆地区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因素结合在一起，要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这场冲突，需要我们将西南边疆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并将中缅冲突放在这个系统内来进行考察。

如果从研究的路径考虑，目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对于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研究；二是从王朝的角度研究王朝的边疆战略与边疆政策；三是从地方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边疆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变迁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非谭其骧先生[21]莫属，其历时20余年方才完成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奠定了中国疆域史的当代基础。《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图组由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编绘，以此为契机，方国瑜先生著有《中国西南历史[22][23]地理考释》、尤中先生著有《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这些研究厘清了大量西南历史政区设置和疆域变迁的具体问题，使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了科学可信的地理坐标。

对于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战略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24]绩。例如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汝珩、马大正[25][26]《清代的边疆政策》，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等研究。而对西南[27]边疆的具体研究，则以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为代表。这些研究对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战略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疆域扩展和形成的规律进行了探讨，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大的历史背景，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对于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和疆域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同时，这类研究本身也是对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下疆域变迁解释模式的中国回应。

区域模式的边疆史地研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强调地方意识与地方认同，希望在地方视野中分析边疆社会的变迁。温春来的研究利用彝汉等多种资料重现了黔西北民族地区地方社会的变迁，[28]讨论了在这一变迁中，地方认同的变化。马健雄的研究，则通过对滇西南拉祜族地区长期的田野考察，研究了改土归流、佛教传播与[29]拉祜人社会组织形式与身份认同间的复杂关系。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的研究，引进“中间场域”的概念，对滇缅边疆区域内的政治和族群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强调了边疆区域社会[30]的复杂性。这类研究给边疆区域社会变迁以更清晰的解析和表达，大大丰富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内涵。

总的来说，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研究，虽提供了具体的边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但较少涉及这种变化的动因。而后两种路径，无论是国家视角的俯视式的政策研究，还是侧重地方视角重视地方的研究，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在合理性，但也各有其不足。国家视角下的俯视式的研究，容易形成模式化的解释，从而得出王朝对边疆治理线性发展的认识，忽略了边疆具体的社会、环境要素对王朝治理的实际影响造成的不同边疆区域间的差别。而区域模式的边疆研究，则容易将区域内某种具体的社会或环境要素放大从而忽略更大尺度上的因素所起的作用。

就乾隆朝中缅冲突这样一场发生在边疆地区，涉及王朝、地方民族、外国等复杂要素的冲突来说，不论是单纯的从王朝视角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的考量，还是从民族—地方社会变迁的本土视角切入，实际上都难以完整的解释冲突的起源、扩大、结果及其相应的影响等。实际上，我们需要寻求一种系统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在本书中，笔者想使用“边疆控制”这个概念来作为分析的手段。所谓边疆控制，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所施行的以旨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辖管理的各种制度和具体政策措施及其与边疆地区的社会、环境等具体要素交互作用而达到的实际效果。在这个概念里，国家、边疆社会（包含了边疆多样性的族群、社会与文化等要素）、边疆自然环境（包含了气候、地形地貌、生态、疫病等）、周边环境（包含了周边的国际环境、周边的经济、文化交流、临近边疆的内地社会等）组合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边疆控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包含了传统上所说的制度（较为稳定的层面）和政策措施（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这些制度和政策措施所作用的不同环境及其产生的不同实际效果。这种实际效果，也可以称之为控制程度。

这样一场冲突，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各种线索也相互纠缠，只有将这样一个事件放在边疆控制的系统里来分析，才有可能在纷繁芜杂、看似相互矛盾、相互纠缠的现象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具体说来，本书在研究中利用边疆控制的系统观念，着重注意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意将冲突放在清王朝整个边疆战略的层面上考虑。边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边疆和内地的关系犹若四肢与躯干的关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边疆的安危和内地的治乱息息相关。有清一代的边疆政策，一直以蒙古为核心，围绕着蒙古问题，不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西南边疆，从清初开始，通过元江改流设营、普洱改流设镇和缅宁的改流以及对茂隆银厂的控制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边疆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同时为了维护边疆的和平稳定，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惜默认明代后期边界的内缩，奉行对缅甸没有正式往来的和平友好政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清王朝在处理问题时的心态，以及为了边疆的和平稳定不惜出兵一战的决心，也才能理解清王朝在面临进军不利时的理智退缩。这种宏观层面的考量，对我们分析冲突的起因、性质和影响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注意边疆跨国境的傣-掸民族相互之间及其与两国之间的关系。明代后期，随着缅甸东吁王朝的兴起，今缅甸北部原属明王朝统辖的掸族土司沦入东吁王朝，明王朝的边疆后缩，造成了傣-掸作为同一民族分居不同国家的状况。并且，在缅甸的侵扰下，车里等地的中国傣族土司还被迫向缅甸王朝进贡“花马礼”，以免骚扰。跨国境而居的傣-掸民族群众之间和上层土司之间存在着紧密复杂的联系，而围绕着边疆的傣-掸民族，清王朝和缅甸王朝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仅如此，由于清王朝对中缅边境局势和缅甸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边境傣族土司的汇报，因而边境傣族土司的立场向背，常常能影响到王朝相应的决策。冲突的开始正是由于中国边境的傣族土司拒绝向缅甸新兴的雍籍牙王朝交纳“花马礼”而引起缅甸新王朝的侵扰，而这种侵扰又因和缅属孟艮土司的内乱交织在一起而愈演愈烈，终于迫使清王朝为维护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不得不出兵驱逐。在冲突中，缅属掸族土司因不满缅甸新王朝的征求无厌而纷纷倒向清王朝，又促进了冲突的升级。两国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和边境两侧的傣-掸土司所做的努力也有关系。可以说，弄清楚边境两侧的傣-掸民族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王朝边疆控制的影响，乾隆朝中缅冲突的起因和发展才可能有清楚的线索。

第三，注意边疆和内地日益增强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滇缅之间密切的经济交流。清代前期，随着内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清王朝对边疆控制的进一步加强，进入边疆的移民增多，边疆资源得到开发，经济得到发展，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了，这对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对于王朝的边疆控制是一种正面的促进。同时，滇缅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也在加强，缅甸的棉花和中国的丝绸百货同为两地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华人还大批来到缅甸北部从事矿业开发和商业贸易，形成了互补性极强的经济关系。清楚这些联系，才能理解边疆土司对缅甸拒纳“花马礼”的深刻背景，才能理解冲突对云南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边疆地区的两国人民渴望恢复友好关系的经济动因。

第四，注意冲突和缅甸内外政策及东南亚国际局势的关系。冲突固然是缅甸新王朝向中国边疆土司强征“花马礼”而引起的，但当时缅甸王朝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却是暹罗。只有注意缅甸的内外政策和当时中南半岛的国际局势，才能更好地理解缅甸在冲突中的基本立场，在冲突发展中的战战和和，以及最后缅甸奉表称臣，双方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的根本原因。

第五，正确认识自然环境要素对冲突的影响。在这次冲突中，对于气候环境的不适应以及热带地区的疾病如疟疾等（在文献中诸多的热带疾病常被笼统地称为瘴疠）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确实给清军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清军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种环境要素。但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出发，则只能认为这种环境要素放大了清军的困难，而非决定了冲突的结局。这种系统的观念有助于我们克服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第三节史料的分析

史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这次冲突的史料十分丰富，既有中文史料，也有外文史料。既有官方的文书档案，也有私家著述，更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正如李尚英先生所言：“我[31]们在明清史研究中，应以正史为纲，野史、档案互为补充。”只有在充分的收集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史料的价值进行辨析，进而可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研究结论。

方国瑜先生很早就关注这次冲突的相关史料，收集了大量的文人[32]笔记并做了相应的考证。后来随着清代档案文献被发掘和整理，很多研究开始大量使用档案文献，大大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但是，从研究利用的情况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史料，尚有进一步发掘利用的可能。而由于史料的多样和复杂，对于史料的使用，更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即坚持原始史料优先，坚持对史源的追索，坚持多种资料的互证，以保证逻辑和结论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这一次冲突，除了《清实录》《十朝圣训》等以官方文件为基础形成的史料之外，目前还保留有大量的原始档案。这些档案是当时人就当时事所做的汇报和记录，是最直接的原始史料。这些档案史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分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保留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缅档》由于是当时军机处专为缅甸战事而收集编辑的专题档案，所以过去最受学者们的重视。前引庄吉发先生的研究，很多原始资料就来源于这批档案。2006年，这批档案正式出版，为学术界更好地利[33]用这批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缅档》收集的档案，主要是乾隆三十一年冲突升级之后的文件，而在乾隆二十八年到三十年间的与冲突早期相关的档案文件，在大陆已出版的《乾隆朝上谕档》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中很少见到，目前保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也很少见到云南督抚的相关奏报。这一时段资料的缺失，对研究冲突的起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笔者经过耐心的查找，在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找到了两份档案。[34]这两份档案一份题名为《莽匪略节》，一份题目为《木匪节略》[35]，档案中明确说明“系录诸臣奏折而成”，这两份档案正是当时军机处在冲突早期为提供给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考而节录相关的奏折而成的资料汇编。从收录的档案情况看，大体起于乾隆二十九年，而止于乾隆三十一年初。这对于了解冲突早期的情况十分珍贵。《莽匪略节》，一开始就称“云南普洱府属车里土司边外与缅甸接壤，年来因缅夷篡夺无主，以致所属莽子抗顺不一，乘釁为匪”。在《木匪节略》中，则称：“永昌顺宁二府所属之孟连、孟定、耿马等土司，界连缅甸边境，其木邦、木梳、阿瓦、整线等处，均属毗接，惟借滚龙江为外蔽……年来木贼每偷渡滚龙江滋扰。”所指木贼，则明确为木梳雍籍牙之众。这说明，冲突早期清王朝的边疆大吏将普洱边境的冲突和永昌顺宁边境的冲突视为二事，且只将永昌顺宁一带的冲突视为缅甸新王朝的滋扰，而普洱边境的冲突竟视为缅甸所属之“莽子”的滋扰。这种最直接的史料说明了当时清王朝对边境事务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导致的后果，我们会在具体章节的分析中看到。[36]

又如《昭忠祠征缅列传》，方国瑜先生曾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有过介绍，但过去尚未有学者在实际研究中使用过。该书详细收录了清军上自将领、下至普通士兵或阵亡、或病亡于这场冲突中的名录，并附了死亡的地点。笔者在翻检中，发现乾隆三十三年随明瑞出征被俘而很快被缅甸方面放回的官兵，其姓名又列于阵亡名单中。这说明了这份名单应是当时前方上报的阵亡名单，且报到北京后未进行过修改处理，因此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不仅档案、官书对这次冲突留下了珍贵史料，而且在这次冲突中大量从军文人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其中很多是第一手的亲见亲闻的资料，这种资料由于记录者相对客观的立场，较之档案中的官方文书[37]有更可珍视的地方。如周裕所撰《从征缅甸日记》，周裕为文员，随将军明瑞，于乾隆三十二年出征，直取阿瓦。中途援军不继，后路被截，一路转战，明瑞战死，余军突围回国。周裕的书较翔实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可补《清实录》等官书之不足，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记沿途战事，先战于蛮结，再过天生桥，可以纠正魏源《圣武记》中明瑞军先过天生桥，再过蛮结的错误。[38]

又如王昶撰《征缅纪闻》，王昶时为副将军阿桂之掌书记，乾隆三十三年入滇，三十四年七月入缅，参加了对老官屯的围攻，“老官屯和约”签订后随军回国。王昶身处幕府核心，亲见亲闻了这次出征的全过程，逐日作记，其记述对我们认识老官屯的战况和老官屯和谈的具体过程最为重要。

对于史源的追索，也是我们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笔者以桂家宫里雁的相关中文记载，来略作说明。桂家是在18世纪中叶缅甸政治角逐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首领宫里雁，在兵败后率余众退入中国境内，其部众受孟连土司刀派春勒索，其妻率众怒杀刀派春后逃走境外。宫里雁在石牛银厂，本不知情，为云贵总督吴达善诱捕处死。这是中缅冲突前夕发生的一件大事。中文文献中，有很多认为桂家是明末永历帝余部的后裔，据有波竜银厂采银，且有记载认为宫里雁之遗孀囊占为报复清王朝而唆使缅军入侵引发战事的说法，种种不一。

为厘清这些直接关系到乾隆朝中缅冲突起源和性质的记载的可靠性，笔者对涉及桂家事迹的中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根据史料文献的性质，笔者将之分成四类：第一类史料当然是以官方文件为基础形成的史料，即《清实录》等现存的清宫档案。这一部分史料主要是当事人当时的奏报，反映了当事人的认识。第二类史料，就是参加过乾隆朝征缅的人的记载。第三类史料，为地方志书和民族史志的资料。第四类史料，可以说是稍后一些人的研究总结，和后来的一些笔记记载。

经过比勘，笔者发现，在涉及桂家的中文史料中，第一类即当时形成的官方文书档案中，仅《清实录》中记录桂家事迹的就多达21次，最早的记录是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丁卯署云贵总督爱必达所奏：[39]“缅王长子鬼家仇杀，穷蹙无归。”而原始的档案奏报中提到桂家的更多，最早提到桂家的是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七日云贵总督硕色奏：“所辖之得楞子怨恨，于上年三月内率众将缅国大城攻破……惟有缅国[40]所辖之鬼家不服，仇杀数次。”在全部的第一类文献中，完全将桂家作为夷人看待，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桂家是汉族移民集团。无独有偶，当时直接参加过大军征缅的周裕《从征缅甸日记》，记其过波竜银厂，“往时内地贫民至彼采矿者以万计，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41]一大镇”。均未记桂家据波竜银厂采银事。

最早提到桂家是华人的中文文献，是托名孙士毅的《绥缅纪事》。[42]孙士毅曾随傅恒出兵，“四十四年，授云南巡抚。”而在乾隆四十五年即以李侍尧案获谴。此书详于前而略于傅恒出征事，很多学者包括李根源先生都怀疑此书非出自孙手。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孙在巡抚任内，“嘱幕僚编《绥缅纪事》，成书署士毅名，而未曾动笔也”[43]。后来则有赵翼《平定缅甸略述》和屠述濂的《缅考》，赵翼虽曾至滇，但其书成较晚，其早期在云南的笔记没有提到桂家事。且孙、赵都没有亲历桂家事。屠述濂则未亲历战事。后来的地方志文献和笔记一类的记载，基本都在这几部书的基础上衍生而成，且越晚出之书，则记载越详尽，恰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一个清代版本。

在傣文文献《孟连宣抚史》中，有关于桂家事迹的重要记载：“属马年，傣历一一二四年（1762），各地都在忧虑，有个叫贡勒英（宫里雁，下同），他是凶恶的缅人，他起义打败了阿瓦土司，当了三个月阿瓦王。另外，又有一部分缅人起来反对他，贡勒英支持不住，[44]带着自己的兵马逃离了地方。”和缅甸的史籍记载宫里雁反抗东吁王朝，并曾僭号称王多有相合之处。另外，该书记桂家败入孟连，并酿成杀孟连土司刀派春全家的惨剧亦叙及。傣文文献作为和汉文文献完全不同的记录系统，其价值尤其值得重视。

因此，在前述对史源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排比，勾勒出了桂家在冲突期间活动的基本情况，得出了桂家并非华人移民集团，也没有据波竜银厂采矿，更未勾结缅军入寇，其余部[45]后被清廷发往新疆的结论。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充分认识中缅冲突的起源和过程有所助益。

虽然中文史料从数量、系统性和可靠性来看，无疑是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但是，对于地方民族文献和缅甸文献的记载，亦有必要广泛地利用，采用多重证据的方式，这场冲突中的有关问题才能更好地得到解决。

比如说关于战争最关键的地点老官屯的具体位置，中文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台北三军大学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所绘战事图中，将老官屯置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边的太公城，距离阿瓦不到200公[46]里，而距离新街则超过了200公里。这一定位，明显和相关记载不符，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王昶逐日的记载，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至新街，十月十七日大军出发，十八日王昶始离新街，行三十里驻冰伴。十九日，行近四十里，至大营，距离老官屯仅数里。则老官屯位于新街南不远之地。又傅恒撤老官屯之军，十一月十九日撤军，当日驻旱塔，二十五[47]日即入虎踞关。则老官屯之距离亦不可能离新街很远。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佚名之《缅甸兵事略》，记有当时侦探所得的缅甸境内之路线：“乾隆三十五年曾密探其路……老官屯路出铁壁关，五十里猛卡，五十里楞木，十里洗帕河，历猛允、猛映至新街，[48]南行即老官屯，临大金沙江。”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此说亦证老官屯距新街不远。

这方面，缅甸的史料提供了清楚的地理位置。老官屯，按缅甸人称为Kaungton（恭屯），20世纪初期英国人编撰的地方志BURMA GAZETTEER：The Bhamo District，不仅根据缅甸方面的记载描述了清军在1765～1769年间三次进攻八莫（即新街）地区的战争过程，还清楚地指出：Kaungton：then a large town nine miles below Bhamo。[49]即恭屯位于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九英里的地方。

由于王昶走的是陆路，行程在70里左右，可能有绕行的地方。考虑到这一点，上述英文著作所述的恭屯，距离新街9英里，约合14.5公里，即战争中双方剧烈争夺的老官屯无疑。《中国历代战争史》考老官屯距新街达200公里以上，无论中文和缅甸文献都难相符。该书致误之由，可能是乾隆三十二年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军出虎踞关，经[50]猛密攻老官屯，将虎踞关外的傣语小地名猛密误判为缅甸孟密土司，又将孟密土司定位于缅甸北部城市杰沙，实际杰沙应为缅甸孟养土司地，如此则一切皆谬了。

又如乾隆十五年缅甸入贡事，按照中国文献的记载，是由边疆银矿矿主吴尚贤游说而入贡的。如《绥缅纪事》：“十五年正月吴尚贤带练一千一百余人赴缅甸，以上年请贡土目为导。庚戌至木邦，木邦令头目猛占等八十余人从之。丁巳至锡箔，庚子至宋赛，所过土司皆有馈遗。贵家头目宫里雁率兵阻之……吴尚贤会缅兵三千余人与战，[51]为贵家所败。回茂隆厂，说缅甸酋莽达拉入贡。”《绥缅纪事》这一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吴尚贤率众入缅并和反东吁王朝的武装作战的情形。对此，缅甸方面的记载则是：“是年（1751）中国皇帝派遣埃都耶、冬达耶等偕随从九千余人带着九尊阿巴达亚梵天佛像，为了结盟通好而来，缅王安排他们驻于玛瑙仰曼花园接见。中国人也表示愿对桂家、孟人的野蛮行径进行镇压……结果[52]未能取胜。缅王派出使节随埃都耶、冬达耶等返回中国。”

埃都耶、冬达耶显系音译，耶即爷，吴尚贤有捐纳通判的职衔，应为缅文中的埃都耶。可见这次入缅吴尚贤备有厚礼，甚至参与了缅甸的内战。《绥缅纪事》的记载，除了比缅甸方面记载的时间晚一年外，中缅双方的记录基本吻合，这说明了吴尚贤亲入缅甸都城游说入贡的记载是真实的。

对于这样一场牵涉面极广、原因和影响均极复杂的事件，笔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尽己所能收集了史料，并做了系统的比较，以求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就方法而言，笔者亦尝试使用“边疆控制”的系统方法，来分析处理事件中纷繁芜杂的各种头绪，并试图理出清楚的线索，正文分为六章来详细讨论冲突的根源、萌芽和升级，以及和平的实现和冲突的影响。最后将清代前期西南边疆的重要事件编年以附录的形式附在正文之后。书中不妥之处，尚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

[1] 王婆楞：《中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41。

[2] 宁超：《“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1期。

[3] 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4] 朱亚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东岳论坛》1993年第1期。

[5] 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

[6] 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2。

[7] 郭成康、成崇德、赵云田：《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8] 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1994。

[9] 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10] 庄吉发：《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大陆杂志》1972年第45卷。

[11]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

[12]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97。

[13] 〔英〕哈威：《缅甸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3。

[14] 〔英〕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

[15] 〔缅〕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印，1983。

[16] 〔日〕铃木中正：《清缅关系（1766～1790）》，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7] 〔日〕铃木中正：《桂家宫里雁和缅甸华侨》，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8] Richard L.K.Jung.THE SINO-BURMESE WAR，1766-1770：War and Peace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1991.

[19] Dai Yingcong. A Disguised Defeat：The Myanmar Campaign of the Qing Dynasty. Modern Asian Studies，Vol. 38，No. 1 （Feb.，2004）.

[20] 马大正：《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7。

[22]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

[23]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

[24]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5] 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6]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27]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28]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

[29] 马健雄：《哀牢山腹地的族群政治——清中前期“改土归流”与“倮黑”的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三分册，2007。

[30] C.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Harvard University，2006.

[31] 李尚英：《关于清史的三重证》，《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

[32] 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相关篇目的评说，中华书局，1984。

[33] （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缅档》，沉香亭企业，2006。

[34] 《莽匪略节》，军机处录副奏折，7643-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5] 《木匪节略》，军机处录副奏折，7643-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 清朝官修：《昭忠祠征缅列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37] （清）周裕：《从征缅甸日记》，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8] （清）王昶：《征缅纪闻》，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9] 《清高宗实录》卷511。

[40]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七日云贵总督硕色奏，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41] （清）周裕：《从征缅甸日记》，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2] 《清史列传》卷26，《孙士毅》，中华书局，1987。

[43]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第532页。

[44] 《孟连宣抚史》，刀派汉讲述，康郎岗允记录编著，刀永明、刀建民翻译，刀永明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第14～15页。按：校注者刀永明先生原注，不同意书中的说法，认为宫里雁的桂家是汉人移民集团。

[45] 杨煜达：《桂家事迹新考》，《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46]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七卷，（台北）军事译文出版社印，图17-723。

[47] （清）王昶：《征缅纪闻》，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8] （清）佚名：《缅甸兵事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49] G.W. Dawson. BURMA GAZETTEER：The Bhamo District. Superintendent，Govt. Printing and Staty，Union of Burma，Rangoon，1960. p.17.

[50] （清）昭梿：《啸亭杂录·缅甸归诚本末》，中华书局，1980，第137页。

[51] （清）孙士毅：《绥缅纪事》，《永昌府文征·纪略》卷18。

[52] 李谋等译《琉璃宫史》，商务印书馆，2007，第1107页。第二章“花马礼”与清代西南边疆在清代有关文献中，屡屡见到车里等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土司给缅甸王朝致送礼物的记载，如《清史稿·缅甸传》就说：“土司亦稍致馈遗，谓之‘花马[1][2]礼’，由来久矣。”赵翼说：“耿马虽我土司，而与缅亦旧有岁币。”昭梿[3]《啸亭杂录》亦谓缅甸“寄缅文于车里宣慰司，索其贡献”。魏源说得更直[4]接：“初，我诸土司之近缅者，皆与缅私有岁币。”实际上，缅甸对中国边[5]境部分土司，不仅征收礼品，甚至还加官委爵。缅甸雍籍牙王朝在给清政府官员的照会中，“又称孟连九龙江一带十三版纳地方都是天朝缅国钱粮赤[6]子”，指这些土司地区为两属，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驳斥。“花马礼”的存在，是乾隆朝中缅冲突的导火索，不仅仅是中缅关系史上亟待澄清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欲澄清这个问题，仅着眼于清代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上溯到明代中后期的边疆危机。第一节明代东吁王朝的北侵与“花马礼”的起源

明初平定云南以后，在元代的基础上，陆续在西南部边境设立了麓川宣慰司（以今云南瑞丽、陇川一带为中心）、木邦宣慰司（今缅甸掸邦西北部）、孟养宣慰司（今缅甸钦敦江流域一带）、缅甸宣慰司（今缅甸中部地区）、大古剌宣慰司（缅甸白古地区）、底兀拉宣慰司（即东吁，在今缅甸锡当河一带）、底撒马宣慰司（约在今缅甸丹那沙林地区）、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宣慰司（今老挝一带）和车里宣慰司（今云南西双版纳）、孟艮御夷府（今缅甸景栋一带）、孟定御夷府（今云南之耿马、孟连一带）以及南甸（今云南梁河县）、干崖（今云南盈江县）、茶山、里麻（均在今腾[7]冲北面的缅甸克钦邦一带）等土司。通过这些土司，明王朝建立了包括今天缅甸大部分地区、泰国和老挝北部地区的统治。

但是，明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明正统年间（1436～1449），麓川酋长思任发纵兵侵南甸等地，“三年六月……乙亥，都督方政、佥事张荣同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晟、右都督沐昂，讨麓川叛蛮[8]思任发”。后来，明王朝又任命兵部尚书王骥等率大军讨伐，“倾[9]国家之力，集数镇之兵而先后十年之久”，才平定了麓川的叛乱。明王朝废麓川宣慰司，改置陇川宣抚司，与南甸、干崖合称“三宣”，而同前车里、缅甸等九宣慰司，合称“三宣九慰”，稳定了西南边疆。但是，紧接着“土木之变”的发生，英宗北狩，北方边患成为明王朝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西南边疆的关注，势必有所下降。

明嘉靖十年（1531），莽瑞体继位为东吁（即《明史》之底兀拉宣慰司）国王，开始四处征战。他首先将兵锋指向了下缅甸的白古等地，然后又进攻阿拉干、土瓦，1544年，在阿瓦的缅甸国王联合了孟养、孟密、孟乃、锡箔等掸族土司，进攻卑谬，被东吁王朝的军队[10]击败，东吁王朝基本统一了今天缅甸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但是北部的掸族地区诸土司还处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1551年莽瑞体死，莽应龙即位，继承了莽瑞体的政策，继续向外扩张，除了进攻暹罗等地外，还将矛头指向了明王朝统治下的掸族土司。面对东吁王朝的扩张，明王朝有所防范，在云南地方军政长官向朝廷汇报后，就“申饬汉土官军特加防御……一面传谕老挝、木邦、陇川、干崖、南甸土官[11]土舍人等，不许阳顺阴迷，交通结纳，自相仇害”。

但是，得到当时葡萄牙殖民者支持的东吁王朝，“地广兵强，善[12]使伏狼机火器”，连年攻扰北面的掸族地区。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开始，莽应龙陆续攻破了孟密、孟养，东破老挝、八百，并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进兵车里，迫使当时的车里宣慰使召温勐称臣，并将召温勐带往征暹罗，结果召温勐死于勐叭（今缅泰边境）。[13]

哈威《缅甸史》记载：“（莽）应龙于1556～1559年间，经三次战役，克掸邦孟养、孟拱、孟密、孟班、沙伽、鲁肃、洋箔、蛮莫、戛里与曼尼坡等……1562年，更循太平（Taping）与龙川（Shweli）（亦译瑞丽）两江，袭云南境内之九掸卑（Koshanpye即九掸国）。”[14]所谓的九掸卑，应即永昌边境地区的勐卯、陇川、芒市等土司地区的通称。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十分腐败，沿边派驻太监对各地进行残酷的搜刮，在边疆危机的关头，地方官吏对木邦宣慰司的承袭还多方刁难，[15]结果“官府只惜一张纸，打失地方两千里”，在隆庆年间，缅北最大的掸族土司木邦倒向了东吁王朝，并助其北侵，接着，爱国的陇川土司多士宁被其记室汉人岳凤所杀，岳凤“受缅伪命，代士宁为宣[16]抚。”到万历初年，木邦、曼暮、干崖、陇川诸地都被缅甸东吁王朝所控制，已经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在西南的边防重镇和汉族聚居区永昌、顺宁和腾越，影响到了明王朝整个边疆防御体系，明王朝西南边疆的危机到了顶点。

万历九年（1581）莽应里继为王，万历十年，莽应里裹胁岳凤等大举内犯，“焚掠施甸，寇顺宁。凤子囊乌领众六万突至孟淋寨……又破盏达……且窥腾冲、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诸郡”[17]。云南腹地暴露在了缅甸的兵锋之下，天下震动，明王朝不得不抽调大军分屯各地，于万历十一年任刘为腾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各率精兵五千赴援，并征调土司的兵马助征。

邓子龙先率军在施甸姚关大破缅军，接着刘军至腾越，军威大振，岳凤至军前降，“复率兵进缅，缅将先遁，留少兵陇川，攻之，凤子囊乌亦降。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乘胜掩击”[18]。缅军大败，刘于万历十二年（1584）召集孟养、木邦、孟[19]密、陇川诸土司，“歃血剖符，定纵连横，合营进讨”。应该说，刘、邓子龙的出兵，收复了一些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的土司，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南边防。

但是，缅甸东吁王朝的势力并没有大的削弱，紧接着明王朝在北部和东北的边患日甚一日，明朝的国力已经无法允许其在西南大规模用兵。因此，在万历中后期，缅甸继续推行其北进政策，和明王朝反复争夺。

万历二十四年，云南巡抚陈用宾设八关，“筑平麓城于猛卯，大[20]兴屯田”，加强边防，但后继乏力，缅甸还是陆续夺孟密、孟养、木邦等地。后来缅甸又连年和暹罗争战，国势开始衰落，到万历末年，明王朝和缅甸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

即使这样，缅甸王朝对中国境内的土司还时有侵扰，如天启七年，[21]缅大掠车里土司之境，使车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到清顺治四年（1647），时云南还在南明政权的统治之下，芒市土司“（刀）廷臣父子惨被缅兵掠入缅瓦，后蒙西院行文缅酋，廷臣（在[22]缅病故）之子国璋才得以放回芒市”。

从明一代中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边疆问题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明初承元之绪，在今天缅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很多的土司，实行羁縻统治，并在正统年间针对麓川宣慰司的叛乱几次调集大军讨伐，巩固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但是，由于明王朝北方的边患日烈，其力量被迫集中到了北方。加之政治腐败，边吏横暴，也引起土司的反感。结果从16世纪中期缅甸的东吁王朝兴起，统一了中缅甸和下缅甸，并不断向北进犯，明王朝虽然几次反击，但投入的力量不足，终不能尽复明初的旧疆。明初的三宣九慰，只有车里宣慰司和南甸、干崖、陇川三个宣抚司还保留在中国境内，如林超民教授所说：“云南西南[23]边疆已大大向后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花马礼”的问题。

刀永明根据各家译本相互参校，认为缅甸入侵车里，是在公元[24]1563年，即明嘉靖四十二年。车里一带对缅的“花马礼”应始于此时。另据《明实录》等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己丑……[25]兵部覆：‘刘世曾言：耿马贼罕虔附莽有年，弄兵无忌。’”“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兵部题：‘云南抚镇官刘世曾等题称：莽酋僭号摆古，并吞诸夷，顷占天威，一旦恢复。惟是老挝、八百、孟艮、孟琏犹怀观望。内孟琏长官司原系属夷，颁有印信，岁输差发，后因莽酋猖獗，遂尔外附。今护印土舍刀派真悔过归顺，进象乞降称贡。’”[26][27]孟定土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可见，缅甸当时的北侵，引起了明王朝控制不力的中缅边境南段的车里，中段的孟连、耿马等地土司的动摇。虽然明王朝和后来的清王朝又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但“花马礼”此时在某些土司地区遗留了下来。“花马礼”的内容，所谓花，即是花银，马，即是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王朝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这既见于傣文史料，也见于零星的中文史料。《泐史》中有明末车里各土司给缅[28]甸王朝致送花色繁多的礼物的记载，这大概不是常例。孟连给缅[29]甸的贡礼，则是“每户‘哈曼’”，“哈曼”即是五缅钱银子，合中国二两，但成色不足，可参考。

除了送礼外，缅甸王朝还给这些土司加委官爵，如车里土司承袭后，都会遣使至缅京向缅王汇报，缅王一般也会委以一定的官爵，如有的版本的《泐史》称缅王封车里土司召应勐（约1569～1578年在位）为“左底纳戛拉玛哈宰雅巴瓦腊布瓦玛拉扎”（巴利语，最高爵[30]位之一），后来缅甸国王委给车里土司的官爵一般被称为“缅方宣慰使”。孟连土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孟连应袭土司刀派功称“缘孟连始祖罕把法系缅甸国王第十子，每遇故替，必将缅国所赐象只及[31]金银镶刀盒等物交还，复赐新物”。但在《孟连宣抚使》中则找不到孟连土司是缅王之后的说法，大概也是孟连土司对接受缅王封号的一种托词。

在东吁王朝覆灭期间，给缅甸王室的“花马礼”曾一度废止。具体时间，从现在的材料来看，乾隆十三年（1748）缅王还以整欠和孟勇夷人互斗，行文给车里土司刀绍文，“令赴猛勇和解，”而总督张允随的态度是：“该土司禀臣请示。臣以车里系内地土司，未便令其前往缅甸。为息事起见，亦未可竟置不理，酌令转委土弁代往。”[32]可见此时车里还和缅甸东吁王朝有联系。“花马礼”的停止，应迟至乾隆十七年（1752）东吁王朝覆灭时。

从上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随着缅甸东吁王朝初期向北扩张，明王朝对边疆的控制力下降，导致了中国边疆部分土司不得不给东吁王朝进贡的问题。这种“花马礼”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边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王朝控制的实际困难。第二节“花马礼”：边疆土司的策略

在明代晚期，一度屈从于缅甸东吁王朝的边疆土司为数并不少。但到了清代，对缅甸进“花马礼”的土司，并未如魏源所说的“我诸土司之近缅者，皆与缅私有岁币”。实际上，对缅甸保留有岁币的，只是车里和孟连两个土司。

从乾隆朝战争期间雍籍牙王朝对中国边境土司的一系列为索取“花马礼”而采取的行动来看，主要涉及三个土司：车里、孟连和耿马。这说明雍籍牙王朝认为过去给东吁王朝进“花马礼”的就是这几个土司。车里土司和孟连土司的“花马礼”不仅汉文史料有确证，而且在傣文史料中也有记载。

但是，耿马土司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进“花马礼”。对此，现存的傣文史料中完全找不到耿马给缅甸进贡的记载。在乾隆二十七年缅甸第一次袭扰耿马时，耿马土司罕国楷就称：“从前因往外域办解象只，[33]有送缅甸缎马礼物，此乃酬酢常情，现已停止多年。”因此，在反击缅军袭扰中，罕国楷最为出力。后来耿马土司和雍籍牙王朝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五十二年耿马土司两次遣使陈[34]令宪至缅，恢复了清王朝和缅甸雍籍牙王朝之间的友好关系。

缅甸在多次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到“两属”的只是车里和孟连。在缅甸被英国占领后，中英交涉滇缅界务问题，光绪十九年（1893）使英大臣薛福成就奏到：“英外部以车里、孟连曾经入贡缅甸，亦坚[35]索两土司及新设一厅（按：指镇边厅）作为两属。”在英国和清政府的交涉中，也多次提到车里和孟连向缅甸王朝进贡的问题，但从来没有提到耿马进贡之事，足可证耿马土司罕国楷之说是有根据的，并且在后来也得到了缅甸雍籍牙王朝的认可。清代给缅甸王朝进“花马礼”的，只有车里和孟连两个土司。

土司对缅甸王朝的态度是矛盾的，土司也不情愿送“花马礼”，承担这种高额的经济负担。但是，边境的车里和孟连土司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最主要的就是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不充分，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不能在当地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随时对付不测（这在下文中要论及）。而土司自己的力量不足，无法抵御缅甸军队在边境的骚扰。如明天启七年，缅甸大掠车里土司之境，致使人[36]民流散，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即使中央王朝出兵，战争在土司的地域内进行，对土司地方的破坏也极大，且兵退缅来，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外，缅甸王朝不仅征收贡礼，还给土司封赐官爵，如土司没有得到缅甸的封赐，或缅甸王朝另封土司的其他亲属，就会引起土司的内乱。如车里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缅甸一直在插手刀太康、刀绳武叔侄之争，清王朝委刀绳武为土司，其叔太康为代办，而缅甸直接委任刀太康，引起车里地区长达十余年的内乱，后来绳武外逃，清王[37]朝又委太康之子正综为宣慰使，才初步稳定了车里地区的局势。这也是土司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这正如余定邦先生在分析缅甸王朝一直干涉车里内政时所说的：“缅甸的历代王朝之所以能这样做，是[38]明、清两代封建王朝未能对边境土司提供有力的保护造成的。”可谓一语中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清两代要提供这样有力的保护，确实存在具体的困难。

这样，边疆的车里、孟连两土司实际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从客观上的实际控制和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主观上的归属感等方面来说，两土司是大清国的子民，而不为缅甸王朝的附庸。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中央王朝军事控制的困难，土司自己又无力单独应付缅甸王朝的侵扰，车里、孟连两土司只能采取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即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下，私下给缅甸王朝进奉所谓的“花马礼”，并在名义上接受缅甸王室的封赠，以换来边疆一时的安宁。这种“花马礼”和封赠，如果和中央王朝对边疆土司的实际治理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乃是类似于历史上不同政权间的“岁币”的性质，而不具有实质性的管辖意义（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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