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疆域形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振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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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疆域形成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

绪论

云南，东方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尤其是时代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的第一页。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已灿若群星、光彩耀人。这里山河壮美、风光秀丽、物产丰饶，青铜时代曾孕育过光辉灿烂的古滇国文明；先秦时期，云南就以作为联系中外民间交流的通道（古西南丝绸之路）而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庄蹻王滇”，云南地区首次与内地诸侯国发生了关系；秦始皇时出现了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夷”的先声——“开道、设郡、置吏”，但只是昙花一现；直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益

[1]州郡的设置，云南才真正地成为中原王朝西南边疆的一部分并与之发生了紧密联系。自此，云南地区首个行政中心便在滇池地区（今晋宁县）确立。此后，随着历朝各代中央（原）王朝对云南地区经营侧重点的不同以及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平衡，云南行政中心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3次变迁：由滇中滇池地区（从西汉至三国初期）向滇东曲靖地区（从三国初期至唐前期），由滇东曲靖地区向滇西洱海地区（从唐中叶至元初），再从滇西洱海地区回归滇池地区（从元初至今）。此外，自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益州郡的设置至清代的两千余年中，随着历朝各代中央（原）王朝以及云南地方民族政权对云南地区不同程度的开拓与经营，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牢不可破的一部分在元明清时期才最终底定。

历史时期，云南作为中央（原）王朝西南边疆的一部分，在经济开发、行政中心的选址以及民族变迁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中原及其他边疆地区的独特模式。当然，这一结果的出现是由地理环境、移民、交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王朝治策等众多因素影响、制约产生的，其中历史时期云南行政中心的3次转移，对云南辖域的盈缩以及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疆域形成”这一课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云南行政、经济与文化中心变迁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影响，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对云南疆域形成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总结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其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异同之处，这也是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中亟待深耕的领域，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十分重大。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主旨明确与行文的便利，论著主题需要给出以下三点说明：一是，本课题研究的时空范围是自西汉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云南辖域内行政中心的变迁及疆域形成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的管辖范围是指以元代时的云南行省（包括今天的云南全省、四川西南的一部、贵州西部、缅甸的东北部及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区）地区为基点，其前后朝代又有所损益的云南历史辖境。历史时期的云南自西汉以来作为中原王朝西南边疆的一部分或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其辖域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定型于明，奠定于清。二是，由于本课题研究的是长时段的时空变换问题，这就往往会出现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名变换不定的问题，为了行文的便利，文中有众多地方采用了今天的地名来表述历史上名称变换不定的地区。三是，本课题中“云南疆域”、“云南边疆”或“云南辖域”等词的含义主要是指“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云南地方政权所管辖的地域范围或统治范围”，这也是行文中特别需要指出的。二 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氛围的宽松，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目前仍方兴未艾，显现出持续发展的[2]强劲势头。作为地处西南的云南边疆研究来说，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更是备受关注。目前，学界对云南区域史和边疆史方面的研究大有百家争鸣、各放异彩之势，其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时期云南多民族的源流变迁、经济文化的发展、王朝治边治策的演变、西（云）南边疆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但学界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疆域形成实践及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较显薄弱。（一）学界涉及云南行政中心历史变迁问题的相关研究

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问题是当今云南区域史、地方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点。从目前看，学界涉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范建华的《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关于[3]云南政治文化中心五百年一迁移的思考》，该文是10余年来涉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问题研究较多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对云南政治文化中心迁移的原因和规律做出了分析，认为“云南历史在与祖国历史整体发展的前提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突出特点便是云南历史发展的多民族多中心和每隔500年左右便发生一次统治中心的周期性转移”，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分析难免有所不[4]足。支云华的《古代云南的第一个政治经济中心》概要梳理了曲靖成为云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原因所在，但文中认为曲靖是古代云南的第一个政治经济中心的观点似有欠妥之处。此外，李孝聪在其《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第二章“西南地区：川、渝、滇、黔、藏”部分内容中，从云南历史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结构的视角对云南行政中[5]心的变迁问题进行了简要论述与分析。郑维宽的《试论明清时期云[6]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重心分布》从元代云南政治中心东移昆明的视角对云南经济重心的东移进行了分析，认为云南经济重心的东移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重心东移南迁大势下的必然产物。

近年来，笔者在做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对云南行政中心变迁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笔者的《汉代云南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及影响》（与黄梅合作）、《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东移曲靖的原因及影响》、《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西移洱海地区的原因及其影响》（与王泽君合作）、《元代云南行政中心重返滇池地区之考察》（与崔志敏合

[7]作）等文，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王朝治策与汉族移民入滇等多角度考察了导致云南行政中心确立及变迁的主客观原因以及行政中心变迁后产生的深远影响。诸文是迄今为止学界对不同历史时期云南行政中心的确立及变迁问题进行的最为系统的分析与探讨，但由于篇幅所限，文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此外，张刚、伍雄武的《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谢本书、李江主编的《昆明城市史》，方铁的《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古永继的《明清时期云南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思考》，龙永行的《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杨永福、何廷明的《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杨永福的《滇川黔相连地区古代交通的变迁及其影响》，蓝勇的《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和《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曹小曙、朱竑的《历史时期昆明市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乔飞的《明代移民与昆明城市的发展》，徐建军的《清代昆明[8]城市发展研究》等文，从交通变迁、文化繁荣、移民入滇及城镇拓展等角度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变迁相关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有所触及。（二）学界涉及云南疆域变迁史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中国疆域史及疆域理论的相关研究是随着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外敌入侵的特殊情况下展开的。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童书业的[9]《中国疆域沿革略》等著作最具代表性，“开拓了近代中国历史疆域研究的先河，但缺少从多民族国家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视角，基本上往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限来论述历史上的中国疆域”[10]。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古代疆域史的相关研究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是国内专家重点攻关的领域之一。学界从统一多民族国家视角对中国古代疆域（涉及云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11]有：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著史料翔实，内容丰富，历经长时期多次研讨和修正，字数多达161万，是国家“八五”计划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12]经略史》是最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历朝各代边疆经略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集创新性、科学性、权威性于一体中国边疆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西南或云南（古代）疆域史进行专题研究的相关著述主要有方[13]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阐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西南地区的行政机构设置和疆界划分的演变情况，是作者几十年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成果；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地方[14]沿革史》等文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秦汉至清各个时期西南（云南）边疆的变迁，考察了中缅边界、中老边界和中越边界西段的演变情况。上述成果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方[15]铁的《西南通史》探讨了从远古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西南地区（包括滇、黔、桂及川西南）的政治变化、疆域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及其族群兴衰的诸种情形，该著是新世纪以来西南边疆区域性通史领域中的创新与典范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何耀华总主编的[16]《云南通史（6卷本）》，编撰历经10多个春秋，数易其稿，字数多达300余万，对云南各民族自远古至1949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阐释及全景展现，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内容最完整、阐述最系统的云南通史著作，也是近年来云南疆域史、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此外，冯建勇的《秦汉时期的云南西部疆域变迁》，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陆韧的《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和《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秦树才的《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何平的《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

[17]来》等文，对西南或云南古代疆域变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是30余年来值得关注的成果。（三）学界涉及云南疆域形成的实践及理论的相关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疆域形成的实践及理论的相关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原因和规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已成为当今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整个中国疆域形成视角进行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马大正的《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数千年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秦汉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隋唐至元时期中国疆域的发展、清代中国疆域的奠定、19世纪中叶以后至民国时期中国疆域的变迁四个阶段，中国边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是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优秀成果。杨建新的《“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厉声的《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于逢春的《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李方的《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毕奥南的《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李大龙的《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18]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等文，从不同视角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构筑以及形成规律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

从朝贡体制或封贡体系视角对中国疆域形成问题进行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韦东超的《朝贡体制和分封制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19]家形成的作用》，认为朝贡体制对夏商周时期疆域范围的扩大与整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夏商周时期形成的国家形态和文化形态也为后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李云泉的《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和《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谢禹的《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20]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等文，认为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贾丛江的[21]《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认为属部朝贡制度是在西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对后世历代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管彦波的《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22]贡”贸易》，黄木、吴克娅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朝贡初探》等文，对认识朝贡制度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历朝各代的民族政策和羁縻政策，特别是土官土司制度视角对涉及西（云）南疆域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徐杰舜等的《中国民族政策简史》，龚荫的《中国历代[23]民族政策概要》《民族史考辨》等著，对历朝各代的民族政策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代民族政策无论是羁縻政策，还是怀柔政策，抑或是和亲政策，还是宗教政策，都体现了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一统的倾向和趋势。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上、下编，全书3册220余万字）、《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明清[24]云南土司通纂》等著，讲述了中国土司制度的滥觞、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阐述了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是由于历朝历代对边疆民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方才保证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25]地区的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铁的《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和《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26]民族的影响》等文，认为土司制度是对元代以前羁縻治策制度的重要发展，实现了对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蛮夷地区得以深入，促进了边疆同内地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造成了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改变。此外，李大龙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于逢春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视域中的西南边疆及土司研究》，吴永章的《从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看我国土司制度的渊源》，杨庭硕、李银艳的《“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王缨的《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龚荫的《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张晓松的《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林荃的《云南土司制度的[27]历史特点及分期》，曹相的《云南土司制度源流》等文，对于我们认识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在西（云）南疆域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四）学界涉及本课题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

学界涉及云南边疆治理史的相关研究。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央（原）政权都十分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治理，其治理的成败得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纵横两个方面来看，边疆治理研究的内容可谓十分丰富，囊括了从古至今所有历史时期的边疆行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边境管理、边防（国防）、周边外交、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经济开发、文化政策、治边思想等诸多方面。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云南边疆治理史的成果十分显著。专著方面主要有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赵云田的《中国治边机构史》、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周平等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罗彩娟等的《中国西南边[28]疆治理模式研究》等。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是对先秦至清代前期的边疆问题和边疆政策进行的分题论述，探讨了各个时代边疆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分析了传统治边思想、土司制度、和亲政策、边疆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情形；该论著是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进行的宏观研究，对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周平等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深入探讨了边疆治理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总结了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对当代边疆治理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反思；论著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论文方面主要有方铁的《中原王朝的夷夏观及其治边》《论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古代治理边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清朝治理云南[29]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等一系列相关论文的发表，体现了作者对历代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精深的研究，把古代中国（云南）边疆治理史的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学界涉及云南民族史方面的相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领域，特别是对西南或云南民族史的研究在近30年来一直是云南学术界的一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方国瑜的《彝族史稿》，江应樑的《傣族史》，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尤中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中华民族发展史》，郭大烈、和志武的《纳西族史》，朱德普的《泐史研究》，杨兆钧主编的《云[30]南回族史》，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等。其中，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华民族（56族）古代至近代族系源流及其历史发展演变的学术巨著，字数达500万之巨，其内容宏富、体系庞大、史料丰富、布局科学、分析严谨而深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从全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视角来看，该著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也大大推动了云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学界涉及云南移民史方面的相关研究。30余年来，云南移民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其代表性论著主要有苍铭的《云[31]南边地移民史》，其对云南边疆民族人口迁徙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期研究，探讨了疟疾对边疆移民活动的影响，揭示了云南边疆历史上民族人口迁徙的规律，归纳了民族人口迁徙对移民社会文化影响的一般性特征。陆韧的《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3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发掘新史料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从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汉族移民的土著化和移民对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的深远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另外，古永继的《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明清时期云南的江西移民》《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林超民的《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丁柏峰的《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苍铭的《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33]分析》等文，对历代云南移民的类型、特点、性质及其作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学界涉及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史方面的相关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和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上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一大亮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华侨史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其中有关云南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陈吕范的《泰族起源问题研究》、贺圣达的《“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34]产》等文，对南诏、大理国的族属和泰族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确证了南诏和大理国非泰族所建，驳斥了国外研究者把南诏和大理史说成泰族史，把南诏和大理国说成是泰族建立王国的错误说法，并对此作出了科学、全面、有说服力的分析与批判。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余定邦等的《中泰关系史》，贺圣达的《缅甸史》《东南亚[35]文化发展史》，申旭的《老挝史》，王民同的《东南亚史纲》等文，从不同方面和视角探讨了中国（云南）与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历[36]史。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对1644～1885年中越宗藩关系以及在宗藩关系模式下的其他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涵盖了中越宗藩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运作、朝贡贸易、民间贸易、边界领土交涉、边事、侨民问题等诸多方面，是有关清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申旭的《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尤中的《中国历代王朝[37]通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印半岛各地的交往关系》，是有关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以及南亚关系史研究方面的两篇力作。

此外，陆韧的《云南对外交通史》，段玉明的《大理国史》，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赵寅松主编的《白族文化研究》（2007、2008），纳张元主编的《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3辑、第4辑），尹建东的《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古代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之一》，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黎小龙的《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林超民、王跃勇主编的《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方铁的《论南诏的民族政策》，毛德昌的《韦皋与唐代的西南边疆》，周宝砚的《论唐王朝治边方略及其启示》，查尔斯·巴克斯（林超民译）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李清升的《赛典赤·赡思丁兴儒办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戴辉的《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杨宗亮的《元明清时期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李世愉的《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38]制》等文，从不同的视角对本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体看，学界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疆域形成”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和不足。

第一，就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问题而言，学界对这一主题的专门专志研究见之于文者寥寥，已有成果中有些论述和观点仍然值得商榷，缺乏对云南边疆历史的客观认识。另外，很多学者涉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一些相关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只言片语”“蜻蜓点水”阶段，亟待深入。

第二，就西南边疆或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研究而言，尽管目前学界对整个中国疆域形成及演变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涉及西（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所占比重不高，而且大部分（涉及西南或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的）成果也仅仅局限于从单一视角进行实证论述，视角略显单一，视野高度不够，理论总结、归纳、提升不足，缺乏从综合角度对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专门宏观系统整体性的研究。

第三，就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对西南边疆或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的互动关系研究而论，目前学界还几乎无人从这一视角进行系统论述。

第四，可喜的是，学界从移民史、交通史、开发史、对外（周边地区）关系史、治理史视角涉及云南疆域相关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这些成果一定程度上都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综合性、多角度、实证性视角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西南边疆或云南疆域形成问题”进行专门专志的系统研究显得迫切而重要；注重运用长时段、系统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理论问题进行宏观整体性研究，分析并总结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异同之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十分重大。显然，这也是本课题的立意所在。三 研究思路及主要方法（一）基本思路

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3次变迁：由滇中滇池地区（西汉至三国初期）向滇东曲靖地区（三国初期至唐前期），由滇东曲靖地区向滇西洱海地区（唐中叶至元初），再从滇西洱海地区回归滇中滇池地区（元初至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的变迁与疆域的形成也有着紧密联系。鉴于此，在研究思路上本课题拟从以下三个步骤展开研究。

第一，首先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努力挖掘新材料，以便尽力丰富完善之。

第二，本课题以时间为主线，将以6个章节分门别类地从地理环境、移民、交通、经济发展和王朝的治边治策等多角度、多因素对“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及西南边疆或云南疆域形成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另外，每一次云南行政中心的变迁又对不同历史时期云南社会的发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课题也将对这一问题做出深入分析、归纳与总结。

第三，最后结语部分将分别对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相关理论问题，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异同之处进行系统归纳与评述总结。（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鉴于本课题研究的时空范围跨度比较长、比较大，涉及的问题复杂多样，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将采用法国年鉴学派所主张的中、长时段历史观的研究法理论，把云南行政中心的变迁及云南疆域形成问题放在历史的长河视野中进行审视与研究，从中发掘出中长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找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历史演变的规律；同时，为了弥补其理论的缺陷和不足，本课题还将综合运用民族学、政治学及地理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整体研究；此外，系统研究法（系统研究法主张对研究的对象立足从整体上分析，同时注意系统内部各要素、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综合关系）和纵横比较研究法（横向比较法是将在同一时间范围、不同空间范围内的事物进行比较；纵向比较法是将在同一空间范围、不同时间范围的事物进行比较）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也会得到充分体现。四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重点

从地理、移民、交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王朝治策等方面对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的变迁及疆域形成原因进行探讨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历次变迁后产生的重要历史影响进行系统论述和分析是本课题研究的凝练与升华；对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与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的互动关系研究是本课题研究层面的一个突破；对历史时期云南行政中心的数次转移及其影响作规律性总结，为今天云南边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规律性的历史启示，也是本课题的宏旨所在；运用长时段、系统研究法和纵横比较研究法对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宏观整体性研究，分析并总结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异同之处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亮点所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研究不仅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所在。五 研究拟实现的突破、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本课题拟在以下几个研究层面实现突破

第一，希望在相关资料的使用上有所突破，从相关文献典籍中挖掘新材料论述新问题，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第二，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实现新突破，本课题将第一次对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与总结，运用跨学科知识探讨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内在机理。

第三，从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变迁的视角来探讨西南边疆或云南疆域的形成问题也是本课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一个突破。

第四，运用长时段、系统研究法和纵横比较研究法对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宏观整体性研究，分析并总结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异同之处也是本课题研究中拟尝试的一大突破。（二）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课题是专门专志集中研究云南行政中心的历史变迁及云南疆域形成问题的创新之作，本课题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吸收，是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本课题的研究从新的视角丰富了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容，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诸多跨学科知识和跨学科理论的运用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本课题对云南疆域形成和发展相关实践及理论的探讨，对云南边疆在中国疆域形成发展中的特点、地位、作用、贡献及与其他边疆地区异同之处的比较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着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的建构，还对现实西南边疆问题认识的深入大有助益。六 文献资料的基础及来源

本课题研究的文献资料使用情况包含了以下几点：第一，课题资料主要涉及“二十四史”、历朝各代的云南通志、地方史、地方文献典籍等资料，笔者已对其进行了广泛搜集、阅读及有效使用；第二，对当代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借鉴；第三，充分使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维普资讯、万方数据库以及其他科研资料库等。同时，笔者还广泛利用国家图书馆、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等诸多馆藏文献典籍及其相关资料。这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基础。

[1] 两汉时期，在行政区划方面，汉代基本上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二级管理体制（只是又增加了诸侯王国一级），益州郡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两汉王朝的一级政区而存在的，只不过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对郡国体制进行高效管理的需要，汉武帝时期才在郡国一级政区之上设立了监察区，即所谓的刺史部，全国共设有13刺史部（州），益州郡为益州刺史部监察区的南部。东汉末年，鉴于农民起义不断、郡守束手无策的困局，朝廷才不得不将州（刺史部）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于是，州（刺史部）便首次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李晓杰：《疆域与政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氛围的宽松，在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下，中国的边疆研究开始逐步摆脱50～70年代前期“左倾”思潮的影响，呈现日趋繁荣之势。伴随着198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中国边疆史地专业研究机构）的成立及其以后三大边疆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系列的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的展开，诸多边疆学术机构的建立、边疆学术团体的成长壮大以及边疆学术交流平台的增多，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其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化、贴近现实、多学科相结合的特点（马大正：《边疆研究应有一个大发展》，《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

[3] 范建华：《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关于云南政治文化中心五百年一迁移的思考》，《学术探索》2004年第7期。

[4] 支云华：《古代云南的第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云南日报》2002年5月22日。

[5]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87页。

[6] 郑维宽：《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重心分布》，《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7] 王振刚、黄梅：《汉代云南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及影响》，《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王振刚：《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东移曲靖的原因及影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王振刚、王泽君：《历史上云南行政中心西移洱海地区的原因及其影响》，《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2年第5辑；王振刚、崔志敏：《元代云南行政中心重返滇池地区之考察》，《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8] 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谢本书、李江主编《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方铁：《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思考》，《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2期；龙永行：《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杨永福、何廷明：《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杨永福：《滇川黔相连地区古代交通的变迁及其影响》，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蓝勇：《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曹小曙、朱竑：《历史时期昆明市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2000年第3期；乔飞：《明代移民与昆明城市的发展》，《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徐建军：《清代昆明城市发展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上海书店，1938；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1946。

[10] 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11]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12]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13]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

[14]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15] 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6] 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6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7] 冯建勇：《秦汉时期的云南西部疆域变迁》，《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黄国安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陆韧：《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陆韧：《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秦树才：《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世界民族》2001年第5期；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8] 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李大龙：《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李大龙：《关于藩属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对中国古代疆域理论发展的理论阐释》，《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

[19] 韦东超：《朝贡体制和分封制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光明日报》2007年8月17日。

[20] 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李云泉：《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谢禹：《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1] 贾丛江：《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22] 管彦波：《论唐代内地与边疆的“互市”和“朝贡”贸易》，《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黄木、吴克娅：《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朝贡初探》，《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23] 徐杰舜、罗树杰、许立坤：《中国民族政策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龚荫：《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概要》，民族出版社，2008；龚荫：《民族史考辨》，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24] 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龚荫：《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龚荫编著《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25] 《〈中国土司制度史〉简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2012年10月25日。

[26] 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2期；方铁：《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7] 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于逢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视域中的西南边疆及土司研究》，《民族学刊》2012年第5期；吴永章：《从秦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看我国土司制度的渊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杨庭硕、李银艳：《“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王缨：《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龚荫：《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张晓松：《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林荃：《云南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分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曹相：《云南土司制度源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28] 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周平等：《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罗彩娟等：《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

[29] 方铁：《中原王朝的夷夏观及其治边》，《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1期；《论封建王朝治边的历史经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古代治理边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思想战线》2001年第1期。

[30]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江应樑：《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尤中编著《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晨光出版社，2007；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朱德普：《泐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1] 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

[32]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33] 古永继：《明代外来移民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的江西移民》，《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丁柏峰：《明代移民入滇与中国西南边疆的巩固》，《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苍铭：《西南边疆历史上人口迁移特点及成因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34] 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5] 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余定邦等：《中泰关系史》，中华书局，2009；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王民同：《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36]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37] 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尤中：《中国历代王朝通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印半岛各地的交往关系》，《西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1980年第1集。

[38]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7）》，民族出版社，2007；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纳张元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9；纳张元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4辑）》，民族出版社，2010；尹建东：《对秦汉王朝开发经营西南地区的几点认识——古代西南边疆问题研究之一》，《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朱惠荣：《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思想战线》1975年第2期；高荣：《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黎小龙：《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林超民、王跃勇主编《南中大姓与爨氏家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方铁：《论南诏的民族政策》，《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毛德昌：《韦皋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周宝砚：《论唐王朝治边方略及其启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兴儒办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戴辉：《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杨宗亮：《元明清时期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李世愉：《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第一章首个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及其影响（西汉至三国初）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虽与中原核心区相距较为险远，但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却较早地引起了中央（原）王朝的重视。秦王朝时期在今滇东北地区开道、设郡、置吏的昙花一现，西汉王朝时期，从张骞一次西域见闻录的汇报，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的复事西南夷，再到“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1]注意焉，后数平西南夷”，看似具有偶然性的事件，却拉开了中原[2][3]王朝大规模经营“西南夷”的序幕。秦汉王朝经营西南夷动机产生的客观效果，却远远超出了他们想象的范围，其历史意义之重大，历时愈久而愈为彰显。第一节滇池地区确立为行政中心的原因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在滇池县（今昆明[4]晋宁县）益州郡治所的设置，这是历史时期云南首个行政中心确立[5]的标志。虽然在此之前，古滇国已存在很长时间。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至西汉时在滇池周围地区就已有滇国存在：“［滇[6]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7]人。”但对滇国的范围叙述不详，仅说滇国在夜郎以西，邛都以南，滇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方铁先生的《西南通史》考证，滇国统治范围大致与滇文化分布的范围相同，即东达曲靖、陆[8]良和泸西，西到禄丰，北至会泽，南抵元江、新平一带。显然古滇国统治地域较为狭小，并且对周围部落族群统属关系也较为松弛，其西部又被“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与[9]滇国敌对的昆明族所占据。所以笔者认为当时滇国还不能称其为整个云南地区的行政统治中心。另外，方国瑜先生在其《古滇国》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滇’只是一个不太大的区域，[10]不能以此区域概括全省。”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11]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遣巴蜀兵一举击灭与滇国保持密切关系“皆同姓相扶”的劳浸和靡莫，兵临城下，迫使滇王举国降，并于其地设郡、置吏，把益州郡的郡治设在滇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首个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一 地理环境因素

滇池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开阔的坝区、丰沛的水源与相对发达的农业，是决定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确立的客观基础因素。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地理环境往往对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正如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所说的那样：“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12]发展进程。”此外，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他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重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对人类社会文明历程的[13]演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滇池地区拥有云贵高原上最大的湖泊和数量最多的开阔坝区，再加上气候温和、水草丰美、四季如春，于是便成了早期人类聚集、繁衍和耕作的理想场所，进而成就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笔下的“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千里”的富饶景象。作为西汉王朝统治者，降服滇国后把其行政中心设在滇池地区的滇池县，无疑是充分考虑到了滇池地区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二 地缘交通因素

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大都采取以巴蜀（今四川、重庆）为基地进行经营西南夷地区的策略，缘由是巴蜀（今四川、重庆）地区处于王朝都城与西南夷地区的衔接地带且经济富庶，已有“天府之国”之称。这样，巴蜀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就成了统治者经营西南夷地区的良好基地。对这一观点，西南大学黎小龙先生在其《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一文中曾作过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初郡承担的费用，除平乱的军费开支外，初郡吏卒的日常行政管理费、人员生活费及平乱时‘取用不足’的其他费用，均[14]由西南北部的巴蜀4郡承担。”西汉王朝在经营西南夷时采取的是“各以其地比近给初郡”的经费分摊制度，采取这一原则的依据应是汉代西南北部巴蜀数郡在战国以来200余年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已号[15]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在西汉王朝面对北方用兵匈奴的庞大财政压力，利用西南夷北部巴蜀早期开发的成就来推动西南边疆的开发，这一思想策略应是正确可行的。关于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道路的开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16]就有明确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后来[17]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借[18]用巴蜀民力和物力修建了“南夷道”，之后，此道又连通了由巴蜀（今四川、重庆）经滇东（今曲靖）地区至滇池地区的交通线；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又修建了由成都连通川西南的“西[19]夷道”（又称零关道）。修筑这些道路的费用以及后来用于击灭劳浸和靡莫，招降滇国的巴蜀兵力，都是建立在耗费巴、蜀、汉中与广汉四郡民力及财富的基础上进行的。史称：“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20]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疲焉。”这样，由于“西南夷道”的开通，就使得滇池地区经巴蜀（今四川、重庆）至王朝都城的交通优势愈加彰显。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降滇国后把益州郡的治所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了滇池地区便利的区位交通有利于封建王朝政令的上传下达，增强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力。三 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优势和中央王朝的治策因素

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优势和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也是影响行政中心确立的重要因素。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和考古发掘印证，滇国应是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西汉王朝未降服滇国之前，滇国就已存在几个世纪，并以稻作农耕文明优于其他部落族群。这一问题的论证，我们可以从汪宁生先生的《云南考古》与李昆声先生的《云南考古学论集》两本云南考古界资深的著述中得到解答。史载西汉初年云南地区的状况：“其（指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21]可数千里。”于此可见，西汉初年今云南地区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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