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青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越过重洋越过山试读：
前言 母语
纵使科迪勒拉山系绵延壮美，阿尔卑斯雪山宛如童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时，只有感动，没有激动——没有看到黄山和泰山时的激动，因为身心的根系扎于故土而非此地。这种感言绝不矫情，也不虚伪。倚在黄山的苍松下，你闭目冥想的是云海中的诗行，你不会在云海中迷失，你记得山下的方向，哪里有宣州纸，哪里有绩溪砚，新安江的竹筏如何顺流直下，湿润的晨雾里能隐约分辨徽州商人昔日远行的古道。你和你儿时的伙伴坐在山涧的凉亭里，谈妙笔生花，饮毛峰新茶。很多年来，这幅画卷一直被我携带到所有的地方，即使画轴是那样沉重，也被我卷在随身的包里，害怕在任何时刻丢失。
有一次在旧金山市区拦了辆出租车到硅谷去会朋友。刚上车就觉得那司机的英语欧域口音很重，但猜不出是哪里人。偶然注意到一个细节：他脖中挂的银坠上刻着“佛罗伦萨”一词，有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图案。他打开车上的CD（唱片）播放机，一路上，意大利歌剧不绝于耳，一曲接着一曲。他似乎略带歉意地看着我，笑着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听。谈话间，我知道他确实是意大利人，而且来自佛罗伦萨。我们攀谈得极其愉快，当得知我此前曾经拜访过他的家乡时，他非常高兴，询问我对佛罗伦萨的种种印象。到达目的地时，他从车的后备厢里拿出一小瓶葡萄酒送我，并握紧我的手说：“记住，伙计，意大利的葡萄酒比法国的好。”自20多岁移民美国，30年过去了，他仍然将自己视为意大利人而非美国人，他说他睡梦里见到最多的场景总是祖父的葡萄园。
我又想起那位来中国教书的西班牙朋友贡扎勒，他大约15岁时离开西班牙去挪威念高中，然后又到英国伦敦读大学和工作，他成长中最关键的年月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文化中度过的。也许你认为，这个年轻人将会是全球化时代无国界的“新新人类”，可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他是西班牙人。无论身在哪里，他都始终捍卫着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的信念。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经历多少种文化的交相感染，他的性格、信念、风范、气息始终和弗拉明戈舞的热情、欢跃、血性一脉相连。
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以及那些多种文化大融合的多元化地区，依然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圈的居民各自聚居生活的地带，例如中国城、希腊村、德国社区、印度社区、阿拉伯区、泰国街、西班牙镇。在这些社区里，可以买到来自母语国的许多食品和工艺品，一些传统习俗与风尚也在这里得以沿袭。日本人可以在他们社区附近的日本餐馆里吃到地道的寿司，墙上的富士山图和樱花壁画、侍者穿的和服以及日式的座位包厢，都让你误以为正身处东京的某个餐厅。中国人可以在春节时到唐人街观看腾龙舞狮的喧闹盛景和高悬的红灯笼，中秋临近时月饼的香味也一样飘满了这里。在异乡的天宇下，在西式建筑群组成的都市街区里，那些精心保留的东方节目很像文化孤岛上自娱自乐的仪式，有些寂寥，有些尴尬，但它们存在着，勾起人们对故乡的回忆、对母语的怀念。
每当我看到那样的情景时，总是深深地意识到，其实乡愁是何等的辛酸啊。我也由此断定，一个在母语文化中有过童年和青少年记忆的人，其实是一辈子也融入不了另一种文化的。无论你的外语多么纯熟，都一定难以摆脱不能用母语书写和对话的那种异质感，你的一生都无法彻底完成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改造，这是所有第一代移民的悲凉宿命。你可能会接受移民国文化中的某些生活方式、手段，但你的心灵早已从一而终地皈依了你的母语国，或者说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这样表述：“移民是很奇怪的，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世界各地的移民都是变形的、不快乐的人群，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祖国，却又气恼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爱着新国家，但却无法融入新国家。所以移民永远都处于祖国和新国家之间，而我们的希伯来文学差不多也是一种移民文学，里面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总是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
祖国是关于土地、民族、人民、优秀文化、优良传统、光荣历史的抽象概念，这与政权、统治者、时代都无关。一个流亡者，有可能逃离一个政权，但他一生都注定无法逃离母语和祖国。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流亡法国数年，他的作品里终究是挥之[1]不去的波兰记忆。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中，他相信，如果法国有一个少女维罗尼卡，那么他的祖国波兰就一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少女维罗尼卡，一个人的心跳感应着另一个人的心跳。我想，这个“维罗尼卡”其实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本人，他似乎想表达，法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只是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件复制品。是的，在《蓝白红三部曲之白》中，那个理发师卡洛哪怕是躲在货箱里偷渡也要重回故土，当巴黎生活没有给他提供尊严，当平等的愿望变得渺茫，他重返母语国的过程就是重新找回生命自我的过程。卡洛回去了，基耶斯洛夫斯基至死也没有回去，可他钟爱的那个钢琴诗人肖邦的乐曲与他生死相随，回响在他的作品和人生中。一个是一生用音乐细细温习他的波兰祖国的男人，一个是一生用为数不多却精雕细琢的电影诘问自由与伦理的流亡艺术家，他们消逝在各自的命运里。在吹拂过古老地中海的忧郁晚风中，这两个波兰人的杰作分别以音乐语言和电影语言嵌刻在共同的母语范本中。
一切文化亲情都在你18岁以前与你绑定了。文化亲情与日后的价值观和信仰无关，文化亲情只和母语关联，只和童年、故乡关联。从你在护城河边高大的桑树上采下第一颗桑葚的那天起，从你聆听祖父讲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在天寒微雪的黄昏“旗亭画壁”的故事的那天起，从你在杭州的九溪烟树那片寂静的山林里品饮龙井茶的那天起，母语将永远跟随着你，唤起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意境，提醒你“吾日三省吾身”、“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准则。你光阴的日历将始终在对过年的盼望中翻过。年是什么，是除怪兽的勇士吗？不，是一辈子的梦！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这种简单、纯真的季节轮回中，你不会担心因远离文化亲情而失语，你与母语朝夕相伴。
[1] 《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又译“两生花”。——编者注chapter 1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来时路上有松菊从北京到纽约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当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加缪在47岁时死于车祸，是意外，还是一场由荒诞感引发的蓄谋已久的对肉身的自我裁决，没有人可以妄作判断。但是这个法兰西的存在主义者一生都没有过萨特那种从绝望路途上重获希望的自由与兴奋。萨特用自由抵抗笼罩世界的浓重的荒诞。加缪的世界里只有西西弗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神却故意不停地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我们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如果人生注定是这样一场酷刑，那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生意味着不能自由，死意味着不能永恒。在西西弗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推石头的神话里，一切意义都被抽剥了。究竟是加缪解构了《荷马史诗》，抽剥了生命无限美好的意义，还是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虚情假意呢？一
这是2014年2月初春的一个上午，北京某报的记者廷木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积雪的松柏，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Ephemeral。这是从希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海中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她的手指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画着什么。廷木迟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其实并不年轻了，只是那件粉色花袄把她包裹得酷似少女。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她用目光迎接廷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她说了一声“你好”，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20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因为20多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那时候还是1992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了，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人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重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滩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他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舒兰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开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觉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二
1992年夏天，廷木结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廷木被分配到家乡南京，先在工业局当局长秘书。
说是局长秘书，可到局里报到的那天，局长告诉廷木，他必须先到下属的机床厂下基层锻炼一年。大学时代充满幻想的日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归于现实的真相。那年秋天，廷木开始了工厂生涯，在总装车间上三班。
那会儿，廷木并不知道舒兰已经被分配回杭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大学英语教师。有一次廷木去看望绍兴的外婆，从杭州经过，住在杭州的一家旅馆里，一连好几天，终日流连西湖的秀色。
廷木一个人。一个人，在苏堤，在灵隐寺。那时候杭州还很安宁，廷木活得像隐士。中秋的丹桂弥散出大片大片的芳香，廷木呼吸着那种气息，躺在船头，在晌午的秋光里昏昏欲睡。在绍兴乡下，廷木耐心地向外婆学着茴香豆的四种做法。
乡民们都知道廷木是从北大毕业的，投来艳羡的目光。廷木缄默无语，他学会了划一手好乌篷船，练就了结实的肌肉。有一次喝了青梅黄酒，廷木划着船钻进一个桥洞，桥边一个戏班子正忙着为第二天的社戏走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相会，生离死别，廷木也跑上台去吼了几句，然后哭得死去活来。戏班子的演员们诧异地看着廷木，晚上廷木和他们继续狂饮绍兴的女儿红，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廷木在那家机械厂干满一年，调到工业局，后来又跳槽到南京一家报社工作。他希望离自己的中文专业更近一点，但他心里，其实更思念他读书的北京。
那两年，廷木和我成了新闻界的同行。有一段时间一块儿合作编撰迎接香港回归的专题宣传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知道我们原来有共同的祖籍江苏丹徒。我听说过廷木的祖父，乡邻们提起他时都敬佩不已。廷木的爷爷在民国年间是丹徒有名的乡绅财主，知书达礼，为人忠厚，家境富有，却绝非为富不仁之辈。一生救济穷人，善行累累，在镇江创办了火柴厂，赚的钱就开了家诊所，聘请了一个学过医的德国传教士来行医治病。老人青年时代在北平念书，赶上五四运动，后来回到家乡，与故土相守一生。廷木闻此仿佛他乡遇故知，惊喜我对他的家史如此清楚。那以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兄弟相待，无话不说，并相约有朝一日共游家乡的湖光山色。
几年后，廷木考到北京的一所二流大学读硕士。廷木没有再去北大，不愿向别人提起他是从北大毕业的，甚至乘车也不愿经过母校门前。北京物是人非了，楼宇林立，道路飞旋，人流如蚁，车流如蝗。北京的繁花似锦那么快就把他们上学时的痕迹一笔勾销。廷木在这里读书、谋生、与人打交道，尽量不去想他曾引以为豪的大学时光，也不想在南京那几年的潦倒旧事。
那个充斥着朦胧诗、强国梦、同学情的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中关村已永不再来。廷木沉默着，一边在那所二流大学读书，一边在一家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廷木在什刹海的旧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在老北京散步成为廷木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三里屯或者后海喝酒成为廷木生活的另一部分。
他熟悉北京城的一草一木、街道地名，朝阳门内大街有多长，知春里有几个小书店，地坛里的百年松柏和景山的有何区别，全都记下了。晚上，经常摸着黑，沿着什刹海急行军，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胡同深处的小吃。杏仁茶又热又稠，褡裢火烧酥脆鲜香，驴打滚、豌豆黄、豆汁应有尽有，小吃不小，样样本色。现在爱吃洋快餐的孩子们不懂，小吃可比肯德基好吃多了，那是北京的滋味。那些读《哈利·波特》的时尚小孩不读老舍，所以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多美。廷木深爱北京的一切，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一段京胡弦语，一壶茉莉花茶，全都被他悉心收藏了。三
1992年，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课教师。一个深秋，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他刚从美国来中国，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个向导兼翻译，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就邀请舒兰做他的陪同。舒兰答应了。
几年之后，1995年，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赴美后不久，舒兰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很多年以后舒兰都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无法释怀的道德污点，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育、做人修养大相径庭。舒兰一遍遍设法原谅自己：因为那时候她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金得以延续。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就睡过去，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了，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个安逸的小镇，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到旧书交换店淘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像带。
舒兰在这个小镇上悠闲地打发着离开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假期。费城的阳光有一种清澈和热烈，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遮住无数曲曲折折的林荫小道。舒兰躺在那些开满晚茶花的草地上尽情地看书，太阳攀上头顶的时候，舒兰就来到小镇的咖啡馆吃午餐，她喜欢一种薄荷味的冰激凌，每次午餐后都要照例来一份。吃到最适意的时辰，她就离开咖啡馆，沿着小路逛这里的各种工艺品商店。有家手工饼干店的店主人已经认识了舒兰，每次舒兰经过时都主动招呼她进来坐坐。渐渐地，这个来自法国的老妇人喜欢上了舒兰，把舒兰当忘年交一样看待。老妇人有些唠叨，可心地慈祥，她不厌其烦地向舒兰讲述着她对巴黎生活的厌倦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她对那个风流成性的丈夫爱恨交加却又忍无可忍，由此她感叹生物基因的不可逆转。老妇人叫玛蒂尔德，她的饼干店也以此命名。舒兰从玛蒂尔德那里不断品尝着她发明创造的饼干新品种，老太太的创造力让人钦佩，她的胆量足以让她把全世界任何几种调料和原料混合在一起开发新饼干，比如她把杧果汁和黑巧克力毫无道理地配成一种叫“黑骑士和牧羊女”的饼干。看着舒兰一脸惊喜和好奇，玛蒂尔德拍拍舒兰的头说：“孩子，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缘由，任何两种东西都可以随便搭配在一起，就像我和我那个啤酒桶一样的风流丈夫。”舒兰一边品尝着这些稀奇的饼干，一边强忍着不笑出来。
那是一段空前快乐的岁月，让舒兰忘记一切烦忧。整整两个月，她寸步不离小镇。她认识了小镇上的很多人，小教堂的牧师、送牛奶的工人、职业经纪人，还有同幢公寓的邻居文森特，那个貌似腼腆的德国青年。每天早晨，那个青年从舒兰的窗前经过去上班，而舒兰还没有起床，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他匆忙赶往小镇火车站的身影，舒兰就知道这时一定是早晨8点。四
在宾夕法尼亚读硕士时，有一次上课，一位白人教授向舒兰提问，让舒兰介绍家庭成员以及她本人的宗教信仰。舒兰告诉大家，他们没有西方“有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教室里一片沉寂，教授费解地看着舒兰，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舒兰感到一阵受伤，她的诚实让她蒙受误解。舒兰嗫嚅着，想努力地辩解：“可我们有我们的道义、价值和情怀，有我们爱的伦理。”舒兰的声音很小，可教授还是听见了，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可如果你的民族集体犯错的时候，你们选择沉默，还是选择逃避？”舒兰竭力维护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这是我的民族文化中特有的。”这位教授丝毫不愿宽恕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无法理解，一个不信仰上帝的民族是不会懂得敬畏的。”舒兰鼓起了勇气，冷冷地对教授说：“对不起，老师。据我所知，美国的课堂上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私人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况且，你也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力用审判的口吻和我说话。”为了抗议这位教授的偏见，舒兰向学校校长写了一封抗议信，然后愤然退学。
当舒兰返回纽约决定重新选择一所大学就读时，她收到了原先那所大学校长的道歉信，并告诉她，学校已对那位自以为是的教授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舒兰拒绝了校长让她继续就读并提供奖学金的邀请。舒兰徜徉在纽约的街头，呼吸着异国的空气，那时候，她泪流满面。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茫然地漫步，委屈地黯然落泪。纽约的春天浪漫多姿，她想起了北京的春天，还有她的故乡江南的春天。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春天才真正属于自己。
她少年老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超验的上帝和神灵，她的民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的民族一语道破天机：既然宇宙浩如烟海，人如草狗，何必去追究无法穷尽的真理？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不如安时处顺，与天合一，与道合一。既然天道与人道合一，人就是靠得住的，仁与礼就在人的良心深处。当普天下人都还在茹毛饮血的童年时代，她的民族已经是风雅而矜持的长者。
舒兰是这个长者的后裔。如初春的蒲公英，突然脱离母体，飘向遥远的旷野。她落在新大陆的土地上，无知无觉，无声无息，飘零异乡的孤独感让她终日惶恐不安。可舒兰不想回去，因为她自己主动选择割断了各种各样与故乡联系的根须。在陌生的新大陆，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种族、多元化、民主、普选和星期六的野餐都无法让舒兰找寻到任何属于自己的归宿感。为了自我的新生，为了内心的自由，舒兰选择了基督教。这是舒兰20多岁人生中的一个非常事件，舒兰终于下决心把灵魂和爱献给了这个在她青年岁月中收容她的新大陆。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研究基金会资助舒兰去中东做学术考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一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舒兰亲眼见到过一些以色列士兵用糖果和布丁戏弄两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并故意引诱孩子们发怒，被逼急了的孩子们破口辱骂，捡起石子掷向士兵。士兵们用枪瞄准他们，两个孩子顷刻间倒在血泊中。接着孩子的尸体被几个神色慌乱的士兵匆匆处理掉。舒兰站在一棵樱桃树下，目睹着这场杀戮，此时上帝和真主都在场。
在巴勒斯坦的孩子应声倒地的那一刻，舒兰明白了其实上帝的存在与否拯救不了那两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因为如果人类注定是贪婪的、排除异己的，历史的劫难就注定是永无休止的，生命就注定是悲哀无常的。
当舒兰从旅行包里取出相机拍下这幅景象时，一个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飞快夺过舒兰的相机，打开后盖，扯掉胶卷。舒兰从那个以色列士兵娴熟的动作和麻木的脸上，突然看到人类在制造谎言、销毁证据时使用的暴力手段和流氓嘴脸。舒兰接过了士兵归还的相机，转身走了。五
1999年，舒兰的父亲突发心脏病猝死，最挚爱的亲人猝然离去。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觉得舒兰回来也无济于事，况且父亲病重时她正赴中东考察，夜以继日地准备学位论文。直到一个多月后，她收到母亲的来信，那天舒兰正在报告厅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答辩中突然泣不成声，导师组的教授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她强忍悲痛告诉老师实情。老师们为舒兰父亲的亡灵祈祷，并建议将论文答辩改期，她含泪向老师鞠躬致谢。
记得那天，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舒兰从答辩现场离去，沿着学术报告厅的长廊走了很远，那条长廊没有尽头，她手中所有的答辩提纲全部滑落在地，她缓缓失去了清醒的意识，记忆恍然地搜索着父亲在舟山渔场下放劳作的情景。死亡，即使间隔茫茫海洋，对舒兰来说都是那样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从她童年时代起，女儿和父亲就有一种最快乐的默契，舒兰的独立和优秀抚慰着父亲失意无援的一生，是他万念俱灰的生命泥潭里一朵朝气蓬勃的睡莲。舒兰渐渐长成了少女，当父女俩在西湖边垂钓的一个夏日，父亲看着舒兰若有所思、心高气傲的面庞，心里骄傲地意识到，这孩子如此执着地继承着他的生命。
舒兰想起父亲还没来得及和自己见上一面就从人世消逝。从小到大，除掉父亲在浙江舟山渔场下放、舒兰到北京读大学，然后移居海外，她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还没超过10年。舒兰童年的时候，和母亲到渔场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父亲带舒兰坐船出海，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颠簸，父亲抱紧舒兰，不让舒兰受到惊吓。那天，舒兰和父亲靠得很近，不停抚弄着他的头发，舒兰发现了一缕白发，在海风中飘动。舒兰强忍住泪水，想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她向父亲递上一个灿烂的笑容，想让父亲宽心，可纵使笑容多么夸张，泪水还是止不住簌然落下。
舒兰提前收拾好行李，在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航班。舒兰要去看母亲，要去看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杭州西南的九溪，在浓密的林海深处，舒兰在墓前坐了整整一天。山涧里流水潺潺，在青石间回旋。舒兰被包围在一片湿润的世界里，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凉。
舒兰继续回到纽约读书，一直读完博士。2001年，她想把母亲接到纽约来散心，多少年来，舒兰没有机会陪伴亲人，总是沉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母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被拒，理由是她在中国已经退休，并且没有了老伴，这意味着失去了家庭和工作对她的一切约束力。舒兰的旧脾气发作了，先写信给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处交涉，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一张公事公办的书面材料。舒兰又亲自去了移民局，抗议她母亲遭受待遇的不公正。一位犹太裔官员告诉舒兰，签证官有权执行美国移民法的一切规定，这是不可更改的。
2006年，舒兰博士毕业，在纽约附近的一所学院任教四年后，决定回国照顾年老孤独的母亲，于是托老同学帮她在北京联系了一份工作，去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2010年夏天，离开美国前夕，舒兰和丈夫罗伯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舒兰回到中国，把母亲从浙江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的新生活。这时候，距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过去了18年，距她当年赴美也已有整整15年了。
在舒兰离去的18年里，永定河的流水年复一年，景山公园的松柏增添了新的年轮，北大校园的石榴花花开花谢。舒兰用敏感的心灵承受着中国的变化，多年漂泊海外，舒兰与祖国的当下完全脱节了。六
直到2014年的这个初春，在后海酒吧，在寒冬已过但依然冰天雪地的日子，廷木与20多年前在紫竹院公交站台昏厥的女学生不期而遇。
廷木在星空下，端详着舒兰不再年轻的脸。他呼吸着雾霾年代不再清朗的空气，却已经心满意足，他在昌平乡下有房子，北京的郊外毕竟留着田野的芬芳。廷木的好视力能看清十三陵水库里的游艇，还有青山深处的桃林。
廷木对舒兰进行了一番拙劣无比的奉承，夸赞她的眼睛像桃花潭水，然后又很快为自己愚蠢的谄媚脸红。舒兰没有过多留意他的话，只是若有所思地往前漫步。晚霞如轻薄的纱，遮住舒兰眼角的纹路，留下一个少女般的轮廓。她在一块石阶上坐下，身姿仍然被晚霞伪装成一个少女。那样子吓了廷木一跳：天哪！这简直就是大学时因青春期贫血昏迷的舒兰，毫无二致。
舒兰告诉廷木，他们阔别20多年，她离开中国十几年，其实自己毫无变化，依然是个性情中人，时而执着，时而漫不经心。舒兰在海外漂泊了很多年，先是取得美国绿卡，然后成为基督教徒，可舒兰的习性全是东方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爱吃粽子和莲藕，比如寄情山水。廷木问舒兰加入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是对上帝的信仰还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必备的宗教情感？她笑而不答，答非所问。
此日，已临近黄昏，廷木为舒兰买了羊肉串，舒兰吃得很贪婪，很不好意思地为自己的吃相表示歉意。廷木问她美国能买到羊肉串吗？舒兰回答华人超市里有，可烤不到这么好吃。廷木又为她买了10串，舒兰在这个黄昏感受到久违的幸福。
他们又折回后海，在另一间酒吧里聊到深夜。廷木和舒兰在这一夜里避开了寒风和暴雪，外面鹅毛大雪染白了夜幕，掩埋了城市的道路和立交桥，行人和车辆寸步难行。舒兰回到这个国家，遇上廷木，向他倾诉绵绵的忧伤，舒兰其实知道，廷木理解她心底的世界，能帮她驱逐内心的无依无靠。
深夜，他们发现外面的积雪冻结成冰，要回去举步艰难，整个城市的交通几乎瘫痪。他们决定继续在酒吧坐下去，然后，他们走上小楼的顶层，俯瞰雪后妖娆的北京城。
过了一周，在一个天气渐渐回暖的周末，廷木又打电话约舒兰出来吃饭。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他自己有和睦的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已经13岁的女儿，而舒兰是一个离异的独身女子。但是，廷木告慰和提醒自己，他们只会有好奇的怀念，不会有别样的传奇，因为他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自己。情境已变，流年似水，往事不可以重温，更不能重演，否则注定孽缘，悲情收场。画蛇添足的人是愚不可及的，那段美好姻缘已经在20多年前以最纯洁、最偶然、最短暂的方式演绎完毕，曲终人散。
只是有点儿犯傻，推迟了20多年，他和她一旦重逢，就仿佛要讨还岁月欠下的情债，追索一段错失的儿女情长。命运为两人安排了这场恍若隔世的邀约，北京的初春，商家和时尚青年们正欢欣鼓舞地卷入情人节的狂欢，而他和她，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一次漫长而伤神的怀旧之旅，从未名湖到五道口，从知春里到北太平庄。
好多年不骑自行车了。廷木骑着单车，舒兰坐在后座上，北京的初春冷得清冽，城市的天空是一片灰蓝。他们穿过东四大街、美术馆后街、宽街，又从东棉花胡同绕到国子监。在和平里，廷木找到了一个当年自己曾经吃过烤羊肉串、喝过羊杂汤的地方。他们吃得很陶醉，廷木问舒兰在纽约常到中餐馆吃饭吗？舒兰垂下头，似乎不太愿意提起纽约的生活，只是说：“在美国，我很少跟朋友去餐馆，因为我不能接受AA制。”廷木又给她递上一只烤羊腿，目光里有克制的温情，让舒兰觉得尤其亲密，但舒兰立即打岔说：“还是这样好，跟中国朋友一起吃饭。中国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这顿饭必须我请，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今天的你。”
廷木和舒兰，越过20多年的时光在北京重逢。20多年间，两个个体天各一方，毫不相干。那个春天的偶遇真的已经从时空中完完全全被抹去了吗？谁会记得那个年代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音符呢？那一袋草莓，还有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这些缱绻的小情感都被时光轧得粉碎，20多年间早已无影无踪。可是令廷木惊讶的是，舒兰从背包里掏出那只20多年前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尼龙包被打成漂亮的结，卷成一小团。她一直把那只尼龙包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那只尼龙包陪着舒兰在美国度过了很多年时光，现在舒兰又把它带回国。廷木淡淡一笑，对舒兰说：“现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种尼龙包了。”
黄昏，他们来到德胜门的城楼下面，踩着路边的冻雪，漫步在夕阳余晖里。整个下午，冻雪正在悄然消融，化作充满暖意的水，处处散发着柔软的光辉，有一种春回大地的气象。北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往昔满城都是古朴幽静的林荫街道，而如今繁华的商业中心无处不在，时光飞度二十载。他们重逢的时光轻快而又苦涩，他们只谈生活细节，不谈社会历史，只谈生命的瞬间快乐，不谈人生的终极幸福。这里人人见怪不怪从广西龙脊梯田到纽约
纽约是个不适宜生存的地方——
住不起的房子，下不完的雪，动不了的堵车，赶不走的老鼠。但无论它多么可恶，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人不断在其中寻找出路，但注定要在里面永远漂泊。一
开车载我的那位出租车司机Kyle（凯尔），是30岁的年轻人，来自中国广西的龙脊梯田。在纽约期间，我多次打电话预订他的车。乘着这辆“短租专车”，我穿越那些迷人的街区，他就一路津津乐道于纽约的伟大与野性。
他来自的地方，有广阔的田园和寂静的山林，但他并不在乎。他还是喜欢纽约，因为他年轻。
Kyle在纽约大学毕业后，娶了个有美国绿卡的湖南人。一直没找到对口工作，他就干了开出租车的活儿。Kyle坦言，纽约就是这么个地方，人不断在其中寻找出路，但注定要在里面永远漂泊。这一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及纽约：不论它多么可恶，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这里欲望永不幻灭，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一生会称心如意，自己的饥渴会得到满足。
Kyle回忆初来乍到时，他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吐槽纽约是反人类的城市之最。对大多数人来说，纽约是一个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住不起的房子，下不完的雪，动不了的堵车，赶不走的老鼠，清理不了的脏乱。Kyle也一样，只要他开车来纽约，从进城的时候开始，他就忍不住爆粗口，因为纽约看上去太粗俗，他讨厌这里低素质的人、肮脏的环境、高成本低质量的生活。他会被满大街的尿味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刺激得一度抑郁，然后等他渐渐习惯，习惯于被诱惑，才在不经意间发现纽约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纽约让他年轻的血液奔涌加速，让青春发光，也让青春延长；让生命亢奋，更让生命辉煌。在这个地方，奇葩实在太多，他可以做任何疯狂的事情，人们全都习以为常，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在那从未体验过的冷漠中，他领悟到一种宽容和接纳。没有人会因为他与他们的不同而对他另眼相看，因为这里人人见怪不怪，骨子里透着一种野性的平和。在这座城市，他不断见识与众不同，自己也变得与众不同。这里，便成为年轻人不停做梦的地方，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地方。
纽约包罗万象，纽约极具野性，纽约也充满异质感。Kyle真的喜欢纽约的这种宽容。在纽约他经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国人，因为纽约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是所有文化杂糅在一起。当一个城市的文化多元复杂，人们就需要并且能够在内心感受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Kyle在布鲁克林住地下室的时光，比起在家乡父母羽翼之下的生活更加自由自在。纽约简直就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这里自由艰辛，各种阶层和文明交织、冲突又融合。即使他对纽约一无所知，也会感受到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建筑物背后是纽约近300年的近代发展史，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背后都蕴藏着无数家族和个人的奋斗传奇。这里有世界上最有钱的富豪，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纽交所、时代广场，那些在电视新闻和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地标建筑，会接二连三地呈现，也有流浪的街头艺人，在第五大道、42街、中央车站这些常常在畅销小说里提及的著名地带以各种形式来讨生活。
他身处的地方是世界的首都，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城市里看似不起眼的事件，或许会成为全球头条。在这里，他将认识这个世界上梦想最多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野心的人、最有人生阅历的人。他将看尽人间烟火，看遍世界最繁华的景象。他会见证这个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变革，听到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最优美的音乐，而此时Kyle离世界这么近。
这里充满着机遇和希望，他有机会登上一个别人都不敢设想的舞台，他有运气实现一切他想得到或想不到的梦想。他知道，这个城市会接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肤色、语言、种族、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只要他有梦想并且顽强骄傲，他就是地道的“纽约客”。
纽约把艺术、商业、体育、宗教、新闻、娱乐、金融、人文熔于一炉，将格斗者、福音布道牧师、赞助人、演员、学者、股市黄牛和商贾各色人等推上同一方狭小的舞台。城市的特点是带有一种无法抹杀的陈年久远的气味，所以不管他坐在纽约的什么地方，都会感受到伟大时代和荒诞行状的回声，还有那些奇人怪事和功成名就。二
If you can make it here,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如果你能在这里混下去，你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立足），这是纽约客的座右铭，而Empire State of Mind（《帝国之心》）是纽约这个独立王国的[1]国歌。闭上眼睛，从布鲁克林大桥走到Harlem，会听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韩语、爱尔兰语、阿拉伯语、英语、福建方言、广东方言，甚至包括Kyle的家乡方言广西话。巴黎有雨果为其作传，伦敦有狄更斯为此歌颂，而纽约的博大却是由菲茨杰拉德、马克·吐温来讲述。穿过第五大道，抬头便仰望到帝国大厦，回首便是华盛顿广场拱门，而眼前卡耐基音乐厅后的葱葱绿色，是纽约之肺中央公园，在两侧守卫它的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大都会博物馆。Kyle年轻时走遍天涯只为了拥抱这个世界，而在纽约，世界拥抱了他。
有人说，纽约其实是两座城市：一座属于白天，井井有条，进取向上；一座属于黑夜，妖孽丛生，欲望在身体里膨胀。纽约人绝不会为节约电费而放弃夜晚的奢华。黄昏中纽约的建筑被铺上了一片金色，属于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开始降临，对于我这个过客来说，这是纽约最美的时刻，灯光、建筑、夕阳和城市独有的韵味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片仙美的佳境，万象更新，令人陶醉。乘坐着Kyle的车，我闲游在这热闹的街头，茫然四顾，流连忘返，一切灿烂如花，万物恍惚迷离……忽然想起，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这样写道：“在纽约大都会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踌躇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纽约的雨是流亡者的雨。”青年时代，人有时需要被放逐。置身茫茫人海，只要你愿意，终可以永远潜踪遁迹。
我循着这座城市的脉络四处找寻，曼哈顿中心地带的第五大道无可置疑地是这座城市著名的分界线——第五大道之东是东，第五大道之西是西，自1838年以来就是如此。多少年来，《纽约客》和《纽约时报》是这座城市两张永恒的名片。纽约不仅有着野蛮冷酷的钢筋混凝土，却也是文艺小清新的文化圣地。从格林尼治村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到苏荷区的新天地，从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这里有着文化艺术的历史与先锋。
旅居纽约多年的浙江籍华语文学家木心先生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一书里把美国文明比喻成“山洞文明”：真正的智者都是躲在高楼大厦的“山洞”里，外面是人欲横流的洪水。这个比喻相当贴切。而我体悟，“山洞”应该是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惠特尼美术馆、林肯艺术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还有地铁里的艺术家、街区的涂鸦墙、街角咖啡厅里发呆的学生们、华尔街夕阳余晖里蓦然显露的表情，和藏在纽约城角角落落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这才是美国文明的“山洞”，犹如宇宙中引力强大的黑洞。我知道纽约的魅力远不止于此，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纽约远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更让人感到亲近。尽管有时候夹杂着孤独、失落、怅然，或者喜悦、惊奇、慌张，就好比一群形态各异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岛，也许这里面充满了歧视、冷漠、嘲笑、讽刺，但总会留一个缝隙给你这样一[2]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外来人，然后不停地问你to stay or to go。
我一定是离开，和Kyle不同，因为我已老去，舌尖与肠胃都顺应了所眷恋的家乡味道，注定不能与纽约长相守。那是2005年的9月。我离去的那天，纽约终于结束了一个星期的阴雨天气，露出来它本该有的笑容。午饭后从唐人街步行到港口，躺在公园长椅上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远处不时有直升机在高空盘旋，初秋明晃晃的阳光显得天空更加湛蓝高远。不过此时想得更多的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家乡的味道，对我来说，纽约再精彩，也是要回家的。“抱负”和“野心”，在中文里是两个词，一褒一贬，代表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ambition”。青年时代面对诱惑，通常无法抗拒。人都很难省略这个过程，因为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豪情、飞黄腾达的奢望、君临天下的快感、衣锦还乡的虚荣。尽管哲人一再告诫，不要“反认他乡是故乡”，尽管老人们反复提醒，“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但年轻人就是义无反顾，始终执着于那些所谓的梦想、理想、目标、前程、价值，还有面子。等到拥有它们，或者因无法拥有而碰撞得头破血流，就会发现一切原来是多么不堪重负的复杂，多么苍白无聊的虚空，再想返回朴素的原点，已经悔之不及。生命最真实的意义，就在于那个简单的原点，在那个原点，人的心跳不会加剧，欲念不会膨胀，一步步脚踏实地，踩着松软的泥土，走进属于自己的碧空如洗而又风和日丽的春天。朝云暮雨，日出日落，总能说着母语，也总能听到乡音。三
在世贸大厦旧址一带，我遭遇了漫长的堵车。我坐在Kyle的车上，和他一边喝星巴克咖啡，一边探讨有趣的话题。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曾认为男人过于恋家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中学时最喜爱的一篇文学作品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有一段情景，作家哈里的处女作面世出版，获得一笔丰厚的稿酬。这笔意外收入将用来做什么呢？哈里与新婚妻子辛西娅各有打算，跟随哈里浪迹欧洲大陆多年的辛西娅厌倦了漂泊，此时她已怀有身孕，她立刻想到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而渴望冒险和奇遇的哈里在得到巨额稿酬之后，首先的反应是：我们可以去非洲了。是回美国平平安安地置家定居，还是到神奇的非洲大陆去周游旅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撕裂了哈里与辛西娅的婚姻。多年以后，当哈里在非洲被河马咬伤，伤口重度感染，在临终时刻向他的第二任妻子海伦追忆往事，抒发对辛西娅的不能释然的爱情时，一切为时已晚。
那部富有男子气概和英雄主义的小说曾经激励过我的少年时代。海明威让我们猜那个谜：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5895米顶部常年积雪的山峰，在西高峰的近旁，为什么会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尸体呢？“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我努力猜出那个谜底，作为豹子，葬之于雪，当是最高贵的礼遇，那里是豹子向往的生命圣殿。
人生的高贵就一定在雪山上吗？其实，我更认同平凡的人生，人间的高贵就在人间。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参悟说：“林中多歧路，殊途而同归。”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诗中写道：“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和死，哪一件事情，不是闲事？”
纽约是包罗万象的，纽约是气象万千的，但是，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万法皆空的世界，能够留存在我心里的只有禅意笼罩下的善念和纯美，那里有古老的田野、古老的村落、古老的歌谣。
离开纽约的前夜，睡梦里，我脑中浮现出我曾去过的Kyle的故乡，广西龙脊梯田。秋收的时节，金色的稻田被分割成层层叠叠的坡地，如起起伏伏的波涛，千万道优美的曲线与天际相连，连至云端，纵横交错，宛如天梯，一头伸向天堂，一头连着村寨。沉沉烟霭从山峦之中飘起，大山里居住着瑶家儿女，沿袭着祖先的习俗，那种农耕的气息多么令人陶醉啊。年轻人，为什么要轻易远离那片土地呢？朝有日出，暮有明月，春有山花，夏有凉风。饭菜中，有土豆、有野菜、有腊肉、有溪鱼，这样的日子也很好了。
秋天的朝阳充满暖意，早起的我有些疲惫。Kyle一早送我去纽约肯尼迪机场，一路上我们沉默不语。Kyle轻轻打开车上的音响，传来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这位早逝歌者的天籁之音，飘荡在全世界一切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用她的自然与柔美，用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最端庄的儒家美学方式，演绎着一个民族古典的情愫和永恒的爱情。她的声音和气息无人可比，她的情歌属于昨日，一去不复返。“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Kyle跟随着曲调悠然哼唱。这时，车窗外面，路旁店铺里播放的黑人摇滚音乐如潮水一般涌来，气势吓人，震耳欲聋，一度淹没了他的轻唱。Kyle迅速关闭车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纽约街头常听到的脏话“Holy shit”（去你妈的）。
[1] 哈林区，美国黑人住宅区。——编者注
[2] 美国餐厅服务员在顾客点餐后，一般会问对方这句话，意在询问对方是想在餐厅中吃饭还是要将食物打包带走。这里也可以引申为对于纽约生活“想留下还是离开”的询问。——编者注不一样的酒香从太原到纳帕谷
一面是汾河绵延、黄土深厚，一面是山峦层叠、满目金黄，他从未预料过自己的明天会被切换到怎样的场景和命运里。
一转身15年，生老病死无数。一
加州的这片山谷，漫山遍野都铺满了收获时节的葡萄架，而架子上深红色、橙红色、橘黄色、黄绿色、淡黄色的葡萄叶，像油画般精致错落。清新的田园风光让我们很快忘记一路开车的疲惫，而映入眼帘变化多端的各式酒厂，更不会让我们产生审美疲劳。
我和加州当地的记者朋友丹尼斯开车拐进这个小酒庄。门口的招牌是中英文对照的，中文名叫“杏村”，结合酒庄所在的乡村环境，让人联想起唐代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小酒庄里，主体建筑的外观略显历史的沧桑，古老的砖石外墙上密密地爬满了常青藤。品酒大堂内部却焕然一新，富丽堂皇。主体建筑前面绿草如茵，我和丹尼斯在草坪上的木条桌边品酒就餐，空气中散发出强烈的酒香和中国麻婆豆腐的味道，看来这里是一个雅俗共赏、中西合璧的地方。
酒庄的男主人叫怀敦，看上去很年轻，神清气爽。但深聊之后才知道，他已经43岁，来美国15年了。酒庄主人家的两个孩子在葡萄园里跑来跑去，宽广的空间全是他们玩耍的乐园。傍晚时，怀敦的太太谭英开车回来了。她曾是硅谷的全职技术人员，经营酒庄之后，辞掉了公司的全职工作，但还在公司兼职，每周只去上一天班。从硅谷到他们的酒庄，开车需要两个小时，据说她保持这份一周一天的兼职，只是为了接上现代文明的地气，不想彻底变成一个葡萄园中的农妇。酒庄提供住宿，因为品酒，不能再驾车上路，我和丹尼斯只好在这里住下。
怀敦原是山西太原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专业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合肥的一家设计院担任建筑设计师。在那里，他结识了来自安徽安庆的女孩谭英，她也刚刚从学校毕业，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系任教。
两人一个搞建筑设计，一个研究计算机工程，但都喜欢历史文化，碰到一块儿就讨论交流各自家乡的好山好水、古迹名胜、风土人情，然后到了假期，就相约一同访古探幽，跋山涉水。她带他深入皖南的古老村落，他领她壮游山西的壶口瀑布。这样的两个青年，郎才女貌，志趣相投，算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没过多久，怀敦就把谭英带到太原见父母和两个姐姐，全家一看就中意，又漂亮又大方的南方姑娘，到哪里去找？随后的那个春节，他们按照老家最传统的风俗拜堂结婚。闹婚闹得很猖狂，怀敦家乡的发小伙伴们“胡作非为”，又是灌酒又用毛笔在他们身上涂写，怀敦担心失礼，一再阻止，脸色也一直阴沉着，倒是谭英很随和也很大气，始终面含笑意。她反而劝慰被激怒的怀敦：“一辈子就一次，忍忍就过去了。他们也是为咱们高兴。”
新婚之后，他们原本可以循着常人的轨迹，过着寻常的日子，没有预料到有一天生活会突然变化。2001年，怀敦已经在专业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在行业内产生了一些影响，被设计院派到美国参加一个东亚仿古建筑设计方面的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期间，认识了斯坦福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一位印度裔教授。在会议安排下榻的酒店里，他们所住的房间紧挨着，两人交流颇多。教授赏识他的才华和见识，主动提出要创造机会，邀请他来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教授言而有信，两个月后给怀敦发去邮件，正式向怀敦确认一个课题计划，通知他来美国访学一年。二
29岁的怀敦出发了，妻子也一块儿来到美国加州，以配偶身份陪同访学。开始的日子充实而兴奋，一边做课题研究，一边游览美国的大好河山。一年很快过去了，按道理应该如期回国，可谭英聪明过人，到哪儿都容易适应，她在硅谷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网络公司负责网络平台技术。她因此获得了工作签证，怀敦和儿子也随她留下。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妻子随丈夫访学而来到美国；现在，丈夫又因妻子在这里找到工作而在美国留下。
但是，怀敦在美国运气不好，在中国学的建筑设计，文化背景和设计理念与美国的差异太大，怀敦一直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有一次在旧金山市内参加一个面试，用人单位的人事经理问他：“你参加过哪些重要建筑项目的方案设计？”怀敦说：“我参加的项目都是中国国宝级的建筑遗产，比如我的家乡山西太原的晋祠，有着1500年的历史，它的环境设计和造型风格举世独有，我参与了晋祠保护方案的设计；再比如我在安徽省工作，皖南地区有无数的古村落，我曾加入对那些民居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体搬移的团队中。”人事经理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并不关心你参加过哪些我听也没听说过的古董项目的保护，我们是设计公司，我想了解的是你会不会设计美国旅游景点的房子。”怀敦据理力争：“在中国，懂保护的人一定懂设计，因为保护体现的是高层次的综合学术能力，设计只是技术层面的工匠劳动。”人事经理再次打断：“问题是，我不需要在加州复建你们的那些古董。”怀敦怒不可遏，站起来指着人事经理骂了脏句话：“F××k，You should first learn how to speak in a polite way.”（我×，你应该先学会说话的礼貌修养。）说完，把应聘表格扔到纸篓里，扬长而去。
因为找不到对口工作，怀敦后来不得不从事导游职业。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团和散客去游览美国加州1号公路上的沿途景物，每周都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来来往往。从红树林国家公园南端的Leggett（莱格特），到洛杉矶的Dana Point（达纳岬），东面倚着加州终年常绿的山峦，向西俯瞰澎湃的太平洋，1号公路串起美国西海岸无数别致的小镇和令人绝倒的风景。但当观光变成职业，而且是自己不情愿从事的职业时，任何美景也索然无味。怀敦干了两年，觉得很累，既没有乐趣，也没有收获他心里所期待的尊严。他不想陪那些暴发户看景和购物，不能接受那些一掷千金却行为粗俗的中国游客炫富，他们的灵魂里除了奢侈品、赌场、富人区的房产，没有任何情趣和追求。
怀敦从旅行社辞职，不再工作了，一心一意宅在家里忙家务。这时候，怀敦和谭英在美国先后生下一儿一女，怀敦专门负责照顾小孩。刚开始不习惯，怀敦出生在中国北方，男权意识强烈，不能接受自己“吃软饭”和“当奶爸”，但时间长了，也就坦然了。谭英总是笑盈盈地安慰他说：“社会分工不同嘛。你是贵族，贵族都不工作，只负责思考人生。”正在淘米做饭的怀敦，抓了把米撒到谭英头发上：“你就讽刺我吧。”
怀敦的父亲病危临终时，怀敦夫妇正好处于等待美国绿卡审批的关键时刻，他们不能轻易回国，这会让他们的绿卡申请前功尽弃。在美国工作生活过的华人都知道，工作签证转绿卡，是一个挑战巨大的节点，需要忍辱负重，需要破釜沉舟，不能随便跳槽，不能随便离开美国。申请者最害怕的，就是这时候中国的家里有特殊状况发生。这是一个残忍的、不可两全的难题，在美国生存打拼多年，就是为了一家人的绿卡，为此，他们耽误了回家时间，也因此没能赶回去见老人最后一面。等拿到绿卡，他带着妻子儿女回山西时，他见到的是汾河边的一座坟茔和怆然屹立的一块墓碑。
母亲从壁柜里取出一瓶陈年汾酒，交给怀敦说：“这酒是你父亲藏了20年的，一直舍不得喝。他临走之前，还念叨，等你回来，就打开和你干掉。”怀敦揣着酒，在父亲的墓前坐了一天一夜。他摆了两只酒杯，一只杯子里的酒洒在坟上，另一只杯中的酒自己喝完。汾河奔淌，中流扬波，哗哗地注入不远处的黄河。汾河之水，被日出日落倒映出绵绵无边的烟霞，黄土深厚，故土难离。父亲的去世，特别是未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为怀敦永生的遗憾和悲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难以愈合，岁月越久，伤口越痛。
很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几乎不断地回国探病或者奔丧。往返两地，飞行频繁，飞机上一路焦虑，担忧着在中国垂危的父母，牵挂着老病的家人，百感交集，心如刀绞。怀敦的母亲、谭英的父亲和母亲，一个个陆续离世。在中国，他们最亲爱的父母都已故去。回想过去，长大、求学、工作、出国，似乎没有给父母多少时间的陪伴，没有多少人伦的报效，甚至没有多少成年后更深的交流，一切就这样结束了。父母给他们留下的，是童年时的回忆和少年时的背影，是一去不返、无可报答的舐犊之情。
在那以后，怀敦每到新年都要去旧金山的唐人街，买一本中国的老日历，好查询农历。每到清明、冬至、中元节的时候，他就发短信提醒在山西老家的大姐：“记得帮我买两瓶最好的酒，供在爹妈坟前，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行。我把钱打到你的银行卡上了，算我买的。”三
2009年，在于山西做煤炭生意的二姐的支持帮助下，怀敦一家在加州的纳帕谷（Napa Valley）买了一个很小的酒庄。提到美国葡萄酒，人们首先会想到加利福尼亚州，而提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则首先会想到纳帕谷。纳帕谷里全是葡萄园和酿酒厂，那里的葡萄酒品质不亚于法国酒品。春光明媚之时，酒乡山谷里层层叠叠的葡萄架上开满了一片片明黄色的碎花，等到秋意渐浓的时候，满目是大片的金黄，空气里还有葡萄成熟后的芳香。葡萄园，如梦如幻，一望无际，从晨曦到日暮，各种景致交替呈现。
怀敦忘记了外面的很多事，也很久不回中国了，在这里一心种葡萄，一心酿酒。酒庄的事务井然有序，葡萄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和贮存、灌装过程都在酒庄内进行。虽然人到中年，且此前两口子都没有过栽培葡萄的经验和经营酒庄的经历，但他们聪颖好学，一学就会，渐入佳境。
后来，来参观酒庄的中国游客多了，他们开辟出小中餐厅和小旅馆，增加了人手。再之后，怀敦在酒庄里盖了一座小佛堂，里面供奉了佛像。不到20平方米的小佛堂，是他亲自绘图设计的，他自嘲道：“我的专业第一次在美国派上了用场。”
怀敦的父母信佛，一直很虔诚。在他小时候，每到暑假，父母就会带着他去五台山进香，在山上一住好几天。山西五台山香火隆盛，名僧辈出，是有着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文殊信仰的东方圣山。在这里，寺庙鳞次栉比，佛塔摩天，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小时候，他跟随爹妈步行上山，累坏了，走不动了，父母就轮流背他。一路上香火旺盛，香客不断，香烟缭绕，每到一处寺庙，红墙碧瓦，掩映在高大而茂密的松柏丛中。山顶上，是一眼望不到天边的开阔，由近到远，山峦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