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胜友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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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魔方世界试读：
引言
当我户立在黄山“人”字瀑前，灵魂为之震颤：聆听那轰轰隆隆的呐喊、潇潇洒洒的跌落，我深刻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壮美；
当我仰视长空列阵的雁行，心为之激荡：观赏那铺写“人”字的雄奇、欢歌庄严的历程，我深刻领悟到一种生命的高阔；
人的生命犹若暗夜蓬蓬不息的篝火、黎明喷薄跃起的日轮、春日划破坚冰的溪流……古往今来，生生灭灭，多少诗章为之讴歌，为之赞颂，为之扼腕击节，为之长歌浩叹！
忽一日，人类却为自身生命的繁衍而忧心忡忡，而做起悲哀的篇什……
因职业的缘由，我的生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列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延伸；我的精气神力一次又一次地在人海里耗费一一太挤了，太累了，碰碰磕磕，疲惫倦怠，于是，我便也加入了这和声愈众的关于“人”的大合唱。
歌声是苦涩的，焦灼的，真挚的一一为了今天，更为了明天！1990年5月25日
一 历史：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这是一则真实的历史故事——1862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附近有一条商船，三只老鼠从船上溜到了岸上，垦荒者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几年后，当老鼠大量繁殖起来，使岛上居民觉得这是个灾难的时候，人们才依稀想起有过三只老鼠上岸的事。
有位法国商人听说了塔希提岛上的灾难，便给岛上送去了500只猫。猫吃完了所有的老鼠，不甘心呆在屋里了，便窜去了野地里，繁衍开来，成为一群群野猫，抓禽鸟吃，又捕食鱼类，使岛上的生物圈陷于一片失调和混乱……垦荒者们力图竭尽全力扑灭野猫，但其时已晚，终归失败了。1881年，全体居民只好卷起铺盖撤离塔希提岛，一走了事……
历史是严酷的，耐人寻味的——累积的历史终究要进行总清算！
人类自身的繁衍史，同样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规律！
1人口史上的第一块黄牌警告
公元一千七百八十九年。
正当欧洲西部的法兰西大地激剧震荡，首府巴黎第三等级的市民们发布著名的《网球场宣言》，继而车辚辚、马啸啸，以狂飚突进之势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时；而以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一水相望的英伦三岛上，一位年轻的风度翩翩的牧师兼教授，却积多年的潜心研究而向社会交出了一篇5万余言的论文《论人口原理对社会未来改革的影响》一此文后经作者有条不紊的扩展、延伸、修改、补正，一版再版直到1826年出至第六种版本~这就是后世人们争论不休的煌煌巨著《人口论》。
这位年轻的牧师、教授、经济学家名叫汤姆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年轻的马尔萨斯在他的论著里纵横捭阖、恣肆放言。马氏有如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他断言宣称：如不遇到阻碍，人口繁衍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社会所能提供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因之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马氏的立论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人口将按下列的比数增加：1、2、4、8、16、32、64、128、256……，而生活资料则按1、2、3、4、5、6、7、8、9……的比数增加。这样，在两个世纪之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会是256比9；在三个世纪之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则成为4096比13。”
马尔萨斯在提出这个惊人的发现之后，他进一步阐述：“人口繁殖力和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保持平衡。”到哪里去寻找“均衡原理”呢？马氏武断地认为，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和饥荒是减少人口及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性因素。在此，马尔萨斯一笔抹煞了变革社会生产#系的作用，同时也无视科学技术的进步。
自从万能的上帝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人类便开始编撰一部卷帙浩繁的生命诞生的美妙神话。
社会发展简史则告知人们这样的常识：当第一只在树上攀缘的类人猿跳落到地下，抖抖地举起两只前脚，趔趄了一下，身子挺直了，站稳了，行走了，便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人”的生活方式……
元谋人来了！
佩尔德唐人来了！
罗台西亚人来了！
震旦人来了！
北京人来了！
也许是百年，也许是千年，也许是上百个世纪，也许是上千个世纪……山川裂变，江河改向，星换斗移。人类生息繁衍，世世代代，周而复始，绵绵不绝，天经地义。何曾有过谁来指东划西、说三道四？
马尔萨斯的一部《人口论》，不啻为一块巨石猝然投入一面平静的湖水，激起狂波巨澜，叠涛涌浪。因它“一举粉碎了和谐宇宙的一切美好希望”，“推翻了人类进步的前景，代之以贫瘠、阴沉和冷清的未来”，从而成了“人所必读，人人咒骂”的魔书。《人口论》问世之初，在英伦三岛这个绅士之风拂拂于世的联合王国里，竟然上至王侯贵族、下及庶民百姓无不发出一片“国骂”声，其情之汹其状之烈，绝不亚于法兰西大地正刮起的十二级风暴。
显而易见，马尔萨斯的推算公式存在很大的谬误，时隔两个世纪后，我们并未看到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出现可怕的256：9；同时，马氏开具的药方既无法为人类所接受，也不能从根本上疗治病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潮。然而，一个不容茴避的事实是一一在源远流长的人口发展史上，马尔萨斯第一个出示了“黄牌警止”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萨斯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2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中国，这个以农耕繁衍的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赖以生存的华夏民族，这个自诩为雄视千古四海称臣的“中央大国”，自从“盘古开天地”，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总是昭告世人广土众民，贤相良佐总是鼓励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们居家过日子也总盼着人丁兴盛、子孙满堂。
由五千年宗法封建传统文化浸润、孕育而成的中国人的生育价值观念是：多子多孙多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中国人接受启蒙教育时就引以为自豪、耳熟能详的教科书课文。
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人口当作一个社会问题、一门人文学科去探讨、去研究。直至1949年新中国创建之初，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依然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帐……
1953年4月3日，政务院正式颁布《全国人口调査登记办法》，投入这项浩大的调查工程的人数多达250万人。调查登记的结果表明：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止，全国人口总数为6亿零193万8035人，其中男性人口占51.82%，女姓人口占48.18%，城镇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5%，汉族人口占93.94、，少数民族人口占6.06%，18岁以上成年人口占58.92”。显然，我国一度广为沿用的“六亿神州”的说法，应该是始于此项全国性人口普查之后的。尽管第一次提出了准确的全国人口数字，但这还仅仅是一堆静态的原始的数字，凭此人们仍然无法获知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及增长率。
其时，北京西郊风光秀丽的燕南园13号蛰居着一位古稀老翁。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此公身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曾面对国民党特务刺刀弹丸的恐吓拍案而起一“我自横刀向天笑”！实为中外闻名的谔谔之士。现在，这位老叟以拳拳之心老迈之躯却对“中国人口增长率”这一为尊者讳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人便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
从1955年至1956年，马老先生先后数度返回原籍浙江省调查、考察人口变动情况。在故园嵊县浦口镇，马老先生面对自己的侄儿、担任生产队令计的阿清，因一连生下九个孩子家计十分贫寒艰辛的境况深感震惊：“哎呀，小萝卜头一大班！你是怎么搞的嘛？”马老先生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对阿清说：“你生下这么多的孩子，怎么照料他们的体质健康和读书学习呢？再说，生儿育女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也要为国家打算，为民族打算！生下他们来，就要为他们负责到底呀!”当时这个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一亩八分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马老先生又扳着指头帮阿清算了一笔细帐：“等你这九个小萝卜头都长大成为劳动力，到那时，那么多的人种这么少的地，劳动力多，工分值就要低，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还要便宜，机器就用不上了。你看看，人多不是拖住了机械化的后腿吗？”尔后，马老先生又仆仆风尘赶至上海，在上海国棉二厂等厂矿做起让工人们感到既新鲜又迷惑不解的调查工作。马老先生的工作作风是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逐户走访，谈心，召开座谈会，查阅有关资料，调查结果更是令马老先生大吃一惊：据初步推算，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高达22万。
面对这一关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的重大社会课题，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马寅初，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更无权三缄其口。
马老先生性格耿直。他决定破门而出，奔走呼号。他先后找过多年故旧邵力子先生，找过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孟余先生，找过在浙江大学时同窗的竺可祯先生，找过同毛主席吟诗唱和的柳亚子先生，找过曾同自己在上海《联合晚报》上进行著名的“二马对话”的马叙伦先生，他还找过《资本论》的译者、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和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吴景超、陈达教授……他逢人便说：“我敢担保，过几年，30冗。的净增率还是保守的呢……如果以年人口增长率30%。计算，15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九亿三千万，50#后将达到50亿！”1955年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浙江小组会上，马寅初就控制人口增长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然而，代表们的反应如何呢？今天的人们听了也许要捧腹大笑，当年的会上却是这样一种调门：“苏联是老大哥，老大哥没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谈!”
也许每年1300万新出生的人口，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已经分明感觉到了不堪承受的重负一一当时的国家每年只能安置100万的就业人员，那么，多余的1200万人，就将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党和国家也不得不关注起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棘手问题。1956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一贯务实的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活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限制。”
1957年3月31日，中华医学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会议的主持者、从闽西汀江畔教会“福音医院”投身革命后长期担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傅连璋刚刚讲完委员会的宗旨，马寅初便急不可待地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用几年来亲自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有理有据地论证了我国搞好节制生育的重要意义后，马老先生慷慨陈词：“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也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因为要做好这件事的政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必须是强有力的，一个必须是人民拥护的。我们的政府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
一个月后，兴致勃勃的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寓所里接受了《文汇报》驻京记者的采访，他希望通过记者的笔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申布于天下。新春伊始，他曾亲耳聆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更如和煦春风：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气氛是祥和的，关系是融洽的。此时的马寅初，以童稚般的纯真、春日杨柳吐绿般的柔情对记者说道：“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得人心，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涉猎了，今后政治的民主、学术的繁荣是可以翘首以待的呀……”
其时，费孝通、陈达、吴景超、陈长蘅、孙本文、赵承信、全慰天等专家、教授，也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强调，必须通过试行节育和晚婚，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期达到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
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正式将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一一他有如捧出了自己的一颗心。
7月5日，《人民日报》第11版整版篇幅当时的《人民曰报》共有12块版以《新人口论》为标题、以“马寅初的书面发言”为副标题，全文刊发了这篇震聋发聩的长文。《新人口论》共分为十个部分一
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二、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十、几点建议
另加《说明》：附表一、附表二，详细罗列农民、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以及1953—19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定资产等一系列阿拉伯数字。
通读《新人口论》，你能强烈感觉到马老先生的赤子之心、报国之志，其势如醍醐灌顶，其状似酒热衷肠。
与此同时，你还会感觉到，马老先生已是十分小心翼冀，如履薄冰，如踩钢绳，在文章的十个部分中，专门拿出两个部分的篇幅来全力阐述、划清此马马寅初与彼马马尔萨斯的界线。可谓用心良苦矣！
然而，马寅初还是踩响了地雷。
1957年那个躁热的夏季。
中国的这艘朦艟巨舰似乎突然掉转了航向，离开平缓的江面，冲向激流险滩，船体发生剧烈的摇荡，船上的不少人被纷纷摇落水中。马寅初这个童心未泯的古稀老翁也成了不幸的落水人！
一个令人毛骨耸然的信号。
仅仅过去三个月零几天，同一家《人民日报》在10月14日第7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重头文章。
文章发射出一排排重型炮弹一“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把人口问题说成社会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麻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马尔萨斯这样做了。在中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派，也早就这样做了。”
文章虽然尚未点出马寅初的大名，但锋芒所指，已属“项庄舞剑”，尽在不言中。
次年，在遍地土高炉、漫天放卫星的中国，空气灼热得几乎擦根火柴就能烧起一片大火。马寅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终于被“押”上报端曝光一一1958年4月19日和4月26日，《光明日报》接连选载了北京大学的四篇大字报，首开对他的《新人口论》及其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先河。
马寅初也太单纯了，单纯得有点迂腐。在看了《光明日报》之后，一拂袖，报落地，他不屑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此时，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教授、学者已争先恐后地在首都各大报撰文表示要“向真理投降”、“向工人阶级投降”，而马寅初却在他的案头挥毫撰写答辩文章，他愤愤然道：“我的文章原本是四万字，我敢断定对方只看了四分之一就批判，何等马虎！好在我还没有死，可以当面责问……”
这年7月，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里召开了第一次批判马寅初大会。一贯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两片嘴皮子能像水波一般翻动的“理论权威”康生坐在主席台上，他的一对小小的豆荚眼，藏在海螺壳般厚的近视眼镜片后，幽晦、冷冽，颇似秋夜坟场里那点点跳跃的磷火。一定是觉得众多的发言都未击中要害，老谋深算的他坐不住了，伸个挺长的下巴，来指点迷津：“贵校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康生使出了杀手锏一在整人方面，他颇能匠心独运，而且从不心慈手软，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
马寅初也自有马寅初的性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处于台下被批判的他，不断站立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和抗争。之后，他甚至在一篇答辩文章中正气凛然地写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独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人不以理服人的那些批判者们投降……”
接下来的阵势可想而知。几千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向大饭厅、礼堂、走廍、操场，甚至还贴到燕南园13号马寅初的住所。一时间，从班级到年级到系到学校，北大校园里纷纷成立批判马寅初的各种专题小组，同样也是“大跃进”的气魄、“大跃进”的热度和“大跃进”的干劲，未名湖畔磨拳擦掌、口诛笔伐，莘莘学子们互相比试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最多、火药味最浓的大字报来……
马寅初的“滑铁卢”命运已注定无疑的了！
至此，潘多拉的魔盒被揭开了。
尔后，“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隔三年之后，康生进一步发出指示：“马寅初最近还很猖狂！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要像当年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马寅初！”
时隔30年之后，我们不得不痛苦地发现：为了这场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国人不止要付出几十年、而将是几代人的昂贵代价。
蓦然回首，我们目睹的已是这样一组数字
1950年，中国人口5.42亿；
1952年，中国人口5.75亿；
1953年，中国人口6.02亿；
1957年，中国人口6.47亿；
1965年，中国人口12.5亿；
1970年，中国人口8.30亿；
1978年，中国人口9.63亿；
1981年，中国人口10.01亿；
1989年4月14日，中国人口突破11亿；
在百岁老人马寅初先生带着对他的人口理论彻底平反的一纸结论书欣然谢世之后，人们追思缅怀老人一生不灭的功绩时，我们的报纸曾刊出过这样一段话：“……过人智慧戴上了光荣的花环，但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让一个民族及经济发展的缓慢来为一个人的高明预见作证，这是何等的悲哀，这是预言者多么恼人的胜利啊！”
读来教人百味倶生！
历史老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倘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共和国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经历十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又终于使国家经济走出了这片灾难的沼泽地；那么，已累积成的11亿人口的重负，则无疑是需要中国人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一道来承受的啊！“人口大爆炸”所带来的创痛至深且巨。
中国一这趟严重超载的列车，注定要以百倍的努力与艰辛去翻越万重关山……
二 警钟长鸣：人口爆炸奇观
1987年7月11日，一个名叫马泰伊加斯帕尔的男性婴儿，幸运地降生在依傍亚得里亚海的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一座医院里。鉴于这一天该市正举办世界规模的一个运动会，集中了来自世界上不同种族肤色各异的128个国家的居民，同时马泰伊，加斯帕尔是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抵达该市之前最后一个诞生的小生命，联合国当天即庄重宣告：马泰伊加斯帕尔为地球上的第50亿个居民。
这一天即为地球的“50亿人口日”。
无论地处东半球，还是地处西半球；也无论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天都在各自的报纸上刊载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抱起新生儿马泰伊加斯帕尔的新闻照片。
对于人类，这无疑是一声长鸣的警钟！
自地球上出现人类至今，已约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到1830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1930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可以看出，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用了300多万年的时间。此后每增加10亿人所用的时间，则依次减少为100年、30年、15年、12年。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统计数字表明：现在世界每分钟增加180人，每天增加25万人，每年增加9000多万人。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祖国——世界大家族中最大的一员、每五人中即占有一人的“人口超级大国”。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我国人口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淸初十八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才达到1亿。这也就是说.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是清代。全国人口总数于1762年、1790年和1“4年分别超过2亿、3亿和4亿，其间每增加1亿人所需年限分别是21年、28年和4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1953年达到6亿，1963年增至7亿，1968年超过8亿，190年超过9亿，1980年达到10亿，1989年4月14日达到11亿。每增长1亿人口所需年限最长岑10年，最短的仅5年。建国40年净增人口5.6亿。
倘若我们不厌其烦再来算一笔细帐：1987年我国净增人口1700万人，1988年我国净增人口1541万人，1989年我国净墻人口1577万人，三年平均年净增人口1606万人。即相当于我国每年要新增加一个北京市和一个天津市，每月要新增加一个大县，每周要新增加一个小县；平均每天净增44000人，平均每小时净增1833人，平均每分钟净增31人。也就是说，每当你抽完一支香烟时，全国各地的医院里便有300多个新生命呱呱坠地了。民间还流传着一种更为通俗的说法，也许更具形象感和立体感：每分钟净增一个排，每小时净增一个团，每天净增一个军一天净增一个军啊！
对于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借用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则可谓如雨后大森林里的野蘑菇一样在疯长。“疯长”的结局，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于一个成语来表述―“人满为患”！
北京。市民们抱怨说：“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
1987年7月27日。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从中午12点到1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和几名工作人员分守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在进行一项饶有兴趣的工作一统计顾客流量。
门外烈日当头，门内热气、汗味熏人，进进出出的顾客，或以手绢擦着汗，或用报纸扇着风，或拧眉，或掩鼻，或摇头，或缩体……其情状，仿佛不是来这里买东西的，而是在此地身上有哪处被割了一刀。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里，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记者上前询问了几位顾客的感受一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让人闷得直流汗。售货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站一天柜台，可真不容易！”如此说来，也就难怪有些售货员脸上总是堆满乌云、对顾客恶声恶气的：“不中意你别买，你干脆别来呀!你不来，商场里的人少一些，也许空气还能新鲜些呢!”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点东西，可现在只买了一样，便赶紧出来了，还是保命要紧……”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过，每天有近5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诙谐地说道：“人比货多”，“好像不要钱似的”。也正因为北京人知道“保命要紧”，同时又知道并非不要钱；所以，对于地处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东单、西单、新街口等富丽堂皇的大商场是想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在非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他们购物时都宁愿到住家附近的小商店转转，轻易不敢造访大商场。我的一位邻居就颇有感慨地说：“我已整整五年没敢去王府井了！”
过了三天，即7月30日，北京电视台报道：“北京火车站客流爆满，日流量多达33万。车站虽是建国十周年落成的首都十大宏伟建筑之一，可当时设计的客流量不过是日五六万人。”这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又向全国电视观众作了播放。镜头里：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蓬头垢面，心力交瘁，像是一条条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剪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车站大厅前的广场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如是画面，在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的每年春运期间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更是无一例外地尤为精彩地反反复复地重映着的！
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似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堆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公共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是16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也驮在了每一个乘客的身上。挤车对于每一位北京乘客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力上的磨砺与考验，而最终能否挤上车，则多少还得投进点智力因素。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挤车称之为“练练”，下班后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场地了——盼呀盼，盼来车到站，车门“咣当”一打开，门前早已挤成一大团，大伙直着嗓门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车上最挤时平均每平方米要塞进13个人。难怪某个相声段子中的那句话“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引来那么多北京人会心的大笑；也无怪乎小说家刘心武的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全北京市民的一片“咏叹大合唱”……中国人往往以这类掺有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辛。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88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接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万人。北京总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据公安部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1988年底我国共有城市432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入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县为3亿零81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7.7”，城市总人口比1987年增加3970万，年增长率为15.2“，比1987年上升了2.8”。
上海。外来人潮如同黄浦江水一样激流汹涌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转中枢神经”之称的东方大都会，正经受着外来人流大潮的猛烈冲击。
据统计：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年为183万人，1987年突破200万人。
每日，当这200多万外来人涌进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塞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更是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在十六铺的副食品交易市场，1987年5月份的蔬菜成交量为1160万公斤，来往客商达8000多人次，而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他们多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开着卡车，披星戴月，仆仆风尘而来。果品市场的辐射面比副食品市场更大，1986年这个市场成交水果850万担，占了全上海市水果经营量的近一半。其中绝大部分，也是靠了外地人船运车载送来。每逢七八月份瓜果飘香季节，靠近十六铺的龙潭路热闹非凡，白天，那密集似火柴盒里火柴杆般的黑压压人头，鼎鼎沸沸的吆喝声、叫卖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幸而中国目前还不时兴噪音测定，还有几乎难以插进一根针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车水马龙，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也自叹弗如了；夜里，一座座突然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在上海市地图上一把抹去了这条短而窄的龙潭路……
这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宿在哪里呢？自然，投亲靠友，宾馆旅店是个去处；但上海人自身对空间的吝嗇绝不亚于葛朗台老人对金钱的吝啬，“鸽子楼”、“叠罗汉”、三代同堂四代同室在上海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同时，住店难在上海也是一个喊了多少年的老问题了。更何况，对于那些众多的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来说，住店过于奢侈靡费；而对于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来说，住店则无异于自己把手伸进了那副冷冰冰的铐子里。
于是，真如、五角场、北新泾、漕河泾、龙华、浦东……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密有致地分布在上海市郊结合部的周围地段。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远自新疆西藏，近到江浙鲁皖，“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在有些地段，还不仅仅是“包围”，而且是“蚕食”了。像真如，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只是近一二年的事，这里村庄俨然，田园错落，阡陌依见，正在努力习惯于做市民的农户约两千，人口约四千余，可在这里“落户”的外来人却远远超出了一万！
对于外来人海潮般的涌入，自然有喜上眉梢者，楼房晒台下的过廊，砌上半截墙，再用塑料布遮风挡雨，不过六七平方米空间，五个卖蛋姑娘借住了，每人每夜一元；原先的柴房，四处破壁，摇摇欲坠，却也能一隔为三，借给三户外来人，每户月租30元；一户三口之家，造了二上二下的新楼房，宁可自家蜷缩旧屋，而将新房全部租给外来人，每月租金的收入可高于党中央的总书记……纵观当今社会，要想当个万元户说难也不难，最大限度地榨取空间并且出卖空间，便是最来钱的一种。
也有忧心忡忡者。在外来人的聚居地，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之遗风早巳荡然无存。被偷、被盗三四百元钱的财物，只不过像是孩子在家里偷拿了几个苹果，小菜一碟罢了，难以开口请刑警队上门破案。甚至于诈骗，卖淫、赌博、拦路强奸妇女、蒙面大盗登堂入室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比如真如，1985年的刑事案件为25起；1986年猛增到40起，而其中就有22起属外来人所为，占了55%；到1987年，仅1至4月，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就有18起……
居民们往日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对此，大多数上海人是有意见的：“怎么就没人管一管呢？”
这确是一个两难的课题。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匕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独具特色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帷幕还没有落下，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已逾一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05万\北京031万、广州0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名城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于该市建国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更令读者目瞪口呆，报道称：我国每20人中就有一人在流动，全国约5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据了解，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从事经商活动，尤以劳工、经商、建筑、服务修理和当保姆者居多。
在这震撼全国城乡的警钟声中，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通过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播媒介发布紧急通知，告示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
倘若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北、西北以及有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这就带有明显的经济倾斜特色。
十年来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从长年的土地束缚中挣脱出来；而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勃兴，又召唤这些获取了自由的“泥腿子”们前去一试身手。于是，农民们以其特有的顽强和韧性漫山遍野地向城市各个领域辐射，既给城市的经济繁荣注入了一股活水，又确确实实给城市人口控制及方方面面带来难以胜数的困扰……
广州。《羊城晚报》撰文警告：“人民桥心肌梗塞，……”
扼守南中国门户的广州市，满城阳光若焰，满城绿树冠盖，摩天比肩林立的高楼，阡陌街巷如织的人流……对于这司空见惯的羊城景观，早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街上人挤人，茶楼人撞人，公园人碰人，汽车人压人。”
1988年春季交易会期间，一批日本商人下榻广州宾馆。一天黄昏时分，他们漫游了越秀胜景、又饱餐了广州名菜“龙虎斗”之后，便在宾馆靠南边客房的窗前踱步消闲，突然，他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窗外惊呼道：“哈押苦，咪利库打赛衣！”日语：快来看！瞬间，四五个光可鉴人的脑袋一齐往窗前凑去，瞳孔放大，眼球都一动不动地朝海珠桥方向射去:斜斜的夕照和淡淡的雾霭中，一抹墨绿色的江水静如彩练，南来北往的自行车，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在海珠桥的两端汇合，变成密密匝匝的人流、车流，像永远走不完的百万大军，在缓缓地蠕动……
日本人评价道：“太壮观了，简直是世界第九大奇观！”早在十多年前，面对自行车如此咄咄逼人的狂潮，有关部门不得不作出决定：加宽海珠桥两侧，作为自行车的专用道，其结果扩建后的宽度是原桥的一倍多。为了小小的自行车通道等于再造了一座桥梁，这在世界建桥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然而，在今日的海珠桥上，还是出现了“世界第九大奇观”这样的盛景。
以善于捕捉社会信息而著称的《羊城晚报》，曾以《人民桥“心肌梗塞”》为题，刊发了一则现场新闻速写：“今晨七时起，广州人民桥交通堵塞，挤在桥上的自行车、公共汽车进退维谷。有的乘客干脆在汽车上睡起觉来。其堵塞原因是许多骑自行车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有空就钻而造成的。堵塞现象数小时后才逐渐缓解……”
某十字路口，一位交通民警指着越过停车线和分道线的一大片自行车，粗声粗气地感叹道：“这帮骑车的，最叫人头疼了，他们简直当这里没有我！你盯着他们，他们似乎挺老实，可只要你转个头，他们又前进了一大排。能怎样？逮一个，跑掉十个，法不治众呀……”
一位“的士”司机诙谐地说：“每逢红灯亮时，我的车前就停满了自行车。能怎么着？悠着劲吧，礼让三分，要不压了人，还不是我们开车的先倒霉，纵使不去蹲班房，至少也得吃罚金。谁叫中国那么多人来着？唉，在中国开车难哪……”
一位家庭主妇抱怨道：“我最怕过马路，那么多自行车塞满了人行横道，每次我都得提着个胆子，小心翼翼东绕西绕才能走过去。还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个冒失鬼一头冲出来，呼地将你撞翻在地……”
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慨叹道纵然有齐天大圣的魔法也变不出什么新招来，这么些年广州市净增人口72万人，在514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聚居着219万人口，道路的人均面积仅有二平方米……广州市住宅建设和交通建设的发展速度，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是居领先地位的，但都给人口膨胀抵消了！”
面对众多的身怀绝技的骑士们在马路上推出一幕幕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令人目不暇接、魂飞胆寒的“车技表演”大荟萃，某大学一位研究生调侃道：“自行车于中国人，犹如蒙古马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一样，只有借助它们，才能完全地、深刻地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智慧！”
尽管这些年如决口溃堤般涌进“丰田”、“皇冠”、“尼桑”、“蓝鸟”、“马自达”、“雪铁龙”……但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坐在小轿车里的国度。自行车，作为一种简易、廉价、无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将陪伴绝大多数中国人步入下一个世纪。想想令人心悸啊！眼下，全国自行车的“出生”率为0.8秒一辆，人口出生率则为1.3秒一人，互为刺激又互相适应，如是竞相发展下去，不是耸人听闻一待到某一天，所有大中城市的交通必将堵塞无疑……
桂林。游人哀叹：“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置桂林为郡，南朝梁为桂州治，明洪武初年改设桂林府，素为岭南与长江流域联系的要冲之地，偏西南一隅的文化中心和兵家必争之重镇。历代文人骚客多由中原腹地越黄河、长江而南下寻踪，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岩溶地貌：石山秀丽，直立成峰；流水冷澈，清明见底；山山有洞，无洞不奇……宋代的范成大于是说：“桂州之山宜为天下第一。”从此奠定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说。
桂林的山不高，一般在50米左右，平地拔起，没有庞大且伸延平伏的基座，直立上指，形成柱状，十分近似人体的造型。与险峻的黄山、雄奇的庐山、耸拔的泰山相比，它们有仙态的神秘，而桂林的山则有人态的亲切。漓江江面平静、澄澈，水不扬波，显示出一种女性的温顺、平和。因此，桂林山水和树木、居民、小路、渔舟一起，组成了一幅悠然恬静的、牧歌式的、千古不衰的田园风光。
今天，桂林的恬静在哪里？
芦笛岩一天最多时要接纳一万多游人，实在无法分批导游，游人们一窝蜂挤进洞内，摩肩接踵，推推搡搡，如同乡下人在赶大集。
叠彩山、袱波山、独秀峰常常出现登山道堵塞，下面的游人上不去，上面的游人下不来，大家只能大眼盯小眼地发傻。漓江上的游船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充满野趣的竹筏轻盈、长篙点水了，一律换上了涂抹着五颜六色如盛装妇人的游轮，游江时前船接后船，一片隆隆马达声，其情状哪像在游江，倒像是一支正驰向海湾地区的威武的特混舰队……夸张一点说，如果再增添上百把条游轮，根本就用不着开航了，游人们干脆径直依次从一只只船上走过去游漓江算了……游轮驶抵阳朔码头，游人款步登岸，突然，会围拢前来一大堆赤脚顽童，手上捧着身上挂着琳琅满目的各色纪念物，拦住游人，高声吆喝着叫卖；倘若恰好遇上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籍游客，顽童们一声口哨，马上前堵后追，小嘴里不断发出一串蹩脚的英语单词，发誓非要让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港币或外汇券不可，真是令人扫兴。
今天，桂林的牧歌在哪里？
桂林市作为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市政总体规划是经过全国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反复论证研讨方才制定的。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桂林不宜盖高层建筑。现在却是高层热席卷桂林！这是势所必然，现在年均接待400多万游客，城市已经超负荷运转了。据预测，年均接待游客量很快将上升到国际游客100万人次、国内游客500万至1000万人次。社会实际生活永远比任何高明的理论都显得强劲有力。于是乎，宾馆、饭店、酒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又一个个“欲与天公试比高”，最高的已达二十多层，拔地高天，蔚为壮观。如果你有幸登上这些高楼，推窗凭栏眺望：目光扫过高低错落的楼群，闻名遐迩的老人山、玉姑山、书童山、美女照镜、童子拜观音、七仙女下凡……统统成了形容委琐的侏儒，那些美好如诗的联想，那些羽化登仙的意境，顿时被戳了个斗大的窟窿；再将目光巡睃一圈，昔日烟雨笼罩、“青罗带绕千山梦”的漓江，被一幢幢灰蒙蒙的摩天大楼所遮蔽、所阻隔，一时间，恍如来到了纽约或香港，天然褪尽，旧貌换新颜，繁华是繁华矣……照此下去，即使把桂林市32平方公里面积上的30多万人口全部迁往城外住，市内也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宾馆、饭店、酒楼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设施一一道路、停车场、市政、商业服务……等的容量了。
难怪有的游客说：“桂林不可不来，桂林不可再来。”桂林山水再难甲天下！
桂林面临严唆的挑战！
在中国，只要你睁开眼，随处可见到成堆结团的人流。这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兮兮”的命题：世界上很少有几个民族像中国这样，自古以来便讳谈一个“性”字，甚于到了谈“性”色变的地步；然而，活生生的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又确确实实表现了中国人相当高涨的繁殖兴趣与繁殖能力。这是一对十分深刻、十分复杂、十分机智的矛盾，它的诙谐，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包容万象，得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穷其终生去探究!
三 人口辐射负效应：巨大的“分母”与窘迫的“商”
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主张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老袓宗的这一训诫世世代代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越千年而不衰。
无独有偶。1952年，代表党中央发布声音的《人民日报》，也曾堂而皇之地刊发过一篇令国人闻之丧胆的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
1958年，“六亿神州”门诛笔伐声讨马寅初的同时，报纸反复昭告人们的是：“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六亿人口不多，十亿人口也不怕”……据说，自有一个不可置疑的理论依据作为坚不可摧的后盾：“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其结果是，错批一人可纠，误增三亿难消。马寅初老先生在微笑中度过他的百岁高寿之后，已安然仙逝而去。今天，留给我们国家的，是一个11亿人口的巨大的“分母”。
人口一语，意即“人数”。中国人绝顶聪明，显然早已悟彻其中真谛，汉语谓之曰：“人口”，一人一口。口之功能有二：一吃饭，二说话。11亿人口就有11亿张嘴，加在一起张开时约有七百亩大，要吃要喝，须臾不可或缺。吃不饱或吃不好，就要啼哭，就要骂娘，就要拍桌子拍板凳，可谓人言汹汹是也！
于是，国人的吃饭、穿衣、住房、教育、医疗、生态、人均国民收入统统的被”亿人口这一巨大无比的“分母”一除，所得的“商”令我们狼狈、尴尬、窘迫。
于是，我们不得不异常严肃地面对和探究这一人口辐射的负效应。
1教育——记者招待会上一次耐人寻味的算帐
1989年3月24日下午3时，我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议厅由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偕同他的助手何东昌、朱开轩副主任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是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例行的有关教育专题的新闻发布会。
恰巧在此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时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
邓小平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为之震动，眼下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也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了。三百多名中外记者提着各式各样的摄像机、播话器和录音机，早早赶赴会场抢占有利座位，后来者只好悻悻然地被挤靠到后排座席边上去了。
宽敞的会议厅一下变得人头攒动，招待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而又隐含着一丝紧张。记者们争相举手，连珠炮般提问，无外乎教育投入少、教师待遇低、学生厌学、中小学危房、学校弃教经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风潮等等老生常谈的话题。
当今中国，从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再到校长、教师、学生直至平头百姓、老叟妇幼，大致上都通晓了这样一个大道理：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中华要腾飞，经济要振兴，关键是科技和人才；人才从哪里来？来自教育发达；重视和发展教育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当今中国，却又确确实实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得不能再严峻的现实：全国中小学尚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同时现有校舍中还存有4500万平方米的危房，广大农村学校仍然在为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的美妙理想而引颈企盼。全国现有文盲2.5亿人，每年还以200万新文盲的人潮加入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其中农民文盲数占全国总文盲数的90“以上；按国家教委要求标准配齐了教学仪器设备的中小学还不足10%；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全国360万民办教师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理论上反复阐述的太阳底下最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其实并不令人羡慕，据粗略统计，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仅三年时间全国流失的在职中小学教师和未到岗的各类师范毕业生多达30多万人……
于是，座谈会，演讲会，时不时有君子、贤能们震聋发聩的疾呼；报纸上，刊物上，也断不了刊载关乎教育兴衰的各种宏论……国人皆优心，忡忡复忡忡！
李铁映心中明白得很哩，今天下午他所扮演的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招惹是非的角色。但他身为国家教委主任，他不扮演又让谁来扮演呢？
公正地说，李铁映还算是基本上稳住了阵脚。面对“问题”密雨般的袭击，他端坐台上，始终面含微笑，不卑不亢，应答裕如。他反复地不厌其详地向记者们申述的一点是：中国教育基础薄弱，教育摊子大，欠债太多，但党和政府一直是高度重视教育的，这具体表现为在国家财政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是竭尽全力以保证教育逐年的投入都有所增加。接着，他报出一大串不容怀疑的数字，作为论证他理论的依据：1986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6.4%；1987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94%；1988年教育经费比上年增长15%；三年平均增长率为11.785。
此时，坐在记者席第一排中间位置上的我，越听越感到迷惘不解。虽说我国的教育经费年年有增加，但前不久我翻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统计年表时，发现的是一个令我既羞愧又痛苦的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年人均教育经费为11.2美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而名列倒数第一的国家竟是炮火纷飞已多年的柬埔寨。
我犹豫再犹豫，权衡再权衡，最后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嚯”地站了起来，一口气向李铁映主任提出了这个令记者们颇感兴趣、又令主持人颇感难堪的问题。
我发觉，台上的李铁映初闻略微一震，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的问题刚提毕，只见李铁映又面带笑容地答道：“我们大家可以当场算一笔帐嘛!去年整个国家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是323亿元，加上各类社会集资101亿元，总计#育投入达424亿元。”稍停，他又顺手拿起铅笔，在白色便笺上刷刷地计算起来：“424亿元，除以10亿多人口，人均41元4角4分，再除以3.74，折合成美金11.2元。”
大家愕然！
何东昌紧接着补充道：“我国目前有在校生2.2亿人，大家一分摊，人均不足200元，其中大学生人均2300元，中学生人均140元，小学生人均60元……”
皆因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分母”！
一方面人口在急骤增长；另一方面，物价也在急骤增长。如果我们再扣除1988年同期物价上涨指数18.2%，那么，我们实际得到的却是教育投入的负增长了……
2住宅——曲“僧多粥少”的咏叹调
我将要前去采访的对象，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新闻工作者。
他的工作令人仰慕，而且颇带几分“神秘和传奇色。每日清晨，当绚丽的朝霞在东方天际涌动，一轮红日徐徐喷薄而出，大地开始了勃勃生机的一天。此刻，公园里刚刚打完一轮太极拳而款款散步的老者、脚蹬自行车穿街走巷匆匆上班去的青年、围在灶台边精心准备着一家人早餐的主妇、沏上一杯热茶刚落坐在客厅沙发上肩负重任的领导……或纷纷旋开收音机开关，或忙不迭地将耳塞塞入耳朵，都屏声静气地捕捉那飞过千山越过万水的恢宏电波一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例行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
他的工作，早班与晚班每四个月一轮换。如遇上早班，凌晨2点45分得起床，匆匆梳洗，随后骑着自行车穿过拥挤而又宁静的广播电影电视部的生活区，也无暇顾盼路边沾满滢滢露珠的花草，必须在三点准时到达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粗粗浏览一遍本台采访部有什么稿子、新华通讯社的发稿目录，还有首都各报的大体版面及地方报纸头天晚上电传过来的主要内容，半个小时内，他对这一万字左右的要闻有了取舍的初步判断。三点半，编辑们上班了，他和组长、编辑们一起再过滤一遍要闻，正式确定了今日节目的内容，然后交由编辑们编好，编完后再呈他审定。半小时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能容纳6000至6500字，多数在30条至40条消息之间，这是在九派连云的中国、风涛迭起的世界上，沙里淘金般筛选出来的新闻消息。他手中握着的笔犹如那开启窗门的铁栓，而亿万听众正是通过这扇窗口去纵览国内外云诡波谲的风云一一他不能不寻思再寻思：有没有精华被遗漏了？他不能不斟酌又斟酌，有没有哪怕是一星点不宜播出的内容糁杂其中。尔后是将审定稿送录音室录音。尔后是将录音带送往播音室。6点30分，男女播音员优雅的声音准时涌进了共和国千千万万个窗棂~它是十亿中国人民必不可少的一顿政治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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