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志菲,余玮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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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内外的红色传奇试读：

一个骄阳吐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铛铛、铛铛”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主席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近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来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创会主席……“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了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发明照相技术的人是伟大的，留下珍贵历史瞬间的人更伟大。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照片背后，深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侯波用光影浓缩瞬间，为我们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隧道。一　红色瞬间定格为永恒

坐在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简朴的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侯波回忆着。这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就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

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主席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使她轻松起来。这时，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他们吃。不爱吃水果的毛泽东则大口地抽起烟来，喝茶也不剩茶叶。“山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的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这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的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把他给彻底收拾了。”毛泽东正谈着，他的女儿李敏跑过来了，叫着“爸爸”扑进毛泽东的怀里。1949年5月，毛泽东与侯波、徐肖冰夫妇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合影。陈正青　摄

这时天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于是，与侯波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举着相机，为侯波夫妇跟主席合影。侯波、徐肖冰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主席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青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着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侯波在记录领袖影像的日子里，每天基本上是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但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兴奋地说道。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的照相器材很落后，胶卷都是到香港用外汇买的，很紧缺，我当时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印象中我拍了不到10卷。胶卷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个角度都只有一张底片。当时我的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侯波记得在广场上的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被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典礼已经开始了。陈正青、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青的那张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那天，当时还在电影队的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忙着拍新闻电影纪录片。”

开国大典那天，上午不到10点侯波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因为下午2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宣布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我又急着赶回去拍照片。两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奏响《东方红》……侯波赶紧用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生怕误了每一个重要的镜头。“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开国大典。侯波　摄

25岁的侯波，此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而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这一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曾经多次在纪录片中听到的那熟悉的声音，此时仿佛一下子回旋在耳畔，激荡在心底。照片再现了重大的历史瞬间，摄影真不愧为一门收藏历史的艺术，而摄影师则是收藏历史的收藏家。

看到笔者的钦慕之态，侯波马上表白：“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是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认为自己很幸运。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侯波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与平时相比有点变调，显然是激动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侯波也激动得流了泪。“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

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感人至深。侯波也激动了，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方有限，再往前是不可能了，往后退也没有地方，当时侯波什么也不顾了，就在自己上半个身子探出墙外的那一瞬间，周恩来总理抓住了她的衣角，等回过身来见是周总理时，一股暖流涌上侯波的心头。

侯波透过相机镜头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人们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一次次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个珍贵的历史镜头。侯波拍摄主席回应广场上热烈的欢呼时，不顾一切地侧身探出墙外抓拍主席精神焕发的笑容和激动的神情。在旁边的陈云和彭德怀都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小心！”

那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气氛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元勋的精神风貌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据侯波回忆：“我当时在城楼上拍照时总蹲在围墙下，有人不理解。因为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络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写着‘你们挡着我们看不着主席，你们快离开吧’等字样。还有直接在城楼下喊叫的。所以我们摄影的同志都是尽量蹲着，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站起来。”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开国大典《新华日报》号外。

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就可以看出来。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向前行驶，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

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立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至于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根本不知道累，直到深夜回到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五一、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离休后，我又多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你们不知道，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由于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台阶也有的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一年比一年漂亮了，看起来也特别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二　中条山·枣园·中南海“侯波”其实不是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再叫‘阎锋’很别扭，‘侯波’反倒成了我的真正姓名。”

侯波的爷爷没有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希望他的后辈不要像他那样没有文化，只要肯上学并上得成学，他都想尽一切办法供养。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地的学校念书，姑姑对侯波的生活非常关心，但在学习上却非常严格。晚年，侯波还时常抱憾姑姑去世得太早。

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厄运始于侯波父亲的身亡。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惹恼了资本家。当父亲想回家缓和一下与资本家的矛盾时，却在回家路上遭到资本家的暗害。“得到这个凶讯，家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穷人怎么斗得过资本家，全家只得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恶气。”后来，在运城教书的姑姑又不幸离世。两桩意想不到的灾难给了侯波的爷爷致命的打击，他由于过度悲伤，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侯波的家境一下子陷入穷苦的泥沼，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临终，母亲对当时只有13岁的侯波说，要她照顾好3个弟弟。“那时，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早晨，一个女子小学的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说是有事情要商量。侯波去了之后，听比自己大几岁的另一个女同学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从柜子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4块银元。“我今天还记得，当时奶奶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怀揣4块银元，穿着她做的布鞋上路了。”

中条山是当时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山上的游击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支抗敌决死队。上了中条山后，侯波她们被决死队分派到各村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和鞋垫。在这里，侯波学会了许多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等。“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不久就收集起几千双鞋子，通过抗敌决死队送到前线去。可是，后来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说这一去离家更远了，但不去是不行的，当时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有生路。”

在经历一路乞讨式的跋涉后，侯波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表现积极、好学、上进。有一天，青训班的人事科长找侯波谈心，问了侯波家里的情况及个人的理想之后，突然发问—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14岁，也不太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入了党以后会怎么样，但从身边的那些大人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于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了右手……“中共七大之后，才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可我们那时候，还有十二三岁就入党的呢。”也正因为入党年龄太小，又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证明，在“文革”中，侯波曾长时间被认定为假党员。“事也有凑巧，多年以后，我的大儿子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他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的父母认识我，后来见面一看，却正是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王宁娜和刘志明，只是他俩后来也改了名字，因而失去了联系。这真是历史开的玩笑！”

在青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后，又经组织分配，侯波来到延安，进了保安处。因为所做的工作保密性强，组织上建议她改个名字，保安处的处长周兴就将她改叫“侯波”。“她在延安7年，就上了7年学。”徐肖冰插言补充着。侯波毫不否认，“因为我刚到延安，什么都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去念书学点东西才好。我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和在延安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办学，这样，我又曾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都很关心的学校，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在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就是在这期间，她和徐肖冰相识相恋并决定相守终生。1942年，延安女大学生沈玉玲(左起)、曲岩、赵军、杜国芳与侯波在一起。徐肖冰　摄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晚年侯波说这话时看着老伴儿，两人会心地笑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回忆起这些，侯波心底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习摄影。“原来只看见他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技术问题，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置身于灯光灿烂、气氛热烈的会场，侯波感到由衷的喜悦。她四处打量，只见会场前挂着人民政协的徽章，徽章中间是红色的中国，屹立于白色地球之上，徽章上面还有四面红旗，外围有蓝色齿轮和黄色谷穗，侯波知道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象征。主席台前，鲜花、翠柏环绕，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插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很是庄重。

当晚7时，毛泽东等89位主席团代表步入会场，全体代表一致起立鼓掌欢迎。大会主席团就座后，毛泽东以澎湃的激情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这段开幕词后来广为流传。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时，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北平，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去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渐渐地克服了紧张心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侯波发现，对党外人士，特别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是十分注意礼节的。1949年进北平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柳亚子等人。对他们，毛泽东不但迎送出门，而且遇有台阶还亲自搀扶他们上下，并与之携手漫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老师来对待。

19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毛泽东请程潜到家里做客。在侯波的印象中，这是程潜第二次到中南海做客。吃过饭，毛泽东对程潜说，出去走走吧。侯波见拍照的机会来了，也赶紧跟着。

他们边走边聊，兴致勃勃，不觉已走到中南海畔。金秋的北京，晴空万里、和风阵阵，美丽海面和水榭楼台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毛泽东提议划船游览，饱览这里的迷人景色。

毛泽东触景生情，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你有何感受？”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称赞：“名不虚传，妙不可言。”

两人登上一条小船。毛泽东要亲自替程潜荡桨。程潜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毛泽东说：“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呀！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驶去。两位老人的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侯波按动了快门，将这珍贵的一刻永恒地记录了下来。

当时，侯波不明白毛泽东为何对程潜如此敬重，后来才逐渐了解他们几十年的交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就离开新军继续求学。因程潜(字颂云)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当时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的毛泽东，引起了程潜的注意。他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绝非等闲之辈。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谈判期间，程潜曾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两人谈至深夜。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德高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落选后，程潜回到了故乡，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期间，程潜决心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正式发表和平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因此，当程潜应邀于1949年9月7日晚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去火车站迎接。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称他为“老上司”，程潜激动地流下了眼泪。1950年6月20日，手持国徽图案的毛泽东不禁开怀大笑。侯波　摄“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处，左厢房的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笔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可以感受到她是幸福的。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当年6月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毛泽东在丰泽园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游泳池”。

徐肖冰告诉笔者，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直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这时，坐在一旁的徐肖冰插话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对我都保密。”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接见西藏宗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前排右一)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右三)。侯波　摄三　开国领导人的真情见证

谈起为领袖摄影这项工作，侯波说出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一个个令人眩目的珍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的馈赠。

侯波刚到中南海工作不久，对情况不熟悉，拍照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出席一个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人很多，都围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握手、交谈。因为侯波个子比较矮，又被别人挡着，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端了半天相机，也没能拍到一张照片。

这时，周恩来也在人群中，看到侯波一直没有拍摄，就问道：“小侯波，你怎么还不快拍照片？等一会儿这样的场面就没有了。”口气很严厉。侯波一听更慌了，转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可以拍照的地方，最后没有办法了，就在人群中胡乱拍了几张，结果所拍的照片都不理想。

当天晚上的中南海舞会，侯波也应邀去参加。侯波到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舞厅里了。白天他刚训过自己，侯波有点儿害怕他，一看见他就赶紧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不想让他看见。当时，周恩来正与别人说活，侯波以为他没有看见自己。

舞曲响起，人们开始找舞伴跳舞，侯波还躲在柱子后面，想等周恩来去跳舞了再出来。谁知道周恩来径直朝她走过来，走到她面前，向她伸出手，说道：“小侯，我请你跳舞。”周恩来游览颐和园。侯波　摄

侯波一下子更紧张了，稀里糊涂地跟周恩来滑入舞池。想与总理跳舞的女同志很多，一个原因是周恩来的舞跳得好，舞姿潇洒，风度翩翩；再一个原因是有些平时见不着总理的女同志想借此机会与总理接触一下，所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轻易没有机会与总理跳舞。

侯波回忆说：“周总理那天请我跳舞还是由于白天的原因。他一边跳舞一边对我说：‘小侯，今天是我不对，我要向你道歉，你拍照的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请你原谅。当时人那么多，拍照确实有困难。’” 一位大国总理向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致歉，侯波感动不已。

由于工作的关系，侯波结识了许多中国政要和一些外国领导人，与胡志明、金日成等都有来往。即使现在她已离休多年，还与一些老同志保持着联系。王光美在世时，侯波经常打电话向她问个好。

作为中南海的摄影师，侯波与刘少奇一家也比较熟悉。刘少奇平时不爱说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是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1956年，胡志明与毛泽东在北戴河。后右为侯波。

侯波起初不敢给刘少奇拍照，只等他比较高兴的时候才拍。幸好王光美有时会提醒一下刘少奇，叫他坐下来，让侯波拍照。这个时候，刘少奇就会笑笑，摆好神态让侯波拍。对此，刘少奇常笑说又做了一次“道具”。时间长了，侯波与刘少奇就熟悉了一点，可以陪他散步、爬山。有时，刘少奇会问起侯波家里的情况，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等。

1951年底到1952年初，党中央决定让刘少奇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侯波也去了，她陪刘少奇到杭州、江苏、东孔府，还看了一些他的老朋友。1949年6月，刘少奇、王光美与侯波合影。

侯波说：“宋庆龄在各方面都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你把形容一位伟大革命家和形容伟大而美丽的女性的最好的词汇合在一起，那就是宋庆龄。”侯波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派邓颖超从上海邀请她来北平参加庆典的那一次。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车站迎接，侯波为了拍照也去了。1954年，刘少奇在北戴河好奇地看侯波所用的长焦镜头相机的取景框。侯波　摄

火车进站后，宋庆龄穿一件深绿色的旗袍，梳着高高的发髻，满面笑容地从车上走下来，庄重而又不失素雅。中央给宋庆龄安排的住所位于离车站不远的方巾巷，是一座建筑考究的四合院。不久，为政协筹备会的事情，周恩来、刘少奇、蔡畅等人特地登门拜访，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侯波也一同去了。宋庆龄很热情地招待他们。谈话的间歇，宋庆龄让正在换胶卷的侯波坐下来休息，还说：“这位记者我见过，上次在车站你就去了。”侯波很惊讶，当时月台上那么多人，宋庆龄竟然留意到了她—一个普通的摄影工作者。宋庆龄叫侯波坐在她的身边，还特地选了一个大苹果给她……1949年，何香凝、邓颖超、宋庆龄、史良、蔡畅、丁玲、许广平等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议的妇女代表合影。侯波　摄

这次见面以后不久，侯波就调进中南海了，见宋庆龄的机会自然也就多了。宋庆龄每次见到她，如果离得近，总会用一种关切的语气嘘寒问暖，就像妈妈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宋庆龄出访，她会主动约请侯波跟随拍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途中，飞机在伊尔库茨克作短暂停歇。翻译李越然把准备好的毛泽东将在莫斯科机场发表讲话的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性地拿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地扫过字里行间。

随行的侯波灵感顿至。她看到毛泽东在飞机上聚精会神地审阅稿子的神情，是那么充满个性、那么从容不迫，觉得很能突出他日理万机的工作状态，便轻轻地靠近，敏捷地选位、对焦之后，迅速按下了快门。侯波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张经典照片后来被多次发表，备受广大群众喜爱，这也成为侯波拍摄的最珍贵的照片之一。

11月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当赫鲁晓夫讲完话后，毛泽东即席发言，他那生动的语言，令大会气氛十分活跃，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11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庆典及群众游行活动。

庆典开始前，苏联保安看到侯波扛着摄影机，就粗鲁地将她拦在外面不让进去。侯波心里很着急，但无奈不会说俄语。眼看庆典就要开始了，她怕拍不着重要场面，心急如焚。就在这时，她突然发现了对面的彭德怀和邓小平，就对他们不停地招手。两人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让大使馆的人过来和保安交涉，这才让侯波如愿接近了主会场，拍摄到了毛泽东等的外交照片。

后来在开会间隙，毛泽东在询问侯波对苏联的印象时，侯波不满地说：“大国的架子摆得十足，可是会务安排得一团乱麻，我们这些客人反倒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太欺负人了！”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没想到侯波还这么大脾气。来到人家的国家就要听人家的指挥，客随主便嘛，等他们到了我们的国家，也要听我们指挥的。”

在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之后，16日至19日又召开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宣言》签字仪式在一个大会议厅举行，参会人员济济一堂，各国记者也特别多。侯波个子矮小，前面的人一站起来，她连主席台上的人脑袋都看不见了。就在她四处打量、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法国共产党代表站起来向她招手。侯波喜出望外，一下子认出他是曾经到中国列席过党的代表大会的外国朋友。法国人把椅子拉了拉，想让侯波从桌子下面钻过去。不料这时旁边也正有一个苏联记者无路可走，趁法国人刚站起来，他眼疾手快上前一步抢了侯波的先。好笑的是，他过于肥胖，在桌子底下钻了半天也没有露出头来。侯波再也等不及了，她急中生智，借助法国朋友的一臂之力，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对准正在签字的毛泽东迅速按下了快门。

侯波这一跳非同小可，连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都惊动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见是位拍照片的记者，也没说什么，反而对她笑了笑，露出赞赏的神情。

当时代表团里只有毛泽东和宋庆龄两个人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其他人都住在外面的宾馆。而侯波在宋庆龄的特别关照下，很幸运地与宋庆龄一起住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公主房。宋庆龄高兴地说，你住进来，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

宋庆龄给侯波的印象始终是那么亲切，使她很放松，一点不觉得拘束。吃饭的时候，宋庆龄、侯波、秘书和翻译坐一桌。宋庆龄礼貌、优雅，很讲卫生，搞分餐制。她总是先轮流着给大家夹菜，夹完了，才放一点在自己碗里。苏联卫士曾说：“宋庆龄是我见过的最伟大、最美丽、最亲切的女性！”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尊重。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和宋庆龄同坐一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您是主席，您坐头等舱。”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这样，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到底还是宋庆龄坐了头等舱。而侯波也就留在头等舱陪伴宋庆龄。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讲话。侯波　摄

快到北京时，侯波收拾东西。宋庆龄拿起侯波的手提包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侯波说：“相机。”宋庆龄用命令的口吻说：“拿出来，背在身上。”

侯波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照办了。宋庆龄接过那个空包，把头等舱里预备让她吃的巧克力、香蕉等一股脑儿全装进去，悄悄地说：“带回家给孩子吃。”侯波这才发现原来宋庆龄晚上一点东西也没吃，都留给她了。下飞机时，宋庆龄又嘱咐侯波说：“有时间就到我家里来看看我。”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宋庆龄给她留下了非常亲切的印象。四　细述国事风云的细节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等都穿着崭新的湖蓝色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谈笑风生。

当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周恩来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就座后，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原来是毛泽东到了。他还是穿着他平时爱穿的那身中山装，气度恢弘地走向主席台，不断向台下挥手致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穿着新式军衔服装的军乐队奏国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朱德、彭德怀等走上主席台站成一行，分别接受毛泽东的授衔和授勋。

第一个走上前来的是深孚众望的朱德。侯波看到朱德向毛泽东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用微微发颤的手接过勋章。然后，两位战友神情庄重地对望了一眼。在他们的目光中，侯波感受到了他们几十年并肩作战形成的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中—他们的手又握到了一起，从井冈山的第一次握手到今天，在这漫长的27年的风风雨雨中，以他们为首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缔造了人民解放军，成立新中国！此时，留下这一影像的摄影者侯波与授勋的开国元勋一样激动。

接着，毛泽东又把“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3枚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并与他们亲切握手。当时，刘伯承、林彪在青岛养病，叶剑英在辽宁紧张筹备即将开始的反登陆军事演习，都没有参加授衔仪式。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结束。周恩来发表了热烈的祝酒词后，元帅们走过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敬酒，刘少奇、周恩来等也纷纷向元帅们表示祝贺。现场气氛极为热烈。

在侯波眼里，朱德是一位长者，对人宽厚热情，很重感情，他与战友们经常保持联系，对每个人都很关心；而彭德怀却是最严厉、最耿直的，坦荡无私，敢于直言。彭德怀和朱德之间有一种兄弟般心灵相通的感情。

朱德喜欢到野外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他叫上几位战友到当时还十分幽静的香山或十三陵游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归国，朱德就叫上他和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一道去十三陵野游。去野外，彭德怀是一叫就应的。

下车后，人们在野外散步，渐渐走散，而朱德和彭德怀却始终形影不离。在水库附近转了两个圈，谈了些事情后，彭德怀就搓着手说：“很长时间不交手了，不知你水平可有提高？”

他们两个是军中的战友，棋盘上的老对手，一摆起来就能杀个天昏地暗。听到彭德怀的话后，卫士们立刻支起行军床，放下马扎，摆好象棋。朱德正蹲腿欲坐，彭德怀扶了他一把，头稍一摆动表示：坐那边！朱德望了一眼彭德怀，没说什么，慢慢地走到对面，重新坐好。人们明白：那边是红帅，这边是墨将。彭德怀尊敬朱德，请朱德执帅，自己执将。朱德、彭德怀“两军”对峙、专心致志，站在一边的邓小平则观棋不语，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挤到最前面，躬着身欣赏这场激烈的“鏖战”。一直跟着他们的侯波端起相机，对准他们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幅生动的照片。照片被侯波取名为“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南海瀛台与工作人员交谈。侯波　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还越过“三八线”，威胁中国东北边境。10月，毛泽东作出派彭德怀带兵入朝的决策。

侯波没有到过朝鲜战场，但她的爱人徐肖冰当年却在朝鲜战场拍摄。对徐肖冰的工作，侯波很支持，但也日日牵挂。从徐肖冰那里，侯波了解到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情况，知道彭德怀司令员与金日成将军经常协同作战，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侯波对此也深有体会：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金日成常来中国访问，只要他有机会，总是要见一见彭德怀的。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时，激动处还会掉眼泪。

1954年，在国庆五周年的招待会上，彭德怀与金日成再一次相遇了。看到他们笑容满面地共同举杯：庆祝新中国成立5周年！这是侯波第一次看到满面笑容的彭德怀。彭德怀为人严肃，很少见到他笑，但此时，在与金日成共同举杯的那一刻，彭德怀笑了，而且笑得十分亲切、灿烂。这么难得的画面，侯波自然不会放过，她眼明手快地拍了下来。过后品读这张照片，侯波体会到，彭德怀的灿烂笑容应不仅只是时逢庆典，也应是喜逢故友—那是残酷战争条件下并肩作战、携手抗击强敌的生死之交。

1959年7月1日，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因此，他遭到错误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等职务。

侯波回忆说：“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去拍照片了，一些小范围的活动是不让我们参加的，只有那些大的会场才让我们记者进。我那时就感到气氛不对劲，彭老总老是皱着眉头，坐在旮旯很少说话。不几天就传出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接着就说他犯了错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很少见到他了，他搬出了中南海，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1965年9月23日，彭德怀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彭德怀最终被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

1966年3月22日，彭德怀坐在颠簸的汽车上到达了成昆铁路峨眉山段，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很多三线单位负责同志在此迎候，邀请他视察。这让他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3月24日，彭德怀一行来到了乌斯河隧道，如雷的掌声响彻山野。透过望远镜，彭德怀看到站在峭壁上的人们在向他欢呼，他激动地回应：“你们干得很顽强，我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意！”接着，他踩着泥浆走进了3000米长的隧道。

彭德怀敢言的性格一点没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花果山煤矿存在的弊病，在那个报喜不报忧的年代，人们都为他捏把汗。这只是彭德怀三线视察工作的缩影，短短一年时间内，他三次长途视察，足迹遍及四川以及贵州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

期间，侯波见到过作为“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但起初没有认出来。当时侯波正拿着相机拍照，忽然听到有人喊：“小侯！”她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戴帽子的老人很和善地看着她，再仔细一看，竟是彭老总。

侯波喜出望外，马上走过去。她看到昔日的彭老总变得衰老了，留着好长的胡子，脸也晒得很黑。一时之间，侯波不知该说些什么，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

侯波告诉彭德怀：“我已经离开中南海，到新华社工作了。”彭德怀点头说：“好，好！在哪里都要好好工作。”

侯波回忆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彭老总，再后来就听到了他挨整的一些事情——他的冤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昭雪。五　聚焦领袖与群众心连心

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外出视察调研的时间和次数明显增加。而为被警卫和众多欢迎的群众包围的毛泽东拍照，却是很不容易的，狼狈的事时有发生。一次，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棉花大丰收。现场棉农和当地官员围成了几道人墙，把毛泽东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视线之外。没办法，侯波看见堆积成山的棉花，便踩着囤积棉花的围子往上爬，不想上去后，忽悠一下陷进了棉花堆。正同棉农们热烈交谈的毛泽东忽听得侯波的尖叫声，止不住笑了，对周围人说：“侯波掉进去了，去把她拉上来。”

1953年，毛泽东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很想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6月28日上午，他来到北京市郊的鱼池村。在一个菜园旁，他同正在菜园里拔草的农民张振随意聊了起来。后来他又来到张振家的院子里，看到张振怀孕的妻子左右手各抱一个孩子，便笑着说：“你可真行，一边一个，中间还有一个。”逗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快，村里的农民们闻讯都赶来了。毛泽东问了农民们许多实际的问题，诸如冬天烧炕吗，睡得暖不暖和，小孩子上学没有，庄稼好不好，粮食够不够吃等等。老实巴交的张振如实回答：“过去吃野菜，现在有吃的了，不过还不太好，荒年还要挖一些野菜，吃一些菜团子。”毛泽东听了，充满信心地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接近中午，农民们提出要与自己敬爱的毛主席合影，毛泽东欣然同意。随同而来的侯波连续“咔嚓”几下，为笑得十分开心的农民们与自然随和的毛泽东拍下了一组合影。

在返京的路上，毛泽东一再嘱咐侯波说，照片洗出来后一定要给农民们寄去，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侯波不住地点头应是。她看得出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希望农村的面貌能够快一点改变。

毛泽东曾对侯波说：“你相机不要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你照我，我不说你，不要老照我一个人。”从那时起，侯波镜头里的毛泽东，更多的时候是和群众在一起。

1958年6月28日下午，一生历经坎坷的库尔班·吐鲁木老人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库尔班虽然满脸皱纹，很消瘦，但此时此刻精神很好，眼中充满对毛主席的感激、崇敬之情，双手与毛泽东的手紧紧相握，毛泽东则亲切地报以微笑。对远道而来的库尔班，毛泽东十分感动地说：“新疆的少数民族老百姓多好啊！这么大老远的，还要骑毛驴来看我！”

库尔班是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农民，从小就成了孤儿，童年是与地主家的牛羊一起度过的。成年后，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库尔班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活下来。后来妻离子散，他孤身一人度过了17年贫困交加的生活。后来新疆解放了，库尔班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

村民们笑库尔班不知去北京的路有多艰难，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库尔班意志坚定，不为所动。他说：“北京在地上，只要我的毛驴不倒下去，一直走，就一定能到北京。能让我亲眼看看毛主席，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久，这件事就传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那里，为了满足库尔班的心愿，特批他随国庆观礼团乘飞机来到北京。

6月18日，新疆国庆观礼团负责人立即向中央民委递交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和田地委请求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库尔班·吐鲁木的报告。由于毛泽东的工作特别忙，接见活动要等几天。在等待的时间里，库尔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别人以为他生病了，要请医生来看。他说：“我的病医生看不了。只要见了毛主席我的病就好了。”他还托人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他到邮局去寄，问邮局工作人员寄什么信最快，邮局工作人员顺口告诉他航空信最快。他真的要在北京城寄航空信给毛泽东，恳请毛主席抽空早日接见他。

6月27日下午，新疆国庆观礼团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次日毛主席接见全体成员。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高兴，不少人都跳了起来。当晚洗衣服的洗衣服，理发的理发，兴奋之情早已把白天参观的疲劳驱散了。库尔班更是处于亢奋状态，对谁都笑嘻嘻的，见谁都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激动得一夜未合眼。他把带给毛泽东的礼物放在床头，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沾上一丝尘土，还细心地用外衣盖上。

28日中午12点左右，新疆国庆观礼团成员乘坐中央民委的大客车到达中南海。在一块小草坪上，他们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依次排好队等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不久，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走来，并向大家招手致意。在场的所有人情绪激昂，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掌声与欢呼声一片。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侯波　摄

库尔班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几次要走出队列都被人们拦住。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与代表团同志合影留念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朝库尔班走去。库尔班也快步走出队列，走到毛泽东面前，向毛泽东行了民族礼。毛泽东向库尔班伸出了温暖的大手，库尔班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毛泽东通过翻译询问了库尔班的名字、年龄和生活情况。这位75岁的维吾尔族翻身农民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恩人毛主席。随后，库尔班来到藤条圆桌旁，送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

侯波回忆说：“库尔班当时来见主席，带了两包东西，一包是葡萄干，一包是织的土布。当时老百姓也很困难，但他见到主席非常激动，主席就把那两包东西先收下了，尽管主席还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库尔班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两眼望着主席，双手久久不肯放开。我抓拍了这一感人的瞬间。”

接见后第二天，毛泽东还专门派人看望了库尔班，并送给他10米条绒布和对新疆少数民族兄弟的亲切慰问。库尔班多年来一直要到北京亲眼看看毛主席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喜讯传回家乡，万民同喜。

国画大师黄胄，画驴可称为一绝。由于“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故事非常感人，黄胄一直想用画笔把这位善良、质朴的维族老汉对新中国的感激之情描绘出来。黄胄先后画过多稿，最后选定老人骑着毛驴，弹着冬不拉，唱着赞歌，迎着朝阳向东方走去。黄胄以流畅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老汉朴实豪爽的人物性格和心向北京、思念毛主席的内在情感，达到了艺术形式和内涵的完美统一。此作品完成于毛泽东逝世的前一天，毛泽东逝世后两天，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为黄胄的这幅《日夜想念毛主席》画作题款：“日夜想念毛主席，主席恩情比天地。冬不拉，弹不尽苦难的回忆；热满特，唱不完贫农的心意。边疆各族兄和弟，日夜想念毛主席。黄胄作此图，朴初为题记。谁知得意作图时，正是导师弥留际！展图谛视泪沾臆，把笔几度不成字。库尔班·吐鲁木啊，咱们的心在一起，日夜想念毛主席！”

当时的《人民日报》不但刊登了“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长篇通讯，同时还配发了侯波所拍摄的大幅照片。“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的通讯和照片被选进了1960年的小学语文课本，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的故事还被改编成了话剧和电影。王洛宾还为库尔班的故事谱曲，成为脍炙人口的民歌—《萨拉姆毛主席》，直到今天仍广为传唱。2002年，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点献礼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库尔班把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化作坚定不移跟党走，争做劳动模范、民族团结模范的坚强动力。在他当选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后，更是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庄重承诺。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愧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杰出代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仰。

库尔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历史的潮流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最后的职务是于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退休在家，1975年5月因病去世，终年92岁。

1985年，侯波到南疆叶城，“看到他们把这张照片印成纸品，家家都挂着，主席在他们眼里威信非常高。在少数民族心里，你讲主席也有错误他就打你，你讲主席不好他就打你。”

当地群众听说库尔班与毛主席的合影就是侯波拍的，就一定要与她握手。他们对侯波说，你给毛主席照相，一定握过毛主席的手，我们握着你的手就像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样。这样，和侯波握手的人蜂拥而至，侯波招架不住，有关人员只好把她藏在医院里，才避开了那些热情的群众。

后来，侯波还得知，新疆人民又在于田做了个巨型雕塑，再现了她拍摄的这一瞬间。她明白，新疆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厚了，库尔班老人的举动事实上也是他们的愿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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